纵观古今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历程,概述民族关系对中国历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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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民族是一个人口规模庞大、发展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和内部发展差异较大的民族群体。在这一民族群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曾以封建政治制度的完善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进性和农耕文化的发达而深刻地影响了周边民族，与此同时，汉民族的发展也受到周边少数民族社会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正是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长期互动，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社会基础和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基础。

一、周边少数民族人口不断融入与汉民族人口规模的扩大

汉民族以华夏人们集团形成为起点，历经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铸就发展基础，而秦汉封建国家的形成，特别是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统一度量衡等策略的实施，大大推进了汉族的整合，为汉民族人们共同体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此后，一次又一次的民族冲突、迁徙、融合，使周边少数民族人口不断融入汉民族。

古代人口研究的成果表明，汉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大量吸纳了周边民族人口，周边民族人口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和途径纳入汉民族发展大流并历经岁月的磨合融入汉民族人们共同体。

秦汉之后，周边民族人口由于融入汉民族的时代不同，方式、规模、融入方向上都有一定的差别，这些人口犹如新鲜血液，为汉民族发展带来活力。首先，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入在汉民族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影响深远，历史上曾声名显赫的匈奴、鲜卑、乌桓、柔然等渐次融入汉民族人们共同体。汉族融合北方游牧民族的过程说明，一定的历史时期，汉族与周边民族间人口的融合实际上是双向，不仅是周边民族被融入汉民族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汉族人口融入周边民族，经历长期互动后，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少数民族最终融入汉民族。汉民族对于百越、蛮、夷等民族的融合则主要通过设县置郡等方式得以实现。

总之，难以计数的少数民族人口由于战争、迁移、避灾祸或与汉族人口的长期接触逐步融入了汉民族群体，大大加快了汉民族人口的增长速度，而且丰富了汉民族人口来源。少数民族人口大量融入，不仅对汉民族人口质量和规模有着重要影响，由于相当多的少数民族上层和精英分子的融入，对推动汉民族文化与制度的发展作用十分显著。

二、周边少数民族不断融入对汉民族文化丰富性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发展进程中，封闭和缺少吸纳力便不太可能创造出丰富、多样、具有持久性的文化。而汉民族文化的丰富性、持久性在相当程度上与汉民族发展进程中对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精华的吸纳历史过程相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汉民族正是通过不断融入周边民族文化因素，吸收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和成果，并在调整自身与周边民族关系中拓展了自身文化的丰富性，正是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使得汉民族文化具有穿越数千年的活力。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语言文字的统一对民族集团的整合和凝聚有着特殊重要作用，特别是对于象汉族这样一个具有庞大人口规模的人们共同体来说其意义更为重要。汉语言的形成过程中，民族的融合的影响十分显著，正是由于各民族融合的不断产生，才有了各不同民族语言的互渗、换用和复杂的混合。如果说汉字系统是推动汉民族整合的重要工具，那么统一的汉字条件下各具特色的方言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域、人口来源的极大影响，换言之，大量的方言应当属于汉民族语言与特定地域少数民族语言融合的产物，而方言的丰富性也直接影响了汉语文字系统的发展。此外，各不同少数民族在语汇、语音、语法等多方面影响了汉语的丰富和发展。

衣食住行是每一个民族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民族衣食住行受到周边少数民族的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广泛存在于汉民族衣服的面料、款式、食品的种类、食用方法以及汉民族居住的行为等方面。从衣着来说，众所周知的“胡服骑射”，以及不胜枚举的唐时衣饰。在制衣的面料方面，随着植棉技术和棉纺技术从周边民族传入并在汉族地区的发展，到元、明时开始广泛穿着和使用棉布衣料。在日常饮食方面，汉族不仅从北方游牧民族那里学会了多种食用牛羊等大畜肉食的方法，还从西域各族那里学会食用“胡饭”、“胡饼”、“胡椒酒”、“胡羹”、“胡麻羹”等。此外，少数民族在历法、文化艺术等方面都给汉族以强烈的影响，可以说正是周边少数民族的不断融入，使各民族智慧的结晶得到发扬光大并融入汉民族文化之中，使汉民族文化发展得如此丰富多彩并具有无尽的活力。

三、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长期互动提升汉民族社会吸纳力

有道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长期互动，无论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战争、压迫，还是民间人士为讨生活而进行的迁移或流徙，都使汉族与周边民族结成不同层级或深度的关系。汉民族在长期处理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过程中，通过知识、智慧、策略、制度等，达成在战争中求得和平，在冲突中求得和解，在合作中求得发展的历史成就，从而十分有效地吸收、容纳并消解了周边民族对其发展进程的影响，铸就了自身对周边民族影响的吸纳能力，可以说，汉民族社会的吸纳力成就了其辉煌和持久的发展。

当然，汉民族社会的吸纳力并非一朝形成，这种能力是历经数千年时间，通过不断有效处理自身与周边民族关系而获得。秦汉之后，特别是经过五代十国时期的历炼，汉民族社会的吸纳力达到一个顶峰，经历了全唐盛世则得以进一步提升，以至于在元、清，当游牧民族一统天下时，汉民族虽然是被统治民族，其仍可对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直接的、重要的影响。形成这一历史状况的原因除了与游牧社会或山地农业相较，中原汉民族农业社会特有的技术先进、方法优长、财富积累和制度先进等特点外，更重要的是汉民族所持有的文化是此前各个历史时期各民族文化的结晶，正是这一结晶使得汉民族获得吸纳力，而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强化了汉民族社会的吸纳力，使各民族通过包容多样、相互吸收达成共处共生关系。

汉民族社会的吸纳力表现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语言上来说，汉字书写系统不仅对汉民族集团本身的整合产生了重要影响，还深刻地影响了周边民族社会文化的发展，影响范围之广度、程度之深不得不令今人叹服，这种影响所及除今天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外，遍及东亚各国，我们今日邻国历史上大多受到汉字、汉文化的深刻影响；从政治制度上来说，汉民族社会除了发展出一套管理不断整合着的汉民族社会的制度体系，还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过程中发展了一套调整民族关系的制度体系，无论是官员的设置还是机构的设置都有效地协调整了汉民族社会与周边民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如和亲、互市、朝贡、行政设置等，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扩展了汉族与周边民族交往程度与深度，促成汉民族社会与周边少数民族社会关系调整制度水平的提高；从经济发展上来说，秦汉以后各朝虽然都有兴衰治乱的变迁，但是周边少数民族社会同样也经历着这样的历史进程，与周边少数民族相较，汉民族社会有更为发达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使其有能力供给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由此对周边民族也产生了极大的吸纳力；汉族庞大的人口规模使之有足够社会空间消解来自于周边少数民族各种各样的冲击，从而进一步吸纳各民族发展成果并获得自身发展的力量，扩展其吸纳能力。

汉民族在人口规模、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多个层面表现出极大的吸纳能力，这些能力的生成、发展和增强都与各不同历史时期与周边民族的全面互动和民族融合相关。

总之，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说，汉民族人口规模扩大、人口素质提高的外部力量来自于周边少数民族；汉民族文化的活力和丰富性来自于少数民族；汉民族群体巨大包容性形成源于与少数民族社会的长期互动。正是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密切的历史文化关系，奠定了今日中国各民族关系的历史基础，也奠定了汉民族现代发展中的无限活力，成为当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了重要历史和现实条件。

中国传统史书主要有：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国别体。

纪传体：纪传体史书创始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它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用“本纪”叙述帝王；用“世家”记叙王侯封国和特殊人物；用“表”统系年代、世系及人物；用“书”或“志”记载典章制度；用“列传”记人物、民族及外国。历代修正史都以此为典范。又如《汉书》。有个别的正史没有书或者志，比如《三国志》

编年体：编年体史书按年、月、日顺序编写，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以编年体记录历史的方式最早起源于中国。如《左传》、《资治通鉴》等都属于这一类。《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纪事本末体：创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这种体裁的特点是以历史事件为纲，重要史事分别列目，独立成篇，各篇又按年、月、日顺序编写。现有九部纪事本末体的古籍。

国别体：国别体史书创始于《国语》。国别体史书是一部分国记事的历史散文。分载多国历史。如《战国策》都属于这一类。

扩展资料：

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

学习历史能使我们更好了解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将往哪里去。马克思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历史学。

中国是世界上惟一有几千年不间断历史记录的国家。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记录了中华民族在创造历史中积累的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了她的昨天，才能知道她从哪里来、将往哪里去。

学习历史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

历史是前人的实践和智慧之书。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坚持不懈的创业史和发展史，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包含着许多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的思考。

今天的中国是从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遇到的许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影子。只有认真学习总结中国历史，才能充分运用中华民族5000多年积累的伟大智慧来化解前进道路上遇到的问题与挑战。

学习历史能够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国人有骨气、有底气。作为世界上惟一历史记载不曾间断的文明古国，5000多年文明史是中国人骨气和底气的精神源泉。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内生力量。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通过学习了解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传承祖先的成就与光荣，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使我们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更好地服务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

——史书

人民网——中国***新闻>>党建>>在学习历史中更好走向未来

中华民族是一个政治概念及国族概念,最早由梁启超提出,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建立国族的重要概念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梁启超、孙中山等先贤的话语中,渐渐出现了“中华民族”的概念,经由最初的强调满汉之辨和排满,到梁启超的主张“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再到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终于使“中华民族”的概念成为我国56个民族所组成的共同体的代称

　　但是,这一概念真正深入人心还要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才最后完成（有学者指出这是因为三点原因导致：

　　1、大规模抗战使大多数中国人有了共同的历史命运与集体记忆；

　　2、国共联合与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使中华民族主义深入人心；

　　3、战争造成的人员迁徙打破了原来的地域隔绝）抗战的胜利和台湾的光复祖国,标志着中华民族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终于完成了由衰到兴的历史性转折

　　中华民族的概念从提出到不断的引申和发展,在现在文辞用语中已不再是单一的中国各民族的代称,而是一个与中国的国家、民族、地域、历史紧密相连的整体的代称比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提到的“中华民族”就是这个概念,而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的“中华民族”也是这样一个概念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一辞已成为民族精神、民族情感的凝聚和象征从感性意义上来讲,应该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等词语的引申和发展,具有广泛的涵盖意义同时,现代概念上的中华民族,也是广义上的中国的一个代称

1、《中庸》

《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

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马其昶《中庸谊诂》和胡怀琛《中庸浅说》等。

2、《春秋》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2019年2月报道，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专家释读后发现包括《春秋》在内的儒家经典及其训传。

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

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4、《史记》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5、《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

《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古代文史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