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饮茶风气鼎盛，是中国古代茶文化又一个兴盛期的开始，下面是我精心为你整理的明代茶文化的发展特点，一起来看看。

明代茶文化的发展特点

　一是形成饮茶方法史上一次重大变革。历史上正式以国家法令形式，废除团饼茶的是明太祖朱元璋。他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九月十六日下诏：“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从此向皇室进贡的只要芽叶形的蒸青散茶。皇室提倡饮用散茶，民间自然蔚然成风，并且将煎煮法改为随冲泡随饮用的冲泡法，这是饮茶方法上的一次革新，从此改变了我国千古相沿成习的饮茶法。这种冲泡法，对于茶叶加工技术的进步，如改进蒸青技术、产生炒青技术等，以及花茶、乌龙茶、红茶等茶类的兴起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泡茶简便、茶类众多烹点茶叶成为人们一大嗜好，饮茶之风更为普及。

　二是形成紫砂茶具的发展高峰。紫砂茶具始于宋代，到了明代，由于横贯各文化领域溯流的影响，文化人的积极参与和倡导、紫砂制造业水平提高和即时冲泡的散茶流行等多种原因，逐渐走上了繁荣之路。宜兴紫砂茶具的制作，相传始于明代正德年间，当时宜兴东南有座金沙寺，寺中有位被尊为金沙僧的和尚，平生嗜茶，他选取当地产的紫砂细砂，用手捏成圆坯，安上盖、柄、嘴，经窑中焙烧，制成了中国最早的紫砂壶。此后，有个叫龚(供)春的家僮跟随主人到金沙寺侍卖，他巧仿老僧，学会了制壶技艺，所制壶被后人称为“供春壶”，视为珍品，有“供春之壶，胜如白玉”之说。供春也被称为紫砂壶真正意义上的鼻祖，第一位制壶大师。到明万历年间，出现了董翰、赵梁、元畅、时朋“四家”，后又出现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三大壶中妙手”。当时有许多篇名文人都在宜兴定制紫砂壶，还题刻诗画在壶上，他们的文化品味精和艺术鉴赏也直接左右着制壶匠们，如著名书画家董其昌、著名文学家赵宦光等，都在宜兴定制且题刻过。

　明代人崇尚紫砂壶几近狂热的程度“今吴中较茶者，必言宜兴瓷”(周容《宜瓷壶记》)，“一壶重不数两，价值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周高起《阳羡茗壶系》)，可见明人对紫砂壶的喜爱之深。

　三是为茶著书立说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中国是最早为茶著书立说的国家，明代达到又一个兴盛期，而且形成鲜明特色。明太祖朱元璋第17子朱权于1440年前后编写《茶谱》一书，对饮茶之人、饮茶之环境、饮茶之方法、饮茶之礼仪等作了详细的介绍。陆树声在《茶寮记》中，提倡于小园之中，设立茶室，有茶灶、茶护，窗明几净，颇有远俗雅意，强调的是自然和谐美。张源《茶录》中说：“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这句话简明扼要地阐明了茶道真谛。明代茶书对茶文化的各个方面加以整理、阐述和开发，创造性和突出贡献在于全面展示明代茶业、茶政空前发展和中国茶文化继往开来的崭新局面，其成果一直影响至今。明代在茶文化艺术方而的成就也较大，除了茶片、茶画外，还产生众多的茶歌、茶戏，有几首反映茶农疾苦、讥讽时政的茶诗，历史价值颇高，如高启的《采茶词》等。

明代茶文化的发展方式

　品饮艺术

　明清时期品茶方式的更新和发展，突出表现在饮茶艺术性的追求。明代兴起的饮茶冲瀹法，是基于散茶的兴起，散茶容易冲泡，冲饮方便，而且芽叶完整，大大增强了饮茶时的观赏效果。明代人在饮茶中，已经有意识地追求一种自然美和环境美。明人饮茶艺术性，还表现在追求饮茶环境美，这种环境包括饮茶者的人数和自然环境。当时对饮茶的人数有"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之说，对于自然环境，则最好在清静的山林、俭朴的柴房、清溪、松涛，无喧闹嘈杂之声。

　器具之美

　明代散茶的兴起，引起冲泡法的改变，原来唐宋模式的茶具也不再适且了。茶壶被更广泛地应用于百姓茶饮生活中，茶盏也由黑釉瓷变成了白瓷和青花瓷，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衬托茶的色彩。除白瓷和青瓷外，明代最为突出的茶具是宜兴的紫砂壶。紫砂茶具不仅因为瀹饮法而兴盛，其形制和材质，更迎合了当时社会所追求的平淡、端庄、质朴、自然、温厚、闲雅等的精神需要。紫砂壶的制造出现了许多名家，如时大彬、陈远鸣等，并形成了一定的流派，最终形成了一门独立的艺术。因而说，紫砂艺术的兴起，也是明代茶叶文化的一个丰硕果实。

　清代以来，在我国南方的广东、福建等地盛行工夫茶，工夫茶的兴盛也带动了专门的饮茶器具。如铫，是煎水用的水壶，以粤东白泥铫为主，小口瓮腹;茶炉，由细白泥制成，截筒形，高一尺二、三寸;茶壶，以紫砂陶为佳，其形圆体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以受水半斤，茶盏、茶盘多为青花瓷或白瓷，茶盏小如核桃，薄如蛋壳，甚为精美。

　茶馆普及

　明清之际，特别是清代，中国的茶馆作为一种平民式的饮茶场所，如雨后春笋，发展很迅速。清代是我国茶馆的鼎盛时期。据记载，就北京有名的茶馆已达30多座，清末，上海更多，达到66家。在乡镇茶馆的发达也不亚于大城市，如江苏、浙江一带，有的全镇居民只有数千家，而茶馆可以达到百余家之多。

　茶馆是中国茶文化中的一个很引人注目的内容，清代茶馆的经营和功能特色有以下几种:饮茶场所，点心饮食兼饮茶，听书场所。除了上面几种情况外，茶馆有时还兼赌博场所，尤其是江南集镇上，这种现象很多。再者，茶馆有时也充当"纠纷裁判场所"。"吃讲茶"，邻里乡间发生了各种纠纷后，双方常常邀上主持公道的长者或中间人，至茶馆去评理以求圆满解决。如调解不成，也会有碗盏横飞，大打出手的时候，茶馆也会因此而面目全非。

明朝对西藏僧俗首领采取了定期、定员、定道、定制的进京朝贡模式。明朝规定“国师以下不许贡”，乌思藏贡使必须由雅州入的规定。1609年四月，因“番人混冒，方物滥恶，所奉敕书洗补可疑，而通使岁诱为奸”，明朝革除了乌思藏大乘法王、大宝法王、护教王、长河西、董卜韩胡等八番的入贡资格，只许阐教王、辅教王入贡。

在1465年以前，西藏僧俗首领来京朝贡没有严格的限定，大致是一岁一贡，或两岁一贡。如《明会典》记载：“西番，古吐蕃地。元时为郡县，洪武初因其旧职。于是乌思藏有阐教王、阐化王、辅教王、赞善王统化番民，又有护教王、大乘法王、大宝法王凡七王，俱赐银印，令必岁或间岁朝贡。”《明史·西域传》亦记载：“初，入贡无定期，自永乐迄正统，或间岁一来，或一岁再至。”

由于明朝对来贡的藏族首领不仅在政治上给予优遇，经济上也回赐丰厚的赏物，由藏地进京朝贡的使臣越来越多，沿途地方不堪重负。同时有假冒滥充的朝贡者。1440年八月，明廷下了第一道免番僧进京朝贡的赦谕。于1442年第一次发现有假冒贡使的现象。

为了整饬朝贡制度，明宪宗即位后，于1465年规定乌思藏番僧三年一贡，并下发一道敕谕给帕竹第悉阐化王，曰：“尔父祖以来，世修职贡。洪武年间，三年一贡，来朝不过三、四十人，往来道途亦守礼法。近年以来，增加渐多，络绎不绝，恃朝廷柔远之意，所至骚扰。察其所以，多有四川等处不逞之途，买求印信，冒作番僧，贪图财利，坏尔声名。尔居遐僻，何由得知？兹特敕谕尔，今后仍照洪武旧例，三年一贡，自成化三年为始。所遣之人必须本类，不许过多。所给文书，钤以王印，其余国师、禅师等印，皆不许行。惟袭替谢恩者不在三年之限。仍戒来人，毋得夹带投托之人。朝廷已敕经过关隘官司盘诘辨验，如有伪冒，就便拿问。如此，则事有定规，人无冒滥，庶不失尔敬事朝廷之意。

1466年，明朝对朵甘亦规定“如乌思藏例，三年一贡”。1470年四月，明朝再对朝贡人数进行规定，“（乌思藏）每王遣使百人，多不过百五十人，有四川路入，国师以下不许贡”。

西藏进京朝贡人数越来越多，“宣德、正统间，番僧入贡，不过三四十人。天顺间遂至二三千人。到成化年间，仅阐化王所遣的贡使一次就多达四百六十多人。1499年，“长河西及乌思藏一时并贡，使者至二千八百人”。 “输马作赋”这一制度肇始于1383年。该年正月，明太祖敕谕松州指挥佥事耿忠，“西番之民归服已久，而未尝责其贡赋，闻其地多马，宜计其地之多寡以出赋，如三千户则三户共岀马一匹，四千户则四户共岀马一匹，定为土赋，庶使其知尊君守上奉朝廷之礼也。”月，耿忠回报：“臣所辖松潘等处安抚各族长官司，宜以其户口之数，量其民力，岁令纳马置驿，而籍其民充驿夫，以供徭役。”1392年五月，尚膳太监而聂等至河州召必里等族输马，“诸族皆感恩意，争出马以献”，得马340余匹，这是有记录的首次征差发马。同年八月，西宁卫土酋亦令真奔进言，“诸番族皆野居散聚，射猎为食，请岁输马二百匹为常赋。”皇帝表示应准。

1393年二月，明朝为各藏族部落“特制金铜信符，族颁一符。遇有使者征发，比对相合，始许承命。否者，械至京师，罪之。”“又制金铜信符，命曹国公李景隆赍入番，与诸番要约，篆文上曰：‘皇帝圣旨’，左曰‘和当差发’，右曰‘不信者斩’。”

依金铜信符制，明朝三年一次下征发马，该制度用以完善、强化“以马充赋”的赋税制度。至1449年，金牌制停止使用，改派行人视察茶政。1488年，再罢行人巡茶，改由御史视察。1497年，经都御史杨一清奏请，金牌制度再次恢复，但此时民间私贩盛行，官方交还已经不能和明初等量齐观。 ●茶马司：秦州、河州、西宁、洮州、甘州、雅州、碉门、永宁（后废）

●四大茶仓：成都、重庆、保宁、播州

●差运司：巩昌府（骆驼巷、梢子堡、高桥）、临洮府（伏羌、宁远）

●批验茶运司：褒城茶厂、紫阳茶厂

●安多地区盛产马匹，明朝就此先后在当地设置五个茶马司，如：

●秦州茶马司，1372年二月置，1397年四月迁至西宁。

●河州茶马司，1372年置。洮州茶马司，1379年置，1382年罢，由秦州茶马司兼治。

●甘州茶马司，洪武年间置，1443年罢，1561年复置。

●西宁茶马司，1397年置。永宁茶马司，1383年置，1386年罢。

●雅州茶马司，1376年置。碉门茶马司，1386年置。

明初官制，茶马司有大使一人，秩正九品，副使一人，秩从九品。洪武中期，升其秩为正六、正七品。

　中国的茶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遗产之一，它使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精神，得到承传和再现。下面是我精心为你整理的茶文化的性质，一起来看看。

茶文化的性质

　1、历史性

　茶文化既然包含作为载体的茶和使用茶的人类因茶而有的各种观念形态两个方面，它就必然具有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的形式与内涵。即围绕茶及利用它的人所产生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习俗的、心理的、行为的现象，均属于茶文化的范畴，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归纳它具有以下四种特性：

　饮茶是人类美好的物质享受与精神陶冶。随着社会的进步，饮茶文化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角落和生活的各方面。在中国历史上，富贵之家，“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唐·张文规诗句)，而贫困家庭则是“粗茶淡饭”的日子，但都离不开茶。

　“人生在世，一日三餐茶饭”是不可省的，即便是祭天祀地拜祖宗，也得奉上“三茶六酒”，把茶提到与饭等同的位置。人不可无食，也需要有茶。因此，在人类发展史上，无论是王宫显贵，还是三教九流，都以茶为上品，虽然饮茶方式和品位的不同，对茶的推崇和需求却是一致的。唐代，随着茶业的发展，茶已成为社会经济、社会文化中一重要组成部分。

　饮茶遍及大江南北，塞外边疆，而唐文成公主嫁藏，带去饮茶之风，使茶与佛教进一步融合，西藏佛教寺庙出现各种形式茶会;宋代民间饮茶之风大盛，宫廷内外，到处“斗茶”。为此，朝廷重臣蔡襄写了《茶录》以告天下。大宋皇帝徽宗赵佶也乐于茶事，写就《大观茶论》一册。

　皇帝为茶著书立说，这在中外茶文化发展上是绝无仅有的;明代，明太祖为严肃茶政，斩了贩运私茶出塞的爱婿欧阳伦;清代，八旗子弟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以茶馆玩鸟消磨时间。所有这些，道出了茶在皇室贵族中的重要位置。

　而历代文人墨客、社会名流，以及宗教界人士，更是以茶洁身自好。他们烹泉煮茗、吟诗作画，高唱“君子之交淡如水”，对推进茶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至于平民百姓，居家茶饭，不可或缺。即使是粗茶淡饭，茶也是人民生活的必要品。“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2群众性

　茶文化是一种范围广泛的文化，它雅俗共赏，各得其所。茶文化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茶的最初发现，传说是“神农尝百草”始知茶有解毒功能和治病作用。在殷周时，茶已成为贡品;秦汉时，茶的种植、贸易、饮用已逐渐扩展开来;魏晋南北朝，出现了许多以茶为“精神”的文化现象;盛唐茶已成了“不问道俗，投钱取饮”之物。

　由于唐代物质生活的相对丰富，才使人们有条件以茶为本体，去追求更多的精神享受和营造美的生活。随着茶物质文化的发展，使茶的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向着广度延伸和深度发展，逐渐形成了固有的道德和民风民情，成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爱茶文人的加工，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与茶相关的文学艺术作品。所以说，茶文化是一物牵动众心，这是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3民族性

　据史料记载，茶文化始于中国古代的巴蜀族人，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汉族茶文化为主体的茶文化，并由此传播扩展。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历史文化个性，并通过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特有生活、心理、习惯加以表现出来，这就是茶文化的民族性。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56个民族都有自己多彩多姿的茶俗，蒙古族的奶茶、维吾尔族的奶茶和香茶、苗族和侗族的油茶、佤族的盐茶，主要追求的是用茶作食，茶食相融;土家族打油茶、纳西族的“龙虎斗”，主要追求的是强身健体，以茶养生;白族的三道茶、苗族的三宴茶，主要追求的是借茶喻世，寓意为人做事的哲理;傣族的竹筒香茶、僳族的雷响茶、回族的罐罐茶主要追求的是精神享受和饮茶情趣;藏族的酥油茶、布朗族的酸茶、鄂温克族的奶茶，主要追求的是以茶为饮，意在示礼联谊。

　尽管各民族的茶俗有所不同，但按照中国的习惯，凡有客人进门，不管你要否饮茶，主人敬茶是少不了的，不敬茶往往认为是不礼貌的。再从世界范围看，各国的茶艺、茶道、茶礼、茶俗，既有民族性，又有统一性，所以说茶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4区域性

　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中国地广人多，由于受历史文化、生活环境、社会风情的影响，造就了中国茶文化的区域性。如在饮茶过程中，以烹茶方法而论，有煮茶、点茶和泡茶之分;以饮茶方法而论，有品茶、喝茶和吃茶之别;以用茶目的而论，又有生理需要、传情联谊和生活追求之说：再如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饮茶的基本方法是直接用开水冲泡茶叶，无需在茶中加入糖、薄荷、柠檬、牛奶、葱姜等作料，推崇的是清饮。

　对茶叶品种的需求，在一定区域内，也是相对一致的。如南方人喜欢饮绿茶，北方人崇尚花茶，福建、广东、台湾人欣赏乌龙茶，西南一带推崇普洱茶，边疆兄弟民族爱喝再加工的砖茶等等。就世界范围而言，东方人时尚的多为清饮茶;欧美及大洋洲国家人们钟情的是加有奶、糖的红茶;西非和北非的人们最爱喝的是加有薄荷或柠檬的绿茶。这就是茶文化区域性的反映。

茶文化社会功能

　茶文化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发扬传统美德、展示文化艺术 、修身养性、陶冶情操、促进民族团结、表现社会进步和发展经济贸 易等。传统美德是经过几千年积淀下来的被历代人们所推崇的美好道德 ，是民族精神和社会风尚的体现。茶文化具有的传统主要有热爱祖国 、无私奉献、坚韧不拔、谦虚礼貌、勤奋节俭和相敬互让等。吴觉农先生和湖南刘先和，为茶叶事业鞠躬尽瘁，既是爱国主义者，又是当代茶人杰出代表。

　陆羽《茶经》，是古代茶人勤奋读书、刻苦学习、 潜心求索、百折不挠精神的结晶。以茶待客、以茶代酒，“清茶一杯 也醉人”就是中华民族珍惜劳动成果、勤奋节险的真实反映。以茶字当头排列茶文化的社会功能有“以茶思源、以茶待客、以茶会友、以茶联谊、以茶廉政、以茶育人、以茶代酒、以茶健身、以茶入诗、以茶入艺、以茶入画、以茶起舞、以茶歌呤、以茶兴文、以茶作礼、以茶兴农、以茶促贸和以茶致富。茶是中国的骄傲、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豪。饮茶可以思源。世界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将中国茶叶作为中国四大发明(火药、 造纸、指南针和印刷术)之后，对人类的第五个重大贡献。唐代陆羽 《茶经》是世界第一部茶书。中国茶文化对世界影响功能显著。以茶会友是茶文化最广泛的社会功能之一。

　今天所处的市场经济 ，竞争激烈，优胜劣汰，讲利益、讲效益。但人情较为冷漠，人际关 系趋于淡漠。通过茶楼、茶艺馆品茗或茶艺，朋友聚在一起，互通信息，交流感情，增进了解，沟通友谊。朋友相聚在旧式茶馆里，随意 说笑，回忆人生，重新享受到生命的乐趣。古代就有“寒夜客来茶当酒”之说，以茶代酒体现传统美德，符合今天中央倡导的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规定要求。以茶育人是新时期茶文化孕育出来的新的社会功能。上海少儿茶艺通过自己动手，学习茶科学，弘扬传统优秀文化，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在敬茶中，展现出对长辈的尊敬，对父母的孝敬，对同学的敬意。

茶叶，在唐以前并无税制，中唐时期，随着茶叶生产发展，茶农一获利，统治阶级赖以自下而上的各种法律、税赋、机构就随之而来，并成为统治阶级巧取豪夺、压迫和剥削茶农，限制茶叶生产发展，掠夺和独揽茶利的一种手段。

一、茶税与茶法

我国茶之征税，始于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中央国库拮据，政府以筹措常平仓本钱为借口，“诏征天下茶税，十取其一”，征税以后，发现税额十分显著，以后就将这一临时措施改为“定制”，与盐、铁并列为主要税种之一，并相继设立“盐茶道”、“盐铁使”等官职，据新旧《唐书》记载，茶于中唐立税以后，税额并不因国库收支的好转而有所减免，反倒根据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而不断增加。到公元804年，茶税每年增加到四十万缗。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年），除正税以外，又增加一种“过境税”，叫“塌地钱”，至宣宗大中六年（852）更通过当时盐铁转运使裴休制订了“茶法”12条，严禁私贩，使茶税斤两不漏。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裴休的税茶法主要内容是：

1、茶商贩送茶叶沿途驿站只收住房费和堆栈费，而不收税金。

2、茶叶不准走私，凡走私三次均在100斤以上和聚众长途贩私，皆处死。

3、茶农（园户）私卖茶叶100斤以上处杖刑，三次即充军。

4、各州县如有私砍茶树，破坏茶业者当地官员要以“纵私盐法”论罪。

5、泸州、寿州、淮南一带税额追加50%。

我国茶叶专卖制度和税法，发展到宋代，更为严厉，并成为发展茶叶生产一大障碍，曾诱发多次茶农起义。据文献记载，宋朝的茶税法，先后改革多次，即所谓“三税法”、“四税法”、“贴射法”、“见钱法”等。这些改革，换汤不换药，都是坚持国家专卖。后又经元、明、清，改“榷茶制”为“茶引制”，直到清咸丰以后，由于当时国际国内茶叶贸易都有了很大发展，才将“茶引制”改为征收厘金税，民间逐步恢复自由经营。所以，茶叶专卖的税制和法律在中国历史上历经千年之久，得利的是政府，而吃亏者总是百姓。 所谓榷茶，即茶的专营专卖。这一政策始于中唐时期，文宗太和九年（835）当时任宰相之王涯奏请榷茶，自兼榷茶使，令民间茶树全部移植于官办茶场，衽统制统销，同时将民间存茶，一律烧毁。此一法令刚一颁布，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王涯十月颁令行榷，十一月就为宦官仇士良在“甘露之变”中所杀。令孤楚继任“榷茶使”，吸取王涯的教训，即停止榷茶，恢复税制。所以，唐代实行榷茶历史不到两个月，真正厉行“榷茶制”的，是从北宋初期开始，首先在东南茶区沿长江设立八个“榨货务”（官府的卖茶站），产茶区设立十三个山场，专职茶叶收购，园户（茶农）除向官府交纳“折税茶”以抵赋税以外，余茶均全部卖给山场，严禁私买私卖。

到了北宋末期“榷茶制”改为“茶引制”。这时官府不直接买卖茶叶，而是由茶商先到“榷货务”交纳“茶引税”（茶叶专卖税），购买“茶引”，凭引到园户处购买定量茶叶，再送到当地官办“合同场”查验，并加封印后，茶商才能按规定数量、时间、地点出售。“茶引”分“长引”和“短引”两种，“长引”准许销往外地限期一年，“短引”则只能在本地销售，有效期为三个月。这种“茶引制”，使茶叶专卖制度更加完善、严密，一直沿用到清乾隆年间，才改“茶引制”为官商合营的“引岸制”。“引岸制”的引，为茶引，“岸”是口岸，指定的销售或易货地点。“引岸制”即为凡商人经营各类茶叶均须纳税请领茶引，并按茶引定额在划定范围内采购茶叶。卖茶也要在指定的地点（口岸）销售和易货，不准任意销往其他地区。“引岸制”的特点是根据各茶区的产量、品种和销区的销量品种，实行产销对口贸易。这样有利于对不同茶类生产、加工实行宏观调控，做到以销定产。 所谓贡茶，即产茶地向皇室进贡专用茶。向朝庭贡奉各种乡奇特产，是封建社会早有的定俗。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巴志》中即有关于中国最早贡茶的记载，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伐纣、西南巴、蜀等国向武王进贡盐、铁、茶、蜜的史实。

到了隋代，炀帝杨广在江都（江苏扬州）得了头痛病，浙江天台山智藏和尚闻之，携天台茶专程去扬州为隋炀帝治病，得茶而治之后。炀帝大喜，遂令全国大行茶事，推动了隋代王公贵族饮茶之风大兴。

初唐时，各地继续以名茶作贡品，其中不乏贪图名位、阿谀奉承之人为了个人升迁而向皇上纳贡。但随着皇室饮茶范围扩大，贡茶数量远不能满足要求，于是官营督造专门从事贡茶生产的“贡茶院”，首先在浙江长兴和江苏宜兴出现。据《长兴县志》记载，顾渚贡茶院建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直至明洪武八年（1375），兴盛期长达600年，其间役工3万人，工匠千余人，制茶工场30间，烘培工场百余所，产茶万斤，专供皇室王公权贵享用。

唐代诗人，曾做过湖州刺史的袁高（727－786）《培贡顾渚茶》的长诗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生产贡茶庞大的规模和茶农的艰辛。诗曰“……动生千金费，日使万民贫。我来顾渚源，得与茶事亲，甿辍耕农耒，采掇实苦辛。……阴岭芽未吐，使者牒已频，心争造化功，走挺麋鹿均，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

到了宋代，饮茶风俗相当普及，“茶宴”、“斗茶”大行其道，尤其宋徽宗赵佶，爱茶至深，亲撰《大观茶论》，皇帝嗜茶，必有宦臣投其所好。因此，宋代贡茶较之唐代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保留顾渚紫笋贡茶院以外，又在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瓯县）设立规模更大的贡茶院。据宋子安写的《东溪试茶录》（1064年前后）记载“旧记建安郡官焙三十有八，自南唐岁率六县民采造，大为民间所苦……至道年（995－997年）中，始分游坑、临江、汾常、西蒙洲、西小丰、大熟六焙。录南剑，又免五县茶民，专以建安一县民力裁足之。……庆历中，取苏口、曾坑、石坑、重院属北苑焉。”

除此以外，宋代相继还在江西、四川、江苏、浙江设御茶园和贡院院，生产极其费工费时之“龙团凤饼”供朝庭享用，每年花去大量民脂民膏。

明清时期，贡茶制继续实行，贡茶产地进一步扩大，四川蒙顶甘露，杭州西湖龙井，江苏呈县洞庭碧螺春，安徽老竹铺大方都被当朝皇上饮定为“御茶”。西湖龙井村至今保存的十八棵御茶，就是乾隆皇帝游江南时（公元1753年）微服私访狮峰、至胡公庙前品尝了和尚献上香茶，十分高兴，遂将庙前18棵茶树封为御茶。然而，皇帝的欢心、换来都是百姓的苦难。杭州诗人陈章写了一首《采茶歌》充分揭露贡茶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凤凰岭上春露香，青裙女儿指不长。

渡涧穿云采茶去，日午归来不满筐。

催贡文移下官府，那管山寒芽未壮。

焙成粒粒比莲心，谁知侬比莲心苦。 唐代之回鹊，宋代之契丹，以至夏金国之藏古，食肉饮酪之民，亦莫不好茶。故至明代，对于挑河西宁一带之西蕃，皆以茶马为羁摩。明代对于茶之贸易，虽不行专制，但禁止私茶出境，犯者斩，并立茶马司，以便与西蕃交茶易马。同时，又于产茶之地，十株取一，无主茶树，十分取八，其对于茶之需要，可为尽心而为之，而要不外为“制服西戎之术”。由此可知，中国茶叶传于外蕃，一方面因由于外蕃生活上之要求，他方面亦由于中国无力平蕃，或需要外蕃马，不得不投其所好，用茶与之交易或为之羁摩。故茶自唐课税之后，对内既为国库所关，对外复为安危所系。”——摘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

以茶易马，是我国历代统治阶段长期推行的一种政策。即在西南（四川、云南）茶叶产地和靠近边境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交通要道上设立关卡，制订“茶马法”，专司以茶易马的职能。即边区少数民族用马匹换取他们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茶叶，据史籍所载，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经略安抚使王韶在甘肃临洮一带与人木征作战，需要大量战马，朝廷即令在四川征集，并在四川四路设立“提兴茶马司”，负责从事茶叶收购和以茶易马工作，并在陕、甘、川多处设置“卖茶场”和“买马场”，沿边少数民族只准与官府（茶马司）从事以茶易马交易，不准私贩，严禁商贩运茶到沿边地区去卖，甚至不准将茶籽、茶苗带到边境，凡贩私茶则予处死，或充军三千里以外，“茶马司”官员失察者也要治罪。立法如此严酷，目的在于通过内地茶叶来控制边区少数民族，强化他们的统治。这就是“以茶治边”的由来。但在客观上，茶马互市也促进了我国民族经济的交流与发展。宋朝以后，除元朝因蒙古盛产马匹无此需要，而未实行“茶马互市”以外，明、清二代均在四川设立专门的“茶马司”，清朝康熙四年（1665）在云南西部增设北胜州茶马市，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才予废止。

目前中国茶的种植面积第一、产量第二、出口第三、创汇第四，这是中国茶叶在世界上地位的真实写照。2006年全国茶园面积为2175万亩，比上年2028万亩增长72%。全国茶叶总产量首次突破100万吨大关。全年茶叶平均单价为248元/公斤，全国茶叶农业总产值为248亿元，比去年2192亿元增加131%。我国是茶叶大国，但还不是茶叶强国。

1：生产主体以茶农为主，生产方式各有侧重。传统的生产方式、加工方式是我国茶叶生产的基本特点，我国茶叶生产主体主要有：一家一户的茶农；茶商或茶叶大户；委托加工基地；有一定生产规模的茶场。我国茶叶一直沿袭着传统的生产方式，主要特点是：中高档茶、名优茶以手工为主；中低档茶、大众茶以机制为主。

2：区域分布明显，茶区快速发展。我国红茶区主要在广东、云南；乌龙茶区主要在福建；花茶区主要在福建、广西、湖南等；名优茶区主要有浙江、湖南、四川、安徽等省。特色茶产区已经成为我国茶叶发展的新亮点，如新昌的龙井产区，平江的银针产区，安溪的乌龙茶区，云南的普尔茶区等等。由于我国农业综合开发的实施及各地大力调整农业及农村经济结构，新型茶区正在快速发展，如山东日照茶区、陕西午子茶区及湖南、云南、广西、重庆等地的新茶区就是这几年新发展起来的。

3：产品结构变化加快，新品成为新的增长点。市场趋势表现在：普通红茶、中低档红茶继续下降，高档红茶有一定市场。花茶在经历了长足发展后总量正在减少。绿茶快速增长，绿茶中，名优茶发展快。乌龙茶快速发展，保健茶生产增长，市场稳定。传统茶叶创新速度加快。茶产品结构正在朝优质、有机、特色、质优价廉方向发展，总体结构不断优化。

4：经营企业数量多，龙头企业少；产品多，名牌少。茶树种植以农户为主体，平均每户仅1亩左右，能制茶或开个茶庄就算一个企业。全国仅加工茶叶的茶厂67万家，平均每个茶厂年加工茶叶仅15吨。加工企业由于规模小，导致设备落后、技术水平低、产品质量不稳定。经营企业中由于缺乏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没有知名品牌，出口茶叶只能以原料茶为主，受制于人，难以开拓市场。中国有近千个茶叶品牌，拥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是凤毛麟角，象“立顿”这样的世界级品牌，对中国茶产业来说，现阶段就是一种奢求。由于生产工艺简单，产品质量、原料、感观品质等很难保持稳定。有的纯粹是以次充好，以假充真，卫生指标不合格，农残超标。

5：管理水平低，管理不规范。由于我国茶叶经营以家庭经营为主，经营者普遍对管理重视不够，管理人员基本上没有受过管理专业培训，家族管理盛行，对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接受程度不高，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现有企业潜力难以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