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侬智高为屡求内附被拒而起义

侬智高请求内附，希望能与汉族人民一起生活，不止一次，且自其父存福就开始。《梦溪笔谈》卷二五说：天圣七年首领侬存福（一名全福）归附，补存福邕州卫职。转运使章频罢遣之不受其地，存福乃与其子智高东掠笼州有之．”存福纳土归附，愿为王民，宋统治者，却拒不接受。后来不幸，为交趾所乘，袭攻广源州，把侬存福俘掳去，智高领广源州，交趾乃向他索取赎金．关于这件事情，《涑水记闻》卷十三说得最为明白。‘侬智高世为广源州酋长，后属交趾，称广源节度使，有金坑，交趾赋敛无厌，州人苦之，智高黠难制，交趾恶之，以兵掩获其父，留交趾以为质，智高不得巳岁输金货甚多，久之父死，智高怨交趾，邑恐终为所灭，乃叛交趾。”依《越史略》二卷所载，交趾于公元一O三九年春掳存福，五月，智高备金去赎，有生金一块，重一百十二两，不料交趾得金，仍不放回存福，使他死于交趾（一说被杀），这里只说广源州“属交趾”。

（宋史卷四九五广源州蛮传）则说存福“服役于交趾”或“役属交趾”。服役最苦的就是带兵从征，如公元一O三六年（仁宗景祜三年）交趾峒广源州和甲调等“寇邕州之思陵州、西平州、石西州及诸峒，略居人马牛、焚室庐而去。” （宋史卷四八八交趾传）驱中国人打中国人，驱中国人掳中国货，绝非智高父子所愿宋统治者终似智高叛交趾来归，怕交趾内侵，惧不敢纳因而“智高大恨，且以朝廷及交趾皆不纳，穷无所归，遂谋作乱智高接二连三的请求内附，诚意恳切，并且所求不大，无奈宋统治者顽固到底，终于拒绝，逼虎跳墙，至使智高“无所容止，有反耳”

有一次广西转运使萧固对赵祯（仁宗）说：“智高必为南方患，愿赐一官以抚之，且使抗交趾。”赵祯不接纳，反问萧“能保交趾不争智高，智高终不内寇，则具以闻”。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O）这一点萧固自然不敢担保。明代历史家张溥论宋拒绝智高内附，失去抵抗交趾力量，也认为失策。

《宋史纪事本末》卷三一说得更明白， 智高内怀忿恨，求附中国，使朝廷纳其金函，俾处入江峭绝之乡，与交趾角立，椎髻左衽，战斗用命，未必非二南（广南东路广南西路为二南）一奥藩也。”宋若接纳智高内附以抗交趾”，不独两广边疆人民得到保护，且足以保卫国土，表示中国人民素富反抗外国侵，略之精神。同时，归附之后，更有助于汉，僮族人民文化生活的增进，民族团结友好，促进僮族地区生产的发展。可是宋统治者却执行其一贯的对外屈辱，对内压迫的反动政策，“无故拒却，激其反叛”。

侬智高虽屡求内附被拒，但是侬智高和交趾国却有不共戴天之仇，对于强大的交趾国不敢侵犯，与宋无冤无仇却起兵攻宋，其中故事耐人寻味。

第二，侬智高为要求互市不遂而起义

智高请求通商互市，本与请求内附分不开，或由于内附产生出来。因为内附之后，和汉人生活在一起，成为省民，即中国人民， ；自无此疆彼界．贸迁有无。所以智高请求内附，补刺史被拒时，又等而下之，要求当教练使赐袍和互市，委曲求全。《孙威敏征南录》说：“（智高）始乞本朝补田州刺史，不得，又乞教练使，又乞赐袍笏，又乞每南郊时，贡金干两，愿常于邕管互市，皆不许，至令入寇智高在傥犹州、安德州、建大历国、南天国，经巳南面而王。同时交趾国王，李德政，明道二年“秋七月使魏征如广源州，赐智高郡王印，仍拜太保。（越史略卷二）‘智高不愿接受。以国王、郡王、太保，与刺史、教练使比，尊卑贵贱，相去远矣，智高去其尊贵，而求其卑贱，所为何事上为国家，愿赋同仇，下为人民，通商互市，如此而已，要是象某些人所说，智高是一个野心勃勃之人，起兵是由于宋王朝不肯满足他提出的提高权位的要求”，未免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左右江地区土特产生产的发展，必然有一部分剩余产品需要与外地交换，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侬智高之求内附，请开市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

地区与地区之间，互通有无，不但对僮汉两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生产生活有利，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是有利的，智高请求互市，正是反映了汉僮族各族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的。事实上，汉族人民为了想采买其金属，特别是铜，曾请求开市贸易，然而宋的广西统治者却不准。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七铜条说：“右江溪垌之外有一蛮；洞铜所出也，掘地数尺即有矿，故蛮人多用铜器，尝以献说于朝；欲与博易，事下本路诸司，谓且生边衅，奏罢之。“献说于朝，欲与博易”必为汉人，不是僮人。周虽为南宋时人，但宋自平侬智高后，已设立不少博易场，通汉蕃之有无，想无罢铜博易之理，此事必发生于北宋侬智高起义以前。因当时宋统治者，对于汉僮族人民通商互市，都从侧面或正面加以禁止。

此后，侬智高为请求互市，正想进攻邕州，还给邕州知州陈琪一通檄文，求他允许在依黄峒与邕州交界设立博易场，通汉僮人民有无，陈若答应，战事犹可免，惟陈怕生事端，影响升官而置之不理。在广西的赵宋统治者，所谓“本路诸司”奏罢右江铜器博易，侯仁宝尽伐毒药树，陈琪不答应智高的互市请求，不仅损害汉僮各族人民的利益， 也是违反广西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的。

侬智高要求互市起兵反末的愿望虽然没有实现，他的起兵反宋也虽然失败，但当狄青破邕州后北返，留孙沔办理善后，孙首先举办急务之一，就是“置博’易务，通诸蛮之有无”。 ；（孙威敏征南录）后来广西汉僮各族人民的通商贸易从此兴盛起来，宋平定依智高后五个月，还下诏：广南西路夏税布，旧例每匹折钱二百，近闻本路，擅减其价，重困于民，宜复其价如故”。 （宋会要辑稿第一三九册）

第三，侬智高为发三解不得志而起义

侬智高本人曾赴科考，发三解不得志，因而对于宋及其考试制度非常愤恨，也是他起义原因之一．

关于这件事情，宋张端义的《贵耳集》卷下曾有简括扼要说明：“依智高发三解不得志，遂起兵于两广，遂有两解试摄官之格，张元因殿试落第，径往西复，自是殿试无黜落之士。”纪堪谨修的《南宁府志》卷四十亦说：“智高能属文，尝举进士不第。”何谓“发解”明《赣州志》说：‘乡举在宋，为漕试， （即转运使试）谓之发解，第阶之，解送南宫（即尚书省）会试耳。” （羊复礼编镇安府志卷七选举表）又何谓发三解不得志漕试中选，上京会试落选。第二、三次再去会试，仍须漕试再中选，才能解送，这是宋元乡试（即漕试）制度，与明代乡试中选后会试落选再去，不须再经乡试不同。

侬智高漕试中选三次，上京会试三次都落选，即所谓发三解不得志。宋代科考只有举人名称，至明始有举人科目，宋之举人（或称举进士）有一个特别称号，谓之觅举，这恐是智高发三解不得志之一因。宋李新言科举书，说宋觅举之弊载有：“唐薛登尝言今之举人，有确事实，明制才下，试遣搜扬，驱驰府寺之庭，出入王公之第，俗号举人，谓之觅举。觅，为自求之称，非人知之辞，其为弊，何特今日耶” ；（李跨鳌集卷二二）李为元佑进士，说觅举，不仅是元佑之弊，元佑以前赵祯（仁宗）也有之。这种奔跑于府寺之庭，王公之第，做人所不知之的勾当，然后得选。智高不干，发三解而不得志恐与此有关。

当然，两广偏方僻壤，特别是广西的桂西，举子才学，比不上人，也不应否认。不过赵宋王朝的科考作弊，殊令人愤恨。调元因落选，去西夏投敌，固然不对，惟侬智高为此起义，是可以谅解的。究其动机，虽有为其本人鸣不平，求功名，找出路，但后来宋对于两广人民，许以特奏名殿试，和定“两解试摄官之路”连广东人民，都受其惠，容易取得功名。故有“初侬智高之平，推恩南方，虚名之官者八百人， ；（广东通志卷二三九孔延之条）和“岭南平， ；（指平侬智高）二广举人推恩者六百九十一人” ；（宋史卷三一一庞籍传）之记载，这显然也是侬智高起兵反宋在客观上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