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前11世纪至前6世纪）。另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又称《诗三百》。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汉朝毛亨、毛苌曾注释《诗经》，因此又称《毛诗》。《诗经》中的诗的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其所涉及的地域，主要是黄河流域，西起陕西和甘肃东部，北到河北西南，东至山东，南及江汉流域。诗同乐不能分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并且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楚辞与诗经是一种被影响关系。

诗经与楚辞相比，楚辞是一种自由的，没有诗经那种四字一句，等对衬，硬度的格式。

是代表中国文化出现新的发展路线。

　　《诗经》和《楚辞》，毫无疑问，不仅是中国诗歌史，也是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上两座无可企及的高峰，它们的产生、流传和影响，可以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部诗歌作品能够与它们相比。

　人们一说起《诗经》和《楚辞》，似乎马上会联想到它们的典型表现特征——前者的写实和后者的浪漫，确实，这两部作品的这二种特点，代表了它们的总体风格，也影响波及了后世百代的文人及其文学创作，为此，笔者概括这两部作品的总体特征为：《诗经》——写真，《楚辞》——展奇，也就是说，“真”是《诗经》的切实表现，“奇”是《楚辞》的形象展示。

　应该说，《诗经》和《楚辞》的产生虽有先后（前者诞生在西周春秋时期，后者乃是战国时代的产物），但它们均为反映表现中国历史早期时代特征和社会风貌的代表作品，是毫无疑问的，它们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源头，是中国早期文学的两座高峰。两部作品的'内容，典型而又生动地显现了中国上古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文学、艺术等的风貌和特点，透过两部作品文字记载的表象，后世人们能够很好地窥见上古时代中国社会全貌，清楚地了解中国早期人们的思想、情感、理想追求、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两部诗歌作品堪称中国上古时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其中《楚辞》中的屈原作品，更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形象记录，它精心塑造了一位毕生为追求人格理想的完美实现而不惜以身殉理想的楷模，对后世士大夫文人产生了巨大影响。

　我们不妨将眼光放广远些，在世界范围的上古时代，表现各国各地区人们生存和生活状貌的文学作品，据现存文字记载，和中国的《诗经》《楚辞》一样，也有许多诗歌（包括民歌、歌谣）作品，这些作品有：古巴比伦的创世神话诗《埃努玛·埃立什》、史诗《吉尔伽美什》，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奥德赛》、《伊里亚特》，古印度的史诗《梨俱吠陀》，古埃及的赞美诗《亡灵书》等，它们无不是本民族早期生存、生活、祈祷和赞美的形象生动记录，它们和《诗经》《楚辞》一样，在早期的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反映表现了上古时期人们的生存和生活状貌，体现了人们对理想世界的向往和追求。不过，相比之下，笔者以为，它们之间有一点非常不同，那就是，中国的《诗经》和《楚辞》，由于中国独特的历史和儒家文化传统，诗章留给后世更多的是“诗言志”，是诗人的发愤抒情——为追求理想目标的实现而孜孜不倦的追求与奋斗，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诗歌，在这一早期历史阶段，多的乃是对神和上帝的赞美与祈祷、对大自然的歌颂和祈求、对人类与大自然搏斗的真实记录，这显示了中国迥异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独有的文化传统风格和早期审美意识，这大概也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典型体现（从地理位置看，古巴比伦、古希腊、古埃及，均可理解为是中国的西方，古印度虽位居东方亚洲，但对中国而言，也可说是在西边，故历史上称其为“西天”，因而他们可谓共同代表了早期的西方）。

　其实，《诗经》和《楚辞》的价值和影响已经早不局限于中国了，它们已经并将进一步走向世界——在东亚的日本、朝韩，这种影响自不待言，因为日本和朝鲜韩国本身属于东亚汉文化圈，《诗经》和《楚辞》在他们各自国家的文化历史上，已或多或少化为了其本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融入了中国文化元素的东亚文化的重要成分，这点，不仅中国人这麽看，连他们本国民众也并不否认（少数与中国不友好的人士可能不承认这个事实）。而在欧美地区，这种影响也已存在，不光是欧美地区内的华人生活区域（唐人街），即使西方人聚居的地区，儒家文化的因子也已伴随他们的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等传媒工具，有所扩散或影响，尽管眼下这种影响或许还没得到更多欧美人士的承认。不过，可以相信，伴随着《诗经》《楚辞》等中国文化典籍的继续传播，以及其在世界范围尤其欧美地区的进一步流传——或翻译、或介绍、或评论、或研究，中国文化的走向世界以及其在世界范围的客观影响力，一定会越来越成为一种引发世界各国人士广泛瞩目的文化现象。

　可以相信，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拓展，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一定会更大程度的持续碰撞与融合，包括《诗经》《楚辞》在内的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经典，一定会愈来愈在全世界显示其蓬勃不衰的生命力。

长久以来，一直有个问题困扰我们。到底屈原和《楚辞》谁先谁后。

屈原作为伟大的作家，都是本地继承前代文化的基础之上产生，然后成就自己成为一代伟大的作家。可能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带有楚调的《楚辞》在前，在《九歌》、《离骚》的影响之下，屈原才成就了自己一代伟大的作家。

楚辞的渊源。

在屈原之前，南方的土地已经有了悠远的诗歌创作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诗经》的作品之中，特别是《诗经》中的<周南>、<韶南>。《诗经周南篇》、《诗经召南篇》。《诗经周南》中有一篇诗歌《汉广》。

这首诗歌的经典在于，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她也是一首爱情的诗歌，《楚辞》中诗歌双句都带有一个词叫"思"。这个"思"不是一个实词，而是一个虚词。这个词的结构与屈原《楚辞九章》中的句子非常相似。这里的江水汉水一带，正好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地的地域。特别是诗中第二章、第三章中出现的鲜明的楚地的物象。"言刈其楚"中"楚"字，指楚地小型乔木；"蒌"字，也是楚地之物。苏东坡的《惠崇春江晚景》，"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大量的生物长在长江的中下游一带，直到今天我们还见过。

在屈原之前，楚国的春秋时代已经有了诗歌。无论是内容、艺术形式以及语言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2《徐人歌》中，延陵季子兮不忘旧，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春秋战国时代，无论是各个诸侯之间的关系和文化交往来看，还是从记载的史料来看，楚人和徐人关系非常密切。

《孟子》一书中曾经记载，《孺子歌》又名《沧浪歌》，与孔夫子有关系。孔夫子在周游列国期间，遇到很多挫折，准备到南方的大国楚国去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可是，当他来到楚国边境的时候，听到这样一首歌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这首歌的主旨，实际上是奉劝孔夫子不要再急急惶惶的奔波了，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劝服子和光同尘，不要到南方的楚国国去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

夫子也是生活在春秋晚期，他同样听到了另外一首诗歌。夫子周游列国时，碰到了楚国的狂人，这个狂人叫接舆，他一边唱着一边经过孔夫子的车子。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日从政者殆而。也是奉劝孔夫子，不要到处奔波。这首诗歌从"凤兮凤兮"的意象开篇，都带有鲜明的楚地特色。凤凰，在某种意义上是楚地独特的文化形象。

还有一首诗歌，刘向记载的《玉人歌》。《玉人歌》中，记载的是有一个王子叫子熙乘着船在外面去游历，不经意间，他听到了划船的越人对她唱了一首歌。当时的越人是用古老的越语所唱的王子子熙是听不懂的，他非常好奇想了解越人究竟唱的是什么。好在当时子熙的随从能够听懂越人歌，我们今天还能不能？马上把它翻译成我们今天还能读得懂的楚歌。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唱歌的人应该是一个越国的女子，给楚国的王子，看到了楚国的王子子熙风流儒雅，心中流露出了对她的爱慕之情。但是她的内心也产生了紧张的心理。因为它只是一个划船的女子，她的身份比较低微。这首歌中翻译出来的名句，我们可以与屈原的代表作《九歌湘夫人》的句子作比较。《湘夫人》中写道，……湘夫人与湘君在洞庭湖上约会。未见到湘夫人的时候，湘君内心的怅惘之情，所以写到…思公子兮，未敢言。同时他表明了自己当年爱慕的湘夫人未敢向她表白。两句都是同时用外在的物象作为上句，从结构上看，也是非常相似的。像《越人歌》这样的作品，对《九歌》有相当大的影响，而《越人歌》今天读得懂的。《越人歌》虽然是篇能读的懂的作品，但要读懂《楚辞》不仅要了解传统的楚国的始作译文，但是也恰恰能说明楚地的诗歌在春秋的晚期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其中的句式的营造、诗歌的艺术等对后人《楚辞》诗歌的创作有直接的的影响。正是因为屈原吸取并继承了这样优秀的传统，才使自己成长为战国中晚期楚国的一代伟大的文学家。

同时，还需要要了解楚地独特的文化传统。楚国是诗人在那个时候生活的时代，南方的一个特别大的国。《战国策楚策》中，纵横家苏秦谈到楚国的时候，他说，楚有地方五千里……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楚国在战国时期是一个地方有五千里的大国。楚人还有一个古老的迷信，祝融氏有八支。

在《诗经》中，曾经了解有一些诸侯国的名与这些姓氏相关。例如：妘，桧国的国姓。祝融氏有可能是原来中原地区的主人。如果祝融氏原来是生活在中原地区，那么他什么时候来到了江汉地区呢？在上古文献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重要的线索。《左传》中曾经记载过，楚国的右尹子革。

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山涉水，以事天子。他说他的先王叫熊毅。他是生活在西周时期楚人的一个祖先。这个时候大约是周成王在位的时候，在京山避难。子革他说这个话实际上是对天子中原国的这个大王有不满之情。班固《汉书》中也有证据，说楚地的范围，他当时被分分封到楚地，就是现今的湖北。从这两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楚人来到南方的线索，是公元前11世纪。当时，楚国条件是比较差的。时间过得非常快，从西周200年到了春秋时代，经过了几百年的经营，楚国的疆域越来越得到扩展，一跃而成为春秋时期的大国。尤其到了战国时候各个诸侯国之间互相争霸，楚国的实力非常强大。从源头来说，可以追溯到中原地区。中原地区商代末年，这个时间点值得关注。这个时间点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情。不仅是王朝的更替，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上中原地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礼记表记》中，曾经这样记载，"尊神"这个词，上神等崇拜。有早期尊神文化向西周文化过渡，"尊神"文化就是对古神的崇拜。

信巫鬼，重*祀。对楚辞的影响非常直接。

例如《九歌》是具有鲜明楚地特色的一种诗歌。它说，楚国南郢，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

楚辞》书影(南宋嘉定六年刊本)

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

同时，楚辞又是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春秋战国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它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今存最早的《楚辞》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四库全书总目》说：“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而各为之注。”但刘向编定的《楚辞》16卷原本已佚。《楚辞章句》即以刘向《楚辞》为底本，它除了对楚辞做了较完整的训释之外，还提供了有关原本的情况。在《楚辞章句》的基础上，南宋洪兴祖又作了《楚辞补注》。此后，南宋朱熹著有《楚辞集注》，清初王夫之撰有《楚辞通释》，清代蒋骥有《山带阁注楚辞》，等等。他们根据己见，作了许多辑集、考订和注释、评论工作。

楚辞》可说是第一个将比、兴手法大量使用在政治讽谏上。楚辞》较偏重于宗教政治、个人抒怀。

战国时期兴起于楚国的一种诗歌样式。"楚辞"的名称,最早见于西汉前期。汉人有时简称它为"辞",或连称为"辞赋"。又由于楚辞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屈原的《离骚》，所以后人也有以"骚"来指称楚辞的。如萧统《文选》中的"骚"类、刘勰《《文心雕龙》》中的《辨骚》篇，就是对整个楚辞而言。从汉代开始，"楚辞"又成为屈原等人作品的总集名。

楚辞渊源于中国江淮流域楚地的歌谣。它受着《诗经》的某些影响，但同它有直接血缘关系的，还是在南方土生土长的歌谣。楚地早有歌谣，据刘向《说苑》记载，约公元前 6世纪有《越人歌》和《楚人歌》。《论语》载孔子曾听到《接舆歌》，《孟子》中也有《孺子歌》等等。可是这些楚地歌谣仅一鳞半爪地存于历史记载中，只是到了战国中期，屈原等人的一系列作品出现于楚国文坛之后，楚辞才形成一代文学样式。

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他创作出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作品。在屈原的影响下，楚国又产生了一些楚辞作者。据《史记》记载，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现存的《楚辞》总集中，主要是屈原及宋玉的作品；唐勒和景差的作品大都未能流传下来。

秦兴，楚辞未有发展。汉初，楚的文学艺术得到复苏。这大概同汉皇室及大臣多楚人有直接关系。汉高祖刘邦就是楚人，他所作的《大风歌》等就是楚声，他的宠姬戚夫人会楚舞，他亲自为她唱楚歌。西汉前期几个皇帝都曾"征天下能为楚辞者"。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屈原作品受到重视，另一方面通晓楚辞的人也受到宠幸，如《史记·酷吏列传》载朱买臣"以楚辞与（庄）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此外不少人活跃在朝廷和诸侯王国内，以楚辞体从事创作。今存王逸《楚辞章句》中，还保存了西汉人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等人的作品。他们虽然大多只是从形式上模拟屈原的作品。有的甚至"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朱熹《楚辞辩证》），但由此可以窥知当时楚辞受重视的程度。

楚辞的特征，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见《宋文鉴》卷九十二)。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除此而外，《楚辞》中屈、宋作品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以及所使用的艺术手段、浓郁的抒情风格，无不带有鲜明的楚文化色彩。这是楚辞的基本特征。它们是与中原文化交相辉映的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楚辞约于西汉前期已成为屈、宋等人作品的总称。《史记》、《汉书》在记述西汉事时，或者以《春秋》与"楚辞"对举，或者把"六艺"与"楚辞"并列，都表明此点。西汉末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刘向领校中秘书，整理屈、宋诸作品，始编定《楚辞》。虽然东汉末郑玄、晋代郭璞等在注释其他典籍场合，引述屈原作品有时还以"离骚"来代称楚辞，但作为总集名称的《楚辞》，已流传于世。至于《楚辞》这一总集的篇目、卷数,王逸《楚辞章句叙》里曾提到:"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四库全书总目》则说："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辩》、《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刘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16卷,是为总集之祖。逸又益以己作《九思》与班固二'叙'，为17卷，而各为之注。"刘向编定的《楚辞》16卷久已亡佚。只有王逸的17卷本《楚辞章句》流传至今，可以略见《楚辞》原本的大概。

第一个为楚辞作品作传的，是汉武帝时的淮南王刘安。他在建元二年（公元前 139）受武帝之命作《离骚传》，此书失传已久，只在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离骚序》里还有片断征引。自刘安以后，为楚辞作注的人渐多。如班固、贾逵、马融等，但这些注都没有流传下来。

安帝元初初年，王逸作《楚辞章句》。这就是现存最古的《楚辞》注本。以后，历代学者又对《楚辞》作了大量研究，产生了许多专著。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诗》、《骚》并称，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特别是《楚辞》中的屈原作品，以其深邃的思想、浓郁的情感、丰富的想象、瑰丽的文辞，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它的比兴寄托手法，不仅运用在遣词造句上，且能开拓到篇章构思方面，为后人提供了创作的楷模。而它对其后的赋体、骈文、五七言诗的形成，又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诚如刘勰所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浪漫主义

《楚辞》，是一部收录中国战国时期楚地诗歌的诗集，是仅次于《诗经》的中国历史上第二部诗歌作品集，与《诗经》一样成为之后两千多年内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源头。

楚辞打破了《诗经》四字一句的死板格式，是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一次大的解放，也开启了中国诗史上的第二个春天。楚辞采取三言至八言参差不齐的句式，篇幅和容量可根据需要而任意扩充，这样的特点，容纳而且催生了更精彩细腻的艺术技巧，诸如比喻、象征、托物起兴等表达手法，都得到更大的发展。形式上的活泼多样使楚辞更适宜于抒写复杂的社会生活和表达丰富的思想感情。

楚国踞南，蛮夷之国；文化来源，与周同受殷商影响。楚庄王时，楚国势力急张，以北进取；南北文化，水乳交融，中原高度的思想文化大大地为楚国吸收。到了战国时代，南北文化之汇更显，《诗经》移植于南方足可证。当时楚国君臣上下，说起话来，诗经朗朗；此等移植，开始之时，多用于外交辞令，后来渗入楚文学，感染文人的思想。关于楚辞的特征，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见《宋文鉴》卷九十二）

《楚辞》作品或者效仿楚辞的体例有时也被成为“楚辞体”或“骚体”。“骚”，因其中的作品《离骚》而得名，故“后人或谓之骚”[2]，与因十五《国风》而称为“风”的《诗经》相对，分别为中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鼻祖。后人也常以“风骚”代指诗歌，或以“骚人”称呼诗人。

楚辞地名实在远古，只有靠古籍和大量记载来试着说说。因为现在洞庭、湘江、澧水、沅江、 就在江南，如果说在汉江以北，人们感觉不可思议，这也是习惯而已，请以史书说之。不过大量文物考证，楚都曾经在南阳西边淅川内乡一代，这也是事实之一。

楚辞的创立者应该是屈原，但它也不是凭空而生，而是在我国南方区域性文化基础上发展和产生出来的。楚辞是南方楚地的乡土文化。

楚辞是在公元前四世纪，也就是我国历史上战国时代的后期，继《诗经》古朴的四言诗体之后，产生在中国南方楚国地方的一种新诗体。它的奠基者和代表诗人是楚国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和楚辞的出现，不仅使《诗经》以后沉寂了近三百年之久的诗坛重新复活起来，因在《诗经》以后就没有产生什么诗歌作品了，而楚辞的出现，使它以突发的异彩，更新的更美的歌声，开始了中国诗歌史上《诗经》以后的第二个重要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