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考古界出土的青铜卣，铭文记载的是“太保墉燕”的故事，里面还有“燕候宫”等汉字字符。太保就是西周著名的重臣召公，墉就是建筑建造的意思，燕就是古代的北京。太保墉燕，指的是当年召公他来到了琉璃河进行建造城市，自己亲自建筑了北京这个建筑群。太保（当时的召公）在燕候宫举行了祭祀，他将这个器物赐给一个史官。关于铭文的具体意思，有些还在讨论和推敲。整个铭文在青铜盖的内侧撰写，全文有4行，全部有24字。由于青铜的器物非常的珍贵，考古界的学者没有用手移动它，更没有展示给人们看上面的字迹。

 

这个新发现的器物有可能将改变中国古代西周的燕国历史。无论是建筑群还是铭文纂刻，包括青铜器物都是西周最早期的产品，可见这件珍品的稀有。历史界的学者目前已经确认，这铭文中的太保指的是西周著名的历史人物召公，在学界之前是有争议的，人们并没有确切的资料知晓召公当年是否到达琉璃河，建筑北京城，而这个青铜卣证明了当年的召公确实抵达了燕。这项重大的发现，可以让燕国的历史更为明朗，更可以进一步了解西周的召公。

 

关于西周早期的建筑，北京相关的古代史将更为完善，历史学者建议每一个北京人都应该去看一看这个青铜卣。它代表着最早的北京城的建造，北京大学的考古学院孙庆伟教授提出，它印证出3000年前的北京建筑历史情况，它是北京的国宝一样的古代青铜，自身有着非凡的意义。这次考古的重大发现令人惊叹，早在3千以前的器物完整保存和发现，它的发现对了解西周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中国的青铜器源远流长，历史上拥有着永恒的艺术价值和永恒的历史价值。

    早在距今4000至4500年前的尧舜禹传说时代，人们已经开始冶炼铸造青铜器。当时青铜器的品种较少，多用于日常用品类，如刀、锥、环、铜镜、装饰品类。

    在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约1600余年的时间内，中国的青铜器属于鼎盛阶段。当时的青铜器主要分为乐器、兵器及杂器，礼器。在这其中，礼器的数量最多、制作最精美。所谓礼器，就是指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的总称。在那时，较著名的有春秋时代的花叶纹镜。它背面有叶形的图案围绕，很是好看。

    在东周时期，冶炼铸造青铜器的技术较高。由于那时战争频繁，兵器铸造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吴、越的宝剑，异常锋利，闻名天下。

    在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期间，青铜器发生了转变，青铜器在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由铁代替。但是到具体的青铜器，还是会有一些精美绝伦的作品。比如在陕西临潼请始皇陵出土的两乘铜马车，第一乘：架四马，车上有棚，棚呈拱形，驾车者为坐状。第二乘：马长317米，高106米，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发掘到的形制巨大、结构最复杂又十分精美的青铜器！这两乘马车均为青铜器铸造而成，大小与实际比例几乎相等，制作工艺及其精巧，凝聚着能工巧匠之智慧。

    中国的青铜器历史多么绚丽璀璨啊！

　　大禹治水确有其事

　　一件约2900年前记述大禹治水故事，铸有98字长篇铭文的西周�（suí）公�（xǔ），日前被发现。其上铭文记述了“大禹治水”

　　与“为政以德”等内容，文辞体例前所未见，被学者们称誉为“金文之最”。这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关于大禹及德治的文献记录。

　　这件国宝是2002年春保利艺术博物馆专家在海外文物市场上偶然发现的。当时�盖已失，只存器身，且大半为土锈所掩，显露出的部分铭文文辞古奥，难以释读。数十位专家经过两个多月的研究与鉴定后认为，这是西周中期�国的某一代国君�公所作的青铜礼器。这个�国即“遂国”，是中国古史传说中作为三皇五帝之一的舜的后人建立的国家。

　　其上所铸98字长篇铭文，开篇即言：“天命禹敷土，随（堕）山，浚川……”，记述大禹采用削平一些山岗堵塞洪水和疏导河流的方法，治平了水患，并划定九州，还根据各地土地条件的不同规定各自的贡赋。铭文还以大段文字阐述德与德政，并教诲民众以德行事。

　　古人云：长铭铜器一件，足抵《尚书》一篇。说的是发现一篇长篇青

　　铜铭文，就如同发现一篇相当于《尚书》这样重要的古代文献。这件器物的铭文不仅字数长，而且与以往所发现的纪名、纪事类的青铜铭文截然不同，堪称一篇政论性质的散文，其体例、格式前所未见，别具一格，内容更是极为重要。

　　这件国宝的发现，将有关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一下子提早了六七百年，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也最为详实的关于大禹的可靠的文字记录。此外，其铭文文辞与体例与现存的《尚书》等古代文献十分接近。它的发现，对探讨中国古书的渊源也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金文是指铸造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

中国在夏代就已进入青铜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技术十分发达。因为周朝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过去又叫作“钟鼎文”。 金文套用的年代，上自西周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800多年。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总计3722个， 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

基本介绍 中文名 ：金文 外文名 ：Bronze Inscriptions 又名 ：钟鼎文 起源 ：青铜时代 已识别 ：2420字 类型 ：篆书 领域 ：文化 性质 ：文字 读写 ：从右往左、从上到下 习惯 ：从右上到下左 分类,制作,铸模,刻字,内容,发展,研究,书法, 分类 金文是中国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铭文字型的总称。金文可略分为四种，即商朝金文（前1300年左右～前1046年左右）、西周金文（前1046年左右至前771年）、东周金文（前770年～前222年）和秦汉金文 （前221年～前219年）。 金文 商朝金文 纵然商朝以前已有青铜器，金文之始，实在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后。初时只有寥寥数字，及至周初，已达千二百余字。商末铸有金文之青铜器日多，然所述仍十分简略，多为铸者或其先祖之名讳。至商亡时，方有文章出现，然其时最长之文，仍仅有四十余字。 西周金文 及至周代商起，金文渐兴，天子之事，如昭王南巡，穆王西狩等，多有记述。 东周金文 自平王东迁以降，铁器渐见，钟等青铜乐亦渐多，且亦能铸文于青铜器外侧，故金文所录，已非如当初般，只为王公大臣之事，战功、音阶等，皆有铸录。此时金文被广泛使用，堪称全盛时期。 秦汉金文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诏令书同文，并于四方立碑，所用之文字皆为小篆，且不再刻铭文于钟鼎之上，由是金文渐衰。及至汉代，民间多铸铭文于铁器之上，青铜之器，不复使用，金文自是不见于史。 制作 铸模 殷周金文被铸在青铜器的内侧，但是怎样在铸模上刻印上金文仍然未能确定。根据在工场遗址所发现的大量模具所推断，青铜器的制造方法如下： 1、利用粘土做一个与制成品大小相若的土胚（模型）。另外再用粘土包裹着模型，待干透后切开外层的粘土，作为外模。 2、将模型削去外层，作为内模，在内模刻上图案文字。组合起外模和内模，并在之间放入铜片作为间隔空隙以待注入铜液。 3、将已溶化的铜注入，将模冷却打破，取出青铜器。 刻字 在内模上加上文字图案等，至今仍然是一个谜。由于在青铜器内侧的金文是凹入去的，因此在内模上的文字应该是凸出来的。加上这些凸出来文字的技法，有各种不同的假设： 商周金文 1、将溶成泥状的粘土，逐渐贴上。此为清朝金石学权威阮元提出的假设，但没有实证实验。 2、在内模贴上薄粘土，再削去多余部份。这是民国以前被提出的假设。工序中必然会在内模上造成痕迹，而青铜器上亦必然有之，然实际上并没有。 3、先在木片或龟甲上刻上文字，用粘土填满后，再将粘土移印至内模上。经实验证明这个方法可行，但是没有发现相关的物证，因此仍只可当作假设。金文与甲骨文十分相似。 内容 金文早在汉代就已不断出土，被学者所研究。金文是研究西周、春秋、战国文字的主要资料，也是研究先秦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与甲骨文相比，甲骨文笔道细、直笔多、转折处多，为方形有所不同，金文笔道肥粗，弯笔多，团块多。铜器上的铭文，字数多少不等。所记内容也很不相同。其主要内容大多是颂扬祖先及王侯们的功绩，同时也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如著名的毛公鼎有497个字，记事涉及面很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金文大字典》 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金文字型整齐遒丽，古朴厚重，和甲骨文相比， 脱去板滞，变化多样，更加丰富了。金文基本上属于籀篆体。这些文字，在汉武帝时就已被发现，当时有人将在汾阳发掘出的一尊鼎送进宫中，汉武帝因此将年号定为元鼎。以后金文又陆续有所发现。宋代文人欧阳修、赵明诚都善书，对金文作过研究和记载。周宣王时铸成的《毛公鼎》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其铭文共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最长者。《毛公鼎》铭文的字型结构严整，瘦劲流畅，布局不驰不急，行止得当，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此外，《大盂鼎》铭、《散氏盘》铭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 发展 最早的甲骨文随着殷亡而消逝，金文起而代之，成为周代书体的主流，因铸刻于钟鼎之上，有时也称为钟鼎文。据考察，商代铜器上便刻有近似图画之金文，其后继续演进，至商末之金文亦与甲骨文一致。此种金文至周代而鼎盛，绪延至秦汉。但商代器物和铭文皆少，秦汉以已至末流，所以应算周代为主流。 据统计，金文约有三千零五字，其中可知有一千八百零四字，较甲骨文略多。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启秦代小篆，流传书迹多刻于钟鼎之上，所以大体较甲骨文更能保存书写原迹，具有古朴之风格。 钟鼎文 金文之全盛时期为周，周以平王东迁分为西周及东周──西周趋于端整雄浑，造成金文之黄金时代；东周因列国割据而形成地域特色──所以分别介绍之。 西周： 西周承殷末书风，直到成王时方产生独特的风格，书体雄浑典丽而壮观；在昭穆之后，则变为严谨端正。 学术文化之发展多少会受到社会及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西周前期，自武王克殷，至康王之世，由于天下统一，社会安定，加上周公制礼作乐，堪称太平盛世，故书法家得以表现雄浑典丽之风格，内容亦有逐渐加长之势，如大盂鼎即为此期最典型之杰作也。 而至昭穆之后，书风渐变，笔画由粗细相参而趋于均匀划一；收笔与起笔亦由方圆不一，而变成圆笔；行款甚至演成方格之形式，书风极为严谨端正。端整典雅之颂鼎、典雅整赡之大克鼎及稍具早期之风之毛公鼎等，皆为此期之代表。 东周:周平王东迁之后，秦迁都于雍，承袭了西周的故地，同时也承袭了西周的文化。正因为如此，春秋战国时期秦的文字和西周文字是一脉相承的；也正因为如此，当东方各国的文字因地区特点和文化上的原因发生横向变异时，文化落后的秦国文字反而却成为汉字的正统（即使不考虑最终由秦统一中国并统一文字的事实，也可以认为，在汉字发展史上，秦系文字代表了汉字发展的主流，而六国文字代表了支流。）因此，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字可以大别为两系：即秦系文字和六国文字，（秦系由春秋至战国，六国系乃指战国时的东方各国）一般文字学家也叫做「西土文字」和「东土文字」。 秦统一六国之后开始了文字规范的措施，即所谓的「书同文」。秦规范文字是以秦文字为基础的，秦以后的汉字的演变也是在经秦规范过的秦小篆以及秦篆的日常书写形式的古隶的基础上发展的。秦「书同文」之后，六国文字被淘汰了，秦文字成了真正的主流。因此，秦系文字是上承西周古文、下启汉魏隶书，乃至楷书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的变化可以看作是汉字按自己内部结构规律演化的一部分。也因此，就文字学而言，秦系的西土文字的研究较之六国文字更为重要，因为它是汉字的直系血亲，而六国文字则是旁系分支，虽然它们之间也相互影响、相互吸收。 秦代金文渐至末流，所存石刻书迹亦不多存。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一法度、衡石、丈石之业，皆刻或铸于铜铁之上，以颁行天下。其以曲线为主，间架平稳，整齐中寓变化，气势奔放，堪称小篆之杰作，也为后代习小篆者提供了最可信之完整资料 研究 相较于甲骨文研究而言，我国金文研究的历史更长。据《说文解字·序》、《汉书·武帝纪》和《汉书·郊祀志》、《后汉书·明帝纪》等传世文献记载，早在秦汉之世，已有青铜器陆续出土。自那时起，人们对青铜器及其上铭文的关注也拉开了序幕。但研究者大多认为汉至唐这一时期所出青铜器多被视为祥瑞之物，且缺乏专门著作，并因此忽略了这一时期人们的认识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 毛公鼎 自清代学者阮元提出“自汉至唐，罕见古器，偶得古鼎，或至改元，称神瑞，书之史册”以来，学者多从其说，言金文研究必从宋始。然而，考之典籍所载，此说恐非全部事实。 自汉到唐末的1000多年时间内，陆续被发现的青铜器见于史书记载者，确实数量有限。据晚清学者方濬益所举，汉至唐间史书记载古器之事者有20多次。其中，所涉青铜器的具体数目已不可考。不过，笔者据史书记载的大致情形推测，其绝对数量或应在50件以上。这些青铜器有被视为祥瑞之物而荐宗庙，甚或因之改元、因之立祀者，如《汉书·武帝纪》记载，武帝时曾“得鼎汾水上”，由此更年号为元鼎。《汉书·郊祀志》亦载，“美阳得鼎，献之。下有司议，多以为宜荐见宗庙，如元鼎时故事。”但是，最后因“此鼎细小，又有款识”而“不宜荐见于宗庙”。可见，并非所有青铜器都被视为神瑞而获荐宗庙，汉时已然。事实上，自汉至唐青铜器已被视为玩好，进入了私人收藏领域，此风并非自宋才有。据《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汉武帝就藏有古铜器。如今，在发掘的汉墓中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发现过商代的青铜器物，也证明了早在当时，青铜器已经成为私人收藏的重要器物。汉之后亦然。如《南史·宋武帝纪》载，元熙二年“竟陵郡江滨自开，出古铜礼器十余枚……于是归诸瑞物，藏于相府”。 汉至唐1000多年间虽未留下青铜器的器物图和铭文，整体上看以金文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氛围亦极其淡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此期间对金 过大致正确释读者不乏其人。比较突出的如前文所述《汉书·郊祀志》记汉时“美阳得鼎”之事，当时好古文字者张敞对此鼎（即尸臣鼎）进行了大致准确的释读。他据该鼎所出之地而断定其为周器，并据铭文指出此鼎是周王为褒赐大臣，大臣的子孙铭刻其祖先之功而作，并将其藏于宫庙。他的断代方法和铭文释读基本是正确的，并对后世学者的研究产生影响，事实上已进入了金文的研究范畴。另外，在金文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且有典籍可考者，除汉代张敞外，还有北魏时期的郦道元、南北朝时期的刘显、刘杳和刘之遴、江淹，以及唐代的封演和陆广微等。尽管对他们具体释读方法未有详载，但其释读结果的正确，也反映了其研究方法应包含不少合理的因素。在五代梁朝时期，曾盛行收藏和考证古器之风。《梁书·刘杳传》曾记刘杳考证郑玄所谓象尊之事，结果虽不准确，但证明了当时考证之风已然兴起。梁时已经有对古器物的辑录，如江淹的《铜剑赞》等，其中所论与史实相合者亦较多。可见这时金石之学至少已处于萌芽状态。 汉唐间的金文研究尽管是零星进行的，带有一定偶然性，尤其无专著问世，但这些零星研究及其贡献在学术史上不应该被忽略。宋代金石之学大兴，绝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可以说正是汉唐间青铜器的陆续发现和被收藏，以及部分研究者释读、考证金文的尝试和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为北宋初期金文研究最终正式形成专门学问作了学术上的积累和铺垫，是长期积淀而致的必然创获。 清代吴式芬把商周铜器铭文编成《捃古录金文》一书，收集的资料多，考释严谨，影响颇大 ，金文一词遂有了界说 。 这时所谓金文皆指整篇的铭文，不称单字。1925年容庚编《金文编》把商周铜器铭文中的字按照《说文解字》的顺序编为字典，从此金文成为一种书体名称。金文出现在商代中期，资料虽不多，年代都比殷墟甲骨文早。金文下限断在秦灭六国，也就是秦用小篆统一中国文字时。宋代人收藏铜器极重视铭文，如吕大临《考古图》等；也有专门摹刻铭文的，如王俅《啸堂集古录》等；把铭文中的字编为字典则有王楚和薛尚功《钟鼎篆韵》。清代由于《说文》之学兴盛、声韵训诂研讨日深，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铭文研究进步较快 ， 不断出现专家 ，如吴大膞《 字说》、《说文古籀补》，孙诒让《 古籀拾遗 》、《 古籀余论》、《名原》等，皆有创见， 突过前人 。金文的年代长，使用区域广，材料如果不整理清理，则研究工作会收效不大。过去学者已理解这一点。王国维《两周金石文韵读·序》对时间地点观念很清楚。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序文》说：“当以年代与国别为之条贯，……余于西周文字得其年代可征或近是者凡一百六十又二器。……其依据国别者，于国别之中亦贯以年代，得列国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这在金文研究中是划时代的创举。1985年容庚《金文编》修订第四版采用铭文3902件，收正文（可识的字）2420字，附录( 还不能确定的字 )1352字，总计3772字。这是今日可见金文的总数。先秦文字资料不限于金文，而金文终究是主要的，它反映秦用小篆统一文字前1000多年间中国文字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 书法 金文书法，是以金文笔意创作的书法。 《淮南子说山训一则》窦中亮作品 金文的发展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西周时期的金文是一种很成熟的书法艺术，向为书法史家所重视。它改写了长期以来认为的，谈书法只能从隶、楷书始和魏晋南北朝以后才有真正书法艺术的传统认识，并把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推溯至 3000 多年前。 金文的书体，一般称为大篆或籀书，也有称为古籀的。籀是周宣王时的史官，籀书即为他所写的字书。青铜器铭文是按照墨书的原本先刻出铭文模型的陶范，再翻范铸造出来的。由于商周时期已有很精湛的青铜铸造技术，所以翻铸的金文一般都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墨书的笔意。因此，商周的金文实际上是一种墨书的书法艺术。 商代的金文书法是在甲骨文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字数不多，字型瘦长，笔道遒劲雄美，行气疏密有致，结构严谨，情势凝重，各有风韵。有人曾归纳为两种风格，一种是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起止多露锋芒，间有肥笔，另一种则是运笔有力，形体瘦筋，笔划多挺直，不露或少露锋芒。 周灭商以后，商王朝铸造青铜器的工匠相继归周。周人继承了商人的金文书法，使之发展成具有独特风格的金文书法艺术。 洪运凯金文《登岳阳楼》 西周早期的金文从书体和书法风格来看，总的情势是清秀优美，笔道首尾出锋，有明显的波磔，结构严谨，行款章法自如。其前期的作品风格质朴平实，多挺拔的悬针笔法，仍带有甲骨文的影响。如武王时的利簋和天亡簋（或称大丰簋），字型平易古朴，笔划方圆兼备，具有凝练平直之气。利簋仅用短短 32 字就记述了武王代商的重大历史事件，因而被称为武王克商簋，是迄今所见西周最早一件铸铭铜器，开创了西周金文书法的先例。后期的风格凝重雄放，已显出金文的独特艺术。如成王时的令■、保卣，康王时的大盂鼎、大方鼎等，书法凝练奇古，雄伟挺拔，遒劲华丽，从人形或以人为偏旁的字及王字等，多用肥笔，用笔轻重明显，被书法家称之为“波磔体”。尤其是大盂鼎的金文，共 19 行，291 字，记载了康王追述文武受命，克殷建邦的伟绩，其文字端庄典雅，大小得体，形态生动，为成康之世金文书法造诣最高一品，其拓本摹本至今尚被书法大家所珍视。

中华冷兵器简述青铜剑历史

青铜剑始于商代。那个时候，它的剑身一般较短，形状就像柳树的叶子，制作也比较粗糙。春秋晚期以后，青铜剑的制作达到成熟，“越王勾践”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此时的青铜剑，剑身普遍被加长到五六十厘米。一把青铜剑主要由剑身和剑茎两部分组成，所谓剑“茎”就是剑的把手。在剑茎和剑身之间还有一块凸起来的隔板，做“格”。比较讲究的青铜剑，“格”的上面都有一些装饰物，以此显示使用者的身份和地位。这些装饰通常使用玉质材料，所以这种剑也叫“玉首剑”。战国后期，随着铁器的兴起，青铜剑逐渐走向了衰落。西汉以后，铁制兵器完全取代了青铜兵器，青铜剑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青铜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发明，它是红铜和锡、铅的合金，也是金属治铸史上最早的合金。青铜发明后，立刻盛行起来，从此人类历史也就进入新的阶段－青铜时代。

青铜具有熔点低、硬度大、可塑性强、耐磨、耐腐蚀、色泽光亮等特点，适用于铸造各种器具、机械零件、轴承、齿轮等。

中国使用铜的历史年代久远。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并开始使用铜。1973年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曾出土一件半圆型残铜片，经鉴定为黄铜。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左右）出土一件青铜刀，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明。相对西亚、南亚及北非于距今约6500年前先后进入青铜时代而言，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较晚，但却不能否认它是独立起源的，因为中国存在一个铜器与石器并用时代，年代距今约为5500~4500年。中国在此基础上发明青铜合金，与世界青铜器发展模式相同，因而可以排除中国青铜器是由境外传播而来之说。

“国之大事，在祀及戎”。对于中国先秦中原各国而言，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祭祀和对外战争。作为代表当时最先进的金属冶炼、铸造技术的青铜，也主要用在祭祀礼仪和战争上。夏、商、周三代所发现的青铜器，其功能（用）均为礼仪用具和武器以及围绕二者的附属用具，这一点与世界各国青铜器有区别，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青铜器文化体系。

一般把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时期和转变期。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也就是中国传统体系的青铜器文化时代；转变时期指战国末期－秦汉时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不仅数量上大减，而且也由原来礼乐兵器及使用在礼仪祭祀，战争活动等等重要场合变成日常用具，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一、形成期

距今4500~4000年龙山时代，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代。古文献上纪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形成期的铜器有以下特点：

1、红铜与青铜器并存，并出现黄铜。甘肃省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一件范铸的青铜刀；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遗址发现两件带孔红铜牌饰；河南省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内出土一件含锡7%的青铜容器残片；山西省襄汾陶寺墓地内出土一件完整铜铃，系红铜；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两件黄铜锥；山东省栖霞杨家圈出土黄铜残片。2、青铜器品种较少，多属于日常工具和生活类，如刀、锥、钻、环、铜镜、装饰品等。但是应当承认当时人们已能够制造容器。此外，在龙山文化中常见红色或**陶鬶，且流口，腹裆部常有模仿的金属柳钉，如果认为这时的铜鬶容器与夏商铜鬶，爵、斝容器功能一样的话，当时的青铜器已经在或开始转向礼器了。

3、一般小遗址也出土铜制品，一般居民也拥青铜制品。此外，这个时期的青铜制品多朴实无饰，就是有纹饰的铜镜也仅为星条纹、三角纹等等的几何文饰，绝无三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感。

二、鼎盛期

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它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文饰种类也较多。

青铜器最常见花纹之一，是饕餮纹，也叫兽面纹。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距今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山东龙山文化继承了这种纹饰。《吕氏春秋·先识》篇内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故此，一般把这种兽面纹称之为饕餮纹。饕餮纹在二里头夏文化中青铜器上已有了。商周两代的饕餮纹类型很多。西周时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色彩逐渐减退。龙和凤，仍然是许多青铜器花纹的母题。可以说许多图案化的花纹，实际是从龙蛇、凤鸟两大类纹饰衍变而来的。

蝉纹，是商代、西周常见的花纹，到了春秋，还有变形的蝉纹。春秋时代，螭龙纹盛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把其他花纹差不多都挤掉了。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制作工艺的精巧绝伦，显示出古代匠师们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用陶质的复合范浇铸制作青铜器的和范法，在中国古代得到充分的发展。陶范的选料塑模翻范，花纹刻制均极为考究，浑铸、分铸、铸接、叠铸技术非常成熟。随后发展出来毋需分铸的失蜡法工艺技术，无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一大进步。

在青铜器上加以镶嵌以增加美观，这种技术很早就出现了。镶嵌的材料，第一种是绿松石，这种绿色的宝石，至今仍应用在首饰上。第二种是玉，有玉援戈，玉叶的矛，玉刃的斧钺等。第三种陨铁，如铁刃铜钺，铁援铜刃，经鉴定，铁刃均为硕铁。第四种是嵌红铜，用红铜来组成兽形花纹。春秋战国时也有用金、银来镶嵌装饰的青铜器。著名的越王剑也是由青铜铸造的。

东周时代，冶铸技术发展较高，出现了制造青铜器的技术总结性文献《考工记》。书中对制作钟鼎、斧斤、弋戟等各种器物所用青铜中铜锡的比例作了详细的规定。由于战争频繁，兵器铸造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吴、越的宝剑，异常锋利，名闻天下，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铸剑的匠师，如干将，欧治子等人。有的宝剑虽已在地下埋藏两千多年，但仍然可以切开成叠的纸张。越王勾践剑等一些剑，其表面经过一定的化学处理，形成防锈的菱形、鳞片形或火焰形的花纹，异常华丽。

中国青铜器还有一特点，就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过任何肖像。不少的青铜器用人的面形作为装饰品，如人面方鼎、人面钺等，但这些人面都不是什么特定人物的面容。更多的器物是人的整体形象，如人形的灯或器座；或者以人的整体作为器物的一部分，如钟架有佩剑人形举手托住横梁，铜盘下有几个人形器足之类，这些人形大部分是男女待从的装束，而且也不是特定婢奴的肖像。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立体像、人头像，大小均超过正常人，均长耳突目，高鼻阔口，富于神秘色彩，应是神话人物。

商周青铜器中数以万计的铜器留有铭文，这些文字，现在一般叫做金文。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起着证史、补史的作用。

三、转变时期

转变时期一般指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这一时期。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及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以郡县制取代请分封制，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封建社会最终建立，传统的礼仪制度已彻底瓦解，铁制品已广泛使用。社会各领域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器物大多日用化，但是具体到某些青铜器，精美的作品还是不少的。如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掘获的两乘铜车马。第一乘驾四马，车上有棚，御者为坐状。这两乘车马均为青铜器铸件构成，大小与实际合乎比例，极其精巧。车马上还有不少金银饰件，通体施以彩绘。第二乘马，长317、高106米，可以说是迄今发掘到的形制巨大、结构又最复杂的青铜器。

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从而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可以说不再有什么发展了，因而本网对中国古代铜器发展的研究，至隋唐为止。

青铜器上的纹饰

一一动植物形象纹

“蟠虺纹”因图形为盘绕成组的蛇形得名，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虺是上古典籍记载的剧毒蛇，所谓似蛇而小。“蟠虺纹”仅见于春秋时期。

“象纹”与“象鼻纹”也是青铜器上的常见纹饰。象，通相。既是一种温顺的大型动物，又常作为太平吉祥的象征，还有就是“出将入相”的辉煌。

“兽面带纹”过去亦称“狩带纹”，是青铜器上一种变形为带状装饰纹的动物面部形象组合。这种纹饰带出现于西周晚期，流行于春秋战国。

一一几何图形纹

几何图形指菱形、三角形、圆形及其他相连成组的变形图案等。比较典型的有：“圈带纹”或称“串珠纹”，多为辅助纹饰，流行于商周时期；“三角云纹”常交错其他纹饰，流行于战国时期；“菱形斜格纹”多见杂以“涡纹”和“S”形图案，流行于战国；“环带纹”，旧称“公字纹”，表现为连续的“S”形波浪带图案，上下充填“窃曲纹”或环纹，流行于西周晚期；“窃曲纹”很早就见于《吕氏春秋》的记载，“窃曲纹”的变化很多，如蜷曲若双环而其中之一有目形者，有两端内曲呈一如意头状者，不一而足。

青铜使用的意义：1青铜冶炼术的发明和应用，使金属冶炼业得到大力发展，促进社会大分工。手工业得以从农业中分离。 2青铜冶炼术在农业工具制造领域的作用：促进了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段提高了社会生产力。 3用青铜制造武器提升了军队战斗力。 4青铜器在人类生活中的使用，使人们生活质量有所提高，并推动了文化的繁荣。

鉴别

当下市场上比较能见到的青铜剑，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而这一时期也是青铜器发展历程中，铸造工艺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时期，当然了，青铜时代无论如何高超，都离不开范铸这一根本技术，青铜剑也是一样，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除了铸造技术的飞速发展之外，机械加工技术同样得到了飞速发展，而且广泛应用于青铜器以及兵器的铸后加工中，我们鉴别青铜器以及青铜兵器时候除了铸造工艺、锈色之外同样还需要考量表面铸后加工所残留的信息，这样综合判定对于真赝将有极大的意义和参照价值。

一；我们需要了解和正确认识到，青铜剑中所有剑都是采用了分段铸造工艺实现的，剑体是需要单独铸造加工结束后，才能铸接手柄部位的，否则剑身是无法实现打磨加工的，因为有格部存在，从加工角度讲是个大问题，因此只能先结束剑身。对于一般的剑也就是常说的竹节柄、喇叭筒这样的剑，一般从格到柄首实行整铸，就是首部范型于格柄范型组合后一次浇铸结束，浇口通常呈现橄榄型，在首部下端，有时候也会打磨掉，多数时候会完整保留下来。浇口的两个端部正好与剑柄侧边范线相接，因为这是分型线也是合范的结合部位。对于同心圆相对就复杂些，多数同心圆都是采用三段式铸接，因为同心首部位是单独铸造，同时还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同心圆剑的格，基本上讲这个格也是单独铸造后插接上去的，部分同心圆的格部甚至可以看到缝隙，就是这个原因。

二；就是与范铸工艺对应的脱范问题，以及剑体上的特征。一般讲竹节柄、喇叭筒剑均属于两次铸造，其格部到首是整铸，因此格部位于剑体所构成夹角必须符合铸造圆角理论，否则会出现脱范困难甚至无法脱范的问题，所以真品的这个角度是大于90度的；但是对于同心圆剑就不一样了，同心圆的格是单独铸造后插接进去的，因此不存在脱范问题，就发掘的实物看，同心圆的此部位夹角基本上都会小于90度。

三；表面加工特征，一般讲剑身是沿脊部进行纵向打磨成型，开刃是垂直脊部进行的，这种开刃方式是具有科学道理的，因为在放大镜下看，我们会发现刃口呈现细锯齿状，就杀伤力讲，这种细锯齿状具有更高破坏力。这种开刃方式目前在新疆维吾尔人的小刀上依然应用着，所以维吾尔人的这种开刃方式的小刀声明赫赫，究其原因主要还是锋利，其次才是美观，因为刀的作用和价值就是切割。当然了使用后再次被开刃的剑或者戈等兵器就不一定采用这种开刃技术了，因为这种开刃技术只能是专业技术人员才能做到，所以使用后二次开刃甚至多次开刃的兵器上会出现横向开刃，其实这不是规范的，但是我们通过观察还是会发现有些角落部位或者使用不到的部位也就是后面也不会磨到也没必要磨得部位，往往依然会残留下初次开刃的痕迹。格部位的打磨方式基本是两种方式。

四；剑首部位的加工打磨痕迹特征，我们一般都忽略了这一部位的铸后加工打磨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他涉及当时机械加工方式的应用，以及合理高效加工技巧，当然这种技巧是于当时所使用的工具密切相关的，也是今天比较难以复制的。几乎所有青铜剑的首部都采用了机械加工方式。从我们观察的实物看首部的外圆应该都是通过类似于今天的车的方式打磨，因此看见的痕迹多是顺圆周方向呈环状的，竹节柄首部喇叭型也是一样，实物上加工痕迹也多是顺圆周方向呈环形状，一般讲大多不会形成圆环状，但其基本打磨痕迹看是明显走圆弧形，会有交错现象，但整体不凌乱，有明显顺序和规律。首部喇叭圆的直径也都在4公分正负公差不会超过1毫米，基本上我们测量过的都在4公分正负1以内，就实测数据来看基本上以走上公差为多。因此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定制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