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伊始，北京故宫博物院首次公布紫禁城总藏品达1807558件，其中珍贵文物1684490件，一般文物115491件、标本7577件。届时这本“花名册”将亮相故宫官网，方便世界各地的观众随时查询赏析。

以往北京故宫博物院对外公布拥有文物总数150万件，在册文物总数94万件。此次文物清理工作，众多专家突破传统的文物观念，真正从故宫学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故宫藏品。将60万件古籍类藏品纳入文物系统管理，包括20万件善本、23万件武英殿刻书处的书版、17万件乾隆后到1911年的普通古籍，以及22703件帝后书画作品等。此外，清代“样式雷”制作的“烫样”等11余万件普通文物和约13万件铜钱等，亦都升级为文物。对宫廷生活遗存的清理也采取了新的视角，过去一般认为宫廷生活遗存只是皇帝后妃的日常生活用品，不能算作文物，导致曾对70多万件所谓的非文物采取了物资式处理，现在重新审视这些藏品，其直接地展示了皇帝后妃们的日常生活和艺术理念，与古建筑、历代文物有着同等价值。比如过去只重视皇帝后妃的成衣，对相当数量的衣鞋纸样和衣盒重视不足。其实，它们是清宫服饰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还有反映清代官员觐见皇帝制度的近万件红绿头签，反映皇宫警卫制度的上千件腰牌等。

1807558件可以说是故宫博物院自建院以来在藏品数量上第一个全面而准确的数字，将故宫文物藏品准确到了个位数，且每件都能做到纸质总账、电子总账、分类账、文物卡片、实物完全核对上。这标志着故宫博物院的藏品管理工作进入一个历史性的新阶段。

在这次清理当中，故宫还调整了文物库房布局，改善部分库房的保管条件，研制出4套雨花阁瓷塔木塔“弹性滑移减隔震系统”。

清理工作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工作的完结。此后，故宫将编制《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总目》和《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通过电子本和纸质本两种形式向社会公开，过去一直保密的藏品编号也将对外公开。

我们相信，故宫在2011年伊始公布历时七年的藏品清理数据只是一个开始，是全国文物清理普查工作势在必行的开始，是博物馆藏品管理数据化、透明化的开始。

正如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所言：“文物普查是确保国家历史文化遗产安全的重要措施。开展文物普查有利于全面掌握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分布、特征、保存现状、环境状况等基本情况；有利于准确判断文化遗产保护形势，为科学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和发展规划提供依据；有利于带动可移动文物保护范围的确定、标志说明、文物档案、保护机构等基础工作建设，提高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整体水平；有利于培养锻炼专业人员，提高文化遗产保护队伍的整体素质；有利于提升全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发现文物，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提和基础。而文物普查工作正是发现文物的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同时，随着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不断发展，以前不被重视的、甚至不能规划入文化遗产范畴内的可移动或不可移动品类可能逐渐被认识到其蕴涵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文物普查将根据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新趋势，将新的文化遗产品类纳入普查范围中，予以重新的身份认定、登记，扩大文物保护工作范畴，真正给予文化遗产最全面的、最有效的保护。

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发生于1956年，国务院在《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中就提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对历史和革命文物遗迹进行普查调查工作”。1961年3月国务院颁发《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再次强调：“各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必须进行经常的文物调查工作”。1981年，我国展开了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40余万处，并先后公布了235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000余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60000余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当前仍在进行中，从2007年4月始，至今年12月结束，普查范围扩大化，包括我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地上、地下、水下的不可移动文物，且以调查、登录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为重点，同时对已登记的近40万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复查。此次文物普查更是广泛运用最新科技手段，并充分利用已有的文物调查项目成果，了解不可移动文物本体及环境的基本情况，尤其是对不可移动文物的量化指标、保存与环境现状及其变化情况等进行调查、登录。

可以说，文物普查直接关系到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根本。不仅使国家的公共文化遗产得以严格化、系统化、透明化管理，将文化遗产保护切实地纳入全民监督视野中，更是让全民切实地加入文物保护工作中，提升民众保护本民族文化遗产的责任与意识，提升民族自尊心、自信心。

1、虎首铜像

虎首铜像质地为铜器，其制造年代在清乾隆年间(1736-1795) 。原属北京圆明园西洋楼海晏堂前大水法的十二兽首铜像之一。

生肖铜像身躯为石雕穿着袍服的造型，头部为写实风格造型，铸工精细，兽首上的褶皱和绒毛等细微之处,都清晰逼真。兽首上的褶皱和绒毛等细微之处都清晰逼真。

铸造兽首所选用的材料为当时清廷精炼的红铜，外表色泽深沉、内蕴精光，历经百年而不锈蚀，堪称一绝。

据考证，当年十二生肖铜像呈八字形排列在圆明园海晏堂前的一个水池两边，被时人称为“水力钟”。

每日，十二生肖铜像会依次轮流喷水，分别代表全日不同时分，正午时分时，十二像会同时涌射，这些铜像是西方人设计，在中国制造的，融东西方文化于一身。

在1860年“火烧圆明园”事件后被掠夺并流失海外，后被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购回，现收藏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

2、《五色鹦鹉》

图绘折枝杏花两枝，枝头栖五色鹦鹉一只，用笔细劲工致，设色浓丽，与《蜡梅身禽图》想类，是一种精巧典雅的风格。

因有徽宗赵佶的亲笔题词，历来系于徽宗名下，但当代学者普遍认为实出当时画院职业画家之手，体现了徽宗时画院花鸟画创作的水平。

画幅的右侧有赵佶瘦金书诗序并诗，其形式与《祥龙石图》相近似，有的学者进而推测此作当为《宣和睿览册》中之一种。

1860年“火烧圆明园”后被掠夺并流失海外，现收藏于波士顿美术馆。

3、王作左守鼎

王作左守鼎高41、口径38厘米：口沿外折，上立粗壮的两耳，颈部略收，腹部稍鼓，腹下置三蹄足。颈和足的上部均有短棱脊，形制与小克鼎相似，但小克鼎的腹部似乎更深些。

该鼎1860年“火烧圆明园”后被掠夺并流失海外，后被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购回，现收藏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

4、《圆明园四十景图咏》

《圆明园四十景图咏》是根据乾隆皇帝的旨意，于乾隆九年（1744年）由宫廷画师唐岱等绘制而成的40幅分景图。

四十景图为绢本彩绘，各幅分别附有工部尚书汪由敦所书乾隆《四十景对题诗》，字体一律为大臣奏章所用的宫廷管和体。全图咏分为上下两册，奉旨正式安设于圆明园奉三无私殿呈览，人称殿本彩图。

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这套珍贵的彩绘图被侵略者掠走，献给了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现存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

5、青铜鎏金佛塔

高约2米，与故宫内现存的佛塔基本相似。通体各层镶嵌着绿宝石，这在乾隆年间各种佛塔中都是少见的。

这座金塔顶部为日、月、伞和三宝，代表佛教中最理想的天界，日、月镶嵌巨大的绿宝石。中间的半圆体有一佛龛，佛龛中为释迦牟尼像，形态自然、铸造艺术精湛。

下部四方体有雄狮托起整个塔体造型。这是藏传佛教佛塔的典型样式。

原属圆明园珍品，现收藏于法国枫丹白露宫。

藏品上至旧石器时代，下迄当代，包括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瓷器、书画、织绣、竹木牙雕、民俗和当代艺术品等，国家一级以上文物1062件。藏品中，考古发掘品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其中新石器时代的“玉串饰”，战国时期的“错金银铜壶”、“郢爰”，西汉的“金兽”，东汉的“广陵王玺”、“错银饰青铜牛灯”，东汉的“鎏金镶嵌神兽铜砚盒”，西晋的“青瓷神兽尊”，南朝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模印砖画，明代的“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等10件藏品为国宝级文物。

南京博物院简介

南京博物院位于南京市玄武区中山东路321号，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 ，简称南院或南博，其前身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蔡元培等倡建的国立中央博物院，是中国创建最早的博物馆、中国第一座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综合类博物馆。现为大型综合性的国家级博物馆、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首批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

国宝级文物简介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历史绵绵不绝，光耀于世，浩瀚的文化古籍和巧夺天工的文物珍品构成了中国历史长河中一段段华采乐章。尤其以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出土的马踏飞燕最具代表，它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脚踏实地、勇敢创新、积极进取的伟大民族精神。

馆藏文物通常分为一级、二级、三级这三个等级，其中最高级别的一级文物又分为甲、乙两个等次，而只有一级甲等文物，才可以称为“国宝”。一件文物究竟是不是一级甲等，换言之是不是“国宝”，要经过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

文物级别

馆藏文物通常分为一级、二级、三级这三个等级，其中最高级别的一级文物又分为甲、乙两个等次，而只有一级甲等文物，才可以称为“国宝”。一件文物究竟是不是一级甲等，换言之是不是“国宝”，要经过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而且鉴定专家必须共同在场，至于鉴定时所持的标准，首先不是文物价值几何，最重要的是它必须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见证，有了这一层意义，才能被认定为“国宝”。

严格说来，“国宝’’不是一个标准化的科学名词，将珍贵文物称为“国宝”，大概是受了日本的影响。因为他们早就由国家制订了《国宝保存令》，无论公私收藏的珍贵文物，凡是被国家专门机构定为“国宝”的，收藏者自己绝对无权处置。

时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为了纪念郑和与马六甲密切的历史关系，马来西亚马六甲历史博物馆在荷兰红屋二楼辟出"郑和文物馆"，已于前些时开放供公众参观。这是全马第一家纪念郑和的展览馆，也是马六甲惟一一家以人物为主题的文物馆。

在郑和文物馆外，竖立了一尊郑和石像，馆内展示的文物大部分来自马来西亚华裔文化团体和民间的捐献，还有一些是由博物馆自己搜集而来，其中有古物20多件，另有一些史书古籍和80多张文物。文物馆还特别仿制了郑和当年航海的船只，在馆内展示。郑和文物纪念馆内的壁画原本存在于荷兰红屋内，现已被加上了边框，成为一件展品。

馆长卡密斯介绍说，郑和与马六甲的关系虽然密切，但有关他在南洋的史迹材料却不多，馆内展示的史料，多数是郑和在中国的活动记录以及他航海所经之地的一些资料。其中一件比较珍贵的文物是明朝永乐皇帝赠给马六甲拜里米苏拉苏丹的印章，这个印章当时是由郑和带到马六甲的。卡密斯说，马六甲历史博物馆曾经帮助英国伦敦一家公司收集郑和的文物和史料，因此获得了对方回赠的这个具有纪念价值的印章。馆内收藏的一批外形与一般的方孔铜钱相仿的"郑和钱"古币，是由一名古币收藏家捐赠的，但这批古币的出处已无法考证，连身为馆长的卡密斯也不清楚这些古币为何被称为"郑和钱"。

曾与馆长卡密斯一起前往中国搜集郑和史料的马六甲中华大会堂主席郑永传说，郑和纪念馆的设立只是一个开始，还需要进一步充实"内涵"。他希望，民间如有收藏郑和文物的爱好者，应慷慨捐赠，以丰富馆藏。他还希望有精通中国历史的专家来协助处理馆内的事务。

马来西亚人认为，郑和是马六甲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曾给马六甲王朝带来了希望，间接使拜里米苏拉统治的马六甲王朝走入辉煌年代；如今，又为当地旅游业带来了许多发展的商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进入到了十四年抗战时期。北平在东北沦陷之后也成为了中国抵御日本南下的最重要的城市。在日军的威胁一步步加深的国难时期，故宫博物院内的文物搬迁也逐渐开始。 一、抗日狼烟下的故宫博物院 1931年9月18日，日军在制造「 ”柳条湖”事件后迅速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几个月之后东北全境沦陷，东北军全数撤退至华北地区，至此华北成为抗日的第一线，而北平也成为华北地区抵御日军的最为重要的城市。 在九一八事件发生之后，1931年12月3日，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请示南京行政院，请求在故宫内设立临时警卫处，加强对故宫博物院的警备力量，以防止文物遭受损失。15日行政院批准了易培基的请求，至此故宫博物院在日军的威胁下开始了其保护文物的漫长历史。 组织故宫文物南迁的时任院长易培基 1932年日军在上海发动「 ”一·二八事变”，对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发动袭击，在战争中，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以及各大高校都遭到了日军的猛烈轰炸，一时间中国同时遭受到日本南北双重夹击之势，情势十分危急，而藏在故宫博物院的大量的古籍文物更是有了商务印书馆的前车之鉴。在这种情况下，2月易培基便开始着手令工作人员将展列在紫禁城各宫殿的文物撤下并开始对古籍文物进行编号、整理以及将其装箱保存。 在战争中被日军炸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 日军在攻陷东北后对华北地区虎视眈眈，并时常对华北地区进行袭扰，1932年8月日军进攻热河，平津地区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安全形势。此时的故宫博物院已经开始考虑故宫文物的搬迁问题，易培基向行政院致函，请求将故宫文物中的一部分搬迁至东交民巷以及上海等地的租界进行保护，同时还请求故宫博物院在南京设立分院，将文物搬迁至南京进行保护。 二、故宫搬迁之争 故宫博物院内包含着大量的中国古籍文物，其中的四库全书等更是无价之宝，可称为中国的「 ”国宝”。对其的保护关乎到中华文明的千年文脉是否能够保存，而关于其是否迁移也引起了各界的讨论。 有人给故宫博物院致函，认为日军已经攻占东北和热河，平津地区一定是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平津一失，华北必然沦陷，所以故宫的文物必须南迁，只有迁移才能保护「 ”数千年遗下之国粹”。但是也有人认为大战在即，应该集全国之力以抵御日本，应当将故宫的文物进行拍卖以购买军火武装军队，但这种观点遭到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 故宫文物南迁 而在北平当地，有许多本地人士发出了反对文物迁移的声音，他们认为故宫博物院是北平的重要文物，而博物院内的文物更是北平作为文化古都的根本所在，他们坚决反对将文物搬出北平并组建了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坚决 文物南迁。 1933年3月10日热河战役结束，热河省沦陷于日本之手，长城抗战开始，平津地区面临最为严重的威胁。早在1月份，故宫博物院便召开会议决定从博物院中挑选重要文物先行南下，根据行政院的指示，这一批重点文物将会到达上海，2月6日，第一批故宫文物共2118箱自故宫内运出前往火车站，不久之后到达南京浦口。 准备南迁的文物 而就在文物到达浦口之时，关于这第一批文物到底迁移至何处，行政院与中政会发生了矛盾，前者坚持要将文物运往上海进行保护，但是后者却主张将文物搬迁至洛阳与开封进行保护。关于文物存放在哪的争论使得文物只能暂时停留在浦口火车站等待下一步安排，直到3月宋子文回到南京召开会议才最终决定将文物运往上海。此后一直到五月份，故宫博物院又分五批将13427箱文物南迁至上海进行妥善保管。 坚持故宫文物迁至上海的宋子文 迁往上海的文物由于气候较为潮湿容易被损坏，而此时故宫博物院也打算在南京建立博物院南京分院以保管文物。1936年9月26日，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保存库落成，蔡元培等参加了落成仪式。分院采用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建造，能够使文物保存在温度气候适宜的环境中，是当时首都南京的现代化建筑之一，对于保护文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36年12月，存放在上海的诸多文物开始迁往南京，1937年元旦，南京分院正式落成，文物也搬迁完毕。 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中央博物院） 三、七七事变之后的文物迁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平津沦陷，留存在北平的大量文物古籍遭到破坏，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上海以及首都南京也面临巨大的威胁，此时留存在南京的文物也不再安全，文物搬迁再一次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 七七事变照片 在战争的威胁下，中央 下令将存放在南京的文物装箱沿长江西进，8月14日，第一批文物在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护送下离开南京前往长沙，12月安全抵达长沙并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内。11月份第二批文物搬离南京开始西迁，此次文物搬迁为火车搬运，最终北上至宝鸡停留下来，在经过清点后南下入四川最终至峨眉山地区，此后第三批文物也历经千难万险最终到达四川乐山。 故宫文物南迁、西迁简图 至此故宫文物历经五次南迁，三次西迁，终于在日寇来临前安全的迁往大后方地区，使得中华文明的文脉得以保留下来。而参与这场搬迁的各行各界的人虽未在战场上杀敌报国，但其行为一样可以彰显于天地间，其英雄事迹亦可以传之后世，流芳千古。 文史君说： 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纪念碑上有言：「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庚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西南联大的成立为我国高等教育保留了大批火种，而文物的西迁亦将我国文明的火种保存下来，功在千秋，利于万世。 参考文献： 1、唐正芒：《抗战时期故宫文物的南迁西移》，《湖南文史》2004年第4期。 2、向宁：《故宫文物南迁记略》，《贵阳文史》2007年第5期。 （作者：浩然文史·投稿作者刘越） 本文为文史科普自媒体浩然文史原创作品，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本文所用，除特别说明外都来自互联网，如有侵权烦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 我们会每天为大家奉上精彩的历史文章，恳请各位读者朋友关注我们的账号！您的点赞、转发、评论，这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

苏州博物馆馆藏文物4万余件，其中一级文物865件/套，二级文物1188件/套，三级文物32295件/套，尤以历年考古出土文物、明清书画、工艺品见长。此外，苏州博物馆还收藏有古籍善本725种3128册，普本28501种91754册，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两塔瑰宝　[宋]五节石函：顶部边长225厘米，底部边长27厘米，通高441厘米。1956年在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第三层发现。石函平面方形，下广上狭，分五节叠落而成，无雕刻，内原置铁函。 [宋]铜如来佛像：高16厘米。1978年于瑞光寺塔第三层塔心的天宫中发现。佛像皆螺发肉髻，但在雕刻处理上各不相同。肩圆臂瘦削，胸肌结实，结跏跌坐于束腰莲花台上。相传释迦穆尼在菩提树下进入禅思，修悟怔道，采用的就是这种姿势，因此佛教通常以全跏坐为如来坐，身后皆有显示光明的火焰纹背光。 [五代]铜质大金涂塔：通高368厘米，塔座15厘米。塔为四方形，可拆卸，整个塔大致可分五部分，从上到下分别为：塔刹、蕉叶形插角、塔身、铜盖及带有四面十六个罗汉像的须弥座，整个塔身雕刻系印度风格，各面刻有佛教故事，蕉叶形插角外侧共刻故事三十二则，内侧分立四大天王像。塔刹占全塔比例约三分之一，刹座为莲形覆钵，刹身有相轮五重。 [宋]铜佛坐像：高192厘米，1956年在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第三层发现。螺髻，双耳垂肩，身着袒右袈裟，结跏趺坐于圆形蒲团座上，背而出一环纽，未见背光。 [宋]铜十一面观音：高235厘米。两尊十一面观音像大体相同。观音像立于束腰莲花台上，一脚向侧前略伸，身穿天衣，一条飘带轻轻搭在右手上，左手持一宝瓶。全身配有璎珞、耳珰、颈饰、胸饰、臂钏、腕钏等各种珠宝佩带装饰，一条珠链从项颈处斜长至足背，身式略呈“S”形。 [宋]铜地藏佛像：通高21厘米。地藏菩萨像发现于瑞光寺塔第三层塔心的天宫中。其貌似沉寂端庄，阔额长耳，身披袈裟，衣纹流畅，半跏坐于长方形座上，左足下踏着莲花台。右手持一宝珠，左手置于膝上。 [五代]秘色瓷莲花碗：碗高89厘米，口径139厘米，盏托高66厘米，底径93厘米，通高135厘米。1956年在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第三层发现。这件越窑秘色青瓷莲花碗由碗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为直口深腹圈足，盏托形状如豆，盘口外翻，束腰，圈足外撇。碗身外壁、盏托盘面和圈足均饰重瓣莲花，如浅浮雕状凸起，被认为是五代、北宋年间秘色瓷标准器。 [宋]浮雕佛像石函：长46厘米，宽265厘米，高25厘米。1956年在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第二层发现。系有六块裁好的砚石板榫合而成，平面长方形，盝顶，函身每面浮雕佛像五尊，底部四周刻如意云纹花边，函盖内面涂成漆地。石函内原置鎏金镂花包边楠木经箱。 [宋]针刺佛像铜镜：直径162厘米。针刺佛像，有“曹庶升舍入塔”六字。 [宋]楠木经箱：束腰长378厘米，宽192厘米，高21厘米，楠木制作。箱底垫有丝织物，外涂器，各部边缘和接缝处都镶包银质鎏金花边。这只经箱大体完整，箱上记载制作艺人姓氏更属可贵。1956年于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现藏苏州博物馆。 [宋]嵌螺甸经箱：长348厘米，宽137厘米，高127厘米。经箱分盖、身、台三部分。盖为盝顶长方形套盖，盖面图案在散花中聚成三朵团花，中间镶半圆形水晶，并点缀五彩宝石。四周斜坡和边沿嵌有瑞花、菱形环带花纹间以蝴蝶和飞鸟状钿片。箱身壁面四周嵌缠枝形石榴、牡丹等花卉，寓意“子孙满堂”。台座采用须弥座形式，设16个凹形台门，中有堆漆描金瑞草，金碧辉煌。 [宋]盛真珠舍利宝幢内木函：宽425厘米 ，高123厘米。1978年发现于苏州瑞光寺塔第三层天宫，真珠舍利宝幢就安置在这只内木函之中。内木函用银杏木制成，为五节正方形套叠式。在它内壁书有“大中祥符六年四月十八日记”字样，外壁画有彩绘四天王像，为罕见的宋画精品。四天王像比例均匀，面部表情夸张，画中还处处可见唐代画圣吴道子的遗风，笔墨浑厚雄健，用柳叶描法，线条生动流畅。 真珠舍利宝幢：通高1226厘米。1978年4月12日，三个顽童登上岌岌可危的瑞光古塔掏鸟蛋时，在宝塔的第三层意外发现了一个封存已久的宝藏，宝幢即是其中之一。宝幢置于黑色外木函内，木函的正面立墙上有两排白漆楷书：“瑞光院第三层塔内真珠舍利宝幢”。宝幢的主体用楠木构成，分须弥座、佛宫、刹三个部分。 书画[明]王宠《春山图》：内纵1008厘米，横305厘米；外纵240厘米，横57厘米。此幅《春山图》是其一幅极其少见的绘画作品，在其图左上角题诗一首：“媚眼风光恰似春，白沙黄荻水粼粼。轩窗遍启抛书坐，猿鹤襟期土木人。” [明]刘钰《烟水微茫图》：内纵1389厘米，横44厘米；外纵250厘米，横73厘米。在此图的右上方有刘珏五言诗一首，最上方为徐有贞行草五言题诗和跋文。根据徐有贞跋可知，此画作成化二年夏至后的一天，刘珏与徐有贞乘船至相城沈周家，在沈周家中作画、题文和跋文，为后人传达了吴门文人雅土的生活情景，特别是“江南不可思，动予情依依”的艺术情怀。 [明]蓝瑛《仿大痴山轴》：内纵3315厘米，横1005厘米；外纵440厘米，横137厘米。 [明]米万钟《红杏双燕图轴》：内纵156厘米，横539厘米；外纵255厘米，横65厘米。此轴画虬枝红杏，勾勒圈点，是当时作风。下一湖石，瘦皱玲珑，画法古怪，形似荆、关，而神似范宽。石后几丛芍药，元人画法，颇得逸韵。图中双燕相互顾盼，黑燕以红杏为衬景，白燕以拳石为烘托，别具新意。 [清]任薰《茹叶蜻蜓图》：内纵1522厘米，横544厘米；外纵270厘米，横85厘米。 [明]陈淳《牡丹湖石图轴》：内纵181厘米，横952厘米；外纵290厘米，横118厘米。 [明]唐寅《灌木丛篠图轴》：内纵1094厘米，横589厘米；外纵250厘米，横89厘米。 [明]夏昶《墨竹图轴》：内纵483厘米，横258厘米；外纵215厘米，横57厘米。此图两丛墨竹左出，一丛茂密，有沉甸甸下压之动态；另一丛为新篁，疏朗飘逸，十分传神。款署“仲昭”，钤“太常寺卿图书”印。 [明]沈贞吉《秋林观瀑图轴》：内纵143厘米，横61厘米；外纵270厘米，横90厘米。沈贞吉画法杜琼，其画传世极少。 陶瓷　青花折枝花果纹大盘明：宣德时期。高5厘米，口径299厘米，底径203厘米。胎质细腻，器形规整。侈口，浅弧腹，圈足，砂底。青花色泽纯蓝，无黑色锈斑，为国产含锰较高的钴土矿青料烧造。盘内壁绘青花折枝仙桃、荔枝、樱桃和柿子，中心纹饰为干叶榴花。外壁口沿处有青花匾额式款“大明宣德年制”，腹部四周为折枝番莲四组。底足露胎处火石红色明显。 洒蓝釉反口石榴尊（清）：雍正年间。高182厘米，口径76厘米，底径68厘米，最大腹径156厘米。胎质坚致细白。石榴形，五瓣花口外撇，束颈，圆肩，圆腹，卧底假圈足。通体采用钴彩料为着色剂，釉面花纹犹如洒落的蓝色水滴，故称“洒蓝”，又名“雪花蓝”、 “青金蓝”。由于洒落的钴料深浅不一，釉色形成了青、蓝、白错落有致的斑点，外底书“大清雍正年制”青花六字行篆书款。 青花釉里红桃子天球大瓶（清）：口微撇，长颈，假圈足，腹部丰满浑圆，似天体中的星球，故名“天球瓶”。整器比例合度，假圈足处理光滑。器身以青花绘桃树、桃叶，勾勒花、桃，釉里红作花蕊、花瓣之色，并绘大小寿桃九只。釉里红的烧造技术高超，釉厚处呈微黄绿色，显出了寿桃的成熟感。 洒蓝釉反口石榴尊（清）：胎质坚致细白，石榴形，五瓣花口外撇，束颈，圆肩，圆腹，卧底假圈足。通体采用钴彩料为着色剂，釉面花纹犹如洒落的蓝色的水滴，故称“洒蓝”，又名“雪花蓝”、“青金蓝”。由于洒落的钴料深浅不一，釉色形成了青、蓝、白错落有致的斑点，外底书“大清雍正年制”青花六字三行篆书款。 清康熙款斗彩海水龙盆：清康熙年间。高4cm，口径213cm，底径125。敞口，浅弧腹，大平底，矮圈足。胎体坚致细白，通体施白釉，釉色白中闪青。整器以海水云龙纹装饰，器外壁用釉下青花绘云纹，釉上抹红绘龙，并用黑彩点睛。器内壁绘五爪龙穿行于云海之间，龙姿威猛，龙嘴微张，犄角后掠。底书“大清康熙年制”青花双圈六字二行楷书款。 [清]陈鸣远款紫砂方斗杯：高54厘米，长119厘米，宽104厘米。此杯为酒器，形如方斗，器形规整。敞口，斜腹，平底。整器呈栗壳色，内壁光素，外口沿及下沿各饰连续回纹一周，左壁凸塑衔环铺首，右壁塑羊兽弧形把，并连有活环，正面阴刻行楷“斗有酒藏之久为君子有”十字诗句及划刻楷书“庚子维夏存朴堂主人属”和“作鸣远”等十三字，旁有阳文篆体圆形“陈”，方形“鸣远”二方印戳，背面凸塑螭龙一条。 [清]紫砂干果洗：高37厘米，长99厘米，宽83厘米。乾果杯实为象生器，是用含有白色细砂的棕色泥塑半爿栗壳型杯，下在浅棕色的板栗蒂疤处，用黄泥塑胡桃一只，旁附白色泥作的西瓜子一粒；在杯底胡桃，瓜子的左上方，有用棕色泥塑的乌菱一只及白色泥作的花生果一颗，右上方有用深紫泥塑的荔枝及白泥塑的白果各一粒，作杯的支衬足及把柄。 明，德化窑白瓷凸花高足簋：高97cm，口径14cm，底径109cm。簋式炉造型，敞口，平口沿，短束颈，扁鼓腹，胫部折收，外撇圈足，平底。足端露胎，胎质润白如玉。内外施白釉，釉质肥厚滋润如凝脂，近似象牙白。颈部饰凸花一周，颈腹部饰双瑞兽耳，圈足外侧饰回纹二周。 青花海水白龙盘：明宣德年间。青花瓷是釉下彩瓷器，它的蓝色花纹是用钴料在瓷胎上绘画，然后上透明釉，在1270度高温下一次烧成。青花瓷从唐代开始烧制，明清时期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这件青花瓷盘中心有一条暗花五趾白龙，外壁上有两条小龙做追逐戏耍的姿态。这件瓷盘就是明代宣德时期典型的官窑器代表作之一。 清顺治款青花天女散花碗：清顺治年间。高72cm，口径129cm，底径6cm。器形规整，撇口，深腹，腹微收，圈足。器足高深，足边修正圆滑齐整。胎体细腻，釉色白中闪青，青花色泽淡雅，呈色稳定。整器构图严谨，以线条纤细的淡描技法来装饰器物的内外壁。器内壁中心青花双圈内绘婴戏图。器外壁绘有两组带有浓厚唐朝风韵的天女散花纹饰，底书“大清顺治年制”青花双圈六字二行楷书款。 黄地绿龙盘（明）：高39厘米，口径186厘米，足径129厘米。胎质细腻坚致，胎体厚薄均匀。口微敛，浅弧腹，矮圈足，底微塌。盘外壁黄釉地上绘有绿彩龙和云纹。圈足釉底青花双圈内有“正德年制”四字二行楷书款。 明甜白刻花葡萄花果纹菱花口盘：明永乐宣德年间。高26cm，口径201cm，底径117cm。盘为菱花式折沿口，浅腹、浅圈足，细砂平底，釉白肥厚而洁净，以划花的手法装饰菱花口盘，折沿为一圈十六组灵芝纹，内辟由荔枝、牡丹、枇杷、茶花、石榴、芙蓉、桃、菊花等组成花果纹组成，盘中心为一组缠枝葡萄，盘外壁由四组灵芝，四组梅花相间构成。整个器型如盛开的莲花，无款。 明万历款青花海水云龙把杯：明万历年间。高88cm，口径101cm，底径46cm。官窑，足形为平底高足，釉面平整，乳白莹润，青花发色呈蓝中泛紫，纹饰中杯外壁为两条云龙，其中一条为仰首向前追赶，另一条为回首嬉耍，在天空中穿云追逐，腹部为海水山石，杯把由十五朵云构成，在白色杯中心有双蓝圈大明万历年制六字楷书青花款。 明万历款五彩鱼藻小碗：小折沿口，腹较深，浅圈足。釉面细润，呈乳白色，青花色调蓝中泛紫。器内壁饰有五多青花云，中心青花双圈内绘正面云龙。外壁纹饰有青花鱼八条和水藻四条组成，并在釉面上用绿、黑、抹红加接青花水藻，在鱼上部空间用黄、绿、黑、抹红等彩绘小花九朵，好似鱼在水藻中惬意潜游。外底青花双圈内书“大明万历年制”六字二行楷书款。 居仁堂粉彩梅鹊花碗：民国时期。这对瓷碗是袁世凯的第十三个女儿袁经祯捐赠的，器物胎质精白如雪，彩质纯净，碗壁内外画有粉彩梅鹊图。图案绘工精细，特别是白梅、红梅、绿叶均以渲染表现出浓淡明暗的层次，极富立体感。同雍乾官窑粉彩瓷器毫不逊色。圈足内有“居仁堂制”四字楷书款，真正的洪宪瓷器非常少见，因而苏州博物馆收藏的这两件器物更显弥足珍贵。 青花人物笔海：这件是清康熙时期的青花人物笔海。笔海即体积比较大的笔筒。此物件绘图精美，青色鲜亮，浓淡适宜。这件器物的有着康熙朝时期青花的主要特点--青分五色。 彭年款紫砂笔筒（清 ）：高82cm，长8cm，宽61cm。树根形笔筒。紫红色砂泥。器身刻有轻烟佳月夕阳微雪 乙末夏日 少云制。器底篆书彭年阳文款。 抹红海水飞兽纹高足杯（明）：万历年间。高89厘米，口径97厘米，底径48厘米。平底高圈足。釉面平整，乳白莹润，青花发色微泛紫。杯外壁红彩绘海水，间以青花苍龙、麒麟、海马、飞象、狮子、瑞鹿、鸾雀和鲤鱼等，杯把为红彩海水山石。白色杯心为青花双圈“大明万历年制”六字二行楷书款。 铜器回纹伯子觚：商代时期。高26cm，口径145cm。喇叭口，高圈足，有八乳钉，饰回纹，圈足内部有铭文。 回纹卣：商代时期。高224cm，口径115cm，145cm。扁圆形，缺盖，有双耳，圈足，肩部饰一周雷纹，卷口。 饕餮纹铜爵：商代时期。高177cm，有尾，有流，三足，足截面呈三角形，圆底，把内有铭文，有两蘑菇形柱，器身饰饕餮纹。 师趛重环纹四足盨：周时期。长271cm，宽178cm，高195cm，有盖，附双耳，果叶形圈足下附四足。腹较深，圈足缺口方正。盖上设捉手四枚，造型灵巧，转角圆润，铸有镂空纹饰。器身饰重环纹两组，器盖饰重环纹一组。 铜蟠螭三足提梁盉：战国时期。高29cm，腹径24cm。此盉造型别致，制作精良，纹饰布局合理，图案华丽，是吴国青铜器的代表作。盉属酒器。青铜盉的出现在商早期，盛行于商晚期至西周，春秋晚期至战国有所谓的提梁盉，颇具地方特色。 三羊三足炉：明宣德时期。高97cm，口径198cm，腹径213cm。 夔纹盨：西周晚期。高205cm，口径235cm，157cm。方形，双耳，圈足，有盖，盖上饰夔纹钮，盖、器身饰夔纹。 伯父乙鼎：西周时期。高179cm，口径183cm。口沿外撇，双耳，三足，双耳外侧饰重环纹，口沿下方饰蝉纹一圈，内底铭文三行。 羊鼎：周时期。高165cm，口径136cm。双耳，三柱足，口沿下部饰一周蝉纹，内底有铭文。

（更多馆藏文物还可翻阅

参考资料：

民族文化宫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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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

1

各族人民心向党

——建国初期全国少数民族敬献中央人民政府礼品展

展览分“开启民族平等团结新纪元”和“建国初期全国少数民族敬献中央人民政府礼品”两个单元，展出各地区少数民族代表敬献的礼品文物和锦旗130余件。

时间：已开展，长期

地点：展览馆西二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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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

——中国丝绸之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展览展出159套307件馆藏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有关的文物和展品，涉及我国21个民族的乐器、瓷器、书画、金银器、漆器、服饰、织锦、刺绣等，10余部视频资料配合着丰富、生动的“非遗”项目互动活动，展示丝绸之路沿线13个省区市“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文化底蕴。

时间：已开展，长期

地点：展览馆东二厅

3

楚雄彝族自治州文献展

展览精选馆藏相关古籍文献10余部、新书200余册，并结合图文并茂的展板展示楚雄彝族自治州悠久的历史文化。

时间：3月30日4月18日

地点：中国民族图书馆

4

齐鲁水墨十家暨青年水墨十家

作品巡展

——北京展

参展艺术家有“齐鲁水墨十家”中的梁文博、岳海波、沈光伟、李勇、李学明、宋丰光、张宜、杨晓刚、王书侠，“齐鲁青年水墨十家”中的于磊、李兴杰、吴疆、张健、韩斌、邓云、孙文韬、杨恩国、杨斌18位齐鲁水墨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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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展览馆东一厅、西一厅

5

世纪伟人腾飞梦

——周恩来与两弹一星展

主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两弹一星历史研究分会

承办：北京福佑堂民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时间：4月11日17日

地点：展览馆中央大厅

６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宣言》发表170周年

——李德林书法展

主办：中联国兴书画院

承办：四川顺程建工集团

时间：4月18日23日

地点：展览馆西一厅

7

丹青赞美新时代翰墨描绘中国梦

——当代知名书画家杨皓暄先生书画作品展

主办：北京汉文盛唐书画院、缘惜阁书画院、世界名家书画院、北京天坛宝盛轩

承办：北京昌明时代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航天海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时间：4月19日23日

地点：展览馆中央大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