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论语》、《弟子规》、《老子》、《庄子》、《增广贤文》作为国学中经典之经典，铸就“国学蒙学之最、中华不可或缺之魂”。这些经典凝聚了我国数千年的文明史和传统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精髓；行文流畅，气势磅礴，辞藻华丽，前后连贯，朗朗上口；内容丰富，包含有诸如天文、地理、历史、治国、修身、道德、伦理等丰富知识，堪称国学经典。

《文公六年》

　原文

　经六年春，葬许僖公。夏，季孙行父如陈。秋，季孙行父如晋。八月乙亥，晋侯欢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晋。葬晋襄公。晋杀其大夫阳处父。晋狐射姑出奔狄。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

　传六年春，晋蒐于夷，舍二军。使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阳处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军。阳子，成季之属也，故党于赵氏，且谓赵盾能，曰：「使能，国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污，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大傅阳子与大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

　臧文仲以陈、卫之睦也，欲求好于陈。夏，季文子聘于陈，且娶焉。

　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金咸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若之何夺之」古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着之话言，为之律度，陈之艺极，引之表仪，予之法制，告之训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礼则，使毋失其土宜，众隶赖之，而后即命。圣王同之。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

　秋，季文子将聘于晋，使求遭丧之礼以行。其人曰：「将焉用之」文子曰：「备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无之，实难，过求何害」

　八月乙亥，晋襄公卒。灵公少，晋人以难故，欲立长君。赵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长，先君爱之，且近于秦。秦，旧好也。置善则固，事长则顺，立爱则孝，结旧则安。为难故，故欲立长君，有此四德者，难必抒矣。贾季曰：「不如立公子乐。辰嬴嬖于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赵孟曰：「辰嬴贱，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为二嬖，也。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国，辟也。母子辟，无威。陈小而远，无援。将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让逼姞而上之，以狄故，让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爱其子而仕诸秦，为亚卿焉。秦大而近，足以为援，母义子爱，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会如秦，逆公子雍。贾季亦使召公子乐于陈。赵孟使杀诸郫。贾季怨阳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无援于晋也。九月，贾季使续鞫居杀阳处父。书曰：「晋杀其大夫。」侵官也。

　冬十月，襄仲如晋。葬襄公。

　十一月丙寅，晋杀续简伯。贾季奔狄。宣子使臾骈送其帑。夷之蒐，贾季戮臾骈，臾骈之人欲尽杀贾氏以报焉。臾骈曰：「不可。吾闻《前志》有之曰：『敌惠敌怨，不在后嗣』，忠之道也。夫子礼于贾季，我以其宠报私怨，无乃不可乎介人之宠，非勇也。损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释此三者，何以事夫子」尽具其帑，与其器用财贿，亲帅扞之，送致诸竟。

　闰月不告朔，非礼也。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政也，何以为民

　译文

　六年春季，晋国在夷地检阅军队，撤去两个军。让狐姑射率领中军，赵盾辅助他。阳处父从温地来，改在董地检阅军队，调换了中军主将。阳子，原是成季(赵衰)的下属，所以偏向赵氏，而且认为赵盾富有才能，说：“任用能干的人，这是国家的利益。”所以使赵盾居于上位。赵宣子从这时开始掌握国家的政权，制定章程，修订法令，清理诉讼，督察逃亡，使用契约，清除政治上的污垢，恢复被破坏的次序，重建已经废弃的官职，提拔被压抑的贤能。政令法规完成以后，交给太傅阳子和太师贾佗，使之在晋国推行，作为经常的法则。

　臧文仲由于陈、卫两国和睦，想要讨好陈国。夏季，季文子到陈国聘问，同时娶了家室。

　秦穆公任好死了，用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针虎殉葬，这三个人都是秦国的杰出人物。国都的人哀悼他们，为他们赋了《黄鸟》这首诗。君子说：“秦穆公没有当上盟主，活该!死了以后还抛弃百姓。以前的国君离世，还留下了法度，而何况夺百姓的好人呢《诗》说：‘贤人的死亡，国家就困乏损伤。’这就是说没有好人。为什么还去夺走好人呢古代身居王位的人知道寿命不能长久，因此就普遍选出贤能，给他们树立风气教化，分给他们旗帜服装，把对他们有益的话记录在典册上，为他们制订法度，对他们公布准则，设立表率来引导他们，给予规章让他们使用，告诉他们先王遗留下来的训导，教育他们防止谋求私利，委任他们一定的职务，开导他们使之合于礼仪，让他们不要违背了因地制宜，让大家都信赖他们，然后到死为止。这样的做法，圣人和先王都是相同的。现在即使没有法则留给后代，反而将杰出人物作为殉葬，这就难于处在上面了。”君子因此而知道秦国再也无法向东征伐了。

　秋季，季文子准备到晋国聘问，让人代他请求如果遭到丧事以后应得的礼仪然后才动身。随行的人说：“准备了做什么用”文子说：“预备好意外的事，这是古代的好教训。临时去请求而没有得到，这会遇到困难。所得虽然一时用不着，有什么害处”

　八月十四日，晋襄公死了。晋灵公年幼，晋国人由于发生祸难的缘故，要立年长的国君。赵孟说：“立公子雍为君。他乐于行善而且年长，先君宠爱他，而且为秦国所亲近。秦国，是老朋友了。能安排好人就巩固，立年长的人就名正言顺，立先君所爱就合于孝道，结交老朋友就安定。因为祸难的缘故，所以要立年长的国君。有了这四项德行的人，祸难就必定可以缓和了。”贾季说：“不如立公子乐。辰嬴受到两位国君的宠爱，立她的儿子，百姓必然安定。”赵孟说：“辰嬴低贱，位次第九，她的儿子有什么威严呢而且为两位国君所宠幸，这是荡。作为先君的儿子，不能求得大国而出居小国，这是鄙陋。母亲荡，儿子鄙陋，就没有威严;陈国小而且远，有事不能救援，怎么能安定呢杜祁由于国君的缘故，让位给逼姞而使她在上;由于狄人的缘故，让位给季隗而自己居她之下，所以位次第四。先君因此喜欢她的儿子，让他在秦国做官，做到亚卿。秦国大而且近，有事足以救援;母亲具有道义，儿子受到喜欢，足以威临百姓。立公子雍，不也可以吗”派先蔑、士会到秦国迎接公子雍。贾季也派人到陈国召回公子乐。赵孟派人在郫地杀了公子乐。贾季怨恨阳子改变他的地位，又知道他在晋国没有人援助。九月，贾季派续鞠居杀死阳处父。《春秋》记载说“晋杀其大夫”，这是由于阳处父侵夺了官职的缘故。

　冬季十月，襄仲到晋国参加晋襄公的葬礼。

　十一月某一天，晋国杀了续简伯。贾季逃亡到狄。宣子派臾骈把他的妻子儿女送到他那里去。在夷地阅兵的时侯，贾季曾经侮辱过臾骈。臾骈手下的人因此要杀尽贾氏来图报复。臾骈说：“不行。我听说《前志》上有这样的话：‘有惠于人或有怨于人，和他的后代无关，这合于忠诚之道。’他老人家对贾季表示礼貌，我因为受到他的宠信而报复自己的私怨，恐怕不可以吧!因为别人的宠信而去报复，这不是勇敢。消减怨气而增加仇恨，这不是明智。以私害公，这不是忠诚。舍弃了这三条，用什么去事奉他老人家”所以就把贾季的妻儿以及他们的器用财货准备齐全，亲自领头保卫，把他们送到边境上。

　闰月不举行告朔的仪式，这是不合于礼仪的。闰用来补正四时，根据四时来安排农事，农事合于时令可以使百姓富裕，养活百姓的方法就在于此了。不举行闰月告朔仪式，这是放弃了施政的时令，怎么能治理百姓

　扩展阅读：

　左传文学成就

　与上述史学成就相比，《左传》的文学价值比较容易受到忽略。其实，从我国古代文学的演变过程来看，《左传》在这一领域同样有其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概略而言，主要表现在：

　一、《左传》显示了由单纯记史向注重剪裁史料、精于谋篇、善于敷演故事的重要跨越，空前而触目地增加了叙事的形象性、生动性（尤其一些战争的叙写最有特色），从而体现早期史书中文学成分的显著积累。在先秦文学，《左传》出现，预示着散文的发展已经面临更加广阔的天地。

　二、《左传》在铺叙事件过程中，第一次展现了一批有着各自经历和不同性格的历史人物，虽非完全着意而为，却也时有渲染、夸饰之笔，客观上积累了形象塑造的宝贵经验，为此后传记文学、历史小说涌现提供了难得的启示、重要的借鉴。

　三、《左传》语言简洁而准确，生动而富于表现力，注意细致描摹，长于运用比喻，达到了很高成就，常被后代视为某种规范；其特具的文学色彩与文学价值，也是此前记事文字中所罕见的。

　四、从总体看，《左传》思想深邃、文风朴厚，叙事、状物精彩而富于多样性，留下了许多久经传诵的佳作，其中不少业已成为后世人们称文的典范。清初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历代堪称“观止”的优秀古文，所收《左传》各篇（节）竟达三十三则之多，可见一斑。此外，《左传》丰富的内容，多姿多彩的历史故事，还作为一部分重要的创作素材为后代的小说、戏曲所利用和发挥，这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也是并不多见的。

　应该强调的是，由于自两汉以迄明、清，《左传》先被视为“解经”之作，其后更升格于重要经书的行列，它在我国文化的地位一度被推崇到至高的地步。唐初孔颖达奉诏撰“五经正义”，于“三传”中特重左氏一家，《左传》更获得与《易》、《书》、《诗》等主要经学元典几相比并的突出地位。隋唐以后，科举考试以《左传》为重要科目之一，进一步促成了其书流传的普泛性。两千年来，有关《左传》的注疏、考订和论评，可谓代不乏见、数量繁多，清初彝尊《经义考》，收录此前各类《左》学著作九十四种；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上海图书编纂《中国丛书综录》，收历代《左传》注、疏、论的各种书目达两百一十余种之多。《左传》经学地位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其书的流传，愈益张扬，扩大了它在史学、文学等各方面的积极影响，同时，也为《左》学的发展添加了一些复杂化、神秘化的内容，值得辨析。

　《大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

　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无贰尔心。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氵京）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注释

　（1）明明：光采夺目的样子。在下：指人间。

　（2）赫赫：明亮显著的样子。在上：指天上。

　（3）忱：信任。斯：句末助词。

　（4）维：犹“为”。

　（5）位：同“立”。适（dí）：借作“嫡”，嫡子。殷嫡，指纣王。《史记·殷本纪》：“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

　（6）挟：控制、占有。四方：天下。

　（7）挚：古诸侯国名，故址在今河南汝南一带，任姓。仲：指次女。挚仲，即太任，王季之妻，文王之母。

　（8）自：来自。挚国之后裔，为殷商的臣子，故说太任“自彼殷商”。

　（9）嫔：妇，指做媳妇。京：周京。周部族后稷十三世孙古公亶父（周太王）自豳迁于岐（今陕西岐山一带），其地名周。其子王季（季历）于此地建都城。

　（10）乃：就。及：与。

　（11）维德之行：犹曰“维德是行”，只做有德行的事情。

　（12）大：同“太”。有身：有孕。

　（13）文王：姬昌，殷纣时为西伯（西方诸侯），又称西伯昌．为周武王姬发之父，父子共举灭纣大业。

　（14）翼翼：恭敬谨慎的样子。

　（15）昭：借作“劭”，勤勉。事：服事、侍奉。

　（16）聿：犹“乃”，就。怀：徕，招来。

　（17）厥：犹“其”，他、他的。回：邪僻。

　（18）受：承受、享有。方：大。此言文王做了周国国主。

　（19）监：明察。在下：指文王的德业。

　（20）初载：初始，指年青时。

　（21）作：成。合：婚配。

　（22）洽（hé）：水名，源出陕西合阳县，东南流入黄河，现称金水河。阳：河北面。

　（23）渭：水名，黄河的支流，源于甘肃渭源县，经陕西，于潼关流入黄河。涘（sì）：水边。

　（24）嘉：美好，高兴。止：语末助词。一说止为“礼”，嘉止，即嘉礼，指婚礼。

　（25）大邦：指殷商。子：未嫁的女子。传说殷商帝乙（纣父）曾将妹妹嫁给了周文王。

　（26）伣（qiàn）：如，好比。天之妹：天上的美女。

　（27）文：占卜的文辞。

　（28）梁：桥。此指连船为浮桥，以便渡渭水迎亲。

　（29）不：通“丕”，大。光：荣光，荣耀。

　（30）缵：续。莘（shēn）：国名，在今陕西合阳县一带。姒姓。文王又娶莘国之女，故称太姒。

　（31）长子：指伯邑考。行：离去，指死亡。伯邑考早年为殷纣王杀害。

　（32）笃：发语词。释见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

　（33）保右：即“保佑”。命：命令。尔：犹“之”，指武王姬发。

　（34）燮：读为“袭”。袭伐，即袭击讨伐。

　（35）会（kuài）：借作“旝”，军旗。其会如林，极言殷商军队之多。

　（36）矢：同“誓”，誓师。牧野：地名，在今河南淇县一带，距商都朝歌七十余里。

　（37）予：我、我们，作者自指周王朝。侯：乃、才。兴：兴盛、胜利。

　（38）临：监临。女：同“汝”，指周武王率领的将士。

　（39）无：同“勿”。贰：同“二”。

　（40）檀车：用檀木造的兵车。

　（41）驷騵（yuán）：四匹赤毛白腹的驾辕骏马。彭彭：强壮有力的样子。

　（42）师：官名，又称太师。尚父：指姜太公。姜太公，周朝东海人，本姓姜，其先封于吕，因姓吕。名尚，字子牙。年老隐钓于渭水之上，文王访得，载与俱归，立为师，又号太公望，辅佐文王、武王灭纣。

　（43）时：是。鹰扬：如雄鹰飞扬，言其奋发勇猛。

　（44）凉：辅佐。

　（45）肆伐：意同前文之“燮伐”。

　（46）会朝：黎明。

　译文

　皇天伟大光辉照人间，光采卓异显现于上天。天命无常难测又难信，一个国王做好也很难。天命嫡子帝辛居王位，终又让他失国丧威严。

　太任是挚国任家姑娘，也可以算是来自殷商。她远嫁来到我们周原，在京都做了王季新娘。就是太任和王季一起，推行德政有着好主张。

　太任怀孕将要生儿郎，生下这位就是周文王。这位伟大英明的君主，小心翼翼恭敬而谦让。勤勉努力侍奉那上帝，带给我们无数的福祥。他的德行光明又磊落，因此承受祖业做国王。

　上帝在天明察人世间，文王身上天命集中现。就在他还年轻的时候，皇天给他缔结好姻缘。文王迎亲到洽水北面，就在那儿渭水河岸边。

　文王筹备婚礼喜洋洋，殷商有位美丽的姑娘。殷商这位美丽的姑娘，长得就像那天仙一样。卜辞表明婚姻很吉祥，文王亲迎来到渭水旁。造船相连作桥渡河去，婚礼隆重显得很荣光。

　上帝有命正从天而降，天命降给这位周文王。在周原之地京都之中，又娶来莘国姒家姑娘。长子虽然早早已离世，幸还生有伟大的武王。皇天保佑命令周武王，前去袭击讨伐那殷商。

　殷商调来大批的兵将，军旗就像那树林一样。我主武王誓师在牧野，他说：“只有我们最兴旺。上帝监视你们众将士，不要有什么二心妄想！”

　牧野地势广阔无边垠，檀木战车光彩又鲜明，驾车驷马健壮真雄骏。还有太师尚父姜太公，就好像是展翅飞雄鹰。他辅佐着伟大的武王，袭击殷商讨伐那帝辛，一到黎明就天下清平。

　赏析

　这是一首具有史诗性质的颂诗，当是周王朝贵族为歌颂自己祖先的功德、为宣扬自己王朝的开国历史而作。它与《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緜》、《皇矣》、《文王》诸篇相联缀，俨然形成一组开国史诗。从始祖后稷诞生、经营农业，公刘迁豳，太王（古公亶父）迁岐，王季继续发展，文王伐密、伐崇，直到武王克商灭纣，可以说是把每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写到了，所以研究者多把它们看作一组周国史诗，只是《诗经》的编者没有把它们按世次我在一起，而打乱次序分编在各处。此篇先写王季受天命、娶太任、生文王，再写文王娶太姒、生武王，最后写到武王在姜太公辅佐下一举灭殷的史实，是上述一组开国史诗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可算是这组史诗的最后一篇。《毛诗序》说：“《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也。”意思当然是对的，但说得抽象了些。朱熹《诗集传》说：“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诗。”说它和《文王》那篇一样，“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这又太拘泥了。其实很难看出是周公所作，也很难看出有警戒成王的意思。总观这组六篇诗文，不过是周王朝统治者为歌颂祖先功德，追述开国历史的显赫罢了。

　全诗八章。历代各家的分章稍有不同，这里是根据诗意确立的。第一、二、四、七章章六句，第三、五、六、八章章八句。排列起来，颇有参差错落之美。

　首章先从赞叹皇天伟大、天命难测说起，以引出殷命将亡、周命将兴，是全诗的总纲。次章即歌颂王季娶了太任，推行德政。三章写文王降生，承受天命，因而“以受方国”。四章又说文王“天作之合”，得配佳偶。五章即写他于渭水之滨迎娶殷商帝乙之妹。六章说文王又娶太姒，生下武王。武王受天命而“燮伐大商”，与首章遥相照应。七章写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敌军虽盛，而武王斗志更坚。最后一章写牧野之战的盛大，武王在姜尚辅佐之下一举灭殷。全诗时序井然，层次清楚，俨然是王季、文王、武王三代的发展史。

　诗篇以“天命所佑”为中心思想，以王季、文王、武王三代相继为基本线索，集中突现了周部族这三代祖先的盛德。其中，武王灭商，是此诗最集中、最突出要表现的重大历史事件，写王季、太任、文王、太姒，不过是说明周家奕世积功累仁，天命所佑，所以武王才克商代殷而立天下。所以，诗人著笔，历述婚媾，皆天作之合，圣德相配。武王克商，也是上应天命、中承祖德、下合四方的。因此，尽管诗意变幻不已，其中心意旨是非常清楚的。全诗虽然笼罩着祀神的宗教气氛和君权神授的神学色彩，其内在的历史真实性一面，还是有认识价值的。

　这是一首叙事诗，但它并不平铺直叙地叙事。其中，既有情势的烘托，也有景象的渲染。文王两次迎亲的描述，生动具体；牧野之战的描绘，更显得有声有色。“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一连三个排比句子，真可谓把战争的威严、紧迫的气势给和盘托出了。“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虽然写出了敌军之盛，但相比之下，武王的三句誓师，更显得坚强和有力。“维师尚父，时维鹰扬”，虽然仅仅描写了一句，也似乎让人看到了姜太公的雄武英姿。至于它有详有略、前呼后应的表现手法，更使诗篇避免了平铺、呆板和单调，给人以跌宕起伏、气势恢宏而重点突出的感觉。这些，在艺术上都是可取的。诗中的“小心翼翼”、“天作之合”等句也早已成为的成语，在现代汉语中仍有很强的活力。

　主要指十三经，同时也包括历代儒家学者的评注和解说。

　十三经是指：《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其中，“经”的地位，“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

　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居于主导地位，《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施于社会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了解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不能不阅读《十三经》。

儒家经典的地位

　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汉代，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官方颇为重视，立于学官。唐代有“九经”，也立于学官，并用以取士。所谓“九经”包括《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和《春秋》三传。

　唐文宗开成年间于国子学刻石，所镌内容除“九经”外，又益以《论语》《尔雅》《孝经》。五代时蜀主孟昶刻“十一经”，排除《孝经》《尔雅》，收入《孟子》，《孟子》首次跻入诸经之列。南宋硕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孟子》正式成为“经”。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

　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最初只有《六经》，后来《乐经》失传，剩下五经，随着历史的发展，便有了七经、十三经、十经等名称。

儒家经典概述

　《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

　1、《易经》为群经之首，设教之书。《周易》即《易经》，《三易》之一（另有观点：认为易经即三易，而非周易），是传统经典之一，相传系周文王姬昌所作，内容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和爻各有说明（卦辞、爻辞），作为占卜之用。《周易》没有提出阴阳与太极等概念，讲阴阳与太极的是被道家与阴阳家所影响的《易传》。《传》包含解释卦辞和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统称《十翼》》，相传为孔子所撰。春秋时期，官学开始逐渐演变为民间私学。易学前后相因，递变发展，百家之学兴，易学乃随之发生分化。自孔子赞易以后，《周易》被儒门奉为儒门圣典，六经之首。儒门之外，有两支易学与儒门易并列发展：一为旧势力仍存在的筮术易；另一为老子的道家易，易学开始分为三支。《四库全书总目》将易学历史的源流变迁，分为“两派六宗”。两派，就是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六宗，一为占卜宗，二为禨祥宗，三为造化宗，四为老庄宗，五为儒理宗，六为史事宗。《周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是古代汉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2、《尚书》，“尚”即“上”，《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它是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尚书》，最早书名为《书》，约成书于前五世纪，传统《尚书》由伏生传下来。考证为上古文化《三坟五典》遗留著作。《尚书·大禹谟》记载十六个字的中华心法。内容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即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十六字心传”，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与灵魂。自汉初以来，有今文、古文两种不同的传本。《汉书·艺文志》说，《尚书》原有100篇，孔子编纂并为之作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焚书令》，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汉代重新重视儒学，由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的《尚书》，共28篇，人们称之为今文《尚书》。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西晋永嘉年间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包括今文《尚书》33篇(梅赜从原先的28篇中析出5篇）、古文《尚书》25篇。清人孙星衍作《尚书今古文注疏》，广泛汲取前人考订成果，将篇目重新厘定为29卷，大抵恢复了汉代《尚书》传本的面貌。《尚书》所记基本是誓、命、训、诰一类的言辞。

　3、《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总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4、《周礼》，世传为周公旦所著，但实际上可能是战国时期归纳创作而成。《周礼》、《仪礼》和《礼记》合称“三礼”，是古代华夏民族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郑玄的崇高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成为儒家的煌煌大典之一。《周礼》中记载先秦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礼法诸制，多有史料可采，所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无所不包，堪称为中国文化史之宝库。

　5、《仪礼》，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汇编。共十七篇。内容记载周代的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各种礼仪，以记载士大夫的礼仪为主。秦之前篇目不详，汉初高堂生传仪礼。另有古文仪礼56篇，现已遗失。

　6、《礼记》又名《小戴礼记》、《小戴记》，据传为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共二十卷四十九篇[1]，主要记载了先秦的礼制，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如天道观、宇宙观、人生观）、教育思想（如个人修身、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学校管理）、政治思想（如以教化政、大同社会、礼制与刑律）、美学思想（如物动心感说、礼乐中和说），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章法谨严，映带生姿，文辞婉转，前后呼应，语言整饬而多变，是“三礼”之一、“五经”之一，“十三经”之一。自西汉郑玄作“注”后，《礼记》地位日升，至唐代时尊为“经”，宋代以后，位居“三礼”之首。《礼记》中记载的古代文化史知识及思想学说，对儒家文化传承、当代文化教育和德性教养有重要影响。

　7、《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左丘明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也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68（鲁哀公二十七年）。

　8、《公羊传》，即《春秋公羊传》。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公羊高。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母生（子都）一起将《春秋公羊传》着于竹帛。《公羊传》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

　9、《谷梁传》是《谷梁春秋》《春秋谷梁传》的简称。《春秋谷梁传》为儒家经典之一。与《左传》《公羊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谷梁传》强调必须尊重君王的权威，但不限制王权；君臣各有职分，各有行为准则；主张必须严格对待贵贱尊卑之别，同时希望君王要注意自己的行为。

　10、《论语》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汉代成书。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与《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总称“四书五经”。全书共20篇、492章，首创“语录体”。是中国现传扬并学习的古代著作之一。《论语》在古代有3个版本，包括《古论》《鲁论》和《齐论》。现在通行的《论语》是由《鲁论》和《古论》整理形成的版本，而《齐论》则在汉魏时期失传。据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介绍，首轮红外扫描后，海昏侯墓出土的竹简中发现疑似失传约1800年的《齐论语》。

　11、《孝经》为论述孝道的专著。传说是孔子作，但南宋时已有人怀疑是出于后人附会。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注解者及百家。现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全书共分18章。

　12、《孟子》为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最早见于赵岐《孟子题辞》：“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现存七篇十四卷。总字数三万五千余字，286章。相传另有《孟子外书》四篇，已佚（今本《孟子外书》系明姚士粦伪作）。

　13、《尔雅》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尔雅》是辞书之祖。收集了比较丰富的古代汉语词汇。它不仅是辞书之祖，还是中国古代的典籍——经，《十三经》的一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尔雅》是现已知的第一部词典，“尔”是“近”的意思（后来写作“迩”），“雅”是“正”的意思，在这里专指“雅言”，即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合乎规范的标准语。《尔雅》的意思是接近、符合雅言，即以雅正之言解释古语词、方言词，使之近于规范。

　

《三全本》和《中华国学文库》都是致力于呈现中国古典文化的书籍系列，但它们在内容和定位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三全本》是中华书局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的简称，其特点在于“全”，即包含全本、全注、全译三个部分。这个系列涵盖了哲学、文学、历史、地理、医学、科技、语言等多个领域。可以看作是面向大众的普及性读物，具有内容丰富、易于理解的特点。

《中华国学文库》则更加专注于中国学术文化的最经典之书，比如哲学、历史、文学、宗教、科学和艺术等各类基本典籍。这个系列的定位可能更加专业和深入，更适合有一定国学基础的人或者专业研究人员作为参考和研究的资料。

总的来说，《三全本》更注重全面性和普及性，而《中华国学文库》则更强调学术性和专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