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的流传形式古今很不相同，简策时代的古籍是以单篇流传;纸普遍使用之后，由于书写工具的改进，古籍开始以“集”的形式流传;雕版印刷盛行之后，古籍便以整部的批量流行了。

简策时代的古籍所以是单篇流行，主要是因为文字的载体──竹简太笨重。从出土的秦汉竹简看，通常每枚竹简只容纳三十或四十个字左右。即以四十个字算吧，一篇一万字的文章就需要二百五十枚竹简，这就是说，一部五十万字的书，就需要一万二千五百枚竹简，这无论从体积上说还是从重量上说，都是十分可观的。这就决定了当时的书籍，只能是以一篇为单位流传。例如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他在同书《老子韩非列传》亦说，韩非“故作《孤愤》、《王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所列举的，都分别是今天《管子》、《韩非子》两书中的篇名，很可说明当时的书籍的单篇流行的事实。古籍的单篇流行，带来了下列后果：①一个作者的书，读者所得篇章有多有寡，不相统一;②一部完整的书，由于单篇流传而容易散佚，而且大都是整篇整篇的散佚。如《史记》一百三十篇，从司马迁写成，到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时，就已有“十篇有录无书”，即是典型的事例。

魏晋之时，纸作为一种轻便的书写工具，已逐渐普遍使用。

晋人传咸称纸“含章蕴藻，实好期文”。并说纸有“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的优点(以上引文均见《纸赋》)。这样，古籍就改变了过去单篇流行的形式，而以多篇集在一起，即“集”的形式流传了。《四库总目》“别集类”的上序说：集……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卷一四八、集部、别集类)

“集”的流传形式，大体有下列特点：①一个人的著述较为集中，为研读一个人或一个学派的著述提供了方便;②文集或诗集大都由作者或作者的亲属、门弟子编定、较为可靠;③由于“集”的容纳量视简策的单篇大大加大，钞写并不容易，故书籍很受人珍视，往往一书而几代相传，反复校勘，绝少讹误，精本较多。

自唐以后，雕版印刷盛行，书籍不仅一改而为批量流行，而且，它还作为商品进入了交易市场。这种情况带来的结果是：①书籍很容易得到;②刻版尚有讹误，则广为扩散，甚至以讹传讹;③由于商人刻书以盈利为目的，粗制乱造者往往有之。鉴于这种情况专门研究和品评版本优劣的版本学便应运而生;同时，校订文字讹误的校勘学也得到了极大发展。

从现存文献中辑录已经散佚的文献，以求完全或部分恢复散佚文献原貌的古籍整理工作，简称辑佚。中国古代常用“钩沉”一词指代辑佚工作。辑佚是古籍整理和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辑佚一般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原书尚存，但有短缺，从其他记载中辑录补充；二是原书已佚，而在他书中尚有全书或片段保存，可据以钩沉重现或辑录复原。

古书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受到天灾人祸以及书籍本身的内容质量、传播方式、载体性能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散佚，或者全部亡佚。中国西汉所编《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书籍，用唐代所编《隋书·经籍志》加以核对，已经亡佚了百分之六、七十，以后各代书籍亡佚失传的情况与此相类，为了保存文献，充实史料，辑佚工作便应运而生。

中国较早从事辑佚工作的是宋代的黄伯思（～1118）和王应麟（1223～1296）。黄伯思曾从马总《意林》及李善注鲍照《舞鹤赋》中辑出已佚的《相鹤经》。王应麟则有感于《易》学独传王弼，《尚书》只存《伪孔传》，便从群书中辑出有关郑玄《易注》、《书注》的资料编成《郑氏周易》、《郑氏尚书注》，他又感到四家之《诗》只有《毛传》流传，便从群书中采集有关其他三家诗说的资料，编成《三家诗考》。“嗣后好古之士，踵其成法，往往缀辑逸文，搜罗略遍。”（章学诚《校雠通义·补郑》篇）南宋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写有一篇《 书有名亡实不亡说》，是最早提倡和研究辑佚理论与方法的文献，标志着辑佚学的发端。明代祁承㸁在《澹生堂藏书约》中补充了郑樵的观点。辑佚在清代最为兴盛，成为专门的学术事业。有专辑某学科著作的，如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30卷，辑存了唐代以前的群经训诂；有专辑某书注解的，如臧庸的《尔雅汉注》3卷，辑存了汉代各家注释《尔雅》的文字；有专辑某人著述的，如袁钧的《郑玄佚书》79卷，辑存了郑玄的一些著作。清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已经亡佚的古代典籍 385种，4946卷。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大规模辑集古代经、史、子、集四部佚书的宏举，如马国翰辑成经部书444种，史部书8种，子部书 178种共630种，印成《玉函山房辑佚书》。黄奭辑成“经解”86种，“道纬”56种，“子史钩沉”74种，印成《汉字堂丛书》 （又名《黄氏逸书考》）。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则广泛收集唐代以前的文章，共得3519名作者的文献746卷，分 15集印行。清代的辑佚实践大大丰富了古籍的品类和种数。尽管如此，辑佚工作仍需要开展，不仅原有的古籍可以继续作为辑佚的对象，古文献的不断出土和发现也为辑佚工作提供了方便条件。

开展辑佚工作需要根据目录著作了解古书的存佚残缺，需要通过辨伪来考证辑录文献的真假是非，需要通过版本和校勘来审订所辑字句的异同多寡和是非得失。因此，辑佚工作需要运用目录学、辨伪学、版本学和校勘学多方面的知识。用以辑佚的资源很多，主要有类书、总集、方志、古注、金石以及新出土的古代文献等。刘咸炘在《辑佚书纠缪》中提出辑佚中“漏、滥、误、陋”四大弊端：辑录而不遍检全书称为漏；本非佚文而指鹿为马称为滥；不审时代，据误本、俗本称为误；不辨体例，不考源流称为陋。可见，辑佚工作需要有广博的古典文献的基础知识。

何谓古籍善本？清朝版本目录学家张之洞的解释为：一是足本，没有删节和缺卷；二是精本，精校精注，错误极少；三是旧本，即传世很久的木刻本、传抄本和线装书。当代学者对古籍善本的解释为：一是年代久远而且有文物性；二是印刷插图精美而具有艺术性；三是书籍内容精辟具有学术资料性。国家文物法对古籍善本曾明文规定，凡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前出品的文物和图书，均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私自出口。于是收藏家们往往将这一时限之前的清代初期或更早期的精刻本和精抄本视为珍宝，因为最起码它的历史文物价值和学术资料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从而决定了其收藏和投资价值也是相当高的。古籍善本由于是纸质品，很容易受到损毁，如水灾、火灾、虫蛀等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保存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实属不易，这就导致了流传下来的古籍善本十分稀少，许多古书现已绝迹，留存下来的古籍善本中不乏孤品、珍品，有的存世量也不过是寥寥几部，因此，古籍善本的价值珍贵也就不难理解了。

1、文献价值古书籍所描述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　2、版本价值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作者的原稿）、旧抄本、原刻本、精刻本、初印本以及各类活字印刷本等版本的价值更高。　3、艺术价值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印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红印本、拱花等。　4、学术价值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5、文物价值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本年代久远，流传又稀少，如宋版书存世不多，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文物考古价值。近年来，我国古籍善本在拍卖市场上行情十分走俏，价格不断向上攀升。如一册《唐人写经遗墨》以88万元成交，《续华严经疏》以40万元成交，《四库全书珍本》以29万元成交，明代版《陀罗尼经》成交价9万元，清乾隆年间《汪由敦诗翰》成交价165万元，民国版《朱拓千叶莲花造像》成交价055万元等等，可见古籍善本近年来已成为拍卖会的重头戏，购买者十分踊跃。古籍善本现已成为收藏家们苦苦追求的收藏精品。　目前，市场上的古籍善本价格还在不断攀升，特别是宋版书或更早的古籍涨幅更是惊人，眼下一般宋版书都是按页论价，而不是以本论价。一页品相上好的宋版书市场价大致在1 万元左右，换句话说，一册100页左右的宋版书价值可达到100万元左右。由于宋版书十分珍稀，其市场价格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元版书市场价与宋版书相差不是很大，市场价也随着宋版书的上扬而升值。明版书市场价要比宋版书低不少，其价格目前还比较平稳，但明版书要比以后的清版书的价格昂贵。明代初期的版本因流传下来的比较少，所以明初版本的升值潜力千万不可小视。明代中叶及明未的各种版本由于尚有一定的存世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其市场价格仍将平稳地维持着原状。清版书由于存世量较大，清中叶及晚清的版本，市场价还不是很高。但清初康熙、乾隆年间的版本仍具有很高的收藏和投资价值。清代图书以木刻为主，晚清时有一部分石印版出现。清代版本尽管目前价格不是很高，但在这部分存世量较大的图书中仍不乏精品善本，这就要看收藏者的识别能力了。此外，民国初期的石印版和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一部分铅印版、影印版虽然不属于很珍贵的古籍善本，但也值得投资者收藏。古籍善本由于近年来在收藏品市场上十分受宠，因而各种伪造的古籍善本也应运而生。 

这个答案是一年前写的，当时观者寥寥。不意经年之后，竟然得到了不少朋友的关注。很多评论中说到文革，既然这样，那正文里也不妨说一说。另，关于乾隆时期的禁毁，只说了销毁，这次修改补入了“抽毁”这种情况。

题主所说的“失传”是文献流传过程不可避免的现象，文献学上将之称为“散佚”。古籍的散佚包括整书佚亡和部分残缺两种情况，宋代之前印刷术不发达，散佚的情况尤为严重。南宋学者郑樵指出：“隋唐亡书甚多，而古书之亡又甚矣。”（《通志·校雠略·编次必记亡书论》），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也说：“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亦复如此。”《四库提要》总结说到，“古书亡佚，愈远愈稀，片羽吉光，弥足珍贵。”散佚的原因是多样的，就整书而言，其散佚原因主要有朝廷禁毁、战乱破坏、自然因素、学术淘汰、流传佚失等。部分残缺则或因为成书时搜罗不全，或因为流传过程中形成残缺等原因造成的。

历代的散佚事件有很多，隋代的秘书监牛弘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将秦始皇焚书、王莽之乱、董卓移都、惠怀之乱、侯景之乱造成的五次重大书籍散佚称作是“五厄”。明代的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又添上隋末、安史之乱、黄巢起义、靖康之难、蒙元南下，成为“十厄”。后近人祝文白又在《两千年来中国图书之厄运》一文中总结了元朝至民国时期的五次厄运：李自成起义、绛云楼失火、清高宗焚书、咸丰朝内忧外患、抗日战争，这样一来，就变成了“十五厄”。以上的总结，有不尽然的地方，同时也有没有囊括进去的事件。下面就历代十数次重大的散佚事件作一简要介绍：

秦始皇焚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这，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始皇本纪》）牛弘对此说到：“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任用威力，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本既先亡，从而颠覆。臣以图谶言之，经典盛衰，信有徵数。此则书之一厄也。”（《隋书·牛弘传·请开献书之路表》）

王莽之乱：《后汉书·儒林传》：“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牛弘对此的描述是：“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隋书·经籍志》对散佚书籍的大略统计则说：“（《七略》所载）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烧。”

董卓移都：《后汉书·儒林传》：“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惠怀之乱：梁阮孝绪《七录序》：“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惠怀之乱，其书略尽。江左草创，十不一存。”《隋书·经籍志》称这批书籍“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而“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

侯景之乱：梁武帝末，降将侯景攻破建康。《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引《三国典略》：“初侯景来，既送东宫妓女，尚有数百人，景乃分给军士。夜于宫中置酒奏乐，忽闻火起，众遂惊散，东宫图籍数百厨，焚之皆尽。”《隋书·经籍志》：“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引《三国典略》：“周师陷江陵，梁王知事不济，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欲自投火与之俱灭，宫人引衣，遂及火灭尽。并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穷矣。’”

隋末唐初：《隋书·经籍志》：“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至京师，行经砥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

安史之乱：《旧唐书·经籍志序》：“自后毋煚又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

黄巢起义：《旧唐书·经籍志》：“开成初，四部书至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及广明初，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

靖康之难：《宋史·艺文志》：“迨夫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些灾厄所损失的，不仅有大量图书，还有宋王室收藏的仪仗、冠服、礼器、仪器、珍宝诸多物品。

李自成起义：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岁积代累二百有余载，一旦突遭焚如，销沉于闯贼之一炬，内阁之书尽矣。而内府秘殿之藏如故也。煨烬之余，继以狼藉，举凡珠囊玉笈、丹书绿字，绨几之横陈、乙夜之进御者，用以汗牛马，制骆驼，蹈泥沙，藉粪土，求其化为飞尘，荡为烈焰而不可得。自丧乱以来，载籍之厄，未之有也。（《黄氏千顷斋藏书记》）此处的“内阁”指的就是明代的文渊阁。

绛云楼失火：绛云楼是明末清初藏书家钱谦益的藏书楼，其中藏书极富。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云：“虞山宗伯，生神庙盛时。早岁科名，郊游满天下。尽得离子威、钱功父、杨五川、赵汝师四家书，更不惜重赀购古本，书贾奔赴捆载无虚日，用是所积充牣，几埒内府。……入北不久，称疾告归，居红豆山庄，出所藏书重加缮治，区分类聚，栖绛云楼上，大椟七十有三。顾之自喜曰：‘我晚而贫，书则可云富矣。’甫十余日，其幼女中夜与乳媪嬉楼上，剪烛灺落纸堆中，遂燧。宗伯楼下惊起，焰已张天，不及救，仓皇出走。俄顷楼与书俱尽。余闻骇甚，特过唁之。谓予曰：‘古书不存矣。’钱谦益本人在宋版前后《汉书》跋中言：“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今吴中一二藏书家，零星捃摭，不足当吾家一毛片羽。”

乾隆禁毁：清乾隆时期纂修《四库全书》，同时展开对图书的大清查。因政治原因列为禁书处于销毁之列的，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据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有清一朝，禁书有三千二百三十六种，数量接近《四库全书》。补充：这时期除了销毁图书，还有一种毁坏文献的方式，叫“抽毁”。所谓“抽毁”，即是纂修《四库全书》时，某些书籍因部分章节或文字不合当时政治气氛，于是编修过程中会将这些书籍的相关部分拿掉。后人查阅这些书籍时，就会发现这些书籍中某几页是空白，却没有任何注明。若空白在篇末卷末，或是抽掉最后一两卷，那么不对照其他的本子，就很难知道原书还有这几卷。若是无他本可校，那么被抽掉的部分就非常容易被忽略了。这种损坏文献的方法十分隐蔽，有时比销毁的危害还要大，因为销毁是抹去文献所承载的全部信息，而抽毁则是有一定程度上歪取信息。

嘉庆宫火：此事亦与乾隆有关。乾隆酷爱收藏宋版图书，在位时广收宋元抄校善本，共计四百余种，置于昭仁殿，名之为“天禄琳琅”。嘉庆二年乾清宫失火，昭仁殿同时被焚，天禄琳琅所存书籍付之一炬，荡然无存。时朝廷为安慰太上皇，又收集了一批书籍，数量多于前天禄琳琅，其实则主要是明清刻本，而非宋元善本。1924年冯玉祥组织清点清宫文物，才发现天禄琳琅藏书早已全非宋本。

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带有宗教战争的性质，其间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四库全书》皆被焚毁，片纸不留。杭州文澜阁被推倒，《四库全书》流入民间，幸有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抢救，未遭全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太平天国起义，南方战火连年，扬州文汇阁及镇江金山文宗阁《四库全书》全毁，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亦不全，其他民间藏书损失尤巨，一般士子缺乏读本。”

火烧圆明园：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及味腴书屋《四库全书荟要》等毁于一旦。

庚子事变：光绪二十六年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各国使馆，为逼出困守的洋人，火烧使馆隔壁的翰林院。英国人普南特·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翰林院者，乃中国十八省之牛津、剑桥、海德堡、巴黎也，中国读书人最崇敬者厥维翰林。院中排积成行，皆前人苦心之文字，均手抄本，凡数千万卷。所有著作为累代之传贻，不悉其年。又有未上漆之木架，一望无尽，皆堆置刻字之木板。……在枪声极猛之中，以火具抛入，人尚未知，而此神圣之地已类图焰上腾矣。……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之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有绸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所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欲拣选抱归，自火光中觅一路抱之而奔。但路已为水手所阻，奉有严令，不许劫掠书籍，盖此等书籍有与黄金等价者。然有数人仍阴窃之。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这次事件中所损失珍贵书籍无数，尤为严重的是《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底本和《四库全书》未收的“四库存目”书原本。

抗日战争：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的文献损失不可胜计，此处仅举一例。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以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商务总管理处，第一、二、三、四印刷厂和纸库、书库、尚公小学及东方图书馆中弹起火。后日本浪人再次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焚书。馆中珍本古籍及其他中外图书四十六万余册化为纸灰，飘满上海天空。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最初没有写“文革”，原因在于，“文革”中我们究竟失去了多少文献资料，难以给出准确可信的目录来。“文革”相对历次灾厄，损失最大的不是官方资料（注意：上述诸事件，多数是官方藏书的损失），而是民间资料。很多书都会说到，“文革”摧毁了大量的家谱、族谱、唱本、鼓书等民俗资料，这些民间文献之前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而人们认识到其价值的时候却已经存者寥寥了。这是一个较大的损失，有朋友在评论中提到了上海图书馆顾廷龙抢救家谱的事情，其言不虚。当时南方不少地方收的家谱、方志等资料集中送到上海造纸厂化浆再造，是顾廷龙带着上图的馆员守在化浆池边，抢救了大批家谱材料。今日上海图书馆的家谱研究最为卓绝，实赖顾先生当年奋不顾身的保护文献之功。此外，“文革”中受到较大损害的，除了民间藏书外，还有学者的私人藏书。这个大家提到的比较少，我这里简单说几个例子：有“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之称的孙楷第，藏书万卷且多有批校，不乏珍本善本。孙“文革”时被下放，其藏书被贱卖予中国书店等处。待其回城后，欲赎回藏书，书店索价甚巨，孙向国家求助，书店乃抢先将书折价售空。孙楷第临终前，刘再复前往探望，孙已口不能言，犹在手心写一“书”，以示此憾。又，梁思成当时被迫移居，其建筑类珍本寄存在清华建筑系资料室，多数被销毁，其他图书被当作废品售予收购站，共运输四十五车次，得三十五元。范祥雍藏书二万余，不乏善本、批校本、旧钞本，于一日内尽被销毁。谢兴尧怕藏书惹事，私自焚书，焚之不尽，以七分钱一公斤计，售得八元。商鸿逵全家被逐出住宅，藏书被两辆马车送至废品站，不知下落。杨宽的大部分藏书被其长子盗卖，杨因此与之断绝关系。黄孝纾的藏书被抄家出来，陈列在青岛柏油路上焚烧，半日方尽，路面为之熔化。

由于文献有散佚，所以才有了“辑佚”之学。所谓辑佚，即是从现存的文献资料中辑出散佚的书籍，如清代四库馆臣就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二十四史之一的《旧五代史》来。清人皮锡瑞《经学历史》谈及清代经学三大成就时，“辑佚书”居三者之首，可见清人对辑佚的重视程度。此外，与辑佚相关的，还有“辨伪”之学。辑佚古书，必须能够识别真伪，辨伪学即是此等学问。由于我们这里主要谈的是书籍的散佚，辑佚和辨伪就不加以冗述了。

2012年，过云楼藏古籍善本一百七十九种，以216亿元的价格成交，创下了古籍类藏品的成交纪录，这或许令很多藏友记忆犹新。近年，古籍类藏品以稳健的价格表现，丰厚的历史价值，深厚的学术底蕴，逐渐吸引着藏家的眼球。时至今日，这个项目已经不容小觑，很多大型拍行纷纷开设古籍专场。古籍收藏成为市场中的一颗明星。古籍收藏，历来是收藏界中品味较高的一个项目。不仅需要藏家具有欣赏、鉴别的能力，更需要藏家具备一定的学术修养。历来大学问家大多嗜好收藏古籍。为了探寻古籍类藏品的魅力，记者走进中国书店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拜访了资深古籍鉴定专家窦水勇老师。在业内，人们都称他“窦师傅”。访谈之中，故纸墨香扑鼻而来。古籍收藏，投资正当时古籍收藏自古就是文人雅好，而古籍类藏品的交易量和交易额在艺术品市场中异军突起还是十几年前的事。

中国历史悠久，珍贵古籍灿若星河，但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近百年，由于战争、自然灾害以及外国的劫掠等原因，古籍遭受巨大损失。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采取多种措施积极进行保护，为以后古籍的保护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古籍作为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认识水平、管理漏洞以及有些不法分子的破坏行为等诸多原因，使许多珍贵的古籍被破坏、散佚甚至卖到国外，这是国家与民族的重大损失，针对当时的情况党和政府在1949-1957年间曾采取了多种积极保护措施。

1、党和国家对古籍保护的政策指导

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部、军政委员会、地方人民委员会等部门都曾发布政令、通告、指示，制定条例、办法等为古籍保护提供政策支持和方向指导。

11、保护古籍图书，避免古籍散佚、毁坏的政策

111、规定古籍的范围，并要求对古籍进行认真保护、保管

1951年5月5日，川南人民行政公署下达保护文物的补充指示，其中第五点：“图书：古版及各种珍贵版本、孤本、绝本、抄本、金石拓本与不常见书籍、碑版、图书版片、简牍、档案、志书、年检、佛经、名人书法、墨迹等应负责征集，妥为保护与保管[1]。”1951年8月西南区制定《西南区土地改革期间保护民族文物暂行条例》，将报刊、杂志、图书档案均列入必须严密加以保护的范围[1]。1950年5月，政务院公布《关于古籍、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方法》[1]。1951年9月10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向各地发出《关于健全各级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加强保护历史文物图书手迹的通知》[1]。1951年11月1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发布通告，指出：“历史文物包括古代金石、碑帖、书籍、字画……应很好地收集保管。”1951年，川西人民行政公署第17次行政会议通过《川西区保护历代古籍文物暂行办法》第四条指出：“各种珍贵版、孤本、绝本、抄本与不常见之书籍……近代具有价值之中外图书、仪器、报章、杂志、图表，均应妥为保管，不得毁损[1]。”1956年，四川省文化局指示各地“注意保护古旧图书资料”(以文社〈56〉第210号文件发出)。

112、禁止将古旧书籍作为造纸原料

1951年3月28日，中南军政委员会通令中指出“造纸纸浆工厂、作坊今后不得再行收购古书故纸为造纸原料，否则以破坏民族文物论处”[1]。1951年12月，为了加强古旧图书的搜集与保护工作，中央文化部和轻工业部联合发布了《关于禁止用旧版书做纸浆材料的指示》[1]。

113、避免珍贵古籍散佚

1950年12月2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通知西南各省人民政府在减租退押时期应注意部分地主借口完成这一任务，将其所藏古书、字画贱价出售，分散破坏的行为[1]。1951年1月2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通令各级人民政府密切注意查禁将有历史价值之文物、图书、碑板任意破坏，零散出售，以及各寺庙僧道退押，售卖庙中各种宝贵经典[1]。1955年湖北人民委员会为保护图书文物，防治散佚损坏，向各市县发出通知，指出“土改中没收地主之书籍文物，均为国家财产……为各机关团体收藏者需进行一次清理登记，防止散佚损坏”[1]。

114、禁止珍贵古籍流向国外

1950年5月，政务院公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1]。1951年6月，文化部颁布关于“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对一些图书要经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核准才能运往国外展览、交换、赠予，发给准许执照者准许出口

1散佚之书

指某书作为独立的文献在历史上曾经存在并流传过，后只有个别篇章字句以某种形式被其他文献转引而保存下来。

2散佚之篇

如《诗经》是一部汇集上古至春秋时代的诗歌谣谚的作品总集，然后先秦著述中所引之诗未见于《诗经》的亦复不少，这些诗篇通常被称为“逸诗”。对此现象，古人曾提出两种解释，一是说这些诗是在“采诗”过程中未被采入；一是说这些诗是由整理《诗经》的人删除的。

3脱佚之文

在某些看似完整的传世文献中，实际上存在着曾被其他文献征引却不见于其传本的文句。如司马迁的《史记》据其自序看有130篇，今所见亦为130篇，似为完书，事实上此书西汉时已有缺佚，汉元帝、成帝时，博士褚少孙曾做过一次补撰，到班固撰《汉书》时又有“十篇缺，有录无书”，故今天所看到的“全本”可能是后来又有人补撰而成的。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上元张灯”条曾经提到《太平御览》所引《史记·乐书》之文为今本所无。清人王仁俊曾以《白氏六帖》、《十一经问对》、《太平御览》等书所引《史记》之文与传本相较，得《史记佚文》一卷，皆传本《史记》所无。上举诸例，《史记》、《诗经》都是流传有绪的重要典籍，尚且会发生散佚，由此推知，散佚文献之量绝非小数。所以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序》中说：《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也就是说，先秦古籍保存至今的，不到原有的百分之一。

1书厄说

“书厄说”最早由隋代牛弘提出，《隋书》卷四九《牛弘传》记载牛弘向隋文帝上书，把秦始皇下令焚书、王莽末年兵乱焚毁、董卓时吏民哄抢、五胡乱华之际文物荡然、梁灭亡时萧绎焚书等五件历史上重大的书籍毁灭事件称为“书厄”。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一又补充了隋唐至宋末的灾厄：

隋开皇之盛极矣，未及皆毁于广陵；唐开元之盛极矣，俄顷悉灰于安、史。肃、代二宗洊加鸠集，黄巢之乱复致荡然。宋世图史一盛于庆历，再盛于宣和，而女真之祸成矣；三盛于淳熙，四盛于嘉定，而蒙古之师至矣。然则书自六朝之后复有五厄，大历一也、天宝二也、广明三也、靖康四也、绍定五也，通前为十厄矣。

当然，书籍的劫难不止于战乱水火，还有很多人为的禁绝。如王安石主政时曾将自己写定的《诗义》、《书义》、《周礼义》送国子监镂版，颁行天下学官，学者争相传习，可谓盛极一时；后变法失败，新学遭禁，王著三经义及《字说》均被废弃，明代后期皆以亡佚。这是典型的“因人废言”。如元朝禁毁道家子书、义理、史料记载等，又如清朝修《四库全书》征书天下，凡具有反清思想的、涉及诋毁少数民族的书籍一律销毁。孙殿起根据《禁书目录》、《掌故丛编》、《文献丛编》、《办理四库全书档案》等书考察，发现在于销毁之例者，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lie。这是“因言废书”。

2文献传播的技术手段造出的散佚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主要书写材料是竹简和绢帛，竹简笨重，每片所载字数有限，而且书写前必须经过裁断、剖削、“汗青”、“杀青”等多道工序，费时费力。绢帛轻便，但价格昂贵，直到丝织业高度发达的汉代，一匹绢尚值六百余钱，相当于六石米的价格，一般家庭使用不起。所以在文献传播的早期，单位文献传抄的数量相对较少，而其经过漫长的历史年代散失的风险也就更大。

而且在书籍主要以传抄形式流传的时代，卷帙浩繁的书流传极不容易。如三国魏文帝曹丕时编的《皇览》千篇，传抄不易，至南北朝时已不见原书，只有节抄本存世，至隋朝时节抄本亦不存。又如南朝齐《四部要览》1000卷、梁《华林通略》700卷、北齐《修文殿御览》360卷、唐《文思博要》1200卷，皆因部头过大传抄不易，早已不存于世。

3文献自身学术水平造出的散佚

在雕版印刷术使用之前，书籍主要靠手抄流传，因此人们对抄录的书籍是有所选择的，质量好的流传日广，其他的流传日微，逐渐被淘汰成为佚书，雕版印刷术使用之后，书籍的传播手段固然先进了很多，但是书籍的质量仍然影响到书籍的流传。

4因观念落后引起的散佚

古人的文献观念较今天淡薄，所以往往不注意为某些稀有文献资料保存副本，甚至于把图书视为奇货、古董，不肯借人浏览，更不用说允许别人录副了，如近代出土的道家文献都被古人当成了陪葬品。有时因为一些政治上的考虑而限制文献的散布。官文书是了解一代社会政治现实最直接的史料，但它们历来不向社会流通，深藏宫中或官府，世为秘籍。这样的文献遇到天灾人祸，最易亡佚。自汉至宋的历朝实录，命运莫不如此。又如明代所修的《永乐大典》22877卷，征引上古至明初各类图书文献七八千种，其中有许多是今已无传本的宋元以前旧籍。此书编成后只抄录了一部藏于南京文渊阁。非常不利于科学技术的传播。如秦始皇焚书，主要是针对儒家经典、百家之书和各国史书，而兵书、农书、医书等生活、技术之书并不在焚毁之列。但由于儒家经典有利于政治教化，史书也对当代统治者有借鉴作用，因此这些被列入焚书之列的典籍后来又大量出现流传，相反不在焚书之列，而见于《汉书·艺文志》的农书、医书几乎全部失传，成为佚书。马端临说：“若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当时虽未尝废锢，而并无一卷流传至今。以此见圣经贤传，终古不休；而小道异端，虽存必亡。”由此可见古人观念如此，竟至于对这些书的亡佚毫无痛惜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