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的世界》 第13集里有这样的描写：“ 借着暖色调的温润灯光马可环视了四周。这个房间大概两米多高，五六平米宽窄，整体日式的禅房设计当中， 一张 榻榻米矮脚红木飘窗小茶几上， 一把 提梁壶 一对 倒置的青花 压手杯 ， 一个 铜云磬 一根 磬槌， 一尊 铜胎掐丝珐琅荷花小香炉，其内嵌紫铜莲蓬处，插得几炷仿莲子形 龙涎塔香 。 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身处此密室之内的马可只觉温暖如春，隐隐还有花香飘过……

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件瓷器来源于大名鼎鼎的古董永乐青花压手杯。压手杯虽然不是永乐盛世所创，但其造型花样却是最受大众推崇和认可的品种之一， 素有“稳稳的幸福”之称。

用过仿永乐压手杯的人第一感觉就是那沉甸甸的温暖，因其瓷胎厚故导热的延时感受刚刚好。在手中的充盈度也堪称完美，有人还上升到人体工程学的角度来对其分析与赞誉。

那么这款 永乐青花压手杯到底是怎样神奇的存在呢？下面我就逐一解析它的奥秘：

首先从它的年款就可以得知是大明极盛之世的永乐年间所制。而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发动靖难之役，驱逐其侄建文帝后夺权篡位，他称帝时年42岁，在位二十二年（42岁-64岁）。

他命令大学士解缙编修的《永乐大典》，派遣郑和数下西洋，北征蒙古，南平安南，让明朝的国威远扬四海，迁都北京，成立东厂……

在永乐大帝诸多喜好之中自然是有陶瓷的一席之地，故此永乐青花压手杯的出现就变的理所当然了。再有明朝时的人喜饮炒青芽茶，当时所有茶器中唯有青花瓷压手杯以莹润光洁最与绿茶相衬。

了解完创烧的年代后我们就要进入纹样与釉彩的讲解了。在此之前为了给大家一个整体的印象，我下文引用了 故宫博物院网站上对青花压手杯的描述之一：

青花 压手杯（花心），明永乐，高49厘米，口径92厘米，足径39厘米。

杯体如小碗状，口微撇，折腰，丰底，圈足。内外均绘青花纹饰。杯心有葵花一朵，花心署青花篆体 “永乐年制”四字款。外壁口沿下绘朵梅，腹部绘 缠枝 莲纹。

压手杯是明代永乐时期 景德镇 御窑厂 创制的新型瓷杯。此杯制作精细，形体古朴敦厚，青花色调深翠。

压手杯的特点为胎体厚重，重心在杯的下部，口沿微微外撇，手握杯时，正压合于手的虎口处，给人以沉重压手之感，故有“压手杯”之称。

明代 永乐青花 压手杯是明代瓷器中能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一种实物，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明人谷应泰撰《博物要览》一书中特别提到了这种杯：“若我永乐年造压手杯，坦口，折腰，砂足滑底。中心画有双狮滚球，球内”大明永乐年制“六字或四字篆书，细若米粒，此为上品；鸳鸯心者次之；花心者又其次也。杯外青花深翠，式样精妙，传世可久，价亦甚高。”

在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有双狮绣球内书年款和花心内书年款的永乐青花压手杯。另有杯心为鸳鸯卧莲图案者，系明万历时期仿制。此种品质精良且带有永乐年款的压手杯，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看，仅故宫博物院收藏有4件。

我们先来逐一分析，最后再来看其余的几件。

《马可的世界》 第33集里有这样的描写：“……此时的你脚踝猛然间像被什么东西擒住死命地将你往海底里拽。你顿觉潮水似的物质从四面八方一起涌来，耳，眼，鼻，口，被来自宫，商，角，徵，羽混着压手杯上的苏麻离青，伴着芬芳的花草香里散发出的肌肤温暖中用掐丝珐琅编织的乌龙茶糅杂在一起的物质充斥着……这些原本不同属性的事物，在时空扭曲下融为一体堵塞了你所有的感知……”

这里的苏麻离青就是绘制青花瓷纹饰的原料——氧化钴料（钴土矿），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来了解的永乐青花压手杯之釉下彩。

青花瓷的釉下花纹是以氧化钴料为着色剂来进行描绘装饰的，大体分为含锰量高含铁量低的国产青花料和含锰量低含铁量高的进口青花料。

国产的青花料主要有：珠明料、浙料、石子青、平等青（陂塘青）等。

国产料资源较为丰富，主要产地有江西赣州、上高、乐平、上饶等，浙江、广东、云南、福建、广西等都有丰富的钴土矿。

进口料主要是来自古代波斯的苏麻离青（也叫苏料）和回青料（产地是现在的新疆地区）。

青花瓷大家都不会陌生，周董的《青花瓷》虽然脱胎于汝窑，但着实让青花普及率上升了数十个百分点。

青花瓷，又名“白地青花瓷”，源于唐宋，盛于元明。人们常把青花瓷比作舞台上的青衣，素雅高洁，清丽婉转，像极了中国的水墨画。青花瓷在唐代就曾出现过，但那只不过是断简残篇，并没形成规模。直到宋晚期才由于原料的丰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而历史进入元代后产生了闻名于世的元青花。

所谓元青花，就是元代烧制的青花瓷器。这种瓷器的产生让元代掀起了一场瓷器革命，它打破了瓷器只能是单色的历史。青白两色莹润有余，元青花的魅力席卷古今中外，世人将其视为中国的“国瓷”。

元青花鬼谷子下山于2005年7月12日伦敦佳士得举行的“中国陶瓷、工艺精品及外销工艺品”拍卖会上，以1400万英镑拍出，加佣金后为15688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约23亿，创下了当时中国艺术品在世界上的高拍卖纪录。

此罐使用进口钴料绘出的青花纹饰共分颈部：饰水波纹；肩部：饰缠枝牡丹；腹部：“鬼谷子下山”主题纹饰；下部：变形莲瓣纹内绘琛宝四层。

元青花的颜料，以苏麻离青（或译作苏勃尼青）最为美妙。苏麻离青本是产于古波斯一带独有的一种矿物质钴料。（一说是产于今伊拉克的萨马拉地区，一说是产于伊朗德黑兰以南 400公里的格哈默沙村的山中。）可惜的是，此料太稀少、太珍贵，从元代至正年到明朝宣德年后便绝迹了。

如此珍稀的颜料，自然被当时的生产者及权贵奉为至宝，被专门用于官窑中大小不同的青花瓷器的描绘。

由于当时的生产者条件不同，所以存在着颜料中苏麻离青料含量或多或少的问题。即有的器物使用的多，则浓一些；有的器物使用的少，便淡一些；或在苏麻离青料中混入国产料，或浓或淡，这就是后来造成元青花瓷颜色千姿百态，几乎没有一只一样的原因。

  青花发色有浓艳、淡雅、青灰三种。

浓艳

浓艳是用进口苏麻离青料，官窑的元青花用的都是进口的苏麻离青料，而苏麻离青料有一个特点，就是高铁低锰，青花深沉蓝中带点紫色，青中微微地泛绿。

淡雅

淡雅是进口料与国产料混合使用的结果。

青灰

有一部分的青花烧成后有黑色斑点、且较深。就是青灰色的代表。

元代使用的“苏麻离青”主要成份是氧化钴兼有少量氧化铁。在高温的作用下“苏勃尼青”中的氧化铁会在硅酸盐液态中互相聚集，形成深色结晶斑点。在显微镜下观察，多呈不规则状酱褐色斑点沉于釉下。

而现代绝大多数仿品，都只是在国产青花产中简单地加入氧化铁粉，在高温的作用下，这些氧化铁会迅速浮到釉子表面形成结晶。在显微镜下观察多呈矿渣状斑点。

据统计，目前全世界现存的元青花瓷器数量不超过300件左右，其中江西省高安市博物馆藏有23件元青花，几乎占据全世界元青花数量的1/10，位居全国之冠。

但是在国际上收藏元青花最多的地方却不是高安市博物馆，而是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这里收藏了39件元青花，其中不乏天下重器和绝世孤品

不过遗憾的是，托普卡帕皇宫的元青花瓷器并不对外展览，只有身份尊崇的客人，才能获准参观这些稀世奇珍。比如马未都先生，在2010年就曾获邀，近距离观摩了这些元青花。后来马未都先生出书分享了他的所见所闻。

元青花存世第二名的地方就是伊朗国立博物馆收藏有32件元青花瓷器。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的元青花凤凰瑞兽穿花纹四系扁方壶

这些稀世名珍都是当年通过丝绸之路运往世界各地的，当然很多器皿都是元朝的伊斯兰皇家贵族定烧的，而相对来说这些皇族的世袭传承有序，所以我们才有幸看到这来自800多年前的美丽瑰宝。

青花是釉下彩它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200℃至1250℃左右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所以釉下彩的著色剂需要足够的耐火性，以适应高温的煅烧。现代工业生产的釉下彩器物往往需要1400℃的高温。

所谓“远看颜色近看花” ，实用美术中颜色的作用十分关键。对青花瓷的赞美首先是色彩之美。但有趣味的是，白、青二色在汉文化中本不是最有魅力的色彩，甚至曾是被人讨厌的颜色。

先看白色。尽管白色也象征纯洁、洁净，但中原民间白色与丧事相关联，“素车白马” ，白色是重孝的服色。白还有卑下之意，平民也称“白衣” ，未入仕途的读书人为“白丁”“白衣寒士” 。

再看青色。“青”在汉文化里象征春天与活力，是吉祥之色；但“青”作为服饰颜色也有贫寒卑下之意，如“青衫”“青衣”“青袍”等等。

因此，以青与白装饰器物，形成青花的美学风格，并不是汉文化自然生长的结果，而是文化交融的结晶。毫无疑问，青花瓷的兴起，与草原文化关系密切。这也就是为什么元朝的青花如此盛行的另一个原因了吧。

钴料使用最早可追溯至西元前2000年左右，据知当时在西亚便以其作蓝呈色剂。但在中国考古发掘中，曾有少量战国(西元前475-221) 玻璃珠及玻璃器上有钴蓝烧熔的痕迹，以达呈色效果，并估计它们极有可能来自西亚，不似中土制造的东西。

除玻璃工艺外，中国在唐以前一直未见有蓝釉陶瓷。然而唐时丝路畅通繁荣，致使钴料得以传入中国，幷将它用作陶瓷烧制的釉料之一，其与当时其它含铅量高的铜绿釉及铁褐釉一起作为低温陶器（ 950—1165°C下烧制而成）上的装饰釉料，是成品釉色更具流光溢彩，釉面布满细小开片，从而造就举世闻名的三彩陶器。

宋人崇尚极简美学，宋瓷釉面讲究温润素净，追求静谧中体现纯朴高雅，然而这却使得钴蓝料在陶瓷上的发展呈现出停滞现象。

当然这并不代表宋朝在瓷器历史上的高度，而且我们现在最常说的汝、哥、官、钧、定，五大名窑都是宋代确立的窑口，还有柴窑也是宋代名窑 。

直到元代，因青花的蓝与白暗合了蒙古族对苍狼白鹿的图腾信仰─苍如蔚蓝苍天，白则意味纯洁良善，青花自此大肆兴盛，并造就陶瓷史上的第一高峰。

元代所用钴料来自波斯，古称苏麻离青或苏勃泥青，其含铁量高，富发散性，烧制后的青花在积釉处有铁锈似的黑褐斑点，斑点处下凹入胎，呈色浓郁翠艳，视觉效果极为鲜明。

除此之外，苏麻离青亦于永乐(1403-1425)、宣德(1426-1435)年间经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引进中国，当时在御窑厂的严格监督下，永、宣青花呈色幽深，如宝石蓝，后朝更奉其圭皋，并有 “发旷古之未有，开一代之奇葩” 的美誉。

蒙元政权强力推进的青花瓷并未因王朝的更迭而失落。在明朝建立之后，青花瓷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丰富多彩。

元代青花瓷主要供北方草原民族的统治者以及海外贸易的需要，而从明代开始，对青花之美的喜爱已成为人们共同的追求。明代以后景德镇民窑大量生产日用青花瓷具，这些青花瓷具的追捧者是中原的百姓。

相较于进口钴料，国产钴料则因洪武(1368-1369)年间的数次海禁而被重视。但此钴料含锰量高，色调浅淡，发色也是良莠不齐。

到了成化(1465-1487)、正德(1506-1521)年间，则又以江西乐平所产的平等青或陂塘青作为青花釉料的主要来源。由于平等青的淘炼较精，杂质量少，因而烧成之青花色调匀淡典雅，呈色稳定，并有云遮雾障之感。

江西除乐平以外，还出产一种名为石子青的钴料。其发色偏黑，多为民窑烧制青花所用。但到了嘉靖、万历年间，来自中亚、新疆和云南的回青因难以单独使用，遂需与国产的石子青进行混合，其混合比例亦有规定，同时还有上青、中青之分。若回青比例高于石子青，则其青花发色紫艳绚丽；反之则略显灰蓝。

青花至明以后，又在康熙(1662-1722)年间再创巅峰。当时主要采选浙江绍兴、金华及衢州一带出产之「浙料」，加上纹饰表现手法以分水皴法绘之，因而成品发色翠蓝透亮，层次分明，富立体感。

我们需多注意各朝青花发色上的微妙变化，经过细心观察比较之后，增强自己对各朝风格的了解及审美意趣之内涵的鉴赏。

《马可的世界》 第27集里有这样的描写：“……你的这个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例如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个哲学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如何定义“同一条河流”。”刘嘉说完小心翼翼地将自己面前的茶杯口朝下倒置在矮桌上，又取了马可的同款压手杯，口朝上把两个杯子的圈足严丝合缝的对接好。

“你看这就比方是一个 闽可夫斯基的四维时空里的 时光锥。 这两个压手杯分别代表了过去和未来……” 刘嘉又将另一对压手杯如法炮制 。 两组底対底叠加在一起的茶杯，并排放在桌面上 。“这一对分别代表了意识世界和物质世界” 刘嘉故意停顿了一下，看马可聚精会神，没有提问的意思……”

青花压手杯在 《马可的世界》 中是非常重要的道具之一

好了善始善终我们就继续来看故宫博物院另外的两款永乐青花压手杯来完成这个解析的闭环吧。

青花 压手杯（狮球心），明永乐，高52厘米，口径93厘米，足径39厘米。

杯撇口，丰底，圈足。内外青花装饰。杯心单圈内饰双 狮戏球 纹，球内署青花篆体“永乐年制”四字款。外壁口沿下绘朵梅纹，腹部绘 缠枝 莲纹，圈足外墙绘 卷草纹 ，纹饰间隔以青花弦线9道。

此杯制作精细，形体古朴敦厚。纹饰安排主次分明，杯内纹饰布局简洁，外壁纹饰以柔和的线条组成 二方连续 缠枝花图案。青花色泽深翠。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堪称是明代永乐时期独有的名贵器物。

永乐压手杯的款识，蝇头小字，清晰可辨。在画面上的安排非常巧妙，款识与花纹融合在一起，不是单纯为了写款而写款，而是与瓷器装饰相结合，既告知器物的年代，又使人赏心悦目。狮子滚绣球是民间表示吉祥的一种舞蹈，以此为题材画在杯的内心，将“永乐年制”四字写在球内，这种巧妙的安排充分反映了 景德镇 陶瓷工匠们高雅的艺术修养。

青花缠枝莲纹压手杯 ，明永乐，高54厘米，口径91厘米，足径39厘米。清宫旧藏。

这种撇口深腹小碗之所以被称为“压手杯”是因其大小适中，且口沿处胎体较薄，顺口沿而下胎骨渐厚，执之手中，微微外撇的口沿与舒张的虎口相吻合，且杯的重心下移，放置稳当，故名压手杯。

谈及明永乐时的青 花瓷 器，最受人称道者可谓青花 缠枝莲 纹压手杯，它是迄今为止所见传世和出土永乐官窑青花瓷器中唯一署有年款的器物，而且能与明代的文献记载相互印证。

好了最近只能忙里偷闲的更新周边解析了，不过也为新朋友们创造了喘息的机会，毕竟前面的解析已经有几十万字了吧。哈哈哈应该够你们看一阵子了吧。回头见拜拜喽。

青花瓷是中国历史上对外贸易的一个大项，这个独具中国特色的产品当年行销世界。青花瓷最早在唐朝就出现了，从现存的唐代青花瓷及考古发现的残片看，唐代青花瓷质量不是很高。宋代青花瓷没有大的发展，依然在摸索阶段。元代有一些著名的青花瓷用品传世，质量已有很大提高。明朝是青花瓷迅速发展的高峰时期，中间虽有衰落，但到了清朝康熙时，青花瓷达到顶峰。清朝中后期，青花瓷彻底走向衰落，已无在国际上无限的风光。我不是研究青花瓷的专家，本文只是从明代青花瓷的一些变化，探讨一下历史重大事件对于青花瓷乃至中国的影响。

青花瓷虽然具有非常明显的中国特色，但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来自海外。元代青花瓷之所以能在前代基础上突飞猛进，一个重要原因是，使用了来自海外的色料，明朝中前期也同样。专家称这种色料为“苏麻离青”、“苏渤泥青”等。它是锰含量较低，铁含量较高的钴料，故而能烧制出漂亮的青色花纹图案。有学者从“苏麻离青”从发音上说，这种色料来自索马里，也有说来自苏门答腊。但是，一般认为，“苏麻离青”来自波斯（今伊朗）和叙利亚一带。

明永乐的青花瓷工艺水平非常高，这与郑和下西洋有关。海上贸易的畅通，使得来自阿拉伯地区的“苏麻离青”（简称“苏青”）能够很方便地运到中国。宣德以后，明朝朝廷多次下令“禁造官样瓷器”，其原因很多，但青花瓷依然在少量生产。由于朝廷的这一命令，“苏青”的进口几乎停止了，烧制青花瓷的色料，主要是靠以前的库存。15世纪中后期，明朝青花瓷的生产又出现了上升，但此时，史书记载，库存的“苏青”已经用完。从青花瓷的色料上看，15、16世纪交界时期，进口的色料不多，主要用国产青料。实际上，国产青料很早就用使用，只不过因为含量与进口的“苏青”不同，烧制的结果不如进口“苏青”，因而，在进口能够保证时，国内窑口一般不愿使用国产青料，尤其是进口“苏青”也不很贵的时候，更是如此。

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从嘉靖朝，一直到万历朝，青花瓷的技艺有所进步。但是，此时用于烧制青花瓷的色料已不是大名鼎鼎的“苏青”，而是一种叫做“回青”的色料。所谓“回青”，也就是“回回青”，与“苏青”一样来自阿拉伯。有专家考证，“苏青”与“回青”其实是同一种钴料的不同称呼，之所以不同是因为，“苏青”来自海上贸易，但“回青”来自与西域和中亚的陆路贸易。一般研究瓷器的专家，探讨这个问题解释到这里，找到了答案或结论，就算完成任务了。但是，我想把这个问题再扩展一点。明朝前期来自海上的“苏青”为何在明朝中后期会被来自陆路的“回青”取代？这种取代对于中国的青花瓷有什么影响？对于明朝历史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明朝前期是郑和称雄海上的时代，从海外进口中国需要的货物很方便，从而使得“苏青”有大量的进口，以至于一直可以用到15世纪后期的明成化年间才用完。当进口的“苏青”用完后，明朝政府再想要进口的时候，却发现不行了。因为，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出现了一批强盗，这就是葡萄牙人。达伽玛绕过好望角，到达阿拉伯和印度，被欧洲人称为划时代的进步。但是，达伽玛其实在阿拉伯就干着杀人越货的勾当，还在印度建立了军事堡垒。葡萄牙人还攻占了新加坡，推翻了当地政府，建立了葡萄牙人的政权。换句话说，随着欧洲人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几百年来，这条航线上各个亚洲国家之间的正常贸易被彻底打破，一伙欧洲强盗彻底破坏了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完全使用武力，建立起自己的贸易垄断。这才出现了15世纪后期，明朝“苏青”库存用尽，不得不改用国产青料的现象。但国内青料当时的效果不好，明朝必须另想办法。

16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由于野蛮的葡萄牙人占据并垄断了海上丝绸之路，明朝不得不回避海上贸易，改用从陆路进口“回青”。但是，陆路进口“回青”的成本很高，因而我们在这一时期的明代史料中发现，明朝官府对于“回青”的使用严格控制，甚至还制定了防盗措施。到了万历朝后期，连从陆路进口“回青”都很难，青花瓷在明朝终于走向衰落。欧洲人占据海上丝绸之路为非作歹，对于明朝的影响之一是，财政收入下降，于是才有了万历时期张居正的改革中兴。但是，仅仅针对国内的改革，并不能改变日益恶劣的外部环境。由于财力的下降，改从陆路进口“回青”，最终也因成本日益高涨而难以维系。

欧洲人破坏了几百年间形成的亚洲海上贸易环境后，造成的另一个影响是，与远方的阿拉伯、印度贸易几乎中断，较近的东南亚贸易也受到很大影响。大批原先靠海上贸易为生的百姓，因无法从事正常贸易秩序而失去了生计，不得不沦为海盗。明朝中期，中国沿海的一些百姓加入到海盗的行列，就是这个原因。在正常的海上贸易秩序恢复之前，明朝政府很难放开贸易，镇压海盗和倭寇变成当务之急。在海盗平定之后，明朝又开放了海上贸易，但由于欧洲人控制了海路，自由贸易严重被破坏，结果以大不如从前。其实，当时的葡萄牙人只是更危险的海盗。在这场被野蛮的欧洲人引发的海上混乱中，唯一得以自保的亚洲小国家，只有日本。它借助中国的影响力，真正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才使它没有像印度、菲律宾、印尼那样成为殖民地。当代一些历史学家不得不承认，日本当年彻底的闭关锁国，是它日后能够振作的必要条件。

欧洲海盗破坏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贸易，明朝财力下降造成的另一个结果是，东北满族发现有机可趁，试图趁明朝虚弱之际，获得自己更大的利益，明朝镇压的能力有限，不能很快平叛。以至于养成后患。此外，整个16世纪，中国的海外贸易还在进行，但是，它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改变。由于欧洲人没有多少实际有用的货物，只能用金银与中国交易，中国的货物反而一直在出口，金银又不能兑换成中国需要的东西，造成的结果是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这也成为百姓生计的威胁，引发了民变，或者成为农民起义。用内忧外患来形容明朝并不过分。

从总体上看，明朝中后期，文有张居正，武有戚继光，自然科学有李时珍、宋应星，他们的著作是当时世界范围内最优秀的自然科学成果，人文领域也有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依然毫无疑问地领先于世界。但是，由于对欧洲人到来的深刻影响认识不足，对于欧洲人的本性认识不清，惯常使用的对付外邦的手段，面对欧洲人作用不大，明朝也没能及时找到对付野蛮欧洲人的有效手段，简单来说，守是没用的，必须主动出击，日本式的闭关锁国，如果没有中国做依靠，它也难以自保。种种原因，造成明朝意外地亡于满清。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本文不打算深入描述明朝覆亡的原因，只是把青花瓷的变迁与当时的世界大事联系起来，也许能为我们认识明朝的最终命运提供一个新的角度。明朝之后，清朝的青花瓷其色料主要是国内色料，由于国外色料难以获得，中国人凭着聪明才智，研制出了同样出色的国内色料使用办法。随着欧洲人掌握了瓷器的技术秘密，中国的青花瓷终于失去了昔日的风光。抚今追昔，我们应该汲取怎样的教训？

根据现有考古资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青花瓷器起源于元代中期，到后期得到了很大发展，它经历了从初级到高级，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

      (图在最下方） 首先让我们来看江西省九江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元延佑六年(1319年)墓出土的青花牡丹纹塔式瓶，此瓶早于至正十一年铭双耳瓶三十二年。瓶的肩部堆塑狮、象各一对，兽首间用钴料各绘披肩如意纹，腹部饰缠枝牡丹纹饰，足部绘莲瓣纹一周。因饰纹是在釉下，没有晕散的缺点而具有轮廊线。青花色调蓝中略灰，重笔及起笔、收笔处色调较深，呈褐色圆珠，色料堆积处微泛褐色。胎釉质地尽管不如"至正型"青花器精细，但可以看出确为景德镇的产品。

       此瓶是目前国内有纪年可考的最早的一件青花瓷器。延佑六年属于元代中期，从此瓶的造型、纹饰风格以及胎釉特征上看，均要早于"至正型"是无疑的。盖瓶是殉葬用的一种明器，与江西地区宋、元墓葬中出土的青白瓷堆塑瓶用途相同，具有宋、元时代特征。在装饰上，首先要提到的就是肩部堆塑模印的狮与象各一对，这已为"至正型"器常用的装饰题材。狮子往往被用作"至正型"青花大罐的盖钮，象首也多作为器耳的装饰，如著名的"至正十一年"铭的青花大瓶的双耳，就是以象首装饰的。肩部的云头披肩纹装饰，多为"至正型"器所继承并普遍使用。腹部的缠枝牡丹纹饰，可以说成为后来青花瓷器的主题装饰。尤其是足部的莲花瓣纹几乎成为"至正型"青花瓷器足部的固定装饰。

总之，从这件瓶的造型、花纹装饰以及胎釉特征上看，已具备了"至正型"青花的雏形，尽管没有"至正型"器那样成熟，但它完全符合青花瓷器的有关定义，相比之下也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所以，有的学者把它称之为"延佑型"是不无道理的。

最近，考古工作者又在江西鹰潭发现了元大德丁酉年(1297年)墓一座，出土了一对青白瓷塔式瓶，为塔式尖顶盖，短颈、鼓腹，腹以下内收，圈足微外撇。此瓶的造型与江西地区宋、元墓葬中常见的不同，而与上述"延佑型"的青花塔式瓶基本相同。两者相比，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旁证，即青花瓷器出现的上限时代，不可能上溯到元代早期。

明代初期（明洪武年间）  

景德镇陶瓷明初洪武的青花瓷，造型粗重厚实，制作尚未脱尽元青花的粗犷风格。所见的大都是蓝中见黑的色泽。多为碗类，还有少量大盘、菱口盏托、梅瓶、执壶、大罐等。但传世较少。传世品中，还有一种梅瓶，外绘云龙纹，肩部有“春寿”两字，这种梅瓶，传世仅见三件，一件藏于上海博物馆，一件藏于私人手中，另一件藏于日本在阪东洋陶瓷美术馆，这三件作品制作十分精美是洪武青花中的上品。 

 黄金时代（明永乐、宣德年间）  

明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陶瓷官窑青花瓷器的烧造，进入了一个全盛时代，这一时代被誉为中国青花瓷器制作的“黄金时代”。在今天的古陶瓷研究、尤其是鉴赏领域，人们最重视、最受欢迎的作品就是明早期永乐、宣德的景德镇官窑作品，有人甚至把永乐、 宣德的青花名品同西方一些杰出的古典美术作品相提并论。有的作品一度创造过中国古美术品售价的最高纪录。永乐、宣德官窑青花瓷器的卓著名声，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以其胎质、釉层的精细肥厚、青花色泽的浓艳、纹饰多样、线条优美和造型丰富等多方面特征构成的。因而被世人誉为中国青花瓷器烧造的“黄金时代”。而这个“黄金时代”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永乐初年，刚刚上台不久的新皇帝就派遣以太监为首的叔陶官，前往景德镇御器厂监督烧造陶瓷，以补充朝廷需要因而永乐年间的官瓷烧造更是精益求精，从青花瓷器看，永乐青花与洪武青花相比，更趋成熟，作品从洪武朝的素朴雄浑不断地朝精美典雅风格演变。  

从外观上看，元代和洪武似乎用的是两种青料。再看永乐青花，它的青花色调、绘画风格，与元青花有异曲同工之妙。究其原因：元青花与永乐青花都是采用同样的进口的“苏麻离青”绘制而成的。永乐、宣德青花之亮丽，早地明代就已令文人雅士倾倒，如明人王世祯《觚不觚录》中记载：“画当重宋而三十年忽重元人……，价骤增十倍；官器当重哥汝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永乐青花之精美由此可见一斑。宣德时期的官窑青花瓷，由于大多数书有四字或六字朝代官印， 因而面貌比永乐朝作品更为清晰，历代文人对之述之尤详，凡提到明代青花瓷器，世人多推宣德为第一，但由于永乐、宣德青花瓷器具有许多相同的特征，因而这两朝的作品地历史上曾有一段相当长时期难以区分，旧时国内古玩行业有“永宣不分家”之说。在当今世界各地的许多博物馆、美术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藏有大批宣德青花瓷器，其数量远远超过永乐青花瓷，其中收藏量最丰富的是台湾故宫博物院，有两千多件作品。此外如上海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收藏也十分丰富。 另外，除国内一些大小博物馆有收藏外，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和香港、台湾等地的公私博物馆、美术馆、私人藏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藏。私人收藏中可能就以香港葛氏天民楼的收藏最为丰富。  

黑暗时期（正统、景泰、天顺）  

宣德之后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被后人称之为景德镇官窑制瓷的“黑暗时代”。由于这三朝官窑均不见书款者，因而后人对三朝制瓷面貌认识模糊，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区分这三朝的作品，一般只能根据各时代的产品特征，从中寻找属于三朝烧造的作品。在传世及大量出土物中，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民窑青花瓷有着较鲜明的时代特征。从青料方面看。这三朝民窑青花主要采用国产青料，它们应当就是江西地区的“土青”。前期产品，青花色泽青蓝中带黑者较多，后期产品有恬淡雅致的倾向。这三朝青花的纹饰，前期常见图案满密的缠枝花卉纹，但后期出现了许多布满疏简潦草的产品。从图案上看，以缠枝莲纹为多， 有折枝牡丹、折枝花草、云气纹，还有犀牛、麒麟、双狮戏球、花蝶、莲池鸳鸯、鱼藻、松竹梅、婴戏图等此外，书梵文或福寿字的产品也有较多制作。  

明代中期（成化、弘治、正德） 对于成化朝的官窑青花瓷器，后人评价极高。明、清时期许多文人对明瓷的综合评价是宣德为上，成化次之，永乐再次，但有人的看法不同，把成化瓷看成第一。从观赏的角度来看，成化青花与永乐青花、宣德青花相比也自有特点。永、宣青花浓艳，带黑色斑点，古雅幽菁。成化青花色泽淡雅，有水黑画风格。永宣青花中有部份作品采用进口的“苏麻离青”画彩（那种浓艳而呈黑斑的宝石蓝色青花都用这种青料绘画），而成化青花除了前期尚有部份产品可能仍用进口青料绘彩外，后期的制品绘彩主要用江西乐平地区开采的“陂塘青”（又称“平等青”）且所绘风格与记、宣青花明显不同。

永、宣青花着色都用小笔触，因而烧成后有浓淡的层次。成化青花主要用双勾线条勾勒图案，然后在图案内进行渲染，双勾线用浓笔，渲染用淡笔，因而，烧成作品呈色大多数浅淡雅致。开创了青花瓷画龙点睛的新画法，对后世影响极大。弘治时期，新上台的皇帝比较崇尚节俭，上台伊始即下令停止不少官文制造。所以弘治朝景德镇官瓷的烧造没有成化朝辉煌。尽管如此，这一朝有不少好的作品，但基本保持着成化时期的烧造风格，无多大创意。  

正德时期，景德镇御器厂的烧造规模较前有了很大程度的扩大。并一改前朝精美的风格而向质朴厚重的风格转变，造型也较为丰富，往往一器多式。采用的原料也多种多样，如：弘治时期限采用的“平等青”，瑞州地区的“石子青”等。纹饰也比前朝丰富。如：云龙、双龙、莲龙、云凤、双凤、花鸟、海兽、八仙人物、寿星、亭榭人物以及波斯文、八思巴文等。  

明代后期 （嘉靖、隆庆、万历） 明代后期，景德镇的青花瓷有了更大规模的发展。其数量远远超过明初洪武至正德时期的官窑青花烧造总数。所以，这一时期，是明青花瓷器烧造的又一重要历史时期。这三朝的景德镇青花官瓷虽没有明代早期和中期官瓷产品那样吸引人，但今人对这三朝的瓷器产品还是十分喜爱，许多作品的艺术价值还是比较高的。嘉靖时期青花瓷器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青花呈色带有浓艳红紫的色调，这种青花器中所用的青料是产于新疆一带的“回青”。 这是嘉靖朝最好的青。料，其发色浓艳、鲜艳葱翠。到了嘉靖中期，由于嘉靖帝崇尚道教，因而此时期作品多与宗教有关隆庆一朝仅六年，因而景德镇官窑烧造的瓷器不多。万历一朝长达四十八年，是明代皇帝在位最长的一个，烧造的品种多样化，一应俱全其烧造量之大，可从大量的传世品中得到验证明。  

明代的最后三个朝代是泰昌、天启、崇祯。这三朝政局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时期，此时的官窑少见存于世。  

清 代 经历了元明数百年烧造历史后，青花瓷的烧造在清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果说明代青花瓷在当时已成为中国陶瓷生产的主流的话，那么，到了清代，青花瓷的生产流程民达到了飞跃的程度。从今人对中国瓷器的收藏、流通的情况看，几乎没有一个朝代的传世瓷器吕种在数量上可与清青花瓷器相比，无论在国内外藏有中国瓷器的博物馆、美术馆或私人收藏家手中，无论是国内外文物拍卖市场和古玩铺，都可以找到清代青花瓷的踪迹，清代青花瓷的影响所及，可遍及全世界。清代青花瓷器是一个总体的概念，各地烧造产品质量较次。唯有景德镇青花瓷，时代特征、精粗文野较明显，因而，它是清一代青花瓷的代表。

大明建文年制龙纹青花笔洗的发现

再次证实建文帝隐匿湖州太湖南岸

1398年朱元璋驾崩，没有让二十多位皇子的其一即位，反而让皇太孙朱元炆即位，称建文帝，这本身就是明代的宫廷斗争之谜。朱允炆继位后，为加强中央集权，接受了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削藩”建议。1399年8月6日（明建文元年七月初五日）在齐泰、黄子澄等的协助下削废五王。同日，燕王朱棣起兵反抗。朱棣打着“请君侧”的旗号，向南京进攻，这次战役号为“靖难”。经过3年多战争，1402年朱棣攻下南京，即皇帝位，年号永乐，史称明成祖。就在朱棣攻入南京时，皇宫已是一片大火，建文帝下落不明。从此以后到明代末期相当一段时间内，建文朝的历史被篡改，带有建文朝时代特征的遗物被彻底销毁，建文一至四年也继而被洪武三十一到三十五年替代。

一、明代御窑厂的建立

所谓御窑厂，是指皇家或政府办的制瓷作坊，专门为皇宫或统治集团提供瓷器。明代景德镇就有御窑厂，就是人们常说的官窑。关于明代御窑厂的兴建时间有不同的意见，所持的依据也自不相同。有的认为洪武二年(1369年)建立,有的认为洪武以后的建文四年(1402年)建立，还有的认为是宣德甚至更晚建立。洪武二年建窑论者，主要依据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一《图说》："明洪武二年就镇之珠山设御窑厂，置官监督，烧造解京。

以上诸说，多采唐隽公《陶冶图说》。唐隽公即请雍正、乾隆时著名督窑官唐英。而《重建敕封万硕侯师主佑陶碑记》说：“我朝洪武之末，始建御器厂，督以中官。”另外《事物会原》认为“明惠宗建文四年，壬午，始开窑烧造，解京供用。”元末景德镇地区战争激烈，朱元璋在南京登上皇帝宝座前8年，其地方政权就归于朱元璋的麾下。到洪武二年皇帝已经登基两年，无论祭天祭神祭祖的神器，还是宫廷生活用具，都需要瓷器，所以在元浮梁瓷局管理的官窑基础上组建御窑是有可能的。

只是大明王朝立国之初，百度待兴，御窑厂的规章制度还不健全，生产的瓷器不一定能满足宫廷的需要也没有正常运转，所以说到建文四年时，用词是“开窑烧造”，并不是用"建窑二字。可能在这以前的御窑厂有时开窑，有时不开窑，即有命则烧，无命则让。《大明会典》中《陶器》所载文献很能说明问题：“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制样，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匠人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由此可看出，这时的景德镇只是供选择烧瓷的地点之一，处州的龙泉也是一个供选择的地点。所以洪武二年御窑厂建立，也生产瓷器，但并没有正常运转。至洪武之末（实际为建文四年）以后，宫廷派中官督窑，按例解京，正常运转，再也没有看到景德镇以外为宫廷烧瓷的记载。

御宫厂建立以后还在不断完善，《明史》卷四三《地理志》说：“……景德镇，宣德初，置御窑厂于此。”王宗沐在《江西大志·陶书》中说：“正德初，置御器厂，专管御器。先是兵兴，议寝陶息民，至是复置。”这就说明明初关于御窑厂的事一直都有变化。经景德镇陶瓷考古工作者长期调查、发掘证明洪武御窑确实存在，生产规模并不小，生产了许多优秀的瓷器，并留存下来。如果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才建御窑厂，一年时间能生产这么多瓷器，能创造出这么多的新品种吗

二、从史料记载来看：明初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四朝官窑瓷器

洪武二年（1369）:洪武二年，设厂于镇之珠山麓，制陶供上方，称官窑，以别民窑（当时，珠山为蠹山）。设大龙缸窑、青窑、色窑、风火窑、匣窑、大小横窑六种共二十座。”（《景德镇陶录》）

“明洪武二年就镇之珠山设御窑厂，置官监督，烧造解京。”（清 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一《图说》）

洪武三年（1370）:洪武三年，礼部言：“《礼记·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器用陶匏'， 尚质也。《周礼·笾人》，‘凡祭祀供簠簋之实'，《疏》曰，‘外祀用瓦簠'。 今祭祀用瓷，合古意。惟盘盂之属，与古簠璺簋登铏异制。今拟凡祭器皆用瓷，其式皆仿古簠簋登豆，惟笾以竹。”诏从之。（《明史 志第二十三 礼一（吉礼一）》）。

洪武二十年，瓷器有“青色及五色花者”（《格古要论》洪武二十年成书）。

洪武二十四年（1391），窑冶课钞二千二百四十一贯。（《饶州府志税课》）

洪武二十四年：“器用之禁：洪武二十六年定，公侯、一品、二品，酒注、酒盏金，馀用银。三品至 五品，酒注银，酒盏金，六品至九品，酒注、酒盏银，馀皆磁、漆。木器不许用朱红及抹金、描金、雕琢龙凤文。庶民，酒注锡，酒盏银，馀用磁、漆。百官，床面、屏风、 隔子，杂色漆饰，不许雕刻龙文，并金饰朱漆。”（《明史志第四十四 舆服四》）。

“我朝洪武之末，始建御器厂，督以中官。”（《重建敕封万硕侯师主佑陶碑记》）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制样，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匠人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龙泉）等府烧造。”（《大明会典》《陶器》）

洪武三十一年:“明承元制，凡朝廷烧制瓷器，必由内府定夺样制。”（《大明会典》）

“凡江西烧造金黄并青绿双龙凤花，素，圆，扁，瓶，罐，爵，盏等器送内承运库交收，光禄寺领用。”（《大明会典》）

建文四年（1402）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十二月，改陶厂为御厂。

“明惠宗建文四年（1402），壬午，始开窑烧造，解京供用。”（汪汲《事物会原》卷二十八古饶器条）

永乐(22年):

永乐四年十月丁未:“回回结牙思进玉碗，上不受，命礼部赐钞谴还。谓尚书郑赐曰:‘朕朝夕所用中国磁器，洁素莹然，甚适于心，不必此也。'况此物今府库亦有之，但朕自不用。”（《明太宗实录》）

永乐七年，“天妃，永乐七年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以正月十五日，三月二十三日，南京太常寺官祭。”（《明史。礼四》南京神庙条）

永乐十年敕工部重建六月-十二月，改陶厂为御厂。

永乐十年敕工部重建梵宇，皆准大内式，中造九级琉璃塔，赐额“大报恩寺”。（明 葛寅亮 《金陵梵刹志》）

“永乐十七年御制佛曲成，并刊佛经。至大报恩寺，当日夜本寺塔现舍利光如宝珠”。（明 《纪录汇编 卷一百七十八四友斋丛说摘抄》 “释道”）

“抄造纸（答+刀），烧造瓷器，采办梨木板及诸品海味果子等项，悉皆停罢。。”（《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所下即位诏》）

洪熙(1年):

洪熙元年（1425）

“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所在官司入库。”

“往迤西撒马儿罕失剌思等处买马等项及哈密取马者，悉皆停止，将给赐缎匹，瓷器等件，就于所在官司入库。

各处营造采办木植，如已起运者，随到所在堆垛，其未采办者悉皆停止。（《明实录。仁宗实录》）

洪熙元年（1425）:正月十五日，“并江西饶州烧造瓷器官窑，仍前禁止外，其各处山场，。”（《洪熙元年正月十五日郊祀覃思诏》）

洪熙元年（1425）:五月，仁宗朱高炽崩逝。

洪熙元年（1425）:九月己酉条:“命行在工部（即北京工部）江西饶州造奉先殿太宗皇帝几筵，仁宗皇帝几筵白磁祭器。”（《明实录。宣宗实录》）

三、600年来难遇的“建文”瓷器

由于建文帝在位时间太短，因此，这个时期属于瓷器的空白期。空白期不等于这个时期不生产瓷器，只是历史上没有记载而已。这个时期景德镇和各地的窑场生产的瓷器从目前来说应归就与洪武或永乐时期。这是一个认识过程。在民国之前古玩界由于对洪武时期的瓷器缺乏认识，那时的洪武、建文都是瓷器的空白期。直到后来考古发现了洪武有瓷器的实物资料之后。才有洪武瓷器之说。

建文(1399—1402年)为明惠帝朱允文的年号，此朝历时仅四年，还未发现有真正署年款的瓷器。1981年，英国伦敦市场上曾拍卖一件仇炎之所藏署建文四年（1402）款的浮雕山水人物五峰笔架，款字全文为“吴氏均茂志明建文四年三月日横峰”。据文献记载，历史上曾有过横峰窑，但有的专家认为该款识字体甚为可疑，有可能是别出心裁的赝品。安徽省博物馆收藏一件青花瓷砚，系1953年张国药捐献，砚外底中心部位有长方形青花双框款，双框线粗细基本相同，框内青花料楷书“大明建文年制”六字双行款。字体工整秀丽，笔法遒劲，但结合器物造型、胎釉、纹饰等诸方面特征观察，此砚系清代雍正时的仿制品。

笔者经常注意网上论坛，有多人认为收藏到了“建文”瓷器，除一件系清末民初仿造的外，全部是现代仿品。更为有趣的是，有一福建收藏家，收藏一青花盘，盘中书有青花的诗句“一柱名香伴（半）晨具”，底款书“元吉”，不知怎么搞的，这位福建收藏家竟将其解读为：明朝建文时期的官窑瓷器，并还写了一篇文章，推理了论证过程。

由此可以看出：建文时期的瓷器，不论官窑、民窑，在收藏界的珍稀程度。

四、一个关于建文笔架的故事

侨居上海的一位收藏瓷器的行家仇炎之（1910—1980），对明清瓷器颇为精通。早年在上海昔古斋古玩店当学徒，学习古玩鉴定和交易。有了经验之后，索性自己在外滩的朋街开了一家古玩店铺，专使明清瓷器之事。这里外商很多，自然生意不错。从一个学徒工到一个鉴定收藏瓷器的大老板，仇炎之付出了许多艰辛，可外商对明瓷的喜好，使仇炎之暗下决心，一方面精攻鉴别，同时要收齐明代各个年号的瓷器。多少年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明代17朝皇帝的瓷器就缺“建文”了。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收藏壮举。于是，仇炎之总是要千方百计找到“建文”朝的瓷器，以求功德圆满。据说，到民国年间，“建文”朝的瓷器基本绝迹，只剩下一件，且是一个笔架。据中国陶瓷学者冯先铭考录：明洪武末年（1398）即建文初年始设御器厂，也就是说，建文朝所烧的官窑瓷器是明代最早的御窑器，加上年代短，数量少，因此尤显珍贵。的确，在诸多的明代陶瓷研究中，极少有建文朝瓷器的叙述和发现。仇炎之作为收藏瓷器的专家，自然查寻了大量的资料和进行了严密的考证，才得出了仅此一件建文瓷器的结论。

仇炎之为了得到这件“建文”笔架，花了很多心思和努力，似有志在必得。结果，他将多年来收藏的一整套（除建文）明代各年号瓷器换下了这一件价值连城的“建文瓷”笔架。

五、大明建文年制龙纹青花笔洗,有力证明建文出亡太湖南岸一带

太湖南岸现“大明建文年制”六字款龙纹盘式青花笔洗，该盘式青花笔洗为双底双口，器形独特，大底径为：16cm，小底径为：75cm，大口径为：235cm，小口径为：215cm，盘高:5cm，内盘口有三十八棱, 外盘口有四十棱，内口高，外口低，内外棱口可用于搁笔，所以我谓之为笔洗，而不是盘。青花为苏麻离青，铁锈明显，无论从釉色、青花、铁锈、气泡等特征分析，均为一开门的明初青花瓷器，各项特征类同于至正形元青花，胎体厚重，画风粗犷自然，要不是有底款“大明建文年制”六字青花款，就是国内顶级专家，也会认定其是元末明初青花瓷器。前几年，我还收到过同类型的“大明容宣德年制”六字款青花笔洗，这种青花笔洗国内外还没有见过箸录。

此“大明建文年制”六字款龙纹盘式青花笔洗目前已被我收藏。

苏麻离青起始于元代，到宣德末年原料已基本用完，所以此“大明建文年制”六字款龙纹盘式青花笔洗不可能后世伪造，是一件真正的建文年官窑瓷器，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件建文年官窑瓷器。

太湖南岸现“大明建文年制”六字款龙纹青花笔洗，再次有力证明：建文出亡湖州轧村太湖南岸一带。因为在明宣德到明中后期，建文年被称为“革除年”，“建文帝”被称为“革除君”，凡有建文时代特征的一律被革除。明正德十五年，黄佐撰有《革除遗事》一书六卷，被收录在《国朝典故卷之二十》。所以当时没有人肯冒生命危险保留这“大明建文年制”六字款龙纹青花笔洗，只有建文帝及随从才有保留此笔洗的可能。

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常简称青花，属釉下彩瓷。青花瓷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

原始青花瓷于唐宋已见端倪，成熟的青花瓷则出现在元代景德镇的湖田窑。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顶峰。明清时期，还创烧了青花五彩、孔雀绿釉青花、豆青釉青花、青花红彩、黄地青花、哥釉青花等衍生品种。

青花瓷虽然具有非常明显的中国特色，但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来自海外。元代青花瓷之所以能在前代基础上突飞猛进，一个重要原因是，使用了来自海外的色料，明朝中前期也同样。专家称这种色料为“苏麻离青”、“苏渤泥青”等。

它是锰含量较低，铁含量较高的钴料，故而能烧制出漂亮的青色花纹图案。有学者从“苏麻离青”从发音上说，这种色料来自索马里，也有说来自苏门答腊。但是，一般认为，“苏麻离青”来自波斯(今伊朗)和叙利亚一带。

扩展资料

明永乐的青花瓷工艺水平非常高，这与郑和下西洋有关。海上贸易的畅通，使得来自阿拉伯地区的“苏麻离青”(简称“苏青”)能够很方便地运到中国。

宣德以后，明朝朝廷多次下令“禁造官样瓷器”，其原因很多，但青花瓷依然在少量生产。由于朝廷的这一命令，“苏青”的进口几乎停止了，烧制青花瓷的色料，主要是靠以前的库存。

15世纪中后期，明朝青花瓷的生产又出现了上升，但此时，史书记载，库存的“苏青”已经用完。从青花瓷的色料上看，15、16世纪交界时期，进口的色料不多，主要用国产青料。

实际上，国产青料很早就用使用，只不过因为含量与进口的“苏青”不同，烧制的结果不如进口“苏青”，因而，在进口能够保证时，国内窑口一般不愿使用国产青料，尤其是进口“苏青”也不很贵的时候，更是如此。

-青花瓷 （瓷器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