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来，墨家作为思想体系和学派还渐消失无闻，并且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相类似的独立学说、思潮或派别。这大概是由于，尽管作为小生产劳动者的手工匠作和农民仍大量地长期地存在，但已经没有像氏族结构彻底瓦解的春秋战国时代那种自由的社会环境和自由的意识气氛。

墨家文化真的消失了吗？

特别在独尊儒术以及后来佛教东来之后，小生产劳动者文化落后，见闻闭塞，经年累月束缚在自己的狭小天地内，一般便受着杜会统治意识的控制和支配，很难从自身中再产生像墨子这样的思想家或思潮学派。

因之，只有在社会发生大分裂,即阶级对抗非常激烈、要求明确区分阶级界限的斗争时刻，那些力图表现本阶级独特利益，要求和理想的意识、思想纲领、口号，才可能被突显出来和提上日程。这个时刻主要就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农民起义总是亵卷了各种手工匠作于其中，并且由于后者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纪律、组织（如师徒、行业等）训练，使他们经常成为起义队伍的各方面的骨干或领袖。

中国历史上有频繁和巨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虽然有关文献大都无存，已无法考察、了解它们的意识形态，而且由于大都是“铤而走险”、“官逼民反”，不一定能有条件和时间作真正的自觉思考或理论准备。然而，就在极不完全的挂一漏万的残存材料中，也仍然可以看出其中好些基本思想倒是与上述墨子思想有一脉相通之处的。

陈胜

最早的例子是陈胜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著名传说。它不一定有何深意可言，但与墨子所讲“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在思想特征上似乎是可以相通的。只是一个是在和平时期讲“尚贤”，认为从“贱人”中也可以举拔贤能；一个是在起义时期认为“贱人”也可以作将相以至帝王。它们在反对等级不能逾越和“富贵在天”的命定思想上是同一种语言。又如，保存在《太平经》里的少数片断字句，比如强调“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一再反对“或多智反欺不足者，或力强反欺弱者，或后生反欺老者，皆为逆，故天不久佑之”等等思想，也可以与墨子主张“强力”“兼爱”联系起来。

尽管《太平经》早已成为统治阶级“惩恶扬善”、修道求仙的正统典籍，但这部道家汇集中的某些东西又确曾与农民起义（如张角）有关。

从历代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某些意识形态的共同特征看，例如几乎都以某种超自然的人格神（即“天意”）作为主宰、命令来支撑和证明起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来组织队伍，统一意志，严格纪律。农民起义也常常是反贪官而拥戴“好官家”、“好皇帝”以及一面讲求博爱、平等、共患难，一方面又承认甚至强调等级上下的差别，与墨子的矛盾两面都有相通或相同之处。

尽管农民起义大多打着道教、佛教的旗帜，并不理墨子，但这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墨子，而墨子本人也非神或佛。当然，在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中，某些基本观念比墨子思想要远为激进和彻底。例如进行大规模的杀戮，便不能讲“非攻”。例如提出平均土地或财富，也远非墨子思想所具有。

汉代以来作为统治阶级意识的儒家也反对过分的贫富不均，也讲仁爱，也讲天命甚至制造谶纬“符命”来作为政权的“天授”依据，甚至也渗入农民起义中；但农民起义中的宗教信仰和博爱精神主要是当作统一意志、发动群众的行动纲领和组织力量，并直接地具体地落实在集团的战斗行动之中，与儒家讲的仍不相同,而毋宁说与墨家的特色相接近。

墨翟

墨家不存在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也并不常有，但小生产劳动者却长期存在。这种社会基础使墨家的某些观念行为以至组织形态，不但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表现在始终不断的下层秘密会社中，如讲义气，重然诺，行兼爱，“赴汤蹈火”，以及《水浒》上梁山英雄们那种遭压迫而共患难、称兄弟，排座次又讲身份、崇官职……，等等，而且还可以通过其他各种改变了的状态和途径比较间接地展现出来。

墨家继承的情况分析

因之关于墨子思想的继承影响问题便十分复杂，简单看来，也至少有两种情况。

1、被社会统治文化的主流儒家所吸收消化。

墨家的好些思想如功利和平等，已经以不同方式渗入或溶合在法家和儒家思想中。特别由于儒墨两家原都以古代氏族传统为背景，他们对氏族制度这一社会体制和秩序都是基本肯定的，对人生世事、政治经济也都采取积极作为的态度，都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都讲任贤使能。

只是一个从氏族贵族立场出发，所以强调等级差别，重视礼乐文化和个体价值，强调维护“周制”；一个从下层生产者出发，反对奢侈生活，抨击、排斥任何非生产性的消费，强调集体互助，幻想博爱世界，主张“行夏政”。但它们同道家彻底否定氏族制度，要求回到最古的动物式的世界里去，从而否定任何文明、秩序，对人生世事采取虚无消极的态度则大不相同。也与以后单纯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法家，以传播某些科技文化或贩卖政治策略为特色的、漂浮在上层而没有自己切实的现实根基的名家、阴阳家、纵横家等等很不相同。所以诚如学者所说，墨子“其在九流之中，惟儒足与之相抗，自余诸子，皆非其比”，既然有上述这些共同基础和特征，儒家也用不着花多大气力，便不留痕迹地吸收了所可以容纳的墨子中的许多思想和观念。

韩愈说：“儒讥墨，以尚同兼爱尚贤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讥专臣，不尚同哉？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孔子贤贤，以四科进褒弟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不尚贤哉？孔子祭如在，讥祭如不祭者，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

韩愈

韩愈是以“卫道者”即捍卫儒家孔孟之道，力排佛教异端而著称的，却居然这样对待墨子，不奇怪吗当然韩愈是大大地夸张了孔墨的共同处，并且也不敢提及墨子的非乐、节葬等直接与儒家相冲突的东西。但由于孔墨毕竟有某些共同的现实基础，所以如“尚贤”、“节用”、“非攻”以及“兼爱”、“尚同”等，就都比较容易地与儒家学说相沟通，就是“天志”、“明鬼”与儒家（例如董仲舒）也可以找到共同处。因为这些是农业小生产国家中无论上下层都大体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是由于阶级的差异，这种吸收接近又仍有一定的限度。

韩愈的“博爱之谓仁”仍不等于墨子的兼爱，不过是在儒家亲亲尊尊、爱有差等的基础上的某种扩大而己。至于墨家那些“侵差等”、“有见于齐”、“欲使君臣上下同劳苦”的平均思想和反文化的苦行思想，则为社会上层代表的儒家所当然拒绝。

2、存在于侠义精神为代表的，植根于底层的历代秘密会社的组织中。

从法家的“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乱禁”，到汉代的打击游侠豪族，对于继承墨家思想的侠者，自然成为历代统治者不能相容的打击对象。这样，侠义精神不得不以一种秘密的代代相传的秘密会社组织形式在夹缝中存在着。

对于底层的老百姓，对于侠义精神天然融入了其文化基因的深处的。比如，当受到盗贼伤害时，自然而然的期盼有人行侠仗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对于侠义精神的崇拜，也体现在历代的通俗话本小说中。这种靠说书人口头传送的故事，成为底层百姓津津乐道的谈资。

所以与其说墨家消亡，倒不如说它化为一种文化基因，存在于中华文化的深处。我们谈它、用它却不知道这就是墨家，它变了种隐蔽的方式存在着……

孔子学说是儒家学说的开创学说。我说“开创学说”，是说孔子本人的学说并不包含我们现今所讲的儒家学说的全部，甚至也不包含战国时代儒家学说的全部。两千多年前的韩非就说过：“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韩非子·显学篇》）韩非是研究过孔子及孔门各家学说的，他的这个问题提得有道理。战国时代几个大儒，取舍已很不相同，如孟子取“仁”；荀子取“礼”；子夏居魏地，为魏文侯师，他是传经大师，又和法家关系密切。看来，他们同是儒家。同传孔子之学，但各有侧重或创新。战国以后就更是这样了，像董仲舒、程朱陆王，他们的学说距孔子的原始儒学尤远，尽管他们都自称孔门嫡传，都表示虔诚地拜在孔子的门下。 对原始儒学，即孔子本人的学说，现时代的人认识也不同。有人认为孔子是为奴隶说话，有人认为孔子是为封建立言。有人说孔子贵“仁”，有人说孔子重“礼”。有人把六经看做孔子的学说，有人不以为然，以为那不过是周的旧籍，如此等等。两千多年前的事，或全亡无征，或其征不足，或有征而解释不同。看来，不仅孔门后学难以考订，就是孔子学说的有些内容也难以考订。有些问题已经打了一二千年的官司，恐怕还要继续打下去。不过困难虽然有，我们还是要勉力来做这场官司的一方。因为关于孔子的学说，剔去种种超时代的增饰，毕竟还有线索可寻。 研究孔子，根据什么？无非是根据有关书籍记载和所处的时代。孔子十五志于学，二十四岁葬母时就有门人帮忙，但他的著述生涯却开始得较晚，根据周卜官和史官积累的材料整理出六经时已近七十岁了，修订《春秋》是在他死前的两年。有人说，六经即孔门儒学。六经为古籍古事，经孔子删定，孔子当然是立意宣扬并有所寄托的；有的可能是作为珍贵的掌故文献保存下来。《列子》记杨朱的话说：‘太古之事灭矣，孰志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六经以前，无复书记，夏殷无征。周籍在平王东迁时丢失一大部分，春秋时所剩无几。加之，原来在王室掌管书籍的缙绅先生们这时多已离散，各自找饭吃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删定六经，为我们民族保存了大批有价值的古文籍，实属难能可贵。 现在我们研究孔子，主要根据四部书。一是《春秋》。孔子用鲁史官所记《春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凡242年。《春秋》这部书对于孔子来说与其他经书大不相同。孔子自命为“继周者”，且自命为下一代的“新王”。“新王”之礼就寄托在《春秋》里面。孔子说：“吾志在春秋。”孟子也曾转述孔子的话：“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孔子在周道衰微时通过修《春秋》以拨乱反正，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是著作，也是著作。历来人们公认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在于正名分、立名教，有褒有贬，使乱臣贼子惧。所谓“正名分”，就是要求君臣、父子、夫妇、贵贱尊卑等各符其名，各守其分。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就以春秋为最高标准。古代中国一以贯之的宗法等级思想，以及奴隶制宗法等级思想与封建制宗法等级思想的一致性，都充分地表现在《春秋》一书里。 二是《论语》。关于《论语》的流派尚有争论，但一般认为论语系战国时孔子的再传弟子（据说是曾子、有子的门人）编纂而成，非孔子亲笔。康有为认为，《论语》虽出自孔门弟子之手，战国时儒分为八，则难免“各尊所闻，各明一义”，就难免有战国儒者的一些观点掺杂其中。因此，《论语》尚不足以尽孔学的全貌。 三是《易经》据《史记》载，《易经》的一些卦象辞、爻象辞是孔子亲作。孔子的重要哲学思想反映在《易经》这部书里。这里附带说一下，《易》一般认定是殷末周初的作品，但后来郭沫若提出新说，认为《易》是战国初年的作品，姑存疑。 四是孔子删定的《仪礼》十七篇及其他礼学著作。孔子生前大声疾呼以“复礼”为己任。孔子关于“礼”的思想、正名分的思想，在《春秋》中已有充分表述，《春秋》不妨说就是一部礼学著作。《仪礼》十七篇，其中最重要的是《丧服礼》一篇，孔子弟子卜子夏特为之作传，其中亲亲尊尊长幼男女有别那一套规定得最具体清楚。此外，阐明孔子礼学的，还有汉时儒生所编的《礼记》一书。此书有些篇目如《中庸》、《礼运》，记载孔子一些言论，其价值不低于《论语》，可以补《论语》之不足，明《春秋》之未尽。 从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明白：孔子自己确实没有专著，孔子多借整理古籍或史料寄托自己的思想；再就是孔子后学追记下孔子的一些语录，片言只语在所难免。凭书籍研究孔子，由于根据不一，理解各异，见仁见智，发生争论是极正常的。因此，要研究孔子，弄清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十分重要的。

古华夏族源文明概说 周光华（山东淄博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员) 距今六、七千年前，生活在黄河流域的族群形成“大族”的槪念，习惯上古人把“大”的含义称为“夏”，夏族过种植农业经济的定居生活。古人称草木禾谷为“华”，禾谷成为主要的生活来源，这样夏族逐渐形成传世的称呼“华夏族”。 我研究的古籍《山海经》、《史记三家注》为基本文本资料，考古及民俗遗存为研究依据，关注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加以综合研究探索。 一、古华夏族的地域范围 目前来看，研究上古华夏生活地域的可靠文本资料是《山海经》，总概《山海经·五藏山经》提供的华夏地域，大致包括范围在渤海湾山东、河北、山西、阴山内蒙古、陕西、河南、甘肃、青海、新疆、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南牵广东、广西。以《中山经》记载的河南地域密集较详细。 二、华夏族产生、迁徙、融合及传播文明的过程 1、太昊、少昊氏源地及融合。太昊是龙的传人始祖，这是目前从古籍记载里知道的唯一“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的东方族系，生活在山东鲁西南地域，建都城在山东的曲阜。少昊氏进入山东地面在沂、沭流域生活，接纳太昊的文化传统。太昊氏也容纳少昊氏

“以鸟命官”的立政官职管理制度（《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最终少昊氏继承并融入太昊氏，成为龙纪传人（谯周解说《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的少昊氏）。少昊氏成为龙的传人，继续向西发展，成为“金天氏”（《左传·文公十八年》引谯周的解说、《礼记·月令》郑玄孔颖达疏解等）邦国的邦族首领，把太昊文化传播到西部，崇拜鸟的文化，在中国的西部族群融纳为民俗。《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说，少昊氏在帝挚时期发展。这个时间在公元前的2222年到公元前的2214年这个期间，正是考古发现的，山东龙山文化迅速往西部扩展传播时期，以鸟为标识的文物在考古发掘里大量出现。 东北地区的远古族民是以鸟为族标图腾的，后来的殷商、秦人，也是崇拜尊奉鸟的族民，所以属太昊、少昊为代表的东夷族群。考古发现，沂、沭流域距今1万年前的细石器时代的古遗址，往南展到苏北地区，说明这里是史前山东古文化的重要生源地。莒县陵阳河考古发现距今5500年的“大汶口陶文”二十多个象形符号，标志着华夏东部奠定着华夏文明的发展基础。邹平县丁公村出土龙山文化的“龙山陶书”11个象形文字，说明华夏东部族系迈入文字文明发展时代。 2、太昊伏羲氏融合。伏羲氏族群源生于今天的甘肃省天水地域。古籍资料载明，伏羲的母亲华胥氏因为在东方的“雷泽”践踏“大人”的足迹感孕，生下伏羲的。 “雷泽”在济阴，今天山东定陶县的东北面，山东省的巨野县、梁山县、东平县到兖州市地域范围内，这个地区正是太昊氏的生活地域。也就是说，太昊伏羲氏血亲融合，在渭河流域、黄河南岸、淮河北岸、山东泰沂山地及周围地域生活繁衍，建政发展远古的华夏文明。 3、伏羲女娲氏融合。女娲氏生活在古冀州，今天的山西省、河北省地域。根据《周礼·夏官·职方氏》记载，当时建都在山西省霍县太岳山地的霍山地域。女娲的巨大陵冢在山西洪洞县的赵城镇侯村霍山南麓。《文献通考·王礼考》记载说：“女娲葬赵城县东南，在晋州”。女娲用黄土造人是华夏繁衍初母，时间应当在山西汾河流域发生火山、地震频繁的造山运动后期，这个时间在距今万年前。 古籍记载“伏羲鳞身，女娲蛇躯”而交尾（《昭明文选》中撰王延寿的《青灵光殿赋》），山西赵城镇几千年流传女娲伏羲为夫妇，处在母权统治下。由此，生活在黄河北古冀州汾河流域的女娲氏与生活在黄河南岸的伏羲氏婚媾血脉融合，奠定华夏族发展的血脉根基，华夏族在黄河南北融合发展。考察地域民俗认识到，山东鲁西南地区，北自山西、河北的桑干河流域，南下汾河、漳河，乃至今天崤山以北，河南省三门峡市往西到陕西省的西安市地带（再往西、往西南），从陕西的宝鸡、甘肃的天水南下进入四川盆地的川江流域，特别是今天重庆市的古巴国地域，有大量的关于女娲氏的踪迹、遗迹和传说民风习俗，同时伴生着伏羲氏的踪迹，证明女娲氏的迁徙繁衍地域在这些地方。 4、神农、炎帝氏及迁徙融合传播华夏文明的过程。《易传·系辞下》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就是说，伏羲氏之后继承华夏事业发展的是神农氏。古人和学界研究认为，神农、炎帝不是同时同代的人或事。神农炎帝并称，是从东汉学者郑玄和三国时吴国学者韦昭做学问出现的，秦汉时民俗也习惯把神农、炎帝并称，这些问题有待深入探索研究。

神农炎帝的发展，大致分往南和往东两个方向。 首先，姜水的神农炎帝南下今天宝鸡地域，沿“陈仓”故道进入汉中。民俗流传和古籍记载，神农氏是以农耕经济源祖和医药学发明家留存至今的远古华夏伟人。除汾河、渭河、汉中地域，今天的川东重庆地域和湖北省鄂西地区流传的神农氏遗存踪迹也繁多，并且南下湘江流域。 其二，神农炎帝势力继承伏羲氏传统往东发展，在今天的宝鸡陈仓建立农耕经济邦域，往东发展到今天淮阳地区和山东曲阜地面建立邦国地域（根据唐朝张守节的《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初都陈，又徙鲁”等）。炎帝的后代子孙戏器，他的儿子担任火正，被称作祝融，死后葬在湖南省衡山的南坡，被称为“祝融峰”（《路史·前记八》），后来的湘楚人自称为炎帝祝融氏的后代。戏器生三个儿子，另两个儿子在今天山东发展，所以后来的齐鲁文化与湘楚文化有扯不断的联系，共同继承发展着炎帝时代的文明。 根据《史记》记载研究认为，神农炎帝历时530年，起于公元前的3000年，止于公元前的2471年。大致在距今4500年的时候，进入东夷族系的炎帝蚩尤氏时代。蚩尤同黄帝展开长期的战争，重要的战场有河北桑干河流域北京湾地区的涿鹿地带战场，山西运城盐池地域的晋南战场，山东鲁西南战场。 炎帝蚩尤与黄帝大战而败，同时战败的还有同属炎帝族系的“夸夫”、“刑天”两大女娲族脉。两大炎帝的族脉战败往南迁徙，大致分东、中、西三条线路南下。今天的苗族把炎帝蚩尤奉为先祖，说苗民的祖先生活在太阳升起黄河入海的地方，蚩尤公被抓囚禁在宋山，刑具化为枫林，在今天河南商丘地域遭到杀害，把苗族的来源始祖说成是从枫木中产生的（《枫木歌》），祖先是鸟蛋卵生的等。可以肯定的说，苗族是华夏先祖炎帝的直系后裔，是华夏同根亲族。 5、黄帝族的来源、迁徙及炎黄融合传播华夏文明的过程。黄帝族民是从云雾升腾的高原山地来的，被称为“缙云氏”（《文公十八年》、《昭公十七年》注），黄帝族系是沿着祁连山地、河西走廊由西往东进入黄土高原的西部族系。 黄帝出生在天水市清水县城东70里的山门乡白河村的轩辕谷，母亲叫附宝，是女娲族脉的有蟜氏女，在今天的太原地域（《说文解字》）感孕，在天水的轩辕谷生下黄帝的。黄帝起于公元前的2470年，历时100年。黄帝战胜炎帝蚩尤后，“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史记·五帝本纪》）说明黄帝族尚处在游牧动迁的时代，因此有多处都邑。根据北京地区的学者研究，与蚩尤大战的黄帝的真正陵寝，在北京平谷县的鱼子山上。黄帝势力进入四川，娶涪江流域盐亭县的嫘祖为妃往西南发展（王德奎《嫘祖研究》等）。黄帝姬姓，与黄帝同祖系姬姓的远古北方祖民，有骊戎、鲜虞、严允（荤粥）等，后代有獯粥-匈奴等，这些都是中华北方族系的远古祖先。黄帝把他的儿子玄嚣迁居到洞庭地区，把儿子昌意迁居到若水，今天四川的雅砻江流域，从而控制四川并长江流域（参《山海经》、《史记·五帝本纪》、《竹书纪年》）。黄帝时期奠定形成最早的中国华夏地域。 三、华夏族早期文明产生的文化构成原因 1、地域邦族自身发展需要血脉杂交。例如，华胥氏女践东方雷泽大人迹感孕，促成西部伏羲氏与东方太昊氏的族群融合，汾河谷地的女娲氏与黄河南岸的太昊伏羲氏血亲融合，神农炎帝与女娲后裔有蟜氏女血亲融合，黄帝族与有蟜氏女任姒、女登血亲融合，黄帝与西陵国或蜀山氏女嫘祖血亲融合。再例如，周族的祖先与女娲氏后人有邰氏女血亲融合等。血亲杂交融合的过程，正是先进的经济文化传统传播扩展的过程。不难看出，女娲氏有着先进的经济文化传统手段，有着母系社会华夏正统的权威地位，代表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基础，所以炎帝、黄帝及后来的周族的先祖要与女娲氏后裔血亲融合，由此发展本族系，客观上起到扩大传播华夏文明，促进华夏融合的作用。 2、黄河流窜阻隔东部与西部邦族，治水把东西部联为一体，稳定“中原”地域。距今6000年前乃至4000年的黄河，出洛阳后，黄河古渡口孟津——太行山麓以东的华北平原，是黄河横溢泛滥流淌的地带，到处是泽洼河道水泊地。鲁西南地域及山东半岛地域同今天的河南省地域被水泽阻隔，成为东部“孤岛”，这是我们今天研究华夏族群生成关系时应该特别注意的（中科院周昆叔等研究、西安碑林中禹迹图、华夷图等碑刻、禹贡等）。 到黄帝时代后期的大禹治水，重要的意义是把黄河下游治理好，使河南地成为华夏时期能稳定生活的地域，成为东西部联系发展的主体地区，华夏族由此融合壮大发展。这样，治水联系华夏东西部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孕育着华夏融合的根基。 3、邦域族民需要控制产盐地，促成民族联姻、战争，促成西部与东部沿海的融合。古冀州的晋南地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的重要原因，就是控制产盐地今天的山西运城盐池地域。黄帝与炎帝蚩尤大战，部分学者认为涿鹿大战的地点在今天的晋南地区，原因就在这里。后来的帝舜主政发展的根据地就在晋南地区，控制产盐地运城盐池，扩大华夏文明的传播。黄帝娶西陵国或蜀山氏女嫘祖为妃的重要原因是，涪江流域的盐城地区是重要的井盐产地。华夏中西部大量的食盐需要从东海上来，所以齐国建政屏周的首当大事是发展盐业生产，满足华夏中西部食盐的供应，这是推动华夏西部与东部融合的重要动力。 四、华夏文明传播的历史作用 1、传播农耕家养经济和治水安居文化生活。考古发现，距今210万年前，古冀州地域就是古族民聚居地，典型的代表是桑干河流域的，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古文化遗址遗存。距今1万年时发生种植农业，集中在华夏中部地域，说明华夏中部是农耕经济发祥地。 山东地区距今9000年时出现农业经济（后李文化遗址），距今6000年的大汶口文化时期，耜耕农业占居生产的主体地位。距今四、五千年时，以黑陶文化为主体的山东龙山农耕经济文化，往西部快速扩散传播，形成华夏融合文化类型，产生早期的华夏文明。 众多族系与华夏生源之母的女娲族及其后代血亲融合，获得在华夏地域立政的经济地位和主导权的资格。这个习俗从伏羲、炎黄时代，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女娲氏后裔，炎帝族系的有蟜姜氏女，一直是宗周的血亲婚族。例如建政齐国的姜太公的后代众多的“姜女”，都是周天子及其宗亲的姻亲正统婚配。周天子要娶姜女为正妃，宗亲例如鲁国的国君、晋国的国君等，要娶姜女为正妃，所生子为嫡系长子，要继承天子帝位或诸侯王的世袭地位，否则就是违犯礼的规定，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治政建设。所以“姜氏”是尊贵有威重的，不可侵犯。这就是后来的齐桓公，在周统治陷入“礼崩乐坏”的危难时期，高举起尊王攘夷的旗帜，屏周称霸的根本原因。由此发展东西部融合互补的农耕经济（推动自耕农家庭经济、扩大使用铁器农具），促进华夏族系各方全面融合。 《山海经·海内经》说，大约在公元前的2500年左右，炎帝的妃妾听沃所生的第八代孙噎鸣长到十二岁的时候，洪水泛滥，“噎鸣生岁十有二，洪水滔天”。后来的治水专家夏禹，是今天四川省汶川县西十三里的石纽山乡人，疏导河水入海，使古中国中部“中原”地域，成为稳定发展农耕经济文化生活的安居富庶地，有效地促成华夏地域族群的融合。

2、华夏融合，形成黄河、长江为中心地域的华夏早期文明。神农炎帝时期，相土地，察水源，改善生存环境。造耒耜，种五谷，改善饮食生活。制陶器，作斤斧，改善生活条件。百草，创医药，积极治疗疾病。后人敬仰神农炎帝在中国医药学方面的杰出贡献及献身精神，把整理出的中国古代第一部医药书称为《神农本草经》，神农炎帝为华夏医药学做出重大的科学贡献。 到黄帝时期华夏融合，形成黄河、长江为中心地域的华夏早期文明。黄帝娶西陵国女嫘祖，把儿子玄嚣迁到江水洞庭地区，把儿子昌意迁到四川的雅砻江，由此往西南方向扩展，控制整个长江流域。黄帝时代进入“礼文法度”的治政管理，做舟车杵（chǔ）臼（jiù）筑房宇推广文字，黄帝做出推广文字的重大历史性贡献。 3、早期华夏文化传播使中国地域文明形成。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改革称霸，促进华夏文明的传播，使中国地域文明形成。当时改革的大事是发展盐业生产，供应华夏中西部食盐，这是推动华夏融合的重要原因。齐桓公改革称霸，首先把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类，确立专业家庭经济单元地位，由此建立管理专业家庭为社会构成基础的国家管理体系，同时为土地私有的地主农耕经济快速孕生提供暖床。这个体系打破井田采邑的血亲分封制度，瓦解宗周血亲统治体系，从而打破种族隔阂，使地域种族、邦族之间融合联系加快，促成华夏各族系的融合。其次，齐桓公在救灭国，伐戎狄，阻南楚的屏周过程中，推动自耕农家庭经济扩散传播，为华夏社会创建新的行政管理模式，从而为推动地主经济做出奠基性贡献，促成华夏社会融合为不可分的整体。由经济基础民俗形成的中华民族认同形成，华夏民族形成。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给于高度评价，认为“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 认为齐桓公用管仲改革成霸，起到完成华夏融合进步发展的重要历史作用，从而推动华夏文明的传播。 华夏融合，政治上趋向中国统一发展。这是因为，华夏融合以安居经济为基础，社会的经济政治体系得到一体联系的协和发展，形成共同的民俗认同，所以华夏民族的同归性强烈，地域疆土的中国认同性强烈。因为民重安居乐业，华夏族易融为整体，所以从炎帝算起五千年来，华夏族民在世界历史长河中，能创造出灿烂的人类文明，在中国地域能够稳定进步的壮大发展。 中国资源贸易市场经济是以农业为根基发展起来的，所以推动富民养农政策让农业发展，是保障中华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基础。五千年的历史说明，华夏融合统一才能造就中国，才能使中国发展强大。

------------------------------------------------------------------------------- 孙开泰研究员在“天地生人学术讲座”的讲话

周光华先生就远古的华夏文明的研究，在学术界是一件幸事。上古传说时代好多人不敢问津，好多事情说不清楚，前人的研究也没有很系统的记载。顾颉刚先生的疑古研究做出贡献，李学勤先生就夏商周断代研究工程取得不可磨灭的功绩。没有顾颉刚的研究，没有李学勤等专家的研究，不会有今天周光华先生的研究。

上古历史目前在学术界仍然是非常难办的问题，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很多问题。周先生许多地方都要亲自跑到，他是把中华民族的诸民族有个贯通的说法，是一家之言，是有根据的，不是信口开河。他是根据古文字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民俗学等方面做出研究得出的结论。周光华先生的研究是很难得的，是难能可贵的，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的问题。他把《山海经》作为史料来看的，他讲民族的融合，讲民族的凝聚力，讲中华民族是整体。他从上古一直拉到春秋的齐桓公，给出比较可靠的结果。是学术界的凤毛麟角，再在学术界找出几家，这在目前看来很难。我对先秦诸子及春秋战国的思想研究，也要溯源到这里。

周先生的研究和我的研究思路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所以我提出“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的观点。接受周先生讲的上古部分，加上夏商周断代工程，然后发展到春秋战国。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研究，也是华夏传统文化整体观的反映。

我们讲诸子百家，主要讲文献，就是孔子整理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西周初周公“制礼作”，中华民族为“礼乐之邦”就是由此而来的，这是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的产物。东周以后“礼坏乐崩”，私学兴起，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百家争鸣的开端是孔墨之争，不是孔老之争，争鸣的根据还是孔子整理出来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这里特别强调易在思想领域的地位，所以百家多是从儒家派生出来的。可以这样说，儒家首先分出墨家。孔子的弟子子夏的西河讲学，产生法家的领袖李悝形成法家。思孟学派在稷下讲子思的五行说，孟子离开稷下后邹衍发展成阴阳家。道家也是来源于六经。黄老思想是用道家的哲学论证法家的政治，是道、法思想结合的产物，在齐国得到充分的发展，齐稷下之学的主导思想就是黄老之学。《管子》是杂家，从传统整体文化观说，把各家都包括进去。《吕氏春秋》是典型的杂家，把诸子百家都容纳进去。百家争鸣结束，大一统产生，这就是历史的进步。没有民族的融合、思想的融合，就不会产生汉武帝时期进步的大一统。我们不应该回避封建的弊端，用传统文化整体观来研究分析。等于说我们的56个民族，离了谁都不行。

中国人的哲学就是易，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就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发展自我强盛；厚德载物就是包容的精神。即使西方的文化都能容纳，通过中华民族的文化改造成我们自己的文化，这就叫厚德载物。研究传统文化就是要为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呼吁搞《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丛书》，搞中华传统文化整体研究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