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故事卡片内容如下：

1、李白。

李白（701年2月8日—762年12月），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为甘肃天水。

出生于西域碎叶城，4岁再随父迁至剑南道绵州。25岁就时只身出蜀，开始了广泛漫游，南到洞庭湘江，东至会稽（绍兴），寓居在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市）、应山（今湖北省广水市）。

直到天宝元年（742年），因道士吴筠的推荐，李白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他文章风采名震天下，后因不能见容于权贵，在京仅三年，就弃官而去，仍然继续他那飘荡四方的流浪生活。

安史之乱发生的第二年（756年），他感愤时艰，曾参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不幸，永王与肃宗发生了争夺帝位的斗争，兵败之后，李白受牵连，流放夜郎（今贵州境内），途中遇赦写下《早发白帝城》。晚年漂泊东南一带，投奔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不久即病逝。

李白的诗歌创作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要表现为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很少对客观事物和具体时间做细致的描述。

洒脱不羁的气质、傲视独立的人格、易于触动而又易爆发的强烈情感，形成了李白诗抒情方式的鲜明特点。

他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的奔涌而出，宛若天际的狂飙和喷溢的火山。他的想象奇特，常有异乎寻常的衔接，随情思流动而变化万端。

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明堂赋》《早发白帝城》等多首。

2、苏轼。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

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

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宋孝宗时追谥“文忠” 。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枯木怪石图卷》等。

3、王勃。

王勃（约650年～约676年），字子安，绛州龙门县（今山西省河津市）人。唐朝文学家，儒客大家，文中子王通之孙，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共称“初唐四杰”。

王勃聪敏好学，六岁能文，下笔流畅，被赞为“神童”。九岁时，读秘书监颜师古《汉书注》，作《指瑕》十卷，以纠正其错。

十六岁时，进士及第，授朝散郎、沛王（李贤）府文学。写作《斗鸡檄》，坐罪免官。游览巴蜀山川景物，创作大量诗文。返回长安后，授虢州参军，私杀官奴，二次被贬。

代表作品有《滕王阁序》、《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乾元殿颂》、《王子安集》等。

《献帝春秋》，原本十卷，今残一卷。作者不详。或说东汉时人撰，或说晋袁晔撰。袁晔，字思光，广陵（扬州）人。记述东汉献帝时期史事，久佚。今有元陶宗仪辑本一卷，见《说郛》。

《华阳国志》，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由东晋常璩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348—354年）。记录了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巴蜀史事，记录了这些地方的出产和历史人物。

《吴书》，是三国时期东吴官修的一部国史的名字。始撰于孙权末年，其间韦曜（又名韦昭）曾主其事，最后由薛莹“终其书”。已佚。今有清王仁俊辑《吴书钞》。

《九州春秋》，西晋司马彪撰。记述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乱世史事。已佚。今有元陶宗仪辑本和清黄奭辑本。

《典略》，三国时期魏国郎中鱼豢所著，是一部业已失传的中国古代野史著作。内容上起周秦，下至三国，纪事颇广，体裁驳杂，系作者抄录诸史典故而成。清代名士纳兰容若辑有佚文。

《汉晋春秋》，是东晋习凿齿撰写的一部史书；记述三国史事，以蜀汉为正统；魏武虽复汉禅晋，尚为篡逆，遂以晋承汉；54卷，一作47卷（见《隋·志》）。该书记述史事起自东汉光武帝、止于西晋愍帝281年间，史料价值较高。

《魏氏春秋》，东晋史学家孙盛撰，记述三国曹魏政权事。原书二十卷，现已佚失。

《魏书》，是曹魏时王沈与荀顗、阮籍一同撰写的。“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

巴蜀先秦时代地区名和地方政权名。主要在今四川地区。东部地区为巴，中西部为蜀。据《华阳国志》所记，秦代巴蜀地域的民族有濮、賨、苴、龚、奴、獽、夷、蜒、滇、僚、僰等族称，在其中大多数是百濮支派。很多文物说明，巴蜀文化是和中原有别的另一民俗文化。尤其是其精美的铜器，型制、纹样均具地方文化，却也遭受中原文化影响。

巴蜀、巴蜀，巴国文明行为和蜀国文明尽管长期被我们连着叫，但本质上来讲，二者在管辖的区域范围、群族文化艺术、生活习惯、政治体系等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一直以来，巴部族和蜀部落就如同2个性情各不相同的邻居一样，大伙儿都有各自的发展前景，相互之间又共同进步、结合。

从已有的古籍文献、发掘出的甲骨文看得出，截止到春秋战国时期、东汉之前，在中原地域古人的观念中都并没有将巴和蜀统称，当作一个具备类似“文化艺术相同点”的地理区域去看待。

从而，我们能下结论，在秦灭巴、蜀以前，巴文化和蜀文化那对CP，都发展趋势出本身与众不同的文化风俗，直至春秋战国时代秦灭六国企业兼并战争的影响，才快速演变成了大家熟悉的“巴蜀文化共同体”。

巴和蜀两个字做为某类别称，它其实是一种综合性的定义，看了他们的象形字后，想必大家会出现更为直观地了解。

四川山间盆地夏天寒湿多雨，先秦时代四川生活的人又特别少，对生态资源带来的影响远远地不如当代，因此在当时的四川主人公或是要属虫蚁蛇兽，许多尊崇巫文化的古巴人部族也是把蛇作为图腾祭拜。

因此，将“巴”字解释为蛇这类做为，既是以“巴”字的形象喻意层面去解释的，也是从那时候巴人日常生活的生态环境去解释的，那如果我们将要自身带入古巴人的生活时期去看待巴字，又可得到一些很有意思的见解。

例如，从巴人的生活地形地貌看来，巴国执政的领域主要在洪安鄂西一带，其中西部边境线与古蜀国交界，往东巴国管辖的地区曾抵达过襄阳周边，往北巴国的领土扩张到陕南汉中，往南巴国的国土到黔中和湘西一带。可以这么说，巴人日常生活的生活环境，水体、地形地势极其繁杂，既包括了山间盆地、丘陵地形、山峰和大峡谷地貌，又包括了嘉陵江、长江、汉江等众多水体，他们彼此之间交叠结合，相互展现出了“巴”字曲折的形象表面。

我认为，与其说去干固某一种意识，比不上将巴字作为是一个综合性的定义，它既是指地域名，也是指部落名、国家名字等多层次的复合型定义，他们合在一起，意味着的便是巴人与众不同的捕鱼迁移文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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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从李商隐《夜雨寄北》说起，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小诗，是诗人身居遥远的异乡巴蜀写给他在长安的妻子的诗。李商隐对妻子的爱很真挚，他们结婚不到12年，妻子便死了。就是在那12年中，由于诗人到处飘泊，也不能和妻子经常团聚。俗话说：小别胜新婚。李商隐与妻子的分别却常常是久别，因而对夫妻恩爱、相思情长就体会的更深、更强烈。在其笔下就呈现出“春蚕吐丝”、“蜡炬成灰”般的挚着热烈，显示出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这首小诗写得明白如话，不用典故，不用比兴，直书其事，直写其景，直叙其话；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蕴无限深情于质朴无华的词语之中，给人留下无穷的回味余地。 首句起笔以“君”直呼对方，以独特的视角勾画出一幅夫妻相思温情脉脉的画面：亲爱的妻啊，你肯定是怀着急切的心情问我何日是归期，那么，现在我告诉你，我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家。这句诗的独特之处在于诗人以错位的视角写相思之情，即对方未必真有信寄来询问归期，而是诗人自己设想妻子思念、询问归期。在我国古诗中写相思之情的诗，往往并不直接写自己如何思念对方，而是写对方如何思念自己，通过这种手法含蓄地表达诗人的思念之情。如杜甫的《望月》就是通过设想妻子在月夜对自己的思念来表现自己对妻子的思念。“君问归期未有期”一句看似平淡，却把自己对妻子的思念之情注入到了每一个字中，委婉、深情、耐人寻味。……

本诗写了两次：“巴山夜雨”，第一次是实写，第二次是虚写、想象与妻子团圆，

“共剪西窗烛”时再回忆起巴山夜雨情景。 如果说前两句是实写当前景的话，那么后两句则是虚写未来情。诗人在秋雨绵绵之夜，触景生情，展开想象的翅膀，用丰富而自然的联想来表现他们夫妻的恩爱之情。诗人在此选取了两种情态：一个是动态“共剪”，一个是语态“却话”。“共剪西窗烛”，具体细腻而又无限传神地描绘出了一幅良宵美景图，一个“共”字极写了亲昵之情态。而“何当”一词却又把诗人描绘的美景推向了远方，推向了虚处。这美景原来不过是诗人追念、向往的，至于何时重回温柔乡中，一切都在“未有期”中。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又是多么无奈的事情。这一句，字字含情，却又不着一个“情”

字，表达非常含蓄。 传情莫过于语言，

“言为心声”，诗人想象夫妻二人团聚在一起，秉烛夜话，进行心灵的交流。“却话”是回溯追想，诗人此时设想彼时，而彼时正谈论此时，谈论的是巴山夜雨之时的思念之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