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的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存有大量的遗址、历史文献以及民间口头传说等，在20世纪上半叶形成了一条清晰可辨的“红色文脉”。但是，由于以往学术界过多用沦陷区的视角来看待黑龙江的红色文化，对黑龙江红色文化的成因考察多半归结为30年代中共满洲省委对革命文艺活动的领导，以及日本侵略初期忙于战争疏于文化钳制等因素。而对于在20世纪初，尤其是十月革命后，哈尔滨所处的向东北和关内传播马克思主义与俄苏文化的中心地位，以及黑龙江“华洋杂处”的“国际主义大家庭”环境对近现代黑龙江精神的塑造等地域文化现象，缺乏文学与史学学科的整合、互补研究。因此，恰恰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俄苏文学的本土化，才使黑龙江在现代意义上与关内文化形成对接，在黑龙江文化人或流亡关内或坚守乡土的文化选择中，实现了关内关外文化的精神遇合这一重要理论建构的机缘。“红色之路”在历史文化资源挖掘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应尊重和还原历史。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的中转站，先天存在着一条联系中国和俄苏之间的“红色之路”。早在1920年中共建党前夕，瞿秋白在哈尔滨滞留50多天，就指出哈尔滨“先得***空气”。王观泉在研究瞿秋白时发现，这条“红色之路”在1928年之前，隐蔽地充当了我党与共产国际的往来通道。当时除了人员往来，哈尔滨还存在大量苏联“红党”创刊的报刊杂志，以及通过中东铁路在哈尔滨广为流传的俄苏报刊书籍。据统计，1928年6月28日至7月25日，仅1个月内，哈尔滨海关就扣留了中东铁路传来的红色“书籍8种，报纸57种，杂志27种，合计3157件”。1922年，安怀音在红色气氛浓厚的哈尔滨办《大北新报》副刊《杂俎》，发表《文学家与革命家》首倡革命文学。此后《东北早报》、《哈尔滨日报》也发表《唯物史观与文学》、《时代的牺牲——高尔基〈说部〉集》、《我也来谈谈革命文艺》等革命文论。1925年，任国桢受党委派在哈尔滨以《东北早报》编辑身份作掩护开展工作。其间还翻译了鲁迅非常赞赏的《苏俄的文艺论战》，这是中国第一部全面介绍苏联文艺论战的书，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影响巨大。以哈尔滨为中心，在东北各地还分布着共产国际的反帝情报组织、罢工抗议的工人群体和反帝爱国的进步学生群体。黑龙江大地上演绎的红色文化之所以没有“一过性”，而是形成了“红色文脉”，缘于黑龙江从接受十月革命影响为起点，形成了20年代俄苏文化翻译潮（灿星社）、30年代左翼文艺创作潮（牵牛房、星星剧团、哈尔滨口琴社、寒光**公司等）、40年代工农兵文化实践潮三大文化热潮。尤其需要提及的是，在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代表性人物和群体中，流亡关内的东北左翼作家群体的运行轨迹及人物命运。这个群体凭借在哈尔滨习得的马克思主义俄苏文化精神资源，融入中国左翼文化大潮，在抗战中汇聚到革命圣地延安，抗战胜利后又返回黑龙江，自觉地进行红色文化的再建过程。黑龙江文化“走出去”又“返回来”的轨迹，从现代意义上再次回答了东北地域文化主体身份认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历史融合认同等国内外重大学术问题。“红色文脉”：地域文化显著标识“红色文脉”的理论建构对当下黑龙江文化精神的传承具有重要价值。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再造工程的不断扩张，房地产业的持续升温，导致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遗址遗迹被推倒铲平。相关历史人物居住的纪念地、发生过重大事件的活动场所也已荡然无存。通过实地考察来串起完整的历史图景已越来越难。以往经常用于少数民族文化“抢救”的词汇也频频出现在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挖掘中。譬如，中共满洲省委临时省委旧址、《哈尔滨新报》旧址、东华学校旧址、中共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旧址、中共六大代表秘密接待站旧址、瞿秋白参加哈尔滨劳动大会旧址、金剑啸从事左翼文艺运动的天马广告社旧址、萧红困居东兴顺旅馆旧址等大批纪念地都相继被呼吁“抢救”过。然而，相对于地域历史文化遗址遗迹大面积消失，当我们出现精神危机时却需要向所剩无几的历史文化遗址遗迹求助！20世纪90年代末，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在物质丰富了精神却空虚了的现实面前，普遍感到理想和信仰的缺失。在众多“戏说”、颠覆、搞笑的文化娱乐中无法找到心灵慰藉。“怀旧”情绪普遍上升。其中，回归革命信仰，在“红色经典”故事中寻找生存价值，从“革命经典”到“红色经典”言说策略的转换，打通了历史与现实的隔膜，也使红色历史文化资源以文化产业的形式顺利地进入当代人的消费视野，获得更进一步的“历史再现”和精神认同。时至今日，将20世纪上半叶可以支撑“红色文脉”的历史文献归拢起来，发现这段历史尽管留有许多未解之谜，但较之古代文献提供的情况要好得多。黑龙江流域古代诞生过东胡族系、肃慎族系等三大古族系。东胡族系后裔和肃慎族系后裔先后建立了北魏、辽、金、元、清等封建王朝，奠定了今日的中国版图，维护了中华民族多民族大家庭的统一，传承了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文化特质。但是，北方渔猎游牧民族的迁徙习惯，以及朝代更迭、地下文化资源尚未完全探明等诸多因素，使得古代文化在文献资料上尚存在着某些断层。近现代红色历史文化在历史遗存上则保存了相对完整的承继关系。黑龙江“红色文脉”之所以应该受到关注和重视，还在于其传承的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之后的地域文化精神，这种精神是现代性基础上文化自觉的产物，呈现着经由国际主义大家庭长期熏染形成的自由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至今仍然在黑龙江文化传承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主体作用，构成了地域文化的显著标识。

《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392部，2008年3月1日公布；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2392部）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个）名单，现予公布。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这些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保护和利用好珍贵文献典籍，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指导方针，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公布为契机，加强科学规划，加大工作力度，切实做好珍贵古籍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使中华民族珍贵的文献典籍永泽后世。 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51个） 国家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 天津图书馆 山西省图书馆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 辽宁省图书馆 辽宁省大连图书馆 黑龙江省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 南京图书馆 江苏省苏州图书馆 江苏省常熟图书馆 浙江图书馆 安徽省图书馆 福建省图书馆 山东省图书馆 湖北省武汉图书馆 湖南图书馆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重庆图书馆 云南省图书馆 山东省青岛市图书馆 河南省图书馆 湖北省图书馆 贵州省图书馆 陕西省图书馆 甘肃省图书馆 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 贵州省荔波县档案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 上海博物馆 山西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 河南大学图书馆 河南大学图书馆 苏州大学图书馆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南京大学图书馆 复旦大学图书馆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清华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516部，2013年3月8日公布。

国务院正式公布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上海图书馆藏北宋拓本《三藏圣教序》、徐州市图书馆藏南宋刻本《四书章句集注》、青岛市博物馆藏清蒲松龄《鹤轩笔札》稿本等1516部古籍入选该名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浙江省西泠印社、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等16家单位成为第四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汉文古籍1218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286部，其他文字古籍9部，3种甲骨文。这是甲骨文首次进入《名录》。《名录》收录宋元拓本71种，明清稿本76部、抄本177部；收录舆图43种，其中，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西汉地图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纸质地图，也是世界上最早用于书写的纸张实物，还是西汉初即已发明造纸术的有力证明；收录的民族文字古籍，涵盖藏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察合台文、彝文、满文、东巴文、傣文、水文、古壮字、布依文等12种民族文字。

其中，西藏博物馆藏元刻本《释量论》，是继元刻《因明正解藏论》之后发现的第二部元刻本藏文古籍。这两部元刻本的发现，推翻了元代无刊印藏文文献和明代以前无藏文印刷实物的旧说。

在此次公布的16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中，中国嵩山少林寺、西藏博物馆、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西藏自治区罗布林卡、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等5家为宗教、少数民族单位。

截至目前，共有11375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66家单位成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