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天一阁

余秋雨

一

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阁对于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阻隔。

照理，我是读书人，它是藏书楼，我是宁波人，它在宁波城，早该频频往访的

了，然而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

1976年春到宁波养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师盛钟健先

生家。

盛先生一直有心设法把我弄到天一阁里去看一段时间书，但按当时的情景，

手续颇烦人，我也没有读书的心绪，只得作罢。

后来情况好了，宁波市文化艺术界

的朋友们总要定期邀我去讲点课，但我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始终没有去过天一阁。

是啊，现在大批到宁波作几日游的普通上海市民回来都在大谈天一阁，而我这

个经常钻研天一阁藏本重印书籍、对天一阁的变迁历史相当熟悉的人却从未进过阁，

实在说不过去。

直到1990年8月我再一次到宁波讲课，终于在讲完的那一天支支吾吾

地向主人提出了这个要求。

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长裴明海先生，天一阁正属他管辖，

在对我的这个可怕缺漏大吃一惊之余立即决定，明天由他亲自陪同，进天一阁。

但是，就在这天晚上，台风袭来，暴雨如注，整个城市都在柔弱地颤抖。

第二

天上午如约来到天一阁时，只见大门内的前后天井、整个院子全是一片汪洋。

打落

的树叶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砖墙间透出湿冷冷的阴气。

看门的老人没想到文化局长会在这样的天气陪着客人前来，慌忙从清洁工人那

里借来半高统雨鞋要我们穿上，还递来两把雨伞。

但是，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

鞋统已经进水，唯一的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蹚水进去。

本来浑身早已被

风雨搅得冷飕飕的了，赤脚进水立即通体一阵寒噤。

就这样，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

相持，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藏书楼走去。

天一阁，我要靠近前去怎么这样难呢？明明

已经到了跟前，还把风雨大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来阻拦。

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

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举行一

个狞厉的仪式？

天一阁之所以叫天一阁，是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水”之义，想借水防

火，来免去历来藏书者最大的忧患火灾。

今天初次相见，上天分明将“天一生水”

的奥义活生生地演绎给了我看，同时又逼迫我以最虔诚的形貌投入这个仪式，剥除

斯文，剥除参观式的悠闲，甚至不让穿着鞋子踏入圣殿，背躬曲膝、哆哆嗦嗦地来

到跟前。

今天这里再也没有其他参观者，这一切岂不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安排？

二

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

化奇迹。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

的象形文字，创造简帛，然后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

这一切，本该迅速

地催发出一个书籍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播扬翻腾。

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不间

断地在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食着易碎的智慧。

一个为写书、

印书创造好了一切条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拥有和保存很多书，书籍在这块土

地上始终是一种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散乱状

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什么。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

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

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

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

很有一些文人学士终年辛劳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清苦

的读书人到底能藏多少书，而这些书又何以保证历几代而不流散呢？“君子之泽，

五世而斩”，功名资财、良田巍楼尚且如此，更遑论区区几箱书？宫廷当然有不少

书，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构不成整体文化意义上的藏书规格，又每每毁于改朝换代

之际，是不能够去指望的。

鉴于这种种情况，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

常特殊的人物了。

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

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

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

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

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

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

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

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

这样的藏书家委实也是出过一些的，但没过几代，他们的事业都相继萎谢。

他

们的名字可以写出长长一串，但他们的藏书却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

那么，这些

名字也就组合成了一种没有成果的努力，一种似乎实现过而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的悲

剧性愿望。

能不能再出一个人呢，哪怕仅仅是一个，他可以把上述种种苛刻的条件提升得

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继承诸项关节琢磨到极端，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一

座藏书楼，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怜可怜中国和中国文化吧。

这个人终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

唯此岿然独存。”

这就是说，自明至清数百年广阔的中国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书籍文明，终于

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归拢的房子。

明以前的漫长历史，不去说它了，明以后没有被归拢的书籍，也不去说它了，

我们只向这座房子叩个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

个小小的栖脚处。

三

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二十七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

方很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

最

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

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

空间。

在文化资料十分散乱又没有在这方面建立起像样的文化市场的当时，官职本

身也是搜集书籍的重要依凭。

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

特别是搜集其他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正书、实录以及历科

试士录，明代各地仕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的东西，他也搜得

不少。

这一切，光有搜集的热心和资财就不够了。

乍一看，他是在公务之暇把玩书

籍，而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或者说，

成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

他内心隐潜着的轻重判断是这样，历史的宏观裁断也

是这样。

好像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藏书家，于是把他放在一个颠簸九州的官位

上来成全他。

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大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调停了几

处官场恩怨，也许是理顺了几项财政关系，衙堂威仪，朝野声誉，不一而足。

然而

他知道，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差役递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

那里边几册按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汇入行箧。

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

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

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

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

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

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

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当时在朝廷权势极

盛的皇亲郭勋，因而遭到廷杖之罚，并下过监狱。

后来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

然冒犯权奸严氏家族，严世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严嵩却说：“范钦是连郭勋都敢

顶撞的人，你参了他的官，反而会让他更出名。”结果严氏家族竟奈何范钦不得。

我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个成功的藏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

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范钦和他身边的其他藏书家作个比较。

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

大师丰坊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毫无疑问要比范钦写得好，一代书家董其昌曾非

常钦佩地把他与文徵明并列，说他们两人是“墨池董狐”，可见在整个中国古代书

法史上，他也是一个耀眼的星座。

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

专著《五经世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

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学者艺术家，

他太激动，太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

起先他也曾狠下一

条心变卖掉家里的千亩良田来换取书法名帖和其他书籍，在范钦的天一阁还未建立

的时候他已构成了相当的藏书规模，但他实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声声尊他为

师的门生们也可能是巧取豪夺之辈，更不懂得藏书楼防火的技术，结果他的全部藏

书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毁于火灾，最后只得把剩余的书

籍转售给范钦。

范钦既没有丰坊的艺术才华，也没有丰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种冷峻的

理性提炼了丰坊也会有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

相比之下，他

的社会人格比较强健，只有这种人才能把文化事业管理起来。

太纯粹的艺术家或学

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

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澈。

范大澈从小受叔父

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又对书籍

有一种强烈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

集到一些重要珍本。

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 。

据说有

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范钦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

努力而楼成，他就经常邀请叔父前去作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

随意取阅。

遇到这种情况，范钦总是淡淡的一笑而已。

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

差别就看出来了。

侄子虽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意气性的

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性目标是很有限的，只要

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没有的版本，他就会欣然 。

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

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就合乎逻辑地流散了，而天一阁却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

实际上，这也就是范钦身上所支撑着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

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

这种意志力在很长时间内的表现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

严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阁就是靠着它延续至今的。

四

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

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

不妨说，天一阁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

于范钦死后。

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荣幸，还是一场延绵数百

年的苦役。

活到八十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儿媳妇（二儿子已

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

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们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

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法。

万两白银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楼藏书则除了

沉重的负担没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为范钦本身一辈子的举止早已告示后代，藏书

绝对不能有一本变卖，而要保存好这些藏书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笔费用。

为什么他不

把保存藏书的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房一起来领受呢？为什么他要把权利

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要后代选择呢？

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

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

出的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反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藏书事业，要么只能

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藏书

的一房完全无利可图。

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

成倍地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

他没有丝毫意思想讥诮或鄙薄要继承

万两白银的那一房，诚实地承认自己没有承接这项历史性苦役的信心，总比在老人

病榻前不太诚实的信誓旦旦好得多。

但是，毫无疑问，范钦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

后一刻听到自己企盼了几十年的声音。

他对死神并不恐惧，此刻却不无恐惧地直视

着后辈的眼睛。

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

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

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接力赛开始了。

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

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

藏书的原始动机越来越远，

而家族的繁衍却越来越大，怎么能使后代众多支脉的范氏世谱中每一家每一房都严

格地恪守先祖范钦的规范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课题。

在当时，

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只能交付给家族传代系列，但家族传代本身却是一种不

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

让后代的后代接受一个需要终生投入的强硬指令，

是十分违背生命的自在状态的；让几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经自身体验就来沿袭几百年

前某位祖先的生命冲动，也难免有许多憋气的地方。

不难想象，天一阁藏书楼对于

许多范氏后代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要诚惶诚恐地维护和保存，

却不知是为什么。

按照今天的思维习惯，人们会在高度评价范氏家族的丰功伟绩之

余随之揣想他们代代相传的文化自觉，其实我可肯定此间埋藏着许多难以言状的心

理悲剧和家族纷争，这个在藏书楼下生活了几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后代子孙免不了会产生一种好奇，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到底有哪些书，能

不能借来看看？亲戚朋友更会频频相问，作为你们家族世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

能让我们看上一眼呢？

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就预料到这种可能，而且预料藏书楼就会因这种点滴可

能而崩坍，因而已经预防在先。

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

是当时视为最大屈辱的不予参加祭祖大典，因为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

亮出了“黄牌”，比杖责鞭笞之类还要严重。

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

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

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事件了。

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

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作

媒嫁给了范家。

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在我看来，她

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总还

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

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当时已属

于旁支。

反正钱绣芸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

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芸那忧郁的

目光。

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

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强韧而又脆弱地与自

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

只要开放一

条小缝，终会裂成大隙。

但是，永远地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

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

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

阁门的

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

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

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每房也都

产生了终极性的思考：被我们层层叠叠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要想登楼看书！

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

黄宗羲是“吾乡”余姚人，与范氏家族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照理是严禁登楼的，但无论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气节、学

问而受到全国思想学术界深深钦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早有所闻。

尽管当时的信息

传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崛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

造成非凡的轰动效应。

他的父亲本是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被魏忠贤宦官集团所杀，

后来宦官集团受审，十九岁的黄宗羲在廷质时竟义愤填膺地锥刺和痛殴漏网余党，

后又追杀凶手，警告阮大铖，一时大快人心。

清兵南下时他与两个弟弟在家乡组织

数百人的子弟兵“世忠营”英勇抗清，抗清失败后便潜心学术，边著述边讲学，把

民族道义、人格道德溶化在学问中启世迪人，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天域中第一流的思

想学和历史学家。

他在治学过程中已经到绍兴钮氏“世学楼”和祁氏“淡生堂”去

读过书，现在终于想来叩天一阁之门了。

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

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即1673牛。

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

读楼上的全部藏书。

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个验证。

他们是

藏书家，本身在思想学术界和社会政治领域都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们毕竟为一个

人而不是为其他人，交出他们珍藏严守着的全部钥匙。

这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

黄宗羲先生长衣布

鞋，悄然登楼了。

铜锁在一具具打开，1673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

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未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

阁藏书记》留世。

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结起来了。

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

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二百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余名，

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

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

封建

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着

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

看

来像天一阁那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作极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办法中的办法。

但是，

如此严格地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了。

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

乾

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

天一阁进呈珍

贵古籍六万余种，其中有九十六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三万七十余种列入

存目。

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

都仿照天一阁格局营建。

天一阁因此而大出其名，尽管上献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

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它的生命。

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

隆下令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

藏书的意

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藏”本身不应成为终极的目的。

连堂堂皇家编书都

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播扬，这证

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

五

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

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总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

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新的历险。

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

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

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它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某位学者上楼的

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偷儿成了它最大的对手。

1914年，一个叫薛继渭的偷儿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

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

这一次几乎把

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它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

继渭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而

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

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

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

把保护藏书楼的

种种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因为这对在当时这

样一个家族的院落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

但是，这正像范钦想象不到会有一个

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代市场上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

一架架的书橱空了。

钱绣芸**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

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

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

备把天一阁藏本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

里。

涵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

过营养。

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

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

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

也终于失效。

六

然而毫无疑问，范钦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现代并没有完全失去光亮。

除了张

元济先生外，还有大量的热心人想怒力保护好天一阁这座“危楼”，使它不要全然

成为废墟。

这在现代无疑已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工程，靠着一家一族的力量已无济于

事。

幸好，本世纪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天一阁一次次被

大规模地修缮和充实着，现在已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宁波时大多

要去访谒的一个处所。

天一阁的藏书还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沟通便捷的现代，它

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

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

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我们这些人，在生命本质上无疑属于现代文化的创造者，但从遗传因子上考察

又无可逃遁地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孑遗，因此或多或少也是天一阁传代系统的繁衍者，

尽管在范氏家族看来只属于“他姓”。

登天一阁楼梯时我的脚步非常缓慢，我不断

地问自己：你来了吗？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很少有其他参观处所能使我像在这里一样心情既沉重又宁静。

阁中一位年老的

版本学家颤巍巍地捧出两个书函，让我翻阅明刻本，我翻了一部登科录，一部上海

志，深深感到，如果没有这样的孤本，中国历史的许多重要侧面将杳无可寻。

由此想到，保存这些历史的天一阁本身的历史，是否也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呢？

裴明海先生递给我一本徐季子、郑学溥、袁元龙先生写的《宁波史话》的小册子，

内中有一篇介绍了天一阁的变迁，写得扎实清晰，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

史实。

但在我看来，天一阁的历史是足以写一部宏伟的长篇史诗的。

我们的文学艺

术家什么时候能把范氏家族和其他许多家族数百年来的灵魂史袒示给现代世界呢？

宁波天一阁有空调，在2012年10月11日，广东申菱空调设备有限公司成功签约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古籍库房空调项目，提供恒温恒湿精密空调。天一阁博物馆是一座以藏书文化为特色，融社会历史、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为我国现存历史最久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三个私家藏书楼之一，有“南国书城”之美誉。

范氏天一阁创建于明代嘉靖末年，始建者是当时的兵部右侍郎范钦。范钦一生爱书成癖，酷爱藏书，他搜集书籍的原则是“不薄古人厚今人”。嘉靖三十九年，范钦卸职归里，为使所搜集的藏书能永久保存，在宁波建楼6间，做为藏书之所，即为“天一阁”。范钦死后，其长子范大冲继承了藏书，为使所藏之书不至分散丢失，为其后代定了一条家规，就是“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因此，直到清朝初年，范钦的曾孙范光文，仍将天一阁的书籍完好地保存着。

至乾隆时代，皇帝为了“嘉惠艺林，启牖后学，公天下之好”，“用昭文治之盛”，决定编纂《四库全书》。所谓《四库全书》，就是将全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类，分别编纂而成。为了广泛“搜罗古今载籍”，乾隆皇帝下令，要各省多方面加意搜集古籍和遗书，送交上来以备编纂之用。仅宁波天一阁范钦的后代范懋柱就送交了638种珍贵的古书，其中被收录到《四库全书》中的有96种，列入存目的为377种。

南三阁

文宗阁

文宗阁建于乾隆四十四年，据乾隆皇帝自己的说法，修建南三阁，赐赠《四库全书》是为了“嘉惠艺林，启 后学”。虽然在编写《四库全书》过程中出于种种原因，毁掉了一些书，但总的来说它的意义却十分重大，至今也是学界十分重要的一部大书。在当时，建南三阁更是轰动江南学界的一件大事，所以建起庞大的文宗阁仅用一年时间，并且其中有诸多的工料都是当地人捐献的，镇江人对于文化的热心程度从此可见一斑。

阁建成后，书还没有抄出来，所以首先由乾隆皇帝御赐一本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放在阁内供学子阅览，而《四库全书》是从乾隆五十二年开始分批颁发的，直到乾隆五十五年方颁发完毕。阁中的一切事务均由两淮盐运史经管，并且允许当地学子阅览、借抄，一时间江南学人以能得“读中秘书”为快事。

但这种盛况没有维持多久，到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入镇江，将文宗阁及其所贮的《四库全书》一同烧毁。当年，为了能够将七阁之一放在自己的城市，江南学者曾主动上书朝廷，提出由自己来承担“所有雇觅书手缮写全书之费”，最终皇帝决定由朝中出抄书和建阁费用。而把做书匣、装璜庋架由地方办理。

文澜阁

文澜阁在西湖孤山南麓。初建于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是清代为珍藏《四库全书》而建的七大藏书阁之一。也是江南三阁中唯一幸存的一阁。这是一处典型的江南庭园建筑，园内亭廊、池桥、假山叠石互为凭借，贯通一起，主体建筑仿宁波天一阁，是重檐歇山式的建筑。

步入门厅，迎面是一座假山，山下有洞，穿过山洞是一座平厅，厅后方池中有奇石独立，名为“仙人峰”，是西湖假山叠石中的精品。方池后正中为文澜阁，西有曲廊，东有月门通太乙分清室和罗汉堂。全部建筑和园林布局紧凑雅致，颇具特色。

《四库全书》由乾隆皇帝钦定,由纪晓岚主持,于1773 1781完成。此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集中国古籍之大成的一部丛书,全书共收录图书3461种,79309卷,荟萃清乾隆中期以前的历代主要典籍。历时8年完成的《四库全书》共抄了7部,分藏于北京的文渊阁、北京圆明园的文源阁、沈阳的文溯阁、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以及杭州的文澜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

清代之后,战乱频仍,兵燹不断。扬州的文汇阁和镇江的文宗阁内的《四库全书》毁于太平天国的战火,江南3阁文澜仅存;而八国联军的大火也烧掉了文源阁的《四库全书》。7部珍藏仅存4部。北京文渊阁的《四库全书》在国民党败退大陆时带到了台湾,现藏于台湾的故宫博物院;沈阳文溯阁的藏书1966年运抵兰州,现藏于兰州;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本后运到北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在历次浩劫中几陷于毁灭,是浙江几代人的侠肝义胆才使文澜阁本能躲过战乱而幸存下来。

1861年,太平军攻陷杭州,江南著名藏书楼八千卷楼的主人、出身书香门第的钱塘人丁申、丁丙兄弟此时避祸于杭州城西的西溪。一日,兄弟俩在店铺购物时发现,用于包装的纸张竟是钤有玺印的《四库全书》,这使他们大惊失色。

丁氏兄弟自然知道《四库全书》的重要性。他们进而发现,店铺里成堆的包装用纸竟都盖有皇帝的玉玺。

文澜阁《四库全书》散失了！

文澜阁库书流落民间的事实使丁氏兄弟心急如焚。他们马上组织家人进行抢救。他们冒着战乱的风险,收集残籍予以保护,并雇人每日沿街收购散失的书本。如此半年,他们抢救并购回阁书8689册,占全部文澜阁本的1/4。

文澜阁本已残缺不全,怎么办？抄补！一项浩繁的抄书工程在浙江巡抚谭钟麟的支持下开始了。丁氏兄弟从宁波天一阁卢氏抱经楼、汪氏振绮堂、孙氏寿松堂等江南十数藏书名家处借书,招募了100多人抄写,组织抄书26000余册。《四库全书》在编撰过程中编撰官员曾将一些对清政府不利的文字删除,或将部分书籍排除在丛书之外,还有部分典籍漏收,丁氏兄弟借此机会将其收录补齐。此项工程历时7年得以完成。1882年,文澜阁重修完成,丁氏兄弟将补抄后的《四库全书》全部归还文澜阁。

到了民国时代,浙江省图书馆首任馆长钱恂继续组织补抄,这就是所谓“乙卯补抄”;稍后,海宁的张宗祥又发起“癸亥补抄”。经过丁、钱、张等人的共同努力,最后完成的《四库全书》比原来更为完整,原《四库全书》有漏抄,如补抄本《竹岩集》十二卷,原四库本仅三卷,册数上比原来增多;补抄依据版本优良,集清末全国藏书楼之精华;许多被馆臣删改的文字按原样据原本得以恢复。因此,补齐后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是7部藏书中最完整的一部。因此,文澜阁本《四库全书》的历史文献价值高于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和文溯阁本,是“四库学”研究的重要资源。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杭州岌岌可危,《四库全书》又面临巨大的灾难。时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和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组织阁书西迁。历时半年,辗转5省,行程2500公里,1938年4月,《四库全书》安全运抵贵阳,后又转运到重庆。

日本对文澜阁《四库全书》觊觎已久。原全国人大常委、浙江大学教授毛昭晰在研讨会上对记者说,杭州沦陷后,日本的“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受委员会”曾派人从上海到杭州寻找文澜阁本,想把这部珍贵的图书劫夺到日本去,但此时阁书已被安全转移了。

文澜阁《四库全书》历经沧桑,终于得以保存,这在中国以至世界藏书史上都是个奇迹。

文汇阁

文汇阁是清代七大藏书楼之一。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设馆，历时十年才纂修完成的《四库全书》，共收书约三千五百种，七万九千余卷，分经、史、子、集四部。尽管为了维护清廷的政治统治，许多古籍被馆臣抽毁或删改，以至于鲁迅先生曾在《买〈小学大全〉记》等杂文中予以揭露，但是《四库全书》毕竟是集中国古籍之大成的规模空前的丛书，因此自有其传世价值。此书当年仅缮写了七部，分别藏于北京、沈阳、扬州、杭州等地。其中，位于紫禁城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盛京皇宫的文溯阁、避暑山庄的文津阁，称为“北四阁”；位于扬州天宁寺的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称为“南三阁”。

扬州文汇阁，一名御书楼，原在天宁寺西园。根据《扬州画舫录》记载，天宁寺西园一称御花园，正殿叫做大观堂，七大藏书楼之一的文汇阁就在大观堂旁。阁中藏有《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由乾隆帝钦赐“文汇阁”之名及“东壁流辉”之额。文汇阁是一座三层楼建筑，梁柱上彩绘书卷图案。阁的一楼当中藏《古今图书集成》，两侧藏《四库全书》的经部书籍，二楼藏史部书籍，三楼藏子部、集部书籍。

乾隆对于文汇阁的建设与使用颇为重视，他一再强调，阁中所藏之书，不是做样子的，要允许读书人阅读和传抄。乾隆五十五年（1790）五月二十三日，弘历的圣旨里有这样开明通达的话：“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遗失。”“南三阁”所藏《四库全书》，每册前页钤“古稀天子之宝”，后页钤“乾隆御览之宝”，用太史连纸钞写，尺幅较“北四阁”书开本小，书衣装潢也有不同。

麟庆在《鸿雪因缘图记》里描写他见到的情形是：“文汇阁在扬州行宫大观堂右……阁下碧水环之，为卍字。河前建御碑亭，沿池叠石为山，玲珑窈窕，名花嘉树，掩映修廊。”他入阁读书的情形是：“庚子（1840）三月朔，偕沈莲叔都转、宋敬斋大使，同诣阁下。亭榭半就倾落，阁尚完好，规制全仿京师文渊阁。回忆当年充检阅时，不胜今昔之感。爰命董事谢奎，启阁而入。见中供《图书集成》，书面绢**；左右列橱贮经部，书面绢绿色；阁上列史部，书面绢红色；左子右集，子面绢玉色，集面绢藕合色。书帙多者，用香楠。其一本二本者，用版片夹开，束之以带，而积贮为函。计共函六千七百四十有三。谢奎以书目呈，随坐楼下详阅，得钞本《满洲祭天祭神典礼》、《救荒书》、《熬波图》、《伐蛟捕蝗考》、《字孳》等书，嘱觅书手代钞。”——这差不多是扬州文汇阁存世期间最后的记载。在此十四年后，太平军攻入扬州，文汇阁及其藏书就一起毁于战火之中了。

过了大约十年，曾国藩于同治初年创办金陵书局时，曾委托学者莫友芝前往镇江、扬州等地搜寻文宗阁和文汇阁失散于战火中的藏书。通常的说法是：莫友芝曾于同治四年（1865）专程至镇扬诸地，悉心寻访两阁藏书的下落，却毫无收获，空手而回。莫友芝此行是否真的一无所获呢？据悉，国家图书馆今藏《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四册，经史子集各一，经部首页有莫友芝藏书印。由此看来，莫友芝的镇扬之行还是有所得的。也有人说，扬州文汇阁的藏书亦有残本存世，书名分别是《周易启蒙翼传外篇》二册，《云笈七签》、《御定全唐诗录》、《图书编》各一册。

七大藏书楼中，文渊阁的藏书后归故宫博物院收藏，文源阁于咸丰年间被八国联军纵火焚毁，文津阁的藏书现归北京图书馆收藏，文溯阁的藏书现属辽宁省图书馆，文宗阁于咸丰年间毁于太平军兵火，文澜阁是“南三阁”中仅存的一阁，其藏书现属浙江省图书馆。扬州文汇阁则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毁于咸丰四年（1854），存世仅七十余年，在七大藏书楼中寿命最短。

北四阁

文津阁

文津阁是清代七大图书馆之一，位于避暑山庄平原区的西部，这里曾藏《四库全书》，以及经、史、子、集分类，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万册，是一份极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弘历（乾隆皇帝）在《文津阁记》中写道："欲从支脉寻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此句即含有"文津"之意。文津阁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建成，1954年重建。营造法式仿照明代建筑的浙江"天一阁"。外观为两层，实际是三层，阁中辟一暗层，这样阳光不能直射到藏书库。室内油漆彩画也很考究，深绿色的柱子，蓝色封套卷册，白色的书端，都以冷色为主，给人以宁静的气氛。

文津阁建成以后，1782年，《四库全书》成书，共誊写了7部，其中藏于文津阁是七部《四库全书》中的第四部，成书于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 1784 年）。文津阁《四库全书》共 36,304 册，分装 6,144 个书函，陈列摆放在 128 个书架上。它是七部《四库全书》中保存最为完整并且至今仍是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保管的唯一一部。现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 ，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中，128 个书架林立其中， 6,144 个书函整齐有序地摆放在当年高大的书架上，经、史、子、集各部书籍，分别配有绿、红、蓝、灰四色，夹板、丝带、铜环一依当年。翻开书册，即见“文津阁宝”的朱印、“纪昀复勘”的黄笺、雪白的开化纸和端正的馆阁体楷书，令人叹为观止。

阁的东北部有水门与山庄水系相通，阁前池水清澈，人在阁前特定位置向池中望去，只见池中有一弯新月，随波晃动，而天空却是艳阳高照。原来这是造园家在池南的假山上，开出一个半圆形如上弦月的缝隙，利用光线，在水中形成下弦月的倒影，构成“日月同辉”的奇特景观。水池南岸是一座造型别致的假山，怪石嶙峋，气势雄浑。假山占地约800平方米，用石3279立方米，由浆石和鸡骨石等堆叠而成。假山石洞，前后各有两门相通，结构也颇具匠心。洞内山石遮掩，可分厅、堂、窗、孔、穴等，洞壁用鸡骨石镶嵌，幽深曲折。有几个大小不等的窗孔，透进幽幽的光线，使洞中的峭壁怪石若隐若现。山上横岭纵峰，沟桥岗壑，各自争奇。有棒槌山、罗汉山、双塔山等十大名山的缩影，更有“十八学士登瀛洲”的造型，还有仿米芾“宝晋斋”的园林布局。文津阁东为碑亭，四角攒尖顶，上覆黄琉璃瓦，内竖石碑一座，通高5．34米，碑正面镌刻着乾隆题《文津阁记》，其余三面刻有乾隆作的3首诗。 每逢中秋佳节之际，天高气爽，登临“月台”赏月，但见园内，老树苍劲，枝杈纵横。一轮明月冉冉升起，把一片银辉洒向大地，山庄顿时银装素裹，更显得清澈静谧。文津阁假山的造型艺术，集中了米翁宝晋斋和范氏天一阁之长，运用传统叠山技法，结合北方雄壮的特点，风格一反南方小巧玲珑之态，而是雄伟、浑厚、气势磅礴的艺术作品。 《热河志》中写道：“文津阁与紫禁、御园三阁遥峙，前为趣亭，东侧月台，西乃西山，盖仿范氏之成规，兼米庵之胜概矣。”

文津阁庭院，由粉墙围绕，是山庄的园中之园。这组建筑，坐北朝南，依次布置着门殿、假山、水池、藏书楼、花台、曲池、山石、月门。东侧有碑亭和值房3间。阁前池水清澈，澄泓见底，水草丛生。池南假山呈半月形环抱池沼，拱峙搂阁，叠石大多仿承德十大景堆砌，与山庄西山浑为一体。假山上有赏月的月台，其西有趣亭（已不存）。假山上有磴道，下有洞府，入门进阁，必经此洞。石洞曲折幽邃，洞顶有一曲形石孔，光线漏射到池水中，恰如一弯新月，每当丽日当头，水池中却素月高悬，“抬头看日，低头观月”，日月同辉，景观绝妙，又为山庄一绝

九州台文溯阁

1966年10月，基于战备的需要，为确保《四库全书》安全，经中央有关部门协调，辽宁省将总计3474种、36315册的文溯阁《四库全书》以及5020册清雍正年间所印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经过长途跋涉，被秘密运至兰州，拨交甘肃省保存在距兰州市75公里的山中。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年间编篡的我国历史上卷帙最大的一部丛书，与万里长城、大运河一起，被誉为古代中国的三大工程。文溯阁《四库全书》是我国现存的《四库全书》三部半中的一部，这部书原保存在沈阳， 1966年10月为了备战运到甘肃保管，至今已近40年了。

为了更好的珍存这部反映中华民族文明的伟大成就，甘肃省委省政府拨专款修建的新藏书楼，1999年5月，甘肃省政府作出了在省城兰州立项修建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库的决定，在兰州黄河岸畔北山九州台修建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楼。2002年1月，藏书楼奠基仪式已经在兰州隆重举行。2003年4月30日正式开工建设。

2005年7月8日，新建成的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正式开馆。这个坐落于兰州北山九州台的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投资 5000多万元，占地 3126公顷，总建筑面积 5757平方米，历时两年多建成。

新建成的文溯阁其方位和建筑风格都承系了“古制古貌”，外观颇具皇家气派与北京“文渊阁”最为接近，也是“歇山式大屋顶”建筑，外二层内三层，内部用钢筋混泥土厚墙，使用了现代化的防潮设施、防尘设施、防盗设施等甚至防辐射设施，室内温度和湿度都常年保持恒温。

文溯阁藏书馆主要包括主楼、副楼、办公楼，主楼占地 1900平方米。一二层为展览厅、三楼存放《四库全书》影印本，副楼占地 1400平方米，主要用于学术研究所用，而《四库全书》的真本则藏在专门设计的地下室内

文源阁

在北京西郊的圆明园遗址中，有一处早已湮没于荒草之中的古迹——文源阁旧址，这里曾是清朝乾隆年间庋藏名闻世界的大丛书《四库全书》的“四库七阁”之一。

清朝纂修《四库全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的文献整理活动。这次由朝廷倡导的规模空前的修书活动，表面上是稽古右文，渲染文治修明的景象，而实际上是要通过编纂过程中的征书、禁书、毁书和编书等一系列做法，来清除汉族士人反对满族异族统治的思想和典籍，即钳制思想，消灭异己，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寓禁于征”。《全书》广泛网罗和搜集了从上古流传至清初的所有著作，用经、史、子、集四大部分类，共收书3,461种，总计79,337卷，约97,700万字。它不仅全面总结和系统整理了三千年来中国封建文化的学术成果，保留了丰富的典籍，而且任职于“四库馆”的官员学者，多是当时学术名流，他们倾十年心血而成的《四库全书》，无疑也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贡献。

这部大丛书的主要历史影响除学术成就外，当数“四库七阁”的建立。该书因卷帙浩繁，不曾付梓刊行，只手抄了七部，分别建阁贮之，这就是被称作“内廷四阁”或“北四阁”的北京大内之文渊阁、圆明园之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之文津阁和盛京（今沈阳）故宫之文溯阁；以及被称作“江南三阁”的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和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阁与书历尽沧桑，伴随着中国近代史上的频繁战乱而饱受摧残，最短的存世仅六、七十余年，目前只有文渊、文津、文溯、文澜四阁尚屹立人间。

文源阁是乾隆三十九年（1744）在圆明园内原有建筑四达亭的基础上略为增葺，于次年继文津阁之后告成的，为七阁中建成的第二座。位置在全园的西北，南接水木明瑟，西临柳浪闻莺。阁额及阁内“汲古观澜”匾、楹联等皆乾隆御书。阁南向而立，前方凿挖曲池，并放养金鱼于其中，据说大可盈尺。池南为怪石嶙峋的假山。池中还竖有一巨大太湖石，名“石玲峰”，高逾六米，玲珑剔透，环孔众多。正视之，则石如乌云翻卷；手叩之，音色如铜。石宽盈丈，四周俱镌有名臣诗赋，是当年圆明园中最大、也是最著名的一块太湖石，与颐和园乐寿堂前的“青芝岫”齐名。阁东侧为御碑亭，碑上勒有御制《文源阁记》。

乾隆帝对这部“浩如烟海，委若邱山”的巨书的贮藏是极为审慎的，他听说宁波范氏天一阁建筑构造别有精义，便下令仿其规制，营造庋书之所。文源阁虽已不存，但其格局当与文渊、文津、文溯三阁无异。从实物来看，现存的其它内廷三阁均为正宇上下六楹、各通为一间，内部则对天一阁予以改进，采取了明两层暗三层的“偷工造”法，即外观重檐两层，实际上却利用上、下楼板之间通常被浪费的腰部空间暗中多造了一个夹层，全阁上、中、下三层都能用来贮藏书籍，既充分利用空间，又节省工料，体现了清代宫廷建筑师们在工程设计和建造艺术上的高度造诣和技巧。外观上为水磨丝缝砖墙，墙色为较沉静无华的灰色，深绿廊柱，歇山式屋顶，上覆绿剪边琉璃瓦。为显示建筑功能，楹柱间特地绘以河马负书和翰墨卷帙画面，色调清雅。全阁外观古朴典雅，蕴含深意，内中遍藏宏富卷帙，宁静肃穆，堪称中国古代藏书楼的典范。文源阁地处皇家园囿中，在一片金碧辉煌中卓然不群，更是独擅朴素之美。

除强调山水葱郁之气的庇护外，七阁取名亦独具匠心，既表明了乾隆帝推崇儒家经典的宗旨，也借若“渊”、“源”、“津”、“溯”等字，从水而立义，仿效范氏天一阁的“天一生水”而克火，以求阁书永存。

阁内的《四库全书》以浙江产上等开化纸缮写，共抄得36000册。书册封皮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各依春、夏、秋、冬四色”的装潢办法，即用象征四季的颜色来标明书的类别：经书居群籍之首，尤如新春伊始，标以绿色；史部著述浩博，如火之炽，应用红色；子部采撷百家之学，如同秋收，着以浅色（蓝色）；集部诗文荟萃，好似冬藏，适用深色（灰黑）色。以色分部，一目了然。装帧上为软绢包背装，束之绸带，并以楠木为匣，既精致美观，还能防潮防蛀。据档案记载，文源阁全书每册的首页都钤有“文源阁宝”和“古稀天子”印，末页则钤上“圆明园宝”和“信天主人”印，朱色晶莹，又为全书增色不少。

文源阁落成后，乾隆皇帝每年驻跸圆明园，几乎都要来此修憩观书，吟咏题诗。《四库全书》抄毕送藏文源阁后，伴随着“康雍乾盛世”的余光，确也度过了半个多世纪宁静祥和的时光。但是好景不长，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他们在饱掠圆明园珍宝之后，举全园而火焚之，大火在这座举世闻名的“万园之园”中肆虐了三日，文源阁和其中的《四库全书》以及贮藏于味腴书屋中的一套《四库全书荟要》也在这场浩劫中化为灰烬。阁与书从告竣送藏到被毁，存世仅七十余年。

现在的文源阁阁已不存，仅余阁基，其上青砖仍较为规整；曲池已涸，高大的“石玲峰”因民国时两股土匪争相盗卖不得，被其中一方炸为两截，轰然坍于蔓草之中。当年曾在四库馆担任副总裁的彭元瑞、曹文埴题写的诗文碑刻，虽湮没在一片荒芜中，尚依稀可辨；而乾隆帝的御碑已挪至文津街的国家图书馆分馆院内，文字仅存其半。整个文源阁遗址和旁边的舍卫城遗址遥相呼应，偶有游人凭吊至此，不胜唏嘘慨叹！至于阁中所藏《四库全书》，仅闻民国时湖州刘承干嘉业堂曾藏有钤“文源阁宝”的全书六册，此后人世间便不再有此惊鸿一现了。

文渊阁

文渊阁，位于故宫东华门内文华殿后，原明代圣济殿旧址。清朝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公元1774—1776年）建成，是皇家收藏《四库全书》的图书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三十九年下诏兴建藏书楼，命于文华殿后规度适宜方位，创建文渊阁，用于专贮《四库全书》。 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

文渊阁座北面南，阁制仿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构置。外观为上下两层，腰檐之处设有暗层，面阔6间，西尽间设楼梯连通上下。两山墙青砖砌筑直至屋顶，简洁素雅。黑色琉璃瓦顶，绿色琉璃瓦剪边，喻意黑色主水，以水压火，以保藏书楼的安全。阁的前廊设回纹栏杆，檐下倒挂楣子，加之绿色檐柱，清新悦目的苏式彩画，更具园林建筑风格。阁前凿一方池，引金水河水流入，池上架一石桥，石桥和池子四周栏板都雕有水生动物图案，灵秀精美。阁后湖石堆砌成山，势如屏障，其间植以松柏，历时二百余年，苍劲挺拔，郁郁葱葱。阁的东侧建有一座碑亭，盔顶黄琉璃瓦，造型独特。亭内立石碑一通，正面镌刻有乾隆皇帝撰写的《文渊阁记》，背面刻有文渊阁赐宴御制诗。

文渊阁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后，皇帝每年在此举行经筵活动。四十七年(1728年)《四库全书》告成之时，乾隆帝在文渊阁设宴赏赐编纂《四库全书》的各级官员和参加人员，盛况空前。

《四库全书》连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入藏文渊阁，按经史子集四部分架放置。以经部儒家经典为首共22架和《四库全书总目考证》、《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放置一层，并在中间设皇帝宝座，为讲经筵之处。二层中三间与一层相通，周围设楼板，置书架，放史部书33架。二层为暗层，光线极弱，只能藏书，不利阅览。三层除西尽间为楼梯间外，其它五间通连，每间依前后柱位列书架间隔，宽敞明亮。子部书22架、集部书28架存放在此，明间设御榻，备皇帝随时登阁览阅。乾隆皇帝为有如此豪华的藏书规模感到骄傲，曾作诗曰：「丙申高阁秩干歌，今喜书成邺架罗，……。」清宫规定，大臣官员之中如有嗜好古书，勤于学习者，经允许可以到阁中阅览书籍，但不得损害书籍，更不许携带书籍出阁。

《四库全书》编成后，最初用了六年的时间抄录正本四部，除一部藏文渊阁外，另三部分别藏于文源阁、文津阁、文溯阁，四阁又称「北四阁」。后又抄三部藏于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称「南三阁」。 七部之中或已亡失，或为各图书馆收藏。文渊阁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书市惊现阁书

1914年6月初的一天，蛰居上海的文献学家缪荃孙听书友张石铭说起，最近从书市上收购了一批善本，全是难得见到的天一阁藏书，内有宋代刻本《书经注疏》、《欧阳集》64卷本等极其珍贵的古籍。缪荃孙半信半疑地提议去张宅看书。于是，两人来到位于公共租界南无锡路的张家大院，张石铭从书房里取出一沓线装书给他看，缪荃孙粗粗一翻，断定确是天一阁藏书，这些书的扉页上都赫然盖有范钦的篆文图章。张石铭告诉他，这些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四马路（福州路）一带的书铺还有不少，自己见过而未购买的，就有明代刻本、明代抄书及《登科录》等大量善本。缪荃孙和范家交情不浅，此刻只想着尽快把消息送到宁波，让范家有所防备，根本无心买书。

接到缪荃孙的信，范氏家族震惊，首先怀疑藏书被盗了。族长急忙 各房领头人，分别拿出铁锁钥匙开门入阁，愕然发觉书楼内一片狼藉，不少书橱门锁已被砸坏，图书散落一地。仔细查看，又发现屋顶有一个大洞，旁边遗落绳索、铁钩等工具，显然系盗贼所为。楼板上散布着不少枣核，猜想是窃贼充饥后的遗留物。范氏立即召开家族会议，决定一面致信缪荃孙，进一步了解被盗阁书的情况；一面公推族人范盈辉赴上海秘密调查，希望尽力追回损失。

隔日，范盈辉一行由宁波乘海船抵达上丁华进得门来，房间里布置得十分豪华。靠近窗户的雕花床上，躺着位满脸胡须、脸色蜡黄、骨瘦如柴的汉子。旁边有两个穿着华丽的年轻女人伺候着。海，先在旅馆住下，然后按缪荃孙提供的线索，直奔位于法租界三洋泾桥堍的食旧廛书坊。他对书坊老板金颂清说，自己是个书商，这次来上海想购买一批古籍，只要货好，价钱好商量。金颂清以为遇到了大客户，心里十分高兴，便让伙计拿出几本买来的天一阁藏书，供客人挑选。范盈辉翻开扉页，一眼便看到祖先范钦的朱文吉守备在凳子上坐好，让师弟画像。师弟看到了兵器架上的弓箭后，心胸豁然开朗，顿时来了灵感，立刻胸有成竹地画了起来。个时辰不到就将像画好，略加修饰后便交到吉守备手上。图章，心里颇不是滋味，但表面上仍不露声色。

范盈辉怎么咽得下这口气，走出罗嘿嘿声冷笑，指着那个女子，"这小娘子偷了我店里的东西，我难道不该抓她回去问个清楚？"食旧廛书坊，便直接跑到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上的法租界会审公廨，控告食旧麈书坊销售赃物的不法行为。第二天，又向上海县衙递上状纸，请求官府提究金颂清，追还被盗阁书。与此同时，金王员外乐了，那只旧船已闲置多年，在村头蓝阳湖边风吹日晒的，只怕是下不得水了，没想到这古威居然拿它当宝。嘿嘿，横竖是个无用，索性扔给这穷鬼摆布。想到此处，他大手挥："好！归你就是！"颂清生怕夜长梦多，四处托人联系买主，将所有购进的天一阁图书以大洋12000元卖给湖州绅商蒋汝藻。

公廨审窃书案

收到范盈辉的诉状后，法公廨觉得事关重大，迅速饬令巡捕房将食旧廛书坊主金颂清拘捕到堂。经连续审讯，金颂清供认，这些书籍分别购自三马路（汉口路）六艺书局和四马路来青阁两家书店，总价计大洋5000元。捕房根据这一线索，顺藤摸瓜，将六艺书局主陈立炎和来青阁老板杨云溪相继传唤到堂，又把窃书贼薛继渭和书商冯德富抓捕归案。

7月2日，法租界会审公堂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陈立炎、杨云溪及薛继渭、冯德富均被押上公堂。经当堂讯问、双方代表律师控辩，各犯不得不承认盗窃、销赃等事实。最后，法庭判令陈立炎、杨云溪分别交银500元和4000元，交保释放，薛继渭、冯德富暂押捕房，继续接受审讯。此后一个多月里，公堂又多次审理此案，尽管案犯避重就轻，一再狡辩，但案情渐趋明朗，一场窃书大案徐徐拉开了帷幕。

原来，民国以后大批逊清遗老避居申城，以书画图籍品鉴题咏为消遣，古书古物市场大兴。由于时局动荡，文郑和跪在甲板上，磕头，眼见那身着红裙子的神女慢慢地离去，消失在那夜空中。献凋零，读书人惧怕国粹湮没，购书、刻书风行一时。加上外国人推波助澜，乘机最后姬红妆不堪 ，咬舌自尽了。可怜这绝世红颜犹如昙花现，虽鲜艳时，转瞬间却又香消玉殒了。而凌玉风却在年之后娶了府尹的女儿，紧接着又做了大官，好不显达。他当初对姬红妆的那点愧疚之心，如今也已忘得干太太的恩情才转世的。邻居们却讲着：年姑是多好的媳妇啊！真是个举家过日子的好手，就怨宝库那小子不着调，把个刚垒起的窝窝自己蹬翻了。从此，宝库便流落成遛房根，窜房檐，整天拖着个夹棍的讨饭花子。后来，他也听到城顶飞上个碾盘去，心里便疑惑着。到了第年重阳节，他也跟着人群爬上城去。这时候，在碾盘轴眼中已经长出了棵手指粗细，尺多高的榆树来。有人说，亲眼看着这刘宝库拍着碾盘，咧开大嘴哭着，流出的哈喇子直扯到地上。又有人讲，那年从城墙顶上摔下来个人，就是刘宝库自愧投身的。而年姑和碾盘的传说则便为普遍了。于是有人就在碾盘身后，东北角前边修起座仙祠，祠里供着位黄袍加身的女神像，这就是碾盘姑姑。净。大肆收购民间藏书，致使古书价格一路上扬。不法商人为牟取暴利，干脆从事做伪做假的勾当；有的将目光瞄准书楼、书店，专事偷盗销赃。上海六艺书局老板陈立炎发财心切，把关于这悔连峰的来历，却有着个流传千古的凄美传说目标锁定在宁波知名的天一阁藏书，于是，处心积虑策划雇人偷书。经人牵线搭桥，和窃贼薛继渭、书商冯德富结识，并约见商谈了窃书计划。

这天，陈立炎又约冯德富到福州路中华第关于压岁钱，有个故事。传说古代有个叫"祟"的小妖，黑身白手，他每年年十夜里出来，专门摸睡熟的小孩的脑门。小孩被摸过后就会发高烧说梦话，退烧后也就变成痴呆疯癫的傻子了。人们怕祟来伤害孩子，整夜点灯不睡，就叫"守祟"。一楼茶室会面，这次座中还有一高一矮两名男子。陈立炎指着一旁的高个男子说：“他叫薛继渭，是当今的鼓上蚤，身手极为了得。他和你一起去宁波，一定会马到成功。”又指向矮个男子说：“这位木匠师傅是杭州人，技艺高超，能轻而易举进楼入室。有他的帮助，你们成功的把握更大了！”冯德富唯利是图，便爽快地答应了。

过了几天，薛继渭和冯德富带着杭州木匠来到宁波。三人先在一家旅馆住下，然后连续几天去天一阁周围察看地形，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开始实施行窃计划。那天晚上，夜黑风高，三人偷偷来到书楼后院，木匠和薛继渭顺着木梯登上屋顶，熟练地揭去瓦片数排，又用利斧撬去瓦片下的椽子，露出一个大洞。木匠用绳索将薛继渭吊进屋内，然后盖上洞口，悄声撤回院墙外。进入屋内的薛继渭点上蜡烛，小心翼翼地砸开一个书橱，发现里面全是排列整齐的线装坏王屠户的女儿小芹中学毕业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