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战争的态度。

儒家虽以仁政为要，但亦赞成战争有所谓“义战”和“不义之战”的分别。

墨家则提倡“非攻”，不论义与不义，反对一切的战争，因天下之大害来自战也。墨子认为发动掠夺战争是一种极不正义的犯罪行为，给个体劳动者带来巨大的危害。战争是“天下之巨害”，只有制止互相征伐，社会才能得到安宁。历史上有名的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体现了他的主张。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战争观 无古不成今。“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是军事家、名将增加知识、开发智力的重要途径，是丰富、深化和发展军事理论的必要条件。 毫无疑问，中国古代社会的战争观，因其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战争样式及作战方法的巨大差异，必然受到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制约。但是，中国古代兵家的战争观念，是我国军事文化的源头和起点，它凝聚着古代先人的聪明智慧和对阶级社会战争的基本认识，有着很强的生命力、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其中的思想精华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丧失其理论的光辉。可以说，当代战争观问题上的主要思想及观点，都是对古代战争观的继承和发展。这些思想，对于在现代信息化条件下继承、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深入认识、研究和指导未来战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战争，广泛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心理、地理等因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系统工程。从有阶级社会以来，由于国家、阶级、统治集团之间以及统治集团内部利益的激烈冲撞和争夺，普遍存在着因各种矛盾及利益之争而引发的暴力对抗。研究、准备和应对战争，成为各国统治阶级的头等大事。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不仅着力研究怎样应对面临的战争威胁及夺取战争的胜利，而且非常重视从宏观上认识和把握战争，以充分发挥经济的、政治的、外交的、心理等综合力量，来准备、驾御和控制战争。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出现以后，战争随之产生并连绵不断。战争，在给统治阶级带来利益得失的同时，也给广大人民和社会带来数不尽的劫难和动荡。渴望和平、希望安定、反对战乱，是广大人民的普遍要求和愿望。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作战工具、能力的不断增强，阶级社会的战争却以不同的形态不间断地持续着，而不以人们的良好愿望为转移。这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兵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吕氏春秋·卷七·孟秋纪·荡兵》）。战争由来已久，人们既不能禁绝它，也不可制止它。所以古代贤王，有为正义而进行战争的，而没有废止战争的。开始认识到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同时也逐渐懂得，战争的社会作用具有双重性。它除了具有残酷、掠夺、杀戮、战乱的负面作用之外，还具有破旧立新、消除邪恶、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因而也是一种革命手段。因此，对于战争不能简单地以好坏而论，更不能凭借人们的善良愿望而废止。自有阶级社会以来，“有以用兵丧其国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焉，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若用药者然，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吕氏春秋·卷七·荡兵》）。历史上有人因发动战争而导致亡国，但却不能因此就废止天下的战争，幻想废止不仅是荒谬的，更是不可能的。战争就象自然界里的水和火一样，善于运用它就能造福于国家和人民，不善于运用它就会遗患无穷。又好象用药一样，得到良药就能使病人起死回生，吃了毒药就会被毒死。毒药是要不得的，但任何人也不会因为世界上存在毒药，而拒绝良药。（二）兵不可黩战争不可禁绝，就要随时准备应对，并要建设强大的专业武装。但一味穷兵黩武、好战喜斗，也是绝对不可行的，必须审慎的对待，两个极端都是错误的。对此，《孙子》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计篇》），这是现存兵书中，人们最为熟悉的、中国古代最早的慎战思想。“兵不可以黩，黩则玩，玩则败。苟不察国之虚实，不谋敌之强弱，而唯战是务，则国危矣”（《明太宗实录·卷九十二·永乐七年五月·庚寅》）。因为战争毕竟不是目的，军队决不可滥用，否则就会招致祸患。出师兴战要审视时事、考量国力，否则只想以战争解决问题，那国家就要面临危险了。因此，“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孙子·火攻篇》）。《老子》更进一步指出“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三十章》）。一个国家，仅靠兵力的强大而逞强天下、滥施暴力、滥杀无辜、频繁发动战争，那样是很危险的，那样做的结果必将走向事物的反面，于人于己都是不利的。 一味轻率好战，片面追求军事上的优势和战争的胜利，穷兵黩武，就会四面树敌，导致国力的衰竭和政治上的被动，甚至于亡国。《孙膑兵法》指出：“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事备而后动。”（《孙膑兵法·见威王》）。认为轻率好战的人会导致亡国，一味贪求军事上的胜利反而会受挫被辱。因为战争不是可以随意喜好的，胜利不是可以随便贪求的。必须事先周密、详尽地审视利弊，充分做好准备，而后才可采取行动。不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只根据军事上的需要南征北战、东争西讨，其结果必定是“国虽大，好战必亡”（《百战奇法·好战》）。历史上“隋之炀帝、国非不大，民非不众，嗜武好战，日寻干戈，征伐不休，及事变兵败辽城，祸起萧墙，岂不为后世笑乎？吁，为人君者，可不慎哉！”（同上）。这种教训，在历史上是不少见的，对后人的启示也是颇为深刻的。《吴子兵法》以历史的教训，指出穷兵黩武的巨大危害：“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是说天下各国之战争，战胜了五次（意指多次）仍不得善其后、不能解决问题的，必有灾祸来临；战胜四次的，必是疲惫不堪；能够以三次决定局面的，可以称霸；能够以两胜而使对方心悦诚服的，可以为王；一战而胜的则可以为帝。能够屡战屡胜仅依靠战争胜利而得天下的，是少之又少，因此而致亡国的，却比比皆是。以此告戒人们：应该审慎地对待战争，动辄采用暴力手段，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即便是多次取得战争的胜利，却不一定是好事。所以“古者封国于天下，尚者以耳之所闻，近者以目之所见，以攻占亡者不可胜数”（《墨子·非攻》）。言天下治国，年代久远的耳目所闻，年代近的亲眼所见，由于发动战争而亡国的数都数不清，战争并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好途径和手段。“国家用兵犹医之用药，蓄药以治疾病，不以无疾而用药。”（《明太祖宝训·卷五·谕将士》）这正象医生治病，医治了一万人，而只医好了几个人，大多数人治死了，决不是好医生。打起战争，国君无法朝政，官吏无法处理事务，农民不能耕田，妇女不能纺织，而且要以人的生命和物资财富作为代价，其结果是“夺民之用，废民之力”，得不偿失。 兵不可黩，表现在作战目标和行动上，就是“允当则归”。这句话，出自我国最早的兵书《军志》，意思是说当迫不得已采用军事手段时，战争的目标要适当，作战行动要适可而止，不求过分。要懂得“知难而退”（《军志》）。要“提正名以伐，得所欲而止。”（《经法·称》）。既要是统率正义之师讨伐不义之兵才可兴兵，又要在达到预期的目的时适时罢兵收战，才是明智之举。（三）忘战必危 兵实不可黩，但亦不可废、不可无备。慎战，决不是不战，更不是忘战。古人一方面指出，“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同时又指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第一》）。道理很简单，那就是“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盐铁论·卷九·险固第五十》）。好战必亡，是黩武所致。而止戈忘战，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同样会因疏于戒备而导致亡国。由于长期的和平环境和人们一相情愿的善良愿望，会使一些人产生和平麻痹思想、放松警惕，认为战争离我们很远，强调国防、军队建设和备战意识，是劳民伤财，多此一举。止武忘战思想，是相对和平时期一种极为有害的思潮和容易出现的通病，它严重地麻痹着人们的思想、涣散着人们的斗志，直接危害着国家的安全稳定与生存环境，因而是要不得的。古人曰：“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同上）。当社会矛盾用正常的方法不能解决时，就需采用变法，这种变法就是战争。当战争迫在眉睫时，任何中间人去劝说、斡旋都是没有作用的，战争的方式往往成为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段。因此，为了维护本国、本阶级的根本利益，战争手段是不可或缺的，战争准备是不可忽视的，止武忘战的思想是极其危险的。 古兵法曰，“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由于社会的发展和世故人情的变化，解决问题的方式也要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仅靠“道德”和“仁义”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历史上，“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商君书·开塞第七》），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儒家无数次地强调“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章句上》），痛斥“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子不志于仁，而求为强战，是辅桀也”，“兵者，不详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老子·道经》）也无济于事。“当今争于气力”，更能深刻说明阶级社会局势的发展和演变、国家的兴衰、聚合和强弱。所以，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必须加强军备，准备战争，“治兵然后可以息兵，讲武而后可言偃武”（《筹海图编》），才是合乎时宜的明智之举。古人认为，“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管子·立政第四》）。如果废止军备的言论占了上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不言武事，即使有地理上的险阻之利也是守不住的。不分敌我的“兼爱”言论占了上风，士兵就会丧失战斗意志，不愿意作战。一个国家只有常习“武事”，才能避免“战事”，充分搞好武备，才能拥有和平。“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曷冠子·卷上·近迭》）。常讲武事、长于戒备，而又不穷兵黩武，才能使国家、民族立于不败之地。

孔子不是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者。当齐国发生内乱，陈恒杀了齐桓公，他认为臣弑君是乱臣贼子破坏礼制的行为，如果破坏了礼制，天下就没有和平安宁，齐、鲁是结盟的国家，所以他向鲁国和执政大臣要求出兵讨伐，用战争方式平息叛乱。他认为是应该进行的正义战争。

孔子对战争又给予严格的限制，即“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战争决定权归于天子，各国诸侯不能擅自发动战争；这样可以避免诸侯间的混战厮杀，减少人民因战争蒙受的苦难。“春秋无义战”，春秋时代的战争都是由诸侯发动的不义战争，都不应该发生。孔子对战争持非常慎重的态度：

子之所慎：齐(斋)、战、疾。(《述而》第十三章)(孔子所慎重的事有三种：斋戒、战争、疾病。)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这里有问号)”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述而》第十一章)(子路说：“你率领军队，要谁与你在一起？”孔子说：“徒手和老虎搏斗，不坐船而泅水过河，这样死了也不后悔的人，我不和他在一起。一定要和临事小心谨慎，善于谋略而完成任务的人在一起。”)孔子不绝对反对战争，是不反对正义的战争。战争，就要流血，就有牺牲，就有庞大的物质消耗和对已有建设的破坏。所以，孔子对战争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孔子的谨慎表现在不感情冲动，不逞一时的血气之勇(不为暴虎冯河)；主张妥善谋划，掌控全局(好谋而成)，用我们现在的术语，就是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努力把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战则已，战则必胜。

孔子还论述，在战争中领导和指挥战争的人，必须慎重地看待士兵的生命，尽量减少伤亡，避免不必要的伤亡：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路》第二十九章)(孔子说：善人训练百姓七年，就可以派他们去作战了。)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子路》第三十章)(孔子说：用未经训练的百姓作战，等于是白扔他们的生命。)“善人”即有善良之心爱护救助他人的人，“七年”是个概数，指长时期，“即戎”即当兵作战。“不教民”指没有经过教育训练的民众。孔子认为有仁者之心的人，要对来当兵的老百姓进行长期的教育和训练，才能用他们作战，让没有受过教育和训练的老百姓去作战，等于让他们去送死。士兵都是从老百姓之中来的，由老百姓成为士兵要有一个过程，最起码的要求是必须懂得为什么作战和怎样作战，如何在战斗中保护自己和消灭敌人；不然的话，上前线也是白送命。送士兵去当炮灰，是仁者所不为的。同时，不经过充分教育和训练的士兵没有战斗力，用这样的兵去作战，一定打败仗，这也是智者所不为的。

孔子关于战争和和平的学说，话不多，但包含不少真理。我们把其中落后的礼制思想去掉，真理的光辉就更加明显。

孟子不是偃兵主义者，不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他坚决反对一切非正义的战争，而拥护正义的战争。《孟子》七篇中多次赞扬商汤、周文王领导的推翻暴虐王朝的战争，他称执政的暴君是“独夫”、“民贼”，汤伐桀，武王诛纣，“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他赞成“汤武革命”，不反对用战争的手段除暴安民，平定天下。关于文王、武王发动战争，他引述《诗经》和《尚书》的记载，向齐宣王作如下解释;(孟子说：)“……《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梁惠王下》第三章)(孟子说：“……《诗经大雅皇矣》篇说：‘文王勃然大怒，整顿军队出征，阻止侵略莒国的敌军，增强周国的威信，回报天下的期望。’这是文王的勇，一怒而使天下百姓安宁。《尚书泰誓》篇说：‘天保佑万民，立下君主治理，立下老师教育，让他们辅助上帝爱护人民。有罪的应该讨伐，无罪的应该赦免，我怎么敢违背上天的意志呢’有独夫横行天下，武王以为可耻，这是武王的勇。武王也一怒而使天下百姓安宁。现在大王您如果也一怒而使天下百姓安宁，百姓只怕您不爱好勇武呢。”)注：上文所引《尚书泰誓》的文句，现在校勘的传本与此处不同，校勘的传本是：“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何教有越厥志”译文参此。《诗》、《书》都在秦代被焚被禁，都是靠口耳相传、后世追记下来的，故传本文句有些出入，但大意是一致的。各本文字有差异，不足为怪。

这一章的中心思想说明：行使武力阻止侵略、制止一切暴虐行为对人民的侵害，保护人民安居乐业，是执政者的责任，“怒”是不能容忍对人民的强暴，是为了“安天下之民”。据《战国策燕策、齐策》，齐宣王五年，燕王王位为相国子之取代，子之杀燕太子和不服从的将军，燕国大乱，齐宣王派兵攻燕，燕国士卒不战，城门不闭，故齐国大胜。对此事，齐宣王和孟子有两段对话，其一如下;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孟子和墨子在对待战争的观点上存在一些不同点。

首先，孟子秉持一种基于仁的正义战争理论，对“仁”伐“不仁”的正义战争作出了规范性论述，而且对仁政与国力之间的关系有着现实性的理解。他主张通过倡导“非攻”阻止战争发生，同时支持自卫和“诛无道”。

而墨子则更注重防御技术的运用，他主张用高超的防御技术和手段来保护自己不受侵犯。他的观点有点类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不接受任何侵入。墨子反对“攻无罪”，但支持自卫和“诛无道”，在守望和平主义理想的同时，兼顾了正义战争的现实考量。

尽管如此，孟子和墨子在对待战争的观点上也有一些相同点。

首先，他们都反对战争，主张爱护百姓，停止掠夺和争斗。他们都不崇尚战争，而是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和冲突。此外，他们都认为天下的理想状态是无战争的和平状态。

总结来说，孟子和墨子在对待战争的观点上存在一定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待战争的态度和手段上。孟子强调正义战争的必要性和仁政的重要性，而墨子则更注重防御技术的运用和和平主义的坚守。但他们都反对战争，主张和平解决争端。

应该反对的是侵略战争 因为就那个时代而言 春秋无义战 几乎所有战争都是不以的 而墨子提出的 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做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者也 七步准则 都是弱肉强食的侵略战争范例 因此应该侧重于反对侵略战争 我也是首师大的 那各只是中学历史教学的范围 中学的历史教学不属于学术··而更侧重于全民教育··不用过分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