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宫：古代帝王的住所或神庙，前者如：故宫，后者如：雍和宫；

2、殿：高大的房屋，特指供奉神佛或帝王受朝理政的房屋，前者如：大雄宝殿，后者如：太和殿；

3、室：房屋或内室。前者仲长统《昌言·理乱》有句：豪人之室，连栋数百。后者《礼记·问丧》有句：入室又弗见也；

4、府：旧指大官、贵族的住宅，今指国家元首办公或居住的地方。前者如：贾府，后者如：总统府；

5、邸：高级官员的住所，如：官邸；

6、宅：居住地方。《韩非子·诡使》有句：无宅容身；

7、厢：正房两侧房屋，如：西厢房；

8、宇：屋檐，后泛指房屋。《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句：各安其宇；

9、楼：二层以上的房屋，如：岳阳楼；

10、阙：宫庙、墓门前记官爵、功绩和装饰之用的双柱楼观，如：宫阙；

11、榭：建筑在台上的房屋，如：水榭；

12、阁：四周设栏杆回廊的楼，如：滕王阁；

13、廊：屋檐之下的过道，如：九曲回廊；

14、轩：有窗的长廊或小室，如：惜抱轩；

书名是书籍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可以窥见作者的思想与旨趣。先秦诸子著书时，一开始仅题写篇名，并没有冠以全书书名，他们的书大都是以单篇的形式流传于世。所以《史记》在称引管子、庄子、屈原等人的著作时，都是只有篇名而无书名，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韩非子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馀万言。先秦诸子的著作，大多由后学编辑而成，常冠以某某子，如《老子》《庄子》等。

战国末年，书名渐受重视。目前已知最早有自命书名的，当为秦相吕不韦所编的《吕氏春秋》。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进行了我国第一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书名受到系统关注，但一些古籍仍然没有书名。如司马迁所写的辉煌巨著完稿后，就没有书名。东方朔称其为《太史公》，而时人又称《太史公记》或《太史公书》等。太史公是对司马迁所任官职的尊称，并不能称为书名。直到魏晋以后，才因该书中多次出现史记一词而最终定名为《史记》。

汉魏以后，私家著述蔚然成风，学者著书无不自撰书名。这些书名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与作者有关，一类与内容有关。

与作者有关的书名，多为表示著者和作品的关系，在古书中运用得很普遍：

一是以作者的姓、名、字、号命名的。如唐代杜审言和李商隐的集子分别称作《杜审言集》《李商隐集》，渔洋山人是清代王士祯的号，他的诗话就被命名为《渔洋诗话》。

二是以作者曾任过的官职或封号、谥号命名。东汉的蔡邕曾任中郎将，其文集即名为《蔡中郎集》；魏国的嵇康当过中散大夫，他的诗文集就叫《嵇中散集》；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封号是鲁公，他的文集就被命名为《颜鲁公集》，等等。这是古人为抬高作者身价的一种命名方式，在古籍中占一定的比例。

三是以作者籍贯、生活地以及读、著书场所命名的'。如唐代韩愈祖籍在昌黎（今辽宁义县），因而其书名叫《韩昌黎集》；宋代陆游曾在四川做官十年，十分热爱蜀地，就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剑南诗稿》；清代蒲松龄在路边搭建茅亭，取名聊斋，过路人只需讲讲故事、传闻便可享用茶水，蒲松龄将听到的奇闻异事整理成文，就是《聊斋志异》。

四是以与作者有关的时间命名。如唐代白居易和元稹的诗集都是在唐穆宗长庆年间结集的，所以分别命名为《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宋仁宗嘉祐年间，欧阳修曾力推苏洵的诗文，使苏洵文名享誉天下，所以苏洵就将自己的诗文集题名为《嘉祐集》，以纪念自己见赏于文坛领袖欧阳修的往事。

五是以书名寄寓作者的情志。如南宋文天祥就将逃离元营南归途中所写诗集命名为《指南录》，喻示他的爱国之心永远像指南针一样，忠于南宋朝廷；明人熊人霖在浙江义乌受灾后去当地做官，披星戴月地为百姓做事，他就将在这期间所写文字结集为《星言草》，抒发了自己的拳拳爱民之心。

根据作品内容起书名的现象也很普遍。这类书名开门见山地揭示全书内容，可方便读者通观全书：

一是以全书意旨命名。《论语》有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说法，古代读过《论语》的人很多，看到子不语三字，就知道后面隐去的是怪力乱神，清代袁枚就把自己的一本讲神鬼怪异之事的书取名为《子不语》；《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以为文之用心和雕缛成体来释义文心、雕龙，一语道破了全书的核心所在。

二是以书中主要人物命名。如明代小说《金瓶梅》的书名，就是取书中女主人公潘金莲的金、李瓶儿的瓶、庞春梅的梅组合成的；明末清初涌现出一批才子佳人小说，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的书名是模仿了《金瓶梅》，如《玉娇梨》《平山冷燕》《金云翘传》等。

三是以书中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命名。如《西厢记》就是以张生和崔莺莺爱情故事发生的地点来命名的；而《宋史》《明史》等史书都是以所记录事件发生的时代命名的。

此外，文化发展对书籍命名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是按文学体裁命名。赋是汉代最具代表性、最能彰显时代精神的一种文学样式，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张衡的《归田赋》等，都是以体裁命名的。

二是按诗文、学术流派命名。唐代诗人韩偓的作品叫《香奁集》，就因他是辞多绮罗脂粉之语的香奁体诗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北宋诗人杨亿、刘筠等人的诗作追求词藻华美、堆砌典故，是西昆体诗派的代表人物，所以他们的唱和集就名为《西昆酬唱集》；南宋刻书家陈起刊刻南宋江湖诗派诗人的作品集，就名为《江湖集》。

三是以典故命名。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中有学如牛毛，成如麟角之句，唐代王棨借用此典，将自己的集子取名《麟角集》；《庄子·秋水》中有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宋代周紫芝就取此典，为自己的作品集取名《太仓稊米集》。

我国许多古籍的书名立意巧妙，让人玩味不已。从传世的古籍书名里，分明可见古人精神发展的轨迹，触摸到跳动的古代文化脉搏。(《文史知识》)

中华古籍难以数计，对古籍的分类整理自古已有。第一次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始于公元前26年西汉成帝时，由刘向、刘歆父子先后主持，内容包括搜辑、校勘、分类、编目等，最终编成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目录《七略》。《七略》将当时搜集整理的典籍分为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诗赋六大类，加上概论性质的辑略，总题《七略》。

　　汉代以后，各种官修，私撰的古籍分类目录不断涌现，分类方法也不断有所改进。西晋荀勖的《晋中经簿》将六略改为四部，即甲部录经书（相当于六艺），乙部录子书（包括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丙部录史书，丁部为诗赋等，这就奠定了四部分类的基础。东晋李充所编《晋元帝书目》根据当时古籍的实际情况，将史书改入乙部，子书改入丙部，这样，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已略具雏形。

　　四部体制的最终确立体现在《隋书·经籍志》中，这部实际上由唐初名臣魏征所编的目录，正式标注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并进一步细分为40个类目。从此，四部分类法为大多数史志、书目所沿用。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分为四部44类，有较大的权威性。

　　五四以来，我国借鉴西方的图书分类法，按现代学科体系进行图书分类。目前，我国各类图书馆普遍采用的是90年代修订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但是，由于不少古籍很难纳入中图法的分类体系，因此一般古籍图书馆（库）的庋藏和检索，仍袭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

　　古籍：古人写、印的书籍。是指写印于1912年之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清朝以前古装形式的书籍。辛亥革命以后影印、排印的线装书籍（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也属古籍。

　　“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这都不存在问题。问题是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在某些人的头脑中并不十分清楚。如有人谈我国书的历史，说最早的书是刻在甲骨上的，以后是铸在青铜器上的，这就不对。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我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当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当时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

　　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过去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我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当然被公认为古籍。

　　蒙学经典：《蒙求》 《百家姓》 《千字文》 《三字经》 《小学诗》《鉴略妥注》 《了凡四训》 《声律启蒙》 《训蒙骈句》 《颜氏家训》《幼学琼林》 《增广贤文》《朱子家训》

　　四书：《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

　　诸子百家：《老子》、《庄子》、《管子》、《列子》、《墨子》、《荀子》、《尸子》、《孙子》、《孔子集语》、《晏子春秋》、《吕氏春秋》、《贾谊新书》、《春秋繁露》、《扬子法言》、《文子缵义》、《商君书》、《韩非子》、《淮南子》、《文中子中说》、《山海经》、《阴符经》、《关尹子》、《亢仓子》、《鬻子》、《公孙龙子》、《鬼谷子》、《子华子》、《尹文子》、《鶡冠子》、《穆天子传》、《十洲记》、《列仙传》、《抱朴子》、《握奇经》、《尉缭子》、《曾子全书》、《子思子全书》、《盐铁论》、《说苑》十、《独断》、《傅子》、《神异经》、《博物志》、《神仙传》文、《六韬》、《司马法》、《吴子》、《邓析子》、《慎子》本）；、《孔子家语》、《孔丛子》、《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太玄经》、《新语》、《新序》、《白虎通德论》、《风俗通义》、《论衡》、《潜夫论》、《申鉴》、《中论》、《人物志》

　　廿五史：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 、《旧唐书》 、《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宋书》、《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

　　四大名著：《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

　　另外:《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

　　三言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醒世恒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等等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说，1930年他到燕京大学任教，该校监督（相当于校长）是司徒雷登，即《毛选》第四卷中提到的那一位。有一天，司捷雷登设家宴招待新来的教师，询问大家对学校有什么印象，钱直言不讳地说：“我听说燕大是中国化的教会大学，但是来了之后却发现并非如此。比如一进校门，就有一座“M”楼，一座‘S”楼。这是什么意思？我以为，所谓中国化，应该从名称开始。”一席话说得大家面面相觑，十分尴尬。事后，从善好流的司徒雷登专门召开校务会议，决定将“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贝公”楼改为“办公”楼。与此同时，由于大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名字，便只好用“未名”二字为校园中的那一泓湖水命名。现在的北大原本是燕京大学旧址，可见北大的未名湖与钱穆有关。

北大校园风景秀美如画，向来有“一塔湖图”的美称，然而对于这些美景的来历许多人却知之甚少。本学期由于做课题的缘故，我在图书馆文库、善本室及档案馆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其中侯仁之先生的《燕园史话》，燕京大学校友会编的《燕大校史》以及BAGARSIDEONE的ONE INCREASING PURPOSE-- THE LIFE OF HENRY WINTERS LUCE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惊奇地发现，原来美丽的燕园背后竟蕴藏了如此绚烂多姿的历史。

让我们先从燕园的设计图谈起。1919年，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被美国浸礼会、公理会和长老会任命为正在筹建的燕京大学校长。他选中了北京西北的一块地皮作为新校址，并邀请路思(Harry Luce)担任副校长。1919年，路思就任后，为燕京大学从一个国际教会组织(Inter Church World Movement)筹到了160万美元的首期建设款，并建议学校采用中国古典建筑的风格，里面配以现代化的设施。他的提议得到了司徒雷登的赞同。于是，他们请来耶鲁大学毕业的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作校园建设的总设计师。墨菲十分欣赏中国的古典建筑，他认为新校园的建设应该是中国古典建筑和园林艺术的结合。在绘制校园规划图时，他从玉泉山上的那座塔得到灵感，认为校园的主轴线应该指向那座塔，校园的主要建筑和湖，都应在主轴线上。有意思的是，当时墨菲对燕京大学的建筑构想被有些人看作是“空中楼阁”，他们认为要想实现如此宏大的建筑工程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路思成功地实现了这一宏伟的构想。

现在，我们一起来做一番纸上漫游，共同领略这美丽的校园风光。

校园的主轴线从西门开始。西校门是北京大学原来的正门。因为是校友1926年捐资所建，故也称作校友门。它坐东朝西，古典三开宫门建筑。中间悬挂着“北京大学”的匾额，是由毛泽东给北大校徽题字放大而成的。一对石狮威严地蹲立在校门左右两侧，鬓发虬卷，目光炯炯有神。正对西门是校园的主要建筑，即现在的办公楼。两侧的大屋顶建筑分别为现在的外文楼和化学北楼。办公楼也称“施德楼”或“贝公楼”，系原燕京大学的主楼。古典建筑风格的办公楼正前方镇守着两只威武的麒麟，中间空地上还耸立着从圆明园迁来的两只华表，与南北两侧的配楼构成完美的三合格局。

西校门往南的一片绿地，是明末画家米万钟勺园故址。勺园于明代万历年间（1612-1613）建成，虽然园子不大，却是一个别致的水上花园。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侵，勺园也被毁。幸而米万钟给我们留下了《勺园修禊图》，让我们可以想象那“幽亭曲廊，高树掩之，一望弥际”的秀丽风光。 从西校门东进，越过一带树木丛茂的“丘陵”，就来到大名鼎鼎的未名湖。未名湖景色出众，已经成为北大风景的标志。环湖的杨柳婀娜多姿，枝条低垂，温柔地拍打着水面，博雅塔的倒影在水中隐隐浮现，令人流连忘返。横卧在湖中的有石舫，点缀着塔景的是湖中的小岛。清代未名湖一带原为淑春园，乾隆将该园赐给他的宠臣和珅。和珅在此大肆营建，开凿出大小湖泊，并用掘出的泥土来堆造湖中岛。他一共建造楼台64座，游廊亭阁357间，房宇上千，极尽奢侈。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淑春园也难以幸免，仅留下石舫底座及“临风待月楼”，即今日“临湖轩”故址（它曾长期用作司徒雷登校长的府邸）。燕京大学10周年校庆时，许多嘉宾在此聚会，当时谢冰心教授提议把这栋房子命名为临湖轩，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钱穆教授进一步提出把门口还未命名的湖叫作未名湖。从此，未名湖的名字就这样传开了。

幽静的湖心岛是未名湖上的一颗珍珠。当初它是和珅仿圆明园“蓬台仙岛”豪华建筑的一景，之后也毁于英法联军。燕京大学建校后，路思的长子亨利·鲁滨逊·路思(美国《时代》、《生活》杂志的创办人)为纪念先人，在湖心岛捐资建亭，亭子就因此而得名“思义亭”，燕京大学的学生常常在这里举行宗教仪式。

建校初期，路思建议，把校园的供水设备，安装在一座13层的水塔中，并成功地从燕大教授博晨光（Lucius Porter）叔父James W Porter那里捐来一笔钱专供建造水塔使用。塔便用博晨光教授的名字而命名，称为“博雅塔”。水塔仿通州古塔样式，高37米，中空、螺旋梯直通塔顶。巍峨的博雅塔和它周围的松柏相伴，构成燕园的一大景观。博雅塔以北不到50米是当时的宁德神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一体”。而现在我们的南北阁就是当时的女子学院，也分别以传教士的名字命名：南为甘德阁，北为麦风阁。

横卧在湖心岛东侧的，是当初和珅仿颐和园的“清宴舫”而建的画舫遗物。在未名湖东岸的石屏上，我们可以读到关于石舫当年风光的描述：“画舫平临苹岸阔，飞楼俯岸柳阴多；夹镜光澄风四面，垂虹影界水中央。”但是经过英法联军的破坏，画舫已荡然无存，只有石舫的基座——一条残旧的石船，被保存了下来。

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靠近西岸的湖中，一条露出水面的翻尾石鱼。它造型奇特，身雕鳞状花纹、张口朝天，远远望去，像是将塔影含在口中，故为“石鱼含塔影”。翻尾石鱼是圆明园的遗物。1930年燕京大学的毕业生从原朗润园的主人载涛手中将石鱼买下赠给母校作为毕业留念。

最后，就是“一塔湖图”中的图书馆了。北大现在的图书馆大楼始建于1974年，坐落于校园的中心偏南，是亚洲高等院校中最大的图书馆。它的前身是清廷的“藏书院”。1912年京师大学堂易名为“北京大学校”，“藏书楼”易名为“图书部”。1918年红楼建成后，“图书部”迁至红楼一层，改名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解放后，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北大图书馆迁进现办公楼南面的那座红楼里，即如今的北大档案馆。燕大许多珍贵的善本书，也从此被北大图书馆所收藏。

燕京大学图书馆是由托马斯·贝利（Thomas Berry）夫妇的三个女儿为纪念父母的遗愿——“在全中国推广学习”而捐款五万美元兴建的，以其收藏的善本书和古籍书而著称。1952年院系调整时，它已有图书期刊40万册，未编图书期刊18万册，另拓片12000余张，木刻书板2400块。其中收善本以明、清刻本及抄本居多，宋元版本也不少。 善本书数量高达3578种，37484册。由于燕大作为原教会学校的特殊地位，在西文书收藏中最著名的要数基督教神学和有关基督教在文化传播史方面的收藏。古籍丛书也是国内图书馆中收藏最丰富者之一。此外，燕京大学图书馆还收到来自各方的赠书。其中有孙中山先生从自家书架上亲自取下的一包书，还有美国校友分别于1924年和1927年赠送的书。李赋宁先生在一篇题为《我与北大图书馆》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在他初来北大任教的日子里，正是燕京大学保存的西文特藏书，使他能够顺利地备课和准备讲演稿，并在北大图书馆度过了一段祥和而严肃的研究时光。

北大图书馆1996年扩建，现已竣工，藏书455万册，中外杂志6000多种，装订报刊65万册，收藏善本14万册，其中有很多是珍本和孤本。

读到这里，您是否对我们的校园更多了一份认识？一份理解？“一塔湖图”的美丽，愿你我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