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的形成因素有：一是文化本土化；二是外来文化的影响。

一、文化本土化主要体现在文化受自然环境的影响：

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复杂多变的环境条件，使得云南少数民族众多，各个民族形成了多种文化形态，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地理环境的差异性，以及边疆多民族的基本特点，促成云南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处在亚洲三个特色极不相同的自然地理区域的结合部位，东侧连接东亚季风区域半湿润的热带和亚热带，南面和西面连接着南亚次大陆和中南半岛的亚洲热带季风区域，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实现了三大自然地理区域的相互连接和过渡，同时高山阻隔效应和纵横水系。

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其位于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三大文化板块交汇处的特殊区位，造就了云南民族成份复杂、文化类型多样的民族文化空间分布格局。

二、外来文化的影响：

文化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不同的区域类型因自然环境和地理区位的差异，对文化之间的交流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云南沿边境民族地区的自然环境和区位类型存在明显差异，它们在与汉文化的融合程度上亦表现出各自的独特性。

山、红河、思版临、德宏、怒江分别位于滇东南边境区、滇南边境区、滇西南边境区、滇西边境区和滇西北边境区，自然环境与地理区位条件差别十分明显，各个区域内的民族构成、文化类型不一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等，因而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相当密切。

云南的地形：

云南民族文化是云南各民族在云南这一特定地理环境下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东邻贵州和广西，北接四川，西北角与西藏毗邻，西面、西南面与缅甸接壤，南面、东南面与老挝和越南交界，自然地理条件复杂多样。

西汉元封二年（前109）在大理地区设叶榆县，直至南北朝时期，叶榆县的建制一直未变。唐初，洱海地区“六诏”中的蒙舍诏势力渐强，在唐朝支持下，统一“六诏”，建立南诏国。从公元8世纪至13世纪的唐宋五百多年间，大理一直是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诏、大理国的都城所在地。

元代大理国灭亡后，仍然将云南政治中心设于大理。元至元十一年（1274）建立云南行省，行政中心始由大理迁至昆明，但大理仍为滇西第一大城，一直沿袭至今。

大理境内居住有彝、回、傈僳、苗、汉等民族。大理文化是中原文化、藏传文化、东南亚文化及当地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是中华文化链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白族人民从服饰、住居、婚嫁、信仰、习俗以及庆典节日，都充满着独特的民族情趣，这些浓郁的民族风情，增添了古城的历史文化气氛，亦更加增添了大理历史文化名城的迷人色彩。

其一，古滇文化

古滇青铜文化是云南民族文化史上的第一大高峰，代表着先秦两汉时期云南众多地方民族文化的最高发展水平。据研究，古滇文化是一种以“耕田有邑聚”的定居农业为基础，以青铜文化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古代地方民族文化。古滇文化的民族属性，虽学术界尚有较大分歧，但从其所蕴含的文化基因看，应与当时活动在滇中、滇东地区的古滇国主体民族“滇僰”最为密切，且与同一历史时期活动在滇池一线以西的古昆明族群，以南的百越族群在文化上不无诸多关联。此外，随公元前三世纪初“庄入滇”和西汉中叶以后大批汉族移民的进入，又有一定的古代荆楚文化和内地汉族文化渗入古滇文化中。古滇文化的腹心地带，以往多认为是以滇池东南岸的晋宁石寨山为中心，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延伸到抚仙湖西岸的江川李家山和滇池东岸的呈贡天子庙，并由此辐射到滇东南盘江上游的曲靖珠街八塔台和滇西洱海东岸的祥云大波那及楚雄万家坝一带。但近两年来，随着今昆明东郊官渡羊甫头古遗址大量古滇文化时期的墓葬和青铜器出土，表明滇池北岸地区同样是古滇文化腹心地带。古滇文化，是昆明古城文化底蕴中最为深沉的叠积层。

其二，早期汉文化

早期汉文化主要是由西汉中叶汉武帝“开西南夷置郡县”和“徙民实边”时，陆续迁入滇池北岸一带的汉族移民负载而来。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自两汉之世延至两晋末年，包括后世昆明古城的前身汉晋谷昌县在内的整个滇池沿岸地区，曾是汉族移民的主要分布区之一，并留下不少汉文化遗存。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二：一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世益州郡郡治滇池县“南北有黑水祠”。以后，相同的记载又见于《后汉书·州郡志》和《华阳国志·南中志》等历史文献。对此，清道光《云南通志稿》考证说：黑水即后来的盘龙江，上有黑龙潭，在昆明城东北二十余里，旁有黑龙祠，即为汉黑水祠。据此，今昆明北郊黑龙潭公园内的黑龙宫，便是早期汉族移民在滇池北岸地区留下的文化遗存之一。二是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肃宗元和中(公元84—87年)，蜀郡王追为(益州)太守，政化尤异，……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王追始兴学校即开办儒学传播汉文化，不仅是信史记录中云南官办学校的拓荒者，而且通过办学的方式将汉文化广泛传播到了当地非汉本土民族中间，并收到了“渐迁其俗”的成效，故其所办学校虽早已淹没在时光的流水中，但仍可视为具有典型意义的早期汉文化遗存。此外，《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汉晋谷昌县初名“郭昌”，盖以“汉开西南夷”时的统兵大将郭昌之名“以威夷”，后才改称谷昌。据此，故谷昌县名，亦应为汉文化的历史遗存。汉晋之世的早期汉文化，是昆明古城文化底蕴中的次深叠积层。

其三，西爨白蛮文化

西爨白蛮文化是云南文化史上的第二大高峰，代表着自东晋初年以来到唐中叶南诏兴起之初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最高发展水平。据研究，“西爨白蛮”是由两汉以来徙居云南的早期汉族移民，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与“滇僰”的直系后裔滇中、滇东“白蛮”逐渐融合后形成。因而，西爨白蛮文化，乃是一种由汉文化与云南地方民族本土文化混合而成的复合型古代文化。一般认为，西爨文化是以当时的南中首府和上层统治集团爨氏家族的故里滇东味县为中心，而以分别出土于原曲靖县南的东晋《爨宝子碑》和陆良县境的《爨龙颜碑》为代表。西爨白蛮文化的覆盖范围，《蛮书》卷四说：“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当天宝中，东北自曲靖州，西南至宣城，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在石城、昆川、曲轭、晋宁、喻献、安宁至龙和城，谓之西爨。在曲靖州，升麻川南至步头，谓之东爨。风俗名爨也。”由此可见，唐昆川(即昆州)故地今滇池北岸一带，是西爨地区仅次于石城(即味县治，在今曲靖麒麟区三岔)的第二大城市。同时有记载表明，这里还是爨氏家族支脉“将军昆州刺史爨嗣绍”，“昆州刺史爨日进”的世袭领地，故应为爨氏在南中地区的次级统治中心。惟唐中叶天宝年间南诏灭西爨时，昆州古城一带亦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是后，自曲靖州、石城、升麻川、昆川，南至龙和城以来，荡然兵荒矣”，因而极少留下可资证考的传世文化遗存，更多地还是反映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其四，南诏、大理文化。大体上一脉相承的南诏、大理文化，是云南民族文化史上的第三次大高峰，同时也是最为辉煌的一页。南诏、大理文化主要负载者为今彝、白两族的先民即唐、宋“乌蛮”和“白蛮”，而以佛教文化为其典型代表，中心在滇西洱海沿岸地区。作为南诏“上都”、大理国“东京”的滇池北岸拓东、鄯阐两城，留下了这一时期的大量佛教文化遗存。其中有始建于南诏后期，迄今仍屹立在昆明城区南部的东、西寺塔；有同样是始建于南诏后期的补陀罗寺(今圆通寺)；以及始建于大理国时期、原在鄯阐城内的地藏寺古经幢等等。而在昆明古城的外围地带，南诏、大理时留下的佛教文化遗存，还有昆明西部玉案山麓的筇竹寺，安宁温泉曹溪寺和仅次于剑川石宝山的云南第二大石窟群安宁法华寺石窟，以及晋宁、禄劝两地的“大黑天神”造像等。大量传世的南诏、大理佛教文化遗存，与拓东、鄯阐两大古城一道，无疑为明、清古城的文化底蕴又添上了浓浓的一笔。

其五，元代的多元民族文化

元灭大理国和始置云南行省，确立了昆明在全省的中心城市地位。同时，在“大一统”的政治背景下，随着大批外来各民族人户的陆续植入和内外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位于滇池北岸的云南省会鸭池城，也逐渐呈现出自汉、唐以来空前的多民族杂居、多元文化并存的恢宏局面。其中，仅以宗教文化而论，不惟由南诏、大理时延续下来的阿吒力教即南传密宗教、中原传入的禅宗得以保留与发展，而且由蒙古族南下而带来的藏传佛教亦曾一度传入昆明地区，并留下了分属不同流派的祖遍山大德寺、西山华亭寺、太华寺、晋宁盘龙寺、昆明东郊官渡金刚塔及城区东部现已仅存地名的白塔等等佛教文化遗存。与此同时，随着蒙古大军中的大批中亚、西域穆斯林的到来，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也同期传入云南省昆明一带及省内曲靖、昭通、大理、保山等交通沿线各主要城镇。

另外，早在两汉之世便已传入滇中地区，但自东晋以后曾长期处于蛰居潜伏状态的汉文化，到元代随着汉族移民的大量迁入也重新活跃起来。史载元初为“敦行教化”，于鸭池“城中之北偏”建起文庙并“劝士人子弟以学”。这是信史记录中继东汉益州太守王追“始兴学校”之后，又一次在封建政府主持下的大兴儒学传播汉文化举措。元初所建文庙学宫，据考已历元、明、清三代而沿袭至今。

综上所述，在明、清昆明古城构筑前的2000多年间，滇池北岸一带业已积淀下了十分厚重的文化底蕴、尤其是经过昆州、拓东、鄯阐、鸭池四大古城的长期积累特别是元代的长足发展，不仅为后世昆明古城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为其奠定了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基本格局。自明、清以来，昆明多元文化的显著特色始终相循不变并保持至今，并有较大发展。

云南少数民族服饰是一种民族文化，其本质是为人们创造合理和美的视觉享受。云南少数民族服饰创造与文化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文化在少数民族服饰特征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民族服饰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又体现着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征和意义。

　 时代对少数民族服饰的影响

　　八十年代，我们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看到男女老少穿着民族服装在田间劳动，赶集，参加民族节日，载歌载舞，体现出浓郁的民族气息和地方特点。九十年代后，还看到中、老年妇女、儿童穿着民族服装。到2000年以后，只有老年妇女穿民族服装。例如2004年，我们到云南神秘美丽的泸沽湖，即以摩梭人独特的婚俗著称的女儿国住了两个晚上，看到平时只有老年人穿民族服装，晚上酒吧里的服务**才穿民族服装招待客人，还有举行营业性的篝火晚会时才有男女青年穿着民族服装和客人一起跳舞。在白天，除了老年妇女，感觉都是汉人，感受不到电视报导、杂志和反映的民族人物风俗。其他民族地区的情况基本类似。在丽江的四方街只有餐馆、茶室、商店的服务员才穿民族服装，体现出浓厚的商业味，缺少自然亲切的气氛。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在提倡保护环境、回归自然、保护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今天，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和服饰逐渐汉化。这个问题若不能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再过几代，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将不复存在，这将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大遗憾。

　　由于云南省复杂多样的地理和立体气候因素，人们迁徙定居，各个民族的文化长时间相互影响，逐渐形成本民族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内涵。民族服饰也紧跟着形成了一套有着本民族深厚文化底蕴的传统风格。过去多数少数民族都居住在偏远地区，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很少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生活节奏相对较慢，有的地区经济还相当落后。服饰形成自身的民族特色后，一般变化相对不大。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交通便捷，数字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缩短了地球的空间距离，经济发展了，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出现了不同文化的大碰撞。这些情况难免影响了云南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审美心理。

　　内地人穿的服装款式多样化、个性化、形式简洁大方、穿戴方便，体现着时代的审美意识。多数服装是工业化大生产的产物，因此经济实惠，人们不做服装，只选购服装。而少数民族的传统服装大多数是自己做，也有一些是由当地裁缝做。制作工艺是一代代传承下来。苗族服装满身都是花纹图案刺绣，一套服装做下来要花一年的时间，至少半年时间。有的民族服饰还要用无机原料装饰，如玉石、翡翠、宝石、玛瑙、绿松石、金、银、锡、铜。还有人工制品，如陶瓷、珐琅、料珠、玻璃等等。一套服装做下来成本也很高，从原材料的采集和处理，纺线，织布，裁布，缝衣，刺绣都是在劳动之余进行，很少有妇女能专门在家做女红而不干农活和家务事。这些都是辛苦费时的劳动。也反应出少数民族妇女勤劳、朴实、爱美的精神追求。一套服装制成后，穿戴也较繁杂。如打包头，系腰带，扣钮扣，打绑褪，戴装饰物，编头发等。

　　现在少数民族中的中青年人都是建国以后出生的，接受的是现代文化的教育，和外部世界的接触也较多，受到城里人的生活方式的影响。青少年要读书学习，在家务农，做家务事，很少有多余的时间学习制作服装和刺绣。看到城里人的穿着和电视里的时装模特儿的表演，也增加了自己的好奇心和审美感受，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和审美观念。我曾问过一些少数民族为什平时不穿本民族服装，他们说主要是穿戴麻烦，制作民族服装费工费时，缝制成本也高。有的人还认为自己的民族服装土气，但恰愉是这种土气才有特色。人们一般都有从众的思想，毕竟汉族人口众多，和汉族生活和工作在一起的少数民族逐渐改变了自己民族的习俗，而忽视了自身独特的民族风俗文化。从广意上讲它就是一门艺术，也是时代中的一种艺术形式，是开发旅游经济的重要资源。所以那些制作精细费工耗时的民族服装的工艺技术面临失传的危险，加上少数民族穿着汉化的问题，这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忧虑和思考。

　　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自然环境和民族地方文化作为代价，走向单一性的现代文化。那不是变相的种族灭绝吗？如果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单调，失掉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内多样化民族的生命力。对我国长远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将产生隐性的消极影响，显性的影响就是阻碍旅游事业的发展，千百年来蕴育出的灿烂的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将付之东流。拯救少数民族服饰文化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我们必须呼吁政府对现代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流失引起高度的重视，并发挥其调节社会关系的职能作用，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重振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风采。本人对以上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建立民族服饰文化活性的保护机制

　　少数民族服饰汉化的倾向是现代化生活冲击的结果。如果我们不采取活性的保护机制，到完全汉化后再来恢复民族服饰文化就相当困难了。这需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文化管理部门认真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建立建全有效的活性保护机制，同时也需要民间的积极配合和参与保护。

　　1．树立保护本民族服饰文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本民族服饰文化的形成有自身的历史渊源和合理性，也是现代多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本民族生命力的象征。如果本民族文化被汉化，就意味着本民族有名无实和变相的消亡。这不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吗？这些问题应该让每个少数民族引起共识，并为保护本民族服饰文化做出积极的贡献。在“保护本族语言”的一文中写到：“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那些一开始用本族语言接受教育的人会具有更好的自信心，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只有学生一开始就接受本族语言的教育才会产生最优秀的人才。”那么，从民俗学的角度看，穿本民族服装，才能树立对本民族的认同感和自尊心，才能知道保护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吸取别人的长处，自我更新，发展，完善，确立自信心，才能以自己的独特风貌在多民族的大家庭中相互交往，实现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

　　在建筑形式上，一些专家提出要有民族性才有国际性，我想这个观念引用到民族文化服饰上也是一样的。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国际社会的接轨，各民族只能展示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和精心打造自身可持继性发展的文化品牌才能屹立在国际大家庭里。在2003年，台湾高山族访问团身穿民族服装来到祖国大陆，受到有关政府部门的接待，并和当地民众联欢，以本民族的歌舞表演给大家看，体现出对祖国的眷恋、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和自尊自信。这些使人深受感动。

主要是诗歌吧，《永昌府文征》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关于民俗的宝贵记忆。明清以来的众多文人武士不经意间将其在滇西的所见所感述诸于诗,使得滇西民俗得以以文学的形式留存。通过对《永昌府文征》中"诗录"部分的研读,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滇西民俗的社会背景,滇西多个民族的民俗风貌和民俗事象,以及汉文化对滇西民俗的影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