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择端存世的仅见的一幅精品，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早年游学汴京，后习绘画，宋徽宗赵佶（1101年—1124年在位）时期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中国画中以界笔、直尺划线的技法，用以表现宫室、楼台、屋宇等题材，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他的画自成一家，别具一格。张择端的画作，大都散佚，只有《清明上河图》卷完好地保存下来了。这幅画高25厘米半，长525厘米。这幅画描绘的是汴京清明时节的繁荣景象，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通过这幅画，我们了解了北宋的城市面貌和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总之，《清明上河图》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北宋年间的汴京极盛，城内四河流贯，陆路四达，为全国水陆交通中心，商业发达居全国之首，当时人口达100多万。汴京城中有许多热闹的街市，街市开设有各种店铺，甚至出现了夜市。逢年过节，京城更是热闹非凡。为了表现京城的繁荣昌盛，张择端选择了清明这个重要节日的景象进行59表现。《清明上河图》着重描绘了北宋首都水陆运输和市面繁忙的景象。

《清明上河图》的中心是由一座虹形大桥和桥头大街的街面组成。粗粗一看，人头攒动，杂乱无章；细细一瞧，这些人是不同行业的人，从事着各种活动。大桥西侧有一些摊贩和许多游客。货摊上摆有刀、剪、杂货。有卖茶水的，有看相算命的。许多游客凭着桥侧的栏杆，或指指点点，或在观看河中往来的船只。大桥中间的人行道上，是一条熙熙攘攘的人流；有坐轿的，有骑马的，有挑担的，有赶毛驴运货的，有推独轮车的……大桥南面和大街相连。街道两边是茶楼，酒馆，当铺，作坊。街道两旁的空地上还有不少张着大伞的小商贩。街道向东西两边延伸，一直延伸到城外较宁静的郊区，可是街上还是行人不断：有挑担赶路的，有驾牛车送货的，有赶着毛驴拉货车的，有驻足观赏汴河景色的。

汴河上来往船只很多，可谓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有的停泊在码头附近，有的正在河中行驶。有的大船由于负载过重，船主雇了很多纤夫在拉船行进。有只载货的大船已驶进大桥下面，很快就要穿过桥洞了。这时，这只大船上的船夫显得十分忙乱。有的站在船篷顶上，落下风帆；有的在船舷上使劲撑篙；有的用长篙顶住桥洞的洞顶，使船顺水势安全通过。这一紧张场面，引起了桥上游客和邻近船夫的关注，他们站在一旁呐喊助威。《清明上河图》将汴河上繁忙、紧张的运输场面，描绘得栩栩如生，更增添了画作的生活气息。

张择端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使《清明上河图》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清明上河图》丰富的内容，众多的人物，规模的宏大，都是空前的。《清明上河图》的画面疏密相间，有条不紊，从宁静的郊区一直画到热闹的城内街市，处处引人入胜。

北宋以前，我国的人物画主要是以宗教和贵族生活为题材。张择端虽然是在翰林图画院供职，创作的作品都称为“院体画”或“院画”，但他却把自己的画笔伸向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之中，创作出描写城乡生活的社会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画了大量各式各样的人物。而且，张择端对每个人物的动作和神情，都刻画得非常逼真生动。这充分说明，张择端生活的积累非常丰厚，创作的技巧非常娴熟。

千古绝唱《清明上河图》

坐落在市府广场东南隅的辽宁省博物馆，将于11月中旬隆重开馆。届时，曾在沈阳“生活”了6年的国宝《清明上河图》，将回沈“省亲”。《清明上河图》问世近900年以来，经历了大起大落的颠沛流离，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扑朔迷离的谜团。9月13日，记者探询了《清明上河图》的身世，以及鲜为人知的经历———

千古绝唱《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作者张择端，北宋画家，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他早年游学汴京（今河南开封），后习绘画。北宋徽宗时期，张择端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界画宫室，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后来“以失位家居，卖画为生，写有《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曾为北宋宣和内府所收藏，为绢本、淡设色，高248厘米，长5287厘米，原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是《东京梦华录》、《圣畿赋》、《汴都赋》等著作的最佳图解，具有极大的考史价值，它继承发展了久已失传的中国古代风俗画，更继承了北宋前期历史风俗画的优良传统，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叶、徽宗时期，首都汴京（今开封）清明时节郊区、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城内建筑和民生的繁华景象。

据齐藤谦《拙堂文话·卷八》统计，《清明上河图》共有各色人物1643人、动物208头（只），比《三国演义》的1191人、《红楼梦》的975人、《水浒传》的787人，都要多得多，堪称价值连城的国宝。颠沛流离《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流传后世后，以独具的艺术价值及史料价值，受到后人的关注。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逊位之后的11年中，受到“清室优待条件”庇护，仍在北京紫禁城里称孤道寡，并且监守自盗，乘机大肆窃取宫中珍藏多年的稀世文物，为数之多，竟有千余件之巨。借口赏赐盗国宝

溥仪12岁时，在张勋策动下，重登太和殿宝座，但没多久便再度逊位，处于“小朝廷”风雨飘摇之中。此刻，溥仪着手下一步打算：留学国外。

他们留学国外的第一步是筹备经费。于是，他便把宫廷内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运出宫外，存在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运出的字画、古籍皆为出类拔萃的珍品，大约有1000多件手卷字画，200多种挂轴、册页，200种左右的宋板书。其中，便有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尽管有“清室优待条件”作后盾，但溥仪还是不敢公然盗窃宫中宝物。他便以赏赐弟弟为名，行盗窃文物之实。1922年前后，北京局势动荡，他的父亲便在天津英租界十三号路，代溥仪买了一所楼房。从1922年起，他们就秘密地把宫内收藏的古版书籍、历朝名人字画等文物，以赏赐为名，分批盗运出宫。

溥仪正式“赏赐”弟弟们，从1922年、所谓“宣统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开始。溥仪利用两名弟弟每天上午“进宫”陪同溥仪读书的机会，将珍贵文物包裹在包袱里，由他的弟弟们每天下学时运出紫禁城。从开始“赏赐”起的两个多月中，有时是逐日“赏赐”，如1922年8月14日至26日，没有一天间断过。这些宫中文物积累到七八十口大木箱后，便运到天津英租界的楼房里存放。携带国宝投他国

直到1924年11月5日，当时的北京卫戍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率领20名短枪手突然闯进紫禁城，撵走了溥仪，拆散了“小朝廷”，溥仪窃取宫中所有文物的计划因此中断。

1924年11月5日，溥仪回到父亲的“醇亲王府”；11月29日，溥仪逃往日本兵营，要求“避难”，公然搬到日本公使馆居住，在日本军国主义卵翼下恢复“小朝廷”。1925年2月23日，在日本警察护卫下，溥仪潜逃到天津，在日本租界地张彪私宅“张园”中安顿下来。可是，当时的经济来源远远满足不了他那浩繁的开支，于是，他便打起了变卖宫中国宝的主意。国宝流落伪皇宫

通过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的阴谋策划、天津日军的密切配合，将溥仪乔装成日本军人，于1931年农历十月初一，乘小汽船偷渡白河，经大沽口，登上日本商船“淡路丸”，潜到营口，至鞍山汤岗子小住，然后前往旅顺口，进入日本殖民地。1932年4月，溥仪进入长春伪皇宫，登上了伪满洲国皇帝宝座。

溥仪从天津出逃，必须经过国民军的驻扎地区，所以他只能轻装简从，大批的宫中国宝，仍然存放在天津。

1932年至1934年间，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将存放于天津静园的法书名画、宋元善本、珠宝玉翠等约70箱，运到长春伪皇宫内，将装有书画的木箱，存放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楼下东间，即“小白楼”；将装有古玩珠宝的金库，存放于“内廷”缉熙楼客厅。携逃国宝被俘获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伪满洲国汉奸们闻风丧胆，各奔生路。当时，一直由日本关东军担任警卫的长春伪皇宫，改换成伪满军队警卫。傀儡皇帝溥仪见大势已去，惶惶不可终日。他最为忧虑的，是不可能将存放在伪皇宫的所有国宝统统带走，而只能有选择地将晋、唐、宋、元的法书名画大批携逃。为了能够多带国宝，他把保护法书名画的楠木盒、花绫包袱皮等统统扔掉，将这些国宝硬塞进大木箱里。

1945年8月1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小田乙三宣布：伪满国都由长春迁到通化。同年8月13日，溥仪从长春逃到通化大栗子沟；8月17日，溥仪乘坐一架小型军用飞机企图逃往日本。当飞机经过沈阳时，溥仪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苏联红军俘获。溥仪随身携逃的法书名画和一批珠宝玉翠，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缴获后，上缴东北人民银行代为保存。专家揭秘《清明上河图》

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现辽宁省博物馆）在沈阳成立并开馆，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开放的博物馆。东北博物馆的大部分展品，为东北人民银行拨交、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溥仪处缴获的名贵书画、珠宝翠玉饰品。独具慧眼鉴瑰宝

人民鉴赏家杨仁恺先生，是在溥仪携逃的众多法书名画中，独具慧眼发现了《清明上河图》。

历来，以张择端之名流传的《清明上河图》繁多，杨仁恺先生过目的就有10余件之多。1950年秋，从东北人民银行拨交来的一批《佚目》书画尚未整理，良莠杂存、玉石不分。当时，杨仁恺先生在东北博物馆临时库房里整理书画作品时发现，其中有3件同名为《清明上河图》的作品。杨仁恺先生当时以为，这些都是过去常见的“苏州画片”一类的东西，根本没想到会在此中出现奇迹。

然而，使杨仁恺先生大为出乎意料的是，数百年来始终埋没在传闻中的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迹，会在这个偶然的时间、偶然的地点被意外发现！杨仁恺先生顿时“目之为明，惊喜若狂，得见庐山真面目，此种心情之激动，不可言状。”真本解开百年谜

杨仁恺先生当时的激动心情是有根据的：因为在此之前，专家学者们对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究竟是个什么面貌，一无所知。他们只能从经常接触到的许多苏州画片上，推断《清明上河图》与其大同小异，以为《清明上河图》原作大体是苏州画片的原始所本。《清明上河图》的本来面目，数百年来一直是个不解之谜。难怪杨仁恺先生看到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本后，“目之为明、惊喜若狂”。

至此，杨仁恺先生才真正了解到，苏州画片的作者根本没有见到《清明上河图》原作，只是参照历来文字记载构图铺陈而成的。比如，《清明上河图》东水门前的虹桥为木结构，而苏州画片则为石头建筑；人物衣着、民房、铺面的形制等，也都与苏州画片大相径庭，尤其是船只写实描绘技巧生动自然，已达到出神入化境地。张择端能将北宋京城开封的复杂纷繁景象绘入画图，要比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叙述得更为概括、更为形象，难怪《清明上河图》历代以来一直脍炙人口、经久不衰。仇英临本辨真伪

3件《清明上河图》中既然已经发现了真迹，其余两件自然便是赝品。然而，另外一个奇迹又在杨仁恺先生面前出现了：两件中的一件作品，竟然是仇英的重彩工笔《清明上河图》，并具名款。该作品参照了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构图形式，但描绘的是苏州社会生活现实内容。从此，揭开了“苏州画片”的奥秘：明代苏州坊间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原来都出自仇英此图。由于历来的《清明上河图》赝品，均以仇英《清明上河图》临本为背景，于是，仇英临本也就成为衡量《清明上河图》真伪的一个条件。

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即现今的辽宁省博物馆）开馆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便始终珍藏在沈阳；1955年，被国家有关部门拨交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1、《百家姓》

2、《扁鹊心书》

3、《沧浪诗话》

4、《词源》

5、《大学章句集注》

6、《滴天髓阐微》

7、《东京梦华录》

8、《旧五代史》

9、《梦溪笔谈》

10、《棋经十三篇》

11、《容斋随笔》

12、《三字经》

13、《神相全编》

14、《太平广记》

15、《太平御览》

16、《武经总要》

17、《悟真篇》

18、《洗冤集录》

19、《新唐书》

20、《新五代史》

21、《渊海子平》

22、《云笈七签》

23、《资治通鉴》

原标题：古人晚上干什么？有没有夜生活？

夜市起源于何时，并没有明确的说法。有人认为，西周的夕市是夜市的雏形。《周礼·地官·司市》：“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可见，夕市主要是针对小商小贩的。西周之后，最迟到两汉时期出现了夜市。当时，豳地（邠亭）、姑臧与狼月荒、姑奴等地有夜市活动，这说明汉代的西北、南部和西南地区存在夜市。如《后汉书·孔奋传》载，“建武五年，河西大将军窦融请奋署议曹掾，守姑臧长。八年，赐爵关内侯。时天下扰乱，唯河 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姑臧，即今天的武威。姑臧地处中西交通要道，多民族杂居于此，“通货羌胡”贸易发达。为了适应商品交易需要，人们“市日四合”，即在夕市结束后加设夜市延长交易时间，已然突破了常规市制。

夜市兴于唐代，盛于宋代，繁于明清。我们知道唐代实行“宵禁”制度，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活动的频繁，到了中晚唐时期，人们逐步突破了宵禁的约束，投入了夜市活动中。当时长安城内出现了“鬼市”，人们在“夜半”到“鸡鸣”时段交易“异物”，除了长安，其余大城市如扬州、广州、成都、汴州都曾出现过夜市。尽管如此，国家并不认可这一经济形态。到了宋朝，夜市才有了合法的地位。北宋东京城国家明文允许夜市。《东京梦华录》载：“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耍闹去处，通宵不绝。”元明清时期，夜市已然存在，主要集中在杭州、成都等大城市。如明朝的杭州夜市分布普遍，内外城皆有，与晚市衔接紧密，可以昼夜不停的运作。

古人在夜市都干啥？

夜市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人们在夜市上都做什么呢？参考古籍文献，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一是买卖商品。商品范围比较广泛，有农产品，也有手工艺品。唐代杜荀鹤有诗：“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而在南宋时期，买卖的商品更为丰富。据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载，临安夜市热闹非凡，“大街关扑，如糖蜜糕、灌藕、时新果子、像生花果、鱼鲜猪羊蹄肉，及细画绢扇、细色纸扇、漏尘扇柄、异色影花扇、销金裙、缎背心、缎小儿、销金帽儿、逍遥巾、四时玩具、沙戏儿。”再加上春冬扑卖，所有产品几乎应有尽有。

二是观光游玩。主要是元宵观灯活动。如唐李商隐在《正月十五夜闻京有灯恨不得观》云“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辇隘通衢。”南宋辛弃疾在《青玉案·元夕》中云“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三是寻欢享乐。唐人方德元《金陵记》中记载了金陵（南京）的夜市：富人“盛金钱于腰间，微行夜中买酒，呼秦女，置宴。”唐诗人杜牧在《泊秦淮》诗中云：“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 花》。”诗中描写的正是金陵秦淮河畔纸醉金迷的夜市景象。

四是听曲看戏。瓦子或者瓦肆是宋朝比较独特的娱乐场所。客人邀上一众好友，买两张票，到瓦子里可以看戏听曲，当然也要品茶或喝酒。《东京梦华录》载：北宋京都开封“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可见，晚上听曲看戏的人不在少数。

《东京梦华录》卷七“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条，按照演出的顺序记载了百戏表演的全过程，是我们了解宋代百戏伎艺实际表演的极为珍贵的资料。在那一次演出里，在各种伎艺表演之后，有“合曲，舞旋迄，诸班直常入祗侯子弟所呈马骑”等描述。对此，周贻白在《中国戏曲发展史纲》一书中指出：“至于《舞旋》之为舞蹈，《马骑》实为马戏，则各为专技”。要把“合曲”与舞旋连用，说明《舞旋》基本上是一种有音乐伴奏的表演，其具体动作形态和表演内容，一方面可能具有一定的伎艺性质，所以在列在百戏之内；同时，《舞旋》在表演内容上又可能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技巧性，所以可以作为整个百戏表演结束时的“压轴节目”。在《舞旋》之后，皇帝参加的马球、马戏表演就开始了。

同书之“六月二十四日神保观神生日”条，记载说：“作乐迎至庙，于殿前露台上设乐棚，教坊、军容直作乐，更互杂剧、舞旋。”同书“下赦”条中还说：“军容直作杂剧、舞旋；御龙直装神鬼、斫真刀、倬刀。”在这些记载中，《舞旋》都是和杂剧表演更替出现，可能正是因为它在表演内容上没有确定性，所以才能和杂剧互相补充，发挥艺术的感染力。

当然，《舞旋》也并非总是与杂剧作伴。《梦粱录》“宰执亲王南班百官入内上寿赐宴”条说，当御赐第八盏酒时，“百官酒，舞三台，众乐作，合曲破，舞旋”。这里的《舞旋》已经和宫廷大曲一起演出了。

以上所记，多为北宋年间《舞旋》表演的情形，而《梦粱录》的记载则说明南宋虽然经过了巨大的社会振荡，文化变迁，但是《舞旋》却依然流传下来。《武林旧事》中追忆了北宋年间的著名“舞旋色”雷中庆，又记载了南宋的范崇茂、豪俊迈、刘良佐、杜士康、于庆等人。舞蹈史家费秉勋认为，《舞旋》不是指某一特定内容的具体节目，也不是一切舞蹈节目的泛称，而是指除队舞、舞队之外，穿插于广场艺术或宴会排当乐次中单人或双人表演的大曲舞蹈和较短小的徒手舞蹈节目。孟元老形容“一裹无脚小幞子锦袄辽人，踏开弩子，舞旋搭箭”(见《东京梦华录·元旦朝会》)的时候，舞旋一词似乎是动作的泛称。当吴自牧形容“街市有乐人三五为队，擎一二女童舞旋”(见《梦粱录·妓乐》)的时候，《舞旋》一词强调的是动作的过程，并使人联想到“旋转”的特点。

《吕氏春秋》中已有记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前扫尘的习俗。按照民间说法，“尘”与“陈”谐音，所以“扫尘”也叫“扫陈”。年节扫尘有“除旧布新”的含义，扫尘蕴含了人们“推陈出新”、“辞旧迎新”、“破旧立新”的愿望和期盼，其用意就是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去。这一风俗反映了我国人民爱清洁、讲卫生的传统，寄寓了人们美好的期盼，至今仍保持顽强的生命力。

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六中描写北宋汴京时云：“十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士庶自早相互庆贺。”

宋吴自牧《梦粱录除夜》：“十二月尽，俗云月穷岁尽之日，谓之除夜。士庶家不论大小家，俱洒 扫尘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

明中叶陆容在《菽园杂记》卷五中说“京师元旦元旦日，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亲友多出实心。朝官往来，则多泛爱不专……”。

清人顾铁卿在《清嘉录》中描写，“男女以次拜家长毕，主者率卑幼，出谒邻族戚友，或止遣子弟代贺，谓之‘拜年’。至有终岁不相接者，此时亦互相往拜于门……。”亦称“除尘”、“除残”、“掸尘”、“打埃尘”等。旧时至农历二十日，大家小户准备过年。在祀灶前后至除夕，例有一次卫生大扫除，墙角床下及屋柱屋梁等处一年的积尘，均须于此日以扫帚清除干净；箱柜上的金属把手等，也应擦拭一新。甚俗起源甚古。

清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苏州》“二十七日扫屋尘，曰除残。”

清顾禄《清嘉录十二月打埃尘》：“腊将残，择宪书（指历本）宜扫舍宇日，去庭户尘秽，或有在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及二十七日者，俗呼打埃尘。”

清蔡云《吴歈》诗：“茅舍春回事事欢，屋尘收拾号除残。”又引《岁时琐事》：“十二月二十四日扫舍宇，凡有所为，不择宪书，多嫁娶，谓之乱丝日。”又《月令精钞》：“二十四日为无忌日。”、“三尸神”道教称在人体内作祟的“神”。据《太上三尸中经》说：“上尸名彭倨，在人头中；中尸名彭质，在人腹中；下尸名彭矫，在人足中。”又说每逢庚申那天，他们便上天去向天帝陈说人的罪恶；但只要人们在这天晚上通宵不眠，便可避免，叫做“守庚申”。

《清明上河图》是春季

黑龙江省 思莹

“中华第一神品”《清明上河图》是举世闻名的绘画杰作，这幅不朽的风俗画卷，北宋风俗画作品。传世名作、一级国宝。《清明上河图》是绢本、淡设色，“高二十四点八厘米，长五百二十八点七厘米”，“原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今在网上 见到开封市教师孔宪易先生，他在1981年《美术》杂志第二期上发表《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一文，列举了八项理由；及其他人认定《清明上河图》上所绘是秋景一说,我认为不妥，张择瑞是何等人也？是北宋末年杰出的现实主义画家。他怎么能返这样严重的错误哪？现据我家收藏的“摹本”《清明上河图》,探讨如下：

一、“画卷右首有驮负10篓‘木炭’的驴子。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年农历十月，汴京始‘进暖炉炭，帏前皆置酒作暖会’，‘若说清明节前后进暖炉炭，违背宋人生活习俗。’孟元老和张择端生活在同一时代，《东京梦华录》是研究北宋汴梁风土民俗的重要资料，所述史事当是可信的。”

而我见到的是驮负10篓木段的毛驴子。看第一只毛驴子正面的筐里直插着五个木段是用来饶火的，三分之二在筐里，三分之一在筐外，其它毛驴子也是这样。 还有一处在画的第四座桥上头，五头猪前，抱小孩旁的树下三头毛驴子驮着用来饶火的木段待售。

二、“画面有一农家短篱内长满了像茄子一类的作物，更为有趣的是几名孩童赤身嬉戏追逐，这些都不可是清明时节的事物。”

我找遍整个“摹本”《清明上河图》，没有发现这一情景。却是俩个小孩趴墙头看热闹，后面是一片初禄空旷的菜园子，格子式的池埂子里有二人打水浇地清晰可见。所说的“有一农家短篱”，整个图里只有一处“短篱”，有一位老夫人在洗衣服。其它都是土墙。

三、“画面上的人物拿扇者有十多人，有扇风状，有遮阳状，常识告诉人们伏天用扇，初春用扇者极少见。 ”

《清明上河图》“摹本”有多人拿扇者不假，但是扇风遮阳状，难以让人直信。第一个拿扇者是骑马人，而在他右侧是位买扇老者，随后便是卖扇子的小商贩。并且位于城门前第二座桥下路边。画面拿扇人多为老者，且在图尾部有两老者拿扇左则遮光住步观看。画家是反应小商贩抓住了商机的提前量，而买者也是富有生活经验的老人或是远道而来的骑马人。

四、“草帽、竹笠在画面上多处出现。‘草帽、竹笠是御暑、御雨的东西，图中既不下雨，这肯定是御阳用的，根据当时汴梁的气候，清明节似无此必要，这是值得我们怀疑的。’”

“草帽”应是宽边帽子。首先带宽边帽子的人是骑马官人，帽上明显有装饰品；其二是带宽边帽子的女人，帽子的形壮象家用的盆倒扣在头上，除脸外还有丝布帘围着。这两人首先带宽边帽子出现，以他（她）们的身份和地位是不能带草帽、竹笠之物的。宽边帽子多达十五种以上，由此可见，说明画家是在描述宽边帽子的种类的，而不是“草帽、竹笠”之物。

五、“画面上酒肆多处，酒旗上写着‘新酒’二字，而《东京梦华录》云：‘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醉仙锦，市人争饮（见该书‘中秋’条）。’宋代新谷下来要酿醪酒喜庆丰收，不然无新酒可言。 ”

“新酒”应是“新潮”。洒、潮字在图上一眼就能辩认出来。“美食”、“美荣”和大大的“脚”字还有阁间门上的“雅浦”字，加上房上高高的装饰可真的“新潮”了。看：赶时卯追新潮在北宋时就胜行了。

六、“画面上有一处招牌上写着‘口暑饮子’这样的小茶水摊。‘如果‘口暑饮子’中的‘暑’字不错的话，这足以说明它的季节。’”

《清明上河图》“摹本”里没有见到。

七、“河岸及桥上有好几处小贩的货桌上都摆着切开的西瓜。宋时古都汴梁的早春乍暖还寒，不可能有西瓜一类鲜果。”

《 清明上河图》“摹本”里也没有找到。

八、“画面乘轿、骑马者带着仆从的行列，土坟后面向城市一段。细细分析，这些人虽然有上坟扫墓的可能，倒不如说它是秋猎而归更恰当些，因为，上坟四季皆有可能，就插花而言，春秋二季都能解释得通。”

“乘轿、骑马者带着仆从”“是秋猎而归更恰当些”的说法，对第一队乘轿、骑马者带着仆人来说还过得去；可是第二队老两口、小两口骑驴不带仆人，第三队妻骑马只带一个仆人，第四队乘轿、骑马后跟一个仆人和第五队妻骑马只带一个仆人也能说是秋猎而归更恰当了些吗？你想：一年当中那一天或那一个节气有这么多队伍到城郊区去做同一件事情哪？

九、光着身子、露着双膀的大人、小孩之说是秋季。我看也不恰当，光身是各有其因。第一第二长跑而在光背，第三光上身者，地上放着包伏和菜橔子，背重物走远路能不光背吗？且最后一个光背挑重担子满脸流污能不这样做吗？

十、画面到进城就戛然而此了，这也是围绕着清明节的需要。再画就离题太远了。

所以，《 清明上河图》是春季而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