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论语》、古文《论语》和《论语》注释汉代经学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论争，形成两个学派，两派的论争一直延续到清代后期。秦代焚书坑儒，儒家经典几濒毁灭，幸存的儒生坚守儒家衣冠和礼仪，依靠口耳相传，传述他们的经书。汉初开书禁，搜求和写录古籍，立官学传授；整理出写本。这些写本都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当时的简笔字)书写，称今文经。后来，又出现了一部分用战国时代通行的篆文书写的经籍，称古文经。今文经和古文经不只是书写的字体不同，篇章文句和文字训释也有差异。汉代传经重视师法门户，于是形成对立的学派。

汉代流传的《论语》，也有今文和古文之分。

今文《论语》有两家，鲁人所传者称《鲁论》，齐人所传者称《齐论》。

《鲁论》凡20篇，《齐论》凡22篇。《齐论》多出的两篇，《汉书艺文志》自注曰：“多《问王》、《知道》”；学者们又怀疑“问王”为“问玉”之误。不过这两篇今皆不存，是非已很难稽考。魏何晏《论语集解序》说：“《齐论》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现在我们只能知道《齐论》的训释之词较《鲁论》多。

古文《论语》只有一家，据说是和古文《尚书》一同为鲁恭王在孔子故居墙壁中发现的。这事和古文《尚书》一样真伪难辨，我们可以不再管前人的这些纠缠不清的笔墨官司。《汉书艺文志》记“《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有两《子张》”。古文《论语》简称《古论》，篇名比《鲁论》多一篇，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古论》的文字与《鲁论》、《齐论》也有四百多字不同。《鲁论》、《齐论》最初各有师传，相信《古论》的人较少。

我们现在流传的版本，不是《鲁论》，不是《齐论》，也不是《古论》，而是《张侯论》。

张侯，指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他先传《鲁论》，又讲习《齐论》，把这两个版本融合为一，篇目以《鲁论》为根据，称为《张侯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他的这个本子为一般儒生所尊奉，便通行天下。东汉灵帝时代刻熹平石经，用的就是《张侯论》。

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照《齐论》、《古论》，作《论语注》。魏何晏又以郑玄注为本，作《论语集解》，这就是通行的宋本《十三经注疏》中的《论语》版本。

《论语》内容丰富而文字简约，这为注释和讲解留下发挥的天地，古代解释《论语》的书达三千余种，下面择其最主要的略作叙录。

《汉书艺文志》记汉人传授《论语》12家、229篇；《隋书经籍志》补记汉时周威、包咸为《张侯论》作章句，马融作训诂。但这些注释已经全部亡佚。东汉末年郑玄作的《论语注》，现残存一部分，尚可看到《齐论》、《鲁论》、《古论》的一些面貌。

《隋书经籍志》记魏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均曾撰《论语》义说，这些也已经亡佚。《论语集解》撰者何晏、孙邕、郑冲、曹羲、荀凯五人，“共集《论语》诸家训注之善者，记其姓名，因从其义，有不安者辄改易之”。这个注释本集孔安国、包咸、周威、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等汉魏各家古注，是现存最古的注本。梁皇侃为《集解》又作《论语义疏》，再集魏晋数十家之说为何晏《集解》申说，唐代传入日本，为日人所推重。

宋邢昺为何晏《集解》作新疏(《四库全书》作《论语正义》)，邢疏“翦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详于章句训诂和名器事物，“其荟萃群言，创通大义，已为程朱开其先路矣”(《郑堂读书记》)。宋人编《十三经注疏》，所收《论语》即题为“何晏集解”、“邢昺正义”，合称《论语注疏》，通行至今。

南宋朱熹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四书”，为之集注。其中，《论语章句集注》训诂、义理并重，也较为通俗易解。朱注是明清两代科举用书，为读书人所本，影响很大，但理学气味较浓。清人毛奇龄《论语集求篇》专为驳斥朱熹《章句》之作。该书旁征博引，资料宏富，于礼仪、军制、方名、象数、文体、词例，反复推勘，以证朱注之谬；但其中也有些地方强生枝节，半是半非，甚至有立论不足为据者。参读时须加辨别。

清人注疏中影响最大的是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他认为：皇疏“多涉清玄，于宫室衣服诸礼，阙而不言”，而邢疏“又本皇氏，别为之疏，依文衍义，益无足取”。(《后序》)他打破汉学宋学的门户之见，不守一家之言，广泛征引，择善而从，力求实事求是，折中大体得当。刘氏于道光八年(1828)开始著述此书，1855年于书将垂成时病故，由其子刘恭冕继续写，于同治四年(1865)全书写定，前后历时三十八年。这部书集前人注疏之大成，至今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近人杨树达撰《论语疏证》，汇集三国以前古籍中与《论语》有关资料，排比于《论语》原文章句之下，间下己意以为按语。主旨是以事例为证，疏解《论语》古义，考订是非，解释疑滞，发明孔子学说。引书约70种。陈寅恪《序》称：“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径，树一新楷模也。”

近人程树德撰《论语集释》，是集古今《论语》注疏大成的名作，引录典籍680种，取舍谨严，博而不滥，凡120万言，体例周备，疏解详明，便于披阅。

近人钱穆诠释《论语》的专著《论语新解》，以篇次为序，对原文注释、解析、串讲并白话试译，不乏新见，在港台及海外较流行。

近人杨伯峻撰《论语译注》，包括原文、注释、译文、余论四部分，并附《论语辞典》，是当代较好的白话译本，流传广泛，但仍有一些阙误。

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图书在古代称作典籍，也叫文献，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三重意义。随着时间的进展，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图书，图书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 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我不太清楚你具体想问的是什么，如果是古书注释的体式类型，一般有以下几类：

1传注类 （1）训、诂：侧重于字、词、名物解释。（2）传：原本指解释儒家六经的书，到后代也作一般的注释名称。（3）注：始于东汉郑玄，下己意，作解说，使经义著明，与传一脉相承。（4）笺：对原注隐而不显、略而不详之处加以阐发，或记下自己的不同看法。

2章句类：不以解释词义为主，而着重于逐句逐章串讲，分析大意。但在对句意的串讲、分析中，往往包含了对原文词义的解释。如赵岐《孟子章句》、王逸《楚辞章句》等。

3义疏类：既解释经文，又解释注文。宋以前，疏和经、注单行成书；宋以后，为方便阅读，始将疏与相应的经注合刊在一起。所以义疏类注本都包含原文、注、疏等几部分。

4集解类：汇集众说并加上编者意见的一种注释，包括集注、集传、集解等。

5音义类：注音释义，此类著作注音为主，有事兼有简单释义，或指出经典不同版本的异文情况。音义书在给多音多义词注音时，注音本身即暗含释义。

（以上内容主要来自王宁老师主编的《古代汉语》，^_^）

古注的内容 古书注解的内容非常丰富，可以说包罗万象。从释词注音到点明章旨，从说明典故出处到考辨名物制度，从分析句读到提示语法，凡是注释者认为有可能产生阅读障碍或理解困难的地方，无不进行注释或疏解。概括地讲，大致有以下内容： （一）解释词义 词义是理解语意的基础。因此，古人注释古书一般都是从注解词义开始的，解释词义也就成了古书注解的基础工作。古书的旧注对词义的解释与字典辞书的解词释义不同，它对词义的解释必须结合具体的上下文，它所解释的是词在某个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即词的具体义或临时义。古书旧注的释词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释词，二是在串讲句意中释词。另外，古注在解释词义时，还注意辨析同义词之间的差异。 1、直接释词 就是直接拿出原文中的词语进行解释。例如上例我们所举《诗经·邶风·新台》中的毛传：“泚(zǐ)，鲜明貌；沵(nǐ)沵，盛貌。”郑笺：“鲜，善也。”都是直接释词。有时，古注中对同一字词有不同的解释，如上例我们所举《诗经·邶风·新台》中对“殄(tiǎn)”字的解释就有两种：毛传：“殄，绝也。”郑笺：“殄当作腆(tiǎn)，腆，善也。”这就需要我们根据情况决定取舍。 2、串讲中释词 有时古注并不对某词直接注释意义，而是在串讲句意中注释词义。例如《诗经·鄘风·相鼠》“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中的“仪”字，毛传并没有单独拿出来注释，而是在串讲句意中解释“无礼义者虽居尊位犹为暗昧之行”。“仪”解释为“礼仪”。 3．辨析同义词 古注在注释单词时，还注意同义词的辨析。例如 《诗经·大雅·公刘》：“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毛传：“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孔疏：“直言曰言谓一人自言，答难曰语谓二人相对。对文故别耳，散则言语通也。 4．注释虚词 古注主要是注释实词，有时也注释虚词。例如 《墨子·鲁问》：“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孙诒让注：“焉犹于是也。”就是对虚词“焉”的注释。 （二）古书的注解，常常在解释词义以外，还要串讲一下文句的大意。 文意赖词义而显，词义在文意串讲中而明，二者互为补充。例如《诗经·邶风·新台》毛传：“水所以洁污垢，反于河上而为*昏之行。”郑笺：“伋之妻齐女来嫁于卫，其心本求燕婉之人，谓伋(jí)也，反得籧篨不善，谓宣公也。籧(qú)篨(chú)，口柔，常观人颜色而为之辞，故不能俯也。”都是串讲文意。“疏”以下内容更是以串讲文意为主。或串讲正文之意，如疏解“新台至不鲜”；或串讲注文之意，如疏解“传：‘籧篨不能俯者。'” 古注串讲文意，有时相当于对上文的翻译或改写，有时则是点明或阐发正文的言外之意。如《楚辞·离骚》：“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王逸注：“言日月昼夜常行，忽然不久,春秋往来，以次相代。言天时易过，人年易老也。”前一“言”字之后的注文就是对原文的翻译，而后一“言”字之后的话则是点明诗句的含意，帮助读者加深理解。有的学者（特别是宋代学者），在串讲文意的过程中寄寓或发挥自己的思想观点，对这一类的古注，我们在参阅时须细心体察，这里不再举例。 （三）正字注音 “正字”即纠正错别字。古书在历代的传抄、刻印过程中，文字往往有讹误，为了帮助读者正确理解文意，古注常纠正这些错误。例如上例我们所举《诗经·邶风·新台》中郑笺“殄(tiǎn)当作腆”，即是正字例。 古注中注音的方式很多。早期的注音除用读若法外，多采用直音法。例如上例我们所举《诗经·邶风·新台》中“泚(zǐ)，音此”、“污，音乌”等都是采用的直音注音法。后来的注音多采用反切注音法，或直音、反切并用。上例《诗经·邶风·新台》中就是直音、反切并用，不复举例。 （四）分析篇章 古汉语中篇、章的含意与今天不同，“篇”大于“章”。如《学而》是《论语》的第一篇，下面分许多章。而每一章又是独立的，并无关联，所以“章”又不同于今天的“段”。篇章结构是文章的组织形式，是文章表达思想的脉胳。因此古书的注解在解词释句之外，有的还解说章旨，分析篇章结构。尤其是东汉出现的章句体注释，在串讲文意中往往夹有对篇章结构的分析，并且每章之后有“章旨”来点明此章的主要内容。例如：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朱熹注：“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详言之。” （五）补证史实 补证史实也是古注的重要内容之一。补证史实的目的是为使人能更清晰、更完整地了解文章内容。例如《左传·僖公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杜预注：“昭王，成王之孙。南巡守，涉汉，船坏而溺。周人讳而不赴，诸侯不知其故，故问之。”孔颖达疏：“旧说皆言汉滨之人，以胶胶船，故得水而坏，昭王溺焉。” （六）指明典故出处 用典是古人写文章常用的修辞表达方式。汉代以后的作家一般都喜欢引经据典，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用典成风。注解这些作品时，有必要注明典故出处。唐代李善给梁萧统编撰的《文选》作注时，就是以注明典故的来源和某些词语的出处为主。例如： 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 礼记子曰回得一善拳拳不失之矣郑玄曰拳拳捧持之貌说文曰列分解也 “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是司马迁《报任安书》里的一句话，李善注指明“拳拳”之词来自《礼记》（见《礼记·中庸》，原文是：“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并转引郑玄对这个词的注释。对“列”字，则转引《说文》的解释。 （七）说明名物制度 古代文献反映着古代丰富的社会生活，其中自然有许多关于社会制度、民间习俗、器物工具等等的记载。随着时间的演变，这一切也都不断地发生变化，对于前代的名物制度等，后人势必越来越感到生疏以至于很难弄懂了。因此解释名物制度也就成了古书注释的内容之一。例如 《左传·隐公元年》：“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杜预注：“古者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注文把古代的兵车制度交代得很清楚。 《左传·成公二年》：“韩厥梦子舆谓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从齐侯。”杜注：“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帅，御者皆在中，将在左。”孔疏：“韩厥为司马，亦是军之诸将也。以梦之故，乃居中为御，明其本不当中，先非御者。若御不在中，又不须云代御，以此知自非元帅，其余军之诸将，皆御者在中，将在左。” 又“蔡景公为左，许灵公为右”下孔疏：“若君亲在军，则君当车中，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 了解古书中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和有关名物制度，实际上是读懂古书更高层次的要求。仅仅是扫除文字上的障碍，还只能说粗知古书。因此古注中比较详细的部分，往往是补充史实或考辨名物制度。

（一）汉代的注和唐宋的疏

由于语言的发展和口授传抄的错误，汉代人已不能完全读懂先秦古书，于是有人作注。汉注虽多是儒家的经书，注家思想也受儒家局限，但因时代距先秦较近，对字句的解释至今仍有很高的价值。同理，唐人不易读懂汉注，于是出现了新的注解方法“疏”（又叫“正义”），既解正文，又解注文。宋人也沿用这种方法。

（二）注疏的体例

后人把注疏与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的注音合刊成《十三经注疏》。以《毛诗正义》为例，注疏的体例是：用双行小字排在正文下，开头没有“笺云”的是汉毛亨的“传”，“笺云”是汉郑玄的“笺”，圆圈以后是陆德明的注音，“疏”字后是唐孔颖达的“疏”。疏的体例一般是举出所要疏的经文或注文的首尾各二三个字，用圆圈隔开，然后用“正义曰”再疏解。 （一）汉唐人的注解

1内容：汉唐人注解重在训释字句，加注读音，也有通释大意的。唐代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重在注明典故的来源和某些词语的出处，有的重在阐明哲学思想。

2范围：汉注从经书开始，后渐扩大。唐人除给经书作疏外，也注子书，还为汉代以后古书做笺注。

（二）宋人的注解

风格与汉唐大不相同，常利用注解来发挥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习称“六经注我”。

（三）清代的注解

1详尽可靠。一些学者对文字、音韵、训诂有较深的研究，注解风格为之一变，重视从材料出发，方法也有进步，所作注解大都详尽可靠，因此称为“朴学”。但有的不免于烦琐。

2注重校勘。

[附]两个校勘术语：（1）　“衍文”，指古书中误增的字。（2）　“脱文”，指脱落的字。

四、旧注中常见的术语

（一）曰、为、谓之：用来释义或辨析同义词，相当于“叫做”。被释词在后。

（二）谓：用来说明前面词语所指的范围或比喻，相当于“是指”、“是说”。被释词在前。

（三）貌、之貌：表明所解释的是形容词，相当于“……的样子”。

（四）犹：用来说明是以同义词解释同义词，或用引申义释本义，注释的词和被注释的词意义不完全相同，相当于“等于说”。

（五）之言、之为言：常用于声训。

（六）读为、读曰、读若、读如：用来注音（注释和被注释字不完全同音）。读为读曰：用本字说明假借字，注音兼释义；读若、读如：主要是注音，偶尔也用本字说明假借字。

五　对待旧注的态度

了解旧注的局限；不抹煞古人，也不迷信古人。吸收其有价值的东西

李斯的《谏逐客书》

文：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众，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丽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 秦无强大之名也。

译：“我听说官员们在商议驱逐客卿的事，臣私下认为这样做错了。过去秦穆公求士，在西边从戎那里得到了由余，东边从宛地得到百里奚，在宋国迎来蹇叔，在晋国招来丕豹、公孙支。这五个人，并不生长在秦国，可穆公重用他们，结果吞并了二十个小国，使秦称霸西戎。孝公推行商鞅的变法之策，改变了秦国落后的风俗，人民因此殷盛，国家因此富强，百姓甘心为国效力，诸侯各国归附听命；又大败楚、魏两国的军队，攻取了千里土地，至今还巩固地统治着。秦惠王采用张仪的连横之计，攻占了洛阳一带的地方；往西吞并了巴、蜀，往北获取了上郡，往南夺取了汉中，并吞了九夷的土地，控制住楚地鄢、郢；往东占据险要的虎牢，占领了肥沃的土地。于是瓦解了六国的合纵，使他们都向西事奉秦国，功效一直延续到今天。昭王得到雎范，废掉了穰侯，驱逐了华阳君，增强、巩固了王室的权力，堵塞了权贵垄断政治的局面，逐步侵吞诸侯，使秦成就帝业。这四位国君，都是由于任用客卿而获得成功的。由此看来，客卿们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假使这四位国君拒绝客卿、闭门不纳，疏远外来之土而不用，这就不会使秦得到富强，秦国也不会有强大的威名。

文：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壁，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译：现在陛下罗致昆山的美玉，宫中有随侯之珠，和氏之璧，衣饰上缀着光如明月的宝珠，身上佩带着太阿宝剑，乘坐的是名贵的纤离马，树立的是以翠凤羽毛为饰的旗子，陈设的是蒙着灵鼍之皮的好鼓。这些宝贵之物，没有一种是秦国产的，而陛下却很喜欢它们，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一定要是秦国出产的才许可采用，那么这种夜光宝玉，决不会成为秦廷的装饰；犀角、象牙雕成的器物，也不会成为陛下的玩好之物；郑、卫二地能歌善舞的女子，也不会填满陛下的后宫；北方的名骥良马，决不会充实到陛下的马房；江南的金锡不会为陛下所用，西蜀的丹青也不会作为彩饰。用以装饰后宫、广充侍妾、爽心快意、悦入耳目的所有这些都要是秦国生长、生产的然后才可用的话，那么点缀有珠宝的簪子，耳上的玉坠，丝织的衣服，锦绣的装饰，就都不会进献到陛下面前；那些闲雅变化而能随俗推移的妖冶美好的佳丽，也不会立于陛下的身旁。那敲击瓦器，拍髀弹筝，乌乌呀呀地歌唱，能快人耳目的，确真是秦国的地道音乐了；那郑、卫桑间的歌声，《昭虞》《武象》等乐曲，可算是外国的音乐了。如今陛下却抛弃了秦国地道的敲击瓦器的音乐，而取用郑、卫*靡悦耳之音，不要秦筝而要《昭虞》，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外国音乐可以快意，可以满足耳目官能的需要么？可现在陛下对用人却不是这样，不问是否可用，不管是非曲直，凡不是秦国的就要离开，凡是客卿都要驱逐。这样做就说明，陛下所看重的，只在珠玉声色方面；而所轻视的，却是人民士众。这不是能用来驾驭天下，制服诸侯的方法啊！

文：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问，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齎盗粮者也。

译：我听说，地域广的，粮食必多；国家大的，人民必众；武器锋利的，兵士一定勇敢。所以泰山不拒绝土壤，方能成为巍巍大山；河海不遗弃溪流，方能成为深水；称王的人不抛弃民众，才能表现出他的德行。所以，地不分东西，民不论国籍，一年四季都富裕丰足，鬼神也会来降福。这正是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的原因啊！现在陛下却抛弃百姓以帮助敌国，拒绝宾客以壮大诸侯，使天下之士退出秦国而不敢往西，裹足不敢入秦，这正是人们所说的把粮食送给强盗，把武器借给敌人啊！

文：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译：许多东西并不产于秦，然而可当作宝物的却很多；许多士人都不出生在秦国，可是愿意对秦尽忠心的却不少。现在驱逐客卿而帮助敌国，减少本国人口而增加仇人的实力，结果在内使自己虚弱，在外又和各国诸侯结怨，象这样做而想使国家不陷于危境，这是办不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