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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传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父苏洵,弟苏辙都是著名的散文家。他是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的进士,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礼部尚书。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刺新法下御史狱,遭贬。卒后追谥文忠。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文学巨匠,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有《东坡全集》、《东坡乐府》。
苏洵之子。嘉佑二年(1057)与弟苏辙同登进士第。后考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中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古代山西诗人中,名气最大的要数白居易了。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唐代又一位大诗人,世称李杜白为唐代三大诗人。
白居易,太原人,出身于仕宦之家,高祖、曾祖、祖父俱为官,父亲为朝奉大夫、襄州别驾、大理少卿,累赠刑部尚书右仆射。因其祖、父俱在河南作官,所以居家河南。白居易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生干河南新郑县东郭宅。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享年75岁。
白居易出生时,李白已逝世10年,杜甫也去世2年。时代需要大诗人,白居易适逢其时。他因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又绝顶聪明,五六岁便学写诗,9岁便能够辨别声韵,加之家庭和社会给予他很大的刺激和督促,他青少年时代读书特别刻苦。后来忆及当时读书情况,他说:“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成胝。”少年时代又曾经过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对社会各方面都有所了解。这些原因,造就了白居易这位杰出的诗人。
白居易出生不久,河南一带发生了战事。蒲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眼看还要继续乱下去,由彭城县令升任徐州别驾的白季庚,便送儿子白居易到南方避乱。小小年纪就离家避难,随后南北奔走,备尝艰辛。所以他15岁时便写下了记录当时真情的一首绝句;“故园望断欲何如?楚水吴山万里余。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后来又一首寄兄弟与妹妹的七律,也写得较好,历来为人称道,诗云:“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从这些诗中可见白居易当时的生活状况和心理感受。从他家骨肉分散的情况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的程度。白居易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
白居易16岁时,已经写出不少可以传世的好诗,其中最有名的是五言律诗《赋得古原草送别》。据说白居易初到长安,去拜见老诗人顾况。顾况闻他名居易,便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恐不易。”及读到这首诗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大为赞赏,说有这样的文笔,居长安不难。这首诗,确见白居易才情非凡。
自到长安,顾况为之延誉后,白居易有时居长安,有时在别处,曾去过徐州、襄州、杭州等地,交结了一些诗人,真正开始了他的诗人生涯。他27岁方从乡试,次年为宣州刺史崔衍所赏识,送往长安应试,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以第四名及进士第,31岁时,试书判拔萃科,与元稹等同时及第,与元稹相识,从此成为莫逆之交。在32岁那年春,白居易被授校书郎,算是步入了仕途,33岁时自洛阳徙家于秦,卜居渭上,距长安约百里,到35岁时,罢校书郎,随后又授周至县尉。次年,他由周至县尉调充进士考官,补集贤院校理。这年冬季,授翰林学士,就在授翰林学上这一年前后,娶杨虞卿从妹为妻,元和三年(808年)拜左拾遗。
当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指斥朝政的牛僧孺等人不满,或黜或贬。初任拾遗的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极言不当任意贬黜,因此得罪了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不幸陷入当时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在此后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始终为李德裕所排挤,由此决定了他一生仕途不顺利。他任拾遗期间,克尽职守,屡陈时政,难免使得皇上或权臣不满。
元和六年(811年)四月,因母亲去世,白居易丁忧居渭村,而他的爱女金銮子也在这一年夭折。居渭村三年多,白居易又贫又病,好友元稹时常分俸济其困难。元和九年(814年)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后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被贬为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此次连续被贬,对白居易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和教训,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为避祸远嫌,“不复愕愕直言”,“世事从今口不言”。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以游历山水、作诗为事,慕起陶渊明来,希望作个隐逸诗人,并转而事佛,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总之,被贬江州司马,是白居易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折。
白居易在江州四年,后移忠州,元和十五年召还。宪宗崩,穆宗继位,授中书舍人,后又拜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转上柱国。白居易精神重又振奋,诗云“得水鱼还动鳞发,乘轩鹤亦长精神。”但因当时朋党之争仍很激烈,他不但不能有什么作为,而且“终日多忧惕”,惊叹“高有罾缴忧,下有陷阱虞”。很快又感到失望。他恐再遭权幸谗害,不敢久留朝中,便请求外任,于长庆二年(822年)出为杭州刺史,避开了朋党残酷倾轧的朝廷,从此思想进一步消沉,诗云:“谁知名利尽,无复长安心。”“敢辞官远慢,且贵身安妥。”荣枯任之,听天由命,颇有些与世相忘的意思了。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情自娱。他蓄妓与嗜酒无厌,直到暮年。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而在白居易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嗜酒,据他自己说,“唯以醉为乡”,“往往酣醉,终日不醒。”宋人统计白居易诗,说他“二千八百首,饮酒者九百首。”所以如此,都是为了逃避现实,自我麻醉。他还进一步从佛教中寻找精神倚托,寻求解脱之法,用佛家消极出世思想麻醉、安慰自己。《大宋高僧传》所载白居易向名僧致礼稽问佛法宗意,与名僧探讨佛理妙义,多在出守杭州后。白居易进而持斋坐道场,并且从此后一直好佛,经常持三长月斋,即在一、五、九月在家坐道场。所以白居易又为古代文人中崇佛、达观的代表,历代不少人对他称赞备至。其实,他之崇佛,并非真心事佛,而是为了解除烦恼,寻求解脱,是对社会的消极反抗,是一种退缩,也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是仕途坎坷,感到失望所致。饱经忧患后,才潜心释氏以寄托。白居易晚年所撰《醉吟先生传》自我表白云:“性嗜酒、耽琴、*诗。凡酒徒、琴侣、诗友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可知他是先酒乐而后佛的。他甚至怀疑真有佛否。同时又炼丹学道。从严格意义上讲,白居易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信徒。同时,他之崇佛,还出于健身的原因。这便是他有时一边持斋、坐道场,一边又在心中想着妓乐美酒的原因。
虽则消极、蓄妓、耽酒、信佛,但在杭州刺史任上,他政绩斐然,关心民间疾苦,最为人称道的是修筑杭州湖堤蓄水灌田。人们为了怀念他,名所筑之堤为“白堤”,此外,还浚城中六井,以供市民饮用。
长庆四年(824年)五月,在杭州任期满。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于是,他卜居于洛阳履道里。至此为官20来年,竟然凑不足买房钱,只好以两匹马抵偿,于此可见他为官之清廉。第二年,他除苏州刺史,在苏州刺史任上只一年多,便因病免郡事。刘禹锡罢和州刺史,刘、白二人结伴归洛阳。一年后,白居易又转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58岁那年,即大和三年(829年)春,白居易称病,免归,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不复出,后除河南尹,寻以病免,64岁那年,除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因心境消极和健康原因,他不愿再为官了。60岁时,儿子阿崔夭折,这对诗人又是一打击,73岁时,曾施家财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揖。卒年75岁。
从白居易一生仕途看,虽多为官,但总不顺利,老是处于一种忧愤不安的状态中。作为一个诗人,却成就极大,可以说名动朝野,甚至妇孺皆知。大概因为他青少年时期的颠沛流离和以后的数次被贬,多为外官,经历极广,对社会有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为千古不朽的大诗人。
白居易的诗,前面已讲到,自少年时代便写得很好。16岁时“野火春风”之句,已成为千古名句。最为出名,堪称中国古代诗歌杰作的叙事长诗《长恨歌》,是他35岁为周至县尉时作。该诗以民间流传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题材,加以虚构,写得有声有色。生动动人,被评论家认为是唐代歌行体长诗中最好的一首,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在这首诗里,他敢于批评唐玄宗的荒*。至有“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等语。后面描写两人之深情,既微有讽刺,又饱含哀怜。说及生离死别的情形,笔锋颇常感情。全诗从曲曲折折的故事中兴起层层波澜,感情充沛复杂,读之给人以极大的感染力。
他45岁时所作另一首歌行体长诗《琵琶引》,也是同样受到人们高度评价的诗。他被贬作江州司马后,在浔阳江头和友人话别,舟中离别酒筵上,感伤之中,忽听邻船有弹琵琶声,移船相邀,原来是一位年老色衰、独守空船的歌妓,也有无限愁绪,借琵琶寄托幽怨。白居易听了她的身世,不仅深为同情,而且因之想到自己的不幸,因而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便作了这首可与《长恨歌》媲美的长诗。前面叙歌妓的生平状况、可悲身世,后面以“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转而写己,最后云“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司马青衫”,因此也成典故。这首诗在艺术手法上,有很多优点,描写细致,音节和谐,尤其描写琵琶声音那一段,真是令人一唱三叹。而最重要的,还是感情的真挚。这两首长诗,是白居易留给后人的无价瑰宝。
白居易其他诗歌中,价值很高、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尤以《秦中吟》和《新乐府》出名。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为正义而大声呼喊,“不识时忌讳”的勇气是非常令人钦佩的。《秦中吟》10首,首首如利剑,《重赋》谴责官府进奉羡余物,残酷盘削百姓,“夺我身上绫,买尔眼前恩。”《轻肥》写权贵赴宴会的气概和酒食的丰美,最后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歌舞》写公卿们日中乐饮、夜半歌舞的享乐生活,结句是“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买花》写长安城中有钱人竞买牡丹、以豪奢相夸耀,最后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议婚》同情贫家女难以出嫁,《伤友》慨叹苦节之土的凄惨生活,《伤宅》讽刺豪门大兴建筑,“一堂费百万”。《不致仕》嘲讽八九十岁不肯退休的贪权者。《立婢》对不为好官立碑而虚伪地为某些人歌功颂德表示不满。《五弦》对当时不少人不懂传统文化而表示惋惜。可知全是批判、鞭挞和发牢骚者,是对德宗贞元到宪宗元和初黑暗政治的有力揭露,刺疼了统治阶级,难怪“闻《秦中吟》则权豪遗近者相目而变色矣。”白居易对自己的《秦中吟》也甚为自负,在编其诗集15卷完成后题的一首诗里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新乐府》是与《秦中吟》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写出来的,是白氏讽谕诗中重要的另一组诗,共50首,写的是高祖武德至元和之间的事,时间跨度较《秦中吟》大,内容也更广泛。白氏在《寄唐生》诗中说他的乐府诗:“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推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可以说是他写《新乐府》的宣言和对《新乐府》的最好说明。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著名之作《卖炭翁》、《杜陵叟》、《缭绫》、《新丰折臂翁》等,即为《新乐府》中篇章。每首诗都有明确而强烈的中心思想,即序中所明言的“苦宫市也”、“伤农夫之困也”、“贪女工之劳也”、“戒边功也”、“忧蚕桑之费也”、“念寒隽也”、“戒求仙也”、“刺佛寺浸多也”、“疾贪吏也”等,鞭挞、讽刺,辞激情真,毫不留情,乃至大声疾呼。这些诗篇爱憎分明,除讽刺外,也有歌颂。这些诗篇,充分说明了白居易反对什么,赞美什么,是作者心迹的真实表露。他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宣布,这些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其事核而实”,宣称自己写的都是真实事件,更表现了一个中青年诗人扶正疾邪的战斗精神。在诗风上,继承了《诗经》、乐府古诗和杜甫歌行的优良传统,又采用了当时民歌的自由句法,形成了自己带有创造性的风格。
总之,白居易的《秦中吟》和《新乐府》,是他全部诗歌中最富战斗力的作品,连同《长恨歌》、《琵琶行》,是白居易诗歌中最优秀的部分,也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最可宝贵的部分。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之外,还有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也大都写得很好。总的来说,前期诗歌较后期诗歌更有价值。因为世途险恶,他后来的诗作再也没有了中青年时期的锋芒,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作为一个大诗人,一个天才的诗人,白居易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诗歌不但在艺术形式上是多样的,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也是多样的。白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语言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但同时又经过千锤百炼,作了许多艺术加工。诗坛曾流传老妪亦解白诗的佳话。明代诗论家胡震亨《唐音统签》中曾有宋朝诗人张文潜看到过白居易诗手稿的记载,说“真迹点窜,多与初作不侔”,可知白居易作诗、改诗之刻苦认真。他的诗达到这样的艺术水平,是作者付出了多少辛苦才获得的。
白居易的诗,在他在世时便已广泛流传,甚有影响,使他颇感自豪。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土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元镇也说白居易之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适。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一个人的诗作,在当代即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在古代是极少见的。不但如此,白居易诗当时还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和众多的国外读者,日本、新罗(今朝鲜)、日南(今越南)等国,都有传写。据史料载,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契丹国王亲自将白诗译成契丹文字,诏番臣诵读。
不言而喻,白居易诗对后代诗歌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白诗将永远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喜爱,流传千古。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就又升翰林学士。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苏轼的文学艺术成就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致力提拔后进,黄庭坚、秦观等均出其门下。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当亦系他的作品。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在才俊辈出的宋代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苏轼生平年表
北宋仁宗天圣元年--嘉佑八年(1023-1064)
1036 苏轼降生
1054 娶王弗
1057 中进士;母丧;服孝(10574-10596)
1059 举家前往京都
1061 仁凤翔判官
英宗治平元年--四年(1064-1068)
1064 任职史馆
1065 妻丧
1066 父丧;服孝(10664-20687)
神宗熙宁元年--元丰八年(1068-1086)
1068 娶王闰之
1069 返京;任职史馆
1071 任告监管;任杭州通判
1074 任密州太守
1076 任徐州太守
1079 任湖州太守;入狱
1080 谪居黄州
1084 往常州
1085 往登州;任登州太守;往京都;任中书舍人
哲宗(1086-1100)元佑年间太后执政(1085-1093)
1086 以翰林学士知制诰
1089 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司令
1091 任吏部尚书;往京都;任颍州太守
1092 任扬州太守;兵部尚书;礼部尚书
1093 妻丧;太后逝世;调定州太守;河北军区司令
1094 往惠州贬所;谪居惠州
1097 往海南;谪居海南儋州
徽宗(1101-1126)太后执政(1100)
1101 北返;往常州;逝世
1126 北宋亡
数十年来,我曾游览了一些江湖川泽、山岳原野,但在自我认知的满足中总有一种莫名的缺失,那便是对“雁荡天下秀”的理解。
那是源自心灵深处的向往,而且,这个向往由来已久,就像是一粒发芽的种籽,蓬勃的生机,仿佛门前回廊上的藤萝,且与时日的增添,蔓延着爬满了思绪的整个空间……
想象中的雁荡山,是一副眉清目秀的样子,楚楚动人的风姿与娟秀芳菲的体态常晃动在眼前,多少回的梦境中,清晰而又朦胧地感知着那份风骨鸿蒙、气质清华的冷艳,还有那份独立的、映掩着存乎自然、纯于天籁的全真气息。
睡梦中常常听得一声声来自东南的召唤,自然派生出灵魂出窍的应答。终于寻得一机会来东南第一山看看。
未及山脚下,便有灵风慧雨迎来,清风舒缓,丝雨斜飘,别样的接风与洗尘在抚慰中传递着润透心田的温馨。风拂雨丝叙叙断断,疏疏落落地响着,仿佛是玲珑别致的吴越软语,细细密密地讲述着雁荡山云烟深处的重重心事。
也许这就是独到的机缘吧:愧为俗客,挟带风尘,面对蕴藉冲虚、毓秀钟灵的幽谷,切不敢唐突其本源中那份不染红尘的清素。灵风洗却俗念、惠雨涤尽凡心,自当由此一场洗礼,洗涤出一颗超越的灵魂,才能感知这水木清华的本真,才能应答这林籁结响,泉石激韵的问候……
清风盈袖,新雨粘襟,那是久违于心中的畅乐;迢迢白水,盈盈青峰,则是招魂于眼外的新奇,持着一份诚挚,一份向往,换一双干净的新布鞋,徒步走进这漫秀隐逸的长谷。
脚下的青石台阶被昨夜的雨冲刷得一尘不染,纹理清晰,细腻印影,随峰崖廻转,淹没于前方青青林木,蔼蔼苍烟中,远望去若云龙三现,一鳞半爪……
苍苔润黛岩,清泉绕缠,振奋了山的精神;清风摇翠竹,女萝挂牵,映显了林的气骨。氤氲濛濛中拾阶而上,映入眼帘的,依然是那流不断的采采溪水,遮不住的蓬蓬远峰,悠悠远远,隐隐昭昭,且韵致婉约,美轮美奂……
伴随同行的一小溪,倒挂着沿阶曲曲而下,若蛇行斗折,清清白白的水,冲刷着溪底藏青的岩。细如龙鳞的水波,因势跌宕,如佩环碰击,琮琮铮铮,玉韵玲珑。这干脆的响,不由得令人屏息:这来自天籁的纯真,纯得教人震撼。
正行进间,又一深谷现于前方,谷底起立一纤纤瘦峰,极清极妍,且袅娜娉婷,楚楚独立。隔着荒荒水雾、寥寥云烟,依稀辨得为深谷环绕所阻,走到近些,低头下向探望,只看见茫茫流岚中,草木贲华,蓬叶御风,深不见底,确是无路通达。只能驻足远观,只能留下不舍的喟叹,于不舍中拔足前行,一任深谷窈窕,吞吐大荒……
我曾翻阅过乾隆五十四年的《广雁荡山志》序,作序者时任浙江学政,他由衷感慨说:“欲穷兹山之胜,非飞仙畸人不能瞰其肺腑。”先于此序一百七十多年前的徐霞客也曾掷笔而叹:“欲穷雁荡之胜,非飞仙不能。”而今天,后于此序二百二十多年,同样的感慨依然在重复着……
这不是偶尔的灵犀契合,这时光阻隔不断的叹息,是一脉传承的惊奇:这鸿蒙开辟的原始地,来自盘古氏独出机杼、另辟蹊径的构思。其造化玄机,足迹不可相犯,言辞不可相犯……未知的领域里,才有一种沉重的力量在无形地拘禁着心中的向往,拘谨着那份凡俗的思慕,使得人们止于言不犯情,语不犯痴的雷池之界。
人们常说雁荡天下秀,说的是雁荡山抱秀、藏秀,显而不露、欲盖弥彰的内敛,这只是粗略的概述,雁荡山有更独立的、更深层的内容,那是藏匿于灵魂深层的东西,不是一个“秀”字能涵盖得了的真面目。那里有无极限的清越、洗练、温婉、蓄隐、超逸与旷达!
所谓“哀怀抱绝景,更觉落笔难”,这是黄庭坚的心境,也是我此刻的心境,更是天下所有画家的困惑。情感细腻的画家,观山水气象,正如品茗真趣并非企望饱腹牛饮一般,其中真趣是山水内在的气质与风骨,而不是外相妍媸、体态巧拙。透视表象形态,窥探内涵意蕴,进而通达造化自然的性情,呼应沟通、引发共鸣,是画家敏锐所在。
古往今来,大凡名画,无不记录着画者呕心沥血的痛苦历程。多少擅画者,想画一幅得意的雁荡山水图,都无不饱受着笔涩思蹇、郁气伤神的煎熬。即便成画,也自感几多未尽形意的遗憾。画家的直观手段,优于文字何止万千倍之多,作画是讲究得其意而忘其形的,可惜面临藏锋敛锷的雁荡山,却是无处寻觅得意忘形的突破。只有在苦痛中冥思玄想,谋求出路。可见画雁荡山取其形、相容易,附其意、韵艰难,因为那些超越的内涵,确系因莫名其妙故而妙不可言,更无法驾驭,教人企望不及之处,是那份独立的、教人无限怜爱的清秀、冷艳、内敛、矜持,还有卓尔不群的气质和大气芳菲的风骨。
行行心迹双清地,莽莽河山两戒思。就此困惑,据说唐代一行禅师曾感慨:画天下山川为两戒,以南戒尽于雁荡……此话虽有待考证,但也形象得很。一行高僧是天文学家、密宗传人,非画家。画的是地理与星野印合的地图。我也看过他的《山河两戒图》,北戒戎狄于胡门、南戒蛮夷于越门,两界(戒)分割清清楚楚、一目了然,未见画山水的闲情逸致,但我想,就其星野学术,雁荡山地处吴越东瓯,其分野属玄武七宿中的斗、牛、女三星。如此大好方位,深得天地荣养、三星照应,自然是峰灵水秀,林清石奇,美得充足、美得丰盈。
雁荡山危峰兀立,崖嶂峥嵘,如此万千气象,源自其复杂的地形地貌,故有景象繁叠、一景多相、移步换形的奇妙特色:洞壁幽深、泉瀑雄奇、梵宇壮观、古木参天,当地的导游小姑娘,用近乎标准的普通话夹生着吴越软语,列数著名的三峰、六十一岩、四十六洞、二十六石、十三瀑、十七潭、十四嶂、十三溪、十岭八谷、八桥七门、六坑四泉、四水二湖……
雁荡山的精华荟萃为当以灵峰、灵岩、大龙湫为甚,就是人们常说的“雁荡三绝”。
从远处看灵峰,崖嶂摩天,浮云遮掩,确教人胸生云层,神采飞扬,灵峰附近,谷中有谷,山外有山,深远幽邃,危峰乱叠。都开放地昭示着迥异的个性与风姿,且形神兼备,造物主的奇妙构思,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此仿佛昭示着一种启发、一种引导,一种鼓舞、鼓舞着人们放胆地冲出时间与空间的狭隘和禁锢,去触摸这山与水的思想,让超轶绝尘的心共邀造物主同游……
雁荡山的灵岩是秀外慧中的,秀外,在灵岩的景点占尽奇巧,而这个奇巧却又都藏掖在隐藏处。慧中,则是灵岩心中重若须弥的佛文化。雁荡之美以灵岩为首。是很有几分依据的'。
至灵岩寺前,有天窗洞、霞客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纤巧绝伦的观音洞。四百多级台阶尽头,可见这肃穆庄严的寺院竟然是高高地悬着镶嵌于合掌峰的掌心夹缝中。
这只是个石窟,没有山洞那样深远,浅而紧凑,穹顶及四周岩壁,坐满了罗汉、尊者,正中端坐着观音菩萨,慈眉善目、宝相庄严。
从观音洞山门向上看,只一线天透亮,由空隙间极目向上,合掌峰顶端的佛指在云中隐约可见。洞顶有水三束清水流下,依次为洗心、漱玉、石釜。洗心泉从洞顶左侧石罅滴落洗心池,一潭清水,浸渍灵秀,故厚重沉凝,混元深邃,宛若古镜阅容,清明透澈,临水照看,仿佛映透形影,自觉已化身为池,透彻真切处可见心中私念恍若池底沉泥积石,一览无遗且历历清楚……确系自鉴心戒、革面洗心的致佳之处。
正沉思间,一阵梵唱传来,和应着松涛,悠远平正、舒缓绵绵,如缕不绝,让人若入浴春风,心神俱畅……继而一声钟响,空旷而宽宏,隐隐若雷音横空,掩住梵唱松涛,仿佛醍醐灌顶,更令人精神聚会、耳目清新,长智慧、清烦恼、生菩提、渡困厄、了劫难、超生死,真乃佛法无边。不由得庄面凝神,于禅境中感应这触及灵魂、震荡心坎的浑响:清澈、昭博、低沉、深满,一声一世界,一响一如来,饱含着佛家子弟悲悯众生的泣血呐喊,昭示着佛家子弟慈航普度的宏博愿望。
导游说三折瀑是“雁荡第一胜景”,由同一水瀑,三越重岩云崖,飞流直泻,而成为三个姿态各异的飞瀑。瀑分三折天上来,自属高远型风景,三回叠折更有远和高的效应,殊不知这三折瀑是得了初月谷的照应才如此出众,雁荡第一嶂的铁城嶂被初月谷抱在怀里,藏藏抱抱把三折瀑的境界烘托得更是雄浑壮观大气磅礴。
我个人认为雁荡三绝,各有千秋,实难分轩轾,当年李季和曾自述感知:峭刻瑰丽,莫若灵峰;雄壮浑庞,莫若灵岩。我也有此认同,但我偏爱之处当以大龙湫为首。仰望大龙湫瀑布从连云嶂跌下,气势若银河倒挂,且借得气流斡旋,便呈珠帘散串,凌空飘洒,因风作态,随园主人曾经这样表述:五丈之内是水,十丈一下是烟,再下则是水云烟雾一片空濛、分辨不清的东西……徐霞客对大龙湫瀑布的描述:龙湫之瀑,轰然下捣潭中,岩势张开峭削,水无所着,腾空飘荡,顿令心目眩怖……可见其中万端变换,高深莫测,无可名状。
当年的地理大家徐霞客,曾经在我脚下的石头边写游记;大清帝师、南海圣人康有为在此抬头仰望,惊呼:一峰拔地起,有水从天来;岭南画派的黄宾虹在此抹一把满头满脸的雨水,畅快淋漓地惊呼神奇。
我曾翻阅过关于雁荡山的一些文献,说得较为详尽的当首推北宋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温州雁荡山,天下奇秀……谢灵运为永嘉守,凡永嘉山水游历殆遍,独不言此山……
地理学家徐霞客对雁荡山的地质地貌、水系源流、胜景奇观等诸多方面都有实地考察。我拜读他的游记,感觉倒象是现代的科考日志。对此,清史学家赵翼佩服得五体投地,为游记题辞:间渠意何为?曰欲穷壮观,将成一家言,亲历异遥盼。
我的脚下,正是徐霞客先生当年走过的路,踩着这风雨浸蚀了数百年的脚印,正努力地寻觅着尘封于那个时代的记忆,斑驳薄浅的痕迹里,虽无法挖掘当年的那份探索、那份信念、那份执着,但由此已感应的又岂止是一种鼓舞、一种引导、一种感动。
休憩时,独坐于路边一驼起石崖,思量着把这“东南第一山”与“五岳独尊”比较一番,确系北雄南秀,各自精彩。所谓“雁荡自奇,不附五岳;龙湫所注,别为一川”,此说法尤为妥帖、精能、畅达、圆通。细细品味,觉得游泰山,因由壮观宏伟、昭彰清明,而须登高远眺,方得显意气浩然;游雁荡山,缘自娟秀芳菲、内敛英华,必得曲涧寻幽,才尽享情境远长。岱宗伟岸方正,品行厚重,气勃勃刚壮如烈士擒虎;雁荡轻灵冲虚,性格澹泊,势沉沉柔韧若美人驭龙。游岱宗如赏芍药牡丹,体艳浑芳;游雁荡如观冬梅秋菊,韵幽清雅。一个是燕赵京腔,如莽原奔烈马;一个是吴越软语,如烟波荡轻舟。一个如快食菠萝,入口浓烈,芳甜盈喉;一个如慢咀橄榄,生涩在初,回味无极。一个如袒腹敞胸的漠北莽汉,粗犷雄霸,悍猛激昂,豪奏铜绰板、铁琵琶;一个如霓裳羽衣的江南静女婉约委屈,纤弱悠扬,轻吹葫芦丝、长洞箫……那仿佛是这天宇下太阳和月亮的争辉;文化苦旅中唐诗与宋词的较量。
自古名山如名著,雁荡山更是一部广博的文史宝库。除了重若须弥的佛文化。还有温文尔雅儒文化、清虚冲淡的道文化。从唐宋以来,行旅如云,山中摩崖累累,古刹遍布,诗文、画卷、故事、传说俯拾皆是,徐霞客、沈括、方孝孺在其成名作品中多次提及。蔡襄、范成大、汤显祖都留下许多诗句和题壁。
一瓶一钵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来,诗画双绝的贯休大和尚是个另类的怪和尚,一条直气,海内无双,他是从不轻易赞美什么的。却对雁荡山极尽抬举之力,我看过他的《十六罗汉图》,画得吊眉方眼、悬额隆鼻,或倚松石,或坐山水,尽是胡貌梵相,曲尽夸张。神来之笔,确无法诉其出处。所谓相由心生,可见他不拘常伦,不可理喻的怪脾气。从他赞诺矩罗的两句诗看,他对雁荡山的了解应该是最详细的了。沈括所说的“皆后人以贯休诗名之”,说的是雁荡山的景物名称多出自他的诗句。
雁荡经行云漠漠,龙湫宴坐雨蒙蒙。其中缩摄诸根,心不外缘,当正直行,是为经行;不舍生死而无烦恼,虽证涅槃而无所住。是为宴坐。如今经行峡、宴坐峰俱在,依然深植着佛家修行的慧根慧业,厚重而庄严。是雁荡山的清幽寂静,不染红尘,不落俗套,成全了佛门高僧的修为。
三天的时间,来去匆匆,始终未能去雁荡看看,也就无从寻觅那一声寒雁叫衰秋色长天时留下的苍凉脚印,想象着那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季节,雁荡山巅芦花澹澹秋水溶溶,定然是格外的悄怆幽邃,凄神、寒骨、凉意。一群疲惫的归雁,身披残霞,飞渡万里征途,得此佳境停留,洗却风尘、洗去疲惫,洗去牵挂……但芦苇秋水的安宁与幽静,依然羁绊不了远行的翅膀、执着的信念。
雁荡憩雁,影沉寒水,雁无意于遗踪,水亦无心于留影。不正是今天的山水自然,对我们这些红尘羁客倦旅生命长河的真实对应吗?涛走云飞,花开花谢的岁月,一去不回地引领着东奔西走的你、南来北往的我,都匆匆地奔波于生命的征途,那颗疲惫的心,却忘记了早就应该放下的,是某些不应有的挂碍和计较。
谁知道关于白居易和苏轼的资料啊?告诉我!
本文2023-10-18 07:34:22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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