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录序》

宋代：李清照

原文：

右《金石录》三十卷者何？赵侯德父所著书也。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盘、匝、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讹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皆载之，可谓多矣。

呜呼！自王涯、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长舆、元凯之病，钱癖与传癖何殊。名虽不同，其惑一也。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时先君作礼部员外郎，丞相时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赵、李族寒，素贫俭。

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蔬衣綀，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将，渐益堆积。

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一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

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

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

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憀栗。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彩，首无明珠翠羽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

遇书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至靖康丙午岁，侯守淄川，闻金寇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丧南来，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

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复，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罢，具舟上芜湖，入姑孰，将卜居赣水上。夏五月，至池阳，被旨知湖州，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

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驰马去。途中奔驰，冒大暑，感疾。

至行在，病痁。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怛。念侯性素急，奈何。病痁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药，疟且痢，病危在肓。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

葬毕，余无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宫，又传江当禁渡。时犹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长物称是。余又大病，仅存喘息。事势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从卫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

冬十二月，金寇陷洪州，遂尽委弃。所谓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书数箧，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者，岿然独存。

上江既不可往，又虏势叵测，有弟迒任敕局删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守已遁。之剡，出陆，又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时驻跸章安，从御舟海道之温，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绍兴辛亥春三月，复赴越。

壬子，又赴杭。先侯疾亟时，有张飞卿学士携玉壶过，视侯，便携去，其实珉也。不知何人传道，遂妄言有颁金之语。或传亦有密论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亦不敢遂已，尽将家中所有铜器等物，欲赴外庭投进。到越，已移幸四明。

不敢留家中，并写本书寄剡。后官军收叛卒取去，闻尽入故李将军家。所谓岿然独存者，无虑十去五六矣。惟有书、画、砚、墨可五、七簏，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榻下，手自开阖。在会稽，卜居土民钟氏舍。忽一夕，穴壁负五簏去。

余悲恸不已，重立赏收赎。后二日，邻人钟复皓出十八轴求赏。故知其盗不远矣。万计求之，其余遂劳不可出。今知尽为吴说运使贱价得之。所谓岿然独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犹复爱惜如护头目，何愚也耶！

今日忽阅此书，如见故人。因忆侯在东莱静治堂，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辄校勘二卷，跋题一卷。此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

昔萧绎江陵陷没，不惜国亡，而毁裂书画；杨广江都倾覆，不悲身死，而复取图书。岂人性之所著，死生不能忘之欤？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犹斤斤爱惜，不肯留在人间耶？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

呜呼！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区区记其终始者，亦欲为后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甲寅易安室题。

译文：

《金石录》三十多卷是谁的著作呢？是先夫郡候赵德甫所撰的（注：宋代称知州为候）。内容远至自夏、商、周，近至不远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凡是铸在钟、鼎、甗、鬲、盘、彝、尊、敦上的铭记，以及刻在长方形石碑和圆形碑上的知名人物和山林隐士的事迹。

只要是刻在这些金石之物上的文字共整理了二千卷，全都校正了谬误，进行了汰选和品评，所有的都符合圣人的道德标准，还能够帮助史官修订失误，这里都记载了，可以称得上内容丰富了！

呜呼！自从唐代的王播（原文：王播，但应该是王涯，是李清照记录错误。）与元载遭到杀身之祸以后，书画跟胡椒都是他们取杀身之祸的原凶；而和峤、杜预所患的“病”，一个是贪财病、一个是《左传》病，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听起来不相同，但痴迷其中都是一样的。

我在建中靖国元年（注：宋徽宗年号，即公元1101年），出嫁从此属赵氏的人。当时先父是礼部员外郎，明诚的父亲是礼部侍郎。丈夫赵明诚年方二十一岁，正在太学当学生。赵、李两家本是寒门，向来清贫俭朴。

每月初一、十五，明诚都请假出去，把衣服押在当铺里，取五百铜钱，走进大相国寺，购买碑文和果实。两人对着买回来的碑文一起欣赏着，反复研究，自认为夫妻二人像远古时代葛天氏的臣民那样自由和快乐。

两年以后，明诚出仕做官，便立下即使节衣缩食，要走遍四方，把天下的古文奇字全部搜集起来的志愿。日积月累，碑文也越积越多。因为赵明诚的父亲在政府工作，其中还亲戚和老朋友掌管国家图书和编修史志，常常可以看到像《诗经》以外的佚诗、正史以外的逸史。

以及从鲁国孔子旧壁中、汲郡魏安釐王墓中发掘出来的古文经传和竹简文字，于是就尽力抄写，渐渐感到趣味无穷，到了难以自控的地步。从那以后如果看到古今名人的书画和夏、商、周三代的奇器，也还是脱下衣服去当了也要把它买下来。

曾记得崇宁年间，有一个人拿来一幅徐熙所画的《牡丹图》，要价二十万钱才肯卖。当时虽是官宦子弟，但要筹备二十万铜钱，谈何容易啊！夫妻二人把玩了它两夜，想尽办法也筹不到钱，只有还给了卖家。夫妇二人互叹可惜，为此不开心了好几天。

后来明诚罢官，带我回青州故乡闲居了十年。夫妇勤俭持家，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明诚复官后，又接连做了莱州和淄州的知州，把他的全部俸禄拿出来，从事书籍的校勘、刻写。每得一本书，我们就一起校勘，整理成类，题上书名。

得到书画和彝、鼎古玩，也摩挲把玩或摊开来欣赏，指出存在的不足。每次等到蜡烛为烧完才去睡觉。因此所收藏的古籍，在精致和完整上超过许多收藏家。我天性博闻强记，每次吃完饭，和明诚坐在归来堂上烹茶，指着堆积的书史。

说某一典故出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二人以猜中与否来定胜负，然后以胜负作为饮茶的先后。猜中了的便举杯大笑，常常把茶不小心倒在胸前衣襟上，反而饮不到一口。真愿意这样过一辈子！虽然生活不是很富裕中，但理想从没有被忘记。

收集的书籍达到了要求，就在归来堂中建起书库，把大橱编上了甲乙丙丁的号码，中间放上书册。如需讲读，就拿来钥匙开橱，在簿子上登记，然后取出所要的书籍。如果谁把书籍损坏或弄脏了一点，定要责令此人揩干净涂改正确，改掉以前那种随便很不在意书籍的作风。

所以想求得舒心反而心生不安。我性子实在忍耐不住，就想办法不吃第二道荤菜，不穿第二件绣有文彩的衣裳，头上没有明珠翡翠的首饰，室内没有镀金刺绣的家具。节省下来的钱遇到想要的书籍，只要字不残缺、正规版本，就马上买下，储存起来作为副本。

向来家传的《周易》和《左传》，原有两个版本源流，文字最为完备。于是罗列在几案上，堆积在枕席间，我们意会心谋，目往神授，这种乐趣远远超过那些追逐歌舞女色斗狗走马的低级趣味的人。

到了钦宗靖康元年，明诚做了淄州知州，听说金军进犯京师汴梁，一时间很茫然，满箱满笼的书籍，即恋恋不舍，又怅惘不已，心知这些东西必将不为己有了。高宗建炎元年三月间，我的婆婆太夫人郭氏死于建康，明诚到南边奔丧。

所有的物品不能全部载去，便先把书籍中重而且大的印本去掉，又把藏画中重复的几幅去掉，再把古器中没有款识的去掉。后来又去掉书籍中的国子监刻本、画卷中的平平之作及古器中又重又大的几件。经多次削减，还装了十五车书籍。

到了海州，雇了好几艘船渡过淮河，又渡过长江，到达建康。这时青州老家，还锁着书册什物，占用了十多间房屋，希望来春再备船把它装走。到了十二月，金兵攻下青州，这十几屋东西，一下子化为灰烬了。

高宗建炎二年秋九月，明诚夺情被任命为建康府知府，三年春三月罢官，搭船上芜湖。到了当涂，打算在赣江一带找个住处。夏五月，到贵池，皇帝有旨任命他为湖州知州，需上殿朝见。于是我们把家暂时安置在贵池，他一人奉旨入朝。

六月十三日，开始挑起行李，舍舟登岸。他穿着一身夏布衣服，翻起覆在前额的头巾，坐在岸上，精神如虎，明亮的目光直向人射来，向船上告别。此刻我的情绪很不好，大喊道：“假如听说城里局势紧急，怎么办呀？”

他伸出两个手指，远远地答应道：“跟随众人吧。实在万不得已，先丢掉包裹箱笼，再丢掉衣服被褥，再丢掉书册卷轴，再丢掉古董，只是那些宗庙祭器和礼乐之器，必须抱着背着，与自身共存亡，别忘了！”说罢策马而去。一路上不停地奔驰，冒着炎暑，感染成疾。

到达皇帝驻跸的建康，患了疟疾。七月底，有信到家，说是病倒了。我又惊又怕，想到明诚向来性子很急，无奈生了疟疾，有时发烧起来，他一定会服凉药，病就令人担忧了。于是我乘船东下，一昼夜赶了三百里。

到达以后，方知他果然服了大量的柴胡、黄芩等凉药，疟疾加上痢疾，病入膏肓，危在旦夕。我不禁悲伤地流泪，不忍心问及后事。八月十八日，他便不再起来，取笔做诗，绝笔而终，此外更没有“分香卖屦”之类的遗嘱。

把他安葬完毕，我茫茫然不知到什么地方是好。建炎三年七月，皇上把后宫的嫔妃全部分散出去，又听说长江就要禁渡。当时家里还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所有的器皿、被褥，可以供百人所用；其他物品，数量与此相当。我又生了一场大病，只剩下一口气。

时局越来越紧张，想到明诚有个做兵部侍郎的妹婿，此刻正作后宫的护卫在南昌。我马上派两个老管家，先将行李分批送到他那里去。谁知到了冬十二月，金人又攻下南昌，于是这些东西便全数失去。

所谓一艘接着一艘运过长江的书籍，又象云烟一般消失了，只剩下少数分量轻、体积小的卷轴书帖，以及写本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的诗文集，《世说新语》，《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几件，南唐写本书几箱。

偶尔病中欣赏，把它们搬在卧室之内，这些可谓岿然独存的了。长江上游既不能去，加之敌人的动态难以预料，我有个兄弟叫李迒，在朝任勅局删定官，便去投靠他。我赶到台州，台州太守已经逃走；回头到剡县，出睦州，又丢掉衣被急奔黄岩，雇船入海，追随出行中的朝廷。

这时高宗皇帝正驻跸在台州的章安镇。于是我跟随御舟从海道往温州，又往越州。建炎四年十二月，皇上有旨命郎官以下官吏分散出去，我就到了衢州。绍兴元年春三月，复赴越州；二年，又到杭州。

先夫病重时，有一个张飞卿学士，带着玉壶来看望他，随即携去，其实那是用一块形状似玉的美石雕成的。不知是谁传出去，于是谣言中便有分赐金人的话语。还传说有人暗中上表，进行检举和弹劾。事涉通敌之嫌，我非常惶惧恐怖，不敢讲话，也不敢就此算了。

把家里所有的青铜器等古物全部拿出来，准备向掌管国家符宝的外庭投进。我赶到越州，皇上已驾幸四明。我不敢把东西留在身边，连写本书一起寄放在剡县。后来官军搜捕叛逃的士兵时把它取去，听说全部归入前李将军家中。

所谓“岿然独存”的东西，无疑又去掉十分之五六了。惟有书画砚墨，还剩下五六筐，再也舍不得放在别处，常常藏在床榻下，亲手保管。在越州时，我借居在当地居民钟氏家里。冷不防一天夜里，有人掘壁洞背了五筐去。

我伤心极了，决心重金悬赏收赎回来。过了两天，邻人钟复皓拿出十八轴书画来求赏，因此知道那盗贼离我不远了。我千方百计求他，其余的东西再也不肯拿出来。今天我才知道被福建转运判官吴说贱价买去了。

所谓“岿然独存”的东西，这时已去掉十分之七八。剩下一二件残余零碎的，有不成部帙的书册三五种。平平庸庸的书帖，我还象保护头脑和眼珠一样爱惜它，多么愚蠢呀！

今天无意之中翻阅这本《金石录》，好像见到了死去的亲人。因此又想起明诚在莱州静治堂上，把它刚刚装订成册，插以芸签，束以缥带，每十卷作一帙。每天晚上属吏散了，他便校勘两卷，题跋一卷。

这二千卷中，有题跋的就有五百零二卷啊。如今他的手迹还象新的一样，可是墓前的树木已能两手合抱了。悲伤啊！从前梁元帝萧绎当都城江陵陷落的时候，他不去痛惜国家的灭亡，而去焚毁十四万册图书；

隋炀帝杨广在江都遭到覆灭，不以身死为可悲，反而在死后把唐人载去的图书重新夺回来。难道人性之所专注的东西，能够逾越生死而念念不忘吗？或者天意认为我资质菲薄，不足以享有这些珍奇的物件吗？抑或明诚死而有知，对这些东西犹斤斤爱惜，不肯留在人间吗？

为什么得来非常艰难而失去又是如此容易啊！唉！陆机二十作《文赋》，我在比他小两岁的时候嫁到赵家；蘧瑗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岁之非，如今我已比他大两岁：在这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啊！

然而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这是人间的常理。有人丢了弓，总有人得到弓，又何必计较。因此我以区区之心记述这本书的始末，也想为后世好古博雅之士留下一点鉴戒。

绍兴二年，太岁在壬，八月初一甲寅，易安室题。

扩展资料：

1、创作背景

《金石录后序》是李清照晚期的一篇回忆性散文，是研究李清照生平史实的第一手资料，是李清照个人生活、家庭背景及她所处的那个动荡时代的真实反映。

李清照在创作《金石录后序》的时候正是北宋被灭亡，南宋刚刚开始的时候，社会正处于一种大变革时代。李清照在流离之间看着自己与丈夫赵明诚收集的文物不断流失，不由感慨文物得之难，失之易也。

乱世的文物不值钱，李清照节衣缩食得来的文物，不是失之于兵祸就是遇人不淑。兵祸：金兵的战争烽火让文物付之一炬或是被宋朝的叛兵劫掠而去。遇人不淑：不是被寄居的邻人**就是被骗婚的张汝舟巧取豪夺。

当李清照看着这些历经劫难幸存下来的文物，视它们如头目。这时她翻看丈夫写的《金石录》，回忆二人收藏的点点滴滴，那些酸、甜、苦、辣都是那么值的回忆和珍惜的，但因为赵明诚在生前就为《金石录》作过序了，于是她写下了这篇《金石录序》附在《金石录》之后。

2、作品解析

全文叙事清晰，层次分明，情节衔接的天衣无缝。全文两千多字，句式有长有短，神似诗歌一样优美，而形式却打破了诗歌格律的死板，是迈向通俗文学的一个见证。前人读《金石录序》特别是明清之人，更多的是赞扬他们夫妻志同道合，夫唱妇随。

并以《金石录序》为依据否定李清照再嫁张汝舟之事。而今人读《金石录后序》不光看他们夫妻志同道合，而且指出文中李清照对丈夫的不满，提出了李清照对赵明诚隐性抗争的观点，有些上升到妇女权力争取的高度了。

彝族新年在农历十月至十一月中、下旬。彝族年是川、滇、黔彝族隆重的传统节日，彝语称“库施”。各地过年时间不一，多数在每年农历十月至十一月中、下旬选吉日过年。

彝族的其他节日：

1、火把节

火把节，为彝族的传统节日，日期为每年农历的六月二十四日，历时三天。节日期间，人们身着盛装，集中在村寨附近的平坝或缓坡上，唱歌、跳舞、赛马、斗牛、斗羊、摔跤、选美等，活动的内容丰富多彩，热闹非凡。

2、祭龙节

云南石屏、元阳、巍山一带的彝族每年要过两次祭龙节，第一次在夏历二月第一个属龙日，第二次在秋收前，称“赔龙”，意为感谢龙王爷的雨露之恩。

3、插花节

云南楚雄的彝族每年农历的二月初八要举行插花节，以祝愿幸福安康，六畜兴旺、五谷丰登。

扩展资料

彝族的风俗习惯：

1、饮食：彝族的饮食原料及食用方式有独特的风格。主食型食物为土豆、玉米、荞麦、大米等。副食型食物1有肉食类、豆类、蔬菜类、调料类、饮料类。肉食类以牛、羊、猪、鸡为主，待客需杀牲，以杀牛为贵，羊、猪次之。

2、建筑：彝族人民在适应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富于特色的各式民居。凉山彝族民居为“瓦板房”；贵州和云南北部及中部是“土掌房”、“方型碉楼”、“垛木房”和“厦片房”；广西和云南东部则是“干栏式”住宅。

3、服饰：凉山彝族传统服饰，男女皆穿右衽大襟衣，披擦尔瓦、披毡、裹绑腿，平时跣足，冬天穿麻鞋。男子头缠中髻，不同次方言区的样式不同，左耳戴蜜腊珠、银耳环等饰物。

中国政府网-彝族

　　彝族的族称族源

　　（一）族称

　　彝族多数自称“诺苏”、“纳苏”、“聂苏”(或后面加“泼”，彝语意为“人”)由于彝族分布很广。历史上还有许多不同的自称和他称，据不完全统计，直到解放前夕，还有：“纳罗泼”、“迷撒泼”、“濮拉泼”、“濮瓦泼”、“阿西泼”、“撤尼泼”、“里泼”、“葛泼”、“罗泼”、“罗武泼”、“阿哲泼”、“六米”、“勒苏泼”、“山苏”、“阿租泼”、“格濮”、“阿武”、“他鲁苏”、“撒摩都”、“六得濮”、“纳查”、“拉乌苏”、“纳若”、“咪西苏”、“罗罗”、“白罗罗”、“黑罗罗”等几十种。“诺苏”、“纳苏”、“聂苏”均为彝语，“诺”、“纳”、“聂”是各地方言语音差别所致，都是“黑”的意思(也有“虎”之意)。黑色在彝族人们的观念中包含有深、广、高、大、强、多、高贵、主体等意义，“苏”是群体、人们、家族的意思，“诺苏”(或“纳苏”、“聂苏”)意为“主体的民族”、“尚黑的民族”。1950年始，彝族选择了鼎彝的“彝”为共同的族称，替代了旧史籍文献中的“夷”字。

　　（二）、族源�

　　彝族源自古羌人彝族族源问题，由于汉文史志记载甚少，故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各种说法：南来说，即古越人和马来人种说；东来说，楚人说；西来说，西藏或藏缅交界处说；云南土著说；河湟古羌人北来之说；另外还有濮人说、卢人说及云南土著说。在6000—7000年前，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到3000多年前，这支向西南游弋的古羌人沿金沙江在安宁河流域的邛都和普渡河流域的滇池定居。滇池和邛都的居民，史称“越雟羌”、“青羌”、“蛮夷”、“郡夷”、“叟”等，并不断和当地的僰(濮)人、僚、汉人等融合，成为彝族的先民。�

　　在古羌人与西南土著部落融合为僰的基础上，昆明人与僰(濮)的融合是形成彝族过程中一个新的发展。魏晋以后，昆明人与僰(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

　　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地区有乌蛮与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

　　彝族先民在长期形成与发展中，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各地彝族都有出自仲牟由的同一传说，据传世较完整的水西安氏谱系计算，至清康熙初年已历传85代，约可上溯至战国前期，所生6子发展为“六祖”部落。

　　语言方面：

　　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同属彝语支的语言还有我国的哈尼语、拉祜语、僳僳语、纳西语、白语、基诺语、桑孔语、怒族怒苏语、怒族柔若语，以及泰国的阿卡语、姆比僳语、姆比语，老挝的普诺伊语、西拉语，越南的彬语等。

　　彝语支语言的主要特征之一是韵母日趋单元音化以及紧喉音的发生。彝语是比较典型的韵母单元音化语言，大多数方言元音分松紧；声母多，韵母少；声母塞音、塞擦音、擦音分清浊，有的方言有鼻冠浊复辅音和清擦边音；一般有三个或四个声调，调值平直。基本语序为“主语—宾语—谓语”，名词、人称代词作定语时在中心词前，形容词、数量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词后。量词丰富，部分动词的自动态和使动态用声母辅音清浊交替表示。

　　彝语分六大方言：北部方言，分布在四川西南部和云南西北部大小凉山一带；东部方言，分布在贵州西部、云南东北部和广西西部；东南部方言，分布在云南东南部；南部方言，分布在云南南部；西部方言，分布在云南西部；中部方言，分布在云南中部。各方言之间差异较大，主要表现在词汇上，其次是语音上。说不同方言的彝族彼此不能通话。

　　（二）彝文

　　彝文，史称“爨文”、“韪书”、“罗文”、“倮倮文”、“夷文”，约有一万多字，是处于表意向表音发展中的一种音节文字，通行于北部、东部、南部、东南部方言地区。发现较早的金石彝文如：贵州的《拦龙桥碑记》(1259年)、《成化钟铭文》(1485年)、云南的《镌字崖》(1533年)等，后又发现贵州的《妥阿哲纪功碑》，推测可能是蜀汉时期的作品。从字体看，那时的彝文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据清《一统志》卷四八四载：“唐，阿畸，纳垢夷之后，隐岩谷，撰爨字如蝌蚪，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号韪书，爨人至念习之，以为书法。”彝文经典《帝王世纪·人类历史》载：宓阿叠创造文字。《西南彝志》载：伊阿伍创造文字。还有阿使拉责、吉禄老人、伯博耿等人创造文字的种种传说。有人推断，《后汉书·笮都夷传》所载的《白狼歌》，可能是用白狼文写下来的，白狼文是彝文的前身。有人认为，战国时的巴蜀铜戈文字可能与彝文有历史上的联系。也有人认为，西安半坡的刻划符号与彝文相近似，彩陶刻划符号与凉山彝族衣饰上的图案也相似。但从已发现的金石碑文和文献记载等推断，彝文产生不应晚于东汉。彝文多数是独体字，有少数合体字，没有表示义类的偏旁部首，笔划少则一笔，多则十几笔，一般三、五笔。基本笔划有竖、横、左斜、右斜、点、圆、半圆、竖折、横折等。书写行款四川彝文为横列左行，现也有横列右行的；云贵彝文为直列右行，晚近也有直列左行的。彝文造字，采用象形、会意、转位、增点、同音假借、借用汉字等方法。

　　彝族的历史：

　　3000多年的彝族文明史，展示了彝族曾历经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和封建地主制等不同社会形态的历史发展阶段。�

　　远古时期，彝族先民居住的滇池和洱海地区，从陆续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遗物和遗迹看，彝族曾经历一段漫长的新石器时代。晋宁石寨山滇人墓出土的青铜器文物说明，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末，滇池地区曾出现灿烂的青铜文化。公元前280年楚将庄礄到滇池时，“旁平地，肥饶数千里”(《史记·西南夷列传》)，可见古代滇池地区的生产力已有较高水平。楚人留滇，使滇池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到新的阶段。�

　　公元前二世纪的西汉及其以前，彝族先民社会已出现游牧部落与定居农业部落的分化。游牧部落是雟、昆明；定居部落是夜郎、滇、邛都，各自分布于今贵州安顺、云南晋宁、四川西昌一带。与此同时，彝族传说自“六祖”后十余代约当西汉中、后期，已有兹、莫、毕、革、卓五种等级的分化。其中兹、莫、毕为统治者，革、卓为被统治者。彝文著作则有“六祖”畜牧部落征服濮人农业部落的记载。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彝族先民居住区继续分化出一批叟王、夷王，表明在征服濮人等部落的基础上，昆明或“六祖”部落已基本完成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占有制度的过渡。�

　　公元八世纪前后，在云南哀牢山北部和洱海地区出现了六个奴隶主集团，史称“六诏”，其中“蒙舍诏”的首领皮罗阁在公元783年统一“六诏”，建立了以彝族为主体，包括白、纳西等族在内的“南诏”奴隶制政权，并由唐朝册封为“云南王”。对彝族先民居住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一时期，在贵州彝族地区也出现了“罗甸”等奴隶主集团和政权，总称为“罗氏鬼主”。凉山彝区原来的部落军事首领“兹莫”，在这一地区建立了奴隶主统治的秩序，由几十个“兹莫”统治。�

　　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蒙古骑兵自四川分三道进攻云南，经彝族地区，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开始统一于罗罗族称之下。蒙古贵族为加强各地彝族兹莫即奴隶主争取工作，在彝族地区分封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而建立了土司制度。自1263～1287年，相续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

　　在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撒(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

　　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给土司、土目、、奴隶主势力以沉重打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区比较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如在东川、乌蒙等地，乾隆十一年(1746)，已经是“汉土民夷，比屋而居……与内地气象无二”。�

　　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逐步侵入，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各个彝族地区，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广大彝区，由于居住分散，历史、地理条件的不同，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滇、黔、桂绝大部分彝区早已进入封建地主制；滇东北、黔西北部分地区尚存有领主经济的残余；川、滇大小凉山地区还长期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奴隶制度。

　　另外，在云南铁路沿线彝族地区，已有资本主义因素。在滇东北地区还出现了以龙、陇、卢、禄、陆、安六大家族为主体的封建地主、官僚买办集团。新中国成立后彝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相继粉碎了封建制和奴隶制的枷锁，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彝族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建设着自己的家园，政治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彝区社会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彝族的内部统治

　　1949年以前，大小凉山彝族社会的全体成员，严格地划分为诺伙、曲诺、阿加和呷西四个等级。诺伙是统治等级，其余是被统治等级，程度不同地受着诺伙的剥削和奴役。但在被统治等级中，也有高等级占有低等级的现象。1949年以后这种奴隶社会的等级制被废除。

　　（一）诺伙 汉语称“黑彝”，在政治、经济上享有无上的特权，是凉山的统治者，诺伙都有严密的家支组织和广泛的家支联系，并利用家支进行统治，自视血统纯洁、高贵，享有世袭的贵族身份和统治特权，与被统治等级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少数诺伙虽然经济下降，但并不因此改变他们的贵族身份和等级特权。�

　　（二）曲诺 汉语称“白彝”或“百姓”，是被统治等级中最高的等级。这个等级也是世袭而来，少数是阿加赎身来的。他们的人身世代隶属于各自的诺伙主子，必须居于主子的管辖区内。诺伙主子有权将他们的人身转让、赠送、赔偿乃至作为赌注。不过事先一般要取得曲诺本人的同意。曲诺有自己的婚权和对子女的亲权，有独立的经济生活，但他们的财权是不完整的，要受到主子的一定限制以至侵夺，由于曲诺内部的贫富分化，少数人无地无畜，欠租举债，被迫等级下降沦入阿加和呷西的队伍；也有少数占有较多的土地和牲畜，并占有几户阿加和几个呷西。然而，曲诺永远不能上升为诺伙，也不能摆脱对诺伙的人身隶属关系。只在局部边沿地区，由于曲诺对所属的诺伙进行了反复的斗争，才使隶属关系稍有松驰，以至完全摆脱这种关系。�

　　（三）阿加 汉语称“安家娃子”。他们的社会地位比曲诺更低，除少数是下降的曲诺即所谓彝根阿加外，大多是汉人呷西经主子强迫配婚后与主子分居分食，等级上升的所谓汉根阿加。由于阿加的血统不同，彝根阿加只被诺伙占有，汉根阿加既可被诺伙占有，也可被曲诺以至彝根阿加占有。任何主子都有权将汉根阿加整户拆散、变卖以至虐杀，但对有家支的彝根阿加，主子一般不能任意杀害。汉根阿加必须住在主子的宅旁，以便随时供主子驱使，毫无行动自由，而彝根阿加只需住在主子的管辖区内，阿加无婚权和子女的亲权，主子有权随意将阿加的子女抽作呷西和陪嫁丫头，阿加子女的婚配概由主子作主。少数阿加的子女经主子允许可以自婚，但女儿外嫁，聘金全归主子，儿子自婚后所生的子女，一般是第一个女儿归自己，其余全归主子，或女儿与主子对分，儿子全归主子，也有主子只抽第二个子女的。主子允许阿加持有少量私产来维持他们的最低生活，但这种极为菲薄的财产与阿加人身一样也完全归主子所有和支配。少数阿加可以上升为曲诺。�

　　（四）呷西 彝语称“呷西呷洛”，汉语称“锅庄娃子”。他们居于等级阶梯的最底层，主要是掠来和买来的汉人，或抽来的阿加子女，少数是破产下降的曲诺。呷西一般都单身，一无所有，毫无人身自由权利。他们可被诺伙、曲诺以至阿加占有，终年住在主子家里，在主子的监视下从事家内和田间的劳役。主子为使呷西繁殖奴产子，防止他们逃走，往往强迫呷西配婚成家，允许上升为阿加。

　　更详细的请参考：

　　彝族概况 http://wwwchiyouname/page/zl/mz/yzgkhtm

　　彝族的计量 http://wwwchiyouname/page/whyz/mzjl/yizuhtm

　　彝族的语言文字 http://wwwchiyouname/page/whyz/yywz/yizuhtm

　　彝族的美术 http://wwwchiyouname/page/whyz/mzms/yizuhtm

　　彝族的舞蹈 http://wwwchiyouname/page/whyz/mzwd/yizhtm

　　彝族的禁忌 http://wwwchiyouname/page/whyz/mzjj/yizjjhtm

　　彝族的族称族源 http://wwwchiyouname/page/whyz/zczy/yzzyhtm

　　彝族的宗教信仰 http://wwwchiyouname/page/whyz/zjxy/yzxyhtm

　　彝族的婚恋习俗 http://wwwchiyouname/page/whyz/hlxs/yizuhtm

　　彝族的历史 http://wwwchiyouname/page/whyz/mzls/yizuhtm

　　彝族的天文历法 http://wwwchiyouname/page/whyz/twlf/yizuhtm

　　彝族的音乐 http://wwwchiyouname/page/whyz/mzyy/yizuhtm

参考资料：

察尔瓦”和“披毡”──凉山彝族的代表性符号

服饰是民族识别的重要依据之一，各具特色的传统服饰早已同各自的民族形象融为一体，成为该民族重要的形象特征。在有关凉山彝族的摄影和绘画作品或是影像、文字资料中，“天菩萨”、“英雄结”、“百褶裙”、“察尔瓦”、“披毡”等以高频的出现率向受众传达出这个族群的信息，观众会迅速地把握这几个形象特征，从而将其辨识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服饰好比是凉山彝族的一个VI（Visual Identity，视觉识别）系统，“天菩萨”、“英雄结”和“百褶裙”分别是凉山彝族男子和女子的符号，而凉山彝族男女老幼四季皆披的“察尔瓦”和“披毡”则是更具有概括性的标识，起着“族徽”作用。

服饰能成为族群的标识，在于它的符号性功能。正如法国美学家罗兰·巴特所述：“衣着是规则和符号的系统化状态，它是处于纯粹状态中的语言。”（1987：21－22）在凉山彝族服饰系统中，披毡和察尔瓦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服饰，既是一个区别其他民族的独立符号，成为一个群体标识，又是彝族符号系统的一部分，成为内部支系、地域、次方言区之间文化认同的信号。而这个图像语言的潜台词则有着丰富的指向，涉及凉山彝族的历史文化、民俗信仰、地域特征、民族与审美心理结构等各方面的内蕴。

二、凉山彝族的披衣服饰的物态形式

民族学家告诉我们，人类最早的上衣便是“披肩”，比如一块兽皮。从发生学的角度来阐释，在寒冷季节，人们面对篝火围成一圈，为了遮盖背火一边的肩和背就需要使用披肩或斗篷。形似披风的上衣直到现在还为世界很多民族所沿用，只是形式各有不同。（林耀华，1997：422－423）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广泛流行的披衣服饰，因民族和支系差别而形态各异，也被赋予了各自的文化内含。凉山彝族的披衣服饰以独特的“能指”表现形式和丰富的“所指”寓意起着民族标识的功能。

服饰符号的“能指”即服饰的物态形式，包括服饰的形制、质地、色彩、图案等。凉山彝族披衣服饰装饰有图案的并不多，也不普遍，其独特性更多是通过款式造型、质料和色彩来传达。主要样式便是羊毛制成的披毡、察尔瓦，也有其他一些特殊材料制成的蓑衣等。羊毛选料以柔软的小羔羊绒毛为上品，犹以甘洛一带所产为佳，色彩有染为蓝色的，也有依黑白羊毛原色不染的，以黑为上。披毡彝族称“杰史”，一般以3斤或5斤羊毛擀制而成。传统披毡有双层与单层之分，单层披毡用于日常劳动所穿，而双层披毡是节日盛装（见图1），用于隆重的正式场合。单层披毡是将羊毛剪下后经洗、晒、弹毛、湿水卷帘、竹棍搓揉擀毡等几道工序后，上方提褶，用一毛制绳嵌线收为领制成。披毡质量要求厚薄均匀、扎实，能如篾席般立于平地不倒。双层披毡则是在擀制成单层披毡后，再加水打湿叠成2寸宽的皱褶　（一般为30－90褶），用夹板夹起晒一日方成①。察尔瓦，彝语称“瓦拉”，是先将洗净弹松软的绵羊毛捻成单股细线，又将单股细线拧成双股粗毛线，再将粗毛线以“人”字斜纹织成幅宽7寸左右的条幅毛布，然后将11－13幅毛布拼接编制而成整幅的察尔瓦，上端也用羊毛编成的粗绳收口，下端流30厘米左右的流苏。单层披毡常穿在察尔瓦内，成为两件一套，以御严寒，也可独自分开穿（见图2）。

凉山地区披衣服饰形制大体相似，但各次方言区在造型、用色、装饰等方面风格各异，其中不乏富有特色的形态。依诺（美姑为代表）地区男子瓦拉无穗（如图3），缝制所用的毛料粗布是以平纹织成，彝称“帕波息勒”，意为无须瓦拉，以灰白色（羊毛原色）为主，下摆用两条青布条和一条约10厘米宽的青布滚贴做饰，形成横向饰带，为此地区所特有。依诺地区女子披毡也极富特色，当地彝称“史吉”（如图4），意为用针缝纳过的披毡，多为深蓝色或黑色。一般以3层泡毡重叠后，用线密绗而成，腰以下收束，等距镶嵌4至5条宽约1寸的同质毛料，再往下水平镶以3层荷叶边毛毡。从服装美学来讲，用于腰部的水平线具有收拢的效果，很能体现女性苗条的身段，而以荷叶边装饰构成的曲线，也有温柔优美流畅之感，适合表现女性温和、圆润的阴柔之美，给人以优美轻盈的韵律美感。相较之下，圣乍（喜德、越西为代表）地区的察尔瓦（如图5）则最为华丽，多染成青、蓝色，项背、下摆周边镶有红、黄牙边和青色衬布，或用彩线盘成连续花边图案，饰以方格纹、斜纹、水波纹及南瓜籽纹等纹样，下端垂饰一尺盈的绳穗。所地（布拖、普格为代表）地区察尔瓦多为蓝、黑色，在项背和下摆嵌一块青布条，嵌红、黄细牙布，朴素大方（如图6）。此地区男子的一种特色披衣彝称为“约那阿莫支”（见图7），意为羊皮大衣，由5张以上的整绵羊皮缝制而成，颜色有白、灰、黑、杂色四种，其中以全黑最贵重。布拖地区女子披衣的独特形制是一种线纳的厚实毛毡坎肩披挂，毛毡坎肩袖笼短而窄小，领口小，双手不穿袖孔，挺括厚实。整个外轮廓为单纯的方形的块面，显得朴实庄重，简洁大方。

三、凉山彝族披衣服饰的符号所指

服饰的符号所指，即服饰符号的意义要素，指被符号的能指层面加以指述、表现和传达的内涵，包括服饰所指述的历史、神话、传说，摹状的天象、人事、图腾，纪念的祖灵、神物以及祈求的愿望、宣泄的感情和传达的其他种种信息。（邓启耀，2002：274）

身着披毡、察尔瓦，佩挂英雄带（彝称“都塔”）的彝人，风神豪爽，俨然一派古代骑士的打扮。凉山彝族披衣服饰所展示的古韵遗风，首先印证的是它古老悠久的历史。披裹式服饰是一种较原始的衣式，最初直接用草、树叶、树皮或兽皮披裹在身上，起遮暑御寒的作用。古方志中多有对彝族先民披兽皮作衣的记载：寻传蛮“俗无丝棉布帛，披波罗（虎）皮”；东乌蛮“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唐《云南志》）披毡则是对兽毛的进一步加工，察尔瓦是羊毛捻线织成布后编织而成，在工艺上又进一步发展到纺织阶段。在今天的凉山地区，除保存完好的传统擀毡、织布工艺外，仍然可看到保存完好的由松草、树皮、牦牛毛（皮）、羊皮、马尾毛、棕毛、鸡毛等各种植物和动物毛皮材料制成的披衣（如图8），被称为是人类服饰的活化石，也是一部活的服饰史。而在彝族古籍中，毡子的来历自有其说法。《物始纪略·毡子》篇中说：“到洪吉时代，羊毛弹纷纷，线拉砰砰响，擀出青银毡，擀出红金毡。天上凡间人，用它挡霜雪，用它遮风雨。阿武那时代，制作弹毛弓，制作擀毡帘，九百斤羊毛，擀一领披毡。”毡子的产生，是有由来的。1963年云南昭通后海子中寨发现的东晋霍承嗣墓，西壁绘有人物四列，有两列头顶梳尖髻、身着披毡的人物，与今天凉山彝族着装几乎相同，这幅壁画已被作为彝族服饰古老形制的有力物证而被广泛引用（见图9）。

这幅有披毡人物的壁画，也透露出一些有关彝族族源的信息。据凉山彝族民间现存的古籍《招魂经》、《指路经》记载，今天凉山彝族的祖先古候、曲涅两大氏族是在70多代以前（约西汉时期）从云南昭通一带迁徙过来的，这与壁画的出土地点相吻合。至于彝族更早的族源，学界一直存有多种说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北来氐羌说。林耀华先生在《凉山彝家的巨变》中也曾指出，由黑彝对牧畜的重视，猜测彝人原来为牧畜的民族。（1995：61）擀毡被视为是游牧民族的传统手工技艺，现在凉山彝族服饰中仍普遍保留了采用羊毛和羊皮的传统，并以此为贵。联系其崇羊、尚黑、贵左、父子连名、送灵归祖等习俗，以此推测出彝族先民与古羌部族存有很大关联。

同许多古老的民族一样，彝族信仰万物有灵，有多种动物和植物图腾。服饰中体现的图腾信仰除隐寓于各种独特的纹饰外，往往表现为形体和色彩的异质重构。人类容易对宇宙间超自然的力量产生信仰，并惯常以类比的方式加以解释，依照现实物质的特征，如颜色、形状、质地等将其视为是有灵魂物质加以崇拜。戴平在《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研究》中说，彝族人身披瓦拉，头结英雄结（兹体），留天菩萨（俄体），蹲时的整体造型正好似葫芦的形状，认为这是彝族葫芦崇拜的折射。（1994：89）葫芦崇拜多是与生殖繁衍相联的，中国许多民族都有葫芦生人的传说，如彝、苗、布依、佤等民族都将葫芦视为祖先。（刘尧汉，2002：10）而据刘小幸女士在越西县申果庄村的田野调查，在凉山彝族“尼木出毕”（送祖灵）的仪式中，就有一个步骤是毕摩向后抛洒荞麦粉，身后的家族男丁就争相用披毡接住，接得越多则表示越兴旺。①荞麦粉象征祖灵的生殖能力，而用披毡作盛器，是否与披毡似葫芦象征母体有关，还是只是一个便捷的工具，其蕴义还有待进一步考证。这些都是学者的推测，但也不失为一种见解。也有人认为，彝族披衣展开的形状如展翅的雄鹰，在彝族舞蹈动作中，亦常有展开披毡或瓦拉模拟雄鹰的造型（如图10），这也与彝族崇拜鹰有关。彝人将鹰当成自己的图腾始祖，凉山彝族对鹰的崇拜存在于各种民间传说和宗教、民俗事象中，如彝族古代英雄支格阿尔传说就是鹰的儿子。此外，彝族披衣服饰外轮廓三角形的造型，也有大山的气魄，隐含了彝人对山的崇拜，崇尚博大与豪迈。凉山彝族的披衣服饰，同样反映出彝人尚黑、以黑为贵的传统习俗。如披毡和察尔瓦是以纯黑羊毛原色制成的为贵。再如所地方言区特别是布拖一带最为流行的羊皮大衣，最贵重的要全以纯黑色羊皮缝成，需主人选择5－7只纯黑良种羊定养、定期修剪，三年后方得皮制成，弥足珍贵。

一方面，这种披衣至今仍是凉山彝族男女老幼常用的服饰，显示了它自身很强的实用性。厚实宽大的披毡和察尔瓦，可裹全身，也可做垫、盖，晴可遮日，雨可避水，日可作衣，夜可作被，就如同一间流动的毡屋，抗拒着高寒山区的雨雪风霜。但另一方面，这种披衣着装后包裹着的严实状态和同一地区一种服饰呈现出的多种款式，也折射出自给自足的农、林、牧自然经济和地理环境导致的山地文化特征和封闭性，形成整体认同前提下的若干群落式断裂，反映出凉山彝族社会重家支血亲的习俗。相互间服饰上的差异和本家支内部对传统的坚守，以及心理上的自我封闭，皆可视为对山地文化这种自然景观的无意识认同产物。

从整体来看，民族服饰是作为一类人的装束而存在，有别于挂起来的衣服，因而带上了人的属性，烙上了群体的印记。在穿着者、衣服饰物和着装方式这三个服饰的基本因素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形成不同的着装态。因而同样是披衣，彝族的察尔瓦和纳西人的“披星戴月”、藏族人的披背风格迥异，这是装束的不同产生的差异。单独而言，凉山彝族每种款式的服饰都是一个谨严而精细的集合体，也遵循了服饰美学的法则，不同的披衣样式又与各地不同款式的彝族服饰呼应，构成协调的整体风貌。以女性服饰为例，依诺地区的镶有三层荷叶边的披毡与荷叶帽（彝称“俄尔”）（如图4）、圣乍地区饰花的察尔瓦与绣有精美挑花的头帕（彝称“俄发”）（如图5）、所地地区挺括厚实的坎肩与高顶圆盘帽（如图11）之间在形式上都是互相照应、相映成趣的。

从日常劳动穿的简洁单层披毡到各地区各种特色形制的披衣，从简单的防护用具演变到节日盛装，都反映出这个爱美的民族于服饰的实用性之外对服饰审美性的追求：粗犷博大的同时也不乏阴柔秀美。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收藏有一件由不同形状并刻有不同图案的金片和银片制作而成的金银披衣（如图12），可谓是彝族服饰奢华的极至，这件金银披衣并无太多实用性，只是用于主人节日盛装出行，显示其富有和地位。常装披衣的简洁大方与盛装披衣的豪奢华美，形成极端鲜明的对比，也是彝人独特的价值观和消费观的折射。

四、彝族披衣服饰的超越性——恒久的标识

综观中国民族服饰，特别是藏彝走廓诸民族，披衣服饰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有着跨文化的属性。披毡和察尔瓦因其简洁的形制和实用便捷，超越了时间、地理、支系，至今仍是凉山彝族的基本服饰，也因其凝聚了民族的历史文化内含，具有了符号的属性，有着多重的意义所指，并且延伸向未来。

今天的纺织和服装业几乎都已被现代的机器生产取代，凉山彝族用的察尔瓦和披毡因为加工工序复杂和需求量有限，主要还是靠传统工艺制造。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一样，凉山地区同样经历着“现代化”的变迁，在很多汉化程度较深的地区，很多年轻人平时已不穿传统彝族装而改穿汉装，只是多在外出时仍披上一件披毡或察尔瓦，一是出于实用的考虑，另外也是成为区别当地汉人的外在形象标识，这是经济发展、旅游开发、周边汉文化浸入等影响对彝族传统服饰的冲击。但是，我们也没有理由将民间传统锁定在某个静止的时间盒子中，族群间的交流与融合，使得区域文化必然经历各种各样的变迁，这是符合历史演变的。在受全球化影响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当代中国，这种转变尤为明显。而此时，民族民间文化是任其消失还是自觉承传、更新，便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被动的改变，还是主动的求变，从当下的情况来看，凉山彝人选择了后者。以服饰为例，昭觉县从2004年起开始举办一年一度彝族服饰文化节，积极从理论研究和服饰设计实践探索彝族传统和现代服饰，2005年昭觉彝族服饰文化节中，一款荣获大奖的现代冬装便是以彝族披毡为设计创作原型（如图13）。在这里，披衣服饰也作为彝族服饰文化的传统基因被利用到了现代服饰的设计中，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嬗变。一种最为普通的服装样式将被继续演绎得多姿多彩，成为彝人恒久的标识。

彝族是以西南土著居民为主体形成的民族，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在西南各地的普遍发现和彝文古籍充分证明了彝族世代居住在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区，彝族也是西南这块土地上最古老的居住民族。 彝族曾经发达于巴蜀，扩张及中原，曾又缩居西南，或内部迁徙；但始终以西南这块“土著地”为依托，以此为舞台中心，演绎了他们艰难曲折，生生不息的文明史。所以，彝族是以西南土著居民为主体形成的民族，在“滇”地与金沙江流域彝族为中心反复、曲折迁徙流动。

远古时期，在西南地区的金沙江中上游南北两岸、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城和乌蒙山、哀牢山、无量山三山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彝族先民居住。在彝文古籍中记载了彝族最先的原始民族是哎氏民族。《西南彝志》卷三有哎哺九十代的记载，具体叙述了19个哎氏族，2个哲米氏族共212代的父子联名世系。哎哺氏族的后裔希慕遮，汉文记作孟哲，其31代才是笃慕。此外，凉山彝族还传说彝族上古有12个王朝，其中11个王朝是母系王朝。

由于彝族各部的迁徙对流以及交融，作为民族共同体称谓夷便出现了，以后的汉文文献均以此作为对西南地区彝族的称谓。见于历史文献记载，远在黄帝部落的玄嚣、昌意二部南迁进入岷江、雅砻江流域时，就与彝族部落蜀山氏相接触。彝族先民居住的滇池、洱海等地区，从陆续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遗物和遗迹看，彝族曾经历一段漫长的新石器时代。

在巴蜀地区，彝族建立古蜀国后被秦所灭。公元前12世纪彝族先民建立“古芒国”（今洱海地区）和“昆明国”（今金沙江畔）,晋宁石寨山滇人墓出土的青铜器文物说明，公元前9—8世纪彝族先民建立古卢、罗部落国家，公元前2—1世纪末，彝族先民建立了古滇国并创造了灿烂的滇池青铜文化。彝族先民还建立了古莽国、古棘候国、邛都等国家。

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220年“西南夷”时代。在此期间，西南彝族地区分布着众多部族、国家，它们各霸一方又相互迁徙交融，处于群雄割据混战时期。在西南众多国家中，中部以古滇国最强（抚仙湖及滇池周围地区），东以夜郎国最强（贵州西北部），北以邛都最强（凉山地区），西以哀牢国最强（哀牢山及怒江一带）。 汉建元六年，汉朝派遣唐蒙出使南越，发现夜郎有水路可通南越番禺（今广东），于是武帝乃派人携带大量物品买通了夜郎。又令唐蒙和司马相如分别修筑“南夷道”和“西夷道。”由于修筑二道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引起部分西南土著诸部的反抗，“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史记·西南夷列传》卷116）”，遂停止对当地的扩张活动。此后，张骞西域归来盛言打通“蜀身毒国道”利多弊少为可取。汉朝又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受阻于嶲、昆明人。但使者归来时盛赞滇国的富饶，增加了汉武帝贪婪的欲望，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扩张活动。元狩三年，汉朝在长安“象滇河作昆明池”练习水战，以适应西南彝族地区的江河湖泊作战。汉元鼎六年，汉军平南越，接着“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牁郡。”汉朝全部控制了夜郎地区。汉军的到来遭到了当地部族的强烈反抗，接着又诛反抗汉朝的邛君、笮侯，冉駹等部皆震恐，汉朝便“以邛都为粤（越）嶲郡，笮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将蜀西部的西夷地区完全纳入汉朝的统治之下。南中地区还有拥有数万之众势力强大的滇王。汉朝曾以诛南彝兵威招降滇王，但遭到滇国的联盟诸部劳浸、靡莫的反对，汉朝便于前109年（汉元封二年）出兵击灭劳浸、靡莫，汉军虽然杀死众多嶲、昆明人，但他们仍然不投降，直至几年后，才把那里的部落征服，滇王降。至此，汉朝除云南西南部彝族建立的哀牢国外基本上将西南夷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

东汉王朝进一步向益州郡西部的哀牢地区发展。哀牢国贵族欲收复故地，率兵攻益州郡西部，“诣越嶲太守郑鸿降”。永平十年，东汉王朝在哀牢和洱海地区置“益州西部属国”。永平十二年，另一“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显宗（刘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东汉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将滇西边境纳入汉朝统治范围，是为汉朝吞并西南夷的第三阶段。

西南地区诸国，跟西域各国一样，大部分都是分散弱小的国家和部族，无力抗拒汉人的到来，但如僰人等，具有较高的社会生产力，当他们辛苦开垦出的肥沃土地和财产不断被侵夺，又不甘心退入山林河谷，便起来反抗。汉安帝元初五年，益州郡等各民族“众遂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燔烧邑廓（汪宁生：《云南考古》，第56页）”。至王莽时，以僰族为首的各部族反抗王莽的民族压迫政策最为激烈，王莽派兵镇压，几年都平复不下去。僰人因为发展水平高，被称作“夷中最仁，有人道”。

汉王朝为了方便对西南地区的统治扶持了以原“滇王”（益州）为中心的政权，并赐“滇王印”，令其复长其民，原各国国王和大臣大多数都被分封与原对应的官职。事实上，汉朝虽然武力征服了西南夷地区，从政治上达到了以“滇王”为中心的统一政权，但始终没能改变西南地区的混乱局面。

两汉以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南中地区出现了不少被称为大姓和夷帅的昆明族、叟族的奴隶主贵族，他们都是称霸一方掌握着统治权力的大族豪强。对于这些地方土著大姓，中央王朝也不能不为之屈服。汉朝后期，由于错误的估计了西南的形势设立益州郡，想派遣汉朝官员来西南地区任职，触犯了当地贵族的利益。“诸夷反叛，执太守遣御史中丞朱龟讨之，不能克，朝议以为郡在边外，劳师远役，不如弃之。《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汉朝期间西南各部落贵族等之间相互发生争夺战争，以“夷帅”孟获为中心的各家族共同取代了“滇王”的地位。 三国时期，公元225年（蜀汉建兴三年）3月，诸葛亮大军开始行动。首先沿水路自成都快速到达僰道（今四川宜宾），而后以僰道为前进基地，兵分三路南征彝区,彝族以孟获为主要军事力量进行抵抗，孟获为西南各部落联盟的领袖，并与蜀国结为盟友。

西晋时代魏国灭了蜀国之后宁州的建立。西晋王朝当时接管了蜀国统治的南中地区，将南中七郡中的云南、兴古、建宁、永昌单独划出，于公元270年正式设立，治所仍在味县。

公元339年，爨氏（彝族）兴起赶走了晋朝势力，使用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统治南中地区。爨氏政权在战争中统一了云南大部和贵州西部等地区。然而爨人，作为云南历史发展的一座伟大桥梁，在四百多年时间里，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了融滇文化、夜郎文化以及巴蜀文化于一体，又自成体系的光辉灿烂的爨文化，从而填补了云南文化发展史上长达四百余年的空白，起到了承先启后的历史作用。

后期，爨氏内部政权分裂为东爨、西爨两国政权，西爨瓦解，东爨开始衰弱。 隋末唐初彝族先民地区有乌、白分化，在今云南大理的洱海周围及哀牢山、 无量山北部地区，分布有乌、白蛮众多部落，649～902年间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乌蛮”领导建立的奴隶制的边疆民族政权。一般认为，乌蛮主要是今彝族（包括哈尼族、傈僳族、纳西族等）的先民。其中有六个势力最大的乌蛮部落，史称“六诏”（“诏”之意即王）,即蒙舍、蒙嶲、浪穹、邓赕、施浪及越析;或称“八诏”，则加石和、石桥二诏（《新唐书》作时傍、矣川罗识）。其中蒙舍诏国力最强，蒙舍诏地处各诏之南,故又称南诏。649年，蒙舍诏首领细奴逻建“大蒙国”，自称“奇嘉王”。蒙舍诏原居蒙舍（今云南巍山南），至唐玄宗时，“蒙舍诏”的首领皮罗阁在公元738年统一“六诏”，建立了以彝族为主体，包括白、纳西等族在内的“南诏”奴隶制政权，唐朝封其为“云南王”。迁都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南太和村）,779年又迁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皮逻阁及其子阁罗凤即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发展其势力,向东消灭踞有今云南中部、东部和南部的爨氏，向西南囊括今澜沧江以西的寻传、朴子、望苴子等族地区。南诏在境内发展生产,沟通本地区及中南亚与中原经济、文化的联系，在历史上起着积极的作用。

南诏凭借自己强大国力统一六诏后开始向外扩张。时唐设置姚州（今云南洮安北），建安宁城（今属云南），向今云南各地发展势力，与南诏发生矛盾冲突。玄宗天宝年间，唐朝开始抑制南诏的扩张。但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云南太守张虔陀等贪狯无谋，进一步激化双方矛盾。750年,阁罗凤发兵攻陷姚州、杀虔陀,遂与吐蕃结为盟国,752年，吐蕃封之为“赞普钟”，意为吐蕃王之弟,给金印，号称“东帝”。时杨国忠为唐相,征调全国各地兵十多万征讨（史称“天宝战争”），但为南诏所败。其后安史之乱起，吐蕃东进，唐朝无力应付西南,南诏乘机扩展疆土,控制今四川大渡河以南, 包括今四川西南部、云南全部、贵州西部及东南亚北部的广大地区。阁罗凤孙异牟寻时南诏势力最盛,曾以二十万兵力攻袭剑南西川。后吐蕃改南诏为属国，向其征发兵、赋，又派兵驻其境，南诏王异牟寻不堪其扰。787年,唐朝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不断进行争取南诏的工作。789年，吐蕃与回鹘争夺北庭,征发南诏兵力，引起南诏不满。794年,南诏终于与吐蕃决裂，与唐恢复盟好，并与唐联军大败吐蕃，异牟寻接受唐的“南诏王”的封号, 但基于奴隶制经济发展的需要, 为了掠夺人口以充奴隶,南诏仍不时向周围地区发动战争。829年,南诏出兵二十万攻陷成都,掠子女工匠数万而去。9世纪中叶,吐蕃政权瓦解，唐朝国力也十分衰弱，南诏既无西北后顾之忧，对唐境的侵略更为频繁，成为晚唐最严重的边患。

南诏晚期，由于频繁发动战争，赋役繁重，生产凋敝,各种矛盾激化。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