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经部 第3-7节

一．今文十四博士

（一）今文经含义：西汉时传经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所以叫今文经。

（二）今文十四博士：

《诗》:有鲁(申培公),齐(辕固生),韩(燕人韩婴)。

《书》:有欧阳(欧阳生),大夏侯(夏侯胜),小夏侯(夏侯建),同出于伏生。

《礼》:有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同出于高堂生。

《易》:有施(施雠),孟(孟喜),梁丘(梁丘贺),京(京房),同出于田何。

《春秋》:有严(严彭祖),颜(颜安乐),同出于董仲舒。

此外,《论语》是兼习的,不立博士,有《鲁论》《齐论》两家

（三）今文经学的特点：

1《五经》次序,是《诗》《书》《礼》《易》《春秋》。《诗》《书》《礼》是基本功,《易》讲原则,《春秋》讲实施。

2讲家法,口授微言大义。

3特别重视《春秋公羊传》,尊孔子,说《春秋经》是为汉制作,讲政治哲学,要通经致用,其实已混进法家的东西。

4夹杂谶纬之学,讲灾异,讲天人感应,在《齐诗》《易》《公羊传》里多有这样的东西,实际上已混合了阴阳家、墨家之说,和方士的一套互相渗透。

5发展到后来繁琐,如秦近(一作延)君说《尧典》篇目十余万言,“曰若稽古”三万言。

6少讲训诂,多属哲学史的资料。但因为比较近古,所讲制度等仍有史料价值。

（四）参考书：吕诚之《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三节“儒家之学”,顾颉刚师《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原名《汉代学术史略》)

二．古文经学

（一）古文经含义：用古文字书写的经。

（二）孔壁得书的来源和真伪：同吕诚之认为壁中得书及孔安国进献之本无其事。但在立为博士的今文经之外,社会上仍发现其他古籍传本,则是事实。《孔壁得书》(收入《吕思勉读史札记》)

（三）古文经学各家：

《易》:费氏(费直)。

《书》:《古文尚书》,比今文多出十六篇(说是孔安国)。（前面不是说比今文尚书多出来二十五篇吗？）

《诗》:《毛诗》(毛公,后来说毛公名享),但顾颉刚师有《论毛诗序之作者》(收入《史林杂识初编》),据《后汉书·卫宏传》有“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之明文,论定所谓《毛诗序》实东汉初卫宏所作

《礼》:《周官》即《周礼》(刘歆),《逸礼》。

《春秋》:《左传》(刘歆),《谷梁传》。

《论语》:《古论》。

《尔雅》。

（一）古文经学的特点：

1《五经》次序:按所认为的作者的时代先后来排列,为《易》(伏羲画八卦,时代最早),《书》(把首篇《尧典》说是尧时候写的),《诗》(把《商颂》说是殷商时写的),《礼》(说是周公制礼),《春秋》(说是孔子修的)。

2不讲家法。

3特别重视《周礼》,尊周公,从事章句训诂,讲名物制度。

4不讲谶纬

5比较简单不繁琐。

6所作训诂很有用,讲制度则不如今文所讲的古。

（五）今、古文何在何时占优势？

1西汉末年，班固《白虎通义》，主今文。

2东汉，古文占优势，但今文仍是官学。

三．汉末魏晋经学

（一）兼今古的经学：兼通古文今文而以古文为主的经学。

代表人物：马融、郑玄、王肃。

1马融：马融的书没有传下来

2郑玄：《诗毛传郑笺》(郑玄给古文经学的《毛传》作笺,兼用今文齐鲁韩三家诗说)和《周礼注》(古文经学)、《仪礼注》(兼用今文古文)、《礼记注》。

3王肃：自己具名的著作没有传下来。孔子家学的伪书《孔子家语》和《孔丛子》,都是王肃所伪造。《伪古文尚书》及《伪孔安国传》,清丁晏考证也认为伪造者是王肃。

（二）玄学家注经

1代表人物和著作：魏王弼的《周易注》和何晏的《论语集解》。

2特色：简要易于通读,既无今文经学的那种微言大义以及谶纬怪谈,也不拘于古文经学穷究的训诂制度。

（三）其他流传至今的经注:

1西晋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欲取代东汉时流行的《左传》贾逵注和服虔注)

2东晋郭璞的《尔雅注》

3东晋范宁的《春秋谷梁传集解》(混合了《春秋》三传之所说)。

一．南北朝隋唐经学与义疏之学

（一）义疏=讲疏=疏

1注的含义：解释经传的叫做注。

2疏的含义：既解释经传同时也解释注。

（二）南北朝的“南学”、“北学”之分：

1南学：《周易》则王辅嗣(王弼注),《尚书》则孔安国(伪孔传),《左传》则杜元凯(杜预集解);

2北学：《左传》则服子慎(服虔注),《尚书》《周易》则郑康成(郑玄注);《诗》则并主于毛公(毛传以及郑玄笺),《礼》则同遵于郑氏(郑玄的《三礼》注)。”

3北学全部是郑学(郑玄注《左传》未成,与服虔,见《世说新语·文学》,南学则加进了魏晋时的新东西。郑注的《三礼》南北都重视。

（三）隋统一后，只行南学。

（四）唐孔颖达《五经正义》和陆德明《经典释文》

1孔颖达《五经正义》：唐初孔颖达等官修《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的《五经正义》,就是用南学的注本作疏。其中很多地方还承用了前北隋刘焯、刘炫等人的旧疏,不都由孔颖达等人创作。

2陆德明《经典释文》三十卷：给除了《孟子》以外的《周易》《尚书》等十二经,再加上《老子》《庄子》,作了释文,列举这些经典中某些字的读音,某些词语的训诂,某些传本的文字异同。再加上一卷“序录”讲述这些经典的传授,是研究经学以及《老》《庄》的要籍。

（五）唐初纂修《五经正义》和其他新疏后，旧疏失传，仅剩保留在日本，清中叶倒输我国的梁代皇侃《论语义疏》。

二．十三经注疏及其他

（一）演变过程：

1唐文宗开成二年刻成《开成石经》：刻九经（《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和《论语》《孝经》《尔雅》的正文,附加张参的《五经文字》和唐玄度的《九经字样》。

2孟蜀广政七年母昭裔立《广政石经》，带注，九经少了《公羊》《谷梁》，北宋时田况补刻。

3徽宗宣和年间席贡增刻了《孟子》，形成十三经。

（二）《十三经》的疏：孔颖达《五经正义》+唐人宋初人给《孟子》以外其中经传加上了疏+《孟子注疏》：

《周易正义》十卷,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二十卷,伪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七十卷,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四十二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硫。

《仪礼注疏》五十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六十三卷,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晋杜预集解,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

《春秋谷梁传注疏》二十卷,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二十卷,魏何晏等集解,北宋邢昺疏

《孝经注疏》九卷,唐玄宗注,北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十卷,晋郭璞注,北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十四卷,汉赵岐注,伪宋孙奭疏。

（三）刊刻形式：

1北宋时“正义”和“疏”不和经注编在一起，而是单独刊刻。

2南宋后注疏合编。

3通行的善本：清阮元等据宋元间十行本等校勘、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刊刻附有校勘记的《十三经注疏》，但今天看来仍不尽完美,还有重加校勘的必要。

（四）其他经学要籍：

1唐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十七卷,保存了不少王弼以外的《易》的古注；

2传为伏生的《尚书大传》；

3清陈寿祺校注本八卷,保存一些《书》的古经义。《韩诗外传》十卷,保存了三家诗中韩诗的一些遗说；

4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十七卷；

5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同为保存西汉今文经说的要籍。

（五）《十三经》的版本系统：经注和疏在北宋时是分别刊刻的,到南宋时两浙东路茶盐司和绍兴府才编到一起刊刻,建阳书坊才加进释文;到宋元间才有成套的经注、疏、释文合刻本;到明嘉靖时李元阳在福建刊刻有释文的《十三经注疏》。从此递嬗出万历北监本、汲古阁本以至清乾隆时的殿本,直到嘉庆时阮元才重新搜寻各种旧本校勘重刻。这样就把《十三经》的版本系统作了个初步的清理。

一．学风的转变

（一）从中唐时开始的摆脱旧注疏在经学上别求理解的新风气。

（二）此风气在北宋时大盛。

宋末王应麟《困学纪闻·经说》引陆游所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北宋仁宗年号)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按指欧阳修《易童子问》,谓《系辞》《文言》等“易传”非孔子作),毁《周礼》(指欧阳修《居士集·问进土策》、苏轼《东坡续集·策·天子六军之制》、苏辙《栾城后集·历代论·周公》,均谓《周礼》非周公作),疑《孟子》(指李觏《盱江集·常语》、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疑孟》,都非议《孟子》书),讥《书》之《胤征》《顾命》(指苏轼《书传》以《胤征》为羿篡位时事,《顾命》下篇《康王之诰》为失礼),黜《诗》之序(指晁说之《景迂生集·诗序论》否定《毛诗序》所说),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

（三）南宋，朱熹及其后学另行注释《五经》，自己还编注了《四书章句集注》。

二．四书章句集注和宋元人注五经

（一）《四书章句集注》十九卷

1内容：《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

2编定的次序：《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是按治学的先后次序排列,后人因为《大学》《中庸》篇幅都小,就把《中庸》移前以便和《大学》合成一册了。

3撰写了《四书或问》三十九卷，说明注此《四书》的用意,但所注其后又有改定,因此和《或问》颇有抵牾之处。

（二）宋元人注五经

《易传》六卷,北宋程颐撰。《周易本义》十二卷,朱熹撰。元人又合编两书为《周易传义》十卷。

《书集传》六卷,南宋蔡沈撰,经文用《伪古文尚书》五十八篇的本子。

《诗集传》二十卷,朱熹撰。

《礼记集说》(原名《云庄礼记集说》)十六卷,元陈澔撰,不注《大学》《中庸》。

《春秋胡氏传》三十卷,南宋胡安国撰。

1与科举考试有关：

《元史·选举志》“科目”记元仁宗皇庆二年十一月诏定科举《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陈澔《礼记集说》晚出外都已用了宋人的注本。明永乐时官修《四书五经大全》,《五经》就全用上列宋元人注,不再用所谓古注疏。其后《大全》虽未通行,明人及清初人刊刻诵读《五经》就一直用这宋元人注以应付科举考试。到清乾隆时才取消《春秋胡氏传》,改用《春秋左传》和杜预注

2 优点：通顺易懂。

3 缺点：这些注包括朱熹的都多少夹进宋人理学的话头,免不了失去点先秦时的真相。

碑刻学·拓本（附影印、装潢、藏印、题跋）    

一起源： 碑刻以纸椎拓,曰拓本,亦作揭本,其事盖起于南北朝。

二优劣

（一）旧拓很珍贵。碑刻虽石质坚固,日久亦易损泐。拓本时代早者损泐少,晚则损泐多,此旧拓之所以见珍。

（二）孤本或稀见之本。原石佚失,拓本仅存,遂成孤本或稀见之本。

（三）拓本的原翻之别。碑贾或好事者从而覆刻,则拓本又有原翻之别。

（四）同一名目之拓本大有优劣,其价值亦大有高下。旧日碑估,多精此道,今治碑刻之学,亦宜讲求。

三旧拓与新拓

（一）旧拓的含义：今存在之拓本以唐拓为最古,宋、明拓亦见珍于世,若清拓则多重乾嘉,以上均可谓旧拓。此外,亦有难定其时代而泛称为旧拓者。

1唐拓。

（1）真可信者为敦煌所发现唐太宗书《温泉铭》残存后半篇及长庆四年柳公权书《金刚经》,均裱成卷子,又欧阳询书《化度寺邕禅师塔铭》,存十二开。

（2）此外号称唐拓者多不足凭信。

2宋拓。传世尚多,多唐碑之煊赫者,如集王书《圣教序记》欧书《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邕禅师塔铭》《温彦博碑》,欧阳通《道因法师碑》,颜书《多宝塔碑》,李邕书《麓山寺碑》等。皆宋人习字所需,传世多者至十余本,少亦三四本。秦汉碑则止《石鼓文》、《西岳华山庙碑》等,已为数寥寥,南北朝存梁《永阳王萧敷夫妇志》,他无所闻。

3元止九十年,其拓本多混称宋拓,已难区别。

4明拓除上述诸唐碑外,多广及汉魏六朝。今东汉名碑如《礼器碑》《乙瑛碑》《史晨前后碑》《张迁碑》等均以明拓为上驷。其明季出土如《曹全碑》之贵明拓更无论已。北碑至清中叶以后始为人所重,故明拓亦为数无多,如北魏《张猛龙碑》、隋《龙藏寺碑》《常丑奴志》之明拓均见珍于世。

5清拓中之旧拓,又有清初(清人日国初)及乾嘉(兼及道咸)之别。今存世碑刻颇多清初及乾嘉出土或搜获者。如汉《韩仁铭》,北魏《郑羲碑》、龙门造像诸大品、《马鸣寺根法师碑》、《高贞碑》《刁遵墓志》,东魏《敬使君碑》、《刘懿志》,唐《韩仲良碑》、《樊兴碑》等,均以清初拓或乾嘉拓为初拓,其价值不在明拓之下。若有明拓之碑刻,则乾嘉拓止称稍旧拓本,与初拓者价值高昂悬殊。

6清同光以来至民国时拓本,概曰近拓、新拓。除石已佚者外,多不为世重。然每有石质粗松,近数十年间又复剥泐不堪者,如《爨龙颜碑》之光绪拓本已较民国拓本多字,则此光绪拓固亦足珍贵

（二）鉴别拓本新旧时代的方法：

1最可靠的是细审碑志某处文字是否缺泐,即碑贾所谓有“考据”处。前人已有专事此道者,其成果概见于《校碑随笔》及增补本中,虽未必尽属允当,大体尚可信据。惟民国以后至今日之存佚损泐,即增补本亦未能尽详,尚有待再补。

2至拓者所用纸张,宋有用麻纸者,明及清初多棉纸,其后或连史纸、或毛边纸。边远地区亦有用粗皮纸者。但凭此鉴别实不易,与纸色之新旧更无关。(尝得乾隆初拓本《韩仲良碑》,连史纸如新拓,此犹清初印本书用连史纸者至今犹洁白如新也。)

3墨色。多黑色,精者用墨,劣者用烟煤,精者椎拓,劣者刷拓。椎拓又有重墨轻墨之分,重日乌金拓,轻曰蝉翼拓。其新旧殊不易分别,有新拓置潮湿处生白霉者,亦有旧拓从未生霉者,惟乌金拓而有光者,则多清季民国时拓法。又有用朱或蓝色拓者,不多见,皆近拓也。

（三）名碑拓本有作伪者:

1翻刻,详后节。

2拓时将缺泐之笔道填蜡,或空而不拓,自刻一小石补拓。

3用墨笔描填缺泐之字。填蜡(如《马鸣寺碑》)或补刻小石(如《石鼓文》《石门铭》总不自然,涂描则墨色有别,细审均不难发觉。

四孤本与希见本

（一）孤本的含义：石尚存则不得曰孤本,必石已佚失,止份拓本传世者始得曰孤本。

（二）希见之本,亦必原石在明清甚至近现代时已佚失,传世拓本已无多者,其珍贵亚孤本一等。

五原石拓本与覆刻本

（一）原石拓本的含义：原石拓本者,专指有覆刻(亦日翻刻)之原石拓本而言。

（二）覆刻盖三类:

1原石已佚,以原石拓本仿刻一石,拓售以希善价,多墓志,以志小工省也。如清中叶所覆刻《司马绍志》《司马昞志》《王居士砖塔铭》《董美人志》等均尚近真,近人所刻《张玄志》则粗恶不堪入目。《常季繁志》等亦有近真之覆刻。然据《校碑随笔》等尚不难辨别。

2原石尚存,据少损泐之旧拓覆刻以伪造旧拓牟利者。此事多清人所为,如《礼器碑》伪刻充宋拓,《张猛龙碑》伪刻充“冬温夏凊”本,均其著者。

3原石尚存,另刻一石以应求索。如《皇甫诞碑》《九成宫醴泉铭》《多宝塔碑》与集王书《圣教序记》等均有覆刻以供学僮临写。余所见《等慈寺碑》《郑羲碑》亦有覆刻。又《龙门二十品》亦多覆刻以应购求,闻有刻于土炕上者。

（三）价值：凡原石已佚,则原石拓本自至珍贵。否则亦平平无奇。

六影印本

（一）影印技术的流传：摄影术发明始有用碑刻拓本影印之事。其事始于日本,清末民国初日本小林忠治为名手,常为罗振玉等影印旧拓,其后我国有正书局、商务印书馆等继而为之,于是前所列宋明旧拓、乾嘉原拓、孤本、希见之本均有影印传世,其功至著。

（二）影印的主要类型，别详《增补校碑随笔》。

(1)照片本。摄影后按原大洗出照片即是。昔北京延光室多为之,流传以宋拓《房玄龄碑》照片为最著。

(2)珂璆版本。摄影后制珂塄版印刷。以日本博文堂所印最精,且多装裱精雅。我国则以有正书局及艺苑珍赏社印者为多,商务印书馆及故宫博物院印者为佳,故宫用乾隆旧高丽纸所印尤古雅。解放后亦有珂珝版印者。惟珂锣版每版仅能印刷二三百部,故售价高昂。至解放前中华书局之珂版则无限印刷,遂多模糊且有版片碎裂而仍印刷之事。

(3)石印本。解放前有正、中华所印最多,中华又有金属版本者,其效果与石印同,均止黑白两色,不能分浓淡,然价廉,得收普及之效。

(4)胶印本。近年通行,颇似珂璆版而可无限印,故售价廉而物美,此法出而石印遂见淘汰。今国内廉价之印本及日本二玄社《书迹名品丛刊》,皆胶印也。

（三）伪造情况：影印多据旧拓、孤本,已如上说,然亦有用新拓讹言旧拓者,复有用墨描之本以充宋拓者,亦有误用复刻者,如有正珂璆版印所谓宋拓《张猛龙碑》《李靖碑》均经墨描,实皆明拓而已。又有以珂塄版印本染纸剪裱以充旧拓者,然字口光而平,与拓本不同,细审可辨。

七装潢

（一）含义：装潢，亦曰装裱,是我国特技,用于书画,兼及碑拓,而碑拓装潢复有其特殊性,即不能伸之过平,否则字画将转肥成墨猪。

（二）形式的类别：

1整装:可存碑刻原式,是其长,不便披览临学,是其短。今多用之旧拓或孤本,不忍剪坏故也。整装法又有三种:

(1)挂轴式,与书画挂轴同

(2)背面裱托白纸,然后折叠,工省价廉,且便于收藏

(3)犹恐损拓本,则仅将拓本四角粘于白纸上,不复裱托,然后折叠收藏。

2剪裱,亦曰蓑衣裱,便于观览临摹,但失原式。其装潢又有四种:

(1)裱成单开,四周用白纸条或黄、蓝、黑纸条裱,亦有挖空镶嵌者,然后在两边粘合,亦曰蝴蝶装,但与蝴蝶装宋本书之粘处正相反。前后用厚纸板包纸或蓝布、织锦以护之,亦有用木板者,则以楠木为上,银杏易裂,红木、紫檀太重实。

(2)形似单开,实则连属,可拉成长条,日经折装或旋风装,与书本之经折装即旋风叶相同。前后用纸板、木板与单开者同。

(3)只裱一层,成单开,向外折成书本式,线装。此种工值较廉

(4)粘于空白册子或旧书上,可自为之而不费钱。然册厚者中间必凸起。又凡装裱均须用薄浆,不知者以厚浆粘上,日后欲揭下重装亦不可得,最杀风景。此外,亦有省费省事不事装潢者,惟折叠处日久易破裂,且易为虫鼠所伤

八藏印题跋

（一）含义：旧拓之有藏印题跋,亦与旧本书同。

（二）其常见者明有文徵明、王世贞、董其昌,清有孙承泽、王澍、何焯、黄易、翁方纲、王文治、阮元、吴荣光、徐渭仁、何绍基、赵之谦、孔广陶、费念慈、王懿荣、刘鹗、杨守敬、赵世骏、罗振玉等。

（三）伪造情况：亦有伪造题跋、藏印者,题跋之伪者审字迹文理可辨识,藏印之伪者则刻法粗恶,印泥黯黑,可望气而定。

（四）亦有近拓而有藏印题跋者,如精者尚可把玩,粗恶者转损拓本,印可墨涂,题跋可撕去。

（五）旧拓无藏印题跋的情况：西安旧帖铺多乾嘉时拓售之物,留至今日已为旧拓而初无藏印题跋。昔年得一《爨龙颜碑》乾隆前乌金精拓,亦无藏印题跋,而大胜有刘喜海藏印题字之影印本。

碑刻学·史料价值    

一主次

（一）碑刻受人重视：碑刻除少数伪造者外,多第一手史料,且不若史书之经传抄刊刻而有脱讹之病,故夙为研治史学者所珍视。

（二）以史书为主，旁采碑刻为辅。然缘此在若干治史者中亦产生偏见,即重碑刻文字过于史书。即以史料而言,完整之史书亦高于零星之碑刻万万,治史者自当以史书为主,然后旁采碑刻以为辅,不宜媚俗趋时,颠倒主次。

二郡望

（一）碑志开端必曰君讳某、官某某、某郡某县人也。除少数民族外,名字均可信据。

（二）郡望不尽属真实。以魏晋南北朝人重视门阀,即寒人亦欲假托高门,下及隋唐,其风尚未尽泯。

三世系

（一）述郡望后,通常缕陈世系,此亦重门阀之所致。其中所陈远祖,如李必托始老子,王必托始王子晋,甚至少数民族之《爨龙颜碑》亦托始楚子文、汉班固,自全是官样文章,绝无任何史料价值可言。若述其父、祖、曾、高,则有可信有不可信。引用时均宜有所别择。

四职官。碑志所述逝者历任职官颇有可与史书互证,且多有可补史书之所遗逸。

五地理

（一）碑志所记地理,大别有三类:

1记逝者任地方官之州郡县邑名称;

2记第宅在长安或洛阳之坊里名称;

3记一墓葬在长安某原某谷诸名称。

六发微

碑志之性质价值,大体与史传相埒,以显达身后必有行状,史传、碑志多本行状撰作。然史传止传有关系人物,碑志所述人物事迹之不见史传者何可胜计。又史传所记往往省略,而碑墓志所记乃转见详实。凡此颇有重要史实为史传失记而可资发微者。

七其他

碑志所含史料之可资研史者自尚不止此，碑志而外石刻文字之可资采择者亦每每而有。

如推知其时朝野信仰佛教之缘由；所记世系可资治禅宗传法史之推勘；佛寺碑刻之记天地四至常住财务者复为研治寺院经济者所珍视；绘画方面；前代圣地游览盛事；唐宦官参与政治的情况；军事；地方民族和中央的关系等。

八择本

（一）旧拓孤本及旧拓之较新拓多字者宜充分利用。孤本自最可贵,多字者自亦胜于新拓,虽原件难遇,然多有影印本为习书法者取资,治史自可取利用。

（二）一般拓本,无抄写传刻滋生谬误之虞,亦宜利用。

1若于新出土碑刻止有新拓,未尝著录,更宜访求。

2设已影印,如《文物》中往往有新出土之照片,亦可编一索引以资检索。至《千唐志斋藏志》则尽汇张钫藏石拓片影印成册,赵万里《汉魏六朝墓志集释》则除汇印通行拓本外更收若干孤本旧拓,有此可省访求原拓之劳。

（三）录文

不得拓本时自可利用,且便于检阅。录文如《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等皆据拓本迻录全文。惟所据未必尽属旧拓,又拓本模糊断泐处录文多凭推测,亦颇有错误。如《金石续编》所录《爨龙颜碑》碑阴,以光绪时拓本较之,误释阙释之字乃多至十余。罗振玉《昭陵碑录》多据旧拓,录文远胜《萃编》,然以佳拓校之亦有可增补者。知不得但据此等录文便不思他求也。

九通读

  欲别择引用碑刻史料,必通读全文。而南北朝隋唐碑刻多行以骈俪,且多用故典。缘此欲通读须有文学根底,若《昭明文选》之属尤宜循览,习于骈体文字气势法式,则读此类碑刻自少扦格。否则,断句失当,文义不明,尚何别择史料之得云。今周绍良先生主持编集唐墓志至三千余通,悉录文标点,自大有便于初学(1992年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布),然终不得尽事依赖,不复于断句通读上用功夫也。

一、古代文献学基础知识

1、 文献一词首见于《论语·八佾》。

2、 传统文献学又叫做校雠学，由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所开创。

3、 古典文献学的传统主干知识包括目录、版本、校勘。

4、 目录学在学术研究中最大的功用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5、 古典文献按照问世或流传的方式来划分，可以分为两大类：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出土文献是商代的甲骨文，最早的传世文献是《易经》《诗经》《尚书》。

6、 刘向开始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第一次有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有计划的文献整理工作，著有〈别录〉一书。刘歆在刘向〈别录〉的基础上，撮其指要，著为〈七略〉。

7、 两汉古典文献学的集大成者是郑玄。

8、 魏晋玄学以谈论三玄《周易》《老子》《庄子》为风尚。

9、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古典文献的传播与发现上两件值得关注的大事是魏正始三体石经的刊刻和汲冢竹书的发现。

10、单行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如《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词律》。

11、最早的诗文总集是《文选》

12、《百川学海》刻于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流传较广，是中国最早刻印的一部丛书。

13、《古今说海》是我国最早的小说专门丛书。

14、《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型的综合性丛书。

15、我国最早的书目是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撰的《别录》《七略》；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书目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制》《四库全书总目》

16、中国最早的字典和词典分别是《说文解字》《尔雅》；古代最常见的韵书是《广韵》，它代表了汉语中古语音系统。古代规模最大的词典兼韵书是清人编撰的《佩文韵府》；

收汉字最多的现代字典是《汉语大字典》。

17、类书是我国古代分类式的资料汇编性的工具书。最早的类书是魏文帝曹丕时编的《皇览》，历代著名的类书有宋代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

18、十通是指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三通）

《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续文献通考》

19、我国最早的一书目录是《易·序卦传》

20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群书目录是《汉书·艺文志》。我国最早的目录书是《别录》。

21古典文献发生错误的类型有讹、脱、衍、倒。

22旋风装又叫做龙鳞装 。

23．东汉蔡邕的《蔡中郎集》，题“汉左中郎将蔡邕伯喈撰”，“左中郎将”是官职，“伯喈”是字；三国魏曹植的《曹子建集》，题“魏陈思王曹植撰”，“陈”是封地，“陈王”是封爵名，“思”谥号；南宋张炎的《山中白云词》，题“西秦玉田生张炎叔夏”，“西秦”（今甘肃天水）是他的原籍，“玉田生”是号，“叔夏”是字。

24 正史中只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为私人修撰，其余均是官修。

25辨伪的核心内容是考证认定图书文献形成的真实年代。

26纪传本末体创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

27、我国著录甲骨文第一书是刘鹗的《铁云藏龟》

28、金文，又叫铭文、钟鼎文、彝器款识

29、孙诒让是最早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其《契文举例》是我国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专著。

30、汉代人将《左传》与《国语》看作《春秋》的内、外传，认为皆左丘明所作。

31、古书注音方式有直音，反切，注解术语读若、读如、如字。

32编年体史书代表作有《春秋》《左传》《资治通鉴》

33纪传体三史是指《史记》《汉书》《后汉书》

34东汉荀悦所编的《汉纪》全称《东观汉纪》，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官修国史，也是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

35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史记》，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汉书》。

36古书一般格式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周南关雎古训传第一”是小题，列于上；毛诗是大题，列于此行之下。

37汉代人将《左传》《国语》看做是《春秋》的内外传，作者都是左丘明。

38、文献文字在传写中脱去一字或数字，称脱文，也叫夺文、阙文。

39、蜀本是指宋代四川地区所刻的书，字体多使用颜体。

40、杭本是指宋代浙江地区所刻的书，字体多使用柳体。

二、名词解释

1、十家九流：「九流」是指： 儒家，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 道家，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 墨家，代表人物是墨子； 法家，代表人物是李悝、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韩非； 名家，代表人物是公孙龙、惠施、邓析子； 阴阳家，代表人物是邹衍； 纵横家，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鬼谷子； 杂家，代表人物是吕不韦、淮南王； 农家，代表人物是许行。 「九流」之上再加上小说家 (代表人物是青史子)，就是「十家」了。由于小说家只是道听途说，没有有系统的理论，因而不大受世人重视，所以不入流，只能称做「家」。

2、本校法：就是将本书前后文字互证，比较其异同，从而断定其中的错误的校勘方法。在没有同书别本可以对校的情况下，采用本校法是一种较好的方法。历代校勘学家根据本书的上下文义，相同的词语，相同相近的句式，校勘出本书错误的例子很多。

3、祖本：即初刻本，是最早成书刻印的版本，为后来衍生的同一著作各种不同版本的来源和依据。

4、善本：是指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或学术价值较高的本子。

5、写本：又称手写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非经制版印刷而由手写成书的本子，狭义的写本是指人们约定俗成的唐以前的本子。

6、九经正义：为了统一南北经学，解决“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之弊，唐太宗命令孔颖达等人撰写《易》《诗》《书》《左传》《礼记》的义疏，书成名为《五经正义》。高宗时作为官府教材和考试取士的标准经说。后来又有贾公彦作《周礼疏》《仪礼疏》，杨士勋作《谷梁传疏》，徐彦作《公羊传疏》，合成九经正义。

7、别集：是指汇集某一个作者所著多种文体作品为一书的文献著作，与“总集”相对而言。如《陆放翁全集》《韩昌黎集》《文山先生集》《杜少陵集》等。别集比较系统地收载了某一个作者的著作，所以这就为研究该作者的生平事迹和他的创作提供了较重要的材料，为研究所涉及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它对保存历史文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编辑总集不可缺少的重要的依据。

8、《十三经注疏》：宋佚名编，清阮元撰校勘记，嘉庆二十年（1815年）南昌府学刊本，中华书局1982年据原世界书局缩印本影印出版。十三经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历代注疏本甚多，且单独成书。南宋绍兴间始有合刊本，共416卷。包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公羊传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论语注疏》、《孝经注疏》、《尔雅注疏》、《孟子注疏》。

9、十通：是指我国古代十部著名的政书，包括：唐代杜佑根据刘秩所编《通典》，宋代郑樵编纂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清朝的《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皇朝（清）通典》、《皇朝（清）通志》、《皇朝（清）文献通考》和清末刘锦藻所编《皇朝（清）续文献通考》。“十通”使我国几千年的古代典章制度有了系统完整的记载。

10、三体石经：魏正始年间在石头上刊刻的经书。魏废帝齐王芳正始二年，按照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刊刻儒家经典，故称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其中完整刊立的有《尚书》《春秋》，未刊完的有《左传》。三体石经在古文字学和校勘学上都有很大价值。

11、蜀本：宋代四川地区所刻的书，世称“蜀本”。蜀本特点是：字体多似颜体，字画肥劲朴厚，结构架势雄浑壮丽，版式疏朗悦目。版心大都是白口，左右双栏，没有耳子。版心下端多有刊工姓名。纸张洁白，校勘精当，可与浙本相媲美。由于在宋末元军进攻四川时大肆焚毁抢掠，因而蜀本流传至今，比浙本、建本要少得多了。蜀本中又可分为成都本、眉山本。

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

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

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

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

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

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

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

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

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

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

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

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

《古书疑义举例》七卷。清·俞樾（1821-1906）撰。

俞氏因周、秦、汉三代之书，用词造句。与后世多有不同，抄传刊刻多有讹误，音义变易多有歧异，后人阅读、理解极为不便。遂博览古书诸经，分类总结概括，凡立八十八目，论说古书中造句特点、诠释方法、语言习惯、各种致误原因等，每说必详为例证，以明其意，使读者收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之效果，为研读秦汉古籍之初学者必读之书。深为古籍文献、古汉语研究者推重。有1956年中华书局校点排印《古书疑义举例五种》本。附四种皆为俞氏书出后补续之作。有刘师培《举例补》，杨树达《举例续补》，马叙伦《举例校录》，姚维锐《举例增补》，可补俞氏之末尽，正其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