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自然是古委会直接联系的22家，但有的学校不在所里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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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国内旅游业发展现状如下：

第一是冬奥开路。冬奥已经进入倒计时，防疫抗疫也进入关键时期。相信冬奥会给世界一个满意的结局，也预示着中国对应疫情处于世界前列。由此将大大提振国人的信心，也成为2022年旅游起步的先导。

第二是经济支撑。疫情使世界经济危机提前来临，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通货膨胀，供应链不足，金融掣肘，一系列的问题接踵而至。但是中国独树一帜，经济稳定，供应链完整，外贸突起，消费信心保持，构成旅游消费的支柱。

第三是世界抗疫有招，有些国家甚至已经开放入境旅游。

第四是市场复苏。正是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关键时刻，中国的入出境旅游短期内不可能开放。但是，国内旅游再次起步，是大概率事件。

最近这一波疫情反弹已经将近尾声，冬季的候鸟型游客又将聚集在海南云南两广等地，在疫情防控有效的基础上，春节的高潮必然来临，之后就是江南，阳春三月，旅游回暖。季节性和区域性，就是疫情常态化的表现。

疫情常态化背景之下，需要常态化的市场满足，也需要常态化的旅游应对，转型是为根本。中国是一个大陆型的国家，国土面积大，有战略腹地;情况差别大，有回旋余地。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总可以创造新格局。

　　一　《清明上河图》自问世以来就深受文人、画家、学者的喜爱，对其研究的论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近20年来，学术界将《清明上河图》的研究推向高潮，研究范围涉及图中描绘的季节、题名的含义、描绘的地点、图中的广告行为、画面的内容、绘画艺术、《清明上河图》的真伪、作者生活的时代及作品的创作时间等诸多方面。《清明上河图》的研究无论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超过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其重要的专著有董作宾的《清明上河图》、张安治的《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研究》、刘渊临的《〈清明上河图〉的研究》、那志良的《清明上河图》等。重要论文如徐邦达的《〈清明上河图〉的初步研究》、郑振铎的《〈清明上河图〉的研究》等。

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对《清明上河图》如此评价：全卷所绘人物500余位，牲畜50多只，各种车船20余辆艘，房屋众多，道具无数，场面巨大，有条不紊；技法娴熟，用笔细致，线条遒劲，凝重老练，反映了高度精纯的绘画功力和出色的艺术成就。同时，因为画中所绘为当时社会实录，为后世了解研究宋朝城市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张择端”条内对《清明上河图》的评价是一幅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风俗长卷。画家成功地描绘出汴京城内及近郊在清明时节社会上各阶层的生活景象，主要表现的是劳动者和小市民。对人物、建筑物、交通工具、树木、水流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处理非常巧妙，整体感很强，具有极大的考史价值。此后历代绘制的都市风俗画无不受其影响。著名宋史研究专家周宝珠在其大作《〈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中针对《清明上河图》的绘画艺术、历史价值和如何有效利用其艺术价值、历史价值以及该图内容中的各种争鸣问题进行了论证，力倡“清明上河学”之学。进而又从研究的范围与目的、《清明上河图》各种图本的价值、史料考订、亟须解决的问题，乃至在历史、考古、绘画、工艺、旅游、建筑、民俗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后获取的丰硕成果以及建立“清明上河学”的意义上划定了“清明上河学”探讨的内容与范畴，并将这幅名画的地位与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中的《红楼梦》形成的“红学”等量齐观。

《清明上河图》不仅是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之一，也是世界优秀的文化遗产之一。对其的研究并非是中国学者的单独行动，同时也得到了其他国家学界的响应与参与，如1985年由日本国际交流美术史研究会主办的第四届国际学术讨论会“东洋美术中的风俗表现”，就有多篇论文专题谈论《清明上河图》。日本学者新藤武弘、古原弘神、伊原弘、小野胜年、木田知生等，欧美学者Amica O Yeung、Valerie Hansen、Cooke Johnson、Julia Marray、Roderik Whifld等都是近年《清明上河图》研究队伍中的专家。

另外，自《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之《清明上河图》公布于世后，河南开封汴绣厂职工依原作大小绣出《清明上河图》多幅。自此，《清明上河图》就被广泛复制在多种多样的载体之中。就刺绣品来说，有汴绣、苏绣、蜀绣、鲁绣、湘绣、发绣等；就雕刻品来说，有石刻、砖雕、木雕、竹雕、骨雕、瓷雕、象牙微雕、根雕、银雕、玉雕等；就壁挂来说，有挂毯、竹帘壁挂、大理石壁画、铜版画等。此外，诸如剪纸、瓷画、鼻烟壶画、烙铁画、漆画、拼贴画等也时常见诸媒体介绍。商店招牌、商品包装上也可以见到《清明上河图》，如将其印刷在明信片、电话卡、扑克牌、邮票、香烟盒、火柴盒上。1996年，浙江省内第一家主题公园和中国最大的宋文化主题公园――宋城景区正式开园，开创了浙江省民营资本投资旅游休闲产业的先河，形成了旅游演艺、休闲房产、酒店与文化创意产业群三大主业。1998年，河南开封完全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按1∶1之比例，建造了“清明上河园”，是国内首例集中再现原作中风物景观的大型宋代民俗风情游乐园，占地510亩，为国家黄河旅游专线重点配套工程。紧接着，同样以《清明上河图》为人文景观的建筑、园林先后出现在无锡（水浒城――清明上河街）、浙江（横店影视城――清明上河图）、河北（唐山农民打造泥塑实景清明上河图）等地。《清明上河图》蕴涵的无穷魅力，不断得到发掘。2010年在上海世博会开幕式上，中国馆的镇馆之宝――大型科技制作《清明上河图》的出现，更是把《清明上河图》的价值推到了顶峰。

二

情景模型是近年来一个新兴的词语，即用各种材料制作出能够反映特定时空的某一个瞬间。目前，国内比较大型的情景模型（地面塑形）都是配合战争全景画（锦州战役全景画馆、井冈山革命斗争全景画馆、济南战役全景画馆、莱芜战役全景画馆、淮海战役全景画馆、赤壁之战全景画馆等）出现的，而单独以情景模型出现的案例较少，反映《清明上河图》的也不多。比较完整的当数开封博物馆的《清明上河图》模型，但作为情景模型，无论从展示方式上（固定角度、直线性观赏路线）还是模型情景的体现（建筑呆板、人物单一、造型重复、制作简单）上都和真正的情景模型相差甚远。

情景模型不是简单的“堆砌”，构成杂乱，且不说其事实合理性，就是主题也无法表达清楚。情景中的人与物的相互关系、相互位置，要合情合理、主题鲜明。人是情景中的灵魂，人物之间的站位、动作、情绪，要有关联，要相互呼应，充分体现主题。做到这一点，就要把握好人物的动作，因为情景是无声的，要用人物的肢体语言给大家讲故事，要让观者更加明了画面意图，何况所要讲的故事还是观众耳熟能详的。另外，情景中的一草一木都要为主题服务，是烘托而不是分散观者的注意力。情景模型是十分表象的，它又使观众产生十分丰富的联想。

总之，《清明上河图》大型情景模型的制作，无论是历史价值、绘画价值、研究价值还是在旅游开发、城市文化建设、人文传承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工艺美术系

（责任编辑：轩蕾）

用鱼骨图分析大学生课堂现状如下：

一、使用鱼骨图突破教学难点，加深学生的理解与认知。

小学生由于知识有限，思维能力不高，在学习一些具有抽象性的数学知识时存在一定的困难。在传统的数学教学中，教师一般使用灌输式的教学法，导致学生很难理解一些抽象的知识和概念。学生学习知识以记忆为主，在理解困难的情况下进行记忆，很容易导致概念混乱、知识混淆，学习效率不佳。传统的教学方法严重影响着教学质量。

为了改变这种教学现状，教师在教学中可以使用鱼骨图对学生进行数学思维引导。教师将学生容易混淆和难以理解的数学知识点进行汇总、整理，设计成鱼骨图，通过图文结合的方式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认知，提高学生的辨析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例如，在“认识多边形”的教学中，教材里有很多新图形，它们不同于长方形、三角形等简单的图形，结构较为复杂。学生受思维能力的影响，学习时会有一定的难度。此时，教师需要在教学中进行思维引导。教师可以一边画图一边讲解，将不同图形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设计成鱼骨图，使学生可以直观地区分不同的图形，有助于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二、利用鱼骨图优化知识结构，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新课改对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加重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在教育教学中，教师要重点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创新学习的能力，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主导的课堂，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在课堂中不断提高各项能力。

教师在教学时要明确新课的教学理念和教学目标，在教学理念和教学目标的指引下科学、合理地使用新型教学方式和先进的教学工具，对学生开展新式教育。同时，教师要加强对教材深度和广度的挖掘，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在教学中使用鱼骨图，可以使学生明确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鱼骨图是一种有助于提高教学效率的教学工具。

三、利用鱼骨图发现解题捷径。

应用题教学是当前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关键内容，属于考试中分数比较高的内容，应用题解题中应用鱼骨图，能够让学生明确解题的正确思路，并且让学生养成良好的解题习惯。

比如，在学习“多边形面积计算”的相关知识过程中，教师在开始讲解之前可以使用鱼骨图先呈现多边形面积计算的相关知识，让学生了解各种多边形面积计算的思路异同，了解三角形以及长方形面积的计算思路。

四、利用鱼骨图，引导归类错题。

在教学中，教师可以让学生整理和修改错题，巩固自身并不扎实的数学内容。再则，对数学知识加以整理，有利于学生找到自身的不足，进而作针对性的弥补。整理错题是学生学习总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以发现自身经常犯的错误，避免下次还出现类似的错误。

但是，整理错题需要学生有耐心与细心，唯有这样，才能够总结和改正自身犯过的错误。但不少学生存在惰性，在整理错题时容易厌烦，进而在长久的学习中产生逆反心理。若是可以对鱼骨图善加利用，就会让学生自主总结错题，形成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并让他们受益终身。

总之，鱼骨图对学生的成长发育具有重要意义。将鱼骨图运用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可以有效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兴趣，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解题能力，增强学生的综合数学素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合理运用鱼骨图，将抽象的数学知识形象化，为学生日后的学习和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青铜器是商周艺术文化之代表，亦是贵族社会文化产物，它不仅作为日常生活用具，更是宗教祭祀重要之礼器，因此青铜器发展史，可称为商周文明发展史。过去之传统，对青铜器研究，偏重在铭文意义及考古断代上，而忽略纹饰与形制之研究。然而铭文、形制与纹饰三者本为一体，并非所有青铜器皆有铭文可作断代用，多数铜器只有纹饰或形制，因此研究青铜器应朝综合研究，才是最佳之研究方向。由於时间之限制，笔者无法对青铜器作全面研究，只对青铜器之「纹饰」作初步探究，俾能有所得，为他日研究之础石。

最早研究青铜器纹饰者，当属清末民初学者容庚，他在《商周彝器通考》（1941）一书中，用一章之篇幅列举纹饰七十七种。首次对铜器纹饰作详细之分类，具体列举各类纹饰，并介绍各类纹饰名称之来源、演变，及其所属时代。透过容庚先生专书介绍，使後世青铜器研究者，开始正视青铜器纹饰之存在与价值。近来研究青铜器纹饰著作甚多，各类动物：如鸟、龙纹及兽面纹之研究不乏其文，在这几类中，虽然龙纹纹饰有较多文章介绍，但多数只针对龙纹之分类、起源著墨而已，对於龙纹时代演变、艺术价值则鲜少探讨，因此本文选择此范畴作为研究方向，希能更深入探究龙纹纹饰之艺术内涵。

要瞭解龙纹何以出现在青铜器之原因，首应瞭解纹饰之起源，神话须从古籍及新石器时代出土古物中探究。龙纹纹饰并非在商代青铜器中突然产生，其起源可追溯新石器时代中陶、玉器。此外，就龙纹存在之意义，探究与当代政治、宗教之关系。龙纹分类中，采马承源先生之分类法作为基础，因马先生分类方式最为实用，具有理论上之价值，且多数商周青铜器之龙纹不出此范围，因此本文所论之龙纹分类，大抵以马承源先生之分类为基础，并拟制一表格，详尽言明各类龙纹盛行时代与其艺术价值。

第二章 龙纹起源及其意义

第一节 神话中之龙

在原始社会中，龙代表重要信仰之一，关於龙之神话层出不穷，古籍中记载颇多，如：《山海经�6�4海内北经》：「冰夷人面，乘两龙」；或《山海经�6�4西山经》：「……锺山，其子曰鼓，其状人面而龙身」。《国语�6�4郑语》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史书中神话，有《史记》、《汉书》、《南史》……等记载龙之神话。史记中有「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邦，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常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明，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以而有孕，遂生高祖。」汉书中有「帝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王媪见其上有龙。」南史中有「南朝齐高帝萧道成，姿表英异，龙颡钟声，长七尺五寸，鳞纹遍体。」综合先秦文献中之龙神话记载，约可整理出较具代表性的四种说法注1：

一、将人、龙混为一体。如开天辟地宇宙开创者伏羲氏、生命创造者女娲氏、战胜蚩尤及创造物质文化之黄帝、亲尝百药神农氏，皆被描写成人面龙身或人面蛇身（图1）。反映出上古原始人在与自然斗争中，对胜者之崇拜。

二、龙乃人之化身。如大禹父亲鲧，死後三年不腐，化为黄龙。

三、龙乃神通广大之神灵。如大禹治水时，因尽心竭力治水，行为感动天地，因此得到神龙的帮助。神龙以尾画地成河，助禹治水有功。

四、龙乃神人驾驭之动物。《山海经》谓，西方之神蓐收，南方之神祝融，北方之神禹疆，东方之神句芒皆乘两龙。

以上之神话及传说虽不可考，但可知「龙」在中国人心中有其特殊之地位、意义。龙之所以会成为中国原始社会之崇拜对象，反映人们崇拜超自然力，而龙即为超自然力之象徵，因它能腾云驾雾、呼风唤雨，故成为具有神力之形象。然而龙在上古时代中华民族文化里，只是一想像之生物。在古籍中，描述龙之记载有：

《说文》曰：「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管子》曰：「水池」：「欲小则化为虫蠋，欲大则藏於天下；欲上则凌於云气，欲下则入於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

《尚书．洪范》曰：「五行纬」：「龙，虫之生也渊，行无形，游於天者也。」

「龙」究竟是什麼？形状为何？从古至今许多学者皆有考证。较一致结论为龙起源於原始氏族社会之图腾崇拜，它是由许多动物图腾，纵横起来之虚拟物。距离5000年前之远古氏族社会里，人民对各种自然变化还无法充分认识，他们将自然界一切皆视为有灵。从天上日月星辰，空中风雨雷电，至地上生物、非生物…等，皆视为神灵。原始人对这些自然现象，意识到一股神秘力量，是崇敬，也是慑服，於是将天上与世间物象联系起来，企图用周遭熟悉之动物来解释。

原始人为求生存与发展，每一氏族或部落将其中一种神灵，作为自己部落之守护神，也作为自己族标或象徵，供奉它、崇拜它，将神灵视为祖先，此即图腾崇拜。当时部落或氏族存在著兼并现象，当一强大部落并掉另一部落时，会将另一部落中最厉害部分吸收至自己部落图腾上，合并与融合成一幅凌驾於原来形象之新图腾，代表所有被合并之氏族。如此形成之图象，即非现实中之动物，而成一种虚拟之综合性生物。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象徵之「龙」，即是从氏族部落之图腾中产生注2。

传说中龙，实际上是神化之蛇，而龙之形象主要来自於蛇。传说古人常遭蛇之袭击，先是恐布，後又对它加以神化，当作能免除一切灾难之灵物，此种畸形心理，使许多不可理解自然现象得到圆满之答案。如春、夏之雷电，在一道曲折白光闪过後，即是倾盆大雨。闪电像一条瞬间腾空疾飞、曲折行进之巨龙，因此人们即想到「云至而龙乘之」，久之则「以龙蛇为天使」。雷电能引起大火，於是龙又可吞吐烟火。如此一来，蛇在原始人心中即成为神灵。它成图腾中之主宰物，其他一切动物只能依附它，龙之神话即顺理成章产生。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龙纹之萌芽

「龙纹纹饰」并非青铜器时代原有之产物，远在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中，龙之形象已经出现在中国人使用各式器具上。即使「龙」之原始形貌已不可考，惟透过现代考古之发掘，各时代不断有「龙」形物出现，即可证明「龙纹」远在新石器时代中，即已萌芽与发展。

龙之雏形，最早出现於山西省吕梁山南端吉县柿子滩石崖上，是一幅鱼尾鹿龙岩画，距今约一万年。在考古发掘中，甘肃省甘谷县及武山县出土文物中，隶属仰韶文化之彩陶已有龙纹装饰，它们曾被称为「人面鲵鱼纹」，实应称之「龙纹」注3。另外在内蒙古与辽宁交接之红山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多种玉制龙形器，其中有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龙形玦」；翁牛特旗三星拉他村之「玉龙」，辽宁牛河梁「猪龙形玉饰」（图2）与喀左县东山嘴「双龙首玉璜」。在牛河梁遗址之「女神庙」中，发现泥塑「猪龙」之残块。在内蒙古熬汉旗小山遗址还发掘出之大甸子陶器龙纹（图3），此乃距今约3400年以前，属夏家店下层文物之产物。此外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掘出之彩陶上（图4），亦发现有「龙纹」存在。陶寺出土之陶盤上，盤底内壁磨光，用红白两色彩绘出蟠龙图形。蟠龙头在外圈，尾卷盤中。龙体为蛇躯鳞身，巨口利齿，似蛇非蛇，此龙显然已是想像合成之虚拟生物，属早期龙形象之重大发现。据有关资料考证，此「龙纹」年代不晚於4500年前，可称为「天下第一龙」注4。但若将红山文化之「玉龙」与山西襄汾出土之陶龙进行比较，显示出玉龙较具原始时代气息与文化特性，故一些考古学者推测玉龙应距今5000年前，因此，玉龙取代陶寺龙，成为「天下第一龙」。

以上出现之「龙纹」，出现於距今约四至六千年以前，属新石器时代。它们共同特点是：图像均为两种或三种动物形象之结合体，有一大头与一卷曲成环型或半环形之体躯。所异者是，红山文化与小山遗址中出现之龙，形象为猪首、蛇身及马鬣相加；仰韶文化之龙则是人或兽之首，蛇或鱼之身相结合。仰韶与红山文化，几乎同属一时代，但却属不同文化区域，它们之间有一定之联系，又各有渊源。正由於文化差异之存在，所出现之龙形象徵即各有特色。此证明「龙」之观念，已非某一氏族所专属，而是在长期文化交流中逐步形成，成为许多部落之图腾标记注5。

铜器上纹饰之名称，最早见於《吕氏春秋．先识览先识》：「周鼎者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又如《吕氏春秋．离俗览适威》：「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所论及饕餮与窃曲，皆是後代采用为商周铜器纹饰之名称，但却无法追溯其命名之缘由。所谓饕餮文，在铜器上有时是兽面，有时则配置在龙身上之龙面。至於窃曲文，或谓变形夔龙文，或谓夔之涡转文。而铜器上之夔、虺、螭等纹，依《说文》解释，皆与龙有关，或是龙之别名，或是龙子。

第三节 龙纹之意涵

人们论及史前艺术，皆相信原始纹饰与原始社会与宗教密不可分，商周时代亦存在此现象。原始社会中，纹饰并非仅作为审美之用，其艺术活动与社会型态、宗教信仰，似有更密切之关系。西方学者卡西勒曾曰：「艺术在其起源和开创时，似乎与神话关系密切。艺术即使在发展过程中，也不能离开神话思维和宗教思维的范围和影响」注6。因之，原始纹饰与社会文化、宗教三者关系密不可分。

商周时青铜艺术，纹饰占重要一环，由纹饰分类观之，不难发现商周纹饰题材以动物纹样居多，而动物纹样中又以「龙纹」纹饰占绝大部分，此种现象反映出动物图像在商周时期人们心中，有其特殊崇高之地位，而动物纹饰与商周鬼神崇拜之宗教信仰无不关连。张光直先生认为商周器物之动物纹样是协助巫觋沟通天地神人之媒介注7，其於《中国青铜时代》曾曰：

在商代早期，神话中的动物功能，是发挥在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上，……在古代中国，作为与死去的祖先之沟通的占卜术，是靠动物的骨骼的助力而施行的。礼乐铜器在当时显然用於祖先崇拜之仪式，而且死後去参加祖先行列的人一起埋葬。因此这些铜器上之铸刻著作为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沟通的媒介的神话性的动物花纹。

商周时，祭祀鬼神为一经常性之大事，商人尚鬼，凡事皆须请示鬼神，而请示鬼神之工作皆由「巫」来作，亦即所谓「占卜」。虽然原始时代之巫术与宗教并不相同，唯巫术与宗教之间仍有密不可分之关系；而原始宗教则从巫术信仰中发展出来。青铜器作为礼器，多用於宗教祭祀上，因此青铜器物上之纹饰，与鬼神崇拜之宗教信仰习习相关。商周时有「铸鼎象物」之观念，而龙纹主要是作为象徵「天命神权」而设计出来之纹饰，因此，在宗教上有其重要意义。

商周人将动物视为具有无限神力之神灵，因此青铜器上之动物纹样，除宗教祭祀意涵外，并富有政治之意义。由於殷人尚鬼，对超自然力颇为崇敬，其祭祀与崇拜并非最终目的。商周人将动物纹样视为巫觋沟通天地之媒介，而能独占此沟通方式者，唯贵族或领导阶层。正因为握有此特权，领导阶层为维护政治地位及利益，透过青铜器上神秘、肃穆之动物纹样来宣扬自己力量，由於此怪异形象之象徵符号，令人望之崇敬、生畏，因此可威吓其下之被统治者，达到贵族巩固本身地位及威权之目的，此动物纹样无形中强化为统治者之政治力量。

第三章 龙纹种类及时代演变

第一节 龙纹类别

龙纹分类，依龙体形状划分，可分为直体、曲体、卷体三类。惟龙纹流行时间较久，同属一类者在时间上或相隔甚长，演变关系较不明确注8。容庚「殷商青铜器通论」，将龙纹分为蟠龙纹、两尾龙纹、爬行龙纹、蛟龙纹四类；马承源先生则将龙纹分成爬行龙纹、卷体 龙纹、交体龙纹、双体龙纹、两头龙纹五类注9；朱凤瀚先生将龙纹分成夔纹、颐龙纹、蟠龙纹、团龙纹、蛟龙纹、曲龙纹、其他形式龙纹七类注10。由於各学者分类观点不同，意见亦异，以马承源先生分类方式最为实用，具有理论之价值，多数商周青铜器龙纹皆不出此范畴，本文所论及之龙纹分类，大抵以马承源先生分类为基础。青铜器纹饰中，凡是蜿蜒形体躯之动物，皆可归於龙类。龙纹约可分为下列几类：

（一）爬行龙纹

爬行龙纹（图5）为龙之侧面形象，多平置横向，龙头朝前，身躯作爬形状。通常龙头张口向下，上唇向上卷起，下唇向下卷或卷向口里，额顶有各不同之角形，中间为躯干，下有一足、二足或无足者，尾部常弯曲上卷。爬行龙纹在青铜器上，大多作对称式排列，由各种不同角形兽头与蛇类躯体组合，盛行於商中、晚期至西周早期。龙纹中侧视一足者，称为「夔纹」。所谓夔纹系指有一足、二足或省略足之龙形侧面图像。张口，体躯伸直或弯曲，额顶有角，尾部上卷或下卷，皆可称之为夔，夔之名本於《说文解字》：「夔，神魖也，如龙，一足。」《山海经�6�4大荒东经》：「有兽壮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夔可谓龙或爬行类兽之综合变体，构图不用讲究对称之法，而以变形动物侧视全身之连续构图，以神化飞龙、走兽表现此一特有之动态与节奏。

（二）卷龙纹

卷体龙纹（图6）是龙躯体蜷曲形象。《礼记�6�4王藻》有「龙卷以祭」之说。郑玄注：「画龙於衣」；孔颖达疏：「龙卷以祭者，卷谓卷曲，画此龙形卷曲於衣，以祭宗庙。」古代将龙画作卷曲状。青铜器纹饰中，卷体龙纹可分两类，一是龙上半身直立，龙身布满云雷纹，下半部横卷做曲尺状，龙头则置於青铜圆盤正中央，依构图变化及时代不同产生差异，自商至战国青铜器上皆有；另一是身躯蟠曲一团，以龙首为中心，或首尾相接，或成螺旋状蟠旋，称为蟠（盤）龙纹，盛行於商末周初。蟠龙纹系以龙首为中心，蟠卷成圆形之龙纹，多装饰於青铜盤底内，身躯间或周围常有小龙、鱼、龙鱼及鸟纹等物。

（三）交龙纹

交龙纹是指两条或两条以上相互缠绕之龙构成之纹饰，又称「蛟龙纹」。交体龙纹（图7）是龙体部交缠形象，见於《周礼�6�4春官�6�4司常》：「王建大常，诸侯建旂。」郑玄注：「诸侯画交龙，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覆也。」又《释名�6�4释兵》：「交龙为旂，其，倚也。画作两龙相依倚也。」此纹饰为数条浮雕交龙相互穿插於青铜器上，龙身状如环带，装饰紧密配合器皿造型，予人节奏感与立体感。在青铜器上，常以X和∞型结构为基础，变化出复杂之交龙形象，而交龙形象乃一上一下，下者上升，上者下覆，两体交缠，故称交龙。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有两龙相交，亦有群龙交缠，发展成各种复杂形式。青铜器上，躯体较粗壮交体龙纹旧称「蟠螭纹」。变形缩小交体龙纹，辄称「蟠蛇纹」注11。

（四）双体龙纹

龙体龙纹特色为龙首居中，体躯向两侧展开，两边分出两尾之意，四足利爪（或龙无足），尾上卷，旧称「双尾龙纹」（图8）。此纹饰构图与兽面纹相似，皆为体躯向两侧展开。此纹饰常装饰於青铜器物之颈部狭长范围内，呈现带状分布，而其优点为可使龙躯体充分展开，此即双体龙纹；盛行於殷商晚期至西周中期注12。

（五）两头龙纹

此种纹饰特点为一兽体之两端，各有一龙头或兽头，旧称「两头龙纹」（图9）。青铜器上，兽体大部分为一斜线，或曲折形线条，此乃图案变形之现象。两头龙纹双头并非完全相同，有时一作正面，另一作侧面。简单且独体之两头龙纹，多见於西周中、晚期；缠绕式之龙纹则盛行於春秋中、晚期。　

第二节 商代龙纹之时代演变

一、商早期：

商早期主要纹饰是兽面纹，随青铜器纹饰之复杂化，在兽面纹两侧常出现二蛇形之辅助图纹，此种蛇行图案常以长条形状之单足、头部向下、嘴巴张开，双唇翻卷之面貌出现，它即夔龙纹之雏形注13。夔龙纹初期虽仅作兽面纹之辅助纹饰，但已渐演化成为夔龙纹。

二、商中期：

商中期有二特殊现象，一为「夔龙纹」自兽面纹之附属部分独立出来，成为夔龙纹饰；另一现象是「蟠龙纹」开始发展。夔龙纹於此期中，可见之型式有三，依出现年代之先後，又可分为下列数型注14：

（1）直短身，首向前

此型之龙体躯干为单体，尾下垂（图10）或上卷（图11），流行於商中期偏晚至商晚期。此型纹饰仍有部分作为兽面纹两旁之辅助纹饰，但形状多倒立。

（2）折身式

折身式夔龙纹特点为，龙躯体下折，折角作直角状，尾上卷，张口向下（图12），见於商中期偏晚至商晚期。

（3）曲身，尾上卷，张口向前

此期龙纹纹饰之龙身躯接近S型，张口向前，流行於商中期偏晚（图13）。

蟠龙纹於此期可分二型：一为龙首作侧面，身躯顺著头向下卷，在青铜盤中盤卷成一圈（图14），见於殷商中期偏晚；另一为龙首作正面，龙体身躯作顺时针盤卷成一圈或一圈半於青铜盤中，身躯间常夹有小龙（图15），多见於殷商中期偏晚，延续至春秋早、中期注15。另外，「爬行龙纹」亦於此期盛行，且出现不同角型之兽头和蛇体组合成之形象，如虎头龙纹、长颈鹿龙纹、外卷角龙纹等，此纹饰盛行於商中、晚期至西周早期。

三、商晚期：

「夔龙纹」承袭前期风格继续流行，且折身式夔龙纹新变体出现，其特点为龙躯干上折，折角作直角状，尾下卷（图16）。「蟠龙纹」亦於此期继续盛行，由设计巧意而言，此蟠龙即在圆盤内之周围连作团纹，此即龙之雏型。「爬行龙纹」亦於此期继续盛行并延续前期风格。此外，另有两种龙纹纹饰於此期开始发展，一为「双体龙纹」，另一为「颐龙纹」。双体龙纹於商晚期开始出现，特色为龙首居中，体躯向两侧展开，旧称「双尾龙纹」，此纹饰盛行於商晚期至西周中期。「颐龙纹」於商晚期萌芽，龙纹型态为身躯短直，尾上扬，末端下卷垂冠（图17），虽少见，惟西周早期仍可见之（图18）。颐龙多两两相背，多分布於器物颈部以作为主纹饰存在。

第三节 西周龙纹之时代演变

一、西周早期：

西周早期，「夔龙纹」继续发展，并出现不少夔龙纹之新变体。如直短身，首向前之夔龙纹，龙体体躯分歧为二，尾上卷（图19）。另外在此型基础上，又演变成另一型体之夔龙纹。此龙纹型态为低首，口向下，前额多生出二独角，上枝长而上卷，状似象鼻（图20）。此龙纹虽类似龙体躯分歧为二，尾上卷之夔龙纹，但其龙纹背上有刀状羽翅，因此可藉该特徵区别两龙纹之差异，此龙纹见於西周早期偏晚注16。新变体如一龙头引出两身躯，即「双体龙纹」，於商晚期萌芽，并於此期继续发展；或是一条身躯之两端各有一龙头，成为两头龙，此即「两头龙纹」；或是夔龙、夔凤交接在一起之怪体（图21）。「双身龙纹」、「蟠龙纹」亦於此期继续流行。「爬行龙纹」之新变体於此期出现，称之为「长冠龙纹」，其特点为以凤之长冠取代龙头之角，其头部依然是兽头，而龙身躯较长，中间有一足或作鳍部，尾部分开上下卷曲注17。此外，「颐龙纹」之样式为一身双首，身躯斜直，双龙首因回颐而相向，始见於西周早期偏晚（图22），延续至西周中期（图23）。

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号）的颁布，拉开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序幕。2007年2月28日，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全面启动古籍保护工作，国务委员陈至立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8月3日，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古籍保护试点工作会议，选定57家（后增至59家）古籍收藏单位，开展为期一年的古籍保护试点工作，印发了《古籍普查方案》等文件，宣布成立了由66人组成的专家委员会。

自9月底开始，文化部组织开展了名录的申报工作。申报工作受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各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全国文化、文博、教育、民族、宗教等系统的200余家单位及个人参加申报，截止12月中旬，申报数量总计超过5000部，古籍类型除大量的汉文古籍外，还有丰富的民族文字古籍、金石碑拓、敦煌文献、舆图、竹木简等。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的入选标准十分严格。名录的主要收录范围是1912年以前书写或印刷的，以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存在，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视具体情况适当放宽。国家珍贵古籍的评选标准，原则上与《古籍定级标准》（WH/T20-2006）所规定的一、二级古籍的评定标准相同，即国家珍贵古籍原则上从一、二级古籍内选定。属以下两种情况的古籍暂不入选：一是专家审定时对版本存疑的，暂不入选；二是申报的版本残缺超过50%以上，其他收藏单位有同一版本全本的，暂不入选。11月初，文化部成立评审委员会，聘请简帛、碑帖、敦煌文献、佛经、汉文古籍、民族语文古籍、古籍保护等各学科专家，开始进行名录的初审工作。经评审委员会反复研究、审议，于12月中旬初步确定了名录的推荐名单。2008年1月7日，文化部办公厅向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及各省（区、市）文化厅局发函，就名录推荐名单征求意见。根据各方的反馈意见，评审委员会研究后对推荐名单作了相应调整，于1月23日至29日在《中国文化报》及中国古籍保护网上向全社会进行了为期7天的公示。根据公示意见，经评审委员会再次研究，将名录推荐名单调整确定为2392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2008年3月1日批准颁布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392种及“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家。这2392种《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有汉文古籍2282部，包括简帛117种、敦煌文书72件、古籍2020部、碑帖73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110部，包括焉耆—龟兹文、于阗文、藏文、回鹘文、西夏文、白文、蒙古文、察合台文、彝文、满文、东巴文、傣文、水文、古壮字等14种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