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的版本类型 自从图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从版印图籍产生以来，从内容、性质、形式等方面派生出许多版本类型和版本称谓。主要有：稿本、写本、抄本、刻本、活字印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宅刻本、家刻本、自刻本、监刻本、经厂本、内府刻本、藩府刻本、殿本、局本、聚珍本、套印本、百衲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重修本、递修本、朱蓝印本、四库底本、毛抄本。 稿本 古书版本著录中运用稿本概念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指手稿本，二是指清稿本，三是指修改稿本。手稿本指的是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判断这个极不容易，没有绝对把握，不敢运用手稿本的概念。清稿本指的是誊清的书本。誊清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作者自己誊清，这在实际上应该归入手稿本；另一种是由别人誊清，实际上这已不具备稿本性质。故对清稿本概念的运用要特别慎重，不能以今度古，把现代人关于稿子的概念硬加在古稿本的头上去。修改稿本指的是在誊清的本子上又由作者亲笔加以修改。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自己誊清后自己又作修订，这在实际上又应归于手稿本；一种是别人誊清后作者亲笔加以修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用修改稿本的概念。这三种概念在通常的古书著录中都见有人运用，但在实践上并不十分确切，且容易造成混乱。国家图书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只用“稿本”一个概念，将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情况，通通包容在“稿本”概念里边。而对由别人誊清的书本，则以“写本”或“抄本”称之；别人誊清作者自己亲笔修改的书本，则仍以“写本”或“抄本”称之，紧接着于其后注明某某校改。 写本 写本是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人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了。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其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于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其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著作，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其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 抄本 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之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 刻本 刻本，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及《经典释文》。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兴，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在发展过程中，因时代不同，又有宋、辽、西夏、金、蒙古、元、明、清刻本的不同称谓；因地域不同，又有浙刻本、蜀刻本、闽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细分，又有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崇化本、平水本、眉山本等不同称谓；因出资和主刻性质不同，又有官刻本、私刻本、家刻本、自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区分，又有内府本、监本、府州军本、仓台本、计台本、殿司郎局本、公使库本、郡斋郡庠本、兴文署本、广成局本、行中书省本、各路儒学本、书院本、司礼监本、经厂本、藩府本、布政司本、廉访司本、殿本、局本等不同称谓；因刻版形态不同，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技术不同，又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早晚不同，又有初刻本、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总之，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刻的书本，就可题为某某时代、某某地区、某某单位、某某部门刻本。 活字印本 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均称活字印本。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南宋的周必大，蒙古太宗十三年至海迷失后三年(1241-1250)时期的姚枢，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李瑶、二十四年(1844)的翟金生，都曾依据毕昇泥活字印书的原理，自制泥活字，实践并光大了泥活字印书的创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农学家王祯又制成了木活字，并印刷《旌德县志》。此后，木活字发展较快，非但有汉文木活字，还有西夏文、回鹘文木活字。进入明、清，木活字书普遍流行，江南各省的祠堂常用木活字排印宗谱。还出现了串乡走镇专为人排印家谱的谱匠。明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北京朝廷发行的“邸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清代无论官署、私宅、坊肆，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规模最大的是乾隆时期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凡134种。金属活字包括铜、锡、铅活字，其中以铜活字印书较多。明朝弘治、正德时期无锡华、安两家的铜活字印书最有名，清雍正年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著录活字印本，就要根据不同材料的活字，采取不同的著录称谓，如泥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等。 官刻本 官刻本是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版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县、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但在著录实践中，历来不采用“官刻本”这种称谓，而是将其分解，具体著录。国子监刻的书就称为国子监本，公使库刻的书就称为公使库刻本，经厂刻的书就称为经厂刻本，武英殿刻的书就称为武英殿刻本等。 坊刻本 坊刻本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唐代已经出现，至两宋而兴盛。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开有很多书坊、书斋、书轩、书林、书堂、书肆、书棚、经籍铺、纸马铺等。四川、两湖、江、浙、皖、赣、闽，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等，也都有很多书坊。元代四川书坊衰落，山西平阳(今临汾)书坊兴起，福建书坊继续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印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但在版本著录的实践上，一般不使用坊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唐刻《陀罗尼经咒》，便著录为“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本”，《十七史》便著录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等。 私宅刻本 私宅刻本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私宅、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崇尚，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但在版本著录实践上，一般并不使用私宅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宋黄善夫家塾之敬室所刻的《史记》，便著录为“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宋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便著录为“宋蔡梦弼东塾刻本”；宋蔡琪家塾之敬室刻印的《汉书集注》，便著录为“宋蔡琪家塾刻本”；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印的《韩柳集》，便著录为“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元代天历间褒贤世家家塾刻印的《范文正公集》，便著录为“元天历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 家刻本 家刻本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家刻本与私刻本性质不同。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一种是自备木板，召雇刻印良工上门，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版都归自家所有，自家收藏。故古书雕版处与藏版处不全都一致。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 自刻本 自刻本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从出资的角度看，与家刻本性质近似；从所刻书的作者看，则与家刻本绝然不同。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在本家族中，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五代以后，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自刻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者自己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施刀镌印；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还要自己写样上板，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刻印精良，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版，就更为珍贵。清代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他自己写样上版雕印的自著《板桥集》，堪称艺术珍品。 监刻本 监刻本亦简称监本，指历代国子监刻印的书本。国子监，亦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朝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九经》全部刻完，前后历时21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国子监祭酒尹拙奏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经典释文》，刻板印行。宋代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和刻印范围，都比五代时要大得多。景德二年(1005)，距建国仅40余年，经、传、正义皆经过校勘，刻板印行。所集书籍版片10万余块。到北宋末年，正史亦由国子监全部校刻行世。南宋国子监所刻的书并非都是本监所雕，很多是本监校勘后下各地镂版。如《七经正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诸书，都是由杭州镂版进呈。宋代国子监除主刻正经、正史外，还以医方一字差误，其害匪轻，故重要医籍也由国子监分官详校，镂版颁行。如《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宋代国子监都曾校刻行世。元代的中央刻书机构是兴文署和广成局，属秘书监，不属国子监，故无监本之称。明代南京、北京都设有国子监，刻书数量甚多。清代纂修校刻书籍多数在武英殿。清代国子监仅刻过极少的书。对于历代国子监所刻的书，均可著录为各时代的国子监刻本。 经厂本 经厂本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经厂是司礼监所属的机构，专管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经、道藏、蕃经等。经厂设掌司4员或六七员。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每二年一班；裱褙匠312名，印刷匠58名，一年一班。嘉靖十年(1531)，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实留12255名，著为定额。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笺纸匠62名，裱褙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笔匠48名，黑墨匠77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为1274名。据极不完全统计，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史、子书、祖训、圣训，以及《四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等内书堂课本，达168种。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印纸精，行格疏，字体大，粗黑口，铺陈考究。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校勘不精，故不为学人所珍重。 内府刻本 内府刻本这个称谓很不科学，很不确切。但历代相沿，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唐代有内府之役，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下设若干监，分管内廷庶务。所谓内府刻本，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实际上，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廷各部门所刻的书本。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均应具体著录，不能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 藩府刻本 藩府刻本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明代270余年中，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受封并且建藩者，共50人。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有的无子封除，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它们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等诸布政行省。 殿本 殿本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据《宸垣识略》记载，武英殿崇阶九级，环绕御河，跨石桥三，前为门三。内殿宇二重，前贮书版。北为浴德堂，即修书处。 局本 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书局为起端，先后有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思贤书局、江西书局、存古书局、皇华书局、福州书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山西书局等相继建立。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还联合协作刻印过一些书，如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等。有些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二十二子》，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史记》，就都很有名。在清末的文化事业上，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在版本著录上则分别具体称为某书局刻本。 聚珍本 聚珍本亦称聚珍版。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 套印本 套印本指数种颜色套印的书本。中国传统的套印技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在一块雕好的版片上刷上不同颜色敷印，所以称为敷彩印法。此法起于何时，很难详考。元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江陵(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其经文及卷尾无闻和尚注经图中的灵芝等，均用朱色刷印，注文用墨色刷印。表明14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有了敷彩印刷的作品，而且迄今仍流存于世。 在套色印刷的启发、推动下，将这种技术继续深化，施于版画，恒版印刷技术出现了。“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块木板，犹如饾饤，故称饾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图画。这样印出的作品颜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与原作无异。在饾版技术兴起的同时，拱花技法也出现了。“拱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压印，令纸面拱起花纹，使翎毛、山水凸现在纸面上，看去更富立体感，更具真实性。像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所有上述这些套印出来的书，都可称为套印本。且几色套印，就称几色套印本。惟朱墨两色套印，国家图书馆习惯上著录为“套印本”，其他各方面的人习惯上多称为“朱墨套印本”。 百衲本 百衲本，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义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王隐《晋书》说“董威辇于市，得残缯辄为衣，号曰百衲衣”。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唐济公者号善琴，乃自聚灵材为之，曰百衲琴”。蔡君谟《画锦堂记》说“每字作一纸，裁截布列，连成碑形，谓之百衲碑”。足见“百衲”具有杂拼之义。故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而成的书本，也就名为“百衲本”了。 书帕本 明代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官员朋友之间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当时将这种书就称为“书帕本”。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证《金台纪闻》评论元、明刻书优劣说：“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入谓之学租，以供师生饩廪，余则刻书。工程浩大者，则数处合力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明洪武初年，将此项学租皆收归国子学，故县学、书院缺乏余资，刻书已不精审。隆庆、万历间，承嘉靖余风，皆喜刻书。但大率刻而不校，甚或妄加删削，以之馈遗当道官员，附之一帕，故有一书一帕之称，是为书帕本。”可见书帕本是明代例行官样礼品，只注意表面装潢，不注重文字内容。 巾箱本 巾箱本，指古时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箧。《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五“王母巾箱”条引《汉武内传》，说帝见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书，盛以紫锦之囊。晋葛洪《西京杂记》后序说：“洪家遭火，书籍殆尽，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齐·衡阳王均》说他“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南宋戴埴《鼠璞》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萧均)手写《五经》置巾箱中。”可见无论是手写本书，还是刻印本书，只要是开本较小，于随身携带的巾箱小箧中能够装下，就都可以称为巾箱本。在实践上，与袖珍本概念极难区分。 袖珍本 袖珍本亦指开本较小，便于随身携带的书本。其取义，盖因其开本极小，可藏于怀袖中携带。清代内府刻书集中在武英殿进行。历年雕印经、史所用版片极多，这当中有不少裁截下来的小块木料或版片。“高宗以校镌经、史，卷帙浩繁，梨枣解材，不令遗弃，仿古人巾箱之式，刻袖珍版书。”后世将当时遵照高宗旨意，于乾隆三十年(1765)用零材短板刻成的小版框小开本的《古香斋十种》，就称为袖珍本。直到今天，对小开本书仍常以袖珍名之。 初刻本 凡第一次镌刻的书均可称为初刻本。 重刻本 重刻本是相对于原刻本而言的。凡确知一书是重刻于某本，方可称为重刻本。然其情况复杂，与初刻本相关，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能随便运用重刻本的概念。且重刻与翻刻(覆刻)意义相近，容易混淆。重刻本就是将经过校勘的底本重新雕刻，其行款版式可与原底本同，也可以不同。翻刻虽也是重刻，但翻刻则是依底本原式照翻，非但行款字数一仍其旧，甚至讳字、刻工姓氏也照样翻雕。所以在运用重刻本称谓时，一方面要注意它是重刻某本，一方面还要注意它是否为翻刻。 翻刻本 翻刻本也称覆刻本。 影刻本 影刻本是以某一版本为底本，逐叶覆纸，将原底本的边栏界行、版口鱼尾、行款字数等，毫不改变地照样描摹或双勾下来，然后将描摹好的书叶逐一上版镌雕。这样雕印出来的书，因为版样是影摹下来的，对于那个原底本来说，就称为影刻本。影刻本书多发生在影刻宋元本书上。因为宋元本书传至明末清初，已属罕见。为了保存传本，流布久远，便常常采用这种影刻的办法。由于它能保持原底本的风貌，故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 重修本 重修本也称为修补本或修补版。古书版片由于多用梨、枣等硬木，故可流传使用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其间由于屡经刷印或遭受其他灾害，又很容易造成版片的缺损，所以再要进行刷印时，对其中缺损的版片就得重新加以修补。用这种修补过的旧版片刷印的书，在版本著录中就称为“×朝××年××人刻×朝××年重修本”。经过修补的版片，因为时代、刻工、技术的不同，呈现出来的版框、版心及字体风格等，与未经修补的就不尽相同，甚至墨色也显得不同。所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重修本运用在家乘、地志等书时，要特别注意其另外的含义。中国地志之书浩如烟海。每换一任或几任地方官，就常常重修一次该地的方志，载入风土民情、山川地理、物产资源、名胜古迹、建置沿革、地亩四至、先贤仕宦、历朝贡举等新内容，以便掌握该地情况，实施封建管理。但有时因初修不久，有时因财力不敷，没有必要或没有能力另纂新志时，也常常修补旧志版片，或在旧版片的相应内容下增刻新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别著录：只是修补旧版重新刷印的，应著录“×朝××年刻××年重修本”；若是在旧版本相应内容下增刻了新的内容，就得著录为“×朝××年刻××年增修本”。在著录志书重修本和增修本时，还要特别注意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这是极易发生混乱的地方。就是在版本著录为“重修”或“增修”的两种情况下，其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都只能是原来纂修的时代。若是志书书名前已明确冠有“重修”字样，则这里的重修决非重新修补版片之义，而是此志已经重新纂修之义。 递修本 凡一书版片经过两次及两次以上修补而重新刷印出来的书本，均可称为×朝××年刻×朝××年递修本。这种递修重印的古书在现存的中国古籍中为数还不少。有名的如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的《六经正义》，多数到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就曾两次递修重印过。又如南宋绍兴年间蜀中眉山地区所刻的《眉山七史》，其版片元代以后递有修补。明洪武年间版片移入南京国子监，一直到正德、嘉靖、万历时，还曾修补重印。到清代顺、康、雍、乾时，这套版片还存贮于江南布政使司衙门库中，嘉庆时才毁于火。明南京国子监刻的《玉海》，其版片自正德、嘉靖以后即屡经递修。万历十六年(1588)赵用贤、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振玉、乾隆三年(1738)熊木，都曾修补重印。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递修本。 朱蓝印本 朱蓝印本，是指古代书版雕完，在正式刷印之前常要试印，以检查是否有错字和着墨是否均匀，以便进行修整。这时使用的颜色常用红或蓝色，目的在于醒目，便于发现版面上的问题。此种试印的书，红颜色者，就称××刻朱印本；蓝颜色者就称××刻蓝印本。这种印本因为是新版初试，字画清晰，刀法剔透，初印精美，加上印数少，传世罕，历为版本家和藏书家所看重。 四库底本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卷帙浩繁的大丛书，共收3507种，79337卷。在开馆纂修前及整个纂修过程中，广征天下遗书，故从全国各地进献的图籍数以万计。书到北京，全都送到翰林院点收，加盖翰林院关防，以备选用。有人将这些都称为四库底本，这是不对的。确切的概念，四库底本指的是被《四库全书》收入而作为誊抄底本的那些书，而不是指进过翰林院，钤有翰林院关防，实际却未被《四库全书》录入的书。

2012年，过云楼藏古籍善本一百七十九种，以216亿元的价格成交，创下了古籍类藏品的成交纪录，这或许令很多藏友记忆犹新。近年，古籍类藏品以稳健的价格表现，丰厚的历史价值，深厚的学术底蕴，逐渐吸引着藏家的眼球。时至今日，这个项目已经不容小觑，很多大型拍行纷纷开设古籍专场。古籍收藏成为市场中的一颗明星。古籍收藏，历来是收藏界中品味较高的一个项目。不仅需要藏家具有欣赏、鉴别的能力，更需要藏家具备一定的学术修养。历来大学问家大多嗜好收藏古籍。为了探寻古籍类藏品的魅力，记者走进中国书店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拜访了资深古籍鉴定专家窦水勇老师。在业内，人们都称他“窦师傅”。访谈之中，故纸墨香扑鼻而来。古籍收藏，投资正当时古籍收藏自古就是文人雅好，而古籍类藏品的交易量和交易额在艺术品市场中异军突起还是十几年前的事。

 南北朝的文士山水玄游

　游赏自然山水主要是从晋室东渡之后开始的，当时游览山水自然的主体是从北方迁居东南的士大夫阶层，也即我们所谓的世家大族子弟，其著名的代表便是谢安、王羲之等人。但总体上来讲，东晋时期的士大夫游赏山水其主要目的是从山水中体悟玄理，其重在思想，重在思辨，而官能享受倒在其次。与此相反，到了南北朝时期，尽管世家大族子弟也喜欢山水游赏，但她们早期失去了东晋人从山水中体悟玄理的情趣，而更主要的则是追求纯粹的赏心悦目的官能感受，追求的纯粹是一种审美的 。这种纯粹以追求审美 为主导的游赏可以说是整个社会当时的主导趣尚，而其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则是谢灵运和吴均等人。

　当然，在这个时期，也仍然有一部分人之游山游水并不以审美观感享受为主要目的，而是出于对山川地理的考察，出于对各地风俗人情的考察，这一类人多数属于学者型的，其中以郦道元最为著名。

　谢灵运探奇访胜之旅

　无论就文学成就上讲，还是就个人的思想来讲，乃至就当时的社会风尚来讲，谢灵运都可以称得上是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的杰出代表。

　谢灵运（385年——433年）祖籍陈郡夏阳（今河南太康），两晋之际南迁，世居会稽（今浙江绍兴），故又称会稽人。为东晋淝水之战中的著名将领谢玄之孙，其小名“客”，人称“谢客”。后袭封康乐公，故又称谢康公、谢康乐，。南朝著名文学家，为一代诗风的转变者，并开中国古代山水诗一派，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有着极大影响，其诗与颜延之齐名，并称“颜谢”，二人和同时的鲍照，并称“元嘉三大家”。其著作后人辑为《谢康乐集》。

　如果说陶渊明因开田园诗派而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由谢灵运所开的山水诗在后世的影响恐怕要远远超过了田园诗派的影响。后人又将田园诗派和山水诗派合称为山水田园诗派，而且其中更侧重于山水诗。

　但是，谢灵运和陶渊明的身世情况则是截然不同的。陶渊明虽然出自官宦世家，但却毕竟属于庶族之细民，而谢灵运的身世则完全不同，谢灵运不仅仅是出身于官宦世家，而且还是出于当时的名门望族——陈郡谢氏，陈郡谢氏自从晋室南渡之后，与以王导为代表的琅琊王氏为最隆贵的家族。南渡之后，谢氏家族人才辈出，其中如谢安、谢混、谢灵运、谢瞻、谢曜、谢惠连、谢朓等都是在历史上极负盛名的人物。谢灵运为谢玄之孙，而谢玄是东晋初著名的以少胜多战役淝水之战中晋军的著名将领，可以说是文武双全。谢灵运的母亲是王羲之的外孙女，即王献之的外甥女，也是出自名门大族。然而尽管有着这么显赫的家世背景，但谢灵运的命运却同样是十分坎坷的。谢灵运所生活的南朝刘宋之时，由于皇族出身于庶族阶层，因此有意排挤打压原来把持政权的王谢等世家大族的势力，同时也是由于世家大族自南渡之后，一味追求安乐，逐渐失去了军事指挥权，进而将自己的力量架空，从而导致世族势力的逐渐衰落。在东晋末年，谢灵运在18岁之时袭封康乐公，但不久刘宋代晋，为削弱世族势力，一律降爵一等，谢灵运亦由“公”爵降为“侯”爵，从而成了康乐侯。

　谢灵运小的时候曾寄养于钱塘杜明师的道馆中，因此其小名叫“客儿”、“阿客”。但他却并不因为几样道馆而改变家族人一贯的生活习性，同样也形成了高傲任性、不受拘束的个性，再加上他从小聪明颖悟，才华横溢，因此目无下尘，但却同时又有点不通世故，这就为后来的受害被杀埋下了祸根。

　在晋安帝以西元年，谢灵运开始了他郁闷而无奈的政治生涯，这一年他首先出任琅琊王司马参军，而到了次年便转到抚军将军刘毅部下人记室参军。总的来说，这段生活还算安宁，而且谢灵运也乐于此职，但到义熙七年前后，刘毅为反对刘裕篡权而起兵讨伐，结果失败自杀，不久，谢灵运的族叔谢混亦被杀，但刘裕因爱其才，并没有追究谢灵运与刘毅、谢混之间的关系，再加上当时正准备篡位，不宜多树政敌，而应拉拢世家大族，以获取他们的支持，因此反而提拔谢灵运到自己部下任太尉参军，并且于次年又升任秘书丞，这对于当时的谢灵运来讲，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宽慰。但不久谢灵运却被无故免职了，这对谢灵运来讲无疑是当头一棒，而且是挨得莫名其妙，从而给他的思想以极大的冲击，使其原有的兴奋一扫而光，而代之以对世事的疑惑，甚至曾出现对世事的不屑一顾情绪，尽管后来他曾多次出任不小的职位，但这种情绪却一直无法消除，以致于最终负气，起兵反抗，导致被杀。

　谢灵运待在京师建康，赋闲三年之久。在这三年期间，为了排解愁闷，他以京城建康为中心，不断出游于扬州、丹阳等地，在这些地方，他或者寻古迹，或者是纯粹游山玩水。直到义熙十二年，他才被骠骑将军刘道怜的咨议参军，不久升任中书侍郎，后又为世子中军咨议。到义熙十四年，刘裕被封为宋王，在彭城建宋国，谢灵运遂任黄门侍郎，后转相国从事中郎。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却又出现了一件对谢灵运打击沉重的事。这一年，谢灵运的一个门人桂兴与小妾私通，被谢灵运发现，并派人将他杀死，弃尸水中，后被朝廷发现，于是当时的尚书仆射王弘便上书弹劾谢灵运，结果谢灵运被免职。本来，王氏与谢氏是世亲，在当时都属于被打压的对象，王谢应该联合一起来对抗图谋篡权的刘裕，无奈世族之间为一时利益之争而内讧，这不得不说南朝世族之衰微乃是天意。而对于谢灵运来讲，门人与妾私通，本可以通过正当手段来解决，但他却因为从小养成的孤傲脾性，为一时之气而杀人，其之被免职实也是罪有应得。

　第二年，刘裕最终取代东晋，改国号为宋，并改元永初。这一年刘裕再次对政治进行重大改革，首先下令废除晋代封爵，只对王导、谢安、谢玄、温峤、陶侃五家例外，但须降爵一级，于是谢灵运遂由“康乐公”降为“康乐侯”。但在这一年，谢灵运却又被任命为太子左卫率。懂啊用处三年，刘武帝刘裕驾崩，少帝即位，但少帝年幼无知，且非帝王之才，因此中监尚书令傅亮、中书令谢晦、司空录尚书事徐羡三人总揽朝政，擅权独行，并废除少帝。权臣废除少帝之后，按照礼法，本应由刘裕的次子庐陵王义真继位，但权臣却弃义真于不顾而立三子义隆。但二子义真本人聪明绝悟，同时又礼贤下士在当时士人中间有着比较好的声望，因此徐羡之等人在废立之前，首先将二子义真调出京城，接着以“构扇异同，非毁执政”这样的莫须有罪名将义真门下的主要人物都进行贬谪，谢灵运被贬为永嘉太守，颜延之则更是被贬为偏远的始安（今广西桂林）太守，而当时游走于义真门下与义真关系密切的高僧慧琳也被迫离开京城，之后不久，便又将少帝和庐陵王杀害。这就是谢灵运的永嘉太守之贬。这次贬谪对谢灵运的打击比第一次免职时更大，对他的思想影响也更深，从此之后，谢灵运便一味沉迷于山水之间，而不再留意政事了，而且从此之后，他的诗歌文章中的牢骚之气也更重了。这一次被贬，谢灵运从京城出发曾枉到回到他的故乡会稽始宁住了几天，这是他出生后被送往钱塘道馆以来的第一次回家，因此家乡的一切对他来说都特别的新鲜，而且也感觉特别的亲切。但人在宦途，不宜耽延太久，几天之后他便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故乡，再次踏上征程。这时，他又折回到钱塘，在这里，他曾经留下过不少童年的记忆，然而物是人非，他却似乎变得陌生了，因此也并没停留太久，便沿钱塘江西上，经富春、桐庐等地到达七里濑，然后又向南到东阳郡长山等地，再到青田溪，水路到永嘉。关于这次外贬的形成，他曾经在诗文中有详细的记述。

　而在谢灵运游走于庐陵王义真门下之时，由于禹高僧慧琳的方外之士的不断接触，谢灵运的思想也出现了另外一种变化，这边是对佛教的信仰。原本谢灵运出生后便寄养于道馆，道教对他的思想有着比较大的影响，而到了庐陵王门下之后，便开始接触佛教，并且其信仰也逐渐由原来的道教而转变为后来的佛教。新即位的义隆虽然年少，但却是一位非常有手段，同时也是比较礼贤下士的年轻皇帝，他即位不到三年，便果断诛杀了擅权专政的傅亮、谢晦和徐羡之等人，同时又把原来庐陵王门下的才士们都召回京城。谢灵运在永嘉这三年时间，意志一直非常消沉，他为了派遣愁绪，整日只能到处游走，在山水之间寻求慰藉，这在他的诗歌中都有详细的记述。

　谢灵运被召回京城之后任为秘书监，不久迁升为侍中，并主持修撰晋史。但尽管如此，谢灵运还是最终辞职了，因为这位宋文帝只是对谢灵运“惟以文义接见”，只是将他作为一个有才华的文学侍从来看待，而并没有重用之意。辞职之后，谢灵运再次回到故乡始宁，这是他出生以来的第二次回故乡，但却是第一次回故乡隐居，这一次在故乡先后逗留达三年之久。这一次回故乡隐居，情绪同样非常低落，于是每天便只能到处游山玩水，以排解愁绪。而且在这一次隐居期间，他将其祖父谢玄在始宁的别墅进行了扩大改造，这在其《山居赋》中曾有详细的说明。这三年期间他建立精舍，开始沉迷佛教，与很多当地以及附近的名僧往来，讨论佛经教义等，他的《石壁立招提精舍》、《石壁精舍还湖中作》、《南楼中望所迟客》、《石门新营所住四面迥溪石濑茂林修竹》、《述祖德诗》等诗篇。文章以阐述佛道思想为多，有《与庐陵王义真笺》、《和范先禄祗洹像赞三首》、《和从弟惠连无量寿颂》、《维摩诘经》中十譬八首，《伤己赋》、《逸民赋》、《昙隆法师徕》等著作都是产生于这个时期。而就在扩建庄园之时，又出现了一次重要的事件。到元嘉八年，谢灵运因扩建别墅，欲侵占会稽郡东郭的回踵湖和岯崲湖之事与当时的会稽太守孟顗发生尖锐矛盾。因孟顗不同意谢灵运私自侵占回踵湖和岯崲湖，于是谢灵运便肆意攻击孟顗，并说孟顗欲将回踵湖和岯崲湖占为己有，并对孟顗肆意嘲笑辱骂，孟顗恼羞成怒，将其告发。灵运惶恐，连夜进京去申辩，宋文帝因爱其才而不予追究，但却将其留在建康。于是谢灵运便参与了当时建康的文事活动，大约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参与编订了多大64583卷的“四部”目录，同时与知名僧人慧严、慧观等人对神僧昙无谶所翻译的《大般涅盘经》进行修改润色。

　不久，谢灵运便被外放为临川内史，但谢灵运纵欲无度，荒废政事，再次被有司所弹劾，到第二年，司徒刘义康派使者前去收捕他，结果谢灵运以为是大耻，于是便以捕吏拒捕，遂将来收捕他的使者扣押，并且还写诗说，“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将刘宋政权比作暴秦，同时自比张良、鲁仲连，言下之意是说他要为被刘宋篡位的故国东晋报仇雪恨。显然，这都是他从小养成的骄纵性格所导致的结果。但即便如此，宋文帝还是因为爱其才而并没有打算将他处死，而是流放广州，打算风头过去之后便将他赦免。但他在流放广州途中却又指示下人劫囚，并且到了广州之后，有参与当地的造反活动，宋文帝无奈，只好下令将其在广州弃市，就地处死。这就是谢灵运一生的命运。

　谢灵运的一生，主要是在东南地区度过的，而这一带也正是当时风景秀丽，山水怡人的人间天堂。由于他在政治上的不得已，于是便将整个身心都沉溺于自然山水之间，尤其是他在被外贬为永嘉太守起价，更是寄情山水，啸傲风月，从而创作除了大量的以山水为题材的诗文，开创了我国古代山水诗派，在诗歌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而谢灵运在放情山水清影之时，为了个人出行游玩的方便，他还发明了一种登山用的木屐，木屐前后各有一个可以随时装卸的木齿，上山时将前齿去掉，下山时将后齿去掉，以便于型录行路，这边是被后人所一再称道的“谢公屐”。谢灵运在永嘉几年，由于到处游山玩水，从而在当地留下了很多的遗迹，这其中比较有名的有谢公岭、谢客崖、谢公亭、谢公池、谢公楼、王（羲之）谢祠、谢康乐祠、澄鲜阁，其中的很多遗迹，故址至今犹存。

　郦道元与山水做知己

　南北朝时期的谢灵运是一个沉迷于山水，在山水之间顾影自怜，追求个人的审美感官享受的著名代表。而北朝的郦道元则是另一种亲近自然山水的代表，郦道元之亲近自然山水并非为了追求个人的审美感官享受，而是通过亲近自然山水而考察天下的山川地理形势，考察各地的风土人情，这一点与之前的帝王秦始皇等人的出巡有点相似。

　郦道元（466或472年—527年）字善长，范阳涿州（今河北涿州）人，北朝时期著名的地理学家、文学家。曾任尚书主客郎，累迁治书侍御史、辅国将军、东荆州刺史，坐事免，后起为河南尹，孝明时除安南将军、御史中尉，孝昌三年，出为关右大使，行至阴盘驿亭，为谋反的萧宝夤所杀。其著作有《水经注》、《本志》、《七聘》等多种，惜多失传，惟《水经注》流传下来。

　郦道元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他的父亲郦范是一位勤奋好学的才子，在北魏太武帝之时曾给事东宫，并且逐渐成长成为一个优秀的战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是当时最为著名的军师，曾先后出任过平东将军、青州刺史等职。也许正是因此，郦道元在当时政治上也颇有成绩，但其为政苛峻，故为当世所不容，最终被杀。

　郦道元青少年时期，父亲长期在平城、洛阳和青州任职，郦道元便跟随父母在平城、洛阳以及青州等地渡过，这种长期在外游居的生活，从而也使得郦道元从小就养成了一种喜欢游山玩水的习惯。在其随父游走期间，他对当时的平城、洛阳以及青州等地的山川地理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考察与分析，这不仅是他后来创作《水经注》的重要资料，同时也与他后来的政治生涯有着密切的关系，后来他到各地任地方官期间便根据各地的风土人情，从而施行相应的治理方式，从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平城、洛阳以及青州等地的山水的记述正是以其青少年时期随父旅居时的游览为基础的，在旅居洛阳期间，他对当时洛阳周围的水系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对其具体的水文及流域的风土物貌也进行了详细的了解，而在旅居青州起价，他遍游淄水、巨洋水等重要水系的流域及其支流的具体情况。

　而也正是各地山川河流的秀丽景色，正是由于各地淳朴的民风，丰富的物产使得郦道元从青少年时期便开始对地理学感兴趣，并决心进行地理学方面的研究，因此，之后历其一生，他一直都在找机会对各地的山川地理进行详细的考察研究。根据文献记载，他曾先后利用各种机会将足迹踏遍了今天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安徽、江苏、内蒙等地，而在《水经注》中郦道元所技术的内容包括的地域范围非常广泛，而并不仅仅局限于北魏政权的统治区域之内，他所记载的信息，东北到达坝水（今朝鲜大同江），南到达扶南（今越南和柬埔寨），西南到达新头河（今印度河），西到达安息（今伊朗一带）、西海（今俄罗斯咸海），北则到达流沙（今蒙古大漠），应该说，《水经注》的创作是郦道元之前的中国地理学的一次伟大总结。

　无论是到地方做官还是游览，每到一地，郦道元宗室要参观当地的名胜与古迹，同时细心考察当地的山川地理走势，了解水流两岸的具体地理概况、地质结构，对当地的植被情况也进行详细的考察，同时还对各地的土壤情况、气候情况进行详细的了解与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当地人们的生活情况、地理变迁请等也进行详细的了解，其所考察的范围包括山脉河流走向、河流水文特征、土地状况、当地物产、城市规模与位置的沿革、村落的兴衰变迁、历代水利工程的兴衰、历史遗迹的形成于分布情况等多方面的内容，这对于其了解河流名称的沿革、河道的变迁意义重大，对于其著作《水经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且为了考察这些山川地理的沿革，郦道元同时还进行了大量的文献搜集与整理工作。郦道元在旅行的同时，还非常喜欢读书，这应该是他遗传自父亲郦范的。郦范在当时作为一个著名的军事家和谋略家，应该是广泛阅览奇书异文的，这对郦道元也有深刻的影响，郦道元自小便非常喜欢读书，并因此而闻名于世。他无论是在为官之时，还是在旅行之际，书籍都是最为亲密的伴侣，他一生曾读过非常多的史地著作，这是他进行《水经注》创作的重要文献积累。此外他还应该读过大量的文学类作品，这从《水经注》的语言及行文风格便可以看出端倪。根据现代人通缉，《水经注》一书总共参阅引用了四百三十七种文献古籍，这应该是是他所读的书中的非常小的一部分，在引用之外，他还应该阅读过大量的书籍，只有广泛的阅读，他才能搜集到大量的文献资料，并对资料根据自己的理性判断进行合理的汰择。有时候，会因为文献记载的模糊或者对文献记载质疑，而不远万里跑到当地进行实地的验证考察，正是他的这种执着精神，成就了震古烁今的巨著《水经注》。从名义上讲，《水经注》是对古代地理书《水经》的注解，但实际上却是郦道元重新创作的一部不朽杰作，《水经》原是对中烟地区的137条河流的简单记载，总共也就一万多字，而郦道元的《水经注》却总过录了1252条河流的具体情况，篇幅达到三十多万字，是原书的20多倍，而且相对于原《水经》而言，《水经注》的语言优美，文字生动，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杰出的文学散文，不仅对后世的地理学有着重要影响，而且对后来文学散文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被历来的史学家、地理学家和文学家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