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槊，是槊的主要形态，中国古代冷兵器，是重型的骑兵武器。

与枪、茅区别：

1、外观：外观跟枪矛类似，长度更长，头较顿，枪身很粗、很结实，骑战（双方都是骑兵）时有奇效，是长矛的重型精品版。

2、长度：马槊分槊锋与槊杆两部分，槊锋刃长达50-60CM，远远长于普通的枪、矛类武器。

3、枪头：马槊锋具有明显的破甲棱，上好的槊也会同宝剑一样，有八个面。枪的头较大，相对矛较重，有些甚至为金属枪身，除了刺以外，还可砍砸，枪头更细长尖锐，矛头轻，短，小，中脊隆起，杆子进入到枪头的一半，属于轻头武器。

4、枪杆：马槊的杆，我国古代军阵所用，均为硬木枪杆，而且均要求足够粗，从未有什么弹性要求。而军阵用器的矛和枪，全铁杆的记载很多。譬如王彦章王铁枪，又或者明末的军阵用槊大师石敬岩等，尤其推崇铁枪。

马槊结构特点：

1、首先外形与枪矛一致，不过由考古可以看出，槊锋非常长，远非枪矛的头可以比。

2、有时会装备“留情结”防止冲锋时贯穿敌人无法拔出。

3、马槊杆为通常使用柘木，是细柘杆浸泡油晾干后，用鱼泡胶黏合而成。

4、横向缠绕麻绳，勒入槊杆，使横向受力。

5、再涂生漆，裹以葛布，成为一个整体槊杆。

扩展资料：

马槊使用高手：

高敖曹

南北朝时期，北朝著名猛将。出身世家，其父：高翼，东冀州刺史。《北齐书·高敖曹传》：龙眉豹颈，姿体雄异。《北史·高敖曹传》：昂马槊绝世，左右无不一当百，时人比之项籍。

尉迟恭

唐太宗手下第一猛将，出身世家（曾祖尉迟本真，后魏冠军将军、渔阳郡开国公）。尤其善用马槊，《资治通鉴》：（李）世民谓尉迟敬德曰：“公执槊相随，虽百万众若我何！”。李世民对尉迟敬德勇猛与马槊武艺评价是极高的。

程知节

唐初猛将，程知节（演义称程咬金），出身世家，曾祖父程兴，北齐兖州司马。祖父程哲，晋州司马。父程娄，济州大中正。《旧唐书》：程知节，少骁勇，善用马槊。

秦琼

大唐猛将秦琼也善用马槊，《旧唐书》：叔宝善用马槊，拔贼垒则以寡敌众，可谓勇。

李存孝

唐末五代第一猛将李存孝，晋王李克用之义子。常持马槊冲阵，《旧五代史·唐书列传五·李存孝传》：存孝每临大敌，被重铠橐弓坐槊……万人辟易，盖古张辽、甘宁之比也。

参考资料：

代表将20万部中国古籍数字化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扩大这些古籍的影响力，在这个快节奏、数字化的时代，代表的想法也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尽最大可能保证古籍的继续流传。

古籍中蕴含着很多古时候人们生活智慧的结晶，有的是偏向于人物记述，也有的是偏向于生活技巧等等，种类繁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古籍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推敲的地方，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很多这方面的研究专家、学者想要把古籍发扬光大，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古籍、阅读古籍，但是因为智能手机等科技产品的问世，使得大家更加专注于电子书等的阅读，对于古籍来说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

也正因为抓住了大家更倾向于阅读电子书的契机，所以代表才会提议将中国古籍进行数字化，一方面这样的做法是在带动着古籍和社会整体趋势靠拢，也是在不断朝着新时代的契机一起进步，虽然是古籍，但是相信随着古籍不断数字化，这些古籍将会成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大阶梯；另一方面数字化后的古籍，同电子书一样，阅读起来更加方便快捷，甚至于在数字化的过程中，可以将古籍中晦涩难懂的部分直接链接白话文的解释，这样一来，阅读古籍不但不用考虑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甚至于连一般都会担心的看不懂问题也有了很好的解决办法，如此可以吸引更多的人阅读古籍，可以说这也是很好的社会现象。

在我看来这个提议是很符合现在社会现象的，同时也能解决社会问题，最重要的是为古籍阅读、流传问题提供了一种不可多得的解决方式，可谓是百利而无一害，当然也很是希望这项提议能够通过。

　　（1）学好文言文，有利于了解和学习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文言文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他把我国五千年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文化完整而有序地保存下来。我们只要稍稍回顾一下，从《尚书》一直到清代文学，就可以感受到这些文言典籍里蕴藏着多么丰厚的中国文化，包含着多少古人卓越的智慧和博大的思想。弘扬传统文化是时代的需要，我们没有理由抛弃数千年的文化积淀。而作为高中文言文教学，理所当然地要承担起提高学生传统文化素养的使命。高中时期学习文言文，将为他们以后进一步认识了解并热爱祖国文化打下基础，并对其一生的文化素养产生深远影响。

　　（2）学好文言文，有利于丰富精神世界，熏陶语感。屈原、司马迁、李白、苏轼等先贤，以文言构筑的诗文，是辉煌灿烂的“精神灯塔”，照彻千万年，沐浴古今人。他们的灵魂，用文言走过的漫漫的精神历程，我们今人再通过文言，让学生去循迹走过，对学生的精神就是一次次历练。不断地走过、不断地历练，就是民族的精神积淀、精神记忆与精神传承！同样也是语感的形成。作家李霁野上世纪四十年代说：“读过一点诗词的人，黄鹂、燕、鸠、杜鹃等鸟所引起的情绪，也自然和未曾读过诗的人完全不一样。我们经过诗文的眼睛来看万象，经过诗人的耳朵来听万籁，仿佛是增加了一种感官，而不曾读诗的人，却仿佛是瞎了眼睛，聋了耳朵，他们的生活经验自然也就贫乏得多了。”这里的诗词指的是古典诗词，如此量化积累，就是语感的形成，也是精神气质的形成。这些恐怕是单纯学习白话诗文所不可替代的。

　　（3）学习文言文，有利于促进道德回归。道德作为调整人类行为的规范，既是人类自身发展的手段，又是人类发展的目的，它对社会具有积极的规范、教育、导向作用。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以文言流传下来很多有价值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因此，文言文拥有无法估量的教育潜能，其中包含着一个古老民族的精魂。在当前重新树立个人责任与美德的过程中，文言文教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作用与功能。我们当代学生所普遍缺少的很多有关修身、治家、睦亲、就业、交际等道理在古代经典名著中都有发人深思的论述。例如，《中庸》里对人与人交往中所讲究的“诚”有这样的论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矣。”再如道德操守，古人对这方面的强调提高到了及至，甚至把道德看得比生命还宝贵。用孔子的话讲就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

　　这些道德观念固然带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但只要我们用历史的眼光、辨证的方法，合理地去发掘利用，它就一定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从短期效应看，有助于提高学生对一人一事的思想认识；从长期效应看，有助于加强其个人道德修养，增强社会责任感，有助于塑造理想人格。

　　（4）学好文言文，有利于提高写作水平。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坛闪耀着一群璀璨的巨星，他们是鲁迅、胡适、梁实秋、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林语堂、张爱玲等等，他们光华四射，文采灼灼。他们灵动地驾驭白话，筑起白话汉语的华彩篇章。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坛却顿失光彩，再没有涌现出一个灵动地驾驭白话的“大师群体”，堪称“白话大师”的只有寥寥几位。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中小学阶段截断了系统的文言文教育的血脉。这使得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文坛主流的人们，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深入的文言教育，使他们难以达到文言所表现出来的简洁、干净、纯粹、典雅、形象、传神的境界。因此，在少年时期诵读相当数量的一流文言文，有利于提高白话文的写作水平。2001年高考南京13中学学生蒋昕捷写出的满分作文《赤兔之死》就是明证。文章作者以熟谙的三国故事，编撰了赤兔马为诚信而殒身的感人故事，立意深邃，且通篇采用纯熟的古白话，明白晓畅，文才飞扬，老到的语言功夫受到阅卷老师的一致赞赏。事后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蒋昕捷告诉记者，这要归功于平时喜欢诵读古典名著。“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与文言失去了联系的人，必然由于古汉语底蕴不足而使文章变得冗长、直白。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浩瀚的文化瑰宝，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对于古代文化要采取“古为今用”的态度。我们学习文言文，就是要掌握方法，继承古代的文化遗产。因此，我们不但要学习文言文，而且还要学好文言文，才能继承古代的文化遗产，真正做到“古为今用”。

《营造法式》

《营造法式》刊行于宋崇宁二年（1103年），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书，是中国古籍中最完整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

《营造法式》是宋将作监奉敕编修的。北宋建国以后百余年间，大兴土木，宫殿、衙署、庙宇、园囿的建造此起彼伏，造型豪华精美铺张，负责工程的大小官吏贪污成风，致使国库无法应付浩大的开支。因而，建筑的各种设计标准、规范和有关材料、施工定额、指标急待制定，以明确房屋建筑的等级制度、建筑的艺术形式及严格的料例功限以杜防贪污盗窃被提到议事日程。哲宗元佑六年（1091年），将作监第一次编成《营造法式》，由皇帝下诏颁行，此书史曰《元佑法式》。

因该书缺乏用材制度，工料太宽，不能防止工程中的各种弊端，所以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又诏李诫重新编修。李诫以他个人10余年来修建工程之丰富经验为基础，参阅大量文献和旧有的规章制度，收集工匠讲述的各工种操作规程、技术要领及各种建筑物构件的形制、加工方法，终于编成流传至今的这本《营造法式》，于崇宁二年（1103年）刊行全国。

《营造法式》主要分为5个主要部分，即释名、制度、功限、料例和图样共34卷，前面还有"看样"和目录各1卷。

第1、2卷是《总释》和《总例》，考证了每一个建筑术语在古代文献中的不同名称和当时的通用名称以及书中所用正式名称。总例是全书通用的定例，并包括测定方向、水平、垂直的法则，求方、圆及各种正多边形的实用数据，广、厚、长等常用词的涵义，有关计算工料的原则等。

第3至15卷是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等13个工种的制度，详述建筑物各个部分的设计规范，各种构件的权衡、比例的标准数据、施工方法和工序，用料的规格和配合成分，砖、瓦、琉璃的烧制方法。

第16至25卷按照各种制度的内容，规定了各工种的构件劳动定额和计算方法，各工种所需辅助工数量，以及舟、车、人力等运输所需装卸、架放、牵拽等工额。最可贵的是记录下了当时测定各种材料的容重。

第26至28卷规定各工种的用料定额，是为"料例"，其中或以材料为准，如例举当时木料规格，注明适用于何种构件；或以工程项目为准，如粉刷墙面（红色），每一方丈干后厚1．3公分，需用石灰、赤土、土朱各若干公斤。卷28之末附有"诸作等第"一篇，将各项工程按其性质要求，制作难易，各分上、中、下三等，以便施工调配适合工匠。

第29至34卷是图样，包括当时的测量工具、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木作和彩画作的平面图、断面图、构件详图及各种雕饰与彩画图案。

"看详"的内容是各工种制度中若干规定的理论和历史传统根据的阐释，如屋顶坡度曲线的画法，计算材料所用各种几何形的比例，定垂直和水平的方法，按不同季节定劳动日的标准等等的依据。

纵观《营造法式》，其内容有几大特点，第一，制定和采用模数制。书中详细说明了"材份制"，"材"的高度分为15"分"，而以10"分"为其厚。斗拱的两层拱之间的高度定为6"分"，为"栔"，大木做的一切构件均以"材"、"分"、"栔"来确定。这是中国建筑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模数制的文字记载。第二，设计的灵活性。各种制度虽都有严格规定，但未规定组群建筑的布局和单体建筑的平面尺寸，各种制度的条文下亦往往附有"随宜加减"的小注，因此设计人可按具体条件，在总原则下，对构件的比例尺度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第三，总结了大量技术经验。如根据传统的木构架结构，规定凡立柱都有"侧角"及柱"升起"，这样使整个构架向内倾斜，增加构架的稳定性；在横梁与立柱交接处，用斗拱承托以减少梁端的剪力；叙述了砖、瓦、琉璃的配料和烧制方法以及各种彩画颜料的配色方法。第四，装饰与结构的统一。该书对石作、砖作、小木作、彩画作等都有详细的条文和图样，柱、梁、斗拱等构件在规定它们在结构上所需要的大⒐乖旆椒ǖ耐保补娑怂堑囊帐跫庸し椒āH缌骸⒅⒍饭啊⒋返裙辜穆掷颓撸褪怯肻\\"卷杀"的方法制作的。该手法充分利用结构构件加以适当的艺术加工，发挥其装饰作用，成为中国古典建筑的特征之一。

《营造法式》在北宋刊行的最现实的意义是严格的工料限定。该书是王安石执政期间制订的各种财政、经济的有关条例之一，以杜绝腐败的贪污现象。因此书中以大量篇幅叙述工限和料例。例如对计算劳动定额，首先按四季日的长短分中工（春、秋）、长工（夏）和短工（冬）。工值以中工为准，长短工各减和增10％，军工和雇工亦有不同定额。其次，对每一工种的构件，按照等级、大小和质量要求——如运输远近距离，水流的顺流或逆流，加工的木材的软硬等，都规定了工值的计算方法。料例部分对于各种材料的消耗都有详尽而具体的定额。这些规定为编造预算和施工组织订出严格的标准，既便于生产，也便于检查，有效地杜绝了土木工程中贪污盗窃之现象。

《营造法式》的现代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北宋统治者的宫殿、寺庙、官署、府第等木构建筑所使用的方法，使我们能在实物遗存较少的情况下，对当时的建筑有非常详细的了解，添补了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通过书中的记述，我们还知道现存建筑所不曾保留的、今已不使用的一些建筑设备和装饰，如檐下铺竹网防鸟雀，室内地面铺编织的花纹竹席，椽头用雕刻纹样的圆盘，梁栿用雕刻花纹的木板包裹等。

《营造法式》的崇宁二年刊行本已失传，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曾重刊，但亦未传世。南宋后期平江府曾重刊，但仅留残本且经元代修补，现在常用的版本有1919年朱启钤先生在南京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发现的丁氏抄本《营造法式》（后称"丁本"），完整无缺，据以缩小影印，是为石印小本，次年由商务印书馆按原大本影印，是为石印大本。

1925年陶湘以丁本与《四库全书》文渊、文溯、文津各本校勘后，按宋残叶版式和大小刻版印行，是为陶本。后由商务印书馆据陶本缩小影印成《万有文库》本，1954年重印为普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