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瘟疫都是人类的最大威胁之一，尤其是医疗水平远不如今天的古代，瘟疫所造成的死伤都是非常巨大的，且古代瘟疫爆发的频率也远比今天要高得多，纵观我国历代史书的记载不难发现这一点。

而每一次瘟疫的发生，都是对当朝者的一次考验，如果朝廷对瘟疫处理不当，会引发统治危机甚至有颠覆政权的危险，所以，面对瘟疫，朝廷往往都会竭尽全力去阻止瘟疫的蔓延。

那么面对瘟疫，古代通常都是如何应对的呢？下面笔者将以宋朝防治瘟疫为例，来与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古代人对瘟疫的治理。因为宋朝是历代王朝当中防治瘟疫非常成功的一个朝代，宋朝对瘟疫的防治可以说是非常系统全面的，想要了解古代如何防治瘟疫，宋朝最值得研究。

其实，古代的医疗水平虽然不发达，但古人对瘟疫的了解程度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浅，甚至他们对瘟疫的防治理念也并不落后于今人，像《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肘后备急方》等医学古籍都有对“瘟疫”的详细介绍以及治疗办法，甚至很多文学作品中也都有所体现，明朝著名医家吴有性曾长期致力于对瘟疫的研究，并创作了《温疫论》一书，系统介绍了瘟疫的发病，症状与医治方法。

事实上，我们现在很多治疗瘟疫的方法也是取自《温疫论》等古人总结研究而成的医书。

所以，古人防治瘟疫的理念与今天人们防治瘟疫大同小异，具体步骤如下：

一，发现疫情上报朝廷

瘟疫一旦发生，仅凭地方是完全没有能力应对的，必须上报朝廷，由朝廷下令集全国之力进行防治，宋朝从立国之初便要求各地官员发现疫情必须及时上报。宋仁宗皇祐年间，全国瘟疫频发，但各地上报非常少，皇帝对此产生疑惑，因此而下诏令“比日上封言事者少，岂非言路壅塞所致乎”？而后皇帝下令整顿中央与地方官府机构，保证从地方到中央政令顺达畅通。

二，朝廷得到关于瘟疫的奏报后即派医官前去医治，并动用国库征收各地药材发往疫区

瘟疫发生后，朝廷会立即向疫区派遣翰林医官院和太医局的太医，令他们前去巡诊并与地方医者共同研究有效的防治措施，并向疫区散发汤药。例如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开封发生疫情，朝廷即派十位医术最高的太医前去诊治，另外还拨款令太医们随时调用。

三，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阻止进一步的传染。

其实我们现在防治瘟疫扩散的主要措施就是隔离，而“隔离”也是取自古人治理瘟疫的理念。

例如宋神宗熙宁年间，吴越一带发生瘟疫，“死者殆半”，非常严重，当时的越州知州赵抃即设立“病坊”，用以收留病患，隔离治疗。

宋哲宗元祐年间，杭州发生瘟疫，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也曾设立“病坊”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

事实上，瘟疫发生后，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并不仅仅是宋朝所专属的，汉朝，唐朝，明朝，清朝等历代王朝都有类似的隔离措施。

四，官府出资掩埋尸体。

从一开始的救治病患到后期对尸体的掩埋都是由官府出资的，病人一旦不治而亡，则由官府施赠棺木并集中掩埋死者。而朝廷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在官府的监督下妥善处理尸体，防止病毒扩散，第二点则是稳定和收买民心，防止百姓趁机作乱。

五，保护水源，改善饮用水的环境。

这一点在笔者看来非常超前，宋朝意识到水源对疫情发生及扩散所起到的作用始自南宋，很多史籍都有官员治理水源防止疫情发生及扩散的记载。

比如宋孝宗乾道年间，隆兴府知府吴芾看到豫章沟岁久湮塞，他认为“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而后带领地方疏通了豫章沟。

其实，古代面对疫情，朝廷以及地方所能做的大抵也就以上这些了，尽人事，听天命。瘟疫的发生固然有很多客观的自然因素掺杂其中，但更多的是人祸，人类只有爱护自然，敬畏自然，才能得到大自然的回馈而不是报复。

总的来说，瘟疫[1]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

先秦时期

　　 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瘟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温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时期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温疫流行之猖獗。

三国

　　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晋朝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隋朝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唐朝

　　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宋代

　　宋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元朝

　　元朝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温疫的治疗方法。

明朝

　　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

　　吴氏认为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的。认为“邪从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气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

　　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戾气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与散发性的不同表现。而戾气致病又有地区性与时间性的不同情况。此外，由于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认为“……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并且还指出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的。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朝

　　清朝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综上所述，中医药学在与温疫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作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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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危害

　　2000年八国集团***(G8)将在日本冲绳举行年度会议。鉴于包括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等在内的传染病已成为人类头号杀手，其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数计，如何遏止全球瘟疫的蔓延将首次正式列入此次会议的议题。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言人格里高利-哈特尔表示，“此举标志着人类在与传染病的斗争中迈出了重要一步。如果不采取措施，这三种传染病很有可能彻底摧毁人类经济和社会结构。相反，如果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能共同为此做出贡献，事情将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据了解，目前全世界共有3500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其中70%的人生活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该地区迄令为止已有1100万人死于艾滋病。

　　三分之一的艾滋病患者最后都死于肺结核，后者每年夺去200万人的生命，同时又有800万人感染，几乎全部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疟疾只需借助蚊子叮咬就可以传染，在非洲，它每年要夺取100万人的生命。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发展中国家，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疫这三种传染病使各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过去35年中，仅疟疫一种传染病就使国内生产总值损失了三分之一。

　　法国总统希拉克在一次重大艾滋病会议上曾表示，他将在八国集团***会议上敦促其他国家的***支持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水平。

　　从以往的情况来看，八国集团所做的允诺往往最终不能兑现。例如，1999年，八国集团曾宣布将为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削减1000亿美元的债务，但迄令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采取具体行动。

　　有鉴于此，积极呼吁向贫穷国家提供廉价药品的世界慈善医疗卫生阵线(MSF)警告说，八国集团必须用实际行动来实现所许下的诺言。

　　MSF女发言人萨曼莎-波尔顿说，“八国集团应该提供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生产一些普通药品，如治疗艾滋病的抗逆转录酶病毒药品，以使这些国家摆脱对国外大医药公司的依赖。”

　　此外，鼓励、支持公共研究机构的研究工作也非常重要，研制新药品不应该象商品一样为某个跨国大公司所垄断。肺结核的治疗就是一个突出例子。目前仅有的一种疫苗还是在1923年发现的，此后，几乎没有人再去研究新的更为有效的药品。而这种名为TB的疫苗经过30多年的运用之后，不仅价钱昂贵，而且药力也在逐渐下降。

　　波尔顿说，“肺结核是穷人的疾病。如果感染了肺结核，你必需呆在医院里几个月，无法工作，而这对许多人来说是根本负担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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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流行瘟疫

　　[3]自2400多年前至19世纪中后期雅典瘟疫

　　2400多年以前的一场疾病几乎摧毁了整个雅典。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雅典的市民们生活在噩梦之中，身边强壮健康的年轻人会突然发高烧，咽喉和舌头充血并发出异常恶臭的气味。 不幸的患者打喷嚏，声音嘶哑，因强烈的咳嗽而胸部疼痛。一位医生发现用火可以防疫，从而挽救了雅典。

流感

　　早在公元前412年的古希腊时期，希波克拉底就已经记述了类似流感的疾病。到了19世纪，德国医学地理学家Hirsch详细列表记述了自公元1173年以来的历次类似流感的流行病爆发情况。明显由流行性感冒引起的第一次流行病发生在1510年的英国。

　　后来在1580年、1675年和1733年也曾出现过流行性感冒引起大规模流行病的情况。而对流感大流行最早的详尽描述是在1580年，自此以后，文献中共记载了31次流感大流行。其中，1742年至1743年由流行性感冒引起的流行病曾涉及90%的东欧人，1889年至1894年席卷西欧的“俄罗斯流感”，发病范围广泛，死亡率很高，造成严重影响。

鼠疫

　　历史上首次鼠疫大流行发生于公元6世纪，起源于中东，流行中心在近东地中海沿岸。公元542年经埃及南部塞得港沿陆海商路传至北非、欧洲，几乎殃及当时所有著名国家。这次流行疫情持续了五六十年，极流行期每天死亡万人，死亡总数近一亿人，这次大流行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

　　第二次大流行发生于公元14世纪，其起源众口不一。此次流行此起彼伏持续近300年，遍及欧亚大陆和非洲北海岸，尤以欧洲为甚。到1665年8月，每周死亡达2000人，一个月后竟达8000人。直到几个月后一场大火(史称“伦敦大火灾”)，烧毁了伦敦的大部分建筑，老鼠也销声匿迹，鼠疫流行随之平息。这次鼠疫大流行就是历史上称为“黑死病”的那一次。

狂犬病

　　狂犬病毒的面貌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仅仅百余年的历史，但明确的病毒致病的记载早在400多年前就有了。早在1566年，疯狗咬人致病的案例已经被记录下来，但直到1885年，人们还不知道狂犬病到底是由什么引起的。

　　在细菌学说占统治地位的年代，法国著名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1822-1895)的试验，为狂犬病的防治开辟了新的路径。巴斯德从实践中发现，将含有病源的狂犬病延髓提取液多次注射兔子后，再将这些毒性已递减的液体注射于狗，以后狗就能抵抗正常强度的狂犬病毒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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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流行瘟疫(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结核病

　　据资料介绍，自1882年柯霍发现结核菌以来，迄今因结核病死亡人数已达2亿。而今日重提防治结核病，是因为最新资料表明，全世界结核病人死亡人数已由1990年的250万增至2000年的350万。75%的结核病死亡发生在最具生产力的年龄组(15至45岁)，全球已有20亿人受到结核病感染，每年感染率为1%，即每年有约6500万人受到结核病感染。

第三次鼠疫

　　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始于19世纪末(1894年)，它是突然爆发的，至20世纪30年代达最高峰，总共波及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的60多个国家，死亡达千万人以上。

　　此次流行传播速度之快、波及地区之广，远远超过前两次大流行，目前，鼠疫在北美、欧洲等地几乎已经绝迹。但在亚洲、非洲的一些地区，人鼠共患状况还时有出现。

流感

　　1918年，一场致命的流感席卷全球，造成了2000万至5000万人死亡。尽管这场流感在美国被称为“西班牙女士”，但是它似乎首先起源于美国，有可能是从猪身上传播的。在那一年，近1/4的美国人得了流感，导致50多万人死亡，几乎一半的死者是健康的年轻人。

　　平时流行的流感虽然没有这么致命，但是平均每年在美国也导致11万多人住院，34万人死亡。作为一种由病毒引起的传染病，流感没有特效药可治，可以注射流感疫苗预防，有效率为70%至90%。由于流感病毒极其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流行的流感病毒类型不一样，因此必须每年注射疫苗才能发挥作用。

天花

　　天花原来只在“旧世界”(亚洲、欧洲和非洲)流行，在17和18世纪，它是西方最严重的传染病，但是在历史上的影响却比不上鼠疫，这可能是因为其受害者以儿童为主(约1/10的儿童因天花夭折)，活下来的成年人大多已有免疫力能力。天花是感染天花病毒引起的，无药可治，世界卫生组织在1980年5月28日宣布人类消灭了天花。天花消灭后，人们对如何处置天花病毒展开了唇枪舌剑的争论。1990年，第22届世卫大会作出决定，将世界上仅有的天花病毒储存于俄罗斯的科尔索沃国家病毒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还有美国的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 销毁天花病毒的最后期限仍没有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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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流行瘟疫(20世纪中期至21世纪初)

流感

　　世界上又出现过三次以上流感大流行，即：1957年开始的由甲型流感病毒(H2N2)所致的“亚洲流感”、1968年出现的由甲型流感病毒(H3N2)所致的“香港流感”以及1977年发生的由甲型流感病毒(H1N1)所致的“俄罗斯流感”。

　　在1957年“亚洲流感”及1968年“香港流感”爆发流行期间，各年龄组均易感染，死亡率升高，65岁以上老年人尤为显著。在具有高危因素(如心肺疾病)的人群中也出现了较高的死亡率，这两次流感均波及世界多个地区。据美国公布的统计数字，在1957年“亚洲流感”流行期间，美国共有7万人因此死亡。而在1968年“香港流感”流行期间，共有34万人在美国因感染致死。1977年11月至1978年1月在苏联“俄罗斯流感”流行。1978年1月，“俄罗斯流感”开始在美国在校学生及征募的新兵中爆发流行。至1978年冬，其他许多国家也纷纷出现感染流行。

登革热

　　登革热是一种由伊蚊传播登革病毒所致的急性传染病。

　　登革一词源于西班牙语，意为装腔作势，乃为描写登革热患者由于关节、肌肉疼痛，行走步态好像装腔作势的样子。登革热是一种古老的疾病，20世纪登革热在世界范围内发生过多次大流行，患病人数多达数百万之多。

　　1998年时，登革热已成为仅次于疟疾的最重要的热带传染病。在东南亚地区呈地方性流行趋势，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及华南各省也发生过不同程度的流行。

西尼罗河病毒

　　2002年的夏季，“西尼罗河”病毒在美国再次爆发，从1999年到2002年四年间，这种由蚊子传播的疾病，夺去了几十人的生命，100多人受到感染。西尼罗河病毒是在1937年从乌干达西尼罗河区的一位妇女身上分离出来的，近年出现在欧洲和北美的温带区域。

　　专家认为，每200个感染“西尼罗河”病毒的人中只有1个可能引发致命疾病，但对老人和慢性病患者等免疫系统较为脆弱的人，感染可能引发脑炎直至死亡。

艾滋病

　　艾滋病是“后天免疫缺损综合征”(AIDS)的英文简称。艾滋病病毒终生传染，它破坏人的免疫系统，使人体丧失抵抗各种疾病的能力。1981年6月，美国疾病控制中心首先报道了5例这样的病例，他们都是同性恋者，随后，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都陆续发现了类似症状的病人，后在全世界大规模传播开来。

埃博拉病毒

　　2000年10月14日在乌北部的古卢地区突发埃博拉病，目前有51人被感染，其中31人已经死亡。埃博拉病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乌干达出现。这种病由埃博拉病毒通过身体接触传染。感染病毒的人出现高烧，肌肉剧烈疼痛，鼻腔、口腔和肛门出血等症状，有可能在24小时内死亡。据报道，乌干达的邻国苏丹和刚果(金)曾先后在70年代和1995年流行过埃博拉病，不少人因此被夺去了生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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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十大传染病死亡事件

　　1 像羊群一样地死亡着　雅典大瘟疫

　　2 多种瘟疫集体爆发　安东尼瘟疫

　　3 世界第一次大规模鼠疫　查士丁尼瘟疫

　　4 肆虐三百年，死亡近两亿　欧洲黑死病

　　5 史上最大的种族杀——灭绝印第安人的天花

　　6 肆虐两个世纪的黄热病

　　7 无法估量的损失　霍乱横行的19世纪

　　8 20世纪人类的噩梦　西班牙大流感

　　9 战争的帮凶　俄国斑疹伤寒

　　10 仍在肆虐的瘟疫　疟疾

　　总的来说，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 这只是其中一方面而已，按照中医五运六气的理论，在五运六气特殊之年份，或因某运不及刚好与司天之气想矛盾时，会爆发瘟疫。如2003年为火运不及，司天之气为太阴湿土，所以有‘九宫灾’，九即对应于人体的肺。而2009年为土运不及，司天之气也为太阴湿土，故而有‘五宫灾’，其对应于人体的脾胃。所以2009年会爆发类似霍乱型的传染病，这个需要每一个人都要注意的事情。

　　瘟疫在我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温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温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温疫流行之猖獗。

　　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金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元代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温疫的治疗方法。

　　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

　　吴氏认为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的。认为“邪从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气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

　　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戾气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与散发性的不同表现。而戾气致病又有地区性与时间性的不同情况。此外，由于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认为“……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并且还指出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的。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朝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综上所述，中医药学在与温疫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作用。

　　瘟疫成人类头号杀手列入八国首脑议题

　　近期，八国集团***(G8)将在日本冲绳举行年度会议。鉴于包括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等在内的传染病已成为人类头号杀手，其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数计，如何遏止全球瘟疫的蔓延将首次正式列入此次会议的议题。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言人格里高利-哈特尔表示，“此举标志着人类在与传染病的斗争中迈出了重要一步。如果不采取措施，这三种传染病很有可能彻底摧毁人类经济和社会结构。相反，如果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能共同为此做出贡献，事情将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据了解，目前全世界共有3500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其中70%的人生活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该地区迄令为止已有1100万人死于艾滋病。

　　三分之一的艾滋病患者最后都死于肺结核，后者每年夺去200万人的生命，同时又有800万人感染，几乎全部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疟疾只需借助蚊子叮咬就可以传染，在非洲，它每年要夺取100万人的生命。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发展中国家，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疫这三种传染病使各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过去35年中，仅疟疫一种传染病就使国内生产总值损失了三分之一。

　　法国总统希拉克在一次重大艾滋病会议上曾表示，他将在八国集团***会议上敦促其他国家的***支持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水平。

　　从以往的情况来看，八国集团所做的允诺往往最终不能兑现。例如，去年，八国集团曾宣布将为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削减1000亿美元的债务，但迄令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采取具体行动。

　　有鉴于此，正在积极呼吁向贫穷国家提供廉价药品的世界慈善医疗卫生阵线(MSF)警告说，八国集团必须用实际行动来实现所许下的诺言。

　　MSF女发言人萨曼莎-波尔顿说，“八国集团应该提供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生产一些普通药品，如治疗艾滋病的抗逆转录酶病毒药品，以使这些国家摆脱对国外大医药公司的依赖。”

　　此外，鼓励、支持公共研究机构的研究工作也非常重要，研制新药品不应该象商品一样为某个跨国大公司所垄断。肺结核的治疗就是一个突出例子。目前仅有的一种疫苗还是在1923年发现的，此后，几乎没有人再去研究新的更为有效的药品。而这种名为TB的疫苗经过30多年的运用之后，不仅价钱昂贵，而且药力也在逐渐下降。

　　波尔顿说，“肺结核是穷人的疾病。如果感染了肺结核，你必需呆在医院里几个月，无法工作，而这对许多人来说是根本负担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