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今中外名人的事例,急啊!!!!!!!!!!!!!
八十年代的“中国保尔”张海迪
80年代,一个光辉的名字--张海迪,在神州大地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张海迪的事迹到处传颂,海迪精神到处弘扬。这位三分之二躯体失去知觉而不向命运之神屈服的姑娘轮椅上唱出了高昂激越的生命之歌,被誉为“当代保尔”、“80年代的新雷锋”。张海迪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全国典型。
张海迪1955年出生在山东半岛文登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5岁时因患脊血管瘤,胸部以下完全失去了知觉,生活不能自理。但是身残志坚的张海迪没有放弃生命更没有放弃生活,他一面以坚强的毅力与决心同病魔作斗争,一面用勤奋的学习和工作延续生命。 她不仅自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而且还自学了大学英语专业。后来又坚持学习日语、德语、和世界语,翻译了16万字的外文著作和资料。她刻苦学习潜心钻研了《人体解剖学》、《内科学》、《针灸学》等十几种医学书籍。她用学到医学知识和针灸技术,为周围群众治病达一万多人次。她还学过无线电技术、音乐、绘画和书法等多门类知识与学科,以此做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提到80年代没有一个名字比张海迪更深入人心,她影响了中国几代人。
1981年12月,《人民日报》首次报道了张海迪的事迹。1983年2月1日,《中国青年报》一版显著刊登张海迪照片和她的长篇自述《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发表社论《让理想的光芒照亮生活之路》。
1983年3月7日,团中央授予张海迪“优秀共青团员”的光荣称号,号召大家向。海迪学习、学习她身残志不残,艰苦奋斗的精神。邓小平同志挥毫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陈云同志题词:“以张海迪为榜样,勤奋学习,热心助人,做八十年代的新雷锋。”
1983年张海迪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先后翻译了《海边诊所》、《小米勒旅行记》和《丽贝卡在新学校》,创作了《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一百多万字的作品。现为山东省作家协会文学创作室一级作家。
1993年张海迪通过考试和论文答辩,获吉林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94年参加远南运动会。1997年入选日本NHK“世界五大杰出残疾人”。1998年起担任中国肢残人协会主席。2000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微笑的桑兰又来到美国(女,20岁,肢体残疾)
又见到了桑兰,许许多多美国人关爱和牵挂的桑兰,一个动人的故事。这次,她将随中国残疾人艺术团访美,并用英语朗诵《我的梦》,深情地向人们倾诉她的,也是所有残疾人的渴望--平等与友爱。
桑兰,著名体操运动员,被誉为中国的“跳马王”。
但,这是在1998年7月21日之前那是在美国纽约,第四届友好运动会的体操赛场。只是一次赛前训练,只是一次偶然,桑兰的一个没有做完的手翻转体动作,结束了她的体操生涯,但她依然“著名”,甚至更为“著名”。让桑兰“著名”的,是她的精神,她的毅力,是她永远灿烂的微笑。
海伦·凯勒1880年出生于亚拉巴马州北部一个叫塔斯喀姆比亚的城镇。在她一岁半的时候,一场重病夺去了她的视力和听力,接着,她又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然而就在这黑暗而又寂寞的世界里,她竟然学会了读书和说话,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美国拉德克利夫学院,成为一个学识渊博,掌握英、法、德、拉丁、希腊五种文字的著名作家和教育家。她走遍美国和世界各地,为盲人学校募集资金,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盲人福利和教育事业。她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赞扬,并得到许多国家政府的嘉奖。
一个聋盲人要脱离黑暗走向光明,最重要的是要学会认字读书。而从学会认字到学会阅读,更要付出超乎常人的毅力。海伦是靠手指来观察老师莎莉文**的嘴唇,用触觉来领会她喉咙的颤动、嘴的运动和面部表情,而这往往是不准确的。她为了使自己能够发好一个词或句子,要反复的练习,海伦从不在失败面前屈服。
从海伦7岁受教育,到考入拉德克利夫学院的14年间,她给亲人、朋友和同学写了大量的信,这些书信,或者描绘旅途所见所闻,或者倾诉自己的情怀,有的则是复述刚刚听说的一个故事,内容十分丰富。在大学学习时,许多教材都没有盲文本,要靠别人把书的内容拼写在她手上,因此她在预习功课的时间上要比别的同学多得多。当别的同学在外面嬉戏、唱歌的时候,她却在花费很多时间努力备课。
海伦能够走出黑暗,达到那么高的学术成就,除了靠她自己的顽强毅力之外,同她的老师莎莉文的循循教导是分不开的。她说“我的老师安妮·曼斯菲尔德·莎莉文来到我家的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她使我的精神获得了解放”。是她的老师教她认字,使她知道每一事物都有个名字,也是老师教她知道什么是“爱”这样抽象的名词。海伦幼年得病致残后,变得愚昧而乖戾,几乎成了无可救药的废物,但后来她却成为一个有文化修养的大学生,这确实是个奇迹。可以说这个奇迹有一半是海伦的老师安妮·莎莉文创造出来的,是她崇高的献身精神和科学的教育方法结出的硕果。莎莉文**不管教海伦什么,总是用一个很好听的故事,或是一首诗来讲清楚,她的教育经验十分丰富,教育方法也与众不同,她从不把海伦关在房间里进行死板的、注入式的课堂教育。
海伦用顽强的毅力克服生理缺陷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她热爱生活,会骑马、滑雪、下棋,还喜欢戏剧演出,喜爱参观博物馆和名胜古迹,并从中得到知识。她21岁时,和老师合作发表了她的处女作《我生活的故事》。在以后的60多年中她共写下了14部著作。
司马迁
司马迁,他受了宫刑还写出《史记》这巨著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历史中身残志坚的典范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闻一多醉书
闻一多读书成瘾,一看就“醉”,就在他结婚的那天,洞房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大清早亲朋好友都来登门贺喜,直到迎亲的花轿快到家时,人们还到处找不到新郎。急得大家东寻西找,结果在书房里找到了他。他仍穿着旧袍,手里捧着一本书人了迷。怪不得人家说他不能看书,一看就要“醉”。
华罗庚猜书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读书的方法与众不同。他拿到一本书,不是翻开从头至尾地读,而是对着书思考一会,然后闭目静思。他猜想书的谋篇布局,斟酌完毕再打开书,如果作者的思路与自己猜想的一致,他就不再读了。华罗庚这种猜读法不仅节省了读书时间,而已培养了自己的思维力和想象力,不至于使自己沦为书的奴隶。
侯宝林抄书
相声语言大师侯宝林只上过三年小学,由于他勤奋好学,使他的艺术水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成为有名的语言专家。有一次,他为了买到自己想买的一部明代笑话书《谑浪》,跑遍了北京城所有的旧书摊也未能如愿。后来,他得知北京图书馆有这部书,就决定把书抄回来。适值冬日,他顶着狂风,冒着大雪,一连十八天都跑到图书馆里去抄书,一部十多万字的书,终于被他抄录到手。
张广厚吃书
数学家张广厚有一次看到了一篇关于亏值的论文,觉得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用处,就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这篇论文共20多页,他反反复复地念了半年多。因为经常的反复翻摸,洁白的书页上,留下一条明显的黑印。他的妻子对他开玩笑说,这哪叫念书啊,简直是吃书。
高尔基救书
世界文豪高尔基对书感情独深,爱书如命。有一次,他的房间失火了,他首先抱起的是书籍,其它的任何东西他都不考虑。为了抢救书籍,他险些被烧死。他说:“书籍一面启示着我的智慧和心灵,一面帮助我在一片烂泥塘里站起来,如果不是书籍的话,我就沉没在这片泥塘里,我就要被愚蠢和下流淹死。”
我所学到的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是由自学中得来的。
达尔文
在观察的领域中,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
巴斯德
知识本身并没有告诉人们怎样运用它,运用的方法乃在书本之外。
培根
读一切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笛卡尔
知识有如人体血液一样宝贵。人缺了血液,身体就会衰弱;人缺少知识,头脑就要枯竭。
高士其
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
马克思
我平生从来没有做过一次偶然的发明。我的一切发明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严格试验的结果。
爱迪生
人的价值蕴藏在人的才能之中。
马克思
把语言化为行动,比把行动化为语言困难得多。
高尔基
不要在已成的事业中逗留着!
巴斯德
学习 永远不晚。
高尔基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
刘向
读书而不思考,等于吃饭而不消化。
波尔克
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
孔子
好动与不满足是进步的第一必需品。
爱迪生
好奇心造就科学家和诗人。
法朗士
今天所做之事勿候明天,自己所做之事勿候他人。
歌德
具有丰富知识和经验的人,比只有一种知识和经验的人更容易产生新的联想和独到的见解。
泰勒
人的知识愈广,人的本身也愈臻完善。
高尔基
一切假知识比无知更危险。
肖伯纳
书籍使我变成了一个幸福的人,使我的生活变成轻松而舒适的诗。
高尔基
我的成就,当归功于精力的思索。
牛顿
知识就是力量。
培根
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
李大钊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高尔基
如果你希望成功,当以恒心为良友,以经验为参谋,以当心为兄弟,以希望为哨兵。
爱迪生
自暴自弃,这是一条永远腐蚀和啃噬着心灵的毒蛇,它吸走心灵的新鲜血液,并在其中注入厌世和绝望的毒汁。
马克思
发明家全靠一股了不起的信心支持,才有勇气在不可知的天地中前进。
巴而扎克
不知道并不可怕和有害。任何人都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可怕的和有害的是不知道而伪装知道。
托尔斯泰
成功=艰苦的劳动+正确的方法+少谈空话。
爱因斯坦
成功的科学家往往是兴趣广泛的人。他们的独创精神可能来自他们的博学。多样化会使人观点新鲜,而过于长时间钻研一个狭窄的领域,则易使人愚蠢。
贝弗里奇
对一切来说,只有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它远远胜过责任感。
爱因斯坦
耐心和恒心总会得到报酬的。
爱因斯坦
耐心是一切聪明才智的基础。
柏拉图
平静的湖面,炼不出精悍的水手;安逸的环境,造不出时代的伟人。
列别捷夫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
托尔斯泰
重要的不是知识的数量,而是知识的质量。有些人知道得很多,但却不知道最有用的东西。
托尔斯泰
在天才和勤奋两者之间,我毫不迟疑地选择勤奋,她是几乎世界上一切成就的催产婆。
爱因斯坦
一个能思考的人,才真是一个力量无边的人。
巴尔扎克
生活便是寻求新的知识。
门捷列夫
书读得越多而不加思索,你就会觉得你知道得很多;而当你读书而思考得越多的时候,你就会越清楚地看到,你知道得还很少。
伏尔泰
我从来不记在辞典上已经印有的东西。我的记忆力是运用来记忆书本上还没有的东西。
爱因斯坦
学习知识要善于思考,思考,再思我就是靠这个方法成为科学家的。
爱因斯坦
无论掌握哪一种知识,对智力都是有用的,它会把无用的东西抛开而把好的东西保留住。
达·芬奇
知识不多就是愚昧;不习惯于思维, 就是粗鲁或蠢笨;没有高尚的情操,就是卑俗。
车尔尼雪夫斯基
柳下惠坐怀不乱
相传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柳下惠宿于郭门,有一个没有住处的妇子来投宿,柳下惠恐她冻死,叫她坐在怀里,解开外衣把她 裹紧,同坐了一夜,并没发生非礼行为。於是柳下惠就被誉为“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
拒邪*者的抱负——柳下惠的节操
柳下惠(亦称柳下季),姓展,名获,字子禽。余展无骇为鲁国司空(pn qk )。子禽官拜士师(掌管监狱的官)。因他居官清正,执法严谨,不合时宜,弃官归隐,居于柳下(今濮阳县柳屯)。死后被谥为“惠”,故称柳下惠。
旧小说多引用“柳下惠坐怀不乱”的典故,来赞扬男子之美德。相传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柳下惠宿于郭门,有一个没有住处的妇子来投宿,柳下惠恐她冻死,叫她坐在怀里,解开外衣把她 裹紧,同坐了一夜,并没发生非礼行为。於是柳下惠就被誉为“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也有传 说是:某年夏天,展获外出访友,途遇大雨,直奔郊外古庙暂避,但一踏进门槛,见一裸体女子正在里面拧衣,展获急忙退出,立于古槐之下,任其暴雨浇注。庙内妇女发觉,躲在门后,忙着湿衣。此事传为佳话,故有“柳下惠坐怀(槐)不乱”之美名。
柳下惠“坐怀不乱”,这还是小事情,历史上坐怀不乱的男人或女人有很多,不过古人以柳下惠作标榜,我们也不必再另外举别人的例子了,而坐怀不乱并不是柳下惠最高的一面,他最高的一面在这里: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作士师,等于所在管刑法的官,勉强比作现代的司法部长或最高法院院长。他三次上台,三次都被罢免下台,于是有一个人对他说,你先生何必一定要在鲁国做事,出国去吧!你自己国家不要你,何必一定干,到别的国家说不定有更好的地位。柳下惠答复他说,一个人终身行直道,思想、行为、做事完全直的,走正路来做人家的部下,在任何一个国家社会做事,都是一样会有问题,都要吃亏,会被挤下来的。如果以歪曲的心思,用手段来取得地位,以得功名富贵为荣耀,并不想真为国家社会做事的,那又何必离开自己父母之国呢?祖宗都在这里,一样可以做事。换句话说,随便在哪里,决不走歪路,而走正路,在任何社会都是一样比较困难的。柳下惠的人品就在这里,为了贯彻人格的思想,为了贯彻传统文化以正道事人,以正道立身处世,忽视于功名富贵,那是身外事,并不在乎,这是他的人格。这里先记载他的事情,后面孔子还要提到他的。
为什么把柳下惠的事放在微子、箕子、比干三人的记载后面?柳下惠并不是殷纣时代的人,而是春秋战国孔子这一时代的人,还可能稍稍早一点,比孔子大几岁,不过已是一个天下闻名了不起的人物,这里先记载他的事,柳下惠的这几句话,也说明了前面三个人的事情。所以中国的古文,如《论语》的文章一看起来好像是法律的条文,一条一条,好像连不起来,实际上仔细一读,它是长篇文章,连接得非常好。换句话说,微子、箕子、比干、有的愿杀身以成仁,如比干;被赶出去就走了,如微子;为奴就为奴,如箕子。为什么他们不弯一弯呢?态度稍微改变一下,去拍个马屁,也会好好用他们,更何况他们本来就是皇族。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这就说明个人作人也好,在国家社会中立足作一普通人也好,大原则上人格的重要。反过来,就是如果以枉道事人的话,随便哪里都可以干,如果坚持以正道、直道事人,又何必离开?所以引用柳下惠的这几句话,等于是为上面三个人的事,作了一个注解,这就是《论语》的编辑方法
柳下惠(前720年—前621年),本姓展,名获,字禽,中国春秋时期鲁国人。“柳下”是他的食邑,“惠”则是他的谥号,所以后人称他“柳下惠”。据说他又字“季”,所以有时也称“柳下季”[1]。他做过鲁国大夫,后来隐遁,成为“逸民”[2]。柳下惠被认为是遵守中国传统道德的典范,他“坐怀不乱”的故事中国历代广为传颂。《孟子》中说“柳下惠,圣之和者也”,所以他也有“和圣”之称。柳下惠还是中国柳姓的得姓始祖。
柳下惠虽然被孟子称为圣人,但是史书关于他的生平的记载很少。这些记载散见于《左传》、《国语》、《论语》和《孟子》等先秦古籍,部分记载有明确的时间,部分记载则更接近一种对他的评价。
在主要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中,柳下惠被认为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论语》记载中孔子说:“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为柳下惠没有得到任用鸣不平。后来柳下惠做了“士师”(掌管监狱的官),但是三次上台三次遭到罢免,人们劝他离开,他却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他认为如果用正直的方法对待人,到哪里都回被排挤,但是如果要用歪门邪道的方法去对待人,在哪里都可以实行,也没有必要离开自己的祖国。
柳下惠的直道事人,在史书中有几处明确的记载。《国语·鲁语上》中记载道:鲁僖公二十六年(前631年)夏,齐孝公出兵讨伐鲁国,臧文仲问柳下惠如何措辞,才可以使齐国退兵。柳下惠说,听说大国如果做好小国的榜样,小国如果好好侍奉大国,这样才能防止祸乱;现在鲁国作为小国却狂妄自大,触怒大国,无异自取其祸,怎么措辞都是没有用的。柳下惠这样说,相当于对臧氏在鲁国的执政行为直言不讳地表示了批评。
《国语》还记载了柳下惠批评臧文仲祭祀海鸟的故事。一只名为“爰居”的海鸟停留在了鲁国都城东门外好几天了,臧文仲让都城的人都去祭祀它。柳下惠却说,臧氏治国简直就是乱来,祭祀是国家的重要制度,而制度是治国能够成功的基础,所以要谨慎地制定关于祭祀的典章制度,而且这些制度要依据圣王的祭祀原则。圣王只祭祀对人民和国家有功劳的人和事物,所以柱、后土、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鲧、禹……直到周文王、周武王这些人,才能受到后人的祭祀;此外土地、五谷和山川的神,先哲和有美德的人,天上的日月和星辰,地上的五行,九州的名山、江河和沼泽,也应该加以祭祀。而海鸟“爰居”飞到鲁国,还不知道它为什么飞来,也不见得它对人民有什么功德,这样就决定祭祀它,实在不是仁德和明智的举措。柳下惠猜测海鸟是为躲避灾难而来,而事实证明了他的猜测是对的。这件事不但说明了柳下惠为官的正直,也表现出他对圣王礼制的熟悉,这也是他受儒家思想重视的原因。
柳下惠选择坚持“直道而事人”,最后只能去官隐遁,成为“逸民”。《论语》记载孔子对柳下惠的评价是:“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意思是,相比伯夷、叔齐的宁肯饿死也不食周粟,柳下惠肯降低自己的理想,虽然屈辱了身份,但是能做到言行举止合乎道德和理智。《左传》中孔子也把臧文仲让柳下惠下台,列为臧氏执政的“三不仁”之一,表示谴责。
孟子对柳下惠非常推崇,《孟子》一书曾把柳下惠和伯夷、伊尹、孔子并称四位大圣人,认为他不因为君主不圣明而感到羞耻,不因官职卑微而辞官不做;身居高位时不忘推举贤能的人,被遗忘在民间时也没有怨气;贫穷困顿时不忧愁,与乡下百姓相处,也会觉得很愉快;他认为自己和任何人相处,都能保持不受不良影响。因此,听说了柳下惠为人处世的气度,原来心胸狭隘的人会变得宽容大度,原来刻薄的人会变得老实厚道。孟子认为像柳下惠这样的圣人,是可以成为“百世之师”的。
“坐怀不乱”
“坐怀不乱”的故事在中国历代广为人知,柳下惠也因此被认为是遵守传统道德的典范。现在,人们还用“柳下惠”或“坐怀不乱”来形容男子在两性问题上的作风正派。
“坐怀不乱”的说法出自《诗经·小雅·巷伯》毛亨传。毛亨注释《巷伯》这首诗时讲了一个故事:鲁国有一个独处一室的男子,邻居是一位独处一室的寡妇。一天夜里暴风雨大作,寡妇的房子被摧毁,妇人来到男子这里请求庇护。男子不让妇人进门。妇人从窗户里对他说:“你为何不让我进来呢?”男子说:“我听说男女不到六十岁不能同居。现在我还年轻,你也一样,所以不能让你进来。”妇人说:“你为何不像柳下惠那样,能够用身体温暖来不及入门避寒的女子,而别人也不认为他有非礼行为。”男子说:“柳下惠可以开门,我不能开门。所以我要以我的‘不开门’,来向柳下惠的‘开门’学习。”这个故事说明,最晚也在西汉初年的时候,就有了关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传说,只是有些语焉不详。
到了元朝,胡炳文的《纯正蒙求》进一步丰富了“坐怀不乱”的细节:鲁国人柳下惠,姓展名禽,一次出远门的晚上住在都城门外。当时天气严寒,忽然有一位女子来投宿,柳下惠恐怕她冻死,就让她坐在他怀中,用衣服盖住她,一直到第二天天亮也没有发生越礼的事。后世流传关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与这个版本就大致相同了。
柳姓始祖
据唐朝的《元和姓纂》记载:“周公孙鲁孝公子展,展孙无骇以王父之字为展氏,至展禽食采于柳下,遂姓柳氏。鲁灭仕楚,秦并天下,柳氏遂迁于河东,河东解,秦末有柳案,下惠裔孙也。”意思是,周公旦的后人鲁孝公有个儿子“展”,公子展的孙子无骇用祖父的字作为姓氏,因此有了“展”姓;后来展禽以柳下为食邑,于是展禽的后人开始以“柳”为姓氏。柳氏在秦国兼并诸侯国之后则迁居到河东(今山西永济),然后从河东分散到其他地方。
《元和姓纂》是根据当时存在的私家姓氏谱谍编撰而成的,可见在唐朝时柳姓族人就认为柳下惠是他们的得姓始祖。后来河东成为柳姓的郡望,唐朝文学家柳宗元是河东人,因此人称“柳河东”。
清朝文字狱案例
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
江苏东台的举人徐述夔去世后,其子为纪念亡父而刊印《一柱楼诗集》。集中有诗句“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被指用“壶儿”喻“胡儿”,被暗指满清。还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后来干隆帝称“用朝夕之朝为朝代之朝,不用上清都、到清都,而用去清都”,因此是“显有兴明灭清之意”。干隆四十三年(1778年),仇家蔡嘉树检举诗中辱骂清廷,于是酿成大案,牵连的人很多,只要是涉及到一柱楼诗者,均一个不漏地查过去。干隆帝指示:“徐述夔身系举人,却丧心病狂,所作《一柱楼诗》内系怀胜国,暗肆底讥,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虽其人已死,仍当剖棺戮尸,以伸国法。”故徐述夔及其子已死也开棺枭首示众,两个孙子虽携书自首,仍以收藏逆诗罪处斩。他的两个族人徐首发和徐成濯,名字连起来是“首发成濯”,根据《孟子》“牛山之木,若波濯濯,草木凋零也”,因此认为这两人的名字连起来是首“发”成濯,是嘲笑清剃发之制,以大逆罪处死。连干隆帝的宠臣沈德潜因为给徐述夔写过传记,又兼写过《咏黑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尽管沈德潜已死去多年,也被“革其职,夺其名,扑其碑,毁其祠,碎其尸”。徐家惨遭灭门不说,当地其他徐姓族人也被翻箱倒柜抄家,有些徐姓人逼迫无奈隐姓改名,把自己的祖宗牌位藏在马桶里以躲追究。就这样,迷惑人们十五年的干隆时期“言论宽松”的烟雾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代之而来的是干隆朝长达三十一年的两次
“文字狱高峰”(即“干隆十六年至四十一年的”第一次“文字狱高峰”和“干隆四十二年至四十八年的”第二次“文
字狱高峰”),“高己卑人,雄才易事”的干隆,不仅有了在位六十三年的奇迹,更有创造有清一代乃至中国封建专制
史上文禁最严,文网最密的“文字狱高峰”之辉煌政绩,远远胜过了顺治、康熙和雍正;其将“文字狱”对象由上层官
绅扩展到粗通文墨的下层平民(连精神病患者也不放过)的招术,其开创“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 行”的“言论检查”制度。“古稀罪”案
又有道学先生尹嘉铨官至大理寺卿,其父尹会一是道学家。干隆四十六年(1781年),尹嘉铨已离休回到老家河北博野,当年四月,干隆帝西巡五台山回跸保定,尹嘉铨忽发老来疯,一心要参加接驾盛典。然而竟没有圣旨要传召他入觐,尹嘉铨灵机一动,想到老爹尹会一,便草拟两份奏折:一是请谥,二是从祀。要是皇帝恩准,不但博个孝子名声,还能乘机出风头,于是派儿子将请谥奏折送去,自己呆在家中。干隆帝看到他儿子替他送上来的奏本,为父请谥,当即恼了。遂提起朱笔,批上:“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而尹嘉铨接着又送上一本,请求皇上恩准他父亲从祀文庙。干隆帝当即火冒三丈:“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于是承办官员绞尽脑汁罗织罪名,给尹嘉铨扣上大不敬、假道学、伪君子等等罪名,影响最大的是所谓“古稀罪”: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但干隆帝说:我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杀。
干隆四十七年(1782年)生员吴英拦舆献策,则被凌迟处死。
干隆四十八年(1783年),李一《糊涂词》有语“天糊涂,地糊涂,帝王帅相,无非糊涂”。被河南登封人乔廷英告发,经查发现举报人乔廷英的诗稿也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句,日月二字合为明,你不是谋反又是什么?检举人和被检举人皆凌迟处死,两家子孙均坐斩,妻媳为奴。
干隆五十三年(1788年),发生了贺世盛笃国策案。湖南未阳的老秀才贺世盛,多次参加科举都没及第。他平时常替别人代写词状,又把道听途说的传闻和故事之类,拉杂地拼凑出一部《笃国策》,准备写成以后上京城投献,以求贷得一官半职。因为这本书上写了批评捐官制度的意见,这就成了“妄议胡政”,贺世盛被判斩立决。
其他涉及“华夷”、“明”、“清”字句的文字狱俯拾皆是。
江西德兴的祝庭诤,为教儿孙读书,自编一本《续三字经》,被人告发。官府查抄发现书中对“于帝王兴废,尤且大加诽谤”,如写元朝有“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句,“衣冠更”是指改穿着,“难华夏”是华夏遭难,“遍地僧”是全部光头,虽说是说元朝,认为是影射当朝“明系隐寓诋清”。于是判祝庭诤开棺戮尸,十六岁以上子孙辈斩立决。
江苏兴化人李驎《虬蜂集》中有“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我思孔长兮,夜未央兮”句,被认为故意影射,定为叛逆大罪。
张缙严在给刘正宗诗稿作序中有一句“将明之才”等,皆被定为逆案。
杭州卓长龄著《忆鸣诗集》,“鸣”与“明”谐音,被指为忆念明朝,图谋不轨。干隆帝对卓氏一家深恶痛绝,称他们“丧尽天良,灭绝天理,真为复载所不容”。判决如下:“仁和县监生卓长龄著有《高樟阁诗集》,伊子卓敏、卓慎等人亦著有《学箕集》等项诗稿,伊族人卓轶群写有《西湖杂录》等书均有狂妄悖逆之语,该五犯俱先后病故,侥逃显戮,应仍照大逆凌迟律剁谁其尸,枭首示众。卓天柱系卓长龄之孙,卓天馥系卓慎之子,均依大逆缘坐律,拟斩立决。卓连之收藏逆书不行首缴,依大逆知情隐藏律,拟斩立决。陈氏、高氏,王氏并卓天馥二岁幼子均解部给发功臣之家为奴。”
安徽歙县生员方国泰收藏的其祖方芬《涛浣亭诗集》内有“征衣泪积燕云恨,林泉不共马蹄新”、“乱剩有身随俗隐,问谁壮志足澄清”、“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干隆帝认为有反清复明之心,罗织成罪。
有个刘三元,本就疯癫,某日失口对人说:我乃汉室后裔,要众官扶持;这个疯子因此得罪被杀。
有些字句是专制帝王的专用品,如果不慎误用了这些字句,就是僭越犯上。
山西王尔扬为别人父亲作墓志铭,用“皇考”两字,这是习语,屈原《离骚》和欧阳修《泷冈阡表》内都称父为“皇考”,却被斥为“于考字上擅用皇字,实属僭逆”。
江苏韦玉振为父刊刻行述,中有“于佃户之贫者,赦不加息”,不料“赦”字只能由皇帝使用,韦玉振被指责“乃敢竟用赦字,殊属狂妄”。
湖南监生黎大本为母亲做寿,祝寿文内有“女中尧舜”等字句,被斥为“拟不于伦,谬妄干分”,黎大本充军乌鲁木齐。
湖北秀才程明諲为人作祝寿文,内有“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创大业”被曲解为做皇帝,程明諲“语言悖逆”,斩立决。
其他触犯庙讳、御名以及提到皇帝应该换行抬写而没有换行抬写,因此获罪的,不可胜数。有一个河南人刘峨,编印《圣讳实录》一书出售,本来是为了告诉人们应当怎样避讳,所以把应避讳的清代诸帝的名字“各依本字正体写刻”,却被控大不敬,惨遭斩首。清代禁书真是五花八门,令人有望洋兴叹,叹为观止的感慨。凡是涉及思想,历史,政治,以及民族问题的书籍被禁被毁,当然也在意料之中,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大量纯粹的科学,技术,经济方面的书籍也赫然在目,实在不知道统治者打的究竟是什么算盘了。凡是涉及明朝,比如明人的文集,明人的诗集,明代的历史,明代人物传记,被禁毁也不算出奇,但是许多为满清歌功颂德拍马奉承的书比如什么《大清典礼》《大清天定运数》,还有干隆的爹雍正的作品《大义觉迷录》以及曾祖父顺治的作品也在禁毁之列。更离奇的还是甚至连明人选编或者写过评注的一些唐诗选集都在禁毁之列,比如《杜工部集筏注》《杜工部诗集》《杜工部诗集辑注》《杜诗详注》都在名单上。
谁也没想到,1736年(干隆元年),25岁的干隆皇帝即位后,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
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遗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违反封建法制的事,干隆皇
帝“从之”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这一“刷新前朝弊政”的改革,暂时减缓了雍正后期疾剧蔓延的“文字狱”风。1741年(干隆六年)的“谢济世私注《
大学》案”,虽然为干隆亲自揭发,但没有依祖制上纲到“谋逆”政治问题,只说谢济世“迂”,只是将谢济世私注的
经书及书版一并烧毁,谢济世仍在湖南粮道官职上稳稳当当。如此放松对文化思想的严密禁锢,“请宽妖言”,“大煞文字狱”,“禁挟仇诬告诗文”——可让文人秀才高兴透
了,纷纷上表称颂干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干隆宝,增寿考;干
隆钱,万万年。”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然而乐极必然生悲。1751年(干隆十六年),“文字狱”突然死灰复燃,一个空前残酷的“字祸” 突兀而起,七十
多起“文字狱”一个接一个连年“扑面而来”。“文字狱”“还乡”起于轰动一时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
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声望很高。干隆十五年(1750)七月,江西千总卢鲁生与守备刘时达合
谋,编造了一个指责干隆帝错误的奏稿,假托是孙嘉淦写的,意图借此制止干隆劳民伤财的首次南巡。干隆十六年六月
,“伪孙嘉淦奏稿”流传到云南时 隆帝发现了,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到当年十一月,仅四川一省即逮获传抄伪奏稿犯二百八十余人,湖广、江西为数更多。十八年(1753)二月,干隆帝下令将所谓正犯卢
鲁生凌迟处死,刘时达斩决,草率结案。本来,两个地方官以“言官”孙嘉淦名义写个希望皇帝不要“劳民伤财南巡”的建言奏折,虽然有冒名之不当,但其心
意却是正直善良的,借用名臣孙嘉淦名义,无非是怕自己人微言轻,劝不动皇帝。全国十八省皆争相传抄,正说明此议
深得人心,皇帝该“闻过即改”才是。哪知道,在处理“伪稿案”的一年又八个月中,干隆帝坐卧不安,疑神疑鬼,一
时怀疑伪稿是曾静、张熙余党所造,一时怀疑出自那些读书失志的文人之手,怀疑可能是被杀掉的川陕总督张广泗的亲
友故旧流落怨望,造谣生事。面对突发的伪稿案,干隆帝丝毫不想到自己确有过错,反而感觉到敌对的暗潮在全国涌起
,将原因定为“皆因以往实行的宽大之政”,是“请宽妖言”,“禁挟仇诬告诗文”等大政方针出了毛病。联想到在廷
讯时,张广泗曾供称:“但知皇上慈仁,不知皇上英武”。干隆深有感触,对臣下说:“朕闻之,深为抱愧。水懦而玩,亦朕所深戒!”干隆由此决定改变“妇人之仁”的“宽缓
方针”,继承和发扬列祖列宗的严猛精神,降旨说:“此等奸徒,传播流言,俦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
力为整饬”。干隆创造性地提出,要提高“皇权专制”,就要对文化思想厉行统治;而将一切禁书统统烧毁,要比单个
打击一个个文人更快更彻底。干隆独创了借“搜集古今群书”而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查办禁书,欲将一切“反清文字”作
品的旧刻新编之作者、出版者、收藏者一网打尽。干隆时的文字狱,有不少案件,甚至是因为向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献书献策,不过,因马屁拍得不得法,犯了忌讳,也会遭到杀身之祸。直隶容城一个走江湖的医生智天豹,编了一部《万年历》,祝颂清朝国运久长,其中说“周朝止有八百年天下,如今大清国运,比周朝更久”,可是这万年历中把干隆的年数只编到五十七年为止,犯了大忌,被认为是诅咒干隆帝短命,“罪大恶极,人人发指,非碎磔不足以蔽辜”,结果,将智天豹处死。
还有个冀州秀才安能敬,写了一首颂扬清朝的诗,其中有“恩荣已千日,驱驰只一时,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这四句诗被曲解为咒骂皇帝有忧有难,无人辅佐,其实,就象安能敬自己在审讯时所说,“原要竭力称颂,无奈说不上来”,顶多是颂诗写得不好,哪里是什么讥讪诽谤呢?
再如著名学者全祖望著有《皇雅篇》,叙清世祖得天下之正。但全祖望的仇家却向干隆帝控告说,全祖望文内有“为我讨贼清干坤”之句,居然冠“贼”字于“清”字之上,大逆不道!全祖望几遭陷害,因朝廷官员为之辩解,才得以幸免。
直到干隆末期,文字狱才较为放宽。这主要是清廷统治日益腐败,各族人民纷纷起义,清廷连镇压起义也来不及,顾不上在文字上吹毛求疵、无中生有。如干隆四十七年(1782年),广西抄获 经卷书籍,“语多悖逆荒唐”,照往例会严厉追查,治以重罪。但这时甘肃的 起义刚刚镇压下去,清廷不敢因文字细故,再激起 的反抗。所以干隆帝说“书内字句,大约鄙俚者多,不得竟指为狂悖。此等 ,愚蠢无知,各奉其教,若必鳃鳃绳以国法,将不胜其扰。……若此等 书籍,附会其词,苛求字句,甚非朕不为已甚之意。此事……竟可毋庸办理,嗣后各省督抚,遇有似此鄙俚书籍,俱不必查办”。显然,象这类案件,如果都要彻底查究的话,势必是案件山积,株连甚众,“将不胜其扰”。在各族人民拿起武器、纷起反抗的时候,清廷不得不稍稍收敛其 ,对文字犯罪,也不得不从宽处理了。但即使如此,直到嘉庆年间,文字狱的阴影仍笼罩着文坛,知识分子余悸尚存,所以龚自珍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以及“万马齐喑亦可哀”的叹息。
“康、雍、干”三朝的“文字狱”比较
今天的学者们仔细比较了“康、雍、干”三朝的“文字狱”,发现,三朝的文字狱虽有程度不同、方式不同,但本质却是一致——皆是“热衷于皇权专制”的封建专制王朝的产物。考之中国三千年封建历史,并非每朝每代都有残酷的“文
字狱”,汉唐封建盛世基本上没有大“文字狱”,宋代虽以苏东坡“乌台诗案”开了“文字狱”先河,不过是贬官三级
,下放黄州流放琼崖而已;直到明代衰弱的万历皇帝,才创造了“中国第一思想犯”——将只是“不以孔孟之是非为是
非”的李卓吾,以“敢倡乱道”、“妄言欺世”罪名拿下诏狱,逼其自刎。清朝是满清入侵中原,冒充正统以自居,对天下极尽压迫与变态。康熙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有较大“文字狱”11起,“文
字狱”多由“ 互相攻讦”而起;而雍正则生性刻薄猜忌,虽在位只有十三年,却有残酷而大规模的“文字狱”近20
多起,其中不少是“亲自揭发”,“亲自审讯”;干隆一向“高己卑人,雄才易事”,所以虽在即位初期准行“请宽妖
言”,假造“言论宽松”,一旦根基稳固,“得志便猖狂”,在六十年的帝王生涯中,竟创造了130多起酷刑“文字狱”
,创造了比此前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总和还多一倍多的空前奇迹。
[编辑本段]书籍的销毁和篡改
至于干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就更是搞的彻底,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
干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因为有碍于愚民而禁毁。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所“汉化”深者:尤其中华士人之民族意识!较之前代的外族统治者,更加阴险、卑劣、刻毒!难怪鲁迅先生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相关的明朝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
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
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
还有更荒谬的,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说是他的尊称。这两句的格律也应作“仄平”,两个字的音也都是“仄平”,改为“宋主”并不涉及音律问题;“寄奴”二字也与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虏”等了无关涉。那么为什么还要改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小名称呼帝王,做惯了奴才的《四库全书》馆臣看到就感到别扭,因此即使没有“违碍”之处也要改。这是多么自觉的奴才态度!难怪鲁迅说《四库全书》不仅藏在内廷,而且“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病后杂谈之余》)。
在我国的古书《史记》《梦溪笔谈》中都有关于海市蜃楼的记载,宋代大诗人苏轼在《登州海市》的诗中也描述过海市蜃楼的奇观,还有哪些古籍记载了海市蜃楼?
史书记载《史记·封禅书》:“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白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
《海市蜃楼》——选自《梦溪笔谈》(沈括)
登州海中,时有云气,如宫室、台观、城堞、人物、车马、冠盖,历历可见,谓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气所为”,疑不然也。欧阳文忠曾出使河朔,过高唐县,驿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过,车马人畜之声一一可辨,其说甚详,此不具纪。问本处父老,云:二十年前尝昼过县,亦历历见人物。土人亦谓之海市,与登州所见大略相类也。
南宋遗民林景熙的《蜃说》,全文一百多字,是描写海市蜃楼最好的一篇散文之一。
明朝陆容《菽园杂记》:“蜃气楼台之说,出天官书,其来远矣。或以蜃为大蛤,月令所谓雉入大海为蜃是也。或以为蛇所化。海中此物固多有之。然海滨之地,未尝见有楼台之状。惟登州海市,世传道之,疑以为蜃气所致。苏长公海市诗序谓其尝出于春夏,岁晚不复见,公祷于海神之庙,明日见焉。是又以为可祷,则非蜃气矣。”
明朝方以智《物理小识》:“睢阳袁可立为抚军,时饮楼上。忽艨艟数十扬帆来,各立介士,甲光耀目,朱旗蔽天,相顾错愕。急罢酒料理城守,而船将抵岸,忽然不见,乃知是海市。”遂诗兴大发,在蓬莱阁上留下千古名篇《观海市诗》。
袁可立《观海市》诗并序(《蓬莱阁诗》中记述海市最真实得体的文章)
刘献廷《广阳杂记》
莱阳董樵云:登州海市,不止幻楼台殿阁之形,一日见战舰百余,旌仗森然,且有金鼓声。顷之,脱入水。又云,崇祯三年,樵赴登州,知府肖鱼小试,适门吏报海市。盖其俗,遇海市必击鼓报官也。肖率诸童子往观,见北门外长山忽穴其中,如城门然。水自内出,顷之上沸,断山为二。自辰至午始复故。又云,涉海者云,尝从海中望岸上,亦有楼观人物,如岸上所见者。
《山市》 (蒲松龄)
奂山山市,邑八景之一也,然数年恒不一见。孙公子禹年与同人饮楼上,忽见山头有孤塔耸起,高插青冥,相顾惊疑,念近中无此禅院。无何,见宫殿数十所,碧瓦飞甍,始悟为山市。未几,高垣睥睨,连亘六七里,居然城郭矣。中有楼若者,堂若者,坊若者,历历在目,以亿万计。忽大风起,尘气莽莽然,城市依稀而已。既而风定天清,一切乌有,惟危楼一座,直接霄汉。楼五架,窗扉皆洞开;一行有五点明处,楼外天也。
层层指数,楼愈高,则明渐少。数至八层,裁如星点。又其上,则黯然缥缈,不可计其层次矣。而楼上人往来屑屑,或凭或立,不一状。逾时,楼渐低,可见其顶;又渐如常楼;又渐如高舍;倏忽如拳如豆,遂不可见。
又闻有早行者,见山上人烟市肆,与世无别,故又名“鬼市”云。
1、以德抱怨
原句:“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论语 宪问》
以德抱怨,是我们常听到的一句话了,人们通常理解的“以德抱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孔老夫子教我们,别人欺负你了,你要忍,被打碎牙齿也要往肚子里吞,别人来欺负你,你反而应该对他更好,要用你的爱心去感化他,用你的胸怀去感动他。这就让人感觉很有点肃然了。想想看,如果我一巴掌呼过去那个被打的人还笑笑说打得好啊,你越打我我就要对你越好……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感动到傻眼,这多好一孩子,多伟大的情操啊……
但事实上,我们根本曲解了孔子的原意,我当初,也万万没想到原来在孔子这句“以德抱怨”的后边还跟着另外一段话,什么话呢?子曰:“以德抱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看完以后,幡然醒悟,原来我们都被某个断章取义的孔子FANS给玩了一把!当时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孔子的一个弟子问他说:师傅,别人打我了,我不打他,我反而要对他好,用我的道德和教养羞死他,让他悔悟,好不好?孔子就说了,你以德抱怨,那“何以报德?”别人以德来待你的时候,你才需要以德来回报别人。可是现在别人打了你,你就应该“以直抱怨”,拿起板砖飞他!看!就因为被人故意省略了一句话,刚烈如火的孔老夫子一下就被扭曲成了现在这个温婉的受气包形象。
与西方文化相比,东方文明一向被认为是谦逊坚忍的,同样是被人欺负,西方的带头大哥耶稣在圣经里就叫嚣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小弟们!别人瞪了你一眼,你就要瞪回去,别人咬了你一口,你就要咬回来!而东方呢?佛家的精神领袖释迦牟尼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而且他可不是说说而已的,大鹰来欺负他,要吃他的肉,他也真从自己身上一刀刀帮大鹰割下肉来,这就伟大得有点近乎BT了。说完了国外的几位大领导,再回到中国,孔老宗师的这句话为什么会被别人有意地曲解呢?根源还是当时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他们的心思,无外乎就是要信仰孔子的万千民众成为“以德抱怨”的顺民,只有“以德抱怨”的民众,才会老老实实地服从他们的剥削和压迫。我们再来看看影响吧,孔老先生这句被曲解了的“以德抱怨”,在中国文化史上起的压迫作用,可真是大到了天上。皇帝残暴,我们要“以德抱怨”,地主剥削,我们要“以德抱怨”,八国联军都打到北京了,还是要“以德抱怨”,要卑躬屈膝,要割地称臣,要想尽一切办法彰现自己的“德”,要“量中华之物力,结大国之欢心”……就是没想过反抗。试想,如果中国的文化里,没有这种把正确的思想东篡西改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恶习,如果孔子这句原话没有被刻意地曲解成这样子,我们中国人会养成这样一种懦弱的思维惯性吗?有人说西方人的骨子里本性是狼性,而东方人的骨子里的本性是羊性,这里如月影倒想问问了,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变成了这样?如果我们从古以来信奉的是西方那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训诫,近代史上的中国,会给世界留下那么一个任人鱼肉的印象吗?
以德抱怨。
原句:以德抱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歪曲程度:8
反面影响:9
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原句:。“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秦伯》
又是孔老先生的话,小小景仰一下下先。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是说,国家统治人民,指使驱赶他们去做事就行了,不要让他们明白他们在做什么。这句话在现在看来,绝对很明显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几千年来一直在玩弄的愚民权术,小老百姓嘛,让他们知道那么多干什么?最好都是昏昏噩噩,只知道照着我们的意思去庸庸碌碌一辈子,这句训诫不可谓不恶毒,它被千百年来中国的大小封建统治者奉为至宝,抹杀了多少真理与人民的创造性,但同时,我们的问题就来了,这样的一条愚民之术,真是孔子这位致力于教化人民的教育家的本意吗?
我们知道,在春秋时代的文章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后人要研读那时侯的文章,便要再经过一个“句断”的过程,即是根据上下文意思自己在句子的适当地方加上标点和停顿,这样才能得出一句句意通顺而连贯的话。在这里插一句,孔子的文章为什么被后人引用得非常多呢?这其一当然是孔子本身的名望使然,其二,则是因为他的语录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几乎包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一来,后来的人无论是谁,抱着什么目的,都可以从孔子的话中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相关部分,再加以自己个人倾向的理解和句断,用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比方说现在这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从前文来看,我们孔老先生前边一直在讨论诗礼乐这三种东东的教育问题,可怎么后边一下子就变成去教帝王权术的训诫了呢?原来,这又是后人别有用心地断章取义,刻意在句子的中间用一个不恰当的“句断”使这句话产生了歧义的缘故。我们结合上下文的语境,很容易就能得出这句话正确的分句方法:“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的整句话就是说,诗、礼、乐这三样东西是教育民众的基础,一定要抓好,如果人民掌握了诗礼乐,好,让他们自由发挥,如果人民还玩不来这些东东,我们就要去教化他们,让他们知道和明白这些东西。”你看,这才是“有教无类”的大教育家孔老先生的本意嘛。好好的一句话,硬是被那些别有用心的混蛋生生地坳成了孔子要愚弄人民,要阻挠人民知书答理寻求知识的愚民之术。真不知道那些曲解这话的SB怎么想的,你要说这种P话是教育家孔子说出来的,谁信啊?都把人民当白痴来忽悠了?
有人说古时候的中国人民是不幸的,即便是在物质丰富的盛世,他们的精神世界也贫乏得可怜,到了中近代,西方的思想领域渐渐迎来了文艺复兴,迎来了民主共和,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推动世界的发明进步与思想启蒙,而聪明的中华民族呢?在更早的时候他们就有了伟大的四大发明,走在了世界的前边,可为什么就是这么好的基础,到了近代我们反而远远于西方这些小字辈的民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多恶毒的训诫啊!它象一条张开血盆大口的大蛇,狠狠地缠在中华民族的身上,泯灭了多少先进的思维火花,束缚了多少应有所作为的苗子。但反过来看看,故意曲解这句话的封建统治者固然可恨,但我们能完全把责任都推到他们身上吗?这本身就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情,我们怎么就没想想,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一个用一生置身于教化天下民众的孔子,又怎么会说出“民不可使知之”的蠢话来?更可笑的是,这句话我们竟然就这样相信了几千年膜拜了几千年,这最后该伤心的,是孔老先生呢?还是我们呢?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原句:“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歪曲程度:7
反面影响:9
3、无毒不丈夫
原句: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民间谚语联对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这句话绝对是中国众多以讹传讹的话中最搞笑的一个例子之一,就算是刚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初中生,也能轻易看出这其中的不妥之处,首先,这无毒不丈夫,就跟我们认识的古人崇尚的价值观念大大背离了,大丈夫,自然是说那些坦坦荡荡胸怀宽广的男人,什么时候恶毒阴损,暗箭伤人这种前缀也能放在前边来形容大丈夫了?
原来,这句来自民间的谚语本来应该是“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这本来是个很好的句子,里边充分运用了对仗。显示出了一份阳刚有力的气魄,一个胸怀坦荡的男人形象就跃然于纸上,可惜劳动人民口耳相传的这一句话,到了朝廷上那些所谓的学高八斗的“君子”嘴里就变了个味。为什么呢?这要从古时候文人的习性说起,在这副对联式的谚语里,“度”为仄声字,犯了孤平,念着别扭,很容易读为平声字“毒”,那些对音律美感要求甚高的学者们某天吃饱了没事儿干,便发挥他们的专长自做主张,把这句改为“无毒不丈夫”了,于是这句话,终于成了典型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例句,成了迂腐文人的笔下的又一个牺牲品,“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原话里一个君子对一个丈夫,一个度对另一个量,本来是很完美的一个句子,可经过上千年的以讹传讹,竟成了“无毒不丈夫”这句现在我们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这句话的整个演变过程,我宁可相信是无意的,否则也太缺德了,这不故意往咱男人身上抹黑么?但就是这无意的一个讹传,却也给我们带来了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心理学上有个说法叫先入为主,潜移默化。无毒不丈夫,我们天天在耳濡目染这个被篡改了的男人形象之际,心里的价值观人生观,难免也会受到些不良影响,天天看着电视里奸人怂恿主角干坏事的时候都用这句:“干吧!无毒不丈夫!”然后主角想想也对,于是五指并拢手掌上举,狠狠地做一个切的动作:“无毒不丈夫,干!”你能说同样作为一个男人,这东西看久了你的思维能不收到一丁点儿的影响么?关于这种语言的影响力量,我再举个例子,比如隔壁顶撞了我一下,这时候我朋友张三来了:用的是原版的好话劝我:“老话说,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大如啊你是个男人,就别跟他一般计较了。”张三这样说,我这个大丈夫当然再拉不下面子去计较这种小事,可如果另一种情况,张三来和我这么说:“这老话怎么说的?无毒不丈夫!大如,你是男人,不能怂啊!给你刀,去做了他!” 看看,我听到他这话,除了接过刀速度冲出去乱砍以证明自己是个男人之外,还真没什么好办法,你说对不对?
无毒不丈夫
原句: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
歪曲程度:9
反面影响:5
4、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原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
现今女权主义抬头,孔老夫子的这一句话便立时变成了女权精英批判者们群起而攻之的绝好靶子,看看,这就是你们中国男人歧视咱女性的最初起源,孔夫子这老混蛋啊!害我们女性被压迫了几千年啊几千年,好不容易翻身做主人哪,我们要顶上半边天再抢他们的半边~~天!一时间,群情激愤,凶狠异常,热闹非凡。但各位姐姐们阿姨们姑奶奶们,且听如月影说两句话,你们把这罪过都推到孔老人家身上,却是大大地冤枉了他了。
先根据当年老孔的处境,提出一个疑问:“孔老先生当时,为什么要说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样的话?任何人说话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当然,除了疯子,而我们的孔老先生应该不是疯子吧?而且这位孔老先生受《诗经》的影响很深,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他认为《诗经》是一部伟大的著作,而我们再来看看这部孔子都很推崇的巨著,里边倒有很大一部分歌颂了女子的活泼美丽,大方善良,歌颂了当时男女平等的浪漫爱情氛围,事实也是这样,在春秋时代,男女间是相当平等的,而孔夫子本人更是曾反复多次以诗经里的“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来表达了自己对婚姻和女子的平等看待观点。所以,说孔子歧视妇女,不仅和孔子的思想不符,更与当时的民间社会整个大环境对不上号,因此这个说法,实在是大大地有待商榷。
所以我们就要看看,孔子当初是在什么一种环境下说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句话的?这话又是对谁说的?他一宗师级别的身份,不可能在路边想着想着突然心情烦躁就开骂一八杆子打不着的妇女同志吧?在《史记·孔子世家》里,提到了孔子之前的卫国之行,孔子“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我来大致翻译一下这段话,当代全
本文2023-08-04 21:09:41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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