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能够成功盗掘古墓，将自己送进监狱，借助了两样东西，第一样是古籍，第二样则是科技力量。古籍为他寻找古墓，提供了有价值线索；科技的力量，让他进一步确定了古墓位置，也为盗掘古墓提供了便利，提高了效率。

事情发生在湖北一盗墓团伙身上，该团伙中有一位男子，从古籍中寻找古墓，找到古墓大概位置后，又借助科学探测仪器，探测古墓准确位置。等到万事俱备后，还会租赁下古墓所在土地，而后开始盗掘。

曾经的古墓，经过时代变迁，早已被深埋地下。随着土地样貌变化，古墓也就成为埋藏地下瑰宝，待有缘人前来发现，并上报当地文物部门进行抢救性发掘。

男子发掘古墓很有方法和成效，他寻找古墓位置，利用了古典书籍。从这些古籍中，寻找当地存在古墓；通过古籍记载，确定古墓是否真实存在，并根据这些记载，来确定古墓大概位置。

确定古墓大概位置后，古籍就失去了作用，剩下工作还需要，进一步找到古墓准确位置，只有这样才能够顺利盗掘。男子准备了很多工具，其中金属探测仪、金属成像仪和洛阳铲三个工具，发挥了重要作用。

利用金属探测仪和金属成像仪，男子顺利找到了古墓位置，并做好了前期开挖古墓准备。他为了成功盗掘古墓，不惜将古墓上方土地租赁下来，种植上农作物，因此达到掩人耳目目的。为了尽快挖掘古墓，男子甚至出动了挖掘机。

男子算计好了一切，就是没有算到，自己行为已然触犯法律，需要接受法律严惩。随着民警将男子，及其团伙犯罪成员抓获，他们也将接受法律严惩。

溥仪当年先后三次从从皇宫带出来文物，据不完全统计这些文物的总价值比比尔盖茨的全部身家都还多。溥仪作为我国近代史上最后一个皇帝始终备受瞩目，他的一生虽然十分波折，但也因为经历了我国近代的所有大变革，而成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者。溥仪虽然经历先后两次退位，人生多难，但也因为自幼便出生在官宦之家，即便后来落寞了，身边也不乏奇珍异宝。光是他从皇宫带出来的宝物加起来就比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全部财产还要多。

溥仪曾经已赏赐堂弟溥杰为由，将皇宫内的大量珍贵字画向外转移。当年溥仪赏赐溥杰的字画包括宋元时期的古籍200余部，唐宋字画2000余件。其中不乏《洛神赋图》、《步辇图》等珍贵的无价画作。后溥杰受溥仪所托，将其运出来的众多无价之宝护送到天津一租界之中保存。后来溥仪深感自己的命运不公平，于是提前将皇宫里的很多文物偷偷运输出宫，存放在自己的亲信大臣家里，后来被军阀冯玉祥逐出皇宫，溥仪精挑细选很多文物作为私人财产带走。后来溥仪潜逃于天津租界，仅此时的珠宝文物就多达70箱。

溥仪带出来的文物多因故变卖或者在战争中损毁，只有少数最终回归祖国。溥仪在日本投降，长春混乱时将从皇宫带出来的大量珠宝玩物带上汽车，其中不乏价值连城的清代龙袍、猫眼玉石等。溥仪带出来的文物和珠宝多在逃亡的途中被日军哄抢下落不明，还有少数被其变卖流传于民间。

据统计目前只有不到500件文物最终回归了祖国，收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馆，其他文物不知去向，至今没有查询到它们的踪迹。

　　一

　　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阁对于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阻隔。

　　照理，我是读书人，它是藏书楼，我是宁波人，它在宁波城，早该频频往访的了，然而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1976年春到宁波养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家。盛先生一直有心设法把我弄到天一阁里去看一段时间书，但按当时的情景，手续颇烦人，我也没有读书的心绪，只得作罢。后来情况好了，宁波市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们总要定期邀我去讲点课，但我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始终没有去过天一阁。

　　是啊，现在大批到宁波作几日游的普通上海市民回来都在大谈天一阁，而我这个经常钻研天一阁藏本重印书籍、对天一阁的变迁历史相当熟悉的人却从未进过阁，实在说不过去。直到1990年8月我再一次到宁波讲课，终于在讲完的那一天支支吾吾地向主人提出了这个要求。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长裴明海先生，天一阁正属他管辖，在对我的这个可怕缺漏大吃一惊之余立即决定，明天由他亲自陪同，进天一阁。

　　但是，就在这天晚上，台风袭来，暴雨如注，整个城市都在柔弱地颤抖。第二天上午如约来到天一阁时，只见大门内的前后天井、整个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的树叶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砖墙间透出湿冷冷的阴气。

　　看门的老人没想到文化局长会在这样的天气陪着客人前来，慌忙从清洁工人那里借来半高统雨鞋要我们穿上，还递来两把雨伞。但是，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鞋统已经进水，唯一的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蹚水进去。本来浑身早已被风雨搅得冷飕飕的了，赤脚进水立即通体一阵寒噤。就这样，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藏书楼走去。天一阁，我要靠近前去怎么这样难呢？明明已经到了跟前，还把风雨大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来阻拦。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举行一个狞厉的仪式？

　　天一阁之所以叫天一阁，是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水”之义，想借水防火，来免去历来藏书者最大的忧患火灾。今天初次相见，上天分明将“天一生水”的奥义活生生地演绎给了我看，同时又逼迫我以最虔诚的形貌投入这个仪式，剥除斯文，剥除参观式的悠闲，甚至不让穿着鞋子踏入圣殿，背躬曲膝、哆哆嗦嗦地来到跟前。今天这里再也没有其他参观者，这一切岂不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安排？

　　二

　　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的象形文字，创造简帛，然后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这一切，本该迅速地催发出一个书籍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播扬翻腾。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不间断地在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食着易碎的智慧。一个为写书、印书创造好了一切条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拥有和保存很多书，书籍在这块土地上始终是一种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散乱状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什么。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很有一些文人学士终年辛劳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清苦的读书人到底能藏多少书，而这些书又何以保证历几代而不流散呢？“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功名资财、良田巍楼尚且如此，更遑论区区几箱书？宫廷当然有不少书，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构不成整体文化意义上的藏书规格，又每每毁于改朝换代之际，是不能够去指望的。鉴于这种种情况，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

　　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

　　这样的藏书家委实也是出过一些的，但没过几代，他们的事业都相继萎谢。他们的名字可以写出长长一串，但他们的藏书却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那么，这些名字也就组合成了一种没有成果的努力，一种似乎实现过而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的悲剧性愿望。

　　能不能再出一个人呢，哪怕仅仅是一个，他可以把上述种种苛刻的条件提升得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继承诸项关节琢磨到极端，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一座藏书楼，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怜可怜中国和中国文化吧。

　　这个人终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

　　这就是说，自明至清数百年广阔的中国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书籍文明，终于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归拢的房子。

　　明以前的漫长历史，不去说它了，明以后没有被归拢的书籍，也不去说它了，我们只向这座房子叩个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栖脚处。

　　三

　　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二十七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最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空间。在文化资料十分散乱又没有在这方面建立起像样的文化市场的当时，官职本身也是搜集书籍的重要依凭。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特别是搜集其他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正书、实录以及历科试士录，明代各地仕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的东西，他也搜得不少。这一切，光有搜集的热心和资财就不够了。乍一看，他是在公务之暇把玩书籍，而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或者说，成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他内心隐潜着的轻重判断是这样，历史的宏观裁断也是这样。好像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藏书家，于是把他放在一个颠簸九州的官位上来成全他。

　　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大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调停了几处官场恩怨，也许是理顺了几项财政关系，衙堂威仪，朝野声誉，不一而足。然而他知道，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差役递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那里边几册按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汇入行箧。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

　　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当时在朝廷权势极盛的皇亲郭勋，因而遭到廷杖之罚，并下过监狱。后来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然冒犯权奸严氏家族，严世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严嵩却说：“范钦是连郭勋都敢顶撞的人，你参了他的官，反而会让他更出名。”结果严氏家族竟奈何范钦不得。我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个成功的藏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

　　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范钦和他身边的其他藏书家作个比较。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大师丰坊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毫无疑问要比范钦写得好，一代书家董其昌曾非常钦佩地把他与文徵明并列，说他们两人是“墨池董狐”，可见在整个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他也是一个耀眼的星座。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专著《五经世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学者艺术家，他太激动，太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起先他也曾狠下一条心变卖掉家里的千亩良田来换取书法名帖和其他书籍，在范钦的天一阁还未建立的时候他已构成了相当的藏书规模，但他实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声声尊他为师的门生们也可能是巧取豪夺之辈，更不懂得藏书楼防火的技术，结果他的全部藏书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毁于火灾，最后只得把剩余的书籍转售给范钦。

　　范钦既没有丰坊的艺术才华，也没有丰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种冷峻的理性提炼了丰坊也会有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相比之下，他的社会人格比较强健，只有这种人才能把文化事业管理起来。太纯粹的艺术家或学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

　　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澈。范大澈从小受叔父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又对书籍有一种强烈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集到一些重要珍本。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据说有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范钦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努力而楼成，他就经常邀请叔父前去作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随意取阅。遇到这种情况，范钦总是淡淡的一笑而已。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差别就看出来了。侄子虽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意气性的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性目标是很有限的，只要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没有的版本，他就会欣然自慰。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就合乎逻辑地流散了，而天一阁却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

　　实际上，这也就是范钦身上所支撑着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在很长时间内的表现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严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阁就是靠着它延续至今的。

　　四

　　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不妨说，天一阁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于范钦死后。

　　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荣幸，还是一场延绵数百年的苦役。

　　活到八十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儿媳妇（二儿子已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

　　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们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法。万两白银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楼藏书则除了沉重的负担没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为范钦本身一辈子的举止早已告示后代，藏书绝对不能有一本变卖，而要保存好这些藏书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笔费用。为什么他不把保存藏书的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房一起来领受呢？为什么他要把权利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要后代选择呢？

　　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出的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反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藏书事业，要么只能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藏书的一房完全无利可图。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成倍地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他没有丝毫意思想讥诮或鄙薄要继承万两白银的那一房，诚实地承认自己没有承接这项历史性苦役的信心，总比在老人病榻前不太诚实的信誓旦旦好得多。但是，毫无疑问，范钦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刻听到自己企盼了几十年的声音。他对死神并不恐惧，此刻却不无恐惧地直视着后辈的眼睛。

　　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

　　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藏书的原始动机越来越远，而家族的繁衍却越来越大，怎么能使后代众多支脉的范氏世谱中每一家每一房都严格地恪守先祖范钦的规范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课题。在当时，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只能交付给家族传代系列，但家族传代本身却是一种不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让后代的后代接受一个需要终生投入的强硬指令，是十分违背生命的自在状态的；让几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经自身体验就来沿袭几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冲动，也难免有许多憋气的地方。不难想象，天一阁藏书楼对于许多范氏后代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要诚惶诚恐地维护和保存，却不知是为什么。按照今天的思维习惯，人们会在高度评价范氏家族的丰功伟绩之余随之揣想他们代代相传的文化自觉，其实我可肯定此间埋藏着许多难以言状的心理悲剧和家族纷争，这个在藏书楼下生活了几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后代子孙免不了会产生一种好奇，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到底有哪些书，能不能借来看看？亲戚朋友更会频频相问，作为你们家族世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能让我们看上一眼呢？

　　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就预料到这种可能，而且预料藏书楼就会因这种点滴可能而崩坍，因而已经预防在先。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是当时视为最大屈辱的不予参加祭祖大典，因为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亮出了“黄牌”，比杖责鞭笞之类还要严重。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事件了。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作媒嫁给了范家。

　　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在我看来，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总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当时已属于旁支。反正钱绣芸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

　　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芸那忧郁的目光。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强韧而又脆弱地与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只要开放一条小缝，终会裂成大隙。但是，永远地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

　　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每房也都产生了终极性的思考：被我们层层叠叠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要想登楼看书！

　　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黄宗羲是“吾乡”余姚人，与范氏家族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照理是严禁登楼的，但无论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气节、学问而受到全国思想学术界深深钦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早有所闻。尽管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崛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造成非凡的轰动效应。他的父亲本是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被魏忠贤宦官集团所杀，后来宦官集团受审，十九岁的黄宗羲在廷质时竟义愤填膺地锥刺和痛殴漏网余党，后又追杀凶手，警告阮大铖，一时大快人心。清兵南下时他与两个弟弟在家乡组织数百人的子弟兵“世忠营”英勇抗清，抗清失败后便潜心学术，边著述边讲学，把民族道义、人格道德溶化在学问中启世迪人，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天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学和历史学家。他在治学过程中已经到绍兴钮氏“世学楼”和祁氏“淡生堂”去读过书，现在终于想来叩天一阁之门了。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即1673牛。

　　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读楼上的全部藏书。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个验证。他们是藏书家，本身在思想学术界和社会政治领域都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们毕竟为一个人而不是为其他人，交出他们珍藏严守着的全部钥匙。

　　这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了。铜锁在一具具打开，1673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

　　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未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阁藏书记》留世。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结起来了。

　　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二百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余名，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

　　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封建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着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看来像天一阁那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作极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办法中的办法。但是，如此严格地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了。

　　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乾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天一阁进呈珍贵古籍六万余种，其中有九十六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三万七十余种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仿照天一阁格局营建。

　　天一阁因此而大出其名，尽管上献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隆下令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藏书的意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藏”本身不应成为终极的目的。连堂堂皇家编书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播扬，这证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

　　五

　　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总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新的历险。

　　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

　　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它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某位学者上楼的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偷儿成了它最大的对手。

　　1914年，一个叫薛继渭的偷儿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这一次几乎把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它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

　　继渭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而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把保护藏书楼的种种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因为这对在当时这样一个家族的院落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但是，这正像范钦想象不到会有一个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代市场上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绣芸**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

　　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备把天一阁藏本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里。涵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过营养。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

　　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也终于失效。

　　六

　　然而毫无疑问，范钦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现代并没有完全失去光亮。除了张元济先生外，还有大量的热心人想怒力保护好天一阁这座“危楼”，使它不要全然成为废墟。这在现代无疑已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工程，靠着一家一族的力量已无济于事。幸好，本世纪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天一阁一次次被大规模地修缮和充实着，现在已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宁波时大多要去访谒的一个处所。天一阁的藏书还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沟通便捷的现代，它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我们这些人，在生命本质上无疑属于现代文化的创造者，但从遗传因子上考察又无可逃遁地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孑遗，因此或多或少也是天一阁传代系统的繁衍者，尽管在范氏家族看来只属于“他姓”。登天一阁楼梯时我的脚步非常缓慢，我不断地问自己：你来了吗？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很少有其他参观处所能使我像在这里一样心情既沉重又宁静。阁中一位年老的版本学家颤巍巍地捧出两个书函，让我翻阅明刻本，我翻了一部登科录，一部上海志，深深感到，如果没有这样的孤本，中国历史的许多重要侧面将杳无可寻。

　　由此想到，保存这些历史的天一阁本身的历史，是否也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呢？裴明海先生递给我一本徐季子、郑学溥、袁元龙先生写的《宁波史话》的小册子，内中有一篇介绍了天一阁的变迁，写得扎实清晰，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史实。但在我看来，天一阁的历史是足以写一部宏伟的长篇史诗的。我们的文学艺术家什么时候能把范氏家族和其他许多家族数百年来的灵魂史袒示给现代世界呢？

对于古代王朝的封建历史，我们都是通过史书上的记载而知。当然，有时候史书也会出现纰漏，这就需要通过更多的资料来查证，得出最接近真实的历史。

在2002年，考古专家们曾在湖南境内发现了一古井，下面竟然埋藏着大量秦朝时期的秦简。这批秦简埋藏了重大的秘密，将我们回到了那个时代，也揭露了一个重大的秘密！

因此，秦朝的历史或许也将改写，各位，你们知道这批秦简埋藏着什么秘密吗？

众所周知，在公元前221年时，中原河山归为一统，秦始皇嬴政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皇帝。

在秦始皇统治期间，为国家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例如统一货币及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等等。这一系列的措施，让秦朝各方面实力都与日俱增。

不过，这样一个强盛的王朝，却仅仅延续了十五年的时间，着实让人感叹。而秦朝留于后世的史料文献也非常少，这都是由项羽的莽撞造成。

当年，在攻入关中之后，项羽一怒之下放了一把火。也就是这把火，不仅烧毁了秦王朝的奇珍异宝，也让许多古籍文献化为了灰烬。对于后世学者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但是到了2002年时，湖南境内传来了一则振奋人心的好消息，里耶城发现了一口千年古井，出土了三万六千多枚秦简。这消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无数考古专家想要到此一探究竟。“里耶”是土家族的语言，翻译过来就是开拓土地。其实早在六千多年前，里耶这片地区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只不过那时里耶还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所以人口较为稀少，发展不起来。

2002年的6月，高温季节，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带来了上千年前的历史遗迹。里耶城的一处河滩上，被暴雨冲刷出了一口古井，井口非常宽阔，形状为正方形，深度大约有十七米。

据专家们推断，这口井应该是修建于战国晚期之时。这口古井自然引起了当地相关部门的重视，工作人员回想起里耶城曾经也挖出过一些古代文物，便怀疑这古井下也可能有古代文物，立即联系了考古人员。

考古专家到场之后，经过一番勘验，随即表示确定井下有文物。

此时，大雨依然下个不停，雨水下渗得厉害，若不赶快进行挖掘，井下的文物恐有不可逆转的损毁。于是，考古人员们冒着雨，开始了挖掘工作。随着一层层淤泥的挖开，一些木片出现在人们眼前。

工作人员越发激动，这一次挖掘很可能会填补某些王朝的历史空白。兴奋之下，工作人员越发卖力。第一天，考古人员就挖出了三百多枚木片，上面还写着一些文字。例如日期、地名等等。

挖掘工作进行到最后，工作人员一共挖掘出了三万六千多枚木片，古籍上万册。因为这口井挖出了这么多重要文物，后来也被人们称之为“中华第一井”。

这些木片其实就是秦简，历史价值极高。为什么这个偏僻之地会埋藏有这么多秦简呢？要知道，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就是楚国人的地盘，而且这“里耶古城”还是楚国的一座军城堡。

但是后来秦楚双方交战，秦军大胜。无奈之下，楚国国君顷襄王只得被迫出逃。虽然楚国国君已经仓皇而逃，但是楚人并没有忘记这份仇恨，并且将这份耻辱藏在心里，发誓要灭掉秦国。

因此那时曾盛传一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国统一六国建立了秦朝之后，楚人依旧充满复仇之心。到了秦末之时，各地起义军揭竿而起，形成强盛之势。

这时，楚人复国之心更加强烈。因此，楚人陆陆续续回到了里耶城。此时，驻守这里的秦军匆匆逃亡，根本无心应战。一些士兵在逃跑前将大批秦简扔进了这古井里，并且还想一把火将其烧为灰烬。

所幸，古井很深，井底氧气不足，大火才没能烧起来，这从出土的秦简中有部分有被火烧过的痕迹可以看出。正是因大火烧不起来，这批秦简才得以保存至今。又是一场暴雨，这批秦简才得以重见天日。

这批秦简没出土之前，我们对于秦朝的了解是非常少的。而正史中对于秦朝的记录更少，连一千字都不到。可想而知，这一大片空白后人是多么想要填补。

而发现的这批秦简，正好能极大的填补这一份空白，可见其巨大的学术价值！因此，专家们对这批秦简也是相当的重视，有些秦简被放进博物馆中，供展览之用。更多的秦简则是被存放于库房里，受到良好的保护。

根据已研究过的秦简，专家们有了两项重大发现，得以填补秦朝历史的两处空白。第一项重大发现是，这批秦简中记录有“世界上最早的乘法表实物”的内容。也就是我们从小背诵的“九九乘法表”。

现有的史料就曾记录过，在春秋战国之时人们就已经掌握了这一乘法表，只是没有发现佐证而已。但是现在，这篇秦简的出土就记录了一份乘法表，这就是最好的佐证，专家们对此也是激动不已。

第二项重大发现就是关于秦朝的祭祀事宜。秦简中有这样的记载：在进行祭祀活动之时，人们会事先准备盐、母羊、猪肉以及酒等物，以供奉先农。

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些祭祀的物品最后不是被烹煮食用掉，而是被朝廷拿去卖掉，以换取钱财。

2002年6月，秦简出土。同年的11月，里耶古城就被相关部门增补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行事之快，让我们看到了国家对保护文物的决心和态度。

尘封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也是时候重现于世人了。不知道在未来的时间里，还会有怎样的消息爆出来呢？各位，你们猜猜看这批秦简还记录有哪些事情呢？

“王道士出卖敦煌文物后，受到了当地百姓的谴责，最后精神失常，但也有人说其装疯卖傻。最终他还是成为了盗卖敦煌宝藏的历史罪人。”

我们对于王道士的行为，很多的人他们的认识都仅仅局限在《道士塔》和各种没有根据的传说。他们都不清楚王道士的经历和事件事件的前因后果，只是人云亦云的胡说八道一通。

王圆箓道士变卖莫高窟文物的事件是真实发生的，《敦煌学十八讲》一书中已经详细地加以讲述了。而《敦煌学十八讲》的作者对王箓道士变卖莫高窟文物这件事的定义是王道士是盗卖敦煌宝藏的历史罪人。这个定义是比较中肯的，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可。

出生于湖北麻城的道士王圆箓，先在肃州（今酒泉）当兵，在部队当兵退伍后，在酒泉出家当了道士。这个道士可不是一个善茬，是个惹事生非的主。在酒泉当了几年的道士后，王圆箓离开师傅云游四方，大有天下那么大，我要去看看的境况。

云游四方的道士王圆箓，于公元1899年到达敦煌莫高窟。请大家注意的一点是王道士是以道士的形象出现在莫高窟的佛殿，这本身就是一个相当离奇的事情，当时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

莫高窟的部分佛像由于年代久远，有些已经比较破落了。王道士不顾道士身份留在这里，奔波劝募，义务修缮清理早已荒废破落的千佛洞。

让人觉得又荒唐又痛心的是，王道士所谓的修缮工作，竟然是将莫高窟中破败的佛像打碎成碎片，重塑为毫无艺术价值道家神像，然后罪大恶极地将带有壁画的隔墙打通。由此处可以看出，所谓王道士对敦煌石窟的所谓修缮，不过是对洞窟中原有的造像、壁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斯坦因、伯希和、日本大谷探险队、俄国奥登堡考察团、美国人华尔纳纷纷从王道士手上买到过许多莫高窟文物。见过洋和尚的王道士，胃口大了，故而提前将敦煌文物中的一部分精品扣留了下了。

王道士卖敦煌文物可谓敲骨吸髓，1925年华尔纳到达敦煌后，被王道士告知敦煌文书早已一空。而华尔纳意在壁画，利欲熏心的王道士在收了华尔纳的礼物后，这个卖国贼居然允许其剥离洞中壁画和搬走泥塑。

王道士出卖敦煌文物后，受到了当地百姓的谴责，最后精神失常，但也有人说其装疯卖傻。最终他还是成为了盗卖敦煌宝藏的历史罪人。

由于纸张大都是以木材为原料制成的。木头去皮碾碎之后，经过洗涤漂白，纸张里繁荣木材纤维素变成白色，接著会用亚硫酸盐来烹煮处理，以去掉木材的其他部份，只留下纤维素，最后再经过各种处理，就得到我们所用的纸了。因此，在纸张上含有少量的酸。可是在空气中放置久了，这些酸会慢慢分解掉纸张中的纤维素，再与空气中的氧结合变成**。(氧化反应)纸里的纤维素变黄，自然纸看起来就是**的了。光也可以使纸里的纤维素发生化学变化，从而使纸变黄、变脆。(光合反应)

因此收藏的书籍报纸最好是放在干燥并且避光处保存。

博物馆存珍贵书籍文物是密闭氮气环境。

因为书是用木材做原料的，它含有白色木材纤维素。由于长时间的接触空气，使得木材纤维素与空气中的氧结合而产生了化学反应，加上阳光的光合作用。因此书籍越用得时间长也就越黄了，所以书籍最好放在书柜里。

去翻翻那些积存的旧书报，就会发现旧书报的纸张颜色变黄了、质地变脆了，甚至翻几下就碎了，这是为什么呢？这还得从纸张的原材料说起。纸的前身即原材料是木材或芦苇，它们经过粉碎、蒸煮、打浆、漂白变成纸浆，然后经过造纸机连拉带压，同时烘干，最后就变成了 一张张白纸。木材或芦苇变成了纸张，它们里面的纤维素也随之迁入到纸张里。 纸张放久了，纸里面的纤维素会和空气中的氧结合，变为**，纸张也就慢慢变黄了。

要说我国哪座古墓的出土最令专家印象深刻，那么毫无疑问一定是马王堆汉墓。马王堆汉墓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家族墓葬的，这座古墓不仅结构宏伟复杂，而且埋藏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就犹如一座宝藏墓一般。这座古墓的出土让人至今难以忘怀，因为它不仅出土了各种丝织品、帛书、帛画、漆器和中草药等3000多件珍贵文物，而且还出土了一具千年不腐女尸“辛追夫人”。更令专家感到惊讶的是，古墓内竟然出土了一本失传上千年的古籍，专家解读后证实，这就是轩辕黄帝留下的医书。

建设地下医院，没想到挖出一座古墓

1971年底，湖南省军区医院决定在马王堆的两个小山坡底下建设地下医院，但在施工的过程中，遇到了严重的塌方，而且塌方处还出现了许多可燃气体接触到火焰后，就立马燃烧起来。这一现象的发生，使得工地人心惶惶，再也没有人敢动手挖掘。医院的负责根据这一情况的出现猜测很可能是挖到了古墓，于是上报给当地的文物局，在专家们的挖掘下，一座名声享誉世界的马王堆汉墓，就这样出现在人们面前。

要说这座古墓中最珍贵的文物是什么，那毫无疑问一定就是千年不腐女尸辛追夫人。这具尸体刚出土的时候，形态完成，全身湿润，而且身上的肌肉都很有弹性，部分的关节也还能够自由活动，几乎与新鲜的尸体无异。后来经过证实，这具女尸就是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妻子，因为棺木内防腐剂的作用保存得非常的完整，如果不是真正从墓中出土，很多人都以为她只是睡着了，因此还有着“东方睡美人之称”，马王堆汉墓也被西方人称之为“东方的庞贝城。”

辛追夫人可谓是我国当之无愧的国宝，它的出土为世界的医学方面提供了许多的医学知识，不仅如此，在美容、历史、文化、考古等方面都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她身上所隐藏的秘密是我们几辈子都挖掘不完的。就连日本的考古专家都想一同研究这具女尸，但好在被我国专家拒绝了。除了这具女尸之外，古墓中出土的帛书和医学典籍等也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其中最令专家感到惊讶的古籍是黄帝四经。

《黄帝四经》初付于帛书《老子乙本》前，当时称为《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书上记载着许多的医学内容，为研究古代医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后来在专家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对这本书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谁知这一研究结果让人大吃一惊，没想到这本书竟然是失传了上千年的《黄帝四经》，这本《黄帝四经》。

可以说是一部“治国之本”的书，全书由四篇文章组成，为专家研究炎黄子孙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依据，同时也为我国研究古代医学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书中所提供的医学内容可不比专家在辛追夫人身上挖掘到的少，可以说是我国当之无愧的国之瑰宝。这本书与《归藏》、《老子》、《庄子》共为中华民族的几部源头性经典，是历史传承的重要文化，同时也是祖先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共同守卫的优秀文化。

中国文物在海外　英国　收藏中国文物最丰富的是欧洲，其中以英国所藏最多。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不列颠图书馆，剑桥的费茨威廉博物馆、剑桥大学博物馆，牛津的亚士摩兰博物馆，爱丁堡的皇家苏格兰博物馆，都有大量的中国文物　大英博物馆　　中国收藏中以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最为引人注目，青铜器包括商双羊尊、西周康侯簋、邢侯簋等　　法国　在欧洲国家中，法国收藏的中国文物仅次于英国　卢浮宫博物馆　　中国文物达3万件以上，尤以原始社会的彩陶器、商周青铜器、瓷器的收藏量达6000多件　　巴黎市立东方博物馆　　所藏文物与卢浮宫不相上下　　法国国立图书馆　　收藏敦煌文物达1万多件，其中敦煌书画的三种唐拓本是稀世珍宝　美国　有世所公认的七大收藏中国文物的中心：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纽约市艺术博物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艺术博物馆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共有10个中国文物陈列室，分为雕刻、绘画、铜器、陶瓷等。在古代绘画陈列室中，有唐代画家阎立本的代表作《历代帝王图》等　　日本　全日本现有1000多座博物馆、美术馆，几乎都收藏有中国的文物　东京国立博物馆　　有中国艺术品和考古资料1万余件，以唐三彩居多，所藏书画包括马远的《寒江独钓图》等。

通常来说，流失文物回流原属国，大致有依法追索、国家或民间回购、捐赠交换等方式，其中以追索难度最大。近年来，不时可听到圆明园国宝回流的消息，大多是在某场拍卖会上花高价购回。如保利数千万元竞拍圆明园12生肖中的牛首、猴首、虎首等。但是，与数以万计的流失文物相比，这些只是“冰山一角”。

　　2002年，国家文物局设立“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每年拨款5000万元人民币，用以购买具有代表性、文物艺术价值极高的珍品。一件北宋书法家米芾的《研山铭》手卷，就花去2999万元人民币。事实证明，如果只凭借高价回购方式追还圆明园文物，这将是一项不堪重负的工程。

去年底起航的圆明园海外寻宝行动，在世人目光聚焦之下，已悄然搁浅。150年前的那场冲天大火中，究竟有多少文物流失国外，100万，还是150万，至今尚无清晰答案。

截至今年10月，已回归修复的圆明园文物数字为150件，而最早可追溯至1861年的海外圆明园文物拍卖，每一次都会触痛国人记忆中那处最敏感的伤疤。

让珍宝回家，即使在150年之后的今天看来，也仍然只是中国人心底的一个梦，一个持续百年的强国梦。

咸丰十年10月6日，对圆明园来说，是劫难之始，也是大批珍稀文物流散的发端。

这天傍晚，英法联军几乎畅通无阻，就踏进了这座被欧洲人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中国夏宫。

最先进入圆明园的法军后来回忆，第一批进入圆明园的人以为自己是到了一座博物馆，那些摆放在高高低低架子上的东方玉器、金器、银器、漆器、佛像等，无论材料还是造型，都足以让他们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第二天，“出于一种习惯上的谨慎，大家先是仔细观察……还是有人经不住诱惑，先动手了，魔法破除了……”，据当年参与抢劫的英法士兵回忆，先是法军开抢，然后是因迷路迟到的英军加入，到第二天时，1万多名各种肤色的英法联军一涌而入，抢劫陷入“印度大麻吸食者的幻梦般”疯狂状态——只见英国人、法国人、军官、士兵，一窝蜂向宫室内大堆大堆的金银财宝扑去，一些人埋头在皇后那一个个上了红漆的首饰匣里翻找，另一些人则几乎淹没在丝绸和锦缎堆里，有些人胸前挂满大串珍珠，把那些红宝石、蓝宝石、珍珠、水晶往衣袋、内衣、军帽里满揣满掖，而对拿不走的珍贵瓷器木器，就用木棍斧头打烂;英军甚至拆走了一处宫殿的纯金屋顶。

这样的抢劫整整持续了两天，英法联军的营房帐篷堆满了各种奇珍异宝。最后迫于军需供应不足，贪婪的部队才在强征来运宝的成队骡车伴送下，于10月8日离开圆明园，向北京城内进发。10天后，圆明园化作一片火海。

“按照清朝宫室管理惯例，通常各园各殿都会有一本由内务府负责管理的《陈设清册》，如清漪园36个景区，现还存有36本物品清册，每一个宫殿景区内陈设的物品都有详细记录”，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专家王道成介绍，比如清漪园的清晏坊，就明确记载有两层建筑，石舫船分头舱、中舱、尾舱三部分，第一层一进门放了什么桌子，墙上挂了什么字画，桌上正中放有一本用金丝玉片刻就、可以自由翻动的乾隆手书《石舫记》等。

但让后世研究者遗憾的是，“万园之园”圆明园的《陈设清册》至今音信全无，不知是在庚申大火中化为了灰烬，还是被英法联军一道掠走150年来，人们再也没有寻获这些清册的任何踪迹。而且圆明园大火后仍残延了近半个世纪的清王室，也从未向外界披露过圆明园相关损失。

2005年，法国学者布立赛通过对国外140-150种资料的归整研究，第一次将火烧圆明园的经过详细披露。其在书中写道，抢劫数天后，英法联军撤离圆明园时，在从北京到通州的大路上，满载财宝的大车络绎不绝。“每个士兵除了规定的背包外，全部都有沉重的包袱，有些士兵还强迫当地农民为他们搬运东西，除此外，法军随行的300多辆征来的大车上，全部是战利品”。

圆明园遗址公园文物科科长秦静表示，此前圆明园海外流失文物达150万件的数字，是根据现保存下来的故宫、熙和园文档清册推算出来的，“皇家宫殿居所陈设大体相同，比如制造某一器物时，通常是故宫一份，圆明园一份，熙和园一份”。

“100万件还是150万件其实至今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目前国内最年轻的圆明园学术委员会委员刘阳称，正由于《陈设清册》遗失，圆明园流失文物的数量、种类将一直成谜。

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被劫掠的文物以及因为盗掘、盗凿、不正当贸易等原因，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达100余万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则是另一个数字：在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4万件，而民间藏中国文物是馆藏数量的10倍之多，约1700万件。这些“海外藏文物”几乎涵盖所有文物种类，包括书法、绘画、瓷器、陶器、雕塑、铜像等各类珍品。这些曾经代表着中华民族辉煌的珍贵文物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我国古代文物大规模的流失海外，应上溯至鸦片战争时期。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他们先洗劫、后焚烧了“万圆之圆”的圆明园。圆明园是满清五位皇帝──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的皇家大乐园，历经了150余年的建造和修缮，集明清园林建筑艺术之大成，也包含了许多西洋建筑艺术样式，成为大清帝国一颗璀璨明珠，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有名的大型宫殿式御园。圆明园园内50多处殿堂内陈设了难以计数的紫檀家具，国内外珍奇宝贝，有锦缎、毡毯、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漆器、牙雕、玛瑙、水晶、琥珀、木雕玉器、宝石、书画、钟表、历代典籍等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大火三日不灭，附近的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及海淀镇均被烧成一片废墟。清王朝收藏的历代稀世珍品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与抢夺。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抢走大量文物，已无法计算其数量。 法国文豪雨果曾经说过：“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地方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相媲美。”圆明园遭洗劫后，大量旷世瑰宝流落海外，其中最集中的流散地就是大英博物馆和法国枫丹白露，美国、日本、西欧各国博物馆也收藏有大量的圆明园珍贵文物。目前大英博物馆所藏中国历代珍稀之品多达3万余件，其中有中国古代卷轴画的稀世珍品——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在英国伦敦另一座著名博物馆—维多利亚与阿尔巴特博物馆内收藏的圆明园艺术作品也为数不少； 法国枫丹白露宫中国馆是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王后欧也妮建立的，兴建的原因就是为了存放抢自中国圆明园的文物。目前，这里收藏的中国历代名画、金银首饰、瓷器、香炉、编钟、宝石和金银器也有3万多件。 现在的国外文物市场，还经常可以看见一些中国皇家用的器具，比如官窑，这些皇家御用的东西相当一部分就是当时从圆明园里抢出来的。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联军纵兵三日为所欲为，古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无论是皇宫禁苑还是居民宅院、商家店铺都未能幸免。紫禁城遭洗劫后，宫内收藏损失过半，贵重物品被劫掠一空；“三海”—南海、中海、北海被劫后，收藏所剩无几；皇家行宫颐和园内陈设的珍宝几乎劫掠殆尽，包括《四库全书》、《永乐大典》在内的无数宫廷所藏珍贵文物和古籍遭列强国洗劫。经过这次浩劫，北京“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珠宝奇珍，扫地遂尽”，所失“已数十万不止”我国因此到底丢了多少文物，现在已经无法统计。当时，那些侵略者因为掠夺东西太多，带不回国，在回国之前便在北京摆开了临时拍卖场，拍卖自己的赃物。大多数的珍宝作为“战利品”带回国，一些士兵则把另一部分文物卖给了私人收藏家和喜好中国艺术品的人。 二十世纪20年代左右，一些外国探险家以科学考察的名义来到中国，这些来华的外国探险队员精通人文地理知识，对文物有很高的鉴赏力，因此，通过他们流失出去的文物，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高，掠回国去的中国文物也不计其数，导致了中国古代文物大规模的流失海外。据统计，1865至1932年间，俄、英、德、法、日、美瑞典等国探险家曾潜入我国西北地区多达66次。 1900年6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庚子5月20日)，敦煌莫高窟十六窟甬道北壁后沉睡了几百年的藏经洞(现编号为第十七窟)被主持王道士无意中发现，一个震惊世界的宝库豁然洞开。 最早掠走敦煌遗书的是俄国人奥勃鲁切夫，1905年10月，仅以6包劣质石蜡为饵，就从王道士手中换得藏经洞珍贵写本两大包。 接着，是最著名的敦煌劫掠者---匈牙利裔英国人马克·奥利尔·斯坦因来到敦煌。他以四锭马蹄银(约200两银子)，盗走精美的佛经和绢画上千件，共29箱，动用了一个浩大的马车队。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到敦煌，又以500银子，从王道士手中换取了570多个名贵手卷。斯坦因因其特殊的“贡献”,被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授予爵士称号并在世界考古界大获殊荣。他掠走的中国文物一部分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一部分在大英图书馆，一部分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 斯坦因之后是法国人伯希和。伯希和是一位年轻的汉学家，精通汉语，在敦煌，他翻阅了整整三个星期，以500两银子的代价，将藏经洞中的精华悉数盗走，计6000余卷，包括一些画卷，现主要收藏在法国国立图书馆。 瑞典人斯文赫定和斯坦因在中国西域也有发掘活动，拿走了一大批珍宝，包括已经失传的西域文字、珍贵的简牍；德国人格林威德尔和勒科克在新疆调查发掘，窃取了克孜尔和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大量壁画；日本人桔瑞超从敦煌石窟骗取了一批写本文书等等，导致中国古代文物大规模的流失海外。 一些外国文物贩子勾结国内古董奸商、军阀,里应外合、偷盗或骗或低价买走文物，导致大量的中国文物流失。二十世纪30年代，日本人在太原天龙山石窟野蛮盗走300佛首，并指使中国古董商买通当地军阀，把龙门石窟的佛头敲下来运回了日本。在龙门石窟，凡是他们能够得着的地方，佛头都被偷走了。龙门石窟中著名的《帝后礼佛图》，是北魏时期的艺术珍宝，就是当时一个叫岳彬的文物贩子，找人买通军阀，把石雕砸下来，后运到了美国。现在，这块礼佛图收藏在美国宾州州立大学。 1922年，末代皇帝溥仪“监守自盗”，将1200余件书画精品盗运出宫，绝大部分已流失海外。 1928年，清东陵慈禧太后陵寝被军阀孙殿英野蛮的盗掘，墓中所藏被洗劫一空，绝大部分因购买军火被变卖而散失。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从中国掠夺书籍300万册，重要文物15245件。安阳小屯出土的甲骨，流失海外的有26700片之多，其中仅日本就达12443片。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其占领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盗掘，大量文物被劫走。期间，美国人利用中国社会动荡之机对中国文物大肆收购。 150多年来，无数文物包括大量国宝级文物流失海外，而流失文物到底有多少恐怕永远是个谜。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全球防止非法贩运文化财产报告》指出：全球47个国家的218个博物馆中，中国文物就有163万件，且均是文物中的精品。散落在世界各地民间的中国珍贵文物应是博物馆中的中国文物的十倍。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中国珍贵文物的流失数量高达几百万件，达到国家一、二级文物标准的就超过100万件。海外流失文物数量之大、档次之高，让人们惊愕又深感痛惜不已。 中国的文物走私 文物走私导致了中国文物的大量流失海外。文物走私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一度告别了文物外流的历史。然而，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在暴利的刺激下，国内外不法分子相互勾结，掀起了一波波盗窃、走私文物的狂潮。近20年来，仅从香港走私出境的文物就多得不可想象。中国每年走私离境的文物不计其数，而中国香港则成为文物走私的中转站。上世纪80年代以后，香港凭借来自大陆的大量走私文物，而成为世界第三大文物艺术品中心。走私的背后就是盗掘古墓之风盛行，中国盗掘古墓之风一度曾达到疯狂的程度。有报道说：仅西安市郊以当地农民就将约1000座古墓盗掘一空；1986年河南农民非法挖掘了公元前1—4世纪的古墓500座；1990年2至11月间一个团伙就盗掘了46座古墓。“中国大陆及香港的海关时常截获文物，无法统计到底从中国大陆走私出境多少文物，但从文物市场上出现的文物看，这一数量无疑是十分惊人的。” 中国流失文物价值几何。

文物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物化，其价值无法估量。中国文物具有极独特的价值和崇高的声誉。2005年7 月12日在英国伦敦佳士得艺术品拍卖会上，中国元代青花大罐“鬼谷下山”以15688万英镑拍卖成交，创下了中国艺术品拍卖价格的新高。 2002年在北京中贸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秋拍中，故宫博物院以2999万元购得散落海外多年的文物精品——宋代米芾手书《研山铭》。有人以之推算：假定中国流失海外文物为200万件，花钱购回一件平均用1500万元左右，那么200万件则需要30万亿元人民币之多。2005年中国GDP应为15万亿人民币，那么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的价值则相当于2005年中国GDP的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