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千年糟粕，还是文化宝典？点评我国古代这几本争议很大的古书

程哥历史观V

原创 · 2022-09-03 09:22 · 历史领域优质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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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版在谈这几本书之前，作者想说，一本书就能决定一个民族的兴衰和历史发展吗？显然不能，历史是由无数人用鲜血和智慧共同铸造的，而不是靠一本书或一个人的思想所能决定的。

当你过分迷信一本书或一种学问，并把这本书的作用无限放大后，这本书即便是真的宝典，也会被笼罩上一层玄学、迷信和骗术的色彩。

圣经、古兰经、易经、道德经、四书五经、资治通鉴、商君书、红楼梦等哪类书不是如此？真正能推动社会发展的是人类自古至今的文化积累，而不是千年之前的陈旧思想。

·是骗术还是哲学之王

《易经》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后世之人靠这本书进行坑蒙拐骗的江湖术士。

作者见过最无耻的一个言论就是说我们能够打跑日本人和西方列强，活得有尊严，靠的全是因为某人精通《易经》里的奇门遁甲，而不是……

如果真的这样，为何后来一夜之间各路算命烧香的江湖混混全部都销声匿迹了呢？

在大环境面前，这些无耻鼠辈怎么不给自己算一卦？

在那短短的几十年我国创造了“两弹一星“，靠的是《易经》？

如果《易经》这本书真的那么牛，我们就不会有近百年的屈辱史，也不会有后来的日本进中国了。

我们只需找几个易经大师算一算，算出敌国的致命要害，一做法，一念咒，一点香就破坏掉了对方的风水，那还要部队和科研机构干什么呢？

至于那些江湖骗子嘴里千年之后的事情，那不是自欺欺人吗？你连当下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还指望千年之后的事情吗？

《易经》是我国刚刚拥有语言不久后几个人共同创造的读物，后世之人却硬将自己的东西强塞到这本书里，有意思吗？

如果真的这样，我们干嘛要研究化学、物理、数学，我们应该将所有精力都用来研究《易经》。《易经》仅仅是一本书，而不是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万金油。

《易经》最初的设想和后世之人的解释到底相差了多少又有几个人能说得清楚？一本谁也说不清楚的书，真的值得大吹特吹吗？

这本书即不能解决别人的问题，也不能解决其信徒的问题。

《易经》的崇拜者们连一个通俗的标准通行版都写不出来，就像《红楼梦》里的“王一贴”给贾宝玉开的治病药方一样，一个梨，两块冰糖就能包治百病。

你不要问为什么，今天吃不好，明天吃，明天吃不好后天吃，你吃一百年，总有死的时候吧，你一死，你的病不就好了吗？

你吃好了是我的功劳，你没吃好说明你没悟透其中的奥妙，至于你的怀疑，不好意思，这个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你读不懂就再读一百年吧！

对于这些过分吹嘘这本书，并靠这本书来到处骗钱骗色的江湖术士，作者只想说，当初……

如果这些人真牛，当初就不该夹着尾巴做人。

但大环境变了之后，这些个江湖骗子又都出来张牙舞爪、危害……

唐代诗人李商隐写了一首诗叫《贾谊》，内容是这样的：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

·是保守还是包罗万象

看看今天各种价格上万的国学培训班有多少，仅仅两天课程动不动就收费几万、十几万，他们真的就能学到东西吗？

更有甚至者，在某些地方还开设了“小三培训私密班”、“女德班”等低级的玩意，学费动辄几十万之多。

而这些班都是打着国学的名义在教导学员将人性里最恶、最残忍、最卑鄙无耻的东西发挥出来。

将厚黑学、心理学、营销学、宫斗学、害人学等拼凑在一起对学员反复洗脑，让他们从一个个正常的人，变成为了上位可以不择手段的恶魔。

即便这些人靠着这些阴谋诡计取得了地位和财富，她们内心深处真的会幸福吗？这些商学院中的骗子讲师，最喜欢引用的就是《道德经》。

有人说《易经》是万经之母，有人说《道德经》才是人类最智慧的宝典，在这些骗子手里，只要能赚钱，一切都可以变成他们包装的工具。仅仅一个五千字的文章，真的就能包含哲学、养生、兵法、做人做事的各种深奥道理吗？

且不说《道德经》的800多个版本那个才是原创，就是今天我们对道德经的解释，真的是老子写的，或老子原来想表达的意思吗？

《道德经》里“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句话怎么听都不像是正能量的话。

但在后人的解释里，一个字都有几百个意思。

反正我国古人就是最聪明的，写东西就喜欢写得玄乎其玄，这样不论后人怎么解释，最终解释权都在古人手里。

对比同时代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错误百出的白话著作，我国古人是永远也没有错的，错的永远都是后人自己的愚笨。

牛顿三大定律可以被后来的爱因斯坦所打破，但《道德经》至今无人敢说自己就真正研究透了。

作者搞不懂的是，如果说2000年前人的思想比我们现代人更牛，如果不是后人不断的积累，他们怎么没研究出来飞机、大炮，而我们今天发明了网络了呢？

国外科学家们也没研究这些，人家又是靠什么拿的诺贝尔奖项和搞的哲学呢？

·是帝国之术还是华夏悲哀

其实，作者想说的是两本书，一本叫《商君书》，一本叫《资治通鉴》。如果读者里有真正了解这两本书的，他们可能会被吓出一身冷汗。

我国古代的政治比西方早成熟了一千多年，自秦始皇之后就不再是封建时代，而是帝制时代了。

封建时代的标志是将领土分封给各个诸侯，而帝制时代的核心思想是……

这时皇帝最大的心病不是外敌，而是……

而《商君书》和《资治通鉴》这样的书是古代的帝王之术，就是教给帝王怎么治国的，普通士大夫和平民是没有资格看的。

当我们抛开冠冕堂皇的虚伪来阐述历史时，你会发现历史上的各位帝王都是那么的血腥和残忍，根本没有一个我们想象中的……

当作者翻看了古今中外所有的历史后才发现，谁杀的人最多，谁对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造成的破坏最大，谁在历史上反而……

当我们回过头来再审读《商君书》时，它又有什么错呢？错的始终是人。

这两本书里，将……的精髓书写到了淋漓尽致。同时，这种东西像病毒一样……

·一套古代读书人必读的功名之书

四书五经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套书。且不论这些书是不是真正的经典，但自从这几本书被帝国之家选中当成科举的教材之后，这几本书就已经失去了他们原来的意义了。

《红楼梦》的作者无论是曹雪芹还是其他谁，都是对科举制度和古代官场文化很反感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儒学里传统文化的叛逆者。

在前八十回，《红楼梦》的作者一直将人性里最美好的东西都隐藏在一个小小的大观园里，而拒绝所谓的入世为官，更讨厌读什么八股文章。

朱元璋这一创造性的发明，到底是危害了后世千年，还是真的有利于中华文明的发扬了？恐怕得有读者您自己来下结论了。

但作者本人对程朱理学和禁锢妇女思想的东西是非常反感的。

一个到了民国时期还将人口贩卖合法化，有什么资格嘲笑人家的奴隶买卖呢？发配为奴、官妓、军妓这些公然合法化的东西，难道不是对人文、礼仪最大的讽刺吗？

但在很多人眼里，人家野蛮就是卑劣，自己的那些不堪的过去反而成了崇高的精华。

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明明喜欢将人分为鲜明的三六九等，却总是标榜自己是……

蒙古统治者被人划分为四个等级，满汉之别都被后来的文人百般谩骂，但我们自己古代先贤却把人分为三教九流，这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同样是人，就因为他们从事了不同的职业，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子女晋升途径就会被全部堵死，这不是赤裸裸的职业歧视和……

当所有社会精英都想读懂这几本书，都想着读得万卷书货于帝王家，都想着升官发财，封妻荫子时，谁还去搞科研呢？

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社会里，真正的科研技术反而被鄙视为“奇*巧技”，搞科研的人被称为下九流。

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如果不将科技人员最为尊贵，待遇最高，而是所有精英都一心想……

当我们解释完这几本书之后，读者里很多人会不舒服。这里面有吃江湖饭的骗子，也有靠这些东西生存的各级讲师，更有道貌岸然的各类国学伪君子。

当作者写的东西触及到了他们最本质的核心利益之后，他们就坐不住了。不信，读者您去看评论区，如果没有被屏蔽的话，绝对会比这篇文章更加精彩！

2005年的文章，原文在这里

2005年3月9日，在学术批评网上出现了一篇题为《究竟是“图书馆”还是“藏书馆”？——发生在苏州图书馆古籍部的故事》的网文。这篇近万字的文章讲述了作者向苏州图书馆借阅一善本古籍遭遇的种种挫折，在文章的最后，作者漆永祥发出一连串强烈质疑：

　　“古籍与文物收藏单位常常设置种种障碍，使读者无法看到想看的东西，这样做合不合理？合不合法，是不是一种侵权行为？作为读者，我们到底有何权利？又如何维护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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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到底如何做，才是对古籍真正的保护？

　　这篇网文马上被转贴到著名论坛“天涯社区”的“闲闲书话”上，数日功夫，关于此事的帖子就有几千的点击率、三四百个跟帖，大家对这件北大学者借阅古籍遭拒的“小事”表示出了莫大的关注。网友借着此事辩护的有之、质疑的有之、谩骂的有之、泼污水的有之，长久以来，大家对图书馆的一些不满和微妙态度，仿佛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发泄口。

　　谁是？谁非？记者通过对当事人苏州图书馆古籍部、北京大学中文系古籍研究所副教授漆永祥老师进行了采访，并寻找相关人士对此事进行解读。

　　事件的对与错并非关键，重要的是，在喧嚣和争辩过后，我们是否能从此事中得到启示，是否对图书馆这样的公共服务机构的制度完善，有所裨益？

　　漆永祥：　“我针对的，是整个图书馆界存在的问题”

　　漆永祥对此事的说法，主要体现在他的这篇网文上。大意如下：

　　漆永祥从事清《汉学师承记校笺》课题的研究，已有八年，去年9月间，他了解到清广东新会人曾文玉纂有《国朝汉学师承续记》8卷《国朝经师经义续总目》1卷，全书4册，孤本完整地保存在苏州图书馆。在去苏图之前，漆永祥打了电话给苏图古籍部，简单说明他目前正在进行《汉学师承记》及其续纂诸书的研究，表示非常想复制或者抄录全书，并且拍摄几张书影。接电话的是善本部负责人孙中旺，他表示馆方对善本书尤其是像曾书这样的孤本，有严格的规定，就是不允许拍照、不允许复制、不允许抄录，要合作需要馆长批准。因馆长不在，漆永祥于是在国庆节后再打了一个电话。孙中旺表示馆长已经知道了，但仍是不许抄录全书。漆永祥挂了电话。

　　此后不久，漆永祥遇到南方某大学德高望重的一位老教授，老教授答应帮忙联系疏通此事；稍后，苏州某大学的一位校领导也主动说能帮上忙。大概过了个把月的时间，两边都传来消息说：书可以看，也可以拍一二张书影，但全部复制或者抄录，仍然坚决不允许。此事拖过了春节，漆永祥又写了一封信给苏州图书馆，表明自己确是深入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希望得到该馆所藏曾文玉此书，最后表示愿意只部分复制，其余抄录或者全部抄录，并愿意按章付费。信中还说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均曾答应让其抄录孤本。两周后他接到孙中旺回信，信中也很客气地表明：“本馆规定，全部复制或全抄《汉学师承续记》是不可能的，这一切都为更好保护善本书，非有任何经济目的。”

　　漆永祥觉得很受伤。于是，他写了长达万言的网文，质疑：“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苏图方面会如此傲慢又霸道地拒绝一位渴望从他们馆中抄录一部稿本以用来研究的学人？”他公布了自己的电子信箱，表示愿意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

　　通过电子邮件，记者联系上了漆永祥。漆永祥很忙，不过还是很快就回了信，他对网友们只注意分析他的文风，而不是讨论图书馆的制度问题表示很失望，因为他针对的，是整个图书馆界存在的问题。

　　可惜，在通过三四次邮件后，漆永祥仍执意不愿把电话告诉记者，不愿接受采访，记者同时通过其他途径曲折地找到漆老师的办公电话和家庭电话，但打了四天却始终未能打通。在记者的多次来信并附上采访提纲之后，漆永祥礼貌而客气地说自己目前在忙着书的出版，愿暂时退出事非，不作回应。

　　苏州图书馆负责人：　“即使漆永祥明天就来苏图，我们仍然欢迎”

　　当事人之一的苏州图书馆孙中旺倒是很方便就联系上了。他告诉记者，目前尚没有人就此事找过他，漆永祥在发表这篇网文时也没有跟他打过招呼，他还是听朋友说起才知道的。“看到这篇网文，我觉得很委屈，我认为尊重是相互的。”对此事，苏图馆长邱冠华也表示古籍部有自己的规定，他信任并赞同专业人员的处理。

　　孙中旺认为，这个事件很简单，是漆永祥把事件复杂化了。问题的关键是，图书馆的制度不允许对孤本进行全部复制和抄录，而漆永祥要求为他破例，希望能全部复制。

　　孙中旺说了他对那篇网文的感觉：“漆老师在网上发表这篇长文很激愤，但目的不明确：如果他是认为我服务态度不好，那么，他应该找到我的上级部门对我投诉；如果他认为是图书馆的制度有问题，那么就应当向上级主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进行投诉。这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漆永祥把这件事情放大了。我认为学者也需要建立一种制度意识，即使不满，最好也要依合法渠道来投诉，不应强调我们应为他破例。”他特别指出，漆永祥因为自身学术研究的需要，希望苏州图书馆方面尽快把此书结项，这个要求也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工作计划，不可能因为某个读者的需要就去出版某书，打乱工作计划。”他这样说。

　　漆永祥在文中提到因为此事时说，苏图已对他高度警惕。但孙中旺矢口否认这种猜测：“我没有答应让他全抄孤本，这与他的态度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我们的制度。只要漆老师来苏图看书，我们照样欢迎，按章办事。”他表示，苏图每年读者有150万，每天都有4000多读者，态度千差万别，电话也很多，他们一般不会记得住一个读者的咨询电话，更不会因某个读者打过电话来就不让他看书。

　　孙中旺说，这半年，漆永祥只打过两次电话通过一封信。其实只要漆永祥亲自过来，就会看到，看善本书很方便，还可部分抄录。举个例子，有本《易筋经》，有个工人拿着读者卡，说正在研究，我们也照样给他看。只是，因为没有恒温和恒湿的物质条件，现在苏图对善本的保存条件很有限，所以只能限制复印。

　　“本馆规定所有善本书一律不许复制或全抄。”苏图的这条图书馆条例，是在国家的《图书馆工作条例》下，参照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制定的。《图书馆工作条例》中也说明各馆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管理条例。全国各地都有图书管理办法，各图书馆对善本管理是通行的，对全抄和全录都有限定。馆长邱冠华认为，相比较而言，苏图应该算是图书馆里管理比较宽松的了。“我们规定，复制善本书不允许超过1／3，有的图书馆甚至规定复制不得超过5％、10％。”

　　而这种限制读者借书的制度是否合理？地方文献学硕士出身的孙中旺表示，孤本是文物，也是国有财产，借阅和全部复制孤本，涉及到所有权问题也牵涉到版权问题，需要有国家相关部门的审批，所以，大家对孤本的开发和合作都非常慎重。对于善本书，我们可以部分抄录，但不允许全部复制，否则对善本的版权不能保护了。而馆长邱冠华也告诉记者，古籍的版权范围不仅是内容，还包括版本、包括校注。

　　公共图书馆也是公有财产，没有图书馆不欢迎读者。孙中旺认为，书籍的所有权归属国家，使用权属于图书馆。目前公用图书馆对善本书的保护和开发还有矛盾，开发应在保护的条件下进行。目前因恒温恒湿等物质条件还不具备，只好减少开发。孤本是文物，如果不好好保护，破坏了就没有了。邱冠华表示，不能说“国家的财产属于老百姓，我是老百姓，我就拥有这部书的版权。同样，不能因为图书馆是公共服务部门，就要无条件满足每一个人的要求。这与博物馆很相似。博物馆的文物不能摸，不可能因为你是纳税人就可以提要求，有时满足个人就可能破坏其他人的利益，服务机构只能满足大多数人。”

　　漆文中质疑为何苏图能“为《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等大型古籍整理工程提供了百余部底本”，而不对一个学者给予方便？对此，邱冠华解释说：“现在，中国文化部正在实施一项善本再造工程，我们也在配合。出版社来联系我们，必须要有文化部的正式公函，我们才能把书调出来。这是一项全国的文化工程，有一百多个图书馆都在配合，不单是我们。这些善本通过影印等方法再造后，原本就不再出库了。”

　　“可惜，现在新的法律法规还未出来，我们也希望能出版一部全国通用的《图书馆法》，那我们就有了直接的依据工作了。”孙中旺这样说。

　　在这次“苏图事件”的网络传播的过程中，苏图始终是缺席的。苏图方面表示：学术批评网没有经过核实就把文章给发表出来了，这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不反击，是因为自己没有做错，不需要澄清，更不需要对骂。

　　原文摘登

　　究竟是“图书馆”还是“藏书馆”？

　　——发生在苏州图书馆古籍部的故事

　　图书馆，按今人的解释，就是搜集、整理、收藏各种图书、期刊资料和音像制品，供读者阅览的机构。然而在我们国内的一些图书馆，却仍然未摆脱古代一些私家藏书楼的恶习，把馆藏品尤其是善本古籍当成一己之私物，严锁深藏，设置障碍，使读者难以得一阅，成为真正的“藏书馆”。笔者半年来在苏州图书馆古籍部的遭遇，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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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图书馆是国立的公共图书馆，他们没有任何权力拒绝我前往抄书。抄书是中国书籍传播史上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有许多经典都是通过传钞留下来的。在过去，书商手头有了好书，学者无力购置，但可以借观然后抄录，甚至在上面题跋。清修《四库全书》完成后，乾隆帝命钞成数份，分藏各地，尤其是照顾到南方江浙一带为文人汇集之地，特命分藏江南之书，寒畯士子们可以到馆中钞阅(因为那时没有复制技术)。这些古往今来的书林故事，孙中旺先生们并不是不知，但其做法竟不如古时一介书商。孙先生们自己可以“坐拥书城”而任情翻阅这些善本，却严拒读者复制与抄录，岂不怪哉！即便有所谓的“规定”，我们认为那只能是真正的“霸王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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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的图书馆，中文古籍是可以随手在架上任读者抽阅的，如果他们馆中没有，馆方会花钱通过馆际互借的方式借到你想看的书，他们认为读者想看而本馆没有，这才是有失“本馆尊严”。我在日本的皇家图书馆宫内厅书陵部、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韩国汉城学大学奎章阁、新加坡国立图书馆、宝岛台湾的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文哲所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等大馆中，也随手翻翻过，甚至在某些馆中复制或抄录过这些馆藏的善本古籍，其中不乏宋元珍籍，工作人员总是很快找到你想要的书，然后微笑着轻轻的离去，当你提出复制某一部分时，也总是很快地得到你想要的复制件，也不用付很高的复制费。在这些图书馆中，我的确感受到了我作为读者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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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在国内，凡是与古籍收藏单位打过交道的人，都或多或少地遇到过像苏州图书馆古籍部这样的藏书单位。无论你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还是稚气未脱的小青年，无论你是坐车、骑车还是走路，无论你是从万里、千里还是咫尺，无论你是亿万富翁还是身无分文，当我们身上带着一大摞像身份证、工作证、借书证、介绍信、项目合同书等一系列足以证明我们是学者而不是劫匪的东西，就差再带上户口本或者在脸上刻字，然后去到某些图书馆看书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一路嘀咕：我带的手续齐全吗？他们会让我看吗？我能看原书吗？我能看到多少？能让我复制吗？能让我抄录吗？会收我很高很高以至于天价的所谓“底本费”吗？我们总是心怀惴惴地前往，又常常两手空空地返回。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放心地、无所顾虑地、不用轨弯转角地前往各地图书馆，查阅、复制与抄录所需要的古籍，获得我们应有的权利，受到应有的尊重，得到应得的尊严！

　　作者：漆永祥

　　编者注：原文长达近万字，本报从中节选作者陈述观点的部分内容。全文请参见“学术批评网”或“天涯论坛”(wwwtianyaclubcom)之“闲闲书话”版。

　　业内人士：　“如果能有人抄录整理出版，我们会很高兴的。”

　　广东中山图书馆　特藏部主任　林子雄

　　我们一直对古籍的保护比较严格，需要持单位介绍信、本人身份证才能借阅，如果是借善本，还需要有注明本人的研究方向的证明。

　　因为善本比较珍贵，一般是1795年以前的刻本、民国前的手抄本才是善本，我们认为这种规定对于保护这些善本文物是很有必要的。其实我们图书馆的管理比较宽松，常有一些大学生开个证明，就可以来我们这里借阅古籍来写论文了。

　　按全国统一规定，善本不能复印，因为善本怕受热，需要加以保护。但我们对于抄录没有规定。毕竟，偷偷地全抄的人是很少的，我们认为不必设防。我们馆藏的古籍有40万册，约有3万多种，但古籍的出版较冷门，真正能出版的并不是很多，比如，华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有一位老师，他告诉我们想出版一本清康熙刻本钱以垲的善本《岭海见闻》，但因为不能复印，所以他每天就大老远地从学校来中山图书馆抄录，用复写纸一页一页地抄，回头还要一遍一遍地校对，这让我们挺感动的。在书的前言里，他注明此书在我馆收藏，并提到他抄录此书的过程。通过这种方式出版的书不只一本，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我们对善本的保护还是比较注意的。中山图书馆里，善本书库是惟一有空调的书库，防火防盗，而且，其他书库的防火装置是水灭火，而善本书库的防火装置是气体灭火。南方的气候很潮湿，我们就用樟木柜来装善本，同时还放上防虫药。此外我们还有一些规定，比如阅读时只能用铅笔，不能用签字笔、圆珠笔和钢笔，以防把书点污。

　　现在，大量的古籍都已影印出版了，如果没有影印本的话，我们也很乐意为读者借出善本。而且，中山图书馆一直保持着看善本不收费的原则。

　　总的来说，藏书是为了用，藏而不用还不如不藏。我们很欢迎读者来我们这里看书。对于善本管理，我想，加快这些古籍的影印出版，对于保存善本，也是一种贡献。

　　专家解疑

　　骆伟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情报学系教授，著有《广东文献综述》，2002年被广东图书馆学会颁予“杰出贡献奖”，在图书情报上有突出建树。

　　问题一：什么是善本？

　　善本是指乾隆以前出的书。其中刻印精良、流传较少的书又是珍贵善本。其中，国内只剩一本的叫海内孤本，全球只有一本的叫(海内外)孤本。这些书一般都缩印拍照了。

　　善本书只有在省市级的图书馆，综合性大学或专门大学图书馆里才有。古书都是手工纸，酸碱度与现在的机器书不同，事实上，手工纸保存的时间比机器纸保存的时间更长：机器纸保存的时间不会超过一百年。但古代纸的保存也存在问题，南方的潮湿天气、北方的沙尘暴都会伤害书本身。据我所知，中山大学图书馆、中山图书馆就有50％的古籍版本都有虫蛀和霉烂现象。

　　问题二：关于善本的保存和借阅，国家有何规定？

　　善本总是处于保管和利用之间。古代重保管轻利用，以前的书都秘而不宣，著名的如宁波天一阁。这种制度一直影响到现代的图书馆。

　　现在国家规定，凡是善本书和革命文献，和一些解放前的旧报纸；国家都列为重点保护对象，全部拍照，一般不再给读者提供原件。去年，国家又提出善本再造工程(主要是针对宋元版的书)，有了影印本以后，就不再使用原书了。

　　对于善本的借阅问题，各馆不一样，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大馆更严，规定读者只能用铅笔做记录，不允许用钢笔、圆珠笔，不能带水和饮料，不能吸烟，掀书页不能沾口水……在北京、上海等大图书馆里借阅善本是要收钱的，目前，中大图书馆和中山图书馆都不收钱。

　　问题三：善本是否允许复制或抄录？版权问题如何？

　　抄录一般要求不超过1／3，这是文化部的规定，目的是保护版权。同时，也不允许完整地复制善本，只能复制一定的比例。

　　一些古籍需要整理出版，有专门的古籍整理委员会，把这些都纳入国家的古籍整理规划中，而不是个人行为。图书馆的藏和用是有矛盾的。其实，藏书都是为了利用，图书馆的功能是为广大读者服务的。实际操作中，各馆制度不一样，有的重藏轻用，有的是重用轻藏。我认为，如果是一般的古籍而非孤本或等级较高的善本(善本也分等级)的话，就应允许专业学者对其进行整理；如果是孤本，则涉及到文物保护和版权问题，就应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准许才能进行开发和出版。

　　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

　　(文化部1982年12月1日)

　　附：相关条例

　　第六条　省馆收藏的书刊资料是国家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占，其它单位不得任意调出。

　　第七条　省馆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对书刊资料的合理需要。要加强读者服务工作，要文明礼貌服务，不断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

　　第八条　省馆应根据不同的服务对象，确定图书的借阅范围。除根据中央和国家出版主管部门规定对某些书刊停止公开借阅外，不得另立标准，任意封存书刊。

　　善本、孤本以及不宜外借的书刊资料，只限馆内阅览，必要时，经批准可向国内读者提供复制件。

　　第二十九条　各省馆应根据本条例的精神，制定本馆各项工作的规章制度。

　　第三十条　本条例原则上也适用于拥有百万册以上藏书的其它大型公共图书馆。

　　收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南宋蜀本《南华真经》(上图)及宁宗内府雕刊的残本《文苑英华》(下图)，属海内外孤本，特别受到学者的器重。为使这批珍贵古籍得以妥善保存，该馆采用光盘来储存善本书籍的内容，一则可以减少书籍因翻阅而损毁，进而延长其寿命，二则可提供读者更方便、更迅速的检索与使用。该馆希望将来能通过网络让资料得到更广泛的流通。

　　记者手记

　　让善本真正得到善用

　　宁波天一阁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范钦为了保护藏书而订立了严格的族规，规定“代不分书，书不出库”。然而，这个规矩终于还是因为黄宗羲破了，这位清乾隆时期的著名思想家，不仅阅读了天一阁的全部藏书，还为天一阁藏书整理编目作出了贡献。此后，徐健庵、万季野、冯南耕、陈广陵、全祖望等著名学者和藏书家便接踵而至，争相抄读，天一阁终于名颂一时，为它后来补充藏书起到了良好示范作用。看来，即使是定规，也非铁板一块。

　　天一阁本是私人藏书，他爱借不借，都是私事，别人管不着；而图书馆，则是国家公共服务机构，藏书的目的就是为广大读者服务，借与不借，读者们就有权利要求一个说法了。

　　事关古籍文物，确有一个保护以及开发的矛盾。对于善本古籍，国家和各个图书馆都制定了相关条款进行保护，很多都是有必要的，比如“湿度大时善本不出库”、“翻阅古籍不得用钢笔，要戴上附送的白手套”……但是，善本借出就要收取三五十元，善本复印要收取底本费、复印费另算，而且各馆各行其是，不见得有利于善本的保护。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是否允许“全部抄录、复制”各馆的执行都不一致，即使这是一个制度，但是这个规定是否完善是否合理，则是可商榷的，甚至应该有相关的听证会，让更多读者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像有些图书馆那样，欢迎个别有学术能力和出版能力的专业学者整理出版善本，这种对暂时没有精力和资金照顾到所有善本开发的图书馆和国家来说，本身就功德无量。

　　矛盾并非不可调和。我们要求的，并非图书馆对某个学者破例，破坏制度，而是，应该制定出更合理、更完整的制度。如今，连天一阁私人藏书楼都正在建成一个小型的图书馆，面对读者和游客开放了。也许，某些学者的建议比较合理：一般的古籍，应允许专业学者进行整理；珍贵善本，应在经过上报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允许学者进行整理。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述巴尼拔图书馆里，国王巴尼拔说过一句名言，“读书不但可以扩充知识和技艺，而且还可养成一种高贵的气度。”我们也期待，可以像宠大固埃那样，在图书馆里，“畅饮知识吧！”侯虹斌

要知道古书在流传过程中会产生的错误，首先要了解古书是以何形式流传的，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分析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错误：

一、古藉简介

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说文》：“古，故也。”故古籍又称故籍、故书、载籍等。古代文献，最早见载于甲骨、金石，“甲骨卜辞”也称“殷墟书契”。作为最早的正式书籍，为用竹木及缣帛记录文献之简牍、帛书。晋太康二年（公元280年）汲群魏襄王墓出土之《纪年》、《穆天子传》等竹书，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之《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简书，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之《秦律》等简策，以及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老子》、《经法》、《战国纵横家书》等帛书，为传世之最早古籍。汉代纸问于世，遂有手抄、唐写、宋元明清刻印书籍。据国务院古籍小组的规定，以辛亥革命（1911年）为断限，凡辛亥革命以前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通称为古籍。据古籍目录《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地方志综录》、《贩书偶记》以及佛藏、道藏、通俗小说、讲唱文学、金石碑录等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古籍约10万多种。

二、古籍类别与版本

善本：书籍精加校勘,错误较少者。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集古录跋尾》卷八《唐田弘正家庙碑》：“自天圣以来，学者多读韩文，而患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又，珍贵难得之旧刻本、精抄本、精校本、手稿、旧拓碑帖等，通常亦称为“善本”。

孤本：仅留存一份之书本。一部书之某一书本，未刻之手稿，碑帖之旧拓本，在现世间仅有一份流传者，均可称为孤本。

蓝本：谓著书或刊书所依据之旧本。《居易录》：“今方修一统志，似当以旧通志为蓝本。”凡是重刊或校勘，必以最精之本子为蓝本。

刻本：又称“椠本”、“刊本”，雕板印成之书。我国雕板印书始于隋唐，至宋而大盛。按刻书之不同情况及刻本之不同类型，可分各种不同型式：以时代区别，有宋、金、辽、元、明、清刻本；以地域区别，有浙江、福建、江西、山西、江苏、安徽、四川等各地刻本；以刻书者区别，有官刻、私刻、坊刻等；以版式区别，有九行本、十行十八字本、四周单栏本、左右双栏本、竹节栏本、白口本、黑口本、两节本、袖珍本、巾箱本等；以字体区别，有大字本、小字本、宋体字本、软体字本（亦称写刻本）、篆字本、梵文本、满文本、满汉文合刻本等；以墨色区别，有朱墨印、几色套印等；以纸张区别，有皮纸本、麻纸本、棉纸本、竹纸本、开化纸（亦称桃花纸）本、宣纸本、毛边纸本、毛太纸本、罗纹纸本、连史纸本等；以装订形似区别，有经折装（亦称梵夹装）本、旋风装本、蝴蝶装本、包背装本、线装本、毛装本、金镶玉本等；以刻书先后区别，有原刻本、重刻本、仿刻本、初印本、后印本等；以内容及价值区别，有足本、残本、增订本、删节本、繁本、简本、批点本、评本、单疏本、集解本、重言重意本、纂图互注本、绣像本等。

祖本：一种书最初刻印之本。一种书在不同时期往往刻有多种本子，难免产生讹误，而祖本则保持其本来面貌，因此为人所重。

原本：第一次写成或刻成之书本。为对增订、修改和重刻、改版而言。原始稿本和最初刻本与增订、重刻之本往往有很多不同。可供查考一种著作之发展过程。

定本：一书之最后确定之本。指自己编撰或整理前人之著作，在一定时间内，已经整理完毕，最后确定，准备发表之本子。

副本：同一书籍抄出之副本。为对正本而言。过去公私藏书家，得一稀见图书，依样重写，储作副本。《隋书·经籍志》：“炀帝即位，秘书三阁，限写五十副本”。今亦指国家对内或对外文件之正式签署之副本，备存查和通知有关方面之用。

别本：同书同一来源之另一本子。亦称“副本”。《南史·刘孝绰传》:“又写别本封至东宫。”又，同书另一来源之本子。亦称“异本”。因所根据之来源不同，内容也有出入。如：书有《别本十六国春秋》，帖有《黄庭坚别本》。

仿刻本：摹仿原版字体版式刻印之书本。宋无刻本，多以擅长书法者上版，加之雕印精湛，明清两代刻书往往予以摹仿，故有“仿宋本”、“仿元本”之称。

影刊本：照原书版式影刊之书本。珍贵之古籍，为存原书面貌，以适应研究之需要，清乾、嘉以后，常用影刊方法加以传布。如黄丕烈所刻《士礼居黄氏丛书》，其法大都先照原书影摹，然后上版开雕。摄影术发明后，亦有用原书照相雕版者。刻成之后，与原刻相仿，精工者几难识别。自影印兴，影刻之书渐少。

抄本：也称“写本”。即抄写之书本。习惯称唐以前为“写本”，唐以后称“抄本”。宋以后，雕版虽以盛行，但抄本与之并行，如明《永乐大典》、清《四库全书》皆为抄本；有些较为专门或需要不广之著作，仍靠抄本流通。更有抄书者系著名藏书家或学者；除书之内容外，其手迹也值得珍重。故抄本图书一直为人们所重视，藏书家以精抄本与宋元刻本相次比。对于不详年月之抄本，约在清嘉庆以前者通称“旧抄”，晚清者称“近抄”，辛亥革命以后者称“新抄”。对于确定为明代或清代之抄本而无从断其年月者，则统称“明抄”或“清抄”。

朱墨本：用朱、墨两种颜色套印之书本。最早为元至元六年（1340年）湖北江陵资福寺所刻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卷首之《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套印。沿至明末，吴兴（今湖州市）闵齐吉、凌檬初两家盛用两色套印，墨色印正文，朱色印评语及圈点。

珍本：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类别科学价值之珍贵罕见之写本或刻本。

初印本：书版刻成后第一次印刷之书本。特点是字画清晰，赏心悦目，故为藏书家与读者所重。

后印本：历次再版印刷之书本。其字迹漫漶，版断框歪，墨色暗淡，故不受人喜爱。

重刻本：一种书重新刻印之本。相对原本而言。不但字体版式与原本不同，在文字内容上也往往有所修改，多在序文凡例中加以说明。

道藏本：根据道藏刻印之书本。同样，佛经中亦有“碛砂藏本”、“嘉兴藏本”等称呼。

卷子本：用卷轴装订之书籍。唐以前抄写书本均用长幅纸，卷成一束。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唐人写本存于今者皆为长卷，如手卷之状，收藏家谓之卷子本。”

百衲本：用百种不同版本之残卷零页配合或汇印而成一部完整之书本。“百衲”取僧衣破敝补缀之称。如商务印书馆影印之《百衲本资治通鉴》、《百衲本二十四史》。

残本：内容残缺不全之书本。

配本：一部书因有残缺，用其它版本之同一种书予以配全，故称。

三朝版：经过三个朝代修补之书版。南宋杭州国子监，所藏各种书版多有残缺。元朝时，将这些版片转入西湖书院，加以修补印行。至明洪武八年，书版又移至南京国子监，再次进行修补印刷。对这部分递经宋、元、明三朝修补之书版，后人称为“三朝版”。

活字本：用活字排版印刷之书本。活字印刷为宋仁宗庆历时（1041——1048年）毕升所发明。其法，用胶泥刻字，火烧使坚，排版印刷。为中国之伟大创造，早于欧洲活字印刷400多年。元代又创木活字。明弘治时创铜、铅活字，为我国近代铅字印刷术之前导。

影印本：根据原书用照相制版方法印成之书本。有胶印、大石印、珂罗版（即玻璃版）印、铜版印等。稀少、罕见之图书资料，为研究之需，常用原书影印，以广流传。

石印本：以药墨书写于特种药纸上，用石制版印刷之书本。用摄影制版石印之书，则称“大石印本”。

排印本：用活字排印之书本。为区别版本，通常称铅字排印之书为“排印本”，而其它活字排印之书则分别称为“泥活字本”、“铜活字本”、“木活字本”等。

拓本：即摹拓金石彝器碑碣印章之本。用红色拓者称“朱拓”，黑色拓者称“墨拓”，最早拓者称“初拓”。初拓字迹（或图案）清晰，墨色匀净，较为珍贵。

稿本：即作者之原稿。作者亲笔写定者称“手稿本”，经过整理誉清者称“清稿本”。

影写本：用纸覆于原书上影写成之书本。其点画行款，一依原本。一般专指影写宋、元善本，如明末常熟毛晋及古阁据宋本影写，非常精工。

校本：根据不同本子和有关资料核对过之书本。取某书之一本子作底本，搜罗一种或几种不同本子及有关资料相核对，发现其讹误衍脱，即在底本上加以批注。如只传抄他人所校，则称为“过录校本”。

内府本：明、清两代宫廷内部刻印之书本。校勘，刻印，都较精良。清昭梿所撰《啸亭杂录续》有内府刻书目录一卷，可资检览。

藩刻本：明代分封各地之藩王所刻印之书本。因有些藩王、子孙及其门客颇有学问，而且刻印之书所据底本多为御赐宋、元善本，故其版本价值较高。

聚珍本：清代以木活字排印之书。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刻印《四库全书》中善本，因仿宋人活字版式，镌木单字25万余枚。高宗以活字版名称不雅，改称“聚珍版”。凡排印之书，首有高宗题诗十韵，每书首页首行之下有“武英殿聚珍版”六字，世称武英殿聚珍版书。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颁发聚珍版于东南各省，并准所在锓木通行。先后承命开雕者有江宁、浙江、江西、福建等地。这些仿聚珍版刻印之书籍，通称为“外聚珍”，而将武英殿聚珍版称为“内聚珍”，以示区别。后来中华书局创制仿宋体铅字，就名为“聚珍仿宋版”。

闵版：明万历、天启年间，吴兴闵齐伋、凌蒙初采用朱墨与五色套版所印之书。其选择经、史、子、集各类凡士人习用书籍，专辑前人评论批点，使用方正宋体字和优质白纸，作朱墨两色或兼用黛、紫、黄各色套印，后人称为“闵版”。特点为词义显豁，脉络分明，行疏幅广，光彩夺目。近人武进陶湘，编有《明吴兴闵版书目》。

麻沙本：南宋福建省建阳县麻沙镇书坊刻印之书本。因该地盛产榕树，木质松软，易于雕版，故书坊集中，于当时图书流通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书贾射利，校勘粗疏，刷印低劣，故《石林燕语》有“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之说。

蜀本：四川刻印书本之总称。宋代眉山为四川刻书中心。刻书多为大字颜真卿体，故又有“眉山本”、“蜀大字本”之称。

浙本：浙江刻印之书本。又分杭州本、婺州本、衢州本、台州本。宋代浙本大都字体方整、刀法圆润，为宋版之上品。

闽本：亦称“建本”，即福建刻印之书本。又分建宁本、建阳本、麻沙本等。

宋本：宋代刻印之书本。雕版书至宋代而大盛，杭州、建阳、眉山等都为当时刻书中心。公私所刻，有监司、家塾、坊肆等。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多仿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字体；白口居多，至南宋中后期出现细黑口；避讳较严。所印书籍，校勘精审、雕印精美者颇多，往往为后世刻本所依据，为学者所重视。

金本：金代刻印之书本。金代雕版中心在平阳（又称平水，今山西临汾），其地产纸丰富，书坊很多，设有管理出版机构。所刻著名者有《刘知远诸宫调》、《萧闲老人明秀集注》等。此外，山西运城所刻之《藏经》及河北所刻之经书、音韵学书，也颇有名。

元本：元代刻印之书本。元代雕版中心在杭州、建阳、平水等地。公私所刻，无论校勘与雕印，不乏精品，堪与宋本媲美。其风格、字体大都摹仿赵孟頫书法，扁方圆活，常用简体字，黑口、双鱼尾居多，初期行字疏朗，中期以后行格渐密，由左右双栏趋向四周双栏，目录和文内篇名上常刻有鱼尾。

明本：明代刻印之书本。明代雕版之普遍，出版量之庞大，前所未有。版画艺术、铜活字版及彩色套印，为明代雕印技术发展之辉煌成就。但有些刻本校勘不精，删节不当，甚至妄改书名、伪造古书，后人多有批评。明初刻书犹沿元代风格，黑口居多，正德、嘉靖间，出现仿宋风气，白口为多，字体横平竖直，起落顿笔有棱角，字形方正，显得板滞。万历以后，字形由方变长，字画横轻直重；部分家刻及坊刻本出现软体字，较为美观。

高丽本：亦称“朝鲜本”，指朝鲜刻印之中文古籍。我国印刷术很早传入朝鲜，朝鲜刻印之书流入我国也很多。无论刻本或活字本，均为软体大字，皮纸精印，书品宽大，醒人眼目。

东洋本：亦称“日本本”，即日本刻印之书本。我国印刷术首先传入朝鲜，其次为日本。日本所刻古籍，多用美浓纸精印，近似朝鲜本，但在字体与装订等方面，下朝鲜本一等。有些书行间注以平假名或片假名，较容易识别。

越南本：越南刻印之书本。越南之印刷术也从我国传入，故刻印风格及装订形式与我国基本一致。流入我国之书籍，大都在相当于清道光咸丰年间刻印，未见有更早印本。

官刻本：历代各类官方机构刻印之书本。如宋代秘书监、转运司、茶盐司、公使库、郡庠、县斋以及州府县学，元代国子监、各路儒学、府学、兴文蜀，明代经厂、南北两京国子监，清代武英殿等所刻之书，都属于官刻本。

监本：历代国子监刻印之书本。监本始于五代后唐，宰相冯道命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以后国子监都印图书，以经、史为主。明朝南北两京设立国子监，都有刻书，故有南监本、北监本之称。

家刻本：私人刻印之书本。亦称“家塾本”。私家刻书为宋代以来雕版事业之重要组成部分，因不以营利为目的，校勘、刻印俱精，版本价值颇大。其中著名者，如宋陆遹刻《渭南文集》、黄善夫宗仁家塾刻《史记正义》；元平阳府梁宅刻《论语注疏》、古遇陈氏刻《尹文子》；明袁褧嘉趣堂刻《世说新语》；清黄丕烈刻《士礼居丛书》等。

坊刻本：简称坊本，指书铺刻印之书本。因以营利为目的，一般雕印不如官刻本之精，校勘不如家塾本只审。但也因地因人而异，如宋代临安陈氏书棚本，校印精湛，极为人所重；福建麻沙本，讹误较多，人多不贵之。因坊刻本面向大众，许多医书、民间文学赖以流传，故颇受人们喜爱。

三、主要错误

辑佚（缺失）：由于古藉承载物有甲骨、简、金石、帛等形式，在某种情况下都会受到损坏，造成句字缺失，甚至整本整卷残缺不全，虽然后人会整理出“辑佚本”，辑佚本几乎一定会有错漏、误解。辑佚可能是古藉传出错最大的原因。有时不是整段缺失，会少写少抄一字，往往被称为“脱字”。

错字（别字）：古人在誊刻、誊写、排字等过程中由于疏忽、误读、误认、通假字等原因造成错字。有些错字是关键字眼，甚至会造成后人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误解。例如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四中提到：“朱淑真词，自来选家列之南宋，谓是文公侄女，或且以为元人，其误甚矣。淑真与曾布妻魏氏为词友。曾布贵盛，丁元以后，崇宁以前，大观元年卒。淑真为布妻之友，则是北宋人无疑。李易安时代，犹稍后於淑真。即以词格论，淑真清空婉约，纯乎北宋。易安笔情近浓至，意境较沈博，下开南宋风气，非所诣不相若，则时会为之也。池北偶谈谓淑真玑图记，作於绍定三年。绍定当是绍圣之误。绍定、理宗改元，已近南宋末季。浙地隶辇毂久矣。记云：‘家君宦游浙西。’临安亦浙西，讵容有此称耶。”由上文可见，绍定是绍圣之误，一字之差，谬之千里。这也是一个古藉出错的主要原因。

误解：中国文字几千年来词意变化很大，早期古文又十分简练，会造成后人在阅读时产生不同的理解结论，如果流传载体同时有缺失，后人在整理时加入自己的理解，就会产生很大误解。

张冠李戴：同在以上《蕙风词话》同一卷中，指出欧阳修的一首词误入朱淑真集。

以讹传讹：古人读书人少，写书人更少，当一专家泰斗在书中写出错误结论时，很少有人去怀疑其正确性，后人引用此论，导致以讹传讹。

标点错误：古书没有标点，后人在标点过程中会加入自己的理解，不一定是古人的愿意，甚至有可能完全是相反的意思。

标音错误：在校勘过程中，注音也是工作内容之一，校勘者对原文注音的理解不同，也会造成一定错误。

年代错误：对古藉出现、整理或作者生存年代的误认。

以上为几种主要错误，由于本人不是这方面专家，只是对此感兴趣的“票友”，答案不能作为专业使用，仅供参考。谢谢！

故宫、长城、兵马俑、京剧、古籍和端午节，这些看似没有太多关系的事物，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优秀文化遗产，对亚洲乃至世界许多国家影响至深。作为这些优秀文化遗产的承继者，我们常常引以为荣。但在如何保护文化遗产问题上，人们却始终未能达成共识。

②在传承文化遗产过程中，我们总能看到商业化的身影。在现代商业社会，商品化其实就是传统文化遗产的商业化衍生品。将文化遗产与现代商品、服务相互结合，很容易取得消费者的共鸣，能够提升文化和商品的传播性，甚至会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许多国产白酒的名称都取自于历史典故或者遗迹，消费者在享受美酒之时，难免追思历史。对于商人来说，这就足够了。因为商品化不仅有助于拓展文化遗产的内涵、增强文化遗产的传播力，还同时开启了通往财富的大门。很多时候，追求经济利益，已经成为商人不遗余力开拓文化遗产市场的直接动力。

③文化遗产是独占的，文化遗产的商品化必须是有序的，文化遗产商品化并非必然破坏文化遗产，它甚至有助于传播传统文化遗产。但在现实社会中，破坏文化遗产的商品化举动又相当普遍和严重。一方面，商品化有时会破坏文化遗产的真实内涵。为了实现最大利益，商人可能会对文化遗产断章取义或者任加演绎，让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从而打破了传统文化遗产的完整内涵。经过无度演绎，后人很难再享受到原汁原味的文化遗产。从文化遗产本身来说，这种演绎是篡改性的。另一方面，商品化有时会损害文化遗产或者自然遗产的真实面貌。

④其实，文化遗产的商品化还会引发文化遗产衍生品市场中新的利益安排。端午节更像是一种文化，它衍生很多特有的精神内涵，更成为国人的心结。但当端午节与商业结合起来，就给原本平静的文化生活带来新的问题。去年，韩国原来要将端午节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这着实让国人着了很长时间的急。后来有消息说，韩国准备和中国一起办理申报，申报名义也限定为“江陵端午祭”，这又给国人带来某种安慰。文化遗产不仅已转变成为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而且还给商人带来了实际利益。在民间，韩国某公司申请注册了“端午节cn”的网名，今年端午节前，又有消息说某国内企业花钱从韩国公司手中买回了这个网名。类似例子很多，连我们从小阅读的“三国”、“水浒”等古代名著的名字，也被日本人抢注了商标或者网名。祖先留给我们太多的遗产，也给我们留下很多担心。其实，即使韩国公司注册了“端午节cn”，这也构不成违法网站，而且也未必有损于中国传统文化。但这种做法确实让屈原的故乡人受到某种感情伤害，我们宁愿花钱把这个网站名称买回来。从商业来看，我们不得不佩服那个韩国公司的创办者，他注册“端午节cn”的中文网名，或许就是为了在注册后把中文网名卖给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