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你提供几个版本的简介，任你挑选使用：

　　一、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它由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编辑而成。孔子学说的核心思想是“仁”，《论语》中始终如一地贯穿了他的这一思想。

　　孔子（公元前552 或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建者、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论语》的篇章排列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各章各节独立成篇。它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记录了孔子关于哲学、经济、政治、伦理、美学、文学、音乐、道德等方面的言论，是研究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说的主要文献。

　　《论语》是名列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共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论语》作为孔子及门人的言行集，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直到近代新文化运动之前，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

　　“五四”运动以后，《论语》作为封建文化的象征被列为批判否定的对象，尔后虽有新儒学的研究与萌生，但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在中国并未形成新的气候。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不能不使人们重新选择新生的思想文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诞生与发展

　　二、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孔子的祖先本来是宋国的贵族，后因避宫廷祸乱而迁居鲁国。孔子的父亲是一名武士，虽跻身于贵族之列，但地位很低。孔子三岁时，父亲便死去了，他跟着母亲过着贫困的生活。孔于年轻时做过“委吏”（管理仓库）、“乘田”（掌管牛羊畜牧）一类的小官，鲁定公时，孔子曾任中都宰、大司寇（主管司法，与司徒、司马、司空三卿并列），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与闻国政”（《史记·孔子世家》），政治生涯到了顶峰。由于与当时主宰鲁国政权的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政治观点不和，孔子离开鲁国去周游列国，希望在别的国家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先后到了卫、宋、陈、蔡、楚等国，都没有受到重用。晚年回到鲁国一心一意讲学和整理古代文献资料，曾整理删定《诗经》、《尚书》等，并根据鲁国史官所记《春秋》加以删修，使之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孔子讲学，学生多达三千人，其中著名的有七十二人。

　　《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

　　《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

　　三、论语》是孔子与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结集工作是由孔子门人及再传弟子完成的。

　　《论语》名称的来由,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一说法，大体可信。原始记录杂出于众手，最后编定当在战国初期，以曾参门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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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通行的《论语》20篇，内容以伦理、教育为主。《论语》在汉代有《鲁论语》、《齐论语》与《古论语》等不同本子流传，后来统一于郑玄。现存旧注有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宋朱熹《论语集注》及清刘宝楠《论语正义》等，今注本有杨伯峻《论语译注》。

　　四、论语》简介

　　《论语》，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是孔子弟子及后学记述孔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这部书大约最后编定于战国初期。因其成于众手，具体作者已难考定，但它是一部最集中地记载孔子思想的著作。

　　孔子（公元前552 或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建者、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孔子原属殷商一族，先世是宋国的大臣，后迁于鲁。孔子出生时家境已经衰落，但他在早年还是接受了良好的贵族教育，对传统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十分熟悉。孔子天资聪颖，又极为谦虚好学，故而学识日进。到30 岁左右，已经以博学知名于世，开始招收门徒，传授《诗》、《书》、《礼》、《乐》等古代文化典籍。他一方面对以前的文化、思想资料进行系统总结，同时也结合春秋后期动荡不安的社会形势，对一系列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创建了儒家学派。

　　孔子早年曾在鲁国执政季氏手下担任管理仓储、牛羊的小官，都能恪尽职守。因鲁国内乱，一度旅居齐国。后仍回鲁国收徒讲学，门下弟子达三千之众。年过50 以后，一度被鲁国国君委以官职，做到司寇，主管鲁国的司法工作。他希望加强国君权威，削弱卿大夫权力，与当政的季氏等三家大夫产生矛盾，最终被迫弃官离开鲁国。这段做官的时问，大约不超出五年。此后，孔子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奔走各国，先后到过卫、曹、宋、郑、陈、蔡、楚等诸侯国，并曾在卫国、陈国停留了较长时间。然而，他始终没有得到机会参与各国的政治活动，也没有找到贤明的君主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一般只是被供养起来装点门面，还有很多时候备受冷遇和迫害。在这段时间里，孔子坚持不懈地进行治学和教育，与弟子们反复探讨人生、社会的重大问题，留下了不少著名的言论。在公元前484 年，经过大约14 年的流浪生涯之后，孔子终于重返鲁国，将余生的精力贯注于文化、教育事业。他一边继续讲学，一边整理文化典籍，对《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古籍进行删订，编成最后的教材定本。晚年的孔子在鲁国受到较高规格的礼遇，但仍没有得到真正的重用。生活上也迭遭不幸，独子孔鲤和两个重要弟子颜渊、子路都先他而死。公元前479 年，孔子病逝于家中。鲁哀公专门写了悼词，弟子们为孔子举行隆重的葬礼，并守孝三年。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是“仁”。“仁”的最简单表述就是“爱人”，即对人尊重和有同情心。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想达到“仁”的标准，就必须“克己复礼”，通过对自己的克制和约束以提高道德水平，从而符合礼的要求。他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说：自己要在社会上取得自立，在事业上顺畅通过，也要帮助别人做到这样。孔子的学生概括他的为人处世之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中体现出一种关怀互助和平等相待的人文主义精神。总的来说，孔子将“仁”看作道德的最高准则，也是道德的总体，孔子还提到很多其它道德名目：如忠、孝、义、信、廉、俭等等。但在他看来，这些名目属于局部性的东西，能做到某项或几项，值得肯定，但还不能算是达到“仁”。“仁”的概念在《论语》中出现百次以上，它是理解孔子思想的关键所在。

　　孔子把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贯彻到政治领域，提出“仁政”的学说。他希望统治者“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反对对人民过份剥削、压榨，而提出富民、惠民的主张。他又希望统治者“为政以德”，反对一味使用严刑峻法，而要先用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以身作则，通过道德感化搞好政治。春秋后期，礼崩乐坏，社会处于大变革的时代。孔子对当时的社会变动感到不满，希望恢复西周时的礼乐政治。但同时他敢承认：社会政治制度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损益，进行局部的修正或改良。

　　在天道观上，孔子不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又对其持怀疑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相对于天命而言，孔子更加注重人事、强调人的主观努力，把探讨和解决人世问的实际问题放在优先地位。从总体上说，孔子是尊重理性、否定迷信的，这一特点对数千年以来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从政事业相比较，孔子一生在教育领域取得的成就要大得多。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文化知识被贵族垄断。孔子首创私人讲学，面向社会广泛招收学生，通过传授文化知识来培养从政人才，对随后的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

　　据说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精通六艺者72 人。这批人在孔子死后继续游历各诸侯国，推动了各国政治体制由贵族制向官僚制的过渡。同时，他们从不同侧面发挥孔子思想、传播古典文献，为战国时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孔子通过四五十年的教学实践，一方面教出许多优秀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另一方面也总结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经验。在教育对象方面，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指出人的本性是可以教育的。在教学方法方面，他提出“因材施教”，重视启发式教育，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和独立思考能力。对于知识的来源，求知的态度和手段，孔子都作过许多精辟的论述。

　　《论语》一书作为研究孔子思想的第一手材料，其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但它并不是孔子亲手所写，而是在孔子去世以后，由他的学生们根据笔记和记忆加以整理、汇编而成。其中主要记我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了孔子一些学生的言语行事。班固《汉书·艺文志》概括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按照班固的说法，《论语》的“论”是论纂之意，“语”是语言之意，“论语”即指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成书。关于《论语》命名的意义，后来还有些不同说法，今天看来还是班固的话比较贴切。

　　由语录体的编纂特点所决定，《论语》的体例并不严格。一般说一条就是一章，集章成篇。全书共20 篇，约500 章，每篇各章并无严密联系，只是大致以类相从，由首章首句中取两字作为整篇标题。全书共约12 万字，平均每章字数在24 字左右，最短的章节不到10 字，最长的也不过300 多字。

　　通观全书，其论述方式并不完整、系统，感想随事而发，显得比较零星、散乱。然而另一方面，《论语》也显示出了语录体著作的独特魁力，语言含蓄隽永，故事简洁生动，往往能体现出一些长篇论述所难以表达的思想深度，折射出一些长篇论述所难以反映的人物个性和环境情趣。同时，《论语》灵活的编纂形式事实上使该书的表现内容大为增加，多方位、多视角地体现出了孔子的思想、性格、才能、趣味、生活环境和时代背景，有利于读者全面、准确地了解孔子及其思想。无论从思想价值还是从艺术魅力来评价，《论语》都是一部不可不读的作品。

　　关于《论语》的编著年代，史料中没有明文记载，我们只能通过研究原文加以推断。今本《论语》篇幅不多，却有不少章节互相重复，有些字句完全相同，有些增减一两字，有些详略有差而意思一致。对此只能作出一个结论：孔子的言论在当时各弟子皆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故有重复出现。

　　也就是说：《论语》并不是由某一个人编著的。再进一步分析，还可以看出；《论语》中有些篇章是孔子弟子所写，有些篇章则出于他再传弟子之手，其中包括曾参、子张、子夏、闵子骞的学生。自唐朝柳宗元以来，很多人都认为将《论语》最后加工成书的是曾参的学生，其说大体可从。因为曾参是孔子最年轻的学生，而《论语》中时间最晚的材料，就是曾参临死时对鲁国大夫孟敬子说的一段话。另外《论语》中提到曾参皆尊为“子”，有关曾参的记事也比孔子其它弟子为多。从曾参和孟敬子的生活年代来推断，《论语》的最后成书时间大约是在战国初期、公元前400 年左右。

　　《论语》流传到汉朝，有三种不同版本。《鲁论语》是鲁人所传，共20篇，我们今天所见《论语》的篇目即由此而定。《齐论语》为齐人所传，共22 篇，比《鲁论语》多出《问王》、《知道》两篇。《古论语》是汉武帝末年在曲阜孔子故居墙壁中发现的，21 篇，篇目基本与《鲁论语》相同，只将《鲁论语》最后一篇《尧曰》中“子张问”以下一段单独分篇。这三种本子除篇数不同外，在章次、文字、解说上都有出入。西汉后期大臣张禹先学《鲁论语》、又学《齐论语》，对两个版本择善而从，篇目以《鲁论语》为主，编成一个修订本。张禹曾为汉成帝担任师傅，后封安昌侯，官位尊显，所以他的修订本很快流行于世，时称“张侯论”。到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又在“张侯论”基础上，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为《论语》作注，从而保存了汉代《论语》版本异同的一些资料。郑玄注今已散佚，甘肃敦煌和新疆均曾出土唐代手抄的残本。三国时人何晏汇集汉魏各家注解，作《论语集解》，是现在所见最早的完整注本。

　　汉代以下，学者对论语进行注解、研究的著作不断增多。据今人杨伯峻估计，古往今来有关论语的研究著作，可能多达三千种。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除何晏《集解》外，还有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汇集了魏晋时期儒者的新解说。此书在唐以后亡佚，清代乾隆年间才由日本重新传回并行世。北宋邢昺在何晏《集解》基础上作《疏》，为清代编纂《十三经注疏》时所采用。南宋朱熹作《论语集注》，其治学方法与汉唐诸儒不同，轻名物训诂而重义理分析，为宋儒治《论语》的集大成著作，影响元、明数百年。清代考据学兴起，刘宝楠《论语正义》集中反映了清人对《论语》的校勘研究成果，学术价值较高，为本世纪30 年代上海世界书局编印《诸子集成》所收。近人程树德《论语集解》、杨树达《论语疏证》，继续用考证方法研究《论语》，材料搜讨甚勤，皆有重要参考价值。钱穆《论语新解》、杨伯峻《论语译注》则较早对《论语》的通俗化进行尝试，注释简明扼要，附有白话文翻译和内容评述，做到了雅俗共赏，这可为一般读者阅读《论语》提供参考。

　　五、《论语》是人类文化遗产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在人类过去的2500多年中，世界人们读得最多最熟的书恐怕就是《论语》了。现在，人类终于迈进了一个新世纪的门槛。但如何去面对20世纪的强盗给我们留下的千疮百孔？ 早在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论和语，论就是议论，语就是告知，使人有所觉悟。 《论语》辑录了孔子的主要观点如政治观点、教育观点、经济思想等等。还辑录了孔子对一些人和事的评价。

　　《论语》总共二十篇，四百九十三章。大多是孔子回答弟子们的提问后所作的记录，有一部分没有问，就是记下孔子的言论，有一部分是回答诸侯国君、卿大夫和各方人士的问题，还有一部分是孔子的弟子们回答别人的言论。

　　宋代的宰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

孔子的政治思想

孔子是中国政治思想史最伟大的人物，从孔子开始，中国政治思想进入了体系完备的时代。孔子对于中国政治思想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整理，继承和丰富了以往的历史遗产，创立了以仁礼为核心的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他与弟子的言论集《论语》一书中，另外、孔子编定的"六经"也反映了孔子的基本政治思想。孔子建立了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包括哲学、伦理、政治、教育、经济、历史、文学、美学等多方面的内容。他是通过"述"与"作"两方面的工作形成的，"述"是他把周以前的古籍文献作了系统的整理，编写删定出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作"是孔子自己的著述，主要是《论语》。

孔子的政治思想主体是仁礼学说，仁与礼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范畴

1、关于仁

仁的概念，孔子以前就有，春秋前期人们把尊亲敬长、爱及民众，忠于君主和仪文美德都称为仁。孔子继承了前人的观念，并且把它发展成为系统的仁说。

什么是仁？孔子在《论语》提到仁有一百余处，涵义甚广，但其基本涵义有二：一是爱人。他的弟子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问答说："爱人"。《说文》有个解释："仁，亲也，从二人"，甚合孔子思想。仁，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要友善相亲，相互帮助。爱有差等。按孟子的说法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是先爱自己的亲，然后普及到民，再推广到物；是先已后人，先内后外，既有次第又有厚薄。这是一种从人"自然本性"出发的"仁爱差别"。

2、关于礼

仁的第二个涵义是克己复礼。在答复弟子颜渊时，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克己"是自觉地约束自己。"复礼"是一切言行要纳于礼。这里强调的是人的道德自觉，人们通过克制自己，达到自觉守礼的境界，达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动都合于礼，这也就是仁的境界。

"礼"也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周公就制定周礼。不过，孔子则是从多方面进行论述的第一人。什么是礼？礼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属于根本政治制度方面的规定。《左传》隐公十一年载："礼，务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这是说，礼是治理和安定国家，巩固国家的制度和维护社会所需要的秩序。孔子又说礼是"王之大经也"（《左传》昭公十五年），是进行统治的根本法规，治国之纲。因此，"坏国丧家亡人必失去其礼"（<礼记·礼运））。丢掉了礼，就要失去一切。可见孔子这里说的"礼"实际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二是礼仪上的规定，就是有关朝廷的祭祀、出征、朝聘，以至婚丧嫁娶，侍人接物到生活细节，按不同等级、身分，都有不同的礼仪规定，这叫"仪"。这里的"仪"实际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的具体形式。

孔子认为：礼和仪又是统一的，礼是根本的，仪是从属的，仪是礼的"节文"或形式，或者说仪是用行动规范和礼节的形式来巩固和体现社会的秩序和制度。因此，礼的实现既靠强制的力量，又靠习俗力量，是内外结合，所以礼又和乐相连。孔子，"克已复礼"实际上是主张建立如周朝一样的"礼仪社会"，即"秩序和制度社会"。

孔子主张礼仁结合，纳仁于礼，用仁来充实礼。这是孔子的创新。"关于礼仁关系，他认为，仁是礼的内在精神，礼是仁的表现形式。仁是礼的最高境界，礼是实现仁的途径。就仁和礼的本质来说，仁，归根到底，反映的是根源于血缘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关系；礼，主要是规范社会的政治秩序和制度。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注重仁和礼的结合，实质上是注重了人道与政治的结合，从而对周礼作了重大的修改。仁与礼并不矛盾，因为仁是内容，礼是形式，二者的结合，才是一种制度的完善。

3、关于德治主张

同孔子的仁说和礼说相联系，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实行德治的具体办法：

1）重教化，轻刑罚。孔子认为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必须在满足百姓生活富裕的基础上，加强教化。在礼刑问题上，孔子主张礼教是根本的，不得已而用刑，必须慎用。认为宽猛相济，政事才会谐和。宽猛结合，就是文武两手并用，德治与刑治都要。

2）反对过度榨取，主张"使民也义"。义者，宜也，就是役使老百姓不要过分，要适宜。

孔子看到了当时两极分化、贫富悬殊过大的现实，认为这是造成社会不安、国家颠覆的基本因素，因而提出来平均主义的经济主张。他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季氏》）

3）为政需正己。孔子认为要治国正人，必先正已，正己才能正人。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所以孔子主张统治者一定要是德高望重、身体力行的"君子"，这样，为政者起表率作用，就会上行下效，自然就会政通民和国家得治。孔子对为政者提出一定的道德水平要求。

4）举贤才。与孔子的德治思想相联系，他认为国君要治平天下，就必须举贤任能，发现和提拔优秀人才，参与国事。关于贤才的标准，孔子认为应该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就是要有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要依据仁的精神和拥有高尚的品德，还要能善于悯熟地运用业务知识和技能。简言之，贤才就是要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和治国才能。这是一个德才兼备标准。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资料来源：摘自张永东《先秦儒家政治思想新评》

孔子的政治思想主张有“四治”，即“仁治”、“德治”、“礼治”、“人治”思想。

一、仁治：

“仁治”是孔子“四治”思想的核心。在《论语》一书中讲到“仁”有104处，君子107处。人与仁的概念，使用频率是相当高的。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意思是说所谓仁，就是人，亲爱亲人是最大的仁。

二、德治：

就是主张用“德治爱民”的思想治理国家。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思是奉行德政者，人民就像群星环绕北极星那样，心悦诚服的接受统治。

孔子的“德治”思想：

一是要求统治者必须减轻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削减苛捐杂税，使人民得到宽和惠。

二是注重犯罪的经济原因，认为盗窃的发生在于统治者的贪得无厌，百姓得不到好处而为，主张富民、裕民，先富后教，反对“不教而杀”。

三、礼治：

就是主张用“礼”的方式治理国家。孔子认为立身治国非有礼不可，在《论语》一书中有74处记载论礼。孔子说“为国以礼，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意思是礼是治理国家的法则，就像秤、绳墨、规矩一样的重要；不以“礼”治国就如没有耜（古代的农具，用于锄地）而要耕地一样。

四、人治：

在治国的问题上，孔子很重视统治者个人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提出为政在人。

孔子认为，在“礼治”下，各级贵族都有相对独立的统治权，个人的作用比较突出；而要实行“德治”，又必须以有德者能居高位为前提，否则便不能发挥道德感化的效果。因此，孔子特别强调统治者以身作则的重要性。

孔子认为，统治者能否以身作则关系到国家的兴衰问题，因而他不惜修正周礼的“亲亲”原则，主张让非贵族出身的贤才也能参与国政。后人把这种主张叫做“人治”或“贤人政治”。

扩展资料：

孔子提倡的“仁治”、“德治”、“礼治”、“人治”思想，在历经古代、近代血脉承继和修改完善后，已对中国的政治、伦理道德、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时隔2500年后的当代，仍保留着其它文化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

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一个复杂而又完整的体系。他的仁政德治和礼治思想被多位学者继承和发扬，进而形成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庞大系统。

孔子的政治思想经过后世继承和发扬，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政治观念，并对东亚、东南亚、欧洲产生了影响。

孔子的政治思想不仅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是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今天，他的政治思想对当代的政治思想的提出和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认真研究孔子的政治思想的现代意义，实现其思想的当代价值的转换，是现代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 

中国***新闻网-孔子“四治”思想的借鉴意义

一、《史记》是中国的史诗

李长之

常有人说中国没有史诗，这仿佛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大憾事似的，但我认为这件大憾事已经由一个人给弥补起来了，这就是两千年前的司马迁。

不错，他把给绅先生所不道的事经过了选择，然而在《五帝本纪》中终于记载了上古的传说(像黄帝、尧、舜的故事)，在《封禅书》中也多少绘出了古代的神话，即在其他文字中也保存了一大部分春秋、战国、秦、汉间的传奇。保存古代史诗材料的，就是他。

诚然以形式论，他没有采取荷马式的叙事诗，但以精神论，他实在发挥了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

试想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首先是全体性，这就是其中有一种包罗万有的欲求。照我们看，司马迁的《史记》是做到了的。他所写的社会是全社会，他所写的人类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整体，他所写的世界乃是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

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之第二点是客观性，这就是在史诗中作者要处于次要的隐藏的地位，描写任何人物，无论邪恶或善良，描写任何事件，无论紧张或激动，而作者总要冷冷的，不动声色，在这点上，司马迁也做到了。他可以写典型的小人赵高，但也可以写仁厚的公子信陵;他可以写楚汉的大战，但也可以写魏其、武安的结怨;他可以写许多方士之虚玄弄鬼，但也可以写灌夫之使酒骂座;他可以写坚忍狠毒的伍子香，但也可以写温良尔稚的孔子;他可以写将军，可以写政客，可以写文人，可以写官僚，又可以写民间的流氓大侠;这些人物也有为他所痛恨的，也有为他所向往的，但他写时却都是一样不苟，他只知道应该忠实于他的艺术而已。有些场面，在读者或者已经忍不住恐怖或悲伤了，但他冷冷地，必须把故事写下去。他很巧妙地把他的主观意见和客观描写分开，对于前者，他已经尽量的划出，写在本文之外，而归入赞或者序里。

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之第三氛是发展性，那就是一个人物的性格发展，或者一件事情的逐渐形成。他又做到了。他写的李斯，是如何一步步下水，如何为了官禄地位，而和赵高合作，又如何终于为赵高所卖，那是写性格发展之最佳的例证。他写的魏其、武安之逐渐生怨，而灌夫之使酒骂座之逐渐爆发，这又是写事态的发展之最好的标本。他善于写一事之复杂的因素，以及这复杂的因素之如何产生一种后果。

最后一点，我们不能不说，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在造型性。这更是司马迁所拿手，他天生有种对事物要加以具体把握的要求。诸侯之没落，他是说他们或乘牛车;国家的富庶，他是说仓里的米已经腐烂，而穿钱的绳子是已经坏掉了。他写女人就是女人，骊姬、郑袖都纯然是女子的声口;他写英雄就是英雄，项羽是典型的青年男性。他写的冯唐，绝对是一个老人;他写的公孙弘，绝时是一个精于宦途的官僚。他写的李广，定是一个在性格上有着失败的悲剧的人物;他写的周勃，便又一定是一个粗卤无谋的勇夫。

同时难得的，他之写成他的史诗并不是专在谨细上用功夫，却在于他之善于造成一种情调，一种氛围。他同样写战场，韩信作战是军事学识的运用，项羽作战是凭才气，而卫将军、霍去病和匈奴作战那就是凭运气了，这三个不同的战场，司马迁便都能分别地写成不同的氛围。他同样写失意，写项羽之败是由于太刚必折，写李广之败是一个才气不能发展的人之抑郁，写信陵之败却是一个没受挫折的人之逢到不可抵杭的打击;而屈原之败，则仿佛哀怨无穷;孔子之败，却又似乎始终屹然而立了。这些浓淡不同的阴影，便都系诸司马迁所造成的情调。

文学家之造成情调，是要归功于他之控驭文字的能力的，那就又不能不让人想到司马迁之运用语汇的从容，以及遣词造句之创造的气魄了。

就抒情方面说，司马迁也许是一个最主观的诗人，但就造型艺术说，司马迁却能尽量地维持他对于艺术的忠实，于是中国便有了无比的史诗性的纪程碑——《史记》——了。

(选自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选人时本文有删节)

二、试论史传对古代小说之影响

邱瑞琳

长期以来，一般论者都认为中国古代小说起源于上古的神话，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至于现在一班研究文学史者，却多认小说起源于神话。”（《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实际上，神话是一切意识形态的始祖，不仅是小说，就是所有的文学艺术，所有的意识形态如宗教、道德等等，都发端于神话。鲁迅先生说：“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中国小说史略》），也正说明了这个道理。再则，我国古代神话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神话和历史这两条线往往纠缠在一起，神话历史化，历史神话化，神话被历史意识所掩埋。因此，我们说小说起源于神话，并不能说明小说与神话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

我国上古时代产生的大量神话，但都散见于《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先秦和汉初的古籍中，始终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神话故事体系。我们从各种典籍中将那些神话残片收集起来加以复原，复原的只是神话的内容，而对神话的文体形式却无从考知。这与希腊神话直接演变出相当成熟的叙事文学不同，中国神话主要向历史学方向演变，与小说之间缺少一个文学的中介，没能产生像欧洲那样的史诗和传奇，但在中国却有叙事水平很高的史传为后世小说所仿效。中国古代小说在唐之前处于萌芽状态之时，便是作为一种补正史之不足的手段，在以后的发展中，小说受“史贵于文”观念的影响，也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史传看齐。可以这样说，是史传孕育并催化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产生。

我国先秦两汉产生的史传著作，主要有《国语》、《战国策》、《春秋》、《左传》、《史记》和《汉书》等，它们上承神话，下启小说，是我国叙事文学的艺术宝库。其中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更是中国叙事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从神话到史传再到小说，是中国叙事文学的一条独特的发展路线。史传积累了丰富的叙事经验，孕育了小说的产生，尤其是在唐代小说作为叙事文学自成一体后，在它漫长的成长途程中仍然师从史传，从史传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必然要顾及其与史传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史传对古代小说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史传本身存在着极其丰富的小说因素，本文着重从结构方式、叙事方式和修辞传统三个方面来论析史传对中国古代小说所产生的内在而深刻的影响。

(一)

我国古代小说大多采用史传的叙事结构方式。史传结构方式有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类型。《春秋》、《左传》是编年体，按时间顺序记叙历史大事，优点是对历史宏观变化可以作连贯的记叙，但对于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或事件却不能作连贯的完整的记叙。而《史记》所确立的纪传体，则对于历史人物的生平以及以人物为中心的事件可以作连贯而又完整的记叙，可以对某些重大的历史场面进行从容不迫的绘声绘色的描写，因而能够局部地再 现历史场景。纪传体对于后世小说的影响尤为深刻。

唐代传奇小说和清代的《聊斋志异》等文言短篇小说在结构方式上，就明显地受到了纪传体的影响。《史记》中的作品，大 多是以人物的名字作题目，故事亦围绕该人物的生平事迹展开，前文叙述故事，后面再直接发表一段议论。对比一下唐代传奇小说的传类作品，几乎也都是这个路数，开篇即介绍主人公姓名、籍贯、家世、时代等，篇末则交代主人公的结局，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有开端，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局，主要人物都有交代。如《霍小玉传》、《柳毅传》、《谢小娥传》、《任氏传》、《李娃传》等，都是围绕着题名人物的生平经历展开，历叙其一生的起落、命运归宿，甚至包括后嗣情况，宛如纪传体。这是《史记》中《刺客列传》、《田单列传》等那种比较典型的小说结构的发展。陈磊在《略谈〈史记〉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一文中认为：“在志怪小说的代表作《搜神记》的《紫玉》、《三王墓》、《李雪》、《干将莫邪》已显‘纪传体’的端倪，到了唐代传奇，纪传体特征就非常明显了，虽然每篇的格式不尽完全一样，但大体如此，几乎成了传奇的固定格套：开始简单地交代人物的姓氏、家庭状况，次叙故事本末，而故事也只是这个人物一生中有代表性的活动内容，结尾是交代人物的结局或者评赞。有的反复强调材料的来源，以示其真实可靠。这同《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的写法，在形式上雷同。……从传奇、笔记小说的体制上看，与纪传体是一脉相承的，历经几个朝代都不衰竭，到了清代还出现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形成了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又一高峰，显示了它的生命力。这些事实说明，《史记》中的传记，在体制上它为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出现作了充分准备，奠定了基础。直言之，中国古典文言短篇小说的形式是发端于纪传体的《史记》。”（转引自《史传文学与古典小说关系研究综述》，《文史知识》1993年第5期）史传的编年体和纪传体结构方式，也为明清长篇小说结构类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总体结构上采用编年体的小说如《三国演义》、《金瓶梅》和《红楼梦》等，这些小说严格按时间顺序结构。《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小说且不论，即以写世情人情的《金瓶梅》和《红楼梦》而论，他们的情节可以排列出一张大事年表，现今已有“金瓶梅系年”、“红楼梦年表”之类的研究专著发表。但是小说并不完全搬用编年体，他们在总体编年的框架中，又吸收了纪传体结构的优点，局部采用列传的写法。例如《三国演义》写关羽“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作者为了使情节一气贯通，叙事的焦点始终汇聚在关羽身上，在关羽过五关同时发生的其他事情都按下不表，等到关羽过了五关，故事告一段落后再来倒叙那同时发生的其他事情。在这局部章回中，作者采用了纪传体结构方式。在总体结构上采用纪传体的小说《水浒传》和《儒林外史》等等。《水浒传》的前七十回基本上是纪传体结构，作者似乎是分别给人物写传，其排列顺序是：鲁智深——林冲——杨志——晁盖——宋江——武松——等等，梁山聚义、三打祝家庄以后按编年体，但局部仍采用纪传体结构。《水浒传》这部小说，尤其是前大部分，理不出一张大事年表来。《儒林外史》可以看作是一部儒林列传，列传顺序是：周进——范进——严监生严贡生——蘧公孙——匡超人——杜少卿等等，其结构比《水浒传》更松散，以上各个人物之间或者根本没有关系，或者只有极其薄弱的联系，我们也无法给《儒林外史》编年。

古代小说结构方式继承史传而又有发展创造这一方面，明清小说评论家们早有认识。清毛宗岗在评论《三国演义》时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出、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总成一篇。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后人合《左传》、《国语》而为《列国志》，因国事多烦，其段落处，到底不能贯串。今《三国演义》，自首至尾读之无一处可断其出，又在《列国志》之上。”（《读三国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