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正的利他主义

一个关于亚伯拉·林肯（Abraham Lincoln）的故事。一天，当乘坐一辆马车时，林肯和以为旅伴辩论我们正在考虑的问题：助人真的是利他的么？林肯认为助人总是源于利己，然而另一个人的观点是，真正的利他主义是存在的。忽然，两人被一阵试图从一条小河中救出小猪的母猪的叫声打断。林肯让马车停下，跳出车外，跑向小河，把小猪们就到岸边的安全地带。当他回来，他的同伴说：“那么现在，亚伯，你能解释自私在这段小插曲中起了什么作用么？”“天啊！这正是自私的本质。如果我把那只痛苦的老母猪留在哪里不管，我的心思整天都不会安宁。我做这些是为了自己能够心安理得，你不明白吗？”

一些帮助行为明显是利己的（为了获得回报或避免惩罚），一些是隐蔽利己的（为了获得内在回报或减轻痛苦，林肯的故事就属此列），那是否存在纯粹为了他人福利的利他主义呢？

在越南战争中，63名战士因在战火中用身体掩护战友获得荣誉勋章。他们大多在严密组织的格斗队里，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退缩的耻辱或自我牺牲的最终回报。然而，还是有某些东西驱使他们做出了那样的舍身为人的举动。

二、我们为什么会有帮助行为

1、获得回报，避免惩罚

社会交换：

从长远来看，帮助行为会使施与者与接受者同样受益。有种解释假设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受“社会经济学”指引，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们相互之间不仅交换物质性的商品和金钱，而且还交换社会性的商品——爱、服务、信息、地位等。

内部回报：

帮助行为的收益包括自我的内部回报。

当成年人处于内疚、悲伤或其他消极情景时，帮助行为有利于抵消不良的感受。

但有例外，有一种消极情绪是愤怒，不可能产生同情和帮助的。另一个例外就是极度的悲痛，沉浸在死亡或分离的痛苦的人，常会经历一段强烈的自我关注时期，而这种心境抑制了别人的付出。

快乐的人更愿意帮助别人。

社会规范：

互惠规范：对于那些帮助我的人必须予以回报促使人产生帮助行为。

社会责任规范：人应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不要考虑以后的交换。利于产生帮助行为。但如果我们把别人的需要归因为他们个人的选择而不是不可控的因素时，公平的观念并不要求我们去帮助别人。

2、进化心理学

然而，基因的自私性却预示我们将以两种独特的、无私的，甚至是自我牺牲的帮助行为来行事：那就是亲缘保护和互惠。

基因的利己主义促使了父母的利他主义，进化支持父母为孩子做出自我牺牲。

一个有机体帮助其他个体，是因为它期待得到回报性的帮助。

三、我们何时会帮助

1、旁观者数量

注意：

脑子里想着其他事情未注意外界事物的人是不大会注意到一个路边受伤的女孩的。

解释：

若你呆在一个满是浓烟的屋子里，即使担忧，你也不会愿意表现得很紧张从而使自己丢脸。你通常会看其他人的反应，他们看起来很平静，你就会认为一切正常继续工作。另一个人也发现了浓烟，但看到你很平静，就同样不做声了。上述错误被称为透明错觉。指高估他人了解我们内心状态能力的倾向。

同样有趣的是，群体的被动性还影响了其成员对事件的解释。是什么导致了烟雾呢？“蒸汽管的问题“”空调设备泄露“但没人说”着火了”。

所以生活中经常遇到两难局面给我们是否提供帮助带来困惑——窗外的尖叫是否只是开玩笑，还是真的有人遇袭呼救？有人睡在街上，是因其吸毒过量还是真的有疾病？

确定责任：

当紧急情境非常清晰的时候，处于群体的人比独处的人愿意帮助的可能性至少一点点；但是当情境模糊时，处于群体的人提供帮助的可能性就远远小于独处的人。

在各大城市，因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太多而产生的“同情疲劳”和“感观超载”，也能限制人们提供帮助。

2、当别人也在帮助时

亲社会的榜样能带动利他行为。

3、时间压力

匆匆忙忙中，人们没要留意周围的事情，没有空暇注意到有需要帮助的人。

参考文献：戴维•迈尔斯  《社会心理学》

在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中，利己主义自杀和利他主义自杀是两种不同的自杀类型。

利己主义自杀是指个体在无法从所属群体获得支持的情况下，过度强调个人的自我，并以此为理由拒绝承认其他不符合其个人利益的行为规则。这种自我中心的表现导致个体与社会关系的脱离，并且社会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制止。

与此相反，利他主义自杀是个体将自我融入到群体中，或者个体的行为集中点在他自身之外，也就是他人在先，个人在后。这种自杀有时表现为一种义务性的行为，涂尔干称之为义务性利他主义式的自杀。例如，某些文化中的老者或病弱者的自杀，或者在家庭成员去世时家庭主妇的自杀，这些都可以被视为利他主义自杀。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建议查阅涂尔干的相关著作或咨询专业人士以获得更准确的信息。

其实人生来就是自私的，即使也在利他，终归还是利已，有一句话叫做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每个人实际上都按照自己的利益行动，我们的心理就是如此，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按照这样的方式行动；而利他主义也是人们是天然地为了彼此的利益而行动。

在通俗的语言中，利己主义的立场常被称为“自私”，虽然这两者的意义并不对等。而利他主义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无私”，然而利他主义并不意味着自我牺牲。利他主义是为他人的利益而行动，但并不违反自己的利益，而利己主义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动，也并不违反他人的利益。因此，根据一个人的自我利益而行动并不是自私，利他主义也并非无私。而将人简单地划分为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也并不合理，事实上大多数人有时是利己主义，有时是利他主义。

谈蔡元培以人为本伦理思想述略

　 论文关键词:蔡元塔 以人为本

　 论文摘要: 蔡元培是我国著名的革命家、家、思想家。他借鉴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理论精髓，结合中国的思想创造出自己的人本理论。他认为人道主义有广义、狭义之分，并引进了进化论的思想，认为自由、平等、博爱是人的本性所具有的，但又是不断运动进化的，这种进化是道德的进化，而道德则是价值论的实现者;推动道德由小己一一，人道主义不断进化的内在力量是人们追求道德价值永存的意识和意志。

　蔡元培(1868-1940)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思想家，他一生学著作很多，伦理思想极为丰富，其特点是‘兼容而并包”。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从客观上讲，是由于他处于国弱民穷、内忧外患的艰难时期，为了救国图强，从英法到德美哲学，从康德、叔本华到杜威和罗素，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进化论到空想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加以吸收。从主观上说，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庸之道既是他的哲学方法论，也是他的治学方法。这种治学方法，长处是能集众家之长，补充、丰富和提高自己;短处则是博而杂乱，甚至自相矛盾。然而，仔细考察，笔者以为贯穿于其伦理思想始终的红线是人本思想。

　 一、借鉴资产阶级人本精髓，结合儒家思想创出自己的人本理论

　蔡元培特别推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人道主义。他在其《传略》中宣称:“孑民所谓公民道德，以法国革命时代所揭著之自由、平等、友爱为纲。”蔡元培对法国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并不是国回吞枣，而是按照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需要，经过消化改造，成为他自己的思想。

　第一，在人道主义的涵义上，其独特见解为，人道主义有广狭两义:狭义就是专指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位，追求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特别是追求人类全体幸福的思想;广义则是以“‘凡识论’为标准”，即所谓宇宙万物以至人类都是“有识者”，都有“盲警的意志”。人道主义不仅关乎人类自身，而且还关乎宇宙万物。因此，他主张世界主义，反对狭隘主义;提倡蔬食主义，爱及禽兽。

　第二，蔡元培注人了中国的传统思想。他认为:“所谓自由，非放悠自便之谓，乃谓正路既定，矢志弗渝，不为外界势力所征服。”自由就类似儒家的“义”。所谓平等，他认为“非均齐不相系属之谓，乃谓如分而与，易地皆然，不以片面方便害大公。”平等就相当于儒家的“恕”。而博爱，就是要“爱大’，相似于儒家的“仁”。这样一来，蔡元培把先秦儒学中“仁”、“义”、“恕”等观念所包含的人道因素引人到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中，使之适应中国资产阶级的要求，并找到了它的根源和中国土壤，符合中华民族的社会特点，更易于和接受。

　第三，蔡元培把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贯穿于其伦理思想的始终，他把“自由、平等、博爱”作为他的首要纲领，统领各种人道主义的原则和规范，他根据人道主义精神，提出群体主义道德原则。这一原则包含三个层次:自他两利原则、利他主义原则和绝对利他原则。在国际关系上，他主张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提倡世界主义;在两性领域，他主张男女平等，友爱互助，婚姻自主，离婚自由;在道德教育匕，他主张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中心内容，造就全面人格的资产阶级新人;在道德修养上，他主张科学修养，克己博爱，达到人道主义的理想境界。

　第四，蔡元培不仅把人道主义在抽象的人性论的基础上，而且还在人道主义中引进了进化论的思想。蔡元培同法国启蒙学者一样，认为自由平等博爱是人的本性所具有的，如他说:“人类本平等”，“抱不平之心，则人所皆有”，“人苟有亲仁之心”，“人生而有爱已爱他之心象”等等。同时，他认为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本兼有竞存与互助，互助是人类本性，是人道主义的自然基础。蔡元培把他的人道主义和进化论的互助主义融为一体，从而使他的人本理论独具特色，可称之为进化论的人本理论或互助论的人本理论。

　 二、从人本理论到道德进化论的升华

　从进化论的人道主义出发，蔡元培看到，道德发于人的天性，但是它又是运动进化的。道德的进化，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描述为:小己一社会，人道主义。

　蔡元培认为，小己是道德进化的最低阶段，从道德上对小己阶段进行价值判断应当具体分析。

　(1)首先，他认为以自我之小己为最高价值的利己主义不能成为道德的最高目的和最终归宿，它违背人道主义精神。其次，他认为以他人之小己为最高价值的利他主义也不能成为道德的最高目的和最终归宿。因为第一，他人之小己的相加，其价值仍然等于他人之小己;第二，这种利他主义的前提和归宿，都是自我之小己。因此，这种利他主义实质上“不过利己论之扩充者耳。”

　(2)他提出另有一种纯粹利他主义，其根源不在于以自我为目的而利他，而是出自人类天性，即人类天生具有的利他本性。对于这种利他主义，应当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评价。在主观上，应以人性为标准，凡是符合人性，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则有道德价值。在客观上，以社会贡献为标准，贡献愈大价值愈高。

　(3)他认为，小己阶段的价值也应当从主客观两方面来评价。在主观上，无论是自存、自利还是自成，都是从自我出发，追求个体幸福，因而“无所谓价值”。在客观上，“则对于最大之鹊的，而自有一种相当之价值。”自存、自利的价值，因局限于个体幸福，“皆不免随而消亡。”惟有自成，因利他，助进化，合人道，所以具有道德价值。“惟自成主义，则与人道主义之鹊的，相为关系焉。”这种道德评价的标准尽管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但在基本精神上仍不失其进步意义。

　道德向前进化，由小己到。社会的道德价值，可分为公众幸福为目的，又能集中公众意志推动公众进化。社会的范围愈大，个体为社会进步和公众幸福作出的贡献就越大，道德价值也就愈高。尽管在社会阶段上，人们的道德价值要远胜于小己阶段，但是以社会为道德最高目的仍有局限。因为在社会范围内，道德价值不仅在空间上受到一国利害之限制，而且在时间上也受到国家谋划久远的制约，因此“社会之生命，在吾人意识中，仍不能不有制限也。”

　既然社会也不为人们道德之最高目的，那么就必然向前进化，从而进人人道主义阶段。人道主义，不仅追求人类全体幸福，还要涉及宇宙万物。人道主义在空间上包揽一切，无边无际;在时间上无限久远，永无终极。因而，一切以人道主义为最高鹊的道德行为都具有永垂不朽之道德价值。“如是，则一切小已，虽推之无涯之远，无穷之久，而无不包括于此主义之中。吾人道德之行为，以是为鹊的，则庶乎所致力者，永远无消歇之顾虑矣。”然而，人道主义的大鹊的，在实际上是永远也达不到的。因为第一，人道主义在时空上是无限的。第二，人道主义作为全世界共同之关系，必须合全世界而共同经营才能达到，但是，“人类所具之道德心，与其所处之地位，常不能一致。”第三，从历史上看，真正以人道主义为鹊的“而直接尽其达此鹊的之义务者，常旷世而一遇。”因而，人道主义之大鹊的，只是一种心目中的理想和信念。它只能逐渐接近而不能达到。这样一来，人道主义之大鹊的，是无法以理性和意志来把握的，而“止能以清感迎合之”。在蔡元培那里，理性的形式是，意志之形式是学，情感的形式是。因此，人道主义这种最高道德价值的实现，只能通过美感来完成。因为“人道主义之最大阻力，为专己胜。美感之超脱而普遍，则专己胜之良也。”在蔡元培看来，任何伦理道德都关乎功利，唯有美感，一是超脱功利，全无利益之关系;二是人心所同;三是无鹊的之可指，而自有其赴的之作用;四是人哇所固有，而无待乎外砾。所以，人们要达到人道主义的道德境界，美感教育是唯一途径。

　人道主义既然不能以知识概念来把握，只能凭借信仰和情感才能达到，这样，人道主义最后变成了神秘莫测的彼岸物，这无疑是深受康德等人影响的结果。蔡元培也和康德一样，把世界划分为现象和实体两部执然而，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是一个世界的两个方面，互为表里，其本质都是意志。实体世界有一个最高的盲警意志，主宰一切;现象世界有无法计量的、大小不一的、各有自己特性的意志。但是，“现象世界各各之意志，则以固向本体为最后之大鹊的。”实体世界是人类追求、信仰的最高理想境界，州门的精神只有最终超脱现实的一切，才能实现这种“人道主义”的鹊的。然而，他那个实体世界，由于客观上并不真实存在，因而他关于实体世界的描述也就不可避免地含有浓厚的神秘色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人道主义成为一种宗教物。当然，他的人道主义的宗教蒙昧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他主张“现世幸福，为不幸福之人类到达于实体世界之~种作用。”

　无疑，蔡元培的人道主义中的这种矛盾，是基于其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哲学，如同他把世界的本质看作是意志一样，在伦理道德上，也把道德价值看作是主观意志的产物。“何谓价值不外乎意识中悬一种之鹊的，而欲有以达之，事物之与意志及情感无关者，即无所谓价值……然则事物之价值，无不由主观之意志而发生，明也。”蔡元培虽看到了价值的主观性和相对性，但他把这种主观性和相对性过分夸大，从而否定了价值的客观性和绝对性，走上了唯心主义的道路。

　正是从唯心主义出发，蔡元培把推动道德由小己一社会一人道主义不断进化的内在力量，看作是人们一种不断追求道德价值永存不来的意识和意志。这种意识和意志，是一种永不满足的养成。在这种意识的推动下，人类不断自我超脱，从小己进而社会，再进而人道主义。他说:“然则吾人所超越小己之鹊的而擅于社会者，以为小己之意识，而于一时，不若社会之久远。以社会为道德行为之效果，仍不能不有一种消灭时期之意识，此又非吾人所能满意也，于是进而为人道主义之鹊的。”这样一来，他就把道德进化和发展的根源完全归结为人的意识和意志，从而过分地强调了人类自我完善的内在心理要求，掩盖了社会客观存在和社会状况对道德发展的决定性意义，使其道德论滑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成为一利!历史唯心主义的道德论。

　 三、一度的误入歧途难掩其革命家的光辉

　蔡元培对人本思想的格外推崇，在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中国，对人们的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社会的进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他把人道主义视为道德发展的最高阶段，人类发展的最高理想，这在实际上，也和西欧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样，把一种抽象的、永恒的真理和正义当作一种社会理想。蔡元培一生也正是致力于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尽管他在主观上企图超越阶级的局限，追求进步，在客观上却常常无法做到这一点。这种阶级的局限，导致了他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一度走的歧途。但他终其一生追求进步，坚持反帝反封建的进步立场，为解放和民主的实现而斗争，则又与其人道主义分不开。

　    中华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比其他文化更独特吗？

　　这个论点可以通过用任何文明取代中华的开始来证明其自洽性。 这是在某种文化下或被某种文化认同的主观倾向，没有广泛的支持，也没有实际意义。

　　中国入世精神：中国文化不是被动产生的，而是一直积极入世的。 以中国文化的代表——儒家文化为例。 其主流是以实用为目的，以发展国家治国为目的，教化民众，普及风俗为目的。 儒家的“内圣外王”、“修齐治平”思想都要求将内心的想法外化为积极的东西。 道家看似虚无缥缈，主张无为而治，但实际目的是无为而治。 法家文化的一切都基于实效，具有更明显的现实主义精神。

　　道德精神：在古代中国，道德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 司马光说：“天赋也是美德的资本。 德高望重”古代中国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和政治宗教设施与宗法制度紧密结合，需要强大的道德和精神制度机制来维系。 其积极作用是凝聚力强，人际关系和谐。

　　顽强的再生能力：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在过去6000年的人类历史中，有26种文化形态，包括中国、古代文化、印度、古代文化、巴比伦古代文化、埃及古代文化4个文明古国的文化体系。 但是，在这些文化形态中，只有一个文化体系是持续的、不间断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吸引着世界的仰慕，不仅是其时代性，也是内忧外患中顽强的再生能力。 除了环境等因素外，中国传统文化的无限生命力、贯穿中国、民族历史活动“好日子君子自强不息”的顽强精神，以及中国古代朴素系统论的思维机制，涉及面广，往往涉及方方面面，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

　　利他思想：老子《道德经》认为“圣人不积，人多。 和别人在一起越多，你拥有的就越多。 天道利而无害。 圣人之道，不可争”这是无私的想法。 老子、孔子、墨子的思想中，利他主义被认为是人生的终极追求。 利他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因为利他主义与个人修养密切相关。 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会怎么样，取决于他对别人的态度。 利他”的内涵很丰富，对于“自我”的一切都是“他”。 如果能给完全无关的路人“好处”，他的道德修养就是我们常说的“君子”修养。 儒家文化、墨家文化、道家文化都强调关爱他人，可以说正是这种“恋人”的思想推动了中国“利他”文化的发展。 雷锋精神是“利他”思想在现实中出现的东西。

　　摘 要：稻盛和夫的《活法》书系是其多年企业管理心得的集大成之作。本论将以《活法》书系为基础，分析稻盛和夫经营哲学中的用人理念，并进一步探讨“德高者升官位”与“利他主义”经营哲学的关系，以期对中国企业的发展有所启示。

　关键词：稻盛和夫；用人理念；德高者升官位；利他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7-0159-02

　在如今的中国职业经理人中，稻盛和夫的大名可以说是无人不晓。“在过去10年，德鲁克武装了我们的头脑；在未来10年，稻盛和夫将充实我们的灵魂。”［1］IBM集团全球企业咨询部运营战略首席顾问白立新博士如是说。与代表了西方管理学精髓的“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相比，稻盛和夫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思想和理念中更多地植根于东方哲学，更符合我国人的思维习惯。同时，他对于人一切行为的本源——人的内心的关注，也使得他的理念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的认同。《活法》书系是稻盛和夫多年企业管理心得的集大成之作。其中，被中国管理者引用最多的是“六项精进”、“利他主义”和“成功方程式”。

　本论将结合结合实际，从《活法》书系中探寻稻盛和夫对于企业的领导者的哲学认知。

　一、德高者升官位

　众所周知，企业的领导者是企业的精神核心。领导者的经营策略影响着整个企业的发展轨迹。选拔任用领导者，需要有明确的标准。在稻盛和夫看来，领导者不仅要有能力，而且要具备良好的个人品德。他认为，“近年来频繁出现的许多单位的舞弊事件，甚至导致今天社会道德败坏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那些虽然有才气但是缺乏领袖资质的人物占据了领导岗位。”［2］稻盛和夫常常引用中国明代思想家吕新吾的话来阐述他眼中的“领袖资质”。吕新吾在其著作《呻吟语》中这样写道：“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资质；聪明才辩是第三等资质。”也就是说，对于领导者而言，能力和辩才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基于明确哲学的深沉厚重的人格，包括内省之心、抑制自我的克己之心、坚持正义的勇气等一系列“正确的为人之道”。稻盛的用人理念深受日本著名历史人物、明治维新功臣西乡隆盛的影响。西乡隆盛是下级武士的精神领袖，充满仁爱之心，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正因此才带领名人志士取得了明治维新的成功。西乡隆盛有一句话深得稻盛共鸣：“德高者升官位，功多者厚俸禄”。意思是劳苦功高者可以给予其丰厚的物质奖励，但重要的领导职位一定要由品德高尚的人来担任，即有“正确的为人之道”之人。稻盛和夫用人哲学的成功在他的企业实践中得以证明。第二电电创立不久，与KDD和IDO合并，正式更名为KDDI。为谋求企业更大、更长远的发展，稻盛和夫选中一位在当时并不起眼的人物出任社长。因为此人具备作为领袖所需要的“德”的资质，他能够得到公司员工们的信赖，在员工中很有声望。相反，社长候选人中另有一位才能出众、劳苦功高的人，稻盛却没有选择他。而是在第二电电上市之前就让他持有股份，在金钱方面予以充分优待，以表彰他的功劳。“寻觅德高望重、品行端正之人，将这种人放在真正重要的职位上，这是非常重要的。”［3］在这种正确的用人理念的支撑下，稻盛带领的京都陶瓷株式会社和第二电电株式会社得到了健康的发展，即便是在公司规模快速扩大、营业利润急剧膨胀时期，两家企业也未曾因为领导者的品德问题而走上错误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