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历来重视情志对健康和疾病的影响，早在《内经》时期即对情志病证名、病因病机及治疗有初步的认识，秉承《内经》之旨，历代医家丰富和发展了情志学说，为现今情志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近年来，随着现代社会生存环境的变化、人们工作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各种应激因素加剧，许多由社会、心理等因素导致的情志疾病的发病率日渐增高，成为威胁人们身心健康的隐患。中医情志学说因其强调人体生理、心理与社会、环境一体的整体观，很好的恰合了现代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医学模式，而在情志病的防治中以其擅长身心并治颇显优势，故近年倍受世人瞩目而为中医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以下从理论、实验研究方面对情志病的中医药研究现状予以分析与思考。

　1　理论研究

　11　情志与情志病证的内涵

　情志一词源自《内经》对情和五志的论述，是后世医家对七情五志的合并简称。现代学者对情志的含义有不同学术见解：《中医基础理论》称情志是机体的精神状态，是人体对客观外界事物和现象所做出的7种不同的情志反映。金光亮[1]认为情志是一种内心的体验，是在外界刺激因素作用下，通过心神的感应，五脏精气发生变动而产生的具有某种倾向性的态度表现。武刚[2]认为情志是机体的精神状态，机体在心神的主导和调节下，以五脏精气作为物质条件，在外界环境的刺激和影响下，通过内外综合作用而对客观事物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反映形式，是人对于客观事物能否满足自己欲望而产生的体验。乔明琦等[3]研究指出：情志是中医学对现代意义上的情绪的特有称谓，词义本身包含情志体验与情志表情，经当代医家应用发展，情志概念已蕴含现代意义上情绪的主要内涵；机体的精神状态，不属于心神，不可混淆于神志，它是涉及心理、生理两大系统的复杂反应；体验、表情及伴随的生理、行为变化是情志的主要内涵。李慧吉[4]、宋炜熙等[5]认为，情志指七情和五志，也涉及五神内容，它包括了现代心理学的情绪、情感、激情意志等心理过程，也与个性心理特征有关，是现代心理学中各种心理因素的概括。

　在中医学的认识中，很多病证都和七情有关，因此，情志致病广泛，黎凯[6]指出，中医内科近50种病证中，心悸、不寐、厥证、郁证、癫狂、痫证、头痛、眩晕、中风等许多种病证可直接由情志异常所致，咳嗽、喘证、胸痹、胃痛、呕吐、呃逆、泄泻、便秘、臌胀等不少病证也多与情志异常有关。李慧吉等[4]认为，情志病是指在疾病发生、发展与转归过程中，情志因素起主要作用的一类疾病，包括精神疾病、心身疾病、心理疾病、神经疾病及一切功能性疾病。徐志伟[7]认为，情志病证是由七情内伤所引起的并以情志活动障碍为主要特征的病证，包括情志内伤所致的：以神志症状为主的一类疾病，如：郁证、脏躁、不寐、癫狂等；以形体症状为主的一类疾病，类似于现代医学所说的心身疾病，广涉内、外、妇、儿各科多种疾患，如：哮喘、噎隔、泄泻、阳痿、痛经等，即中医情志病包括了现代医学所说的心身疾病、神经官能症以及精神疾病等。

　12　情志病因病机及致病特点

　121情志病因病机　对于情志病因，公认的理论是：突然、强烈或持久的情志刺激，超过了人体本身的正常生理活动范围，使人体气机紊乱，脏腑阴阳气血失调，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金光亮[1]则认为，既然情志是五脏功能活动的表现，它的产生依赖于脏腑精气活动、外界刺激因素等，那么，情志病的病因就不应是情志本身，而只能是外界不良的刺激因素。唐咸玉[8]指出，外界刺激和个体体质的差异是影响情志发病的两个重要方面，气机升降失调，脏腑功能紊乱，阴阳平衡的破坏，以致正气虚弱，邪气入侵是情志致病的病理机制。金曦[9]等认为，气机失调是情志病发病的关键机理，因导致气机失调的原因众多，故其病机变化错综复杂，但基本病机规律有气机失和实多虚少、脏腑失常经络不利、气病在先累及津血三大特点。孙理军[10]指出，人体内存在着承担情志活动的整体调控系统为中西医学所共识，中医学的情志调控系统以五脏为中心，精气血津液为物质基础，故情志致病的中介机制为内脏气血，尤其是五脏气机的失调；现代医学的情志调控系统是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物质基础为神经递质、激素及免疫活性物质，情志致病通过刺激与内脏密切相关的神经内分泌系统，进而使机体免疫能力降低，因此，中医学的情志致病理论有其重要的免疫学基础。

　122情志致病特点　情志致病直接伤及脏腑，使气机逆乱，气血失调已为学者所共识，而对情志致病特点及伤脏偏颇各有见地，认为情志致病易伤肝脏者为多。鲁明源[11]认为，情志致病可急可缓，多为两种或两种以上情志复合损伤人体，各种情志病证的发病具有共同的中介病机；情志病变可呈现气机紊乱、化火伤阴、形质亏损、痰凝血竭等不同的病理阶段，发病之初，即气乱失志，神明失守，使五脏功能紊乱，病变进一步发展，则致痰火、瘀血、气血津液精髓亏损等继发病证。徐志伟[7]通过大样本人群调查研究发现，脾胃、肝胆、心脑在情志致病中作用最为密切。程康林[12]等认为，七情过激既可影响气机又可损伤五脏，气动则血行，气滞则血瘀，阻于心之脉络，则可致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乔明琦等[13]经对情志致病医案统计分析和情志致病方式流行病学调研认为，“五志伤五脏”模式不符合临床实际，多种情志交织共同致病和致病伤肝的概率更大，“社会事件”是形成情志刺激的始发因素。因此，提出“多情交织共同致病首先伤肝”假说，并进行了逻辑论证。李峰等[14]认为人体调节应激反应的核心是肝脏，强调在调节情志因素（心理应激）引起的各种变化时，肝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郭蕾[15]认为情志活动与肝关系密切，肝主疏泄与妇科疾病尤为相关，治疗时应首重调肝。汤朝晖等[16]认为，无论从心理还是生理角度，中医“思所伤”在七情致病过程中都处于一个中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在研究和治疗情志致病时对“思所伤”应充分重视。白正勇等[17]探讨脾脏藏情相关性指出，脾主气机之枢，中土之脾在情志活动中起着调衡作用。张宗芳[18]则指出肾虚是产生更年期精神、情志异常的根本原因。

　123情志辨证徐志伟[7]认为“情志辨证”包括四要素：病因要素—为“喜、怒、忧、思、恐、悲、惊”七情之动；病位要素—七情内应五脏，“情志辨证”的主体思想是以五脏为中心、以机体情志变化为表象、将人体的情志活动与内脏关系相联系的辨证思维过程；病性特点—“七情”致病多因精神情志内伤而主要导致机体气机升降失常，脏腑功能紊乱，气血阴阳平衡失调的病机变化，“情志辨证”病性特点应结合八纲辨证、气血津液辨证、脏腑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探讨。因此“情志辨证”的主体内容与精神情志活动密切相关，辨证要点可以精神性症状为主，不能以某一独立情感变化责之于某单一脏腑。传变规律—情志为患虽伤及五脏六腑，但首病在肝，传病在心，渐及它脏。

　2实验研究

　近年来，基于中医藏象理论和七情学说，结合现代心理学理论，中医学界开展了情志致病机理及中医药防治的实验研究工作：乔明琦等[13]通过多年从事肝藏象与情志致病机理探索，完善了“肝气逆、肝气郁”两证概念，建立了辨证标准和大鼠模型，首创经前期综合征（PMS）肝气逆、肝气郁两证猕猴模型，并以此为先导，开发国内首类治疗PMS新药“经前平颗粒”和“经前舒颗粒”均已获得国家新药证书、生产上市；严灿等[19-20]从肝入手，采用约束制动模型，对心理应激NEI网络发病机制以及调肝方的干预作用进行多方位的探讨提示：调肝治法方药对中枢多种神经信息因子表现出多层次、多靶点、多环节的调节作用；马渊等[21]从肾阴虚入手，观察六味地黄汤对悬吊应激小鼠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功能的变化的影响作用发现，口服六味地黄汤可显著提高小鼠下丘脑GnRH和垂体LH的水平，并降低血清雌二醇的浓度；韩娟[22]从心入手，以旋转、限制、拥挤的方法模拟情志刺激造成大鼠气机紊乱证，予舒心1号可使应激大鼠下丘脑内NE、5-HT、Ach的含量提高；梁尚华等[23]采用电刺激模型研究提示，具有健脾益气、化痰、温阳作用的中药复方可不同程度调整慢性应激大鼠HPA轴的异常。李杰等[24]以大鼠束缚水浸，模拟“七情不遂”的病因，论证了不良刺激导致气机紊乱与HPA调节紊乱相关。鉴于温胆汤在精神、身心类疾病的治疗中应用颇广，贺又舜等[25]研究提示，宁神温胆汤（温胆汤加味）可能通过改变脑组织单胺类、氨基酸类神经递质含量而起到治疗精神神经类疾病作用。王米渠等[26]通过对恐惧的整体行为、生理病理、免疫、生化、分子生物等多方面研究积累，已将“恐伤肾”应激研究推向情绪心理学、心身医学、基因心理学和中医心理学的研究前沿。

　3存在的问题及思考

　综上述可见，近年中医学界开展了一些情志病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一定的成绩：理论研究中，新的假说对原有基本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实验研究中，单一情志刺激伤脏主要集中在“怒伤肝”、“恐伤肾”，研究工作分别已深入到肝主疏泄对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调节作用，恐的情绪遗传等层面；多情交织共病首先伤肝的经前期综合征（PMS）肝气逆、肝气郁两证猕猴模型的成功建立及其新药的上市，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从整体研究现状分析，还存在值得思考的问题。

　就理论研究而言，对情志的概念、情志病证的内涵认识至今尚不统一，而这一点是研究情志病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否则，情志病辨证及其规范化、量化等系统研究工作就无法科学、有序地进行。从实验研究来看，有3点不足：一是目前情志致病研究所采用的急、慢性应激模型多为单一应激源刺激模型，与人类复合多因素应激反应致病的现实存在一定的差距；二是一些以药探理的研究，由于模型选择不一致，即使属于同类作用方药的研究，也难以比较，不利于对其进行科学评价及优胜劣汰；三是情志致病与多因素刺激的时间、性质、强度及个体差异有密切相关性，但目前对于情志致病条件的量化研究鲜见。此外，以中医学固有单一情志伤及特定脏腑的理论研究情志致病机理究竟是否有其科学性？单一情志刺激是否同时伤及他脏？目前尚未见实验证论；在单一或复合性应激源刺激时藏象的生理病理尚不清楚的情况下，研究中医药深层次的机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盲目性，系统性及整体性调节机制也难以阐明；中医药相关研究多集中在肝，涉及其它脏腑的研究明显不足等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基于上述问题，认为以下工作有待探讨：在理论研究方面，当务之急是中医学界需依据、借鉴古今相关研究文献，并经专家研讨明确界定情志的概念、情志病证的内涵；对现存质疑的原有理论，经科学论证后予以扬弃，提出创新的科学假说，并在临床和实验研究中加以检验、升华、确立。在实验研究方面，动物模型问题，可对现有公认的单一应激源模型、慢性复合性应激模型进行比较研究，筛选出模拟人类情志致病（单情、多情交织）最为理想的模型，也可病证结合制备模型，并建立量化评价标准，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整体研究，分别探讨各模型伤脏的生理病理特征及规律，发现新问题，探求新规律，以实现情志致病理论科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对于情志致病机理及中医药干预研究，应在模型研究基础上，融合中医学、现代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方法，从行为特征、藏象结构、机能及代谢等方面，在整体、组织、细胞及分子多层次、多环节进行综合探讨；有效方药的研究应首重药效，经筛选研究后，再进行机理探讨、新药开发研究。总之，要使情志病的中医药防治研究真正步入科学化轨道，最终形成集诊断、治疗、预防于一体的情志医学体系，还有大量、艰巨的工作期待综合多学科知识和技术、有组织、有计划逐一完成。

根据中医心理情志相胜疗法，古籍《愚庐随笔》中医生使寒热剧作的孙姓童康复运用了情志相胜疗法哪条治疗关系（ ）

A．怒胜思 B．思胜恐 C．恐胜喜 D．喜胜悲

正确答案是B 思胜恐（惊）

《愚庐随笔》曾记载过一例情志相胜治病的医案。“孙姓童，一日游寺观，见神像有须，试拔之，得一茎，归告其母。母信佛，吓之曰:‘今夜神必来捕汝，其慎之。’童信其言，恐惧万状。入夜果寒热剧作，延某名医往诊，医询得真情，因谓之曰：‘神像泥塑者也，拔一须无碍也。’童不信,医佯为愤怒，谓童曰：‘我往拔以示汝’，旋返，出须示之，童遂悦服。翌日热降病愈，其实医生示看，乃猪鬃也。”这个故事是说，一名孩童因恐惧导致寒热剧作，解除恐惧后不药而愈。

上述医案故事，其实说明了一个医理——情志可“致病”，也可“治病”。这一医理，《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并提出了应用五行生克制化规律而制定的“情志治病”原则，即用互相制约、互相克制的情志来转移和干扰原来对机体有害的情志，借以达到协调情志的目的。如，喜伤心者，以恐胜之；思伤脾者，以怒胜之；悲伤心者，以喜胜之；恐伤肾者，以思胜之；怒伤肝者，以悲胜之等。

情志护理是指在护理工作中，注意观察了解病人的情志变化，掌握其心理状态，设法防止和消除不良情绪的影响，使病人处于治疗中的最佳心理状态，以利于疾病的康复。

祖国医学很早就重视人的精神活动和思想变化，这些因素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归纳为五志，以后人们又把五志衍化为七情。

　许浚在《东医宝鉴》中对疗心的论述即说明作为护士应设法消除病人的紧张、恐惧、忧虑、烦恼、愤怒等情志因素刺激，帮助病人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以提高治疗效果。

　情志护理的原则

诚挚体贴

　病人的情志状态和行为不同于正常人，常常会产生各种心理反应，如依赖性增强，猜疑心加重，主观感觉异常，情绪容易激动，不稳定，焦虑、恐惧等。此时，就迫切需要医护人员给予关怀和温暖，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如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的“大医精诚”篇和清代名医费伯雄所云。这些都表明了医者应当处处体谅患者的心情，以仁慈之心爱护病人，以济世救人做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因人施护

《灵枢·寿夭刚柔》中指出：“人之生也，有刚有柔，有强有弱，有短有长，有阴有阳。”由于人的体质有强弱之异，性格有刚柔之别，年龄有长幼之殊，性别有男女之分，因此，对同样的情志刺激，则会有不同的情绪反应。

正是基于对个体特异性的认识，情志护理特别强调应根据患者的遗传禀赋、性别年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精神因素等不同特点区别对待。从清代徐胎灵的论述中可见对情志护理不同方法的选择，主要取决于患者的个体特点和所患疾病的类型，因此护理时，要因人而异，有的放矢，以减轻病人患病后的心理压力，有利于身体康复。

避免刺激

安静的环境不但能使病人心情愉快和身体舒适，还能使病人睡眠充足、饮食增加，有利于恢复健康。反之，嘈杂的环境不利于病人休息，会使病人出现心悸心慌、坐卧不安、甚至四肢发抖、全身冷汗等症状。

《素问·生气通天论》、《素问·痹论》和《灵枢》对此均有认识。

如真心痛者常可因突然听到声响而引起心痛发作；心悸者可因骤听高声喊叫或突然开门而惊恐万分；失眠者稍有声响就难以入眠，所以给病人创造一个安静的养病环境是十分必要的，护理人员应约束自身的言行，设法消除一切给病人造成恶性刺激的因素。

具体措施：

在工作中，应做到“四轻”，即说话轻、走路轻、关门轻、操作轻。

对于真心痛、癫痫患者，如果条件许可应安置在单人房间。

可根据病人的具体病情，及时提醒探视病人的亲朋不要给病人以不必要的刺激，危重病人应尽量谢绝探视。

病历应严格管理，不能让病人及家属随便翻阅，以免增加病人的精神负担。

轻重病人要分开安置。一方面便于重病人的治疗与护理，另一方面避免给轻病人造成一定的心理负担。

“思虑”过多容易腹胀

情志:思

对应五行：土

对应脏腑:脾

情志过激致病病机:是指思维长时间的高度集中，思虑太过。气血受阻，郁结在一处，不能通畅运行到周身而致病。

内伤脏腑的病理表现:气机郁结则脾胃功能失常，消化吸收功能紊乱，出现食欲下降，食后腹胀，消化不良，便秘，腹泻等症状。严重者则会有贫血、水肿、严重营养不良。

很多因为腹胀就医的患者，他们都以为是消化不良导致的不适，后来在医生的检查下得知，其实是因为他们长期思维高度集中，思虑过多所致。思对应脏腑脾。中医中所谓思是指思维长时间地高度集中，思虑太过。气血受阻，郁结在一处，不能通畅运行到周身而致病。它通常会导致气机郁结，脾胃功能失常，消化吸收功能紊乱，出现食欲下降、食后腹胀、消化不良、便秘、腹泻等症状。严重者则会导致贫血、水肿、严重营养不良。

医生建议，脾胃不适者可利用推拿按摩胃经腧穴达到强健脾胃功能的作用，增强消化吸收功能，保证气血在经脉内正常运行。尤其足三里穴，是人体重要的保健穴，疗效显著。推荐中成药：越鞠丸、参苓白术丸。

中医古籍对情绪和脏腑有如下记载："怒伤肝、喜伤心、忧伤肺、思伤脾、恐伤肾。"人体五脏失调会引起不同情绪反应可致病，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绪会对人体内脏功能产生影响，反之，情绪又会影响五脏，有相应的治疗方法。所以养生专家认为，所谓最健康的养生之道，不是饮食也不是运动，而在于心静。调整好心态是最重要最有效的预防疾病的措施，不狂喜、不大悲、不嗔怒、不惊不忧不恐其次才是其他。

大喜可能导致精神失常

情志：喜

对应五行 火

对应脏腑：心

情志过激致病病机："过喜"或"暴喜"会使心气消耗过度。

内伤脏腑的病理表现：注意力下降，头晕，心悸，入睡不深，时常惊醒。严重时可引起精神失常，或突然晕倒。

范进中举，因喜而癫，其岳父一个大巴掌就治好了这突如其来的癫狂—这就是“恐胜喜”的运用。喜对应的是心脏，喜极气则缓，大喜的时候，气不流动，会让人窒息而死。一些人在打麻将的时候因拿到一手好牌激动过度而休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过喜”或“暴喜”会使心气消耗过度。注意力下降，头晕，心悸，入睡不深，时常惊醒。严重时可引起精神失常，或突然晕倒。因此，时常出现这种情绪的人，应该多去推拿按摩心经或心包，可使血脉通畅，心气充沛，神志安宁。

意境，即指“意中之境”，指作者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相互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是“情”与“景”的艺术结晶。（《中国诗歌艺术》王红、谢谦主编P127）或者可以说，意境是指抒情性作品中所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他同文学典型一样，也是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P217）清代王夫之说：“情、境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姜斋诗话》），这里的“景”大致等同于“意象”，而情景合一，则指的是意境。

诗歌创作中“意境”一词的提出，见于所传王昌龄所撰的《诗格》一书，提出：“诗有三境：一曰物镜，二曰情境，三曰意境。物境一：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情境二：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意境三：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在这里，作者已经注意到了作家的主观精神和客观物境契合交融的这样一种现象。“物境”到“情境”再到“意境”的逻辑线索，其实就是由实到虚的层递过程。“意境”比“物境”和“情境”更加的虚化，即情景交融。

意境说在先秦时期即已萌芽，《易传》的“立象以尽意”、庄子的“言不尽意”说以及“诗六义”（风、赋、比、兴、雅、颂）说，可以看做意境说萌芽的标志。这些片段式的言说从“意”到“象”、“言”到“意”辩证关系的讨论以及“风”、“比”、“兴”等艺术手法的阐释方面初步探讨了“意”、“象”、“言”的关系及创作手法，为意象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汉魏六朝时期，意境学说进入人文研究领域。陆机、刘勰、钟嵘等文学理论家对情物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述，提出了“意象”、“滋味”、“风骨”、“神韵”等涉及艺术形象创造和评价的文论概念，深入探讨了“意”、“象”、“味”、“韵”、“神”等文艺范畴之间的关系。这些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印度佛教的传入给中国学界带来了“境”、“境界”等概念。“境”的传入以及研究为“境”和“意”的结合奠定了基础，佛教的“境界”理论对诗歌意境理论的形成更是有着直接的启示作用，加之这一时期清谈横行、玄言诗独占文坛、山水田园诗异军突起，意境学说逐步从哲学领域进入到文艺领域中去，为意境理论的形成打开了方便之门。

诗歌意境论的繁荣是在唐代，这个与唐代诗歌创作的繁荣有关，更是意境学说几百年以来在文艺领域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以王昌龄、皎然为代表的文论家对诗歌意境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进行了深刻的描述，并结合诗歌创作进行了细致而广泛的阐释和分析，至此，诗歌意境理论臻于成熟。之后刘禹锡和文艺理论家司空图又进一步提出了“象外之象”和“景外之景”的创作见解。

明清两代，围绕意与境的关系问题又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明代艺术理论家朱存爵提出了“急境融彻”的主张，清代诗人和文学批评家叶夔认为意与境并重，强调“抒写胸臆”和“发挥景物”应该有机的结合起来。近代文学家林纾和美学家王国维则强调“意”的重要性，林纾认为“维能立意，六能创建”，王国维则认为创辞应服从于创意，力倡“内美”，提出了诗词创作中的以意胜的“有我之境”和以境胜的“无我之境”两种不同的审美规范。

我国古代诗论很早就注意到了“情”与“景”是诗歌意境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谢榛说：“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和而成诗。”（《四溟诗话》谢榛），同时也注意到了诗歌创作的物我交融，王夫之说：“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姜斋诗话》卷一）认为情景交融及意境。这是明清以来诗话、词语中较为普遍的说法。再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乙稿序》中说到：“文学之事，其内足以虑己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意胜或以境胜，苟缺其一，不以言文学。”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就提出：“诗以专诣为境”的主张，他评张籍、王建的乐府诗，认为虽一善言情，一善政事，但因不能使情与事融合贯通，做到“气从意畅。”所以，“境皆不佳”。这就说明：情景交融，即意境的说法，最迟到明末清初已经定型。现在的袁行霈就这样认为：“意境是指作者的主观情意与客观景物相互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

根据情与景的关系，我们在阅读中国古典诗歌时，常常把意境的形成方式分为以下几种：

一． 触景生情，情由境发。诗人猝然与某种物镜相逢，随境生情，逐渐达到意境浑融的境地。比如杜甫的《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洞庭湖的美早有耳闻，今日终于得以见到，它的景色确确实实是像“昔闻”那样的壮阔无比，美的无与伦比。从“昔闻”到“今上”之间，诗人已阅尽了人世沧桑，老了，病了，异乡漂泊，国难未平，归乡不得。以残年衰老之身对此吞吐日月之景，情何以堪啊。杜甫的登岳阳楼是一登楼滋生了百番的愁绪与忧愁。由壮阔的风光引发的是身世之感、忧时之感、景愈美，情愈痛，以至于情难自抑，涕泗交流。在这一类的作品中，情虽然是为境触发，但事实上这情是早已蓄积在内心的，一有了诱因就迸发了出来。

二移情入境，情赖境显。诗人的主观的情、意很浓郁，在面对物镜时，将自己的情感灌注于其中，及刘勰所说的：“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客观地物境遂充满了诗人的主观情感色彩。在这种意境构成方式中，是人的主观感情始终居于主导的地位。比如李白的《送友人》：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为一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这是一首充满诗情画意的送别诗，诗人与友人策马辞行，情意绵绵，动人肺腑。这里最能表现移情入境的就是“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这一句写得十分工整，“浮云”对“落日”，“游子意”对“故人情”。同时，诗人又巧妙的用“浮云”“落日”作比来表明心意。天空中一抹白云，随风漂浮，象征着友人的行踪不定，任意东西；远处一轮红彤彤的夕阳徐徐而下，似乎不认遽然离开大地，隐喻诗人对朋友的依依惜别的心情。在这山明水秀、红日西照的背景下送别，特别令世人留恋而感到难舍难分。这里既有景，又有情，将送别之意移入浮云和落日中。

三双向互动，物我情融。诗人把自己的性格、情感投射、灌注于外物，同时又汲取自然物的精神气韵于自己，物与“我”的情趣往复回流，浑然一体。创造这种境界并不容易，但优秀的诗人往往能细致的体会物情，与外物精神交通，比如王维的《终南别业》：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这首诗最出名的的应该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吧。近人俞陛云在《诗境浅说》中说：“行至水穷，若已到尽头，而又看云起，见妙境之无穷。可悟处世事变之无穷，求学之义理亦无穷。此二句有一片化机之妙。”“坐看云起时”，是心情悠闲到极致的表现，云本来就给人以悠闲的感觉，也给人以无心的印象，因此陶渊明才有“云无心以出岫”的话（《归去来辞》）。通过这一行、一到、一坐、一看的描写，诗人此时心境的闲适也就明白的揭示出了。而且从艺术上看，这两句诗真的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首诗把诗人退隐后的自得其乐的闲适情趣，写的有声有色，惟妙惟肖。兴致来了就独自漫游，走到水的尽头就看行云变换，这生动的刻画了一位隐居者的形象，如见其人。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

最后说到诗的“意境”不得不提到“意象”和“境界”。

首先，意境是诗人的主观情思与客观景物相交融而创造出来的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诗歌创作离不开意象，意向的选择只是第一步，昰诗的基础，组合意象创造出“意与意谐”的是的艺术。意境与意象在本质上有一定的联系，它们都是主观与客观统一的产物，都是情与物的结合体。但它们又有区别：从形式上，意象与词句相关，意境则与全篇对应。

然后，意境不等于境界。它们既不能并举，更不能并列。意境的概念是在中国古代诗歌艺术发展到比较成熟的水平上提出来的。足以景物描写由抒发情志的陪衬发展到独立状态为前提的，是中国诗歌美学的一个独创范畴。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吧“境界”作为一个诗学概念，但从他对“境界”所作的一些说明来看，如“造境”、“写境”、“主观”、“客观”、“有我”、“无我”、“理想”、“写实”等区分，无疑是受到西方文论的影响。显然，以“境界”来代替土生土长的、带有浓厚的中国理论特色的“意境”概念是不合适的。

所以，我们在欣赏中国古代诗歌时，必须注意区分“意境”与“意象”，“意境”与“境界”。

自意境说出现之后，我们在阅读中国古代诗歌时总会有意无意的以“意境说”的标准来欣赏诗歌。但是，诗的意境就像我们读书一样，不同的人读有不同的感受，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读诗也一样，会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存，自己的人生经历，人生观来对诗的意境进行分析，对诗歌的意境进行再创造。比如李商隐的《锦瑟》，这首诗历来众说纷纭。爱情说，悼亡说，咏物说等等。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所以诗才更有魅力，才更吸引着我们去研究，去感悟。

采纳哦O(∩_∩)O谢谢

中医将人的情志活动归纳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七情的变化既可以改变人的行为活动方式，又可以改变人的脏腑机能状态，从而导致人体生理病理变化。因此，中医养生主张形、神俱养，首重养神。中医认为“得神者昌，失神者亡”。调神摄生，首贵静养。《内经》说“静则神藏，躁则神亡”。因此，养神之道贵在一个“静”字，使人的精神情志活动保持在淡泊宁静的状态，做到摒除杂念，内无所蓄，外无所逐。因为在这种状态下，“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有利于防病去疾促进健康，有利于抗衰防老，益寿延年。但是，清静养神的方法，并不是要人无知无欲，无理想，无抱负，也不是人为地过度地压抑思想或毫无精神寄托的闲散空虚，而是主张专心致志、精神静谧，“寡言语以养气，寡思虑以养神”，避免“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事则形劳”。要做到少思寡欲，须有赖于思想的纯正，克服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提倡知足常乐。在生活中，保持达观的处世态度，避免无原则的纠纷。要做到心神宁静，需注意闭目定志，眼为心灵之窗口，闭目养神有利于心静神凝。尤其人在精神紧张、情绪激动、身心疲劳的情况下，闭目养神片刻，往往能使人心平气和，思绪冷静，精神内守，坦然舒畅。常用的有效的调节情志的方法有如下几种：以情制情法

中医根据情志及五脏间存在的阴阳五行生克原理，用互相制约、互相克制的情志来转移和干扰原来对机体有害的情志，借以达到协调情志的目的。如，喜伤心者，以恐胜之；思伤脾者，以怒胜之；悲伤心者，以喜胜之；恐伤肾者，以思胜之；怒伤肝者，以悲胜之等。移情法

通过一定的方法和措施转移人的情绪，以解脱不良情绪刺激的方法叫移情法。如琴棋书画移情法，养生学家认为，“七情之病者，看书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者”。还有运动移情法等。中医养生学家认为，当思虑过度心情不快时，应外出旅游或锻炼，让山清水秀的环境调节消极情绪，使人陶醉在蓝天白云、鸟语花香的大自然里，以舒畅情怀，忘却烦恼。升华超脱法

是用理智战胜不良情绪的干扰，并投身到事业中去，也就是常说的化悲痛为力量。最典型的例证是西汉司马迁因罪下狱，惨遭腐刑。司马迁以坚强不屈的精神全力投入到《史记》的撰写之中，以舒志解愁，把身心创伤等不良刺激转变为奋发向上的行动。暗示法

暗示不仅影响人的心理与行为，而且能够影响人体的生理机能。一般多采用语言暗示，也可采用手势、表情或采用暗示性药物及其他暗号等。《三国演义》里“望梅止渴”的故事，即是暗示法的典型例证。开导法

即是以解释、鼓励、安慰、劝勉的方法解除患者思想顾虑，提高战胜病痛的信心，从而配合治疗，促进康复。《内经》就记载了开导法，认为“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能，虽有无道人，恶有不听者乎”？节制法

古人说：“欲有情，情有节，至人修养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这里讲的就是节制法。也就是通过节制调和情感，防止七情过激，从而达到心理平衡的目的。疏泄法

俗话说，“不如人意常八九，如人之意一二分”。人的一生中，处于逆境的时间大多多于顺境的时间，身处逆境，苦闷、惶恐之时，不能郁闷在心，应一吐为快，“郁而发之”。疏泄法很多，或找朋友解闷聊天，或争辩一次或大哭一场等。

异：理念不同

由于“志”本身内容的丰富和各人理解、取舍的侧重点不一，导致了后代诗论中“言志”与“缘情”的对立。“诗言志”的理论从而衍化出重理和重情两派。

重理派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而往往忽略文学的艺术特点；重情派则与之相反，强调诗歌的抒情特点，重视诗歌艺术规律的探讨。然而，纵观文学史，对“诗言志”中“志”的内涵的理解的主流却是情志并重。

从《毛诗序》到刘勰、孔颖达、白居易，直至清代的叶燮、王夫之，都是如此。他们强调诗歌既应反映现实，为教化服务，重视其社会作用；又应感物吟志，情物交融，突出其抒情性；情志并重，功利性与艺术性两不偏废。应该说，对“诗言志”的这种理解比较符合诗的本质特征和实际作用，因而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同：

都是通过诗歌把心中的思想表达出来的语言，后延伸至比喻美妙而富于生活情趣或能引发人强烈感情的事物等。

扩展资料：

诗缘情”是从诗的特征上强调了诗的艺术本质 ，此语出于西晋陆机《文赋》。

魏晋时期，随着人的意识的全面觉醒，随着对个性的极力张扬，“人的觉醒”带来了“文的自觉”，陆机终于大胆否定了汉儒关于诗歌观念中的理念化倾向，破天荒地提出“诗缘情”，并成为了文坛共识。

这对历来以“言志”、“美刺”为规范的儒家正统文学观，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同时也反映了魏晋文学想要摆脱经学附庸地位的潮流。

在《文赋》中，陆机不仅提出了这一具有开创意义的观点，而且还对诗应反映的“情”作了规范，既要求它必须是真情实感，他说“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也就是要求“情”是真情，外在的所有表现，都是真情外化的结果。

-诗缘情

-诗言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