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语言学起源于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和古代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7世纪的西方古典语言学研究中，定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实证研究比较少。此阶段，对语言的研究集中于对“词法和句法范围内的个体语言研究”[3]。在研究某些语言现象时，研究者的哲学理念和主观分析占主导地位。这些研究方法似乎缺乏科学性，但是正是这些哲学理念促进了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语言这个交际工具的了解。

最初的希腊语法是通过辩论产生的，在对语言进行详细的观察和描述后，他们把语言分成若干句子，然后把词归类，进而探讨了人和自然以及自然界和人类语言的关系。中世纪出现的思辨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 ）开始对句法进行探讨，并对词类的功能进行了描写。

与此相呼应的是我国“语文学”研究阶段，此阶段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定性研究。“中国文学家所从事的考据学作为方法论的总原则，用训诂、勘校和资料收集整理的方法对语言和历史进行考核和例证的归纳，从中得出结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定性研究。”[4]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以规定为主，在推导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方面略有不足。

2 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

经过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积累，19世纪语言学研究进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时期。19世纪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深深地影响了语言学研究。语言学研究不再局限于辩论以及对具体句法和词类功能的描写。受哲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影响，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逐步“科学化，非宗教化和理性化”[5]。他们试图找出语言的原始结构并且认为人类的语言与生物体一样，有其谱系发展历程。基于这样一种设想，历史比较方法是此时期语言学研究采用较多的方法。很多学者通过对语言的实地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系统地研究一种语言的总体结构，而不是具体的几个句子或词汇，来与另一种语言进行比较。通过系统的比较同一种语言的历时发展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异同，画出了语言的谱系分类。在收集了诸多语言的语料基础上，对这些语料进行对比分类，区分出语言的基本类型。

3 现代语言学时期的语言学研究方法

现代语言学时期即指在语言学的发展历史上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到乔姆斯基1957年转换生成语法提出这样一段时间。经过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语言学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1916年《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发表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描写的方法开始在语言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索绪尔之后的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以及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秉承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衣钵，对语言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布拉格学派侧重于语言功能的研究，对语音和音位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归类；哥本哈根学派则侧重于语言结构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美国结构主义学派采用分布和描写的方法对语言的句子进行了详细切分和描写。

4 当代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

1957年，乔姆斯基《句法结构》的发表标志着语言学的研究进入当代语言学时期。乔姆斯基认为对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语言的表层结构，而应该专注于其深层结构。乔姆斯基试图采用形式化的方法推导人类大脑语言的产生机制，语言学的研究开始和数学及生物学联系起来。

乔姆斯基一反传统的以归纳为主的研究方法，其对语言机制的研究以演绎为主，所有的研究不是为了描写而是为了解释。他要“通过研究人类语言为人脑的特定结构建立一个解释性的理论模型”[1,p9]。基于构建理论模型的需要，他提出若干转换规则，在此规则上，各种有标记特征的词进行转换和推导。“语言的词汇好像公理系统的初始元”[1,p9]而后在这些初始元的基础上进行演算，进而形成公理。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不仅充分使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术语，而且系统运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使语言学的研究更加科学化。“乔姆斯基的具体研究方法主

要有：比较归纳法、理想化的方法、形式化的方法。”[6]比较归纳法（comparison）首先对语言体系中同一句法构建现象进行比较，然后进行归纳。例如首先对谈话者的语言进行观察，而后概括出最简规则。如乔姆斯基通过对语言的观察提出了短语结构规则、转换规则、语素音位规则等

古人对宇宙万物的探索有表现在天文上的探索，其研究角度与此大不相同。古人认为天上星象和地上的人与事对应，人类社会随天上的变化而变化。根据这种天人感应，人们就可以通过天文观测来预知人间祸福。

《易经‧彖传》中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三国演义》中对星象占验的描写特别丰富。比如刘表、曹操、关云长、张飞、诸葛亮、刘备等人的死都有天象显示；在重大决策上，如刘备称帝、蜀吴联盟、诸葛亮设坛借东风火烧赤壁、蜀国北伐中原等等，几乎都与天象有关。

古人已将全天分为二十八宿的天区体系。《晋书‧天文志》称：“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三国演义》中也提到诸葛亮所观测的本命“三台星”。三垣二十八宿形成了庞大而又独具中国特色的星官体系。因此，星象占验就可遍及全天。这些在古籍多有记载。

其中就有与风有关的占验，例如：《汉书‧天文志》中称：“月为风雨，日为寒温”，即当月亮运行到某些星宿时就会起风。《尚书‧洪范》里称：“箕有好风”，即当月亮运行到箕宿时，就要扬尘起风。《孙子兵法‧火攻》篇也称：“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

司马光做《资治通鉴》 以后，一时间引起了宋朝士大夫、学者们古史研究的兴趣，其中也产生了诸多受《通鉴》的作品。其中位居第一的是苏辙的《古史》。由于是与司马光同时代的人物，无法判断其是否收到《通鉴》的影响，但根据他的年谱，他是在宋徽宗绍圣二年编写的序文，因此可知此书成书较晚。另外一部书记述他是在许州时编写的次数，已经是相当晚的事了。此书以批判填补《通鉴》而成。《四库提要》：“平心而论，史至于司马迁，犹诗至李杜，书至于钟王，画至于顾陆，非可以一枝一节比拟其长短者。辙乃欲点定其书，贻不免于轻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