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民的原始狩猎与祭祀等活动中，产生了最早的中国民歌，也揭开了五音汇聚的音乐史页。经数千年的发展演进，中国音乐始终向世界敞着开放的胸怀，始终激发出自由和真切的呐喊，吞吐吸纳，借鉴融会，共构成七彩缤纷的中华乐章。

中国音乐的历史，古代文献一般追溯到黄帝。尽管关于黄帝的传说夹杂着后人的理想成分，并有不少神怪内容，不完全可信（例如说黄帝时代建立了“十二律”，就是把后来的创造归功于黄帝的说法，与现代科学考古发现不合。）要把黄帝作为中国音乐的源头，也嫌太晚了：现代考古发现已把中国音乐的历史，从黄帝时代大大向前推进枣其历史远比黄帝时代古老！

1986年—987年，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新石器遗址发掘出了随葬的至少16支骨笛，据碳14测定，这些骨笛距今已有8000—9000年之久！这些骨笛用鹤类尺骨制成，大多钻有7孔，在有的音孔旁还遗留着钻孔前刻划的等分标记，个别音孔旁边另钻一小孔，应是调整音高用的。这些情况起码说明，那时人们已对音高的准确有一定要求，对音高与管长的关系也已具备初步认识。经音乐工作者对其中最完整的一支所作测音可知，号称以五声音阶为主的中国，其实早在七、八千年之前，就已具备了有着稳定结构，超出五声的音阶形态了。(这一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中国音乐后来以五声为主，并不象有人臆想的，是所谓“音阶发育不完善”，而是一种历史的、审美的选择结果。)这也证明当时的音乐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在这之前，中国音乐一定还存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这段时间以千年还是以万年计，现在难以猜测。

除骨笛外，新石器时期的乐器，还发现有骨哨、埙、陶钟、磬、鼓等。这些乐器分布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时间跨度也很大，说明它们是中国原始时期的主要乐器。其中钟、磬、鼓在后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至于埙和哨，还有与骨笛形制、原理相同（今天称为“筹”）的乐器，甚至直到今天仍存活于民间。

埙是一种很有特点的乐器，用土烧制而成，外形似蛋(或作各种变形)，其大小近似中人的拳头，中空，顶端开一吹孔，胸腹部开一个或数个指孔。埙是除骨笛之外，已发现的原始时代乐器中唯一能确定地发一个以上乐音的乐器，原始时期的埙只有1-3个音孔，只能吹出2-4个音，(这很可能与在不大的蛋形的埙上开孔，比在管状的笛上开孔要难以计算有关。)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音阶发展的进程，尤其能揭示出在中国音阶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音程关系；当今有学者指出，那就是从只能发两个音的一音孔埙起便一再被强调的小三度音程。这一观点对于认识中国音阶的发展，音阶音之间的律学关系，乃至中国的七声音阶仍以五声为骨干现象的内在机理，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原始时期的音乐和舞蹈密不可分，这大概是世界各民族历史上共有的现象，中国也不例外。最迟在公元前11世纪，中国已称这种音乐舞蹈结合的艺术形式为“乐”，甚至在音乐舞蹈各自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之后，“乐”仍既可以指舞蹈，也可以指音乐，一直保存着它的模糊词义。今天“乐”已专指音乐，所以学者通称原始时期的“乐”为“乐舞”。现存的有些原始岩画非常生动地描绘了原始乐舞的场面，那是一种群体的歌舞活动。据后来文献保留下的片断“记忆”可知，原始乐舞的举行跟祈求丰年等祭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因此其中必然包含有生产活动的再现成份。

原始时期，乐舞并不成其为社会分工对象，原始社会不存在专职的乐工，乐舞一般是部落社会的全社会活动。因此，原始时期的乐舞，并没有以专门的艺术形式的面貌和身份，从社会上独立出来。

严格地说，到大约公元前21世纪夏代建立以后，乐舞才真正作为一种社会分工，从社会中取得独立。传说夏代初期的国君启和最后的国君桀，都曾用大规模乐舞供自己享乐，说明终夏一代，社会已造就出一大批专职的乐舞人员，这正是乐舞作为艺术而独立于社会的标志。

由于原始乐舞即和原始巫术、祭祀等活动结合无间的缘故，人们对乐舞乃至一些乐器所抱有的神秘思想可能产生得很早。国家产生以后，统治者便会利用和加强音乐神秘观，以便操纵、控制乐舞，用来加强其统治。保存下来的一些音乐神话故事便是这样的社会背景的产物。传说分为章节的大型乐舞《九辩》、《九歌》都是夏代国君启从天上得来的。我们从出土的战国初年（公元前5世纪）的乐器上，还能看到启的图象，似乎他那时已具有司音乐之神的地位了。又传说黄帝得到一种长得象牛，名字叫夔的动物，便用它的皮蒙鼓，用雷兽的骨头作鼓槌，敲打起来，“声闻五百里”，黄帝用这面鼓扬威天下。夔和雷兽都是想象中的神奇动物。那时的鼓，实际上和后世一样，多蒙牛皮，但也不乏用 （今称扬子鳄）皮的，因此 也成了神话材料。后来，夔转化成为主管音乐的“人”（神）。蒙鼓的夔成为主管音乐的神，应该看作是支配节奏的鼓这件乐器在乐舞中具有主宰作用的曲折反映。

贾湖骨笛的出土地点，靠近传说中夏代的夏台，这告诉我们，夏代的活动区域，正是中国音乐高水平发展的地区。传说中夏代乐舞明显超越前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剥去上述《九辩》、《九歌》是启从天上得来的神话成份，那么，就只剩下现实中的《九辩》、《九歌》确实无比瑰丽优美这一点了。唯其如此，才足以引发人们产生“此曲只应天上有”的遐想，并由此而进一步创造出神话来。

楼上的答非所问，下面是我的教案

上古歌谣的分类及内容

我国现存上古歌谣，从题材内容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劳动歌谣。这类歌谣是最早出现的上古诗歌，它们对劳动行为的再演和生产经验的总结，是先民有意识创作出来的，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

相传为黄帝时代的《弹歌》，是现存上古歌谣中一首最典型的劳动歌谣：“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里用“肉”字指代猎物，意为砍断竹子，做成弹弓，弹出土块，去打野兽。

从内容和形式看，都是一首比较古老的猎歌。它反映了我国渔猎时代先民的劳动生活，再现了他们制造弓箭和射猎的整个过程。它不仅描绘和歌颂了劳动本身和劳动者，还洋溢着先民对自己学会制造猎具及获得成功的自豪和喜悦，也表现着他们对获取更多猎物的无限渴望。

制作工具分两步。先是“断竹”，即砍伐竹子，截断竹子。由这两个字指引，我们仿佛见到一群围裹着树叶、兽皮的原始先民在茂密的原始竹林旁正手拿骨刀、石斧在砍伐根根竹子，在截劈一个又一个竹片。“续竹”是制作过程的第二步。歌中没有清晰交代“断竹”后怎样削枝、去叶、破竹成片，从画面的组接上来讲，从“断竹”到“续竹”中间已有所省略、承转。所谓“续竹”，是指用“野藤之类”韧性植物连接竹片两端，制成弹弓。也许是竹既做弓，又做弦。至此，狩猎工具已经制成。以下便写打猎。

打猎也分两步。先是“飞土”，把泥土做成的弹丸装到弓上打出去。至于泥弹的制作过程，诗中也未作交代，但从“续竹”到“飞土”，可以想见还有一个制作弹丸的环节。“飞土”的目标，或是飞禽，或是走兽，一旦打中，便向受伤或射死的猎获物奔去。“逐宍”便是指追捕受伤的鸟兽。“宍”指飞禽走兽。

根据社会发展史和古人类学的研究，人类学会制作弓箭之类狩猎工具，已是原始社会的新时器时代。那时的人类究竟怎样进行生产劳动和生活的，只能向残存的原始洞岩壁画和上古歌谣以及考古发现中去探寻。在这一点上，这首古老的《弹歌》起到了活化石的作用。因为有了它，我们才得以窥见洪荒时代先民们生产与生活的部分生动图景。不仅如此，我们从中还仿佛体悟到了“原始人对自己学会制作灵巧猎具的自豪感和喜悦的心情”，体悟到了“先民们获取更多猎物的无限渴望”(褚斌杰)。

弓箭的发明是人类摆脱蒙昧时代的重要标志。恩格斯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国弓箭的发明很早，有所谓：“少昊生般，是始为弓”（《山海经•海内经》）；“羿作弓”。（《墨子•非儒》）其实弓箭的发明不是个人创造，而是原始人在漫长的时代中智慧和经验的积累。

“弹”，范垂长《先秦文学详解》注为“tan”，而朱世英《民间歌谣精华评析》，注为“dan”，并解释说：“一种用弹力发射弹丸的古老武器”。汉代刘向在《说苑》里介绍“以弹说弹”的成语故事时，引了惠施(战国人)“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的话。可见“弹”就是后人所说的弹弓。

《击壤歌》相传是一首尧时民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歌词大意是：我们伴随着太阳起居，伴随着太阳劳作，自食其力，悠然自得。

2、祭祀歌谣。这类歌谣表现了上古先民幻想祈神降福或指挥自然服从自己的愿望，带有较浓的原始宗教意识。又可分两种：一种是祈祷式的祭歌，表现的是先民对神的畏惧、屈从、祈求和献媚，目的在求神降福；一种是咒语式祭歌，表现了先民反抗和征服的意愿，他们相信可以凭借语言的力量喝令、胁迫神祗服从人的意愿，让神保佑人类免受自然灾害的侵扰。

祈祷式祭歌如：“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卜辞通纂》375片）。春夏之癸卯日，这雨从东方来与从西方来，或者从北方来、南方来

咒语式祭歌最突出的是《伊耆氏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土，返回你的原地；水，流回你那沟里；昆虫，不要兴起；草木，长到你那沼泽里去！伊耆氏：远古部落名，据说就是神农氏，这是一个首先发明农业的氏族的名称。蜡：是古代一种祭礼名称。周代在十二月举行祭百神之礼，称“蜡礼”，蜡礼上所用祭祷辞，即“蜡辞。”

这是一首祷祝丰收腊祭百神时的咒语式祭歌，大水泛滥，土地被淹没，昆虫成灾，草木荒芜，眼看收获无望，在原始宗教意识的支配下，原始人企图靠着这种有韵律的语言，来指挥自然，改变自然，使它服从自己的愿望。它句句是命令，喝令神化的土、水、昆虫、草木各归其位，各尽其职，以保护农作物的生长，不要危害人类。语辞坚决，声威凌厉，全无顶礼膜拜的祈求色彩，表现了先民征服自然的理想和信心。

与此性质相同的，还有《神北行》：“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这是首驱逐旱神魃的咒语祭歌。它以幻想的祭歌语言，驱除旱神，以维护生存，为劳动生产创造有利条件。与祈求式的祭歌相比，这类祭歌更能显示出先民征服自然的积极性及同自然斗争的强烈意愿。

旱魃(hàn bá)，传说中引起旱灾的怪物。《山海经》所记雨神称应龙。与雨神对应的是旱神，称女魃。应龙和女魃还被引入黄帝与蚩尤之战中，足见此神话已开始历史化。旱魃神话对后世创作影响颇大，如《神异经•南荒经》云：“南方有人，长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顶上，走行如风”，“所之国大旱。一名格子，善行市朝众中，遇之者投著厕中乃死，旱灾消。” 《山海经》里最惨烈动人的故事，是黄帝与蚩尤大战。书中《大荒北经》等多处记载：蚩尤经过长期准备，制造了大量兵器，纠集众多精灵，向黄帝发起攻击。黄帝派应龙到冀州之野去抗击他。应龙是长着翅膀的飞龙，发动滔天洪水围困蚩尤。蚩尤请来风伯、雨师，应龙的军队迷失在漫天风雨之中。黄帝听说雷泽里有雷神，长着人头龙身，经常拍打自己的肚子，能发出惊天动地的雷声，就杀了无辜的雷神，用他的皮做成大鼓敲打起来，震破蚩尤的凄风苦雨。黄帝又派了天女魃参战。魃身穿青衣，头上无发，能发出极强的光和热。她来到阵前施展神力，风雨迷雾顿时消散，黄帝终于擒杀了蚩尤。应龙和魃建立了奇勋，但也丧失了神力，再也不能回到天上。应龙留在人间的南方，从此南方多水多雨。魃留居北方，从此北方多干旱，她无论走到哪里，都被人们诅咒驱逐，称为“旱魃”。

3、图腾歌谣。这类歌谣是先民在图腾崇拜基础上创作的诗歌。图腾是上古先民在探索生命本源过程中误认的部族始祖，是部族的保护神兼祖先，倍受部族成员的崇拜与颂扬。流传至今的上古图腾歌谣已寥寥无几，典籍上保存的大都是有关图腾乐舞的记载，而歌词均不可考，如《玄鸟》歌颂的是葛天部氏族的图腾玄鸟（燕子），《云门》歌颂的是黄帝氏族的早期图腾云等等。

现今保存下来的此类诗歌，仅有《吕氏春秋•音初》所载的一首《燕燕往飞》。虽然歌词只有“燕燕往飞”一句，但有关情况记载较详：“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谥。二女爱而争博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关于商氏族的始祖契为玄鸟所生的神话，《诗经•商颂•玄鸟》及《史记•殷本纪》都有大体相同的记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玄鸟即燕，是商族的图腾。契为商族有姓氏可考的男性祖先，是其母简狄在易水旁吞燕卵而孕育的生命。这句歌辞在如醉如狂的图腾崇拜中，正表现了商族先民对祖先的无限依恋和向往的深情。这类歌谣对先秦诗歌的抒情表意及比兴手法的运用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4、婚恋歌谣。上古时代的最初婚恋不同于文明时代的含情脉脉，多表现出粗犷、野蛮的特点。这在《周易》爻辞所保存的较古老的短歌中有所体现。

《屯•六二》：“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一群男子骑在马上，迂回绕道而来，原以为是敌寇，等到闯进门来把姑娘抢走，才知道是为了婚事。

这是写野蛮抢夺婚的诗，反映了上古确实存在过的抢夺婚习俗。 原始社会遗留的野蛮抢婚习惯，《易经》的爻辞中也是不止一次地提到了。邅如：“邅”（zhan詹），犹豫绯徊之义。班如：亦犹盘旋不进之义。匪寇，婚媾：“匪”（fei菲），非的意思；“寇”，进犯之义。“ 婚媾”，婚嫁迎娶。此句是说并非进犯，乃是婚嫁。字：许配之义。“字，妊娠也。”怀孕、生育、哺乳、养育。在字形方面，“字”由“宀”＋“子”组成，“宀”像房顶，房子里有“子”，表示生育、哺育孩子。

到了氏族社会末期及私有制时代，作为两性之间稳定持久的爱情应时而生。上古婚恋歌谣中对此也有所反映，最有名的是被誉为我国文学史上最古老情歌的《候人歌》。它只有“候人兮猗”四字。传说大禹治水，娶涂山氏女为妻。接着他省视南方，女久盼未归，便唱出了这支歌。诗的前两个字是实词，后面两个字是感叹词，强烈表现出涂山氏女悠远缠绵的思念和焦灼急切的心情，表达明朗、真挚，没有丝毫的矫饰。

与《候人歌》不同，上古歌谣也有表现婉转含蓄、微妙情趣的情歌，如《周易•归妹•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这首诗虽仅十字，但它却是一首美丽的牧场情歌。小伙子拿着刀杀羊，却不见血；姑娘承筐而装，篮子却是空的。时人唱出这支戏谑性的短歌，来打趣两人因情有所钟而心不在焉的情景。短诗没有言语表白和信物暗示，但把两人无言相契的爱情表现得含蓄有致，生动有趣。

5、战争歌谣。战争是上古社会各部族生存和扩大领土的第一手段，其时的歌谣也记录了当时战争的各种情况。

如《周易•中孚•六二》：“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诗是写战争结束胜利归来情景的。有的仍擂鼓示勇，有的在坐卧休息，有的因失去亲人而伤痛哭泣，有的在引吭高歌。短短十字，音节顿挫地写出了一个动人的场面。

“得敌”，抓获了许多俘虏，说明是打了胜仗，这是展现以下场景的一个大背景。从叙事来说，这是采用横截手法，迅速切入正题，行文简洁、干净。为了赢得这场胜利，战士们付出了多少辛苦、多少代价啊！这一切都在胜利后各自的表现中自然地反映出来了。真可谓千姿百态，应有尽有：有人余勇可贾，精神亢奋，擂响了鼙鼓；有人感到疲乏，躺在一旁安静休息；有人受了伤或失去了亲人，正在啜泣；有人兴高采烈，唱起了欢乐的歌。这是一组“群像图画”，精神体态各不相同，富于立体感，虽没有工笔细描，却不妨凭个人的想像补上轮廓分明的线条。这是一首“交响乐曲”：有“罢”者的安静无声，有安静无声衬出的啜泣声，有高八度的嘹亮歌声；还震耳欲聋的鼓声。寥寥10字，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实在不容易。要知道，当时还只是文学的萌芽时期啊！

再如《周易•同人》爻辞经整理后为：“同人于门，同人于宗。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乘其墉，弗克敌。同人先号啕而后笑。同人于郊。”此诗记录了一次完整的战斗过程。战前兴兵，拜祭宗庙；战斗中，先伏后攻，先失利而后得胜；凯旋归来后在郊外庆祝胜利。由这些绘声绘色的描摹中，令人仿佛听到了古老的杀伐声，看到了上古战争的礼仪、部族成员奋勇作战的身影及失败的悲哀和胜利的欢欣。

《同人》

初九 同人于门。“同人”，求合于人，与人合作。“门”，门外。“同人于门”，义同“出门同人”。初九，始迈出家门同人，合作对象数量有限，为数不多。

六二 同人于宗。“宗”，宗族。宗族人数颇多。“同人于宗”，意味着同人的数量增多，范围有所扩大。

九三 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戎”，象征军队。“三岁”，终词。九三，敌同人者。他们伏军于草莽丛林之中，时时登高窥测，伺机而动，以求一逞。然其破坏同人的企图终成泡影。

九四 乘其墉，弗克攻。“墉”，高墙。敌同人者登上高墙，耀武扬威，公然挑衅，明目张胆地向“同人”发起进攻，然其阴谋被挫，没有得逞，“弗克攻”。

九五 同人先号啕而后笑，大师克相遇。九五承九三、九四言。九三、九四破坏同人，离间合作者，同人受阻，悲伤不已，“同人先号啕”。同人者历经艰难，奋斗不止，终于战胜为敌者，扫清障碍，开创了同人的新局面，“大师克相遇”“而后笑”。

上九 同人于郊。“郊”，旷郊，喻范围广大。“同人于郊”，合作者面广人多。

(1)始向初九同人，终向上九同人，两者一致。上九同人乃初九同人的伸展，也是初九憧憬、期盼的目标。

(2)《同人卦》以“同人于门”、“同人于宗”、“同人于郊”，同人范围由内而外，由亲及疏逐渐扩展，同人人数由少而多，显示其变化的渐进性、顺序性和“上升”性。

(3)初九、六二同人，九三、九四，逆同人方向而动，同人的倒退，同人的断层。九五扭转逆向，拨逆反正，恢复了同人的变化方向，故有上九同人于郊的结局。《同人》卦实现变化方向确定性的途径属于曲折型。

上古歌谣的艺术特征

上古歌谣在艺术上的突出特征之一，是它的集体性、综合性的艺术形式。上古歌谣绝大部分是与上古音乐、舞蹈在劳动中三位一体同时出现的。《吕氏春秋•古乐》记载了葛天氏之民的乐舞情形：“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始）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三人”说明是集体演唱，“牛尾”是以猎物为道具，“投足”是小步为节拍的舞姿，“八阕”是八支原始歌曲名。八阕的唱辞已亡，但从曲名看，与原始宗教、图腾崇拜和生产劳动有关。多人挥牛尾投足而歌的情形，形象说明了上古歌谣多具综合性艺术形式。

上古歌谣第二个突出的艺术特点，是它再现生活的直接性。上古歌谣源于生活，又直接表现生活。它对生活的再现是直接的，即兴的，生活是什么就是什么，纯任自然，坦白直率。这与《诗经》选择典型的生活现象和富于特征的细节展现现实和抒发情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虽有所不同，但它明显是《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源头。

语言简朴、节奏流畅是上古歌谣第三个显著的艺术特点。我国上古歌谣语言都极为简朴，大都是二言、三言或四言，复杂一点的句子很少见。这首先是因为当时生产、艺术落后，劳动动作简单，劳动节奏短促、鲜明、整齐，因而与之相伴的诗歌也就自然简短。其次与先民的思想能力和语言水平较低有关。简单的思维表现为简单的语言，发为诗歌，自然也简短质朴。再次是当时艺术表现手法不成熟，单一的叙述手法，没有雕琢，没有夸饰，质朴无华。上古时歌谣虽然简朴，但并不平淡寡味，我们读上文所举的短歌，总感到它们的语言极为精练生动，节奏韵律畅快流动，朗朗爽口。

以赋为主的表现手法，是上古歌谣的第四个显著艺术特点。汉代文人曾把《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概括为“赋、比、兴”三种。三种之中，上古歌谣最常用的是赋的艺术表现手法，“比兴”极其少见。这是因为“比兴”的形成有一个历史和艺术的长期积累过程，而赋是一种即兴式的直接铺陈事物的艺术方法，不需要这个过程，因而它成为我国上古歌谣的基本表现手法。如《弹歌》用赋法叙述整个过程，《候人歌》直陈涂山氏女候禹不归的焦灼、惆怅之情。不过，在上古歌谣中的直陈中也包含着描写成分，随着直陈中描写成分的增加，有些客观描写便积演成“有意味的形式”，从而具有了艺术意象的“比兴”意义。如《周易•明夷•初九》以“明夷于飞，垂其翼”起兴，来比喻君子在旅途多日无食，这已和《诗经》里的比兴基本相同。可见，上古歌谣的“赋”的手法，也是后世诗歌创作中比兴等艺术手法的基础与源头。

中国音乐的历史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古代部分和近代部分。古代部分由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先秦时期，既公元前207年以前。着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在音乐上，则是以音乐的萌生雅乐的兴盛为标志，具体表现为：以打击乐器为主的多种乐曲陆续产生；大型宫廷乐队初步形成；诗歌同楚辞问世；音乐美学和律制理论初步确立。所有这些，都为古代音乐文化奠定了全面的基础。　　二、汉唐时期，既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960年。在这1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文化经历了两汉、魏普、南北朝的发展规律与转折，到了唐代,出现了一个全盛时期。在音乐上，则是一汉族与外族的频繁交流和宫廷燕乐的繁荣为标志。具体表现为：民歌蓬勃发展：诗歌广为流传；西域、被秋、阿拉伯乐器和乐舞大量内传；以琵琶音乐为代表的器乐高度民主发展：唐代歌舞大面博大精深；多种记谱法陆续产生并广泛运用；许多乐器和音乐东传日本、朝鲜等国。　　三、宋元明清时期，既公元960年至1840年。在这800多年中，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下玻路，明代中期出现可资本主义经济的因素，对思想和文化的活跃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着音乐上，则是一曲艺、戏曲的速度发展标志。具体表现为：时调小曲和词调广泛流行；曲艺音乐成为城镇市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朱载十二平均律的诞生；音乐美学大进一步发展。这些都为中国古代音乐注入了新的生机。　　中国的近代史是从1840年至1949年。这一临时虽然不满100年，但中国却经历了由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国家逐步沦为受帝国主义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过程，又经历了前仆后继地反对帝国主义主义的封建主义的人民革命。处在这样一来一个大变革时代的中国音乐，具有与中国古代音乐不同的发展特点。一方面，仍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传统音乐，朝着同新的时代要求和人民生活结合的方向不断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变革和西洋音乐的输入而产生的新的音乐，在人民音乐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其主要标志是：学堂乐歌的兴起；专业音乐教育的创建；音乐理论研究的开展；专业音乐创作和音乐表演艺术的发展；中国革命音乐运动的兴起和新音乐的建设；一大批音乐家的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