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算命的？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4浏览：2收藏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算命的？,第1张

算命是旧中国的陋俗，迄今尚未在一些地方绝迹。古代中国算命术是如何形成的，其“理论”渊薮又是什么，人们有不同的看法。

古往今来以算命为业者，多以战国时代的鬼谷子为本行业的祖师。据《史记》中《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记载，鬼谷子是纵横家苏秦和张仪的老师；裴骃的《史记集解》又介绍说，此人隐居阳城(今河南登封一带)的鬼谷墟，因以地名为号。还有人说他的真实姓名叫王诩，一名利。《四库全书总目·子目·术数类二》引述有关记载：西汉初年的著名“卜者”司马季主曾在壶山获得鬼谷子论“幽微之理”即如何推算“命理”的著述九篇，其后的算命理论都以此为嚆矢，最终由唐李虚中掇拾诸家，注释成集，并以《命书》传世云云。现代学人一般多认为这是李虚中托伪，有人甚至连“鬼谷子”是否实有其人也表示怀疑。但《隋书·经籍志》上曾载有《鬼谷子》一卷，又《琴纂》称汉末蔡邕曾往清溪访鬼谷先生，所以也有人猜测汉代另有一位鬼谷子，《隋书》所载《鬼谷子》是其撰述。由于该书早佚，所谓鬼谷子开创命理学的传统说法，也就成了没法印证的无头案。不过撇除“鬼谷子”其人其书的真伪，认定算命术源起战国的看法还是有，依据是算命术中的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理念，正是因战国时代阴阳家流推演完成的。此外还有从另一种角度的提法：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表明了战国时代是八字算命术的萌芽时期。那时专以生日所值的干支来推断人的命运，如：简877写着，壬辰日生的人，将来喜欢习武；简872写着，丁酉日生的人，长大了是酒徒；简1142写着，己巳日生的人，都是当奴隶的命，等等(金良年主编《中国神秘文化百科知识》，上海文化出

洪丕谟先生认为，中国算命术的起源，大概始于两汉。在东汉王充《论衡》的有关篇章中，不但提出了五行论命的依据，而且还已经触及到了生肖生克和夫妻贼害都是命的说法(《中国古代算命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

敦煌学家高国藩认为，包括王充对命的定义的解说在内，由先秦至两汉一脉流传的信命观念，以及占卜术、看相术和干支、五行、四时、五方、生肖等各种具体方术的产生与发展，都只是为算命风习起源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准备了条件，而真正算命术的产生是较晚的。在占卜、看相等五大方术极为流行之后，才在繁荣的唐代产生了算命术(《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年6月)。他还具体提出在敦煌发现的、运用十二时辰给人算命的《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第三十五》，以为“它充分展示了开创期算命法的真面目”。

张荣华也认为算命术的确立始自唐代，但又以为其承续脉络有二，一是对汉代阴阳五行观念的继承，二是交融了西方的占星术。外国的星象历数迷信，大约是六朝时随印度、西域的婆罗门教和佛教一起传来中国的。如宋王应麟称：“土星行历推人命贵贱，始于唐贞元初都利术士李弼乾，传有《聿斯经》，本梵书。”元吴莱解释说，“都利”即“都赖”，是一条河流的名称，西域的康居城就建筑在都赖，李弼乾即来自康居国的外国术士，所传《聿斯经》是印度的星命书。又《通考》上也记有《称星经》三卷，“以日月金木水火土五星及罗喉计都紫气月孛十一曜，演十二宫度数，以推人贵贱寿夭休咎。不知所自起，或云天竺学也”。罗喉计都云云，显然是外国字，可证是由外国传来。由此可见，源自中国古代的星象五行的迷信，加之以外国的星象历数的迷信，在唐代一起构成了算命术(《中国古代民间方术》，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

无独有偶，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也认为中国古代算命术含有进口成分，并在其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引用了“一份中国的算命天宫图”，断言这是公元二至四世纪的希腊生辰星占学中的十二宫(何兆武等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对此，天文学史专家江晓原表示异议，以为这种图表虽然是用来算命的，却从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说是西方式的“算命天宫图”，因为图中根本没有任何真实天体及其位置，其所以出现二十八宿等名称，是因为古代中国算命术中有将十二地支、十二生肖和二十八宿对应配套的习惯做法，这和二十八宿在天空中的真实位置完全是两回事。古代中国的算命术固然也是从人的生辰即所谓“生辰八字”出发，但只是用干支对该时点的纪录，并不是该时刻的星宫图，与实际天象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或者哪怕只是形式上的关系。根据迄今已发现的证据，可以初步确认：古代中国并未产生出“土生土长”的生辰星占学。在西方由生辰星占学来完成的算命功能，在古代中国是由四柱八字算命术来完成的。这种算命术形成的年代也相当晚——相传在五代宋初的徐子平(徐居易)手里才确立起来，所以四柱八字算命术又被称为“子平术”(《历史上的星占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年1月)。

江氏在认定中国算命术形成于五代宋初、而且基本上无“进口”成分的同时，又引带出了这种算命习俗与传统的星占术有无渊源关系的问题。对此，一般研究者都认为有渊源关系，并以《周礼·春官》有关冯相氏、保章氏专管岁时星象以推测人事祸福的记载为其先河，而人们常用“五星子平”或“星相命理”等作为算命术的别称，也足以为据。对此，江晓原指出，这是因为中国古代较晚期的一些择吉、算命之书常喜欢在书名上冠以“星”字而造成的误解，比如明代的《星命大全》、清代的《御定星历考原》等书，所言各种择吉、算命之术，皆与实际天象及天体运行无关，根本不符合星占学的基本定义。总之，古代中国星占学的基本特征是“军国星占学”，由《史记·天官书》中占辞的分类统计可见，没有任何一类、任何一条不属于军国大事的范畴内，都不是针对个人事务而言。平头百姓的个人生死荣辱、悲欢离合等等，在中国星占学中没有任何位置(同上)。

上述各家的高见，都有载籍为依据，主要分歧在于如何辨识运用并加推论，同时也涉及到对“算命术”这一概念的定义理解，所以读者也有在此条件范围内参与争辩的资格。不过倘有新的史料如秦简《日书》、敦煌卷子之类的发现，自然又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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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一生致力于发展教育包括哪些他都是创始人之一

民建会

黄炎培（1878年10月1日—1965年12月21日），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号楚南，字任之，笔名抱一，江苏省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早年在家乡任塾师，先中秀才，后中举人，是远近闻名的“江南才子”，曾师从蔡元培先生受业。辛亥革命前后，曾任江苏学务总会评议员、江苏教育总会常任调查员，江苏省教育司司长、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江苏省议会议员。

黄炎培是什么人物？

黄炎培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他以毕生精力奉献于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为改革脱离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传统教育，建设中国的职业教育，作出过重要贡献。

黄炎培，号楚南，字任之，笔名抱一。江苏川沙县(今属上海市)人。曾字楚南（一作号），改字韧之（辛亥年在上海赵凤昌惜阴堂讨论国事会议记录签署。后见1915《学生会会报》、1917杭州《教育周报》），一作_之，，又改任之（署见《学生会会报》），别号观我生，笔名抱一（见《小说月报》）、同父（见解放前《展望》）影射名王培芝（见龙公《江左十年目睹记》），人称珐琅博士（早年欲以抵制舶来品的搪瓷器皿，曾在中华职业学校设置珐琅科，附设珐琅工场，提出“劳工神圣，双手万能”口号，以致遭到少数人的讥刺为“珐琅博士”）。

1878年10月1日（清光绪四年九月六日）出生川沙镇内史第，早年父母双亡。1887年随外祖父发蒙，接受传统教育。迫于生计，年未弱冠，即在家乡任塾师。

1899年时在松江府以第一名取中秀才。1901年入南洋公学_选读外文科_受知于中文总教习蔡元培。1902年后又中江南乡试举人。

1903年返乡兴办小学堂。期间，开始接触严译《天演论》等新学书籍。次年在乡办校，因鼓吹反清被逮捕，一度入狱，在江苏巡抚“就地正法”批文到达一小时，由基督教外籍牧师保出，逃亡日本，一年后事息归国，继续兴办学校。

1905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先后创办和主持广明小学和师范讲习所、浦东中学，在爱国学社、城东女学等新教育团体和学堂中任教，并参与发起江苏学务总会。辛亥革命后，任任为江苏都督府民政司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后任江苏省教育司长，全力以赴改革地方教育，全面规划建设了省立高、中等学校和县立小学，省教育会副会长，上海申报馆旅行记者。1908年与童世亨等共同创办浦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为浦东最早的供电设施。

1913年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提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1914年2月至1917年春，他以《申报》记者身份在安徽、江西、浙江、山东、北京、天津等地考察了五个月。随中国游美实业团体在美国考察了25个城市52座学校，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尤注重考察美国的职业教育。

1915年4月，随农商部“游美实业团”赴美报聘，考察教育，撰写《旅美随笔》。黄炎培还到日本、菲律宾、南洋各地考察。每次考察均有记录，并结集出版。他认为办教育如同治病，知病源才能开好药方，做到对症下药。“外国考察，读方书也；国内考察，寻病源也。方书诚不可不读，而病所由来，其现象不一，执古方治今病，执彼方治此病，病曷能已。”所以，他都是从中国实际需要出发进行考察。

1917年赴英国考察，同年5月6日，联络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次年，创建中华职业学校。此后数十年时间的教育和社会活动主要通过中华职业教育社来展开。1921年被委任教育总长而不肯就职。曾参与起草1922年学制，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和筹办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筹备主任（现河海大学）、东南大学、上海商科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_创办《救国通讯》_宣传爱国主义_组织上海市民维持会(后改为上海地方协会)_支持淞沪会战。1941年，与张澜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治同盟，一度任主席。

1945年又与胡厥文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同年7月应邀访问延安。写成《延安归来》一书，如实介绍延安。

1946年在上海创办比乐中学，探索兼顾升学和就业双重准备的普通中学。至1949年前，先后又创办重庆中华职校、上海和重庆中华工商专校、南京女子职业传习所、镇江女子职校、四川灌县都江实用职校等。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破“不为官吏”的立身准则，欣然从政。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_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_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_全国人大副委员长_全国政协副主席_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1965年12月21日病逝于北京。骨灰安放于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夫人姚维钧的骨灰也安放于此。

扩展资料：

1898年，南汇县周浦镇有位附贡生王筱云先生，在黄炎培姑父沈肖韵的书斋里看到黄炎培写的诗文，赞不绝口，说：“这个青年很有前途！”沈肖韵乘机说：“这个青年正在求婚，你有一个女儿，肯许配给他吗？”王老先生欣然一诺，遂成好事。

于是，两家先订了婚。第二年（1899年）黄炎培考中秀才，而且是松江府第一名。喜报传来，王老先生高兴异常，择定良辰吉日，让黄炎培和自己的女儿王纠思**拜了天地。黄炎培在屡屡碰壁之后，终于抱得美人归。

黄炎培一生出了三部诗集，他与姚维钧婚后出版的《天长集》、《红桑》都是姚维钧作序，里边收入了不少黄、姚唱和的诗。

姚不仅擅诗文，还写得一手好字。工作之余，黄姚在院子中铺上纸墨，边书写边赏评，共同玩味，视为乐趣。姚维钧待人宽厚，善解人意，书房里黄炎培前妻王纠思的遗照一直挂着，姚还经常叫自己生的子女向遗照行礼。姚维钧对黄炎培前妻的子女十分关照，把黄孟复兄弟接回来抚养成人。

参考资料：

：姚维钧

黄炎培为什么又被称为黄任老

先看他的生平简介：

黄炎培，号楚南，字任之，笔名抱一。江苏川沙县(今属上海市)人。曾字楚南（一作号），改字韧之

对德高望重的人，政界、学界喜欢称他的姓加名中的第一个字（有时加“字”中的第一个字），如赵朴初称为“赵朴老”。黄炎培字任之，故称“黄任老”。这种称呼法最初是为了避免同姓误会，比如有两个姓黄的，称“黄老”就不明确，故加名（或字）的一字。后来成为习惯，即使没有同姓者在场，也这么称呼。

黄炎培的剧情简介

1903年，黄炎培在新场镇演讲被奸人告密，清政府将他抓捕入狱，按革命党论罪，面临杀头之祸。开明绅士杨斯盛请美国神甫步惠廉出面，将黄炎培救出。在蔡元培的介绍下，黄炎培加入同盟会。在重庆期间，黄炎培继续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为抗战救亡奔走。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黄炎培竭力呼吁国共和谈，四下奔走，带领褚辅成、傅斯年等五位国民参政员亲赴延安考察，在延安窑洞与毛泽东彻夜长谈，留下了著名的“周期率”的经典谈话。

1945年12月，成立以进步的工商界人士和许多文化界人士组成的新的政党——中国民主建国会，黄炎培担任主任委员。黄炎培为了制止内战，奔走在国共两党之间，触怒了国民党。1949年初，他成为黑名单上的第一名，是特务暗杀的对象。

在中共的帮助下，黄炎培取道香港转赴北平，参加新政协，投身革命阵营，解放后以73岁高龄出任第一届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兢兢业业为人民做事，是中国***信赖的诤友，与毛泽东主席有着非比寻常的友谊。

扩展资料

《黄炎培》总投资2000多万元，于2008年12月在重庆开机。2009年3月份，为了真实反映黄炎培当时的生活情况，摄制组在全国各地跑了七个不同的古镇。经过认真比选，一致认为，塘河古镇从地理位置、建筑风格，都保持了当时的风貌。所以最终选在塘河古镇拍摄外景。、3月中下旬完成重庆的所有戏份，4月初转场到横店、车墩等影视基地继续拍摄，5月份完成外景拍摄，随后进行后期制作。

黄炎培的主要事迹

黄炎培（1878年10月1日—1965年12月21日），号楚南，字任之，笔名抱一。江苏川沙县(今属上海市)人。

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破“不为官吏”的立身准则，欣然从政。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_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_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_全国人大副委员长_全国政协副主席_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65年12月21日病逝于北京。骨灰安放于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夫人姚维钧的骨灰也安放于此。

曾创办有“人文图书馆”，1933年，筹建新馆，实业家叶鸿英捐款40万元，改名“鸿英图书馆”。收藏以社会科学、历史及关于近代史料为主。至1946年，藏有报纸136种、杂志3604种、图书5万余册。私人藏书丰富，古籍法帖珍品不少。所藏魏晋、唐、宋碑帖数种，名人书画等，毛泽东曾借过其收藏王羲之书法真迹。

黄炎培对职业教育有深刻的见解，他的"让无业者有业，让有业者乐业"名言被很多职业教育学校所引用。他的职业教育观点至今影响很大。

电视剧《解放》中的黄任老指哪位历史人物

黄任老指的是黄炎培，他是中国近现代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号楚南，字任之，笔名抱一，江苏川沙县人。

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破“不为官吏”的立身准则，欣然从政。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_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_全国人大副委员长_全国政协副主席_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扩展资料：

毛泽东字润之，黄炎培字任之，音相近，只一字之差。因此二人纸笔往来时，黄多称毛为“润之主席”或“毛主席”，而毛称黄为“任之先生”、“任老”或“黄老”或“黄副总理”。

应当说，即使到了“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毛与黄无论在相见时，还是书信中都还是以礼相待、客气相往的，多年的交谊还是保持了下来，未受某些政见不一而中止，在那个年代也堪称难能可贵。

参考资料：

-黄炎培

南京师范大学相对综合水平要好一些，下面多角度进行二者对比：

一、学校荣誉对比

1、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发祥地之一，首批国家“211工程”“双一流”“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该校入选“卓越教师培养计划”“自主招生试点高校”，是省属高水平大学。

2、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是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入选2011计划、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特色重点学科项目、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1963年独立建校为南京气象学院，1978年列入全国重点大学。

二、师资力量对比

1、南京师范大学：据学校官网显示，截至2021年3月1日，学校共有在职教职工3247人，专任教师2095人，专任教师中正高级职称633人，副高级职称738人。

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9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10名，教育部创新团队1个，国家重大人才计划A类特聘专家3名、青年人才4名，国家重大人才计划B类领军人才6名、青年拔尖人才4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6名，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7名，国家级教学名师4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5人。

教育部高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30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13人，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领军人才3人，中科院“百人计划”人选2人，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1人，国家级教学团队4个，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1个。

2、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截至2021年4月，有专任教师2000余人，教师博士化率超过85%，具有一年以上境外研修经历的超过67%。

专任教师中包括中科院院士2人、海外院士17人、教育部特聘教授3人、国家杰青项目获得者10人、国家特聘专家15人、万人计划领军人才5人、“973计划”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19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6人、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4人。

国家海外引才计划青年学者、教育部特聘青年学者、国家优青、万人青拔等其他“四青”人才20余人，以及省部级人才工程项目入选者、省教学名师等600多人次。拥有教育部首批“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教育部长江创新团队、江苏双创团队等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科研团队39个。

三、学术资源对比

1、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是1952年在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的基础上，调集前南京大学师范学院、金陵大学等单位所藏书刊资料组建而成。全馆形成了三区七馆的分布格局：随园校区随园图书馆（文学图书馆）和华夏图书馆（教育图书馆）。

紫金校区紫金图书馆（工科图书馆）；仙林校区敬文图书馆（总馆）、社科图书馆（含密集书库）、数理化图书馆和生地图书馆。

截至2015年9月，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纸质馆藏已逾300万册，其中教育学、文学、理学、艺术学等学科馆藏文献尤为丰富，古籍、民国文献、工具书等颇具特色。

古籍藏书12万余册，其中线装书11万余册，被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有190种3000多册，其中孤本明末刊孚中道人的《且居批评息宰河传奇》、明天顺间刻本《宋学士文集》等，弥足珍贵。

另有《四库全书》、民国时期教育学文献收藏、《方志丛书》等古籍影印精装本1万余册。2008年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共有41部古籍入选《江苏省珍贵古籍名录》，23部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书馆拥有中外文电子图书约320万册，中外文电子期刊累计31000种，各类数据库资源112个。

2、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据2017年9月学校图书馆官网信息显示，图书馆馆藏纸质文献216万余册，数据库总量达40种，累计中外电子图书总量为168万种，电子期刊19万种，年订阅纸质中外期刊1596种，是国内大气科学类文献最齐全的高校图书馆。

大气科学、环境科学与工程、信息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核心期刊均有系统完整的收藏。同时藏有1951年以来全国和各地区大气科学类、水文气象类的资料和1956年以来的高空、地面历史天气图。

四、学科建设对比

1、南京师范大学：截至2018年3月，南京师范大学拥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1个，国家重点学科6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3个，江苏高校优势学科10个，江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13个。

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2个学科获得A，4个学科获得A-，5个学科获得B+。5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拥有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5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专业（不含一级学科覆盖）1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40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专业（不含一级学科覆盖）2个，博士专业学位类别1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19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2个。

2、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据2015年12月学校官网信息显示，该校拥有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个，江苏省高校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1个，“十一五”期间江苏省重点学科1个，江苏省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1个。

江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1个，中国气象局重点学科19个，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8个；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5个，专业学位授权点5个。

以上内容参考——南京师范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等。

1、李大钊

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而且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2、瞿秋白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1935年6月18日），生于江苏常州。中国***早期主要***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1917年秋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国***。1923年，主编中共中央另一机关刊物《前锋》，参加编辑《向导》。

1925年，先后在中共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领袖之一。1927年2月7日，自编《瞿秋白论文集》。

1934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

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就义，时年36岁。

3、毛泽东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笔名子任。湖南湘潭人。

中国人民的领袖，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诗人，书法家。

1949至1976年，毛泽东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贡献以及对***的理论贡献被称为毛泽东思想。

因毛泽东担任过的主要职务几乎全部称为主席，所以也被人们尊称为“毛主席”。

毛泽东被视为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时代》杂志也将他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100人之一。

4、周恩来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原藉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

1921年加入中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受到极广泛的悼念。由于他一贯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关心群众，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

5、刘伯承

刘伯承（1892年12月4日—1986年10月7日），原名刘明昭，曾用名刘伯坚，重庆市开州人。

中国***的优秀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

辛亥革命时期从军，1926年加入中国***。相继参加了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

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刘伯承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对我军向正规化、现代化迈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伟人

汉武帝崇儒在前，董仲舒主张在后。而真正排斥其他学派是在汉元帝的时代。下面这篇考据不错：

孙景坛

儒学是在汉武帝初期成为治国的主导思想的。传统至今，学界一直流行“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说，该说有四层意思：一、西汉“黄老之治”的结束是采纳董仲舒建议的结果；二、汉武帝和汉代都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三、历代王朝都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儒学反思的基点。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曾多次予以商榷。由于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这里想对此再作一新的审视，以推动学界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文中舛错之处，敬请批评。

一、“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说，出自司马光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说，究竟出自谁或哪部史学著作，需要先考证明白。

第一，此说不出自司马迁。有人，如周桂钿先生，曾暗示出自司马迁，这种说法不妥，无论如何，司马迁都无此说。［1］还有人，如张进先生，虽承认司马迁无此说，但认为，司马迁之所以不记董仲舒的“尊儒”建议，因为他怀恨汉武帝因“李陵问题”对他受“宫刑”，［2］也不妥。要知道：司马迁确实没记董仲舒的“尊儒”建议，可是他却详细记载了汉武帝的“尊儒”过程。《史记•儒林列传》说：“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这里没有董仲舒；司马迁即使真对汉武帝有记恨，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为董仲舒增光的，司马迁怎么会忽略董仲舒的政绩呢？在《史记》中，司马迁对董仲舒毕恭毕敬，尊称他为“董生”，还第一个为董仲舒的“不遇”鸣不平；［3］尤其是，司马迁会因对汉武帝记恨，故意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写成采纳别人的建议“尊儒”吗？如果是这样，干脆就不写汉武帝“尊儒”，岂不更好？

第二，此说也不出自班固。有人，如赵吉惠先生等，认为此说出自班固，亦不妥。［4］1、班固从来没说过，西汉“黄老之治”的结束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的结果，在此问题上，他完全赞同司马迁的记载。《汉书•儒林传》说：“武帝初即位……绾、臧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太皇窦太后喜老子言，不说儒术，得绾、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下绾、臧吏，皆自杀。申公亦病免归”；“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这里也没有董仲舒。2、班固是说汉武帝在“尊儒”后，又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二次“尊儒。”如，《汉书•董仲舒传》说：“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汉书•武帝纪》说：元光元年“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出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3、班固的原意是什么？如果不想歪曲的话，他的原意是：西汉“黄老之治”的结束，如司马迁所言，是汉武帝采纳别人“尊儒”建议的结果；是后，汉武帝又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二次“尊儒”，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汉武帝六年（田蚡“绌抑黄老”）到七年（采纳董仲舒建议前），思想上是主要以儒学治国；从汉武帝董仲舒的建议后，则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汉书•董仲舒传》还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皆自仲舒发之。”其意甚明。

第三，此说的始作俑者是北宋司马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九》中说：建元元年：“诏举贤良……董仲舒对曰……‘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天子善其对。……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上雅向儒术，婴、蚡俱好儒，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王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二年：“太皇窦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上因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下绾、臧吏，皆自杀。丞相婴、太尉蚡免，申公亦以疾免归”；五年：“置五经博士”；六年：“太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蚡骄侈……”；七年：“诏举贤良、文学，上亲策之。”这才是今天学界坚持的有以上四种含义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说。

第四，“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说是客观存在，不能否定。今人刘桂生先生认为，现在流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是近人对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误解所致，还开了一大串书单，让读者到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去检索。［5］刘先生的说法仍不妥，因为在他的书单中，剔除了《汉书》（他只让人看《董仲舒传•赞》）和《资治通鉴》，只让人们看没有这种说法的书。

二、班固关于“汉武帝的二次‘尊儒’”说，涉嫌作伪

明眼人一看即知，司马光的说法不全是空穴来风，他是在演绎班固的“汉武帝二次‘尊儒’”说。班固的“汉武帝二次‘尊儒’”说有无历史根据？笔者认为，此说涉嫌作伪。

第一，此说晚出。班固的说法出于东汉中期，相去汉武帝“尊儒”，时间已过去一百多年了。此前，没有任何一个学者对此有所提及，包括西汉司马迁和刘向、新莽刘歆等、东汉《汉书》的草创者班彪等。有人认为，班固这样说肯定是看了西汉皇家档案。其实，司马迁是活档案，他是第一个给董仲舒作传的历史学家，是汉武帝和董仲舒同时代人，是汉武帝“尊儒”活动的亲历者，当过董仲舒的学生，看到董仲舒的去世和子孙为官，对此怎么不知道？刘向父子都相当于西汉图书馆兼档案馆馆长，是《七略》的编撰者，为什么对此也不知道？

第二，董仲舒参加对策和《天人三策》伪痕都十分明显。1、董仲舒是汉景帝时有名的《公羊春秋》博士，不可能参加汉武帝时的五经对策；如果参加了，有同一个人、同一个学科获双博士的嫌疑；而且，《汉书•武帝纪》所载元光元年的考题与《天人三策》的考题无一相同或相近。2、《天人三策》问题更多：三策次序颠倒，第二策才是公共考卷；三策不都是儒学对策，第二策的考题为一般“诏贤良”考题；三策反映出的时间不一，如第二策中“夜郎康居”的“康居”和第三策中的“刑狱之乱”决不会出现在元光元年之前，等。［6］3、班固对董仲舒的其他说法也不确实。如《汉书•循吏传》说董仲舒是政纪卓著的“循吏”，实际上，董仲舒为官无政绩：从江都相被废为中大夫，当中大夫时作《灾异记》获罪差点被杀，任胶西相很快就辞职了。［7］

第三，缺乏实证。汉武帝是怎样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要是由谁执行的？整个执行过程怎样？最后结局怎样？《汉书》都没有下文。

第四，班固作伪的理由充分。班固作伪的理由是多方面的：1、为自己的学术正名。班固是以史学家的面目出现的，但与董仲舒一样，都宗《公羊春秋》。《公羊春秋》，兼跨多个学科：政治、史学、法律、伦理、文学等。董仲舒发展的是其经学；班固继承的是其“公羊史笔”，与董仲舒在学术上相表里。《公羊春秋》在石渠阁经学会上被绌，直至东汉初期名声都不好，班固在家用《公羊春秋》的思想写史，下狱差点被杀。所以，班固这样做，实是为《公羊春秋》和自己的学术正名。2、为董仲舒学派的反攻倒算鸣锣开路。董仲舒的“春秋公羊”被绌后，其诸弟子们一直试图反攻倒算，如刘向说：“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8］刘歆说：“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等。［9］东汉白虎观经学会上，董仲舒学派纷纷用谶纬和《春秋繁露》解经，在会上占了上风，重新确立了《公羊春秋》的正统地位。班固刚出狱，就参加了此会议，任秘书，后将“会议纪要”整理成《白虎通义》。班固这样做，是争夺神化董仲舒的首功。3、“公羊史笔。”《公羊春秋》的史学观是“公羊史笔”，“公羊史笔”要求：写史不要写“史”，要写“论”，以论代史；在写论的过程中，要“寓褒贬”，“别善恶”；评判历史的原则是“公羊大义”。班固是“公羊”派，史论当然要抬高董仲舒的历史地位，为“公羊春秋”张目。4、古为今用。“公羊史笔”还有个响亮口号，叫“古为今用”（事实上是“极端实用主义”，和我们今天的“古为今用”有质的区别），即当前流行什么就瞎编什么。《汉书•匈奴传》中明确说，董仲舒的学术“未合于当时，而有阙于后世”；《汉书•董仲舒传》说该篇的写作宗旨是：“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即，班固明确承认他的《董仲舒传》是超出历史事实的“古为今用”之作。

三、司马光和现在学界的“汉武帝‘尊儒’”说，也难断其真

既然班固的“汉武帝二次‘尊儒’”说涉嫌作伪，那么由此演绎出的有以上四种含义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说，也难断其真。

第一，它必须通过曲解或伪造历史来证明。1、把董仲舒的对策提到建元元年，既无史料依据，也与《天人三策》的全部内容不合，如对策有“夜郎康居，说德归宜”，此时汉朝与夜郎、康居都没往来；2、王臧等的“尊儒”活动，是他们自己的主意；3、罢“申韩”等，是“老子之治”对“黄帝之治”中的“术家”思想的彻底清洗，与“尊儒”无涉。［10］且罢“申韩”等是在建元元年的“诏贤良”之前，而不是之后；4、田蚡完成“绌抑黄老尊崇儒学”是铁史，有司马迁和班固的双重证明，不容抹杀；5、把“五经博士”考试当“尊儒”成功的标志也不妥，“黄老”是怎么被“罢黜”的？没有下文不合逻辑。现在学界对司马光小骂大帮忙：他们一方面都批评司马光将董仲舒的对策提到建元元年是错误的，另一方面都用司马光的方法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构造与司马光完全一致的、有以上四种含义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说。典型的代表如周桂钿先生：他虽认为董仲舒的对策应是班固说的元光元年；但接着略去了田蚡在建元六年完成“绌抑黄老崇尚儒学”的事实；再修改董仲舒《天人三策》与历史事实不符的策文，然后宣称这样问题就解决了。［11］

第二，始终不能自圆其说。1、此说比班固的说法还晚一千年，司马光对此是怎么知道的？这是个“史谜。”2、仍然缺乏实证。司马光当年并没真解决实证问题。现在，有人认为，此说似乎无须实证，所以他们只坚持此说，从不证明。有人则认为，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是“和平”的，所以没有类似秦始皇“罢黜百家独尊法术”那样的实证。还有人认为，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只是“独尊儒术”，没有“罢黜百家”等等。［12］其实，这些说法与司马光一样，都非常牵强：“和平”地“罢黜百家”，百家也要消亡，可事实上百家只是不是治国的主导思想了，其他依然故我；百家没有真的被罢，怎么能说“独尊儒术”呢？3、汉武帝后来及汉代被“罢绌”的却是董仲舒学派。汉武帝“尊崇”过董仲舒的《公羊春秋》是真，后来汉武帝洞察到《公羊春秋》的反动性［13］，决心予以“绌抑”：他先是利用董仲舒“公羊”派官员的内讧，除掉了董仲舒的私淑弟子张汤，继而又除掉了朱买臣等其他董仲舒“公羊”学派官员；晚年还对他用《公羊春秋》治国所犯的种种错误作了深刻的检讨；临终托孤给武将霍光等，一个董仲舒弟子都不用。汉昭帝时，又杀掉了董仲舒的嫡传弟子赢公（的得意门生眭弘——原文有疏漏，补）。［14］汉宣帝时，刘向在家偷学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学”并和董仲舒一样装神弄鬼，入狱，差点被杀，后责令他改学《毂梁春秋》，才获释；［15］到“石渠阁”经学讨论会，汉宣帝正式“绌抑”了董仲舒的“公羊学”，并用“毂梁学”取而代之。汉宣帝的治国信条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16］可是他却“独绌”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岂不耐人寻味？汉哀帝时甘忠可用董仲舒“《公羊春秋》学”蒙骗汉哀帝，被处死。直到东汉中期，班固在家偷学董仲舒“《公羊春秋》学”，用“公羊史笔”作史，也入狱差点被杀，后来皇帝特赦了他。［17］何休作《公羊解诂》，吸取班固的教训，一个字都不提董仲舒，只说依胡毋生条例。从汉武帝到东汉中期的思想斗争，可谓“百家皆用，独绌董儒”，能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吗？

第三，司马光为什么要伪造此说？1、与班固一样，为自己的学术讨说法。司马光的学术也宗董仲舒的《公羊春秋》，但董仲舒的命运并不好，班固为他翻案的《汉书》没写完，就死于狱中，董仲舒的《公羊春秋》一直没火起来。隋唐时期，更是倍遭冷落，唐代的《五经》没有《公羊春秋》，而是杜预注的《左传》。［18］北宋王安石变法，用的“新学”也没有《公羊春秋》，反而吸收商鞅的变法思想。司马光由于反对变法，被王安石派罢官，他伪造此说，是为自己和自己的学术正名。2、“公羊史笔。”古希腊哲学家说：如果狮子会画画，会先画个狮子。既然用“公羊史笔”写史，何不神化《公羊春秋》及其宗师？为后世诸弟子争个好出身。3、古为今用。董仲舒的时来运转，是从北宋开始的，他的“《公羊春秋》学”是宋、明理学的思想基础。理学家都极力推崇董仲舒，如草创者孙复说：“推明孔子，抑黜百家……斯可谓尽心圣人之道者也。暴秦之后，圣道晦而复明者，仲舒之力也。”［19］司马光伪造此说，与班固相似，也为了与其他理学家争夺尊董的首功。

第四，现在学界为什么都顽固坚持这一说法？1、传统学界的反复宣传。北宋以后，中国学界一直是理学和“通鉴史学”统治，他们对此说反复宣传，怀疑者当异端摒弃。2、此说已成了学界的“学禅”。中国传统上是信仰学术，缺少人文学术，现在人文学术虽在许多领域已成长壮大，但在经、史领域仍被其笼罩着。如果说“阿弥陀佛”是佛教的口头禅，那么含有以上四种含义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就是中国现代“经、史”信仰的口头禅。佛教徒不能怀疑“阿弥陀佛”，经史学者同样不能怀疑“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3、“五四”反传统帮倒忙。“五四”反传统，小骂大帮忙，批孔时反复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云云，似乎在帮助坐实这种说法。4、今天的学界的“经史”领域仍是董仲舒的“公羊”派占主导。今天学界讲的“经”仍是理学，“史”仍然是以《通鉴》为代表“公羊史笔”，他们都以同一理论为思想基础，从同一角度看问题，会重复同一错误。

四、汉武帝结束“黄老之治”和“尊儒”，采纳的是王臧的建议

现在，我们来看司马迁的“汉武帝‘尊儒’”说，是否能经得起推敲？这里有几个问题一定要注意。

第一，这一说法真实可靠。1、司马迁的记载是最原始记载。2、《史记》中关于此问题再无其他记载或自相矛盾的记载。3、从西汉到东汉，无人对此提出过否定意见，班固对此说是完全肯定的，班固的“汉武帝二次‘尊儒’”说至多是对此说的补充，且涉嫌作伪。4、否定此说的司马光说是一千年后的说法，亦涉嫌作伪。

第二，这一说法本身无懈可击。1、“尊儒”的建议者是王臧、赵绾。王臧、赵绾都是儒家，他们的老师是申公，申公是儒家《诗》的正宗传人，《史记》和《汉书》的《儒林（列）传》都有他们的“传”。2、建议确实被采纳。汉武帝不仅批准了他们的建议，还让他们二人负责落实，他们同时也获得了丞相魏其侯窦婴和太尉武安侯田蚡的支持。他们又推荐老师申公来主持大局，亦得到了批准。3、有完整的“尊儒”过程。他们的“尊儒”活动开始于建元二年，由于窦太皇太后的反对，遭受挫折。王臧、赵绾下狱自杀，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蚡免官，申公免归，他们的所有举措都被废除。但他们遭受的挫折是暂时的，因为窦太皇太后活不了几年了，汉武帝还在，窦婴和田蚡还在。果然，建元六年，窦太皇太后去世，武安侯田蚡复出任丞相，完成了“尊儒”伟业。就是说，他们的“尊儒”活动结束于建元六年。4、他们的“尊儒”是“绌抑黄老尊崇儒学。”即把“黄老”从主要治国思想上“绌退”，改换“儒学”或“儒家”为主要治国思想，没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也与整个汉代思想史发展状况相符合。5、前面讲过，建元元年卫绾的罢“申韩”等不在此范畴。

第三，这一说法可概括为“汉武帝采纳王臧的建议‘绌抑黄老尊崇儒学’” 。究竟谁是汉武帝“尊儒”的主要建议者？如果从一般意义来理解，说赵绾、王臧或王臧、赵绾都行，反正他们二人都是主要人物，《史记》和《汉书》都说建议者是“赵绾、王臧。”如果追问谁更根本，笔者认为是王臧。1、王臧是帝师。要知道，王臧是汉武帝的老师，也是汉代儒家的第二个帝师，他的作用不可低估，汉武帝最初对儒家的好感，就是他在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完成的。这一点笔者过去强调不够，是个错误。2、王臧对“尊儒”活动最积极。汉武帝登极前，他避讳退隐，汉武帝登极后，他主动上书，要求到汉武帝身边工作，试图“尊儒。”3、赵绾是王臧调来的。赵绾是王臧的同窗好友，是靠他的“关系”当上御使大夫的。他调赵绾来，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尊儒”。4、王臧是学者。王臧一直是搞儒学教学和研究的，他的主要贡献是思想，而赵绾是行政人员，主要负责具体实施。5、田蚡的“绌抑黄老尊崇儒学”应归功王臧。田蚡是王臧“尊儒”活动的重要支持者和成员，也是王臧“尊儒”受挫的受害者，田蚡虽和汉武帝一起完成了“尊儒”伟业，但他只是个执行者，最先的主意还是王臧出的，他完成的是王臧的未竟事业。

五、王臧“绌抑黄老尊崇儒学”，是近现代儒学反思的科学基点

历史上总共有三种汉武帝“尊儒”说，只有司马迁的记载有实据。传统至今，学界都把司马光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当作儒学反思的基点，笔者认为不妥。现在，儒学反思的科学基点应是“汉武帝采纳王臧的建议‘绌抑黄老尊崇儒学。’”

第一，为什么以司马光的说法作为儒学反思的基点不妥？1、此说是伪造的。司马光的说法，像“上帝创世”说，坐不实。如，董仲舒究竟是什么时候建议“尊儒”的？现在就有近十种说法：建元元年说、建元五年说、元光元年说，等等，哪种都说不清；汉武帝是怎么采纳的？他们也没有一人能说清。2、用此说反思汉武帝和后来历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状况，都得不到实证。［20］3、用此说肯定董仲舒对儒学的贡献和他的儒家性质，不妥。董仲舒是不是儒家，要通过他的思想来证明。董仲舒不是儒家，他对儒学无贡献，相反，危害很大。［21］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对儒家的反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思想专制，孔、孟儒家从无思想专制之说，只有“申、韩”术家才有此主张，而且搞思想专制从来都是反动的。

第二，关于儒学反思科学基点的自我检讨。笔者曾认为，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儒学反思的科学基点［23］，后来觉得不妥。主父偃的“推恩令”是汉武帝“尊儒”后的事，只能证明“尊儒”是对的或成功的，不是“尊儒”制度确立的时间。后来又认为，田蚡的“绌抑黄老尊崇儒学”是儒学反思的科学基点［24］，现在看来也不妥。田蚡不是儒家，“尊儒”的建议不是田蚡提出的，他只是个执行者。我们今天儒学反思的科学基点，应当是王臧的“绌抑黄老尊崇儒学”，时间是建元六年，即田蚡继承王臧的遗志，完成“尊儒”使命的时间。

第三，将王臧的“绌抑黄老尊崇儒学”作为现代儒学反思的科学基点的意义。1、正本清源，还原历史。王臧建议“尊儒”和最后完成是最真实的，使儒学反思有了坚实的基点。司马光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说，则完全改变了历史和思想史框架，把历史弄得面目全非。2、用此说反思汉武帝以后的“尊儒”史符合历史实情。即汉武帝以后，思想上是主要以儒家思想治国，同时吸收其他思想，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人反对区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绌抑黄老尊崇儒学”，并用后者证明前者，［25］不妥。二者有不同的历史和思想史内涵，代表两种历史和思想史路线，对儒学反思的结果有质的区别。3、有利于纠正儒学反思中的错误。如，董仲舒至多是儒家的一个流派，不是儒家的根本代表，他是否真为儒家还须讨论。从董仲舒反思儒学是不妥的；对后世主要以儒治国，要具体和历史地分析，不能用“独尊儒术”笼而统之；还要研究儒学与其他学派的关系，不能用“罢黜百家”带过，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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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桂生近代学人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误解及成因［A］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萃（史学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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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孙景坛再论董仲舒非儒家［A］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理论思考［C］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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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孙景坛唐代“贞观之治”的儒治问题新探［M］南京社会科学，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