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客家人的迁徙　客家人是汉族一个系统分明的支派。客家先民是因为受到了中国边疆部族的侵扰，才逐渐从中原辗转迁到南方来的。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为了防止边疆游牧民族的侵扰，修筑万里长城，戍驻重兵。旋又派尉屠睢率大军区50万驻岭南，以防南越族的入侵。秦皇还将先期滞留在豫、皖、闽的流亡客人驱赶到广西兴安不受欢迎筑灵活渠运河，于铧咀地方将先期滞留在豫、皖、闽的流亡客人驱赶到广西兴安县筑灵渠运河，于铧咀地方将汀江和湘江和漓江凿通，以便运军输粮，继续向南疆用兵。秦亡后，这支庞大的部队没有北返，继续留在当地，成为客人，这是大批汉人南下之始。客家先民自中原迁居南方，总计大迁移5次。其他零星迁入或自各地以服官或经商而迁至的，那就不能悉计。秦汉之间，赵佗自立为南越王。汉武帝时，发大兵南下平定南越，然后在秦代南疆三郡的基础上设置九郡，其中就有闽中郡。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群雄割据，战乱频繁，烽火连天。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大批汉族民众，纷纷往南迁移，这就是所谓“群雄争中土，黎庶走南疆”。三国时，曹魏曾采用招致边民内迁的政策，延至西晋。建武年间，晋元帝率臣民南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从汉末至东晋，中原汉人南迁长江流域，这是第一次大迁徙。东晋时期，长江流域战火纷飞，汉族民众又继续向南迁移。罗香林教授《客家源流考》称：“迄晋武帝统一中国，又以只见及三国割据的由来，而尽罢州郡兵权，边州因而空虚。会八王相继作乱， 国力因而削弱，边区内徙的部族，便得相继乘机而起，于中国内地的一部分，建立他们的割据政权。晋代的中央政府，不得已也迁到建康，就是现在的南京，内地的人民有迁移力量的，或有迁移机会的，都相率南迁，当时称为‘流人’。”当时，福建地处东南海滨，局面较为稳定，因此南迁的中原民众一批一批涌来，沿武夷山南下或由赣南到汀州、宁化的石壁寨（现名石碧村）一带，然后继续移迁汀州郡各属地；一部分人则由赣北散居各邑。入汀的中原民众与当地闽越族、畲族逐渐融合，成为汀州早期客家人。前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魏应麟教授曾说过：“汀州的客家人来自中原的氏族与闽越族的结合。”《客家源流考》指出：“这些南渡的人们，在政治方面，支撑了东晋以来朝代的局面；在经济方面，开发了南方的产业，增进了南方的生计；在民族方面，增加了内地人民和南方部族如百越族（包含闽越族）、一部分苗裔（包含畲族）的融合……”据李吉甫《无和郡县志》载：唐代“开元时有29690户近两年10万人入闽”。大批的移民入汀始于此时。由于中原汉人陆续流入，人口不断增加，遂于唐开元二十四年设置汀州。汀州位于闽西，与粤东、赣南接壤，最早有长汀、黄莲（宁化）、新罗等邑，范围广阔，纵横近400公里。据《通典》，唐贞元前已有5330户，人口16万人。户口统计所显示的数字主要是汉人。唐总章二年，闽粤之间有少数民族不满政府压迫，聚众反抗。朝廷下旨命左郎将陈政为岭南行政总管，统率大军入闽镇守。唐咸通年间，驻军因故反叛，以宠勋为首，率军进攻中原，朝廷费了相当力量方予以平定。不久，冤句人黄巢联合庞勋余众，揭竿起义，其势甚速，从河南、山南二道进军淮南、浙东、赣北、赣中、闽北、闽中，又折回赣、湘、桂东，南下广州，出转湘、楚、安徽，渡淮水，攻下洛阳，进入长安。十几年动乱，使得中国各地人民分头迁徙。昭宗时，王潮、王审知参加寿州王绪起义，有5000余人渡江南下。这些人多来自河南光州一带，称为中原氏族，入闽汀者大多留居。　　客家的爱乡观念，还体现在留居海外的客家人身上。这些客籍华人大多深切关心祖居地故土的社会发展和家乡建设，往往慷慨出资赞助家乡的社会公益和福利事业，体现出游子的爱乡情怀。 客家精神是革命的精神，客家精神也是一种激励人向上的精神，客家精神还是和睦亲邻、繁荣社会的精神。发扬客家精神，于社会进步，于民族发展，于家庭和睦，于个人上进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客家人自秦朝至今在南方地区居住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一个重要群体，是广东本地的主要族群（广府、客家、潮汕、粤西高凉、四邑、海陆丰、粤北少民等）之一，也是江西和福建本地的重要族群之一。广东的几大族群，都是混合同化了岭南最早的原住居民百越诸族而最终形成的。客家民系并不比广东其他民系形成的时间晚，因为客家语本是中原雅言，只是到了南方后吸收了一些土著语言，但其主体仍是中古雅韵。客家人也并不比其他族群晚来于广东，在广东的河源、惠州等地最早定居的就是糅合了原古越诸族的客家先民。

客家人有五次大迁移，客家先民第一次大迁徙 西晋永康元年，发生了“八王之乱”，继而又爆发了人民反晋王朝的斗争，大大动摇了西晋王朝的统治。这时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等少数民族趁虚而入，各自据地为王，相互争战不休，使中原陷入“五胡乱华”的动荡局面。西晋王朝覆亡后，中原成了胡人的天下，他们废农田，牧牛羊，虏汉人做奴隶。不堪奴役的汉人大举南迁，他们由中原经河南南阳，进入襄樊，沿汉水入长江迁向湖北、安徽、江苏一带；朝东则由九江到鄱阳湖，或顺赣江进入赣南山区。其前锋已抵达今之梅州大埔，并于东晋义熙九年（即公元413年）以“流民营”为基础设置了义招县。这时，东晋王朝为安置中原移民，专门设立了侨州、郡、县，予以各种优待。这股潮流此起彼伏，持续170多年，迁移人口达一二百万之众。

第二次大迁徙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国势由盛而衰，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加之中原灾荒连年，官府敲榨盘剥，民不聊生，许多城乡烟火断绝，一片萧条。不久，爆发了先后由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弛骋中原，辗转大江南北十数省。这些地方正是第一次南迁汉民分布的地域。战乱所及，惟有赣南、闽西南和广东东北“堪称乐土”，于是上述各省客家先民的大部分，由江州溯赣江而上，来到今天的赣南、闽西、广东东北的三角地带定居。根据客家族谱记载，这时期的移民，避居福建宁化石壁洞者也不少。这就是中原汉人历史上第二次大举迁徙。这次南迁，延续到唐后的五代时期，历时90余年。

第三次即客家民系形成中的大迁徙 北宋都城开封，于公元112年被金兵攻占后，宋高宗南渡，在临安（今杭州）称帝，建立南宋王朝。随高宗渡江南迁的臣民达百万之众。元人入侵中原后，强占民田，推行奴隶制。处于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为躲避战乱，又一次渡江南迁。随后由于元兵向南进逼，赣闽粤交界处，成为宋、元双方攻守的战场。文天祥起兵抗元，率义军进抵梅州，客家儿女纷纷从军，转战于闽粤各地，仅松口卓姓家族，就有800多人，“男执干，女甲裳，八千子弟走勤王”。早先迁入此地的客家人，为寻求安宁的环境，又继续南迁，进入粤东的梅州、惠州一带。因为这时户籍有“主”、“客”之分，移民入籍者皆编入“客籍”。而“客籍人”遂自称为“客家人”。

第四次客家大迁徙 客家第四次迁徙原因有二：一是受满族入主中原的影响。清兵进至福建和广东时，客家节义之士，出面号召群众举义反清，失败后被迫散居各地。有随郑成功到台湾的；有向粤北、粤中、粤西搬迁的；有的到了广西、湖南、四川。二是客家人口膨胀。赣闽粤边区的客家人，经过200多年的发展，人口大增，而当地山多田少，耕殖所获，不足供应，乃思向外发展。适逢清政府于康熙年间发起“移湖广、填四川”和移民运动。于是，由中原移居两湖两广的汉民，又大量入川。朱德、郭沫若、韩素音的祖先，都是当时由广东、福建迁到四川的客家人。

第五次客家大迁徙 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客家人为基本队伍，辗转征战十余年。天京陷落后，起义军受到剿杀，百姓纷纷逃匿。在此期间，粤中地区发生了持续12年的土客械斗。清政府为解决土客之争，特划出台山赤溪地区以安置客家人。动乱使得客家人开始了又一次的大迁徙，分别迁到海南、广西，甚至飘洋过海去谋生。

客家人向海外迁徙 自南宋末年以来，客家人在向南方各省搬迁的同时，又陆续通过海路和陆路向海外迁徙。海路由厦门、汕头、广州、海口、虎门、香港和台山赤溪的凼家冲等港口出发，乘船冒险到达南洋各地。陆路通过广西、云南边境进入缅甸、越南等地。其中包括宋末抗元、清初“反清复明”、清末太平天国运动和孙中山早期领导的各次武装起义失败后，逃亡海外的志士，以及相当数量的破产农民和城市贫民，他们或自驾帆船，或被掳掠、诱骗、招雇为“契约华工”到南洋等地从事苦役。20世纪中叶以来，又有部分人由原住国向欧美等国乃至世界各地再行迁移。现在客家后裔已遍布五大洲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正所谓“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

所谓客家人，意指做客他乡之人。专家学者对此曾有“主客说”、“给客说”、“时间划分说”、“自称说”等种种诠释。但无论哪种诠释，真本质都是一致的，即客家人不是原有土著之人，是从外地迁入的。迄今为止，客家人的历史可以说经过四个发展变化阶段。

第一阶段是起源阶段。岭南地区是客家人起源和形成的地方，现在国内和国外各地的客家人，其祖辈都与岭南地区有着渊源关系。客家人的先民是从中原地区来的，所以，研究客家文化和民系的产生，应与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往联系起来。

上古时代，岭南地区就有人类居住，但在秦朝之前，与黄河、长江流域相比，岭南地区的文明程度属于相当落后的蛮夷之地，秦始皇派兵平定岭南之后，中原地区的文化进入了岭南地区，岭南地区的文明才得到了开发。由此可见，秦朝之前不存在中原人向岭南移居的问题，只有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融为一体，南北交往大门正式打开，才使北方人有条件迁入岭南。“赵佗是南下干部第一人”，秦始皇平定、治理岭南时的将士戌卒及官吏和他们的家属，是北方人向岭南移居的第一批移民。这批人来到岭南之后不久，中原地区即发生了阵胜、吴广的起义，当时的龙川县令赵佗为防岭南地区出现动乱，拥兵关隘，封闭南北通道，建立南越国，自封南越王。南越国存在近百年，来自中原地区的秦朝将士戌卒及官吏和他们的家属只能滞留在岭南地区安居生息。到汉武帝时，南越国归并汉朝，这些人留下的子孙也不可能再回到北方，名符其实地成为做客他乡之人。所以，秦朝是客家文化和客家民系的起源时期，当时所留下的将士戌卒及官吏和他们的家属，是岭南地区最早的客家人。

第二阶段是异变阶段。秦朝的将士戌卒及官吏和他们的家属留居岭南，当时虽然客居他乡，但并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客家人。作为一个有一定人口规模，有独特文化特征的独立民系的产生和形成，其必须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异化演变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既把一个地区的土著人同化过来，又不具移民的全部特征。秦、汉、唐三个朝代，是住在岭南地区的北方人向客家人异化演变的重要阶段。 这种演变是以秦朝留在岭南的将士戌卒和他们的家属为主体的，他们以军营为生活圈，有继续保持北方人的语音和生活习俗的群体条件，但他们因长期生活在岭南，不可能不受当地土著人的语音和生活习俗影响，尤其是以后随着一些土著人被充实到军队，军队已不再是由纯粹的北方人所组成，当地土著人的语音和生活习俗也就更多地渗透到军营中，久而久之，这种以北方人为主体的军营生活群体，语音和生活习惯也就有所变化，成为一支既有北方人语音和生活特征，又有所退化异变，不完全与北方人语音和生活习俗相同的独特群体。这种群体的形成，为今后客家民系的最终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三阶段是形成阶段。在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据史料记载，其中一次是三国至南北朝，尤其是南北朝“五胡乱华”之时，不少中原人为避战乱而南迁；另一次是隋唐时期，因北方匈奴及其他外部入侵，加上唐末发生黄巢起义，致使大量北人离乡背井，避乱南方；再一次是宋朝期间，先是宋室南迁，由北宋转为南宋，再后来忽必烈派兵驰驱南下，南宋朝庭又从长江边退到广东，许多中原人民和大批的皇室贵宦及商贾文人随朝庭来到了南方；还有一次是元末明初，因政权更换，中原地区的许多民众再一次为避战乱南迁。这几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可以说，隋唐以前的南迁北人都是以平民为主的，人数居多，却缺乏文化底蕴，宋元之后的北人南迁则不同，他们除了一般平民外，还有不少官宦人家、文人骚客和仁人志士，特别是宋朝，当时中原文化非常繁荣，北人南迁是随官府朝庭不断南移而进行的，他们不仅人来到南方，还带来了浓厚的中原文化。所以，隋唐之前的中原人来到南方，为客家人的数量起了壮大的作用，但因缺乏文化因素，难以形成自己的特色民系文化。宋元之后，随着一些望门贵族和文人骚客来到南方，既使客家壮大了规模，又使客家提升了社会地位和文化品位，促使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最终形成。据史料考证，客家人正式定称于宋朝，在宋朝的户藉立册中，凡是广府语系和潮洲语系的人都列入主册，北方来的人都列为“客藉”。这就说明，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最终形成于宋代。

第四阶段是外迁阶段。现在，全国和全世界各地都有客家人，追根溯源，这些客家人都是从岭南地区迁移出去的。其中明清时期是客家外迁的重要时期。客家人外迁有五个原因：一是因生活所迫，为求新的生存空间。宋元之后，岭南地区客家人爆满，但又无法在潮洲平原和珠三角地区扩展，只好外迁到其他省份，或漂详过海到海外谋生；二是为避难而外迁。这方面的因素以太平天国起义失败以后的一段时间为甚，太平天国起义队伍有不少客家人，太平天国失败后许多客家人为避难逃离原藉地，到其他省份的一些穷乡僻壤避难。三是从军从政落居外地。如台湾的客家人，他们的先祖有的是随郑成功收复台湾时去台湾的，有的是随乾隆年间武状元李威光剿海盗时留居台湾的。四是由官府组织外迁。如四川的客家人，他们的先祖多数是清朝“湖广填川”时而迁到四川落居的。五是从商外迁的。明清期间一些客家人到一些地方从商，在一些地方形成了经商群体。

以上四个阶段，是客家历史基本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