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是有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撰而成。这是非常传统的说法，也不能说有什么错误。原本就是。

公元前479年，周敬王四十年，鲁哀公十五年的周历四月十一日，即夏历二月二十一日，孔子离世。葬于鲁城（即今曲阜）北泗上。鲁哀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久，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自孔子逝世后，诸多弟子为之守墓三年，独子贡一人筑庐孔子墓前，为之守墓六年而去。在诸弟子为其师守墓期间，弟子们似乎极端不适师傅的离世，都认为应该有一个人代行师傅，以使诸弟子行驶礼仪。在孔子的诸多弟子中，有若因其长相酷似孔子，加其学问人品皆为同门认可，所谓“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子游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于是“弟子相与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但是，不管怎么说，包括子贡筑庐墓旁，还是有很多的弟子甚至将家迁居至墓的周边。但是，一代巨星的陨落必将使孔子弟子失去了核心。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摆在了所有的活着的弟子面前：接下来该做什么？

我们知道，孔子曾经说“三十而立”。真正的情况也是这样的，据《史记》记载，孔子就是在三十岁的时候开始创办平民教育，授徒讲学。孔子最早的学生有：秦商（公元前547年～？）、颜无繇（546年～？）、曾点（公元前546年～？）、冉耕（公元前544～）、仲由（542～480）、漆雕开（公元前540～？）在这些弟子中，我们仅仅从年龄便可看得出，他们基本上都是孔子的同龄人。我们就拿仲由来说，他比孔子小9岁。春秋鲁国卞（今山东泗水县卞桥）人。史上记载云，子路乃孔子之得意门人。以政事见称。性格爽直率真，有勇力才艺，敢于批评孔子。孔子了解其为人，评价很高，认为可备大臣之数，“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并说他使自己“恶言不闻于耳”，“子路好勇，闻过则喜。”后不幸在为卫大夫孔悝家宰时，因内讧而被杀。说子路如何如何好，那是因为孔子的教育之功。因为子路在见到孔子之前基本上就可以用我们今天的混混来形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裴骃《史记集解》说：“冠以雄鸡，佩以暇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之。”王充在《论衡·率性》中说：“闻诵读之声，摇鸡奋豚，杨唇吻之音，戴鸡冠佩豚，聒圣贤之耳，恶至甚复。”以上的话都十分清楚地表明，子路在没有受到孔子的教化之前是十分鲁莽。他多次试图凌暴孔子，孔子设礼相诱，并给他讲了很多的做人的道理，才拜孔子为师。 即便拜孔子为师之后，子路也基本上未改其泰山本性。如，在孔子弟子中几乎没有什么记载有人可以当面批评孔子，甚至让孔子下不了台的事情。

当然，子路对孔子的鲁莽不是不尊重师傅。在孔子的一生中，子路可以说是最好的保镖，一直负责孔子的生活保证工作。所以，尽管他反驳孔子，孔子还是一直把他作为心腹看待的。而且孔子对子路的评价也是很高的。如“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论语·颜渊》“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孔子还说：“自吾得由，恶言不闻於耳。”

当然了，子路从总的方面来说还是优点多多，除了忠诚守信之外，他还是个大孝子，中国古人所编的二十四个大孝子中孔子的弟子有三个，其中就有子路。

我说了这么多关于子路的事情，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孔子的早期弟子中我们可以称其为弟子，也可以称为朋友。最重要的是这些弟子或朋友几乎没有什么先天的知识优势，首先他们出生都比较贫寒，子路不用说了，另外几位早期的弟子如曾点也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只能是有几十亩地勉强谋生。秦商之父秦堇父和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同样是以勇力著称的朋友。冉耕出身贫寒。这样的弟子加之与孔子的朋友关系及原本的家庭状况，我们可以称其为弟子，但是，在学习过程中是不可能有什么严肃性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灯下黑。据史料记载，除了漆雕开有些独特的见解外，其余的都是规规矩矩或是莽撞有加。如果我们说《论语》是有这些人编纂的，似乎不可能。

事实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子路早于孔子两年逝世，其余几位早期弟子生卒年基本上不完整，但是，以孔子的年龄而论在当时社会属于长寿的，既然那几位与孔子的年龄都十分接近，应该寿命都在孔子这个岁数上，而这个时候没有资料显示他们辑录过孔子的语录。

当然，这几位年龄与孔子接近的弟子没有编纂过《论语》是不是有比这几位年轻一些的弟子编纂过《论语》呢？当然，我这里主要说的是孔子在世的时候。这样的说法是有的。清朝廖燕（公元1644－1705年），说：“昔人称《论语》为孔子弟子所记，并无确据，余谓此书为大圣人经天纬地之文，岂他人可能代笔者耶？即篇中诸贤论说，亦皆孔子笔削之词。或群弟子有言从而负益期间。要当以孔子为正。”《二十七松堂集》卷七《杂著》。李塨（1659～1733）说：“尝闻《论语》都属圣人亲定。后学诸经或可分读，惟《论语》宜人人熟诵之。”《平乙古文》。皇侃(488～545)在《论语义疏》中说：“此一书或是弟子之言，或有时俗之语，虽非悉孔子之语，而当时皆被孔子印可也。必备印可，乃得预录。”

这几个学者的观点不过是凭借自己的臆想。他们认为《论语》里有那么多孔子的语录，那一定是孔子自己最起码也是主持下编纂的。也就是被孔子笔削、印可或裁定的。我们可以不一棍子把人打死，也就是说如此的判断是可以的。我们说那几位年龄与孔子相仿的弟子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可以由年龄年轻一些的弟子（当然不是太小的弟子），如闵子骞（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87年）比孔子小15岁。但是，我们马上又可以否定这个推测，因为在《论语》里提及的很多事情都是孔子去世后很长时间发生的，若《论语》是由孔子笔削、印可或裁定的话，难道孔子死后有复活了？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孔子在世的时候都没有《论语》的出现。

说孔子不可能对《论语》笔削、印可或裁定，也不是就彻底否定《论语》一书就是孔子的弟子完成的。为什么？因为，在孔子弟子中既聪明有有文采而且比孔子小很多的第二代弟子有好几个。颜回（公元前521年～公元前481年）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尽管比孔子小三十岁，但是，还在孔子在世的时候他就死了。《雍也》中记载：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日:“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颜回死于公元前481年，也就是孔子71岁的时候，年仅41岁。此时孔子曾经发出“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的哀叹。这说明尽管《论语》中提到颜回的此书很多，只能说明孔子确实喜欢颜回这个弟子，但是，颜回没有参与《论语》的编纂是肯定的。再看另外几位二代弟子弟子。冉雍（公元前522年～？，小孔子29岁）、冉求（公元前522年～？，小孔子29岁）、子贡（公元前520年～？，小孔子31岁）、子游（公元前506年～？，小孔子45岁）、子夏（公元前507年～？，小孔子44岁）、子张（公元前503年～？，小孔子48岁）、有若（公元前518年～？，小孔子33岁）、高柴（公元前521年～？，小孔子30岁）、樊迟（公元前505年～？，小孔子46岁）、宰予（公元前522年～公元前458，小孔子29岁）、公西赤（公元前509年～？，小孔子42岁）、曾参、（公元前505年～公元前432年，小孔子46岁）、公孙龙（公元前498年～？，小孔子53岁）。这就是有据可查的孔子最小的弟子，读过《论语》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么多弟子只有一个人没有在《论语》中出现。如果以普通的心理来揣度的话，为什么他们的名字可以出现在《论语》中（前面几个资格老的除外）？答案似乎就是：《论语》就是这些人编纂的。

宋翔凤（1779年～1860年）说，《论语》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

傅玄（217～278年）说：“昔仲尼即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辑本《傅子》）

陆九渊（1139-1193）在《象山语录》中说：“郑康成（郑玄）、王肃谓《论语》为子游、子夏所编，亦有可考者。如《学而》篇子曰次章便载“有若”一章，又子曰下载“曾子”一章，皆不名而以“子”称之，盖子夏辈平昔所尊者此二人耳。”

翟灏（？～1788）认为除了子夏、子游之外，可能还有子张。

他说：“圣门文学之选，游、夏特称。夫子修《春秋》，惟以示游、夏。子游、子夏之预撰《论语》，微《谶》（指《论语崇爵谶》）言宜亦谓然。陆象山以尊有子为据。孟子言欲尊事有子者，子张与游、夏同也。《论语》第十九篇，附记群贤之言，子张、子夏、子游为多，而张居篇首。曾子虽称‘子’，却居三子后。又似门人之各尊其本师也。且‘子张书绅’，明见语中。则游、夏外应更属子张为记录人矣。先儒皆不言子张而言仲弓，不知又何别本？”《四书考异·总考》

近人康有为（1858～1927），在《论语注序》中说：“《论语》二十篇，记孔门师弟之言行，而曾子后学辑之，郑玄以为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则不然。夷考其书，称诸弟子或字或名，惟曾子称‘子’，且特叙曾子启手足事，盖处于曾子门人弟子后学所纂辑也。夫仲弓、游、夏皆年长于曾子，而曾子最长寿，年九十余。安有仲弓、游、夏所辑而‘子’曾子，且待曾门记其启手足耶？”

陆九渊正是因为《论语》中称曾子而为“子”遂云此书是曾子、子游、子夏而撰，康有为也同样在此推断下得出结论。

顾成章在《论语发疑》中说：“有子、曾子、闵子、冉子皆鲁人，孔子卒后，盖皆设教于鲁。是书《齐论》、有《鲁论》。今虽传者曰《鲁论》，盖自有子、曾子、闵子、冉子之门人传授及于后世者。其徒尊其师，遇其师之字辄皆改之称曰‘子’，以授其徒，故相传为有子、曾子、闵子、冉子”。对于称曾子、有子多而偶称冉子、闵子骞，顾成章解释云：“有子、曾子之弟子多，而闵子、冉子之弟子少。弟子多则传改较广，易于划一。弟子少则传改为偏，错出者多。是以闵、冉之徒既少，而闵、冉之称亦或字或“子”，无定矣。”（《论语发疑》）

至于说到孟子、荀子等皆称曾子为“子”，盖“圣门相依，称皆如此”。更有或源孟子乃曾子之徒孙也。

柳宗元说，《论语》“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柳宗元河东文集论语辨》。顾成章对此的解释是“同一《论语》之书，有《齐论》之书、有《鲁论》、一书之中，篇次句读每不相同，盖后人传授之间以意附入者亦尝多矣。《鲁论》载曾子之死，亦未始非曾子之徒所增益也。不然，孔子之徒既众且贤，亲炙复久，而不能撰，转待二子之徒之疏且远者而后升撰乎？”（《论语发疑》）

若说是附入，顾成章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根据这些资料分析，《论语》真的就是孔子弟子所传颂的孔子之言而后由弟子附加了更多的自己的理解。

上面所言《论语》之编纂者乃孔子弟子之说看似很有道理，但是，因为从历史上就没有一个固定的认知，所以有人还可以继续想象。那就是很有人认为《论语》是孔子门人编纂。这里的门人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理解的再传弟子。

《汉书·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个说法确实有根据，因为在《论语》中尽管大部分都是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但是我们也处处可以看到“门人”一词。若《里仁》篇中有：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处的门人即指曾子的弟子。《泰伯》中有“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 这里的门人也是时候的曾子的弟子。《子罕》篇中有言“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这里的门人是子路的弟子。《先进》中有言“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这里的弟子是说的颜回的弟子。这说明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孔子在世的时候，其所传授的对象不仅仅有其弟子，而且也有弟子的弟子，不仅仅有岁数比较大的弟子更有岁数很小的弟子。由是就形成了隔代传授的现象。在这个传授的过程中，不同的人对孔子的话有不同的记忆和不同的理解。而且在传播的过程中又各自为政或各师为政，故而也就形成了孔子或孔子弟子甚至再传弟子的语录或问答在孔子逝世后相当多的时间内都是不统一的。柳宗元说：“或问曰“‘儒者称《论语》，孔子弟子所记，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何哉？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字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今所记独曾子最后死，余是以知之，盖乐正子春之徒、子思之徒为之尔’。或曰：‘孔子弟子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柳宗元河东文集论语辨》）

清代何异孙说：“孔门惟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窃意《论语》一书，曾子弟子为之而就名之也。”（《十一经问对》卷一）

说曾参或其弟子参与编纂《论语》，我认为没有什么大的疑问。除了前面几位所言的曾参在孔子的弟子中最少，曾参生于公元前505年，逝于公元前432年，小孔子46岁。也就是说，孔子逝世后，他又活了四十对年，而且孔子在世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授徒了，这说明曾子之所以被称为“子”有着诸多的条件。聪明好学，年龄小，授徒较早，更主要的是曾子的道德水平高，可能更受弟子的爱戴，故而被他的弟子像尊称孔子一样为“子”。还有啊，孔子的孙子子思是曾子的弟子。子思出生时，其爷爷已经是六十九岁的老人了，刚刚结束了周游列国颠沛流离的生活，开始专心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不可能专门基于自己的孙子，而至去世后，其孙子才四岁（子思出生于公元前483年，卒于公元前402年，终年八十二岁）而曾子或许为了传播老师的思想，或者为了传播圣人的烟火，就努力基于子思。而子思也从自己的老师那里了解了爷爷的伟大，而曾子的道德和学问也是和爷爷一样的。故而因崇敬其爷爷而爱屋及乌。呼其爷爷“子”而联系老师曾子。至于其他的曾氏弟子也都一样尊称其为“子”。若纵观诸多的儒家著作或与孔子相关的书籍，凡是有曾子的，几乎皆称呼其为“子”。最典型的书籍如《孝经》就提到曾子一人。如有对话也仅仅是孔子和曾子的对话。据此诸多的史学界都认为《孝经》是曾子的著作。但是，我认为也是曾子弟子们所撰。因为，曾子的弟子可以将其称呼为“子”，而曾子自己未必，其根据就是他对老师的尊敬，他是不可能敢与老师平起平坐的。

而说到有若被称呼为“子”，这里面除了有若好学之外，也有个年龄的问题。有若出生于公元前518年，卒年不详，小孔子33岁。他之所以被称为“子”不一定因为他小，而又机会。二十因为，在孔子去世后，孔子弟子需要有一种心里寄托。而有若长相酷似孔子，于是众弟子尊以为师。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所说“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

把有若和曾参被称为“子”这个现象分析起来，我就可以断定，整个《论语》的编纂更多的参与者一定是这两个人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至于说闵子骞和冉求也偶尔被称为“子”既有二人德高望重的因素也有年龄的因素，也有其弟子参与的因素。只不过是这二人的地位没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已。考察《论语》中提及的二十多个孔子弟子，除了在孔子生前经常被夸奖的弟子外，大部分都是比孔子年龄小很多的弟子。这也就是说，正是这些二代弟子或二代弟子的弟子参与了整理老师的谈话录以及自己的老师（即孔子弟子）的谈话录，而后编辑成书。至于起初叫什么名字，史料缺乏，无从考察。

综合之论，根据历史资料加合理的揣度，我认为《论语》的编纂者应该有：1、孔子本人。因为既然是孔子的弟子对孔子是那样的尊敬，是不可能直接呼其名的。而在《论语》中又却是出现了几处“丘”。（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篇第五》）这就说明，像这样的文字既是孔子说的，又在经过弟子记录之后孔子看过的。可能当时就被整理成类似今天的小册子。2、熟悉孔子的人。我们知道，在《论语》中凡涉及的对话部分其表现方法是“子曰”、“夫子”、“子”、“曰”等，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有不少地方用的是“孔子对曰”。这说明什么问题？因为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都不可能直接称呼孔子，而之所以如是称呼，大概就是有孔子的朋友或鲁国的公卿等人在《论语》的编纂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记录。3、孔子弟子。这个就不用过多怀疑了，因为这些人是在孔子身边的人，孔子很多的言论他们都是亲耳聆听了的，他们最有发言权。4、再传弟子。这些弟子有的可能见过或也听过孔子讲课，或是听自己的老师讲过孔子的话，他们为了传播圣贤的思想总想更多的收罗孔子的语录以传后世，于是《论语》的文字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增加。5、后辈儒生。在孔子去世之后的两三个世纪内，孔子的言论不断地被收集整理，诸多后辈尽管不是孔子的再传弟子，但他们对孔子思想的认可是一致的，于是也参与了孔子语录的整理工作之中。6、不排除很多诸侯王国的统治者为了利用孔子的思想统治老百姓，也在加工和演绎着孔子的言论以期为他们的统治服务。

以上就是《论语》的形成过程。但是，可能有了关于孔子及弟子的语录传播，但是始终没有一个书的名字，也就是孔子及弟子的言论在孔子去世后的相当时间内不断地被扩大传播，但就是没有《论语》这个称呼。

《诗经》中最早的作品大约成于西周初期，根据《尚书》上所说，《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中的《耆夜》篇中，叙述武王等在战胜黎国后庆功饮酒，其间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诗《蟋蟀》，内容与现存《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关系。最晚的作品成于春秋时期中叶，据郑玄《诗谱序》，是《陈风·株林》，跨越了大约600年。　关于《诗经》的集结历代说法众多。主要的有以下三种：王官采诗说最早的记载出现于《左传》。《孔丛子·巡狩篇》载：“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谣，以观民风。另外在《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出牖户而知天下。”周朝朝廷派出专门的使者在农忙时到全国各地采集民谣，由周朝史官汇集整理后给天子看，目的是了解民情。当时的采诗官被称为“行人”（见于《左传》）。 刘歆《与扬雄书》亦称：“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公卿献诗说当时天子为了“考其俗尚之美恶”，下令诸侯献诗。《国语·周语》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师箴，瞍赋，曚诵。” 孔子删诗说这种说法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篇。”据说原有古诗3000篇，孔子根据礼义的标准编选了其中300篇，整理出了《诗经》。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左传》中记载孔子不到10岁时就有了定型的《诗经》，公元前544年鲁乐工为吴公子季札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现在通常认为《诗经》为各诸侯国协助周朝朝廷采集，之后由史官和乐师编纂整理而成。孔子也参与了这个整理的过程　　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则指“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诗经》多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是依据音乐的不同。《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一些地方（齐、韩、赵、魏、秦），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多半是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叫“十五国风”，有160篇， 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bèi〕、鄘〔yōng〕、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huì〕、曹、豳〔bīn）） 《雅》分为《小雅》（74篇）和《大雅》（31篇），是宫廷乐歌，共105篇。

三种《诗经》的抄本（唐）(22张)　　“雅”是正声雅乐，即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固然多半是士大夫的作品，但小雅中也不少类似风谣的劳人思辞，如黄鸟、我行其野、谷风、何草不黄等《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和《商颂》（5篇），是宗庙用于祭祀的乐和舞歌，共40篇。“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本是祭祀时颂神或颂祖先的乐歌，但鲁颂四篇，全是颂美活着的鲁僖公，商颂中也有阿谀时君的诗“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它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多为民间的歌谣。《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160篇 。大部分是民歌。根据十五国风的名称及诗的内容大致可推断出诗产生于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北部等。“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朱熹《诗集传》曰：“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有正变之别。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朝会之乐，受釐陈戒之辞也。辞气不同，音节亦异。故而大小雅之异乃在於其内容。”“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表现手法“赋”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就是说，赋是直铺陈叙述。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明喻和暗喻均属此类。《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对于诗歌中渲染气氛、创造意境起着重要的作用。《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例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诗经流传　到春秋，流传下来的诗，据说有三千多首，后来只剩下三百十一首（其中有六首笙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后来为了方便，就称它「诗三百」。 孔门弟子中，子夏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他传诗。　到汉初，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合称三家诗　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而现在只剩外传十卷。　至于现在流传的诗经，则是毛公（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所传的毛诗诗经中的诗歌，可以确定具体写作年代的不多。大致地说，《颂》和《雅》产生年代较早，基本上都在西周时期；《国风》除《豳风》及“二南”的一部分外，都产生于春秋前期和中期就诗歌的性质来说，《雅》、《颂》基本上是为特定的目的而写作、在特定场合中使用的乐歌，《国风》大多是民歌。只是《小雅》的一部分，与《国风》类似。但必须指出：我们在这里说的“民歌”，只是一种泛指；其特点恰与上述《雅》、《颂》的特点相反，是由无名作者创作、在社会中流传的普通抒情歌曲。大多数民歌作者的身份不易探究清楚。假如以诗中自述者的身份作为作者的身份，则既包括劳动者、士兵，也包括相当一部分属于“士”和“君子”阶层的人物。“士”在当时属于贵族最低的一级，“君子”则是对贵族的泛称。此外仍有许多无法确定身份的人物。所以只能大致地说，这种民歌是社会性的群众性的作品。　由于诗歌的性质不同，其描述的内容也相应有所不同。　下面，我们分别选择若干重要的类型加以介绍　《颂》诗主要是《周颂》，这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产生于西周初期。除了单纯歌颂祖先功德而外，还有一部分于春夏之际向神祈求丰年或秋冬之际酬谢神的乐歌，反映了周民族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和西周初期农业生产的情况。如《丰年》中唱道：　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　在丰收的日子里，人们兴高采烈而又隆盛地祭祀先人，希望他们赐给更多的福分。而《噫嘻》则描绘了大规模耕作的情形：　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在广阔的田野上，数万名农夫同时劳动，这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同时我们也会想到：在这种强大有力的集体活动中，个人的存在价值是很容易被忽视、被抹杀的。这是在那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经济条件下必须付出的代价。　《绵》叙述了公刘的十世孙，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从豳迁徙到岐下（今陕西岐山）直到文王受命为止的历史，其中写古公亶父从豳迁徙到岐下，同姜女结婚，在岐下筑室定居，从事农业生产，大修宗庙宫室，委任官吏，然后建立国家，消灭夷人，最后是文王受命。叙事条理分明，结构严谨，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中写建筑场面时，用了许多象声词，很有气氛：“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那盛土、倒土、捣土、削土的声音，把巨大的鼓声都掩盖住了。以上三首史诗，叙述了周文王出现以前的周民族的历史，大概是西周初年王朝的史官和乐师利用民间传说写成的。　《皇矣》从太王、太伯、王季叙述到文王的伐密伐崇，《大明》从文王出生叙述到武王伐纣，都记载了周民族的开国历史，大抵也是出于史官和乐师手笔。除了西周前期的《大雅》中的这些史诗之外，在西周后期的《小雅》中也有一些史诗性的叙事诗，如《出车》记周宣王时南仲的征伐玁狁，《常武》写周宣王亲征徐夷，《采芑》、《六月》记周宣王时同蛮荆和玁狁的战争等等。如果把这些诗篇有次序地排列起来，那末，西周以前及西周时期的历史就可以理出一条线索来了。这些史诗作为叙事之作，其长处在于简明而有条理。但由于其写作目的主要在于记述史实（包括被当作史实的传说）和颂扬祖先，故于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不甚重视。而且在《诗经>》里面，叙事诗并不多，主要就是以上这些。可见从《诗经》起，就显示出中国诗歌不太重视叙事诗的倾向。　西周后期至平王东迁之际，由于戎族的侵扰，诸侯的兼并，统治秩序的破坏，形成社会的剧烈动荡。《大雅》、《小雅》中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诗，有很多批评政治的作品，均出于士大夫之手。这大概就是古籍中所说的“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国语·周语》）。　在这一类诗中，有些作者对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混乱和不公正现象提出了指责。如《瞻昂》中说：“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悦之。”《北山》中说：“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牺迟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从这里我们看到当时社会关系正在发生激烈变化，有人升浮，有人沉降；有人为“王事”辛苦劳碌而无所得，有人无所事事却安享尊荣。而诗人则是站在旧有的“公正”立场上，希望纠正这一种不可避免的混乱。　更多的政治批评诗，表达了作者对艰危时事的极端忧虑，对他们自身所属的统治集团，包括最高统治者强烈不满。如《十月之交》，据《毛诗序》，是“大夫刺幽王”之作。诗人从天时不正这一当时人认为十分严重的灾异出发，对统治者提出严重警告。其中写道：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峷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　这是一幅大动荡、大祸难即将发生的景象。令诗人痛苦的是，当时的人竟然都不去阻止，依然醉生梦死地悠闲过活。但同时，作者并不敢自豪无畏地同他所属的集团公然对抗，而是小心翼翼，对自己的处境充满恐惧，生怕不能见容于众人：　黾勉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嚣嚣。　这并非单独的例子。又如《正月》，作者同样对朝政十分不满。“今兹之正，胡然厉矣！”其意如郑玄说：“今此之君臣，何一然为恶如是！”但同时他又极为害怕：“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又如《雨无正》，作者对“戎成不退，饥成不遂”，“周宗既灭，靡所止戾”的危急局面忧心如焚，对“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的态度十分怨愤，但同时又畏惧地说：“维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既怕得罪天子，又怕结怨于朋友，“仕”就是这样危险和艰难！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诗人们尽量要避免同他们所属的集团的直接冲突，或者说，他们总是感受到集团力量的威迫。看起来，诗人们强烈地表示对于国家命运和民众生活的关心，而批评其他人缺乏这种关心，这是一种矛盾；但另一方面，这种关心，本质上也就是关心统治秩序的安定，是整个统治集团公认（不管能否做到）的正确立场、道德原则。他们所批评的，正是对这种立场和原则的背离。当他们发现（或认为）大多数人都已背离了这种立场和原则时，便既感到迷惘和悲愤，又感到恐惧，而决不敢张扬纯属个人的态度，使自己处于同集团对抗乃至决裂的地位。　以上所举的例子以及大、小《雅》中其他同类诗歌，可以说开创了中国政治诗的传统。诗中所表现的忧国忧民的情绪，以及总是首先要站立在“正确”的也就是社会公认的道德立场上才能进行批评而避免张扬个人的态度，对后代的政治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国风》中的民间歌谣（包括《小雅》中一部分类似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比纯粹出于社会上层的《雅》、《颂》广阔得多，生活气息也更为浓厚。　十五《国风》，以《豳风》的年代最早。其中《七月》一篇，是极古老的农事诗，一般以为产生于西周初。与 《周颂》中的农事诗不同，它以相当长的篇幅，叙述农夫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并记载了当时的农业知识和生产经验，像是记农历的歌谣。诗的作者，像是一个奴隶管理人，或者如一些学者所说，他是一个奴隶家庭的家长，率领一群农夫和自己的妻子儿女为“公”和“公子”工作。不拘哪一种，其本人的身份，也属于奴隶，只是地位稍高些。所以诗中既嗟叹农夫的辛劳，又将此作为农夫应尽的义务，并为“公”和“公子”热情祝颂。诗的价值，在于相当忠实而细致地描绘了从氏族公社转化来的氏族奴隶制的社会情状。　我们从诗中看到，农夫们既要在田中耕作收获，又要种桑养蚕，纺麻织丝，乃至练习武功，打猎捕兽；农闲时还得到城堡里去修理房屋，就是在寒冬里也不得闲，要凿取冰块藏入地窖，供“公”及“公子”们夏日里享用；一年到头，周而复始。他们吃的是什么？“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享葵及菽，八月剥枣”；“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大抵是苦菜、野果、葫芦、麻子这一类东西。一切好物事，全归主人所有。“言私其豵，献豜于公”，打来的野猪，大的归“公”，小的才归自己；“我朱孔阳，为公子裳”，织染成朱红色漂亮的衣料，是给“公子”做衣衫；处女也归“公子”：“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只有在新年时节，“公”会让人宰了嫩羊，把农夫们召去。于是众人“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公”和“公子”不但享受了农夫们的劳动成果，还驱使他们为自己高呼万岁。　这首诗不仅在社会学、历史学、农业学方面是极可贵的资料，从文学史来说，也是后代田家诗的滥觞。　《国风》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政治批评和道德批评的诗。这些诗有些是针对特定的人物事件的，有的则带有普遍意义。总体上说，这些诗较多反映了社会中下层民众对上层统治者的不满。如著名的《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这首诗，以前很多人都解释为劳动者对剥削者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责问，这恐怕不太确切。应该指出，在《诗经》的时代，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左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孟子》），在社会的一般认识中，原是名正言顺，天经地义。在物质上、精神上都受到严重奴役的奴隶们，能否清醒地否定当时社会所公认的这一种原则，本身是个问题；即使有人认识到并表现出来了，这样的诗也不可能被诸侯和周王朝的乐宫照样容纳，成为贵族子弟日常诵咏学习的对象。《毛诗序》解此诗，谓“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食禄”，应该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诗人还是从社会公认的原则出发，认为“君子”居其位当谋其事，“无功而食禄”就成了无耻的“素餐”——白吃饭。末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是讽刺的笔法。事实上，“君子”们尸位素餐，倒是普遍的现象。以他们声称的原则讽刺他们的行为，这首诗已经很深刻，不必再加以拔高，以至脱离了原意。　“礼仪”是统治者自身制订的行为规范，而统治阶层的成员，沉湎于荒*作乐的生活，又往往破坏了这种规范，于是诗人对他们发出尖锐的诅咒。但同时也要看到，这首诗之所以写得如此尖锐而激烈，乃是因为作者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首先站在维护“礼仪”的立场，这也是社会所承认的“正确”的出发点。再如《硕鼠》，也是相当深刻的政治讽刺诗。诗中把统治者比作贪得无厌的大老鼠，感到忍受不了这帮家伙的沉重压榨，想要逃到一块“乐土”中去。从诗中“无食我黍”等句来看，作者是拥有自己的土地财产的，其身份可能是下层贵族或其他自由民吧。这种反对过度剥削的意见，也是明智的统治者所愿意认可，并认为值得警戒的。　前面说《小雅》中一部分诗歌与《国风》类似，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战争和劳役的作品。我们就把这类诗同《国风》中同样主题的诗放在一起介绍>。《小雅》中的《采薇》、《杕杜》、《何草不黄》，《豳风》中的《破斧》、《东山》，《邶风》中的《击鼓》，《卫风》中的《伯兮》等，都是这方面的名作。与叙述武功的史诗不同，这些诗歌大都从普通士兵的角度来表现他们的遭遇和想法，着重歌唱对于战争的厌倦和对于家乡的思念，读来倍感亲切。　其中《东山》写出征多年的士兵在回家路上的复杂感情，在每章的开头，他都唱道：“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他去东山已经很久了，现在走在回家路上，天上飘着细雨，衬托出他的忧伤感情。他一会儿想起了恢复平民生活的可喜，一会儿又想起了老家可能已经荒芜，迎接自己的也许是一派破败景象：“果赢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也觉得还是老家好：“不可畏也，伊可怀也！”一会儿又想起了正在等待自己归来的妻子：“鹳鸣于垤，妇叹于室。……自我不见，于今三年。”然后又想起妻子刚嫁给自己时那么漂亮，三年不见，不知现在如何了：“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全诗通篇都是这位士兵在归家途中的心理描写，写得生动真实，反映了人民对和平生活的怀念和向往。这首诗对于后来的诗歌也有一定影响。如汉乐府民歌中的《十五从军征》，写一个老兵从军队里归来，却见到老家已经破败，亲人已经去世，其构思可能曾受到此诗的启发。《小雅》的《采薇》，表现了参加周王朝对玁狁战争的士兵的苦恼，他不能回家，不能休息：“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整天想的就是早日回家。但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回家之事却毫无指望，因而独自黯然神伤，“曰归曰归，岁亦暮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最后终于盼到了回家的那一天，他走在回乡途中，天空飘着纷纷扬扬的雪花，身体又饥又渴，心里充满悲哀：“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他去当兵的时候正是春天，杨柳迎风摇曳，似乎在为他送行，又似乎表示挽留；他回到家乡的时候正是冬天，雪花霜霏飘洒，似乎在表示欢迎，又似乎表示冷漠。这四句，一直受到后代文人的高度评价，如晋代谢玄就认为这是《诗经》中最好的诗句（见《世说新语·文学》）。后世诗歌中所表现的以折柳赠远行之人的风习，似乎最早就是渊源于此诗，因为此诗最早将杨柳与远行组合到了一起，使人产生了杨柳留人的印象。　应该说明：《诗经》中这一类作品，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反战诗”。因为诗中虽然表达了对于从军生活的厌倦，对和平的家庭生活的留恋，却并不直接表示反对战争，指斥那些把自己召去服役的人。诗中的情绪也是以忧伤为主，几乎没有愤怒。这是因为，从集体的立场来看，从军出征乃是个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即使这妨害了士兵个人的幸福，也是无可奈何。这一特点，在《卫风·伯兮》中看得更清楚：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乐，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这首诗是以女子口吻写的。她既为自己的丈夫感到骄傲，因为他是“邦之桀（杰）”，能“为王前驱”，又因丈夫的远出、家庭生活的破坏而痛苦不堪。诗人所抒发的情感，既是克制的，又是真实的。一切诗歌的艺术风格都不是无缘无故地形成的。明朗热烈的风格，必是情感自由奔放的产物；含蓄委曲的表达，总是感情压抑的结果。在文学发展的初期，即人们尚未自觉地追求多样艺术风格的时代，尤其如此。《国风》中还有许多描写夫妻间感情生活的诗。像《唐风·葛生》，一位死了丈夫的妻子这样表示：“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 她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但也有男子，急切地要把妻子抛弃。在那种妇女毫无地位的时代，弃妇的命运更令人悲哀。《邶风》中的《谷风》，《卫风》中的《氓》，是最著名的两首弃妇诗。《谷风》是一个善良柔弱的女子的哀怨凄切的哭诉，说自己如何辛辛苦苦为丈夫持家，千难万难度过贫苦的日子，家境好起来，人也衰老了，于是丈夫另有所欢，把自己赶出门去；自己离开夫家时，如何难分难舍，因为割不断对往事的追忆留恋。诗中所描写的，是一个贤惠忍让的中国妇女的典型。《氓》叙写了一个女子从与人恋爱到结婚到被抛弃的痛苦经历，一件件事情依次写来，脉络非常清楚。先是有一个男子笑嘻嘻地向她买丝，借机搭识。她答允了这桩婚事，在等待结婚的日子里，她常常登上颓墙盼望他。可是成家没几年，丈夫却抛弃了她。她愤怒地指责丈夫：“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又告诫其他女子不要轻信男子：“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这是真实的心理，同时多少带有道德训诫的意味。《诗经》中写恋爱和婚姻问题的诗，或歌唱男女相悦之情、相思之意，或赞扬对方的风采容貌，或描述幽会的情景，或表达女子的微妙心理，或嗟叹弃妇的不幸遭遇，内容丰富，感情真实，是全部《诗经》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 关雎 诗经·国风·周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七 月诗经·国风·豳风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毕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饁彼南亩，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 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 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鸣蜩。 八月其获，十月陨箨。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 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豜于公。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 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 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六月食郁及薁，七月烹葵及菽。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 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 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相传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

 “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

原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注：即今湖南、湖北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

周杰伦有首歌叫《本草纲目》，很多不知道这本医书的人也因此歌了解了《本草纲目》，知道了李时珍。直到现在，《本草纲目》依旧为我国中医药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经典古籍。那么，李时珍是在何种情况下编撰此书的呢？

行医的十几年中，李时珍阅读了大量古医籍，又经过临床实践发现古代的本草书籍 “品数既烦，名称多杂。或一物析为二三，或二物混为一品”（《明外史本传》）。特别是其中的许多毒性药品，竟被认为可以“久服延年”，而遗祸无穷。于是，他决心要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

从三十一岁那年，他就开始酝酿此事，为了“穷搜博采”，李时珍读了大量参考书。家藏的书读完了，就利用行医的机会，向本乡豪门大户借。后来，进了武昌楚王府和北京太医院，读的书就更多，简直成了“书迷”。他自述“长耽嗜典籍，若啖蔗饴”（《本草纲目》原序）。顾景星在《李时珍传》里，也赞他“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瞡”。

他不但读了八百余种万余卷的医书，还看过不少历史、地理和文学名著及敦煌的经史巨作连数位前代伟大诗人的全集也都仔细钻研过。他还从中摘录了大量有关医药学的诗句。而这些诗句也确实给了他许多真实有用的医药学知识，帮助他纠正了前人在医药学上的许多谬误。

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最使李时珍头痛的就是由于药名的混杂，使药物的形状和生长的情况十分的不明。过去的本草书，虽然作了反复的解释，但是由于有些作者没有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而是在书本上抄来抄去在“纸上猜度”，所以越解释越糊涂，而且矛盾倍出，使人莫衷一是。例如药物远志，南北朝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说它是小草，象麻黄，但颜色青，开白花，宋代马志却认为它像大青，并责备陶弘景根本不认识远志。又如狗脊一药，有的说它像萆薢，有的说它像拔葜，有的又说它像贯众，说法极不一致。类似此情况很多，李时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搁下笔来。

这些难题该怎样解决呢？

在他父亲的启示下，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 李时珍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

最终，历经三十年，阅读的书籍八百余家，书稿订正三次而著成《本草纲目》一书。

作者李时珍，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一五一八年)，死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公元一五九三年)。14岁时随父到黄州府应试，中秀才；23岁随其父学医，医名日盛。

明世宗嘉靖三十年(1551年)，李时珍38岁，因治好了富顺王朱厚焜儿子的病而医名大显，被武昌的楚王朱英裣聘为王府的“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李时珍又被推荐到太医院工作。授“太医院判”职务。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任职一年，便辞职回乡。

李时珍在数十年行医以及阅读古典医籍的过程中，发现古代本草书中存在着不少错误，决心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35岁开始编写《本草纲目》，以《证类本草》为蓝本，参考了800多部书籍，其间，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起，多次离家外出考察，足迹遍及湖广、江西、直隶许多名山大川，弄清了许多疑难问题。

他一方面精研历代的医书(读过将近一千种这类的书)，订正古人的谬误，吸收古籍的精神；一方面借着行医的经历，到处采集药物，还经过他多方的探访、观察、实验、比较、阅读、亲尝以及自己临症的印证，费了将近三十年的工夫，才把这本书编写完成。

本草纲目全书共收录了中药一千八百三十二种，共五十二卷，分为十六部(纲)，六十二类(目)。卷一至四是全书的附录，收入序言、凡例、目录、附图、引用书目、资料及一些医药基础理论等等。卷五以后是全书的主体部分，李时珍把一千八百三十二种药物分为十六部：水部、火部、土部、金石部、草部、谷部、菜部、果部、木部、服器部、虫部、鳞部、介部、禽部、兽部、人部。每一部又分若干类，共计六十二类。其中植物一千九十五种，动物四百四十种，矿石三百五十七种。

中国的生药，一向以草木为主。本草纲目所收的药物将近二千种，除了草木以外，还有米谷、豆类、花果等植物，以及虫、鱼、鸟、兽、玉石等等的动物和矿石；用“本草”来概括它们作书名，大概和汉书艺文志上的“径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等的话有关系。

因为这本书收集的药物，数量多，分类繁，在这里不能一一详述。我们只拿书中动物类的药材来举例，以见一斑。动物类的药有四百四十种，除了最高等的人以外，李时珍还把它们分类为：虫、鳞、介、禽、兽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