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代的注和唐宋的疏

由于语言的发展和口授传抄的错误，汉代人已不能完全读懂先秦古书，于是有人作注。汉注虽多是儒家的经书，注家思想也受儒家局限，但因时代距先秦较近，对字句的解释至今仍有很高的价值。同理，唐人不易读懂汉注，于是出现了新的注解方法“疏”（又叫“正义”），既解正文，又解注文。宋人也沿用这种方法。

（二）注疏的体例

后人把注疏与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的注音合刊成《十三经注疏》。以《毛诗正义》为例，注疏的体例是：用双行小字排在正文下，开头没有“笺云”的是汉毛亨的“传”，“笺云”是汉郑玄的“笺”，圆圈以后是陆德明的注音，“疏”字后是唐孔颖达的“疏”。疏的体例一般是举出所要疏的经文或注文的首尾各二三个字，用圆圈隔开，然后用“正义曰”再疏解。 （一）汉唐人的注解

1内容：汉唐人注解重在训释字句，加注读音，也有通释大意的。唐代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重在注明典故的来源和某些词语的出处，有的重在阐明哲学思想。

2范围：汉注从经书开始，后渐扩大。唐人除给经书作疏外，也注子书，还为汉代以后古书做笺注。

（二）宋人的注解

风格与汉唐大不相同，常利用注解来发挥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习称“六经注我”。

（三）清代的注解

1详尽可靠。一些学者对文字、音韵、训诂有较深的研究，注解风格为之一变，重视从材料出发，方法也有进步，所作注解大都详尽可靠，因此称为“朴学”。但有的不免于烦琐。

2注重校勘。

[附]两个校勘术语：（1）　“衍文”，指古书中误增的字。（2）　“脱文”，指脱落的字。

四、旧注中常见的术语

（一）曰、为、谓之：用来释义或辨析同义词，相当于“叫做”。被释词在后。

（二）谓：用来说明前面词语所指的范围或比喻，相当于“是指”、“是说”。被释词在前。

（三）貌、之貌：表明所解释的是形容词，相当于“……的样子”。

（四）犹：用来说明是以同义词解释同义词，或用引申义释本义，注释的词和被注释的词意义不完全相同，相当于“等于说”。

（五）之言、之为言：常用于声训。

（六）读为、读曰、读若、读如：用来注音（注释和被注释字不完全同音）。读为读曰：用本字说明假借字，注音兼释义；读若、读如：主要是注音，偶尔也用本字说明假借字。

五　对待旧注的态度

了解旧注的局限；不抹煞古人，也不迷信古人。吸收其有价值的东西

第一章　定向与立极

第一节

阴阳宅立极定向 在风水学中最重要的就是“立极定向”，立极是勘察风水中的首要技巧，它是测定一座阴阳宅的朝向，从而得知此阴阳宅吉凶的最基本资料。狭义的来说，“立向”是在建阴阳宅之前所定下的坐向行为，“定向”是指对于建好后的阴阳宅进行坐向定位的行为。做熟了行的风水师一般都模煳了这个概念，统称“定向立极”。 立极的含义： 无论是阴宅还是阳宅，立极都是非常重要的，立极便是线位，线位即是坐向。阴宅的立极方法比阳宅容易明白，在此先作一个简单介绍。阴宅立极法 阴宅的坐向分为内分金与外分金，内分金是棺木的向，称为线位，此乃古籍中所说的“分金差一线，富贵不相见”的线位，是决定龙气入棺及收山出煞的重要依据，其方法是以棺木的头尾的中心点作一直线，（或金斗的向背中点作一直线），其背面为坐，向面为向。外分金是以墓碑（刻字的一方）的向为向，相反的一面为坐。此是内收龙气外收堂气的重要关键，决定阴宅的吉凶所在。

阳宅立极法

一、未盖房之前，风水师根据其地理环境、星象旺衰原理，为主人测定一个好的朝向。

二、根据室内定向，在我国农村的一些排列房屋，独院式、四合院等建筑物，相对来说由于大门大都在中心，房屋后面比较封闭，其坐向是比较明显的，所以以大门为向，无可厚非。只要我们把罗盘放在大门处，校正好罗盘上的指南针，房屋的向就获得了。

三、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地皮的增值，建筑业的飞跃，我们居住的环境日新月异，各种造型的建筑让人耳目一新，这些难以辨别朝向的房屋再用传统的“大门为向的原理”早已不适应了。特别是城市中的单元住宅楼，开在楼梯间的门根本不能再算门，其特点离传统的大门相距甚远，只能算一个进出口而已，为这种房屋定向才是我们必须掌握的关键所在。首先我们应了解一下定向的原理，定向是双向性的一种行为，一是为此宅定出精确坐向；二是定出的坐向必须要准确反映出此宅的信息。这才是真正的定向。

接下来我们掌握为现代建筑定向的几条基本原则：

一、以阳为向阴为背 无论是古代住宅还是现代建筑，都离不开阳光与空气，古建筑都是以大门为采光纳气之重要所在，也是“向”的重要定位条件。而现代建筑，大门已经失去了纳气采光的主要作用，更多的只是一个进出的地方，纳气采光的作用已退位，而室内窗户与阳台倒成了采光纳气的主要地方，也代表着定向的重要依据，因此，室内定向的第一原则是以阳为向。

二、以动为向静为坐 易云：“动为阳，静为阴”，水动为阳，山动为阴；公路为阳，建筑物为阴等；故以住宅周围环境为立极根据。如某大厦外面有一条河或湖泊，或者是一条大道，这些环境对住宅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应以此动为向，静为坐。

三、以窄高为坐宽广为向 一些方形建筑四面皆是街道或通道，则应宽广的一面、低矮的一面（对照前后左右邻房）为向，高、窄的一面为坐。如某建筑群有一面是广场、学校操场、公园等，就以这宽广的一面为向。

四、随户型定 所谓户型是指一些多边型、三角型、T型、L型等住宅，则应根据其特点分别立向。 上述立向原则不是孤立的，而是我们立向的总法则，在勘测时应多方面审度，项项看清再作决定，这样才不会出错，我们的断言、布局才能准确。当我们按以上方法确定了房屋的朝向后，再运用罗盘放置在房屋的朝向方位上，调整指南针，进一步确定房屋的坐向在二十四山的何字上，并认清周天度数居何卦何爻，这样中宫的信息便取得了。阴宅的内外分金立极后，所测量出来的线位配合玄空元运飞星衰旺而论周围山水的吉凶；阳宅则以屋向立极后，所测量出来的线位，配合玄空元运飞星旺衰而论周围的建筑物、山、水、大道等外六事论吉凶，再配合屋内户型设计、家具布置、来去水、大门、内路等论吉凶。

第二章　　立向总论

第一节 大太极与小太极的关系

前面已经把每座大厦或住宅的中宫立极飞线作了介绍，现在我们进一步作仔细分析，这是学习阳宅风水的下一步操作程序。每一个阳宅内部分为几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不同的用途，一般为客厅、餐厅、主卧室、子女卧室、书房、大小卫生间、厨房等。由于各房间的用途不同，其利害关系有所区别，为此我们必须从整个房间的中宫做起。从广义上来说，整套房间为大太极，从狭义上来说，整套房间的中宫也称为大太极，各个不同用途的房间称为小太极。只有根据大太极的信息，结合小太极的用途，再作小太极的布局，才能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　　

一、大太极的确定 现代单元式住宅，由于厨房、卫生间以及客厅、卧室等，有着各不相同的用途，在论大太极时，不分主次，一时难以判断整个房屋的中心点，所以在勘测之时，必须认真仔细，由于房屋户型的设计不同，其外型有千差万别，确定中宫的方法也就有别，但万变不离其中，我们在此介绍其基本法则，根据其原理进行各种变化，才能达到勘测无误。在我们明白大小太极之后，大家已经知道整个房间的基本情况及这几个点的作用，在此我们再进一步论述其立向的要求。

(1)简策

简策就是编简成策的意思。“策”就是“册”的假借字。古代有些词有音无字，行文时只好依声托事，借用同音的字加以表示。这种现象，文字学上就称为同音假借，也称为古音通假。“册”是象形字，像是绳穿、绳编的竹木简。所以《说文解字》解释“册”字说：“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礼记·聘礼》中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在这句话的“策”字之下，有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分别作了解释。一位是东汉的郑玄，他说：“策，简也。”一位是唐代的孔颖达，他说：“策是众简相连之称。”郑玄的意思，“策”就是竹木简；孔颖达的意思，“策”是编连在一起的竹木简。两个人的解释都对，但角度不同。我们把这两个人的解释综合起来，那就是一根一根写了字的竹木片就称为“简”，把若干根简编连在一起就成了“策”(册)。可见简策的确是编简成策的意思。

古人编简成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绳串连；一种是两道绳、乃至四道绳的编连。汉代刘熙在《释名》中说：“札，栉也，编之为栉齿相比。”这意思是说在写好的竹木简上端钻孔，然后用绳依次串编。上边好像梳子背，下边诸简垂挂，如同梳子的栉齿并列相比。另一种是用麻绳或丝线绳，像编竹帘子一样地编连竹简。编绳的道数取决于竹木简的长短。短简两道编绳即可，甘肃出土的《永元兵器簿》，就是两道编绳(图6)。长简两道绳子编不结实，就编三道或四道编绳。如武威出土的《仪礼》汉简，简长三尺，其编绳就是四道。至于是先写后编，还是先编后写，则两种形式都有。

图6 东汉永元兵器簿编简

为了保护正文不致磨损，古人编简时常在正文简前边再加编一根不写文字的简，叫作赘简。今天书籍的封面，就仍然带有这种赘简的遗意。赘简上端常常书写篇名，下端书写书名。这是因为古人写书于简，不能无阶段地写下去，那样编简太大，不易检阅和收藏，所以常常写到一定长度就结为一篇。而用书的人也常常要先查找篇名，然后才能找到自己所要检索的内容。可是古书往往一书包括很多篇，例如《论语》就有22篇，《孟子》也有七篇。七篇中的各篇还要再分上下。如《滕文公上》、《滕文公下》、《公孙丑上》、《公孙丑下》等。如果所要查找的内容不知道在哪一篇，那就无从着手了。所以古人很重视篇名，把篇名写在赘简上端，以示醒目。而把书名反倒写在赘简的下端，以示篇名的归属。这种格局虽然是仅适应简策书籍而出现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形式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直到雕版印书盛行的宋代，特别是北宋时代，卷端题名还常常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这仍是简策书籍格局的流风余韵。

一篇文章的简编完，或一编编好的简写完，便以最后一根简为轴，像卷竹帘子一样从尾向前卷起。《永元兵器簿》出土时，就保持着原来卷起的形式。武威旱滩坡出土的医简，有的也保留着卷起的原型。武威出土的汉代《仪礼》简，篇题和篇次并写在第一、二简的背面，卷起后正好露在外面。这也证明其原型是从尾向前卷起的。卷起的简需要捆好，而后放入布袋或筐箧〔qie切〕。居延出土的简策中有“书箧一”的记载。《汉书·贾谊传》中也有“俗吏之务在于刀笔筐箧”的说法。这些盛装简策的布袋、筐箧相当于“帙”〔zhi至〕，而一帙通常包函10卷。简策书籍这种编连卷收的做法，也只是适应竹木简的特质而形成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的装帧形式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的出现及长期流行，完全可以说是对简策卷起收藏形式的模仿。

(2)帛书卷子装

帛书与简书虽然制作材料不同，成书之后的面貌也各异，但在装帧形式上彼此却有许多相似之处。缣帛轻软，可塑性较强。表现在装帧形式上便既有折叠，也有卷子。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有的写在整幅帛上，难以卷收，故折叠随葬在一个漆盒内。有的写在半幅宽的缣帛上，则以一条23厘米宽的竹片为轴心，将帛书从尾向前卷成帛卷，这大概就是卷轴装的雏形了。

清代有位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叫章学诚。他有一部著名的著作，叫《文史通义》。他在《文史通义·篇卷》中说：“古人之于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于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还说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整理国家藏书，“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篇、章是竹木简书的计量名称，卷则是缣帛书的计量名称。周、秦时盛行竹木简书，故多以篇称之。入汉以后，缣帛为书普遍流行，卷便成了广为使用的计量名称。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凡是整理完毕正式誊录进呈的书，都是用缣帛书写的。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十一》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这里的“上素”，就是抄写在缣帛上。于是“卷”便成了主要计量单位。表明章学诚所说的“入汉始有卷也”的理论，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证明帛书的装帧形式主要还是卷子装。

(3)纸书卷轴装

用纸来制作书籍，东汉已发其端。纸具备着缣帛的轻软，但较之缣帛则更易成型。所以纸书出现之后，它的装帧形式便模仿帛书卷子装，而慢慢发展为普遍流行的纸书卷轴装。这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实物留存，都能得到有力的证明。

晋代傅咸的《纸赋》中，除了赞美纸的方正洁白，很便于书写之外，还说纸张“揽之则舒，舍之则卷”。这两句话实际是对卷轴装书籍的描绘。纸张有一定弹性，卷久了就有回收的惯性，所以用手揽之便舒展开来，可是一撒手就又收卷回去。这是卷轴装书籍固有的现象，也是这种装帧形式的弊病之一。可见晋时纸书已是卷轴装了。

《续高僧传》卷二，记载隋朝文帝时有一位沙门叫明穆彦宗，他曾经利用梵文经本校对佛经。说昔日“支昙罗什等所出《大集》卷轴，多以30成部”。说明早在隋朝以前，纸写的佛教《大集经》，已装潢成了卷轴。

《续高僧传》卷三十八，记载隋朝另一位沙门叫法泰，他自己精勤书写了一部《法华经》，多次显现灵瑞，所以要把它带到成都去进行装潢。可是中途过河掉在了水里，以后又失而复得，所以“至成都装潢，以檀香为轴”。可证隋朝的书籍不但已是卷轴装，而且所用轴材有的已是檀香木了。

《续高僧传》卷五，记载唐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之后，又奉皇帝之命在大慈恩寺翻译佛经。当他翻译完毕，装成卷轴之后，曾经上书皇帝，请求皇上给写一道序文。他说：“所获经论，奉敕翻译，见成卷轴，未有铨序，伏惟陛下睿思。”可见唐玄奘翻译过来的佛经，其装帧形式也都是卷轴。

《续高僧传》卷二十六，记载唐开元间沙门玄览，他一个人就“写经三千余轴”。

所有上述这些，都是唐及唐以前关于纸书采用卷轴装的记载。而唐以后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那就更是史不绝书了。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中说：“唐人藏书，皆做卷轴。”元朝吾衍在他的《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明朝都穆在其《听雨记闻》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清朝高士奇在其《天禄识余》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这些说法，也证明自纸书出现，直到唐、五代，大约八九百年的时间里，书籍盛行的装帧形式，的确是卷轴装。

本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遗书，其中主要是手写本佛经。现在分藏在世界各国，其中主要收藏在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总计大约四万多件。这些敦煌遗书产生的时代，大约上起南北朝，下至五代，即公元420—960年这500多年的历史跨度内。此期正是手写纸书的高峰期。这些遗书，有的就是简单的一卷儿，有的木轴犹存，进一步又以实物，证明唐五代及唐五代以前，纸书的装帧形式，的确普遍流行卷轴装。

古时历代纸张的大小规格不尽相同。晋代纸高大约23—24厘米，长26—27厘米；唐代纸高25—26或26—27厘米，长40—43厘米或44—51厘米；五代时期纸张的规格大小不等。内容长的书，一张纸无法容纳，只好写完一张再接写第二张、第三张……直到写完为止，可能是几张、十几张、几十张，乃至数百张。一部用多张纸写完的书，按顺序粘接成一幅长条。长条可以先写后粘接，也可以先粘接好后写。写完的长条纸书，即可以从左向右，或说是从尾向首卷起。为使纸卷不至于折皱或损坏，在长条纸书最后一纸的末尾粘上一根圆木棒，然后以木棒为轴心从左向右搓卷，所以称作卷轴。轴的长度比纸的高度略长，纸书卷好后上下两端都有轴头露出，这样有利于图书保护(图7)。

古书卷轴装似乎也有精装与简装的区别。简装，仅用一根普通的圆木棒为轴，有的甚至连轴都没有，只是从尾向前卷起，也是卷轴装。精装就有不同的讲究了，据记载，王羲之、王献之晚年写的字要比青少年时写得好。他们在缣帛上写的字，要以珊瑚装饰轴头；在纸张上写的字，要以金属装饰轴头；最次的也要以玳瑁、旃〔zhan沾〕檀装饰轴头。可见晋代的卷轴装，有的已经相当精致了。

《隋书·经籍志》说隋炀帝即位之后，秘阁所藏之书，上品的要用红琉璃轴，中品用绀〔gan干〕琉璃轴，下品用漆轴。表明隋朝政府的藏书，其卷轴装潢已分出不同品级。《大唐六典》记载唐政府的藏书，经库书用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用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用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用绿牙轴，朱带白牙签。可见唐代的政府藏书不但裱轴十分讲究，而且已经懂得用颜色来类分图书了。

图7 卷轴装示意图

图8 卷轴插架示意图

为保护图书内容不受污损，卷轴装在正文第一张纸前边还要粘加一张空白纸，考究的粘加绫、绢等丝织品。粘加的这张空白纸或绫、绢，叫作“褾”〔biao表〕，也叫作“包头”或“玉池”。褾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带。带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别子，叫作“签”。卷子卷好，褾在最外层，用带绕捆，以签别住。卷轴存放的方法是在书架上平放，轴的一端向外，系上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书签。签上标写书名、卷次，以便于取阅。取阅图书时依签上所标抽出卷轴，用毕原位插入，所以称为插架(图8)。唐代文学家韩愈的《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描绘的便是一座插架宏富、装帧考究、满目琳琅的私人藏书宝库。

(4)经折装

经折装也称折子装，顾名思义，应该是从折叠佛教经卷而得名。前边说过了，到唐代为止，最盛行的书籍装帧形式，仍然是卷轴装。但到唐代，佛学在中国的发展也达到了鼎盛时期。一方面是僧尼遍于域中，另一方面翻译过来的佛经又普遍以卷轴装的形式流行。僧尼遍于域中，意味着善男信女诵经的普遍；卷轴装盛行，则意味着它对僧尼们诵经的不便。因为佛门弟子念经，要盘禅入定，正襟危坐，以示恭敬与虔诚。善男信女们念经时的这种姿态，卷轴装的不方便可想而知。任何一种纸卷，包括佛教经卷，卷久了，都会产生卷舒的困难。由于卷久的惯性，念过去的部分，经卷会由右向左自动卷起；未念到的部分，经卷又会自动由左向右卷起。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调整镇尺的位置，经卷就会从左右两个方向朝中间卷起。试想，如此麻烦不便的卷轴装式，怎么能适应佛门弟子们那种盘禅入定、正襟危坐的读经方式呢！因此，一场对流行许久的卷轴装的改革，首先在佛教经卷上发生了。这就是将本是长卷的佛经，从头至尾地依一定行数或一定宽度连续左右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再在前后各粘裱一张厚纸封皮，一种新型的装帧形式就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经折装。正像元朝吾衍和清朝高士奇所揭示的那样，经折装的出现，完全是针对卷轴装卷舒之难的弊病而发生的。元朝吾衍在《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复为簿帙。”清朝高士奇在《天禄识余》中也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其后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乃分为簿帙，以便检阅。”这两位不同时代的古人，揭示了同一个道理，即经折装的确是由改造卷轴装而来。

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钱存训先生的《中国古代书史》，披露了一幅经折本图版，经名为《入楞伽经疏》，共211叶，原出自中国敦煌石室。其装帧形式就是左右相连折叠的经折装。这是唐代佛经出现经折装的实物证明。

英人斯坦因在他的《敦煌取书录》中，还描绘过一件五代印本佛经的装式，也是经折装。他说：“又有一小册佛经，印刷简陋……书非卷子本，而为折叠而成……折叠本书籍，长幅接连不断，加以折叠……最后将其他一端悉行粘稳。于是展开以后甚似近世书籍。是书时为乾祐二年，即纪元后九四九年也。”斯坦因看到并描绘的这件实物，表明印刷而成的佛经，在五代时期也有的是经折装式了。

(5) 梵夹装

过去的书史论著，常把经折装混为梵夹装。说经折装又称梵夹装，或者说梵夹装就是经折装，或经折装即梵夹装。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梵夹装并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而是古代中国人对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佛教经典装帧形式的一种称呼。梵是天竺国梵文文字的创始人。《祐录》卷一《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中说：“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楼，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梵及佉楼居于天竺，黄史苍颉在于中夏。”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产生在印度的佛教经典，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将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的，所以又称为贝叶经。当然也有不少写在桦树皮上。

我们在前边说过了，书籍的装帧形式，只能视书籍的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而采取相应的方式。古印度佛经既是采用修长硕大的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书写，其装帧形式也就只能适应这种材料而采取相应的方式了，这就出现了古代中国人所称呼的梵夹装。何谓梵夹装？如果用最通俗的语言加以铨释，那就应该是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上的佛教经典而采用夹板式以绳穿订的装式。对这种装帧形式，古代中国人称之为梵夹装。隋朝有个叫杜宝的，他有一部著作叫《大业杂记》。杜宝在《大业杂记》中说东都洛阳的“承福门即东城南门。门南洛水有翊津桥，通翻经道场。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面厚大，横作行书。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今呼为梵夹”。夹原意同册，后来演化为夹。这段描述，比较明确地告诉我们，梵夹装是隋时人对传入中国的古印度书写在贝多树叶上梵文佛教经典装订形式的一种形象化的称呼。其具体的装订方式，是将写好的贝叶经，视经文段落和贝叶多少，依经文的次序排好，形成一摞。然后用两块比经叶略宽略长一点的经过刮削加工的竹板或木板，将排好顺序的贝叶经上一块下一块地夹住，然后连板带经穿一个或两个洞。一个洞者，穿绳之前先将绳的一端挽上疙瘩，以另一端将夹板及贝叶串连；两个洞者，则以绳子两端同时将夹板及贝叶串连，最后绕捆起来，一个梵夹装式就算完成了。这就是杜宝所说的“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的梵夹装。

图9 僧伽罗文贝叶经装帧

用贝多树叶来写经，不仅是古印度如此，近世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也有用贝叶写经的。北京图书馆就藏有僧伽罗文的贝叶经(图9)，其装帧形式就是典型的梵夹装。近年北京图书馆还入藏一批傣文贝叶小乘经，其装帧形式也是梵夹装。这些实物也印证了古印度梵夹装的形式特点，从而丰富了中国书籍的装帧形式。

中国以纸张来制作书籍，至隋、唐而极盛。书籍的制作材料与贝叶不同，当然装帧方式也就不同。但中国纸制书中，包括写本和印本，也有裁成长条而模仿贝叶的。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的中国敦煌遗书中，还颇有几件这样的遗书。它们状似长条，形仿贝叶，编绳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当年的穿孔犹存，表明它们的确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北京图书馆珍藏一件五代时回鹘文写本《玄奘传》。其书叶狭长，横作行书，每叶上靠近两端各有一红色圆圈，据说也是模仿的梵夹装式。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一件唐写本《思益梵天所问经》(图10)。其写纸为长条形，意仿贝叶。厚厚一册，却中间穿孔，单绳穿装，是中国纸书遗存中典型的梵夹装。其夹板虽佚失一块，但另一块却原样留存。穿绳虽也大部分佚去，但仍有一段原绳贯穿册叶与夹板。直到后世刻印的藏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也都是纸作长条，横作行书，上下各有一块厚重的夹板，所以它们也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只是这种装帧形式在中国并未普遍流行，所以也就鲜为人知了。但不管是古印度的梵夹装，还是中国纸书模拟的梵夹装，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书中模仿的梵夹装，都和经折装毫无相同之处。所以经折装就是经折装，梵夹装就是梵夹装，两者既不相等，也不相通，不应混为一谈。

图10 唐写纸本《思益梵大所问经》梵夹装

(6)旋风装

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外学者对什么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认识并不清楚。长期把经折装粘加一张整纸就说成是旋风装，或把经折装直接说成是旋风装，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事实上，旋风装跟经折装没有任何联系。它与经折装产生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它们是在同一个时代里，同在卷轴装的基础上，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需求而产生出来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书籍装帧形式。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都有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文学，诗歌几乎占据了整个文坛，使唐代成了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诗歌的发展，特别是近体律诗的发展，一方面要求要有严格的韵律，一方面遣词造句、运用掌故又要求典雅有据。这就促使唐代社会相应地产生并发展两方面的著作：一方面是备查检掌故用的类书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就是供起韵赋诗、检查格律的韵书一再被修正、增补、传抄而流布社会。唐代的韵书，类乎现在的字典，带有工具书的性质，是备随时查检使用的。因此，这类书籍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也就都要以方便随时翻检为原则而作相应的改变。

但是，我们在前边说过了，唐代书籍最通行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仍是单面书写的卷轴装。这样，在通行的装帧形式与要方便翻检之间便产生了很大的矛盾。继续采用单面书写的卷轴装，翻检方便难以解决；突破卷轴装，另外采取更新的装帧形式，一时又难以创造出来。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既未完全打破卷轴装的外壳，又达到了方便翻检为目的的装帧形式，这就是旋风装。

在当今的世界上，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实物留存绝无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可以说是现存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典型实物例证。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全书共五卷24叶。除首叶是单面书字外，其余23叶均为双面书字，所以共是47面。其装帧方式，是以一比书叶略宽的长条厚纸作底，然后将书叶粘在底纸上。其粘法是，除首叶因只单面书字而全幅粘裱于底纸右端之外，其余23叶，因均是双面书字，故每叶都只能以右边无字空条处，逐叶向左鳞次相错地粘裱于首叶末尾的底纸上。所以从书叶左端看去，错落相积，状似龙鳞。收藏时，从首向尾，或者说是从右向左卷起，外表仍然是卷轴装式。但打开来翻阅，除首叶因全裱于底纸上而不能翻动外，其余均能跟阅览现代书籍一样，逐叶翻转，阅读两面的文字。这种装帧形式，既保留了卷轴装的外壳，又解决了翻检必须方便的矛盾。可谓独具风格，世所罕见。古人把这种装帧形式称作“龙鳞装”或“旋风装”。

图11 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装帧

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卷二中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he 合〕《彩选》之类是也。”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图11)，相传就是吴彩鸾书写的。欧阳修所见到的大概就是这类的东西。他说出了这种装帧形式产生的原因，也描绘了这种装帧像策子的特点，但未说出它究竟叫什么名字。

南宋初年的张邦基，则在自著《墨庄漫录》卷三中说：“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名字，今蜀中导江迎祥院经藏，世称藏中《佛本行经》十六卷，乃彩鸾所书，亦异物也。今世间所传《唐韵》犹有，皆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可见南宋张邦基也见过这类的东西，他则把这类书籍的装帧形式称为“旋风叶”了。

元朝王恽在他的《玉堂嘉话》卷二中说：“吴彩鸾龙鳞楷韵，后柳诚悬题云：‘吴彩鸾，世称谪仙也。一夕书《唐韵》一部，即鬻〔yu玉〕于市，人不测其意。稔闻此说，罕见其书，数载勤求，方获斯本。观其神全气古，笔力遒劲，出于自然，非古今学人所可及也。时大和九年九月十五日。’其册共五(疑五为二误)十四叶，鳞次相积，皆留纸缝。天宝八年制。”可见元朝王恽也见过这类东西，而且见到的是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收藏并写了上述题识的那件东西。王恽描绘它是“龙鳞楷韵”，“是鳞次相积”。与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态完全相同。

清朝初年的著名藏书家钱曾，也见过这类东西。《涵芬楼烬余书录》引证他的话说：“吴彩鸾所书《唐韵》，余在泰兴季因是家见之，正作旋风叶卷子，其装潢皆非今人所晓。”可见钱曾见到的，跟故宫所藏相传为吴彩鸾所写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是完全一样的。他将之称为“旋风叶卷子”。可见我们把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式称作旋风装，是不乏古人见证的。

且考自然界旋风的形象特征，亦是因某处气压低，四周空气向一处注流而形成的螺旋式旋转的风，其中大而强烈的，就是龙卷风。这种风的特点，就是空气分若干层次前后朝一个方向旋转。它的立体形象就仿佛若干张鳞次相积卷起的芦席，像个圆筒。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形式，内中书叶错落相积，朝一个方向卷收，外壳又保留着卷轴装的格局。装帧完毕，卷收起来，内中书叶很像空气分若干层朝一个方向旋转的旋风。因此，我们认定这种形式才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不是经折装包粘一张整纸就成了旋风装，更不是经折装又称为旋风装。旋风装有自己的独立形态，但又没有完全摆脱卷轴装的制约。它是对卷轴装的一种改进，是卷轴装向册叶装转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经折装是对卷轴装的彻底改造，已由卷轴装过渡到了册叶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旋风装比经折装出现得要早。

(7) 蝴蝶装

(8)包背装

漫话外圆内方与天圆地方

文图／李根勇

外圆内方知进退，上圆下方定乾坤。在李氏孝德基金会团队内部，作者作为会长倡导＂外圆内方＂的治家处世理念，即对家族内部方方正正，方方面面，从严要求，勤勤恳恳，节俭处事，以利长远和未来发展。对离开故里的外乡人，则圆润怀柔，热情接待，千方百计，百计千方，尽量达到圆满成功。这是因为凡是当年背井离乡，远离故土的族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状况：

一是考取仕途，升官发达，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故乡厚土，混上了好事，这类为数较少，如枣核的两头。

二是投亲靠友，或作倒插门女婿，这类居多，混得亦说得过去，如枣核之中间部位。

三是在族里受欺或违反了＂祖宗规矩＂，被逐井扫门，被迫流落他乡，这类多有砺志故事，吃过苦，受过罪，遭过难，往往成就了事业与功名。

现如今，外圆内方，泛指为人处事之道，表面随和，内心严正。也指钱币。

圆：圆通；方：方正。比喻人表面随和，内心严正。

外圆内方出自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郅恽传》：“案延资性贪邪，外方内圆，朋党构奸，罔上害人。”

在中华文明进程中，外圆内方，上圆下方逐步浸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在石器、木竹器、货币等，譬如：

古钱币中的方圆造型，比比皆是。

筷子一头方一头圆，涵盖了方圆的大智慧。　

石雕艺术中的方圆雕刻，匠心独具，更是引人入胜。

书法艺术方圆呈现。嘉祥人著名书法艺术家韩益先生，对内圆外方颇有心得，活学活用到其写字功课中相得溢章。韩先生说：写字要用劲，但不是死劲，是活的。力量要用在笔尖上……执笔要松紧活用，重按轻提。

写字要运肘，运臂，力量集中。光运腕，能把字写坏了。腕动而臂不动，此是大病。千万不能单运腕。

腕动而臂不动，千古无有此法。

拙从工整出。要每一笔不放松，尽全力写之。要能收停，不宜尖，宜拙。

笔要勒出刚劲，不能软而无力。

笔要写出刚劲来，笔乱动就无此劲了。

用笔千古不易，结体因时而变，要能理解此中道理。

写字，一定要讲究笔法和墨法，要讲究执笔，讲究指功、腕功和肘功。写字时要做到指实掌虚，先悬腕而后悬肘。

古人书法嫉尖，宜秃、宜拙，忌巧、忌纤。

古人论笔，用笔需毛，毛则气古神清。

古人千言万语，不外“笔墨”二字。

写寸楷即可悬肘。先大字，后渐小，每日坚持20分钟，逐渐延长。

运笔直来横下，看字要着重笔画中间，逐步养成中锋习惯，终生受惠。

无基本功悬腕则一笔拖不动。

东坡论书，握笔要掌虚、指实。

圆而无方，必滑。

方笔方而不方，难写。

可以内圆外方，不方不圆，亦方亦圆；过圆也不好，柔媚无棱角。正是：笔从曲处还求直，意到圆时觉更方。

笔笔涩，笔笔留，何绍基善变，字出于颜，有北碑根基，正善于留，所以耐看。

古人作书，笔为我所用，愈写愈活，笔笔自然有力，作画也一样。

悬肘是基本功之一，犹如学拳的要“蹲裆”，蹬得直冒汗，水到渠成，便能举重若轻。

游刃有余，举重若轻。

看不出用力，力涵其中，方能回味。

有笔方有墨。见墨方见笔。

写字时手不能抬得太高，也不能拖在下面，要上到下一样平，这叫平肘。

还要虚腕，虚腕才能使手中的笔自由转动，随心所欲。

墨要熟，熟中生。磨墨欲熟，破之用水则润，惜墨如金，泼墨如渖，路子要正，切勿邪途。

有笔方有墨。见墨方见笔。

笔是骨，墨是肉，水是血。

天圆地方。有学者认为天圆”是指时间按照一年春夏秋冬四季，像圆圈一样永不间断地循环；“地方”是指空间的东南西北上下不同的方位，东南西北的四方形是最早的空间二维坐标系，不是四方城。这是人类最早的时空观念，这个远古的时空概念，其意义类同于现代的爱因斯坦时空观，是开天辟地的时空宇宙观。伏羲一画（即一位01二进制），分出天地和阴阳的时空概念，是科学唯物的。

“天圆地方”讲的是时间和空间，是讲宇宙的真实面目，体现了老祖宗智慧的时空观念。

古籍中的天圆地方。《尚书·虞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随后命羲和、羲仲、和仲、和叔分赴四方。”

尧帝是先讲“天时”，然后再说赴“四方”去发展扩张，根本就没有任何“天是圆的，地是方的”意思，我们的先圣在讲科学的时空概念，定天时，分四方。

《太平御览》：“伏羲坐于方坛之上，听八风之气，乃画八卦。以“—”为阳，以“- -”为阴，组成八卦，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坎为水，艮为山、巽为风、离为火、兑为泽，以类万物之情。”

伏羲坐的“方坛”其实是一个东南西北的空间坐标系，用以确定八风的不同方位，八卦、八方和八风之气是一脉相承的。

《吕氏春秋》：“八风者，盖风以应四时，起于八方，而性亦八变。东北曰炎风，艮气所生，一曰融风。东方曰滔风，震气所生，一曰明庶风。东南曰熏风，巽气所生，曰清明风。仲春始发，主暖。南方曰巨风，离气所生，一曰凯风。风自大洋来，势汹汹，毁屋败舍，坏没田稼。西南曰凄风，坤气所生，一曰凉风。凄者，苦困也，取冷风之解。西方曰飂风，兑气所生，一曰阊阖风。秋时之风也，主萧瑟。西北曰厉风，乾气所生，一曰不周风。北方曰寒风。坎气所生，一曰广莫风。起于孟冬，而过则万物肃杀，草木凋零。”

日常生活中往往把“天圆地方”，解读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认为这是远古先民在认知上的局限，想必现在绝大所数中国人也都是这个看法和认知。这是文人们一知半解的狭义认知，偏离了中华文化的根本。

“天”字既有“天空”的意思，还有一个更久远、更本源的含义，是“时间”；“方”字既有“方正”的意思，还有一个更久远、更本源的含义，是“方位”。

身上事少，自然苦少。

口中言少，自然祸少。

腹中食少，自然病少。

心中欲少，自然忧少。

大悲无泪，大悟无言。

缘来要惜，缘尽就放，

随方就圆，知足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