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会这么多没什么，主要看他是主攻什么专业的，如果他主攻书法，那么就是书法家，其他都是爱好，如果主攻绘画，那么就是画家，其他都是爱好，如果都这些都是他的爱好，那么他就是一个艺术爱好者

古文字的志同道合的人叫同志。

在我国古代，同志与先生、长者、君等词的涵义一样，都是朋友之间的称呼。春秋时期，左丘明在《国语·晋语四》中对同志一词作了解释：“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汉书·刘陶传》曰：“所与交友，必也同志。”建国初期同志一词来源于苏联，意思是拥有共同志向的人。在国内，同志也被广泛的用作陌生人之间打招呼用的称呼，类似“师傅”。

古代人听歌休闲娱乐的地方叫：

　　教坊、妓院、戏院等，如XX楼、XX院、XX坊。

　　里面弹琴的女子叫：

　　歌妓、声妓、讴者、歌姬、歌女等。

　　相关资料：

　　歌女是中国近代对以唱歌为职业的女性的称呼，古代则有歌妓、声妓、讴者、歌姬等称呼。像中国古代其他类型的艺人或艺妓一样，歌妓的社会地位低下，她们多在教坊或妓院表演，近代再加上夜总会、舞厅等，有些会（但不一定）提供性服务。有些歌妓是王公贵族的家妓，除了用作宴客、娱乐外，贵族还以她们作为身份、财富的象征。

　　各种称呼及其由来

　　古汉语“妓”是指女性的艺术表演者，而“伎”是“妓”的本字，因此以演唱为业的女性称为歌妓（伎）或声妓（伎）。后来“妓”在汉语中变成“女性性工作者”的同义词，为免引起误会，就多用“歌伎”或“声伎”。

　　“讴者”的“讴”是歌唱的意思，“讴者”就是“唱歌的人”。

　　“歌女”一词则出现于1920年代末至1930年之间。而歌姬则是美称，“姬”在古汉语里是对女性的美称，也有美女的意思，日语中的“姬”也保留了美称的意义，常用来称呼贵族女性，日语至今仍然把女歌手称为“歌姬”。但现在于中文里称女歌手为歌姬或歌女则含有贬义，尤其指于酒廊、酒楼、夜总会、游乐场等场所走场演唱为生的女歌手，已故香港女歌手梅艳芳就曾说自己小时候走场表演唱歌，被称呼为“歌女”，受同学歧视。

　　“商女”、“秋女”、“秋娘”见于唐朝，杜牧的七言绝句《泊秦淮》中的“商女”就是指歌妓“商女不知亡国恨”。而商女的称呼源自秋女、秋娘，秋女、秋娘是唐人对歌妓的称呼，白居易《琵琶行》就把歌妓称为“秋娘”，古人把五音（宫、商、角、征、羽）与四季相配，因为商音凄厉，与秋季肃杀之气相应，故以商配秋。于是“商女”就成为歌妓的别称。

　　台湾日治时期，有一种叫“艺旦”的歌妓，也作“艺妲”，常于酒楼以戏曲悦客，此名称最早见于清朝同治年间，她们一般不提供性服务。

　　英语称为Sing-song girl，由字面上看，很多人会认为是直译“歌女”一词，其实不然。据张爱玲所述，“Sing-song girl”是源自吴语的“先生”一词，吴语把高级妓女称呼为“先生”（“先生”可以是对任何人客气的称呼，不限性别），而她们必会在宴席上歌唱，英美人就误把“先生”当作“Sing-song”（唱歌）了。

　　历史

　　先秦时期

　　歌妓历史悠久，原始宗教崇拜中有不少歌唱和舞蹈，那些于宗教仪式中表演歌舞的女性相信为后世歌妓、舞妓的前身。夏朝时，夏桀就蓄养三万女乐，亦即歌舞女艺人。至春秋战国时期，一些地方还保留巫娼，有些歌舞表演则脱离宗教崇拜，变成纯娱乐性质。成语“秦楼楚馆”为妓院别称，而古代妓院为歌舞表演场所，所以先秦时期已有歌妓。秦始皇的母亲赵姬嫁给吕不韦前就是邯郸的歌妓。

　　汉朝

　　汉朝时，皇宫中和贵族府中都有很多歌妓，用作于宴席上表演，娱乐君主、贵族、大臣等，少则数十，多则数百。东汉梁冀就蓄养上千名歌妓这些歌妓有时会成为贵族的宠婢，有些会被正式纳为妾侍，有些更成为后妃。例如汉武帝的第二任皇后卫子夫，本来是汉武帝姊姊平阳公主府中的歌妓。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蓄纳声妓、歌妓的风气盛行，贵族府中的歌妓往往数以百计，这段时期的歌妓作为贵族显示财势的功用最为明显，亦常出现抢夺歌妓的事，《世说新语》就记载不少关于歌妓的故事。三国时期曹操有一歌妓，唱歌唱得很好，但脾气很坏，曹操虽然生气，但又怕杀了她就听不到那么悦耳的歌声。后来曹操训练一百个歌妓，直至当中有人唱歌像那个脾气坏的歌妓一样好，就把她杀了。东晋的石崇，有一歌妓名绿珠，由于石崇性好浮夸，得罪了当时许多权势人物，后来孙秀见绿珠貌美，欲抢夺绿珠。绿珠矢志不从，并跳楼自尽。

　　宫廷中亦多蓄歌妓、舞妓，南朝时流行的宫体诗，就是供宫中歌妓吟唱来娱乐君主、贵族之用。一些歌妓也成为后妃，例如陈后主的贵妃张丽华就是歌妓出身。

　　隋唐

　　隋唐时蓄歌妓的风气亦很盛行，贵族、文人与歌妓酬唱、交往也很普遍，有些文人更把歌妓引为知己，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就有不少开于歌妓的描述。唐人传奇故事中有不少女主角都是歌妓，例如《虬髯客传》的红拂女原为杨素府中的歌妓，《柳氏传》的柳氏为歌妓，《霍小玉传》的霍小玉被逐出霍王府后沦为歌妓等。诗词中也有不少关于歌妓的作品，例如白居易的《琵琶行》就是写一个嫁作商人妇的歌妓，他自己也有蓄养歌妓，当中以樊素歌艺最好，白居易有诗：“樱桃樊素口”赞美樊素的歌艺。李商隐有《赠歌妓二首》。女诗人杜秋娘本身就是歌妓（“杜秋娘”即“杜姓歌妓”）。晚唐以温庭筠为代表的花间派诗词，与歌妓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从内容和形式上看，花间派词主艳情，柔媚婉约，与“倚声填词”、协乐歌词的性质分不开，以描写深闺绣房、歌楼妓馆的浅斟低酌为主。这些词通常会于宴会中由歌妓演唱，因此这些词得以广泛流传，歌妓实在功不可没。

　　宫廷中也有不少歌妓，唐玄宗爱好音乐，他于开元二年（公元724年）设置左右教坊，掌管宫廷的俳优杂技。当中的宜春院由女伶组成，称为“内人”；由于她们常在皇帝面前演出，又称“前头人”。当时出了一些优秀的宫廷歌妓，如念奴、许和子（许永新）等，二人的事迹见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据载，念奴歌喉有如钻出了天上的朝霞，虽然钟鼓笙竽的嘈杂也不能遮遏，因此玄宗对她十分宠爱。 ，元稹亦曾在《连昌宫词》诗中描写了当时的情况。许和子是吉州永新（今永新县）人，因此又称“许永新”，父亲是乐工，据段安节《乐府杂录》载，她从小就喜欢唱歌，且美丽聪明，她的歌唱自然清新，善于变古调为新声。。有一次，唐玄宗在勤政楼举行盛大宴会，但观众的喧闹声干扰了音乐声，玄宗很不高兴。高力士就建议由许永新登台演唱，以止喧哗，许永新歌声一起，场内顿时寂静无声，观众都被她的歌喉所吸引了。玄宗常常说她的歌值千金。

　　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时，南方相对稳定，宫廷内外都有歌妓，亦有歌妓出身的妃嫔，后蜀后主孟昶的费贵妃（花蕊夫人）就是歌妓出身。而孟昶善于享乐，和花蕊夫人在宫中亦

　　宋朝

　　宋朝时，不少士人都有蓄养歌妓，或与歌妓交往、酬唱，亦影响文学创作和传播。

　　其中婉约词派与歌妓关系很深，北宋初年婉约词派的词是为了让歌妓歌唱而作，内容多为男女恋爱、闺情等。张先、晏殊、柳永等词人都有不少关于歌妓的词作。其中柳永更是长期流连妓院，经常与歌妓接触，常为歌妓、乐工填词，也常自度新曲，再填词让歌妓演唱。他仕途不顺，亦可能因为如此，对同在社会下层的歌妓有特别的感情，与她们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当时歌妓们都很喜欢跟柳永酬唱：“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柳永死后，杭州名妓谢玉英出头，与其他歌妓出钱把他殓葬，每年清明，歌妓们都会去柳永墓拜祭，称为“吊柳七”或“吊柳会”。他有不少关于歌妓的词，例如《惜春郎》、《凤衔杯》等，内容包括描述歌妓生活、描绘歌妓色艺、抒发对歌妓的相思眷恋等，在《乐章集》中有提到的歌妓有虫娘、英英、心娘、酥娘等。

　　除了婉约派的词人外，开创豪放派的苏轼亦有与歌妓交往，他离开杭州赴密州（今山东诸城），途经苏州时，有歌妓守在阊门出城处，为他设宴饯行，苏轼就赋《醉落魄·苏州阊门留别》送给她。苏轼的妾侍王朝云也是歌妓出身，歌妓琴操亦与苏轼有交情。苏门学士秦观也与歌妓交往甚密。而苏轼的好友陈慥多蓄声妓，令妻子柳氏不满，柳氏更当著客人面前击壁大呼，陈慥因此十公畏惧妻子，此事亦即成语河东狮吼的由来。

　　北宋末年的歌妓李师师善词曲、工歌唱，十分有名，连宋徽宗也被她所吸引，更多次离宫与她相会。《大宋宣和遗事》说李师师曾被册封为李明妃、瀛国夫人等，但国学大师王国维则说李师师从未进过宫廷。周邦彦亦与她有来往，写了几首表露爱意的词赠予李师师，亦有一首《少年游》描写君臣都与李师师交好，此词触怒了宋徽宗，周邦彦被贬谪出京。《李师师外传》载，金兵破汴，金兵主帅欲把她献给金太宗，李师师拔下金簪自刺其喉自杀不遂，再吞簪而死。

　　除了李师师外，周邦彦亦曾与另一歌妓岳楚云交往。

　　南宋之后，词逐渐被“雅化”，较少描写歌妓的词，很多词亦不再适合由歌妓演唱，但当时的词人仍有些为歌妓而作的词。

　　元朝

　　元朝时，各种职业被分为十等，娼妓、艺妓（包括歌妓）、优伶等同属于第八等的“倡”，一些演出杂剧的女伶本身出身自教坊司的歌妓。此外，不少歌妓会于歌楼里或宴席中演唱散曲助兴，元人夏庭芝的《青楼集》和陶宗仪的《辍耕录》记载了一些歌妓、女伶的生活花絮和事迹，除了演出杂剧和演唱散曲外，她们还会演唱戏文、慢词、诸宫调等。元朝著名的歌妓有梁园秀、张怡云、顺时秀 、珠帘秀、天然秀等。她们亦与文人交好，有些演出杂剧的歌妓，还与元曲作家建立深厚的友谊，例如珠帘秀和关汉卿、天然秀和白仁甫等。

　　明朝至清朝中叶

　　明朝洪武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建都金陵，在秦淮河畔设置“国营妓院”，称大院，后称旧院。因此歌妓多集中于秦淮河一带。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南京和北京立教坊，到了明朝中叶，找士大夫歌妓的风气更盛[18]在岭南亦有歌妓，例如张乔，她生于明万历年间，卒于崇祯六年（1633）七月廿五日，字乔婧，一字二乔，又名张丽人。随母沦落为歌妓，与南园诗社诸子交厚，年仅十九岁就死去，其友彭孟阳等把她葬于广州白云山麓梅花坳，当时名士各作诗一首，植花一株于墓旁，号为“百花冢”。

　　明末清初的秦淮八艳，她们与文人士大夫的风流韵事，至今仍令人津津乐道。

　　清朝雍正时，雍正皇帝下令废除教坊司，但乐户仍然继续经营妓院，因此歌妓并没有消失。乾隆时，扬州成为烟花之地，有不少歌妓，郑板桥的诗就有“千家养女先教曲”一句，可见歌妓之众多。而《落拓》一诗亦提到“缝衣歌妓家”，郑板桥的《道情十首》被北京歌妓招哥传唱，他知道后便托人带钱给招哥：“宦囊萧瑟音书薄，略寄招哥买粉钱”。乾隆下江南时，遇到一个歌妓，欲立她为妃，他的第二任皇后乌喇那拉氏就剪自己的头发来劝谏他，结果乾隆打消立歌妓为妃的念头。

　　乾隆、嘉庆年间，经济的发展刺激妓业，包括歌妓的发展，当时珠江三角洲的妓业十分昌盛，尤其是广州一带，赵翼著的《檐曝记》中说：“广州珠户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为生计。”。当时珠江上的歌妓分为三个帮：广州帮、潮州帮、扬州帮，均传习各自地方的曲艺，互相交流，加上文人的帮助，歌妓场所兴起一种叫南音的新曲种。嘉庆年间，岭南文士冯询、招子庸等的帮助下，在木鱼歌、龙舟歌、南音（皆为岭南歌曲种类）的基础上，通过“变其调”而创造出新曲种粤讴，通过歌妓演唱而广泛传播。

　　清末民初至现代

　　清末民初时，上海的妓院有不少歌妓，韩邦庆的小说《海上花列传》就是描写这些歌妓的生活。她们通常被称呼为“先生”，当时上海有不少从欧洲或美国来的外国人，而歌妓在招待客人时必会唱歌，吴语“先生”又与英语“sing song”音近，所以英语把她们称为“Sing-song girl”。而中文“歌女”的名称在1920年代末叶才出现，即民国十四年之后。民国时期的歌女除了在传统的妓院、酒家表演，还有于夜总会、舞厅等由西方传入的娱乐场所表演，由于她们多会与客人交际应酬、饮酒，因此又称交际花（交际花亦包括舞女）。

　　在秦淮河上，有一种于“七板子”上卖唱的歌妓，本来是于茶舫上卖唱，后来被政府取缔后，才改于七板子上卖唱，朱自清和俞平伯就分别于两篇同样题为《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文章描述过她们。虽然这种歌妓是卖艺不卖身的，但当时一些人，包括一些知识份子，认为她们从事的职业不正当。朱自清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1923年10月11日）中，就说到听歌虽然与狎妓不同，但他觉得她们与娼妓（性工作者）都属于“妓”，认为她们从事的是不健全的职业，而接近妓者是不正当的行为，所以拒绝听歌妓唱他又提到她们是“被逼的以歌为业”。而俞平伯则出于对歌妓的尊重和同情而拒绝听歌，认为听歌是对她们的侮辱。

　　台湾由同治年间开始出现一种叫艺妲的歌妓，盛行于日治时期。她们在艺妲间接受训练和表演，亦会到酒楼、庙会、私人筵席等表演，以演唱戏曲为主，多名艺妲唱曲并作角色扮演则称为艺妲戏。

　　在广东、香港、澳门等地区，同治年间，广州出现专门收养盲女传授粤曲弹、唱技艺的“堂口”，这些能弹能唱的失明女歌手被称为“瞽姬”，被称呼作“师娘”，俗称“盲妹”。也有一些歌女到茶馆、酒楼卖唱。民初时广州有一种“曲艺茶座”，第一家曲艺茶座是广州西关十五甫正街的初一楼，“师娘”常会登台演唱，不久又有健全的女歌手演唱，一些歌妓脱离妓籍后亦加入女伶行列。1918年，校书（歌妓）林燕玉在初一楼客串登台演唱，开了失明艺人和女伶混合演唱之先，后来又有卓可卿等，取代了“师娘”。妓院里的未成年歌女称为“琵琶仔”，琵琶仔往往会成为妓女（当地人称“阿姑”）。

　　“歌女”一词出现后，由于“歌妓”的“妓”令人联想到性工作者，而“歌姬”的“姬”又有“宠姬”、“姬妾”的意思，“歌妓（伎）”和“歌姬”的称呼被“歌女”所取代。在1920年代左右，随著唱片业和**业的发展，加上五四前后西方戏剧理论的传入，令不少知识分子加入演艺行列，艺人的社会地位亦得到提高。一些知名度较高的女歌手已不再称为“歌女”，“歌星”这个名称亦开始出现。“歌女”亦开始带有贬义，常用来指一些知名度较低或到处演唱为生的女歌手，直至二十世纪中后期，仍然有人以“歌女”作为于酒廊、酒楼、餐厅、舞厅、街头（如香港庙街、大笪地等）、游乐场（如香港荔园）等地方演唱，而知名度不高、“档次较低”的女歌手之贬称。

官史。是指以撰写历史著作为职业，或对历史学的创立、发展与应用作出突出贡献，具有杰出成就的历史学学者。历史学家包括历史记录的编撰者和历史材料的研究者。在古代中国，历史学的传统主要是以历史编撰的形式创立和发展的，在西汉历史编撰者司马迁之后，唐代的刘知几开创了另外一种门类的工作就是官史，即对历史编撰这项工作本身的研究(historiography)。在宋代，开始了以以往的历史记录为材料的针对"历史"的研究活动。

　　王维（701－761），字摩诘，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官至尚书右丞，原籍祁（今山西 祁县），迁至蒲州（今山西 永济），崇信佛教，晚年居于蓝田辋川别墅，汉族。其诗、画成就都很高，苏东坡赞他“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尤以山水诗成就为最，与孟浩然合称“王孟”，晚年无心仕途，专诚奉佛，故后世人称其为“诗佛”。著有《王右丞集》，存诗400首。善画人物、丛竹、山水。唐人记载其山水面貌有二：其一类似李氏父子，另一类则以破墨法画成，其名作《辋川图》即为后者。可惜至今已无真迹传世。传为他的《雪溪图》及《济南伏生像》都非真迹。王维在唐诗的范畴显然有更高的成就，他是唐代山水田园派的代表。开元进士科第一（即状元）。任过大乐丞、右拾遗等官，安禄山叛乱时，曾被迫出任伪职，后两京收复，降职为太子中允，复累迁至给事中，终尚书右丞。

　　苏轼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书摩诘蓝田烟雨图》）王维不但有卓越的文学才能，而且是出色的画家，还擅长音乐。深湛的艺术修养，对于自然的爱好和长期山林生活的经历，使他对自然美具有敏锐独特而细致入微的感受，因而他笔下的山水景物特别富有神韵，常常是略事渲染，便表现出深长悠远的意境，耐人玩味。他的诗取景状物，极有画意，色彩映衬鲜明而优美，写景动静结合，尤善于细致地表现自然界的光色和音响变化。例如“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青溪》）、“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过香积寺》）以及《鸟鸣涧》、《鹿柴》、《木兰柴》等诗，都有体物入微之作。王维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插图 选自清代光绪刻本《名家画稿》。

　　诸葛亮

　　一、书法篇

　　远涉帖 诸葛亮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书法艺术趋向成熟的时代。在他出生前四年，汉灵帝熹平六年（公元177年），首次把书刻文字称作“书法”。 这标志着作为交流工具的“写字”，与作为美学欣赏与实用相统一的“书法”，正式拉开了距离，并使后者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书法艺术。这时汉隶已成为别具风格的主导字体，同时又始创了草书、行书和楷书，使篆、隶、草、行、楷五体基本齐备。

　　诸葛亮喜爱书法，在青少年时代就进行过刻苦的训练，能写多种字体，篆书、八分、草书都写得很出色。 南朝•梁陶弘景是一位大书法家，他所著《刀剑录》记载：“蜀章武元年辛丑（公元221年），采金牛山铁，铸八铁剑，各长三尺六寸，……并是孔明书作风角处所。”。虞荔《古鼎录》记载：“诸葛亮杀王双，还定军山，铸一鼎，埋于汉川，其文曰：定军鼎。又作八阵鼎，沉永安水中，皆大篆书。” “先主章武二年（公元222年），于汉川铸一鼎，名克汉鼎，置丙穴中，八分书……又铸一鼎于成都武担山，名受禅鼎；又铸一鼎于剑山口，名剑山鼎。并小篆书，皆武侯迹。” “章武三年（公元223年）义作二鼎，一与鲁王，文曰： ‘富贵昌，宜侯王。’；一与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并古隶书，高三尺，皆武侯迹。”北宋时周越所著《古今法书苑》也记载：“蜀先主尝作三鼎，皆武侯篆隶八分，极其工妙。”。

　　上述记载是可信的，特别是南朝陶弘景，距诸葛亮仅二百余年时间，他的见闻和记述应是有事实依据的。 宋徽宗宣和内府的《宣和书谱》卷13记载：诸葛亮“善画，亦喜作草字，虽不以书称，世得其遗迹，必珍玩之”。又说：“今御府所藏草书一：《远涉帖》。”这说明到北宋末期（公元1119—1125年）在皇宫内府还珍藏有诸葛亮的书法作品。 南宋陈思《书小史》记载：诸葛亮“善其篆隶八分，今法帖中有‘玄漠太极，混合阴阳’等字，殊工”。

　　从宋代开始，把 前人著名书迹摹刻拓印下来，以便流传，称之为“法帖”。这一则记载说明：在宋代诸葛亮的书法作品是作为有示范意义的“法帖”流行于世的。 诸葛亮在繁忙的政务和军事活动中，始终不忘书法。《常德府志》记载：“卧龙墨池在沅江县西三十里卧龙寺内。俗传汉诸葛武侯涤墨于此寺，因名。”我们知道，诸葛亮在常德一带活动的时间，是在赤壁大战之后，战事十分紧张频繁，可是他仍然不忘临池挥毫。

　　遗憾的是，现在还无法看到其书法真迹，这只有寄希望于考古的发现了。

　　二、绘画篇

　　唐朝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写道：“诸葛武侯父子皆长于画。”张彦远还在其《论画》一书中，记载了当时绘画收藏与销售的情况。他说：“今分为三古以定贵贱，以汉、魏三国为上古，则赵岐、刘亵、蔡邕、张衡、曹髦、杨修、桓范、徐邈、曹不兴、诸葛亮之流是也。”以晋、宋画家为中古，以齐、梁、陈、后魏、后周、北齐的画家为下古，隋和唐初的画家则称之为近代。近代画家作品的价格与下古画家作品价格相近，而以上古画家作品价格为最高。

　　张彦远记述当时一些近代画家如阎立本、吴道子等人绘画作品的售价：“屏风一片值金二万，坎者售一万五千，”“一扇值金一万。”并说汉魏三国(即上古)画家的作品，在唐代已是“有国有家之重宝”， “为希代之珍”。张彦远（生于公元815年）出身于宰相世家，家藏法书名画非常丰富，他的《历代名画记》，向有“画史之祖”的称誉，他的记载和论述，在中国绘画史上一直是可信而难得的史论资料。从他的记述中，可以大致看到诸葛亮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 东晋史学家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 “南中，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诅盟要之。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驼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夷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又记道： “永昌郡，古哀牢国……世世相继，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阴深，生民以来，未尝通中国，南中昆明祖之，故诸葛亮为其图谱也。”从以上两段记载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确具有非凡的绘画才能。他的画作既取材于现实生活(如南中少数民族的生活)又有神奇而丰富的想象（如神龙等），而且构图宏伟，场面博大。

　　诸葛亮不仅能画天地、日、月，而且能画各种建筑、车马、动物和人物。能掌握如此全面的绘画技巧的画家，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诸葛亮作画绝不是出于个人的闲情逸致，他的绘画艺术总是为他的政治和军事目的服务的。

　　三、音乐篇

　　诸葛亮精通音律，喜欢操琴吟唱，有很高的音乐修养。

　　这方面在古籍中多有记述。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 “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襄阳有孔明故宅……宅西面山临水，孔明常登之，鼓瑟为《梁父吟》，因名此山为乐山。”当然还有卧龙吟，真是千古绝唱， 《中兴书目》记载：“ 《琴经》一卷， 诸葛亮撰述制琴之始及七弦之音，十三徽取象之意。”谢希夷 《琴论》也记有：“诸葛亮作《梁父吟》 。” 《舆地志》记载：“定军山武侯庙内有石琴一，拂之，声甚清越，相传武侯所遗。”从 以上记载就足以看出：诸葛亮在音乐方面有着很全面的修养和很 鬲的艺术成就。他既长于声乐——会吟唱；又长于器乐——善操琴；同时他还进行乐曲和歌词的创作，而且还会制作乐器——制七弦琴和石琴。不仅如此，他还写有一部音乐理论专著——《琴经》。

令爱：敬称对方的女儿。

令尊：敬称对方的父亲。

令堂：敬称对方的母亲。

令郎：敬称对方的儿子。

“令”当作敬辞，即由美、善引申而来，用于赞美与对方有关的人。同时，“令”的下部那个跪着的人也向我们提示着尊敬的含义。跪而听命，理所当然地表示尊敬。

扩展资料：

“令堂”称谓的来源：

古代的建筑物面南背北，内部分为三个部分：堂，室，房。最前面是堂，主要功能是祭献神灵，祈求丰年，不能住人；堂的后面是室，是住人的地方；室的两侧是房，就是我们常说的东厢房、西厢房。“堂”高大轩敞，又是祭祀的重要之地，因此古人就把一家之主的父母尊称为“高堂”。

“堂”后来引申用来泛指房屋的正厅，传统上一家的主妇也就是母亲要住在东房的北部，房、室相连而没有北边的墙壁，与“堂”相望，因此用“北堂”来指代母亲的住处，后来也就顺理成章地用来称呼母亲了。

古人认为游子出门远行的时候，常常要在母亲居住的北堂的台阶下种上几株萱草，以免母亲惦念游子，同时让母亲忘记忧愁，

这就是将对方的母亲尊称为“令堂”的来历。

-令爱

-令郎

-令堂

-令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