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三阁

文宗阁

文宗阁建于乾隆四十四年，据乾隆皇帝自己的说法，修建南三阁，赐赠《四库全书》是为了“嘉惠艺林，启 后学”。虽然在编写《四库全书》过程中出于种种原因，毁掉了一些书，但总的来说它的意义却十分重大，至今也是学界十分重要的一部大书。在当时，建南三阁更是轰动江南学界的一件大事，所以建起庞大的文宗阁仅用一年时间，并且其中有诸多的工料都是当地人捐献的，镇江人对于文化的热心程度从此可见一斑。

阁建成后，书还没有抄出来，所以首先由乾隆皇帝御赐一本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放在阁内供学子阅览，而《四库全书》是从乾隆五十二年开始分批颁发的，直到乾隆五十五年方颁发完毕。阁中的一切事务均由两淮盐运史经管，并且允许当地学子阅览、借抄，一时间江南学人以能得“读中秘书”为快事。

但这种盛况没有维持多久，到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入镇江，将文宗阁及其所贮的《四库全书》一同烧毁。当年，为了能够将七阁之一放在自己的城市，江南学者曾主动上书朝廷，提出由自己来承担“所有雇觅书手缮写全书之费”，最终皇帝决定由朝中出抄书和建阁费用。而把做书匣、装璜庋架由地方办理。

文澜阁

文澜阁在西湖孤山南麓。初建于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是清代为珍藏《四库全书》而建的七大藏书阁之一。也是江南三阁中唯一幸存的一阁。这是一处典型的江南庭园建筑，园内亭廊、池桥、假山叠石互为凭借，贯通一起，主体建筑仿宁波天一阁，是重檐歇山式的建筑。

步入门厅，迎面是一座假山，山下有洞，穿过山洞是一座平厅，厅后方池中有奇石独立，名为“仙人峰”，是西湖假山叠石中的精品。方池后正中为文澜阁，西有曲廊，东有月门通太乙分清室和罗汉堂。全部建筑和园林布局紧凑雅致，颇具特色。

《四库全书》由乾隆皇帝钦定,由纪晓岚主持,于1773 1781完成。此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集中国古籍之大成的一部丛书,全书共收录图书3461种,79309卷,荟萃清乾隆中期以前的历代主要典籍。历时8年完成的《四库全书》共抄了7部,分藏于北京的文渊阁、北京圆明园的文源阁、沈阳的文溯阁、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以及杭州的文澜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

清代之后,战乱频仍,兵燹不断。扬州的文汇阁和镇江的文宗阁内的《四库全书》毁于太平天国的战火,江南3阁文澜仅存;而八国联军的大火也烧掉了文源阁的《四库全书》。7部珍藏仅存4部。北京文渊阁的《四库全书》在国民党败退大陆时带到了台湾,现藏于台湾的故宫博物院;沈阳文溯阁的藏书1966年运抵兰州,现藏于兰州;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本后运到北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在历次浩劫中几陷于毁灭,是浙江几代人的侠肝义胆才使文澜阁本能躲过战乱而幸存下来。

1861年,太平军攻陷杭州,江南著名藏书楼八千卷楼的主人、出身书香门第的钱塘人丁申、丁丙兄弟此时避祸于杭州城西的西溪。一日,兄弟俩在店铺购物时发现,用于包装的纸张竟是钤有玺印的《四库全书》,这使他们大惊失色。

丁氏兄弟自然知道《四库全书》的重要性。他们进而发现,店铺里成堆的包装用纸竟都盖有皇帝的玉玺。

文澜阁《四库全书》散失了！

文澜阁库书流落民间的事实使丁氏兄弟心急如焚。他们马上组织家人进行抢救。他们冒着战乱的风险,收集残籍予以保护,并雇人每日沿街收购散失的书本。如此半年,他们抢救并购回阁书8689册,占全部文澜阁本的1/4。

文澜阁本已残缺不全,怎么办？抄补！一项浩繁的抄书工程在浙江巡抚谭钟麟的支持下开始了。丁氏兄弟从宁波天一阁卢氏抱经楼、汪氏振绮堂、孙氏寿松堂等江南十数藏书名家处借书,招募了100多人抄写,组织抄书26000余册。《四库全书》在编撰过程中编撰官员曾将一些对清政府不利的文字删除,或将部分书籍排除在丛书之外,还有部分典籍漏收,丁氏兄弟借此机会将其收录补齐。此项工程历时7年得以完成。1882年,文澜阁重修完成,丁氏兄弟将补抄后的《四库全书》全部归还文澜阁。

到了民国时代,浙江省图书馆首任馆长钱恂继续组织补抄,这就是所谓“乙卯补抄”;稍后,海宁的张宗祥又发起“癸亥补抄”。经过丁、钱、张等人的共同努力,最后完成的《四库全书》比原来更为完整,原《四库全书》有漏抄,如补抄本《竹岩集》十二卷,原四库本仅三卷,册数上比原来增多;补抄依据版本优良,集清末全国藏书楼之精华;许多被馆臣删改的文字按原样据原本得以恢复。因此,补齐后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是7部藏书中最完整的一部。因此,文澜阁本《四库全书》的历史文献价值高于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和文溯阁本,是“四库学”研究的重要资源。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杭州岌岌可危,《四库全书》又面临巨大的灾难。时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和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组织阁书西迁。历时半年,辗转5省,行程2500公里,1938年4月,《四库全书》安全运抵贵阳,后又转运到重庆。

日本对文澜阁《四库全书》觊觎已久。原全国人大常委、浙江大学教授毛昭晰在研讨会上对记者说,杭州沦陷后,日本的“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受委员会”曾派人从上海到杭州寻找文澜阁本,想把这部珍贵的图书劫夺到日本去,但此时阁书已被安全转移了。

文澜阁《四库全书》历经沧桑,终于得以保存,这在中国以至世界藏书史上都是个奇迹。

文汇阁

文汇阁是清代七大藏书楼之一。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设馆，历时十年才纂修完成的《四库全书》，共收书约三千五百种，七万九千余卷，分经、史、子、集四部。尽管为了维护清廷的政治统治，许多古籍被馆臣抽毁或删改，以至于鲁迅先生曾在《买〈小学大全〉记》等杂文中予以揭露，但是《四库全书》毕竟是集中国古籍之大成的规模空前的丛书，因此自有其传世价值。此书当年仅缮写了七部，分别藏于北京、沈阳、扬州、杭州等地。其中，位于紫禁城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盛京皇宫的文溯阁、避暑山庄的文津阁，称为“北四阁”；位于扬州天宁寺的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称为“南三阁”。

扬州文汇阁，一名御书楼，原在天宁寺西园。根据《扬州画舫录》记载，天宁寺西园一称御花园，正殿叫做大观堂，七大藏书楼之一的文汇阁就在大观堂旁。阁中藏有《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由乾隆帝钦赐“文汇阁”之名及“东壁流辉”之额。文汇阁是一座三层楼建筑，梁柱上彩绘书卷图案。阁的一楼当中藏《古今图书集成》，两侧藏《四库全书》的经部书籍，二楼藏史部书籍，三楼藏子部、集部书籍。

乾隆对于文汇阁的建设与使用颇为重视，他一再强调，阁中所藏之书，不是做样子的，要允许读书人阅读和传抄。乾隆五十五年（1790）五月二十三日，弘历的圣旨里有这样开明通达的话：“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遗失。”“南三阁”所藏《四库全书》，每册前页钤“古稀天子之宝”，后页钤“乾隆御览之宝”，用太史连纸钞写，尺幅较“北四阁”书开本小，书衣装潢也有不同。

麟庆在《鸿雪因缘图记》里描写他见到的情形是：“文汇阁在扬州行宫大观堂右……阁下碧水环之，为卍字。河前建御碑亭，沿池叠石为山，玲珑窈窕，名花嘉树，掩映修廊。”他入阁读书的情形是：“庚子（1840）三月朔，偕沈莲叔都转、宋敬斋大使，同诣阁下。亭榭半就倾落，阁尚完好，规制全仿京师文渊阁。回忆当年充检阅时，不胜今昔之感。爰命董事谢奎，启阁而入。见中供《图书集成》，书面绢**；左右列橱贮经部，书面绢绿色；阁上列史部，书面绢红色；左子右集，子面绢玉色，集面绢藕合色。书帙多者，用香楠。其一本二本者，用版片夹开，束之以带，而积贮为函。计共函六千七百四十有三。谢奎以书目呈，随坐楼下详阅，得钞本《满洲祭天祭神典礼》、《救荒书》、《熬波图》、《伐蛟捕蝗考》、《字孳》等书，嘱觅书手代钞。”——这差不多是扬州文汇阁存世期间最后的记载。在此十四年后，太平军攻入扬州，文汇阁及其藏书就一起毁于战火之中了。

过了大约十年，曾国藩于同治初年创办金陵书局时，曾委托学者莫友芝前往镇江、扬州等地搜寻文宗阁和文汇阁失散于战火中的藏书。通常的说法是：莫友芝曾于同治四年（1865）专程至镇扬诸地，悉心寻访两阁藏书的下落，却毫无收获，空手而回。莫友芝此行是否真的一无所获呢？据悉，国家图书馆今藏《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四册，经史子集各一，经部首页有莫友芝藏书印。由此看来，莫友芝的镇扬之行还是有所得的。也有人说，扬州文汇阁的藏书亦有残本存世，书名分别是《周易启蒙翼传外篇》二册，《云笈七签》、《御定全唐诗录》、《图书编》各一册。

七大藏书楼中，文渊阁的藏书后归故宫博物院收藏，文源阁于咸丰年间被八国联军纵火焚毁，文津阁的藏书现归北京图书馆收藏，文溯阁的藏书现属辽宁省图书馆，文宗阁于咸丰年间毁于太平军兵火，文澜阁是“南三阁”中仅存的一阁，其藏书现属浙江省图书馆。扬州文汇阁则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毁于咸丰四年（1854），存世仅七十余年，在七大藏书楼中寿命最短。

北四阁

文津阁

文津阁是清代七大图书馆之一，位于避暑山庄平原区的西部，这里曾藏《四库全书》，以及经、史、子、集分类，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万册，是一份极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弘历（乾隆皇帝）在《文津阁记》中写道："欲从支脉寻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此句即含有"文津"之意。文津阁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建成，1954年重建。营造法式仿照明代建筑的浙江"天一阁"。外观为两层，实际是三层，阁中辟一暗层，这样阳光不能直射到藏书库。室内油漆彩画也很考究，深绿色的柱子，蓝色封套卷册，白色的书端，都以冷色为主，给人以宁静的气氛。

文津阁建成以后，1782年，《四库全书》成书，共誊写了7部，其中藏于文津阁是七部《四库全书》中的第四部，成书于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 1784 年）。文津阁《四库全书》共 36,304 册，分装 6,144 个书函，陈列摆放在 128 个书架上。它是七部《四库全书》中保存最为完整并且至今仍是原架、原函、原书一体存放保管的唯一一部。现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 ，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中，128 个书架林立其中， 6,144 个书函整齐有序地摆放在当年高大的书架上，经、史、子、集各部书籍，分别配有绿、红、蓝、灰四色，夹板、丝带、铜环一依当年。翻开书册，即见“文津阁宝”的朱印、“纪昀复勘”的黄笺、雪白的开化纸和端正的馆阁体楷书，令人叹为观止。

阁的东北部有水门与山庄水系相通，阁前池水清澈，人在阁前特定位置向池中望去，只见池中有一弯新月，随波晃动，而天空却是艳阳高照。原来这是造园家在池南的假山上，开出一个半圆形如上弦月的缝隙，利用光线，在水中形成下弦月的倒影，构成“日月同辉”的奇特景观。水池南岸是一座造型别致的假山，怪石嶙峋，气势雄浑。假山占地约800平方米，用石3279立方米，由浆石和鸡骨石等堆叠而成。假山石洞，前后各有两门相通，结构也颇具匠心。洞内山石遮掩，可分厅、堂、窗、孔、穴等，洞壁用鸡骨石镶嵌，幽深曲折。有几个大小不等的窗孔，透进幽幽的光线，使洞中的峭壁怪石若隐若现。山上横岭纵峰，沟桥岗壑，各自争奇。有棒槌山、罗汉山、双塔山等十大名山的缩影，更有“十八学士登瀛洲”的造型，还有仿米芾“宝晋斋”的园林布局。文津阁东为碑亭，四角攒尖顶，上覆黄琉璃瓦，内竖石碑一座，通高5．34米，碑正面镌刻着乾隆题《文津阁记》，其余三面刻有乾隆作的3首诗。 每逢中秋佳节之际，天高气爽，登临“月台”赏月，但见园内，老树苍劲，枝杈纵横。一轮明月冉冉升起，把一片银辉洒向大地，山庄顿时银装素裹，更显得清澈静谧。文津阁假山的造型艺术，集中了米翁宝晋斋和范氏天一阁之长，运用传统叠山技法，结合北方雄壮的特点，风格一反南方小巧玲珑之态，而是雄伟、浑厚、气势磅礴的艺术作品。 《热河志》中写道：“文津阁与紫禁、御园三阁遥峙，前为趣亭，东侧月台，西乃西山，盖仿范氏之成规，兼米庵之胜概矣。”

文津阁庭院，由粉墙围绕，是山庄的园中之园。这组建筑，坐北朝南，依次布置着门殿、假山、水池、藏书楼、花台、曲池、山石、月门。东侧有碑亭和值房3间。阁前池水清澈，澄泓见底，水草丛生。池南假山呈半月形环抱池沼，拱峙搂阁，叠石大多仿承德十大景堆砌，与山庄西山浑为一体。假山上有赏月的月台，其西有趣亭（已不存）。假山上有磴道，下有洞府，入门进阁，必经此洞。石洞曲折幽邃，洞顶有一曲形石孔，光线漏射到池水中，恰如一弯新月，每当丽日当头，水池中却素月高悬，“抬头看日，低头观月”，日月同辉，景观绝妙，又为山庄一绝

九州台文溯阁

1966年10月，基于战备的需要，为确保《四库全书》安全，经中央有关部门协调，辽宁省将总计3474种、36315册的文溯阁《四库全书》以及5020册清雍正年间所印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经过长途跋涉，被秘密运至兰州，拨交甘肃省保存在距兰州市75公里的山中。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年间编篡的我国历史上卷帙最大的一部丛书，与万里长城、大运河一起，被誉为古代中国的三大工程。文溯阁《四库全书》是我国现存的《四库全书》三部半中的一部，这部书原保存在沈阳， 1966年10月为了备战运到甘肃保管，至今已近40年了。

为了更好的珍存这部反映中华民族文明的伟大成就，甘肃省委省政府拨专款修建的新藏书楼，1999年5月，甘肃省政府作出了在省城兰州立项修建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库的决定，在兰州黄河岸畔北山九州台修建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楼。2002年1月，藏书楼奠基仪式已经在兰州隆重举行。2003年4月30日正式开工建设。

2005年7月8日，新建成的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正式开馆。这个坐落于兰州北山九州台的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投资 5000多万元，占地 3126公顷，总建筑面积 5757平方米，历时两年多建成。

新建成的文溯阁其方位和建筑风格都承系了“古制古貌”，外观颇具皇家气派与北京“文渊阁”最为接近，也是“歇山式大屋顶”建筑，外二层内三层，内部用钢筋混泥土厚墙，使用了现代化的防潮设施、防尘设施、防盗设施等甚至防辐射设施，室内温度和湿度都常年保持恒温。

文溯阁藏书馆主要包括主楼、副楼、办公楼，主楼占地 1900平方米。一二层为展览厅、三楼存放《四库全书》影印本，副楼占地 1400平方米，主要用于学术研究所用，而《四库全书》的真本则藏在专门设计的地下室内

文源阁

在北京西郊的圆明园遗址中，有一处早已湮没于荒草之中的古迹——文源阁旧址，这里曾是清朝乾隆年间庋藏名闻世界的大丛书《四库全书》的“四库七阁”之一。

清朝纂修《四库全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的文献整理活动。这次由朝廷倡导的规模空前的修书活动，表面上是稽古右文，渲染文治修明的景象，而实际上是要通过编纂过程中的征书、禁书、毁书和编书等一系列做法，来清除汉族士人反对满族异族统治的思想和典籍，即钳制思想，消灭异己，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寓禁于征”。《全书》广泛网罗和搜集了从上古流传至清初的所有著作，用经、史、子、集四大部分类，共收书3,461种，总计79,337卷，约97,700万字。它不仅全面总结和系统整理了三千年来中国封建文化的学术成果，保留了丰富的典籍，而且任职于“四库馆”的官员学者，多是当时学术名流，他们倾十年心血而成的《四库全书》，无疑也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贡献。

这部大丛书的主要历史影响除学术成就外，当数“四库七阁”的建立。该书因卷帙浩繁，不曾付梓刊行，只手抄了七部，分别建阁贮之，这就是被称作“内廷四阁”或“北四阁”的北京大内之文渊阁、圆明园之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之文津阁和盛京（今沈阳）故宫之文溯阁；以及被称作“江南三阁”的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和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阁与书历尽沧桑，伴随着中国近代史上的频繁战乱而饱受摧残，最短的存世仅六、七十余年，目前只有文渊、文津、文溯、文澜四阁尚屹立人间。

文源阁是乾隆三十九年（1744）在圆明园内原有建筑四达亭的基础上略为增葺，于次年继文津阁之后告成的，为七阁中建成的第二座。位置在全园的西北，南接水木明瑟，西临柳浪闻莺。阁额及阁内“汲古观澜”匾、楹联等皆乾隆御书。阁南向而立，前方凿挖曲池，并放养金鱼于其中，据说大可盈尺。池南为怪石嶙峋的假山。池中还竖有一巨大太湖石，名“石玲峰”，高逾六米，玲珑剔透，环孔众多。正视之，则石如乌云翻卷；手叩之，音色如铜。石宽盈丈，四周俱镌有名臣诗赋，是当年圆明园中最大、也是最著名的一块太湖石，与颐和园乐寿堂前的“青芝岫”齐名。阁东侧为御碑亭，碑上勒有御制《文源阁记》。

乾隆帝对这部“浩如烟海，委若邱山”的巨书的贮藏是极为审慎的，他听说宁波范氏天一阁建筑构造别有精义，便下令仿其规制，营造庋书之所。文源阁虽已不存，但其格局当与文渊、文津、文溯三阁无异。从实物来看，现存的其它内廷三阁均为正宇上下六楹、各通为一间，内部则对天一阁予以改进，采取了明两层暗三层的“偷工造”法，即外观重檐两层，实际上却利用上、下楼板之间通常被浪费的腰部空间暗中多造了一个夹层，全阁上、中、下三层都能用来贮藏书籍，既充分利用空间，又节省工料，体现了清代宫廷建筑师们在工程设计和建造艺术上的高度造诣和技巧。外观上为水磨丝缝砖墙，墙色为较沉静无华的灰色，深绿廊柱，歇山式屋顶，上覆绿剪边琉璃瓦。为显示建筑功能，楹柱间特地绘以河马负书和翰墨卷帙画面，色调清雅。全阁外观古朴典雅，蕴含深意，内中遍藏宏富卷帙，宁静肃穆，堪称中国古代藏书楼的典范。文源阁地处皇家园囿中，在一片金碧辉煌中卓然不群，更是独擅朴素之美。

除强调山水葱郁之气的庇护外，七阁取名亦独具匠心，既表明了乾隆帝推崇儒家经典的宗旨，也借若“渊”、“源”、“津”、“溯”等字，从水而立义，仿效范氏天一阁的“天一生水”而克火，以求阁书永存。

阁内的《四库全书》以浙江产上等开化纸缮写，共抄得36000册。书册封皮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各依春、夏、秋、冬四色”的装潢办法，即用象征四季的颜色来标明书的类别：经书居群籍之首，尤如新春伊始，标以绿色；史部著述浩博，如火之炽，应用红色；子部采撷百家之学，如同秋收，着以浅色（蓝色）；集部诗文荟萃，好似冬藏，适用深色（灰黑）色。以色分部，一目了然。装帧上为软绢包背装，束之绸带，并以楠木为匣，既精致美观，还能防潮防蛀。据档案记载，文源阁全书每册的首页都钤有“文源阁宝”和“古稀天子”印，末页则钤上“圆明园宝”和“信天主人”印，朱色晶莹，又为全书增色不少。

文源阁落成后，乾隆皇帝每年驻跸圆明园，几乎都要来此修憩观书，吟咏题诗。《四库全书》抄毕送藏文源阁后，伴随着“康雍乾盛世”的余光，确也度过了半个多世纪宁静祥和的时光。但是好景不长，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他们在饱掠圆明园珍宝之后，举全园而火焚之，大火在这座举世闻名的“万园之园”中肆虐了三日，文源阁和其中的《四库全书》以及贮藏于味腴书屋中的一套《四库全书荟要》也在这场浩劫中化为灰烬。阁与书从告竣送藏到被毁，存世仅七十余年。

现在的文源阁阁已不存，仅余阁基，其上青砖仍较为规整；曲池已涸，高大的“石玲峰”因民国时两股土匪争相盗卖不得，被其中一方炸为两截，轰然坍于蔓草之中。当年曾在四库馆担任副总裁的彭元瑞、曹文埴题写的诗文碑刻，虽湮没在一片荒芜中，尚依稀可辨；而乾隆帝的御碑已挪至文津街的国家图书馆分馆院内，文字仅存其半。整个文源阁遗址和旁边的舍卫城遗址遥相呼应，偶有游人凭吊至此，不胜唏嘘慨叹！至于阁中所藏《四库全书》，仅闻民国时湖州刘承干嘉业堂曾藏有钤“文源阁宝”的全书六册，此后人世间便不再有此惊鸿一现了。

文渊阁

文渊阁，位于故宫东华门内文华殿后，原明代圣济殿旧址。清朝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公元1774—1776年）建成，是皇家收藏《四库全书》的图书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三十九年下诏兴建藏书楼，命于文华殿后规度适宜方位，创建文渊阁，用于专贮《四库全书》。 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

文渊阁座北面南，阁制仿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构置。外观为上下两层，腰檐之处设有暗层，面阔6间，西尽间设楼梯连通上下。两山墙青砖砌筑直至屋顶，简洁素雅。黑色琉璃瓦顶，绿色琉璃瓦剪边，喻意黑色主水，以水压火，以保藏书楼的安全。阁的前廊设回纹栏杆，檐下倒挂楣子，加之绿色檐柱，清新悦目的苏式彩画，更具园林建筑风格。阁前凿一方池，引金水河水流入，池上架一石桥，石桥和池子四周栏板都雕有水生动物图案，灵秀精美。阁后湖石堆砌成山，势如屏障，其间植以松柏，历时二百余年，苍劲挺拔，郁郁葱葱。阁的东侧建有一座碑亭，盔顶黄琉璃瓦，造型独特。亭内立石碑一通，正面镌刻有乾隆皇帝撰写的《文渊阁记》，背面刻有文渊阁赐宴御制诗。

文渊阁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后，皇帝每年在此举行经筵活动。四十七年(1728年)《四库全书》告成之时，乾隆帝在文渊阁设宴赏赐编纂《四库全书》的各级官员和参加人员，盛况空前。

《四库全书》连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入藏文渊阁，按经史子集四部分架放置。以经部儒家经典为首共22架和《四库全书总目考证》、《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放置一层，并在中间设皇帝宝座，为讲经筵之处。二层中三间与一层相通，周围设楼板，置书架，放史部书33架。二层为暗层，光线极弱，只能藏书，不利阅览。三层除西尽间为楼梯间外，其它五间通连，每间依前后柱位列书架间隔，宽敞明亮。子部书22架、集部书28架存放在此，明间设御榻，备皇帝随时登阁览阅。乾隆皇帝为有如此豪华的藏书规模感到骄傲，曾作诗曰：「丙申高阁秩干歌，今喜书成邺架罗，……。」清宫规定，大臣官员之中如有嗜好古书，勤于学习者，经允许可以到阁中阅览书籍，但不得损害书籍，更不许携带书籍出阁。

《四库全书》编成后，最初用了六年的时间抄录正本四部，除一部藏文渊阁外，另三部分别藏于文源阁、文津阁、文溯阁，四阁又称「北四阁」。后又抄三部藏于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称「南三阁」。 七部之中或已亡失，或为各图书馆收藏。文渊阁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书馆高度重视突出学校自身特色的馆藏资源积累，已经形成以教育类和文史类重点学科领域文献为主的多种类型、多种载体形式的综合性馆藏体系，为教学与科研提供较为完备的图书文献信息保障。馆藏中外文实体文献280万册(件)。其中，开架书库藏书80万册，中外文报刊2400余种。馆藏中外文数据库90余个，电子图书100余万册，电子期刊11万余种，学位论文3万余篇。馆藏古籍为藏书重点，以文史类为主，侧重明清时期，突出地方性特点，珍本荟萃，常用古籍齐全，涵盖经史子集各类。其中，旧平装书7000余种、27万余册；古籍线装书1万余种、12万余册；善本书 700余种、 7500余册。278种古籍被列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经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管理中心（CALIS）批准，成为国家教育部“211工程”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E读应用服务示范馆”、“外文期刊网应用服务示范馆”、“馆际互借应用服务示范馆”。与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及天津市19所高校图书馆建立了长久性馆际互借关系。

经过多年的努力，图书馆已经形成了网络资源、镜像服务站和本馆资源等多元化的虚拟文献资源服务体系。图书馆利用磁盘镜像服务器建立了本地数据镜像站点，为读者提供中外文电子文献全文数据库检索服务。图书馆有各类数据库 40 个，其中已购置使用权的数据库 33 个（中文数据库 14 个，外文数据库 19 个），在线试用数据库 5 个，自建《心理与行为研究特色资源数据库》和《天津师范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 个。此外，还自行研发了《信息参考咨询服务平台》及其《交互性在线咨询系统》等 8 个子系统，为读者提供互动式在线实时咨询等多种服务。图书馆虚拟文献资源主要包括中外文图书、期刊和专题数据库三大类，覆盖文史、理工、综合等学科。馆藏电子图书 78 万多册，另有外文电子期刊（全文） 8536 种。

图书馆为学校教学、科研和学生素质教育服务的文献保障体系十分健全，涵盖了学校开设的教育、政治、经济、管理、文史、心理、外语、艺术、计算机、数理化、生物、地理、环境、体育等学科的全部 56 个专业。业已形成的文献资源与办学规模相适应、传统文献资源与数字化文献信息相结合、学科教育与素质教育相融合的馆藏体系，能够满足学校教师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以及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各类人才的需要。

1、《论语》

《论语》是中国春秋时期一部语录体散文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

全书共20篇、492章，首创 “语录体” 。中国现传扬并学习的古代著作之一。 主要由仲弓、子游、子夏首先商量起草，和少数留在鲁国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完成，纪念老师，忧虑师道失传。

并由子夏开创了章句的读法。故汉儒曰：章句发明始于子夏。 南宋时，朱熹将它与《孟子》、《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 

2、《中庸》

《中庸》是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原是《小戴礼记》第三十一篇，作者现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子思及其弟子多人所作。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由儒家学者在战国写成。

宋朝学者对《中庸》非常推崇，而将其从《礼记》中抽出独立成书，朱熹则将其与《论语》、《孟子》、《大学》合编为《四书》。

《中庸》在字面上的解释即是“中道及常理”之意。而执中又当求“中和”，在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时的平静情绪为“中”，表现出情绪之后经过调整而符合常理为“和”。

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其中关联及学习的方式（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做人的规范如“五达道”（君臣、父子、夫妇、昆弟（兄弟）、朋友之交）和“三达德”（智、仁、勇）等。

3、《史记》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

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

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

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8]，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

《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4、《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早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约2300年。

被誉为“兵学圣典”。共有六千字左右，一共十三篇。作者为春秋时祖籍齐国乐安的吴国将军孙武。《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孙子兵法》被奉为兵家经典。

诞生至今已有2500年历史，历代都有研究。李世民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兵法是谋略，谋略不是小花招，而是大战略、大智慧。

如今，孙子兵法已经走向世界。它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孙子兵法》竹简1972年出土在临沂。

5、《山海经》

《山海经》是中国一部记述古代志怪的古籍，大体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该书作者不详。

古人认为该书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 、《离骚》 、《周书》、《晋乘》以成者” 。现代学者也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

《山海经》全书现存18篇，其余篇章内容早佚。原共22篇约32650字。共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晚出的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

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

《山海经》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参考，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

主要描写目连救母故事，将背景定在唐德宗时代，其中穿插李希烈、朱溉谋反，颜真卿唾骂奸贼以及李晟平叛等事。它是以清代宫廷大戏的形式编演的目连戏，是最早编演的清代宫廷大戏。清代康熙年间，皇宫的后宰门演出过目连戏。

全书以红、蓝、绿、黄、黑五色套印而成。戏目采用单行大绿字，宫调用双行小绿字，曲牌名用单行大黄字，科文与服色以小红字旁写，曲文用单行大黑字，韵白则以小黑字旁写；曲文中每于、每读、每韵、每叠、每格等皆以小蓝字旁注以区别；南腔、北调则各以小红圈一一圈出。

与同期出现的套印本相比，此书套色数量最多，故印刷难度最高。本书套色位置准确，印制精良，各色纯正匀净，清晰悦目，既有提示、助读的作用，又美化了版面，兼具艺术欣赏性，是清前期彩色套印技术的杰作。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

此书在清代《两朝御览图书》和现代权威目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皆有著录，在上海嘉泰2006年春拍中以33万元的高价成交。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在2007年秋季北京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上，一套同为清内府刻本的《古文渊鉴》以40万元拍出，而同一套《古文渊鉴》正是在上海嘉泰2006年以16万元成交。短短一年时间，升值速度实在惊人。不能不令人设想如果《劝善金科》在2008年上拍，成交价会达到何等的高度，聪明的读者自有判断吧。可称为善本的古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因而其价值的回归也是顺理成章。此书正是因其清代殿版中五色套印的戏曲类刻本的特色而引起了众买家的重视，不断攀升的价格也从一个方面再一次印证了古籍善本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精神的最好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