皋陶从什么代开始,皇帝下旨用孔子一样的规格来祭祀他
刚刷到一条资讯,2021国庆期间,恭城举办为期十天的“孔子文化节”,即桂林恭城第五届孔子文化节活动。
这个恭城孔子文化节起于2017年,按现在的经济生活,这也是恭城打造的旅游文化项目之一,也是促进地方国庆旅游经济的一个重要活动,宣传了地方名气,也带动了地方经济。
文化节主要是围绕着恭城文庙,孔子的文化,基本上每年都在庙里按排了不少的活动,比较固定的有:一,恭城文庙祭孔典礼;二,入庙礼;三,成人礼;四,开笔礼;五,传统文化活动。
桂林恭城第五届孔子文化节活动安排
这些传统的文化活动,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于学于教方面,传承宣扬了千百年以来的一些优良传统文化,尊师重教的思想,对青少年成人,成材过程中都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当然,这些种种的活动仪式,现代味道比较重,多多少少带有一些商业的操作,时代发展的必然,对此大家也释然。而浔州府O鑫森淼焱垚是挖掘广西地方史籍历史故事的,不讲这些现代意味的东西,就趁着这个文化节,顺着广西地方志的历史记载,挖挖恭城文庙的历史,看看广西古代文庙的祭祀方式,讲讲孔庙,文庙的发展过程。
一提到文庙,现在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孔庙,是专门供奉孔子的庙宇,文庙=孔庙,这种认知也很正常,毕竟文庙的确就是崇祀孔子开始的。但真正来说,这种说法,不完全对,在古代历史中,孔庙可以说是文庙,但文庙未必就能完全指孔庙。
因为二者之间,是一个发展分化的过程。今天先说孔庙的各种规制是如何确定下来的,孔庙的发展之路是如何的,到下篇再说文庙与孔庙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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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人,他的历史地位,那就不用多说了,就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公元前478年),鲁哀公就专门建成庙宇,主祀孔子,这是历史上立庙祀孔子的开始。
此后的二百余年间,后人对孔庙的祭祀,没有什么正式的仪式,可能,也许,或者就像现代人一样,逢年过节,起个案,烧个香,拜一拜,再隆重一点,就是曲阜孔氏家族自己搞的家祭了。
但随着历史前进,孔子的儒家学说的影响扩大与抬高,他的地位也就提高了。公元前195年11月,刘邦路过曲阜,他以太牢之仪(太牢,即牛、羊、猪)祭祀孔子,这是古代帝王第一次拜祭孔子,是国家级的祭祀,并封孔子九世孙世袭为奉祀君,从此,官方正式确定,肯定了孔子的地位,肯定了曲阜孔氏家族的地位。
此后,无论时代如何变革,朝代如何变换,各代帝王祭孔,尊孔,祭孔,封孔都成为惯例,也至使孔氏成为百家姓中,姓氏族系辈分脉络发展最为清晰的姓氏,没有之一。
武缘文庙
到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汉平帝“追谥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这是孔子得到的第一个由帝王给的封号,以后各代,不同帝王就给他“谥”不同的封号,那要整理起来就是好几百字了。
到东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时,要求在郡县学中祀孔子,这就开启了在学习教育为主的“学校”中祭礼孔子的开端了,通俗讲就是开始在类似现代学校的地方挂起孔子像,安上孔子牌位。
到魏正始七年(三国魏,公元246年),令太常释奠祀孔子于太学,这是国家级最高教育学府开始祀孔子的开端,把文教尊孔提升一个高度。
到北魏文成帝上台,(公元440年-465年),不说他有多大的政绩,是多好的一位明君,起码在他治理下,乱世中,他统治的地盘得到了几十年的安稳,世间太平,安居乐业,这背景下,他下诏再封孔子,把祭孔子的活动搞成一套礼仪,要有专门的司仪部门管理,从此规定下来,被后来各代所沿袭,后世改变的,是礼仪的行为方式,但祭孔要行礼却是流传了下来,“祭孔大典”作为固定的形制活动开始了。
就说今天这个恭城孔子文化活动的流程,实际上展现的也是这古老礼仪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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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南朝宋文帝刘义隆时期,同样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他当皇帝的二十余年,实行了一系列的仁政,属地经济文繁荣,百姓休养生息,刘宋王朝成为南北朝时最强盛的国家。这样的条件下,他又升级了“祭孔大典”,仪式更为隆重,在大典上加入了“八佾之舞”、“轩悬之乐”。
至于这些舞、乐是如何,没听过没见过,就不好解说了,反正就是在祭祀时,要有一场大型的庙堂祭祀乐舞,再通俗讲,祭孔成为国家的一个定时举行的大活动,要有一台“晚会”,一场歌舞表演,这一类的文艺表演,是祭孔活动的固定内容之一。
到后周静帝大象二年(公元581年),小皇帝宇文阐封孔子为邹国公,这就是孔子开始被封爵的开始了,那后世孔子的封号,爵号都一发不可收拾,各种名堂,长长的了,级别也越来越高。
到隋文帝的时候,又赠封孔子为宣师尼父,并且开始要求国子监,(隋代开始的中国古代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每年四个仲月举行祭祀,即仲春(二月)﹑仲夏(五月)﹑仲秋(八月)﹑仲冬(十一月)的丁日(天干地支说法)各一次祭孔。
这就是史书所说的孔子丁祭开始,并被发扬光大(有的史籍讲祭孔丁祭从唐太宗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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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隋以前这些祭孔活动还是局部的,如在教育机构,曲阜的范围,那到了唐太宗的时候,就发展成为国家级的行为,全民全社会的祭祀活动了。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下诏,说停止用周公礼祭孔子,升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要求天下所有郡县都立庙,并在每年四时祭祀。
也就是说,在唐太宗之前,都是实行周公礼祀制的,但太宗时就下诏停止了,把孔子上升为圣,只实行祭孔子的礼仪就可以了,祭孔跳出周礼,自成一脉,并且要求各地郡县建城必须要立孔庙,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建筑,标配建筑,从此,孔庙也就在全国各地慢慢建起来了,并且以政令的形式,把立庙祭孔作为死规定定下来了,有城必定有孔庙。
在后世各代,每个朝代的历史变更,地方的天灾人祸中,文庙的新建,修缮,重建就成为各地必要的事项。在广西很多的地方志中都可以看到,文庙,孔庙相关的事情,在各地县志中,都是自立为一章的,或者几乎县县都保留有各种“修文庙”“建学宫”的碑文记载,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边远少数民族区域的府州县例外)。
恭城孔子大典旧图
到唐开元年二十七年,大唐极盛之世,唐玄宗自然乐于搞这种活动了,他又有了新创意,他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可以说是把孔子的地位推崇到了极致,孔子升为“王”了,那对他的祭礼自然也就跟着改变了,他改了什么呢?那就是制定了祭孔大典的服装——衮冕服。
这种礼服也就是现在全国各地文庙,孔庙举行复原古式祭孔大典时常见的那种服装样式。以前看影视剧也听说过“衮龙袍”这个词,这个也是衣服的特定制式之一,只不过衮冕服主要就是祭祀场合穿的,也叫祭祀服。而在此之前,祭孔大典的专用服装叫司寇服。至于司寇服什么样,浔州府O鑫森淼焱垚才疏学浅,也没有搞懂,感觉应该和三国故事中,诸葛亮的常见造型穿的那种衣服差不多。
到宋代以后,赵家皇帝就更注重祭孔的礼仪,以及对孔庙的格局了。宋太祖建隆三年时,下诏规定,孔庙门前要“立戟十六”,到大观四年时,宋徽宗则升级到“立戟二十四”。
戟是一种兵器,但在后来慢慢发展中,也就成为古代仪仗队常用的一种礼仪之器,平时影视剧中的帝王出行队伍中,都可以见到。常见的还有戈,都是配套使用的,无论是戟还是戈,都成为了一种地位的象征,数量越多越尊贵,好像二十四是最高级,帝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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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祭孔大典的礼服样式等级慢慢提高。“冕”,这个词应该都不陌生,无冕之王都应听说过,这个“冕”,也就是帝王头上戴的那个有“帘子”的帽,看着简单,但却是有着很多等级讲究的。那个“帘子”,习惯叫穗子,学名叫旒,吊的不同的串数代表着不同等级。一条穗子就叫一旒。
宋真宗祥符二年(1009年),加先圣,至圣冕服桓圭从上公,礼冕九旒服九章。衮冕:王之吉服,配九旒冕冠,玄衣纁裳,衣绘龙、山、华虫、火、宗彝五章纹,裳绣藻、粉米、黼、黻四章纹,共九章。
到宋徽宗崇宁四年时,就是王一级的待遇了,服装升级为“冕十二旒服九章”。
到金世宗时期,大定四年,这服装就到最顶级了,即大裘冕:王祀吴天上帝所用,配十二旒冕冠,大裘、玄衣纁裳。上衣绘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章纹,下裳绣藻、火、粉米、宗彝、黼、黻六章纹,共十二章。
总的说来,祭孔的礼服以最高规格,以帝王的祭天的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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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孔子的礼仪,仪式随着时代的更进,也是一年比一年高级,那孔子的形象也在改变,现在常见的孔子立像,双手叠在胸前,有点作辑样,这是比较亲民的造型,一般他手上是没有东西的。
但在庙堂里的孔子像就不一样了,一般是坐像,手上是拿着一块长长的板状的东西,那东西叫圭,常见的就是看古代剧那些大臣们上朝见皇帝时,手上拿的那块东西。
圭有身份的象征,是分等级的,分王与公、侯、伯、子、男六级,孔子最早的拿圭的造型,就是上面提到的宋真宗祥符二年(1009年),加先圣至对冕服桓圭从上公,孔子拿的是“桓圭”,相当于公爵一级。
到大观年时,宋徽宗除了在庙门外“立二十四戟”,还给了孔子天子之仪,王者之制,就是让孔子拿着镇圭!镇圭是什么,那是天子所执的礼器,圭板的最高级,长一尺有二,有四镇之山为雕饰,取安定四方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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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了这么多,孔庙的故事讲完了?那肯定没有,还有元,明,清三代的历史发展没说。
都知道,现在很多孔庙,文庙的主殿,也就是孔子像所在的庙堂,叫大成殿,他的牌位叫大成先圣先师。大成之名怎么来的呢?读友们肯定都知一二,就出自《孟子·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也”。这大成者,唯孔子可受之赞誉。
但是最终是谁给定论的呢?汉帝,唐王,宋主都只知道追谥孔子为王为侯为公,封圣人先师,却没想到“集大成者”。那时的孔庙主殿叫什么呢?先圣殿?先师殿?这个不好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以帝王的名义,给孔子下“大成”封号的,是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从此,天下文庙,孔庙就把祀孔子所在的主殿叫大成殿了,牌位就是大成至圣文宣王。
如果说在古装剧中,剧情背景是元代以前(1307年),有孔庙文庙的场景中,出现大成殿这说法,那肯定算是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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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朝时期,又给孔庙文庙定下什么规则呢?
一般讲到祭祀,现代人肯定想到祭案上的那一桌祭品,像一般家庭在不同的节气,不同的地域,祭祖祭神都有不同的祭法,祭品自然也不同,像前面提到的,刘邦开启了太牢之仪豕,牛,羊(太牢,即牛、羊、猪),以后各代也沿续与增进。
到明太祖朱重八上台的时候,在洪武四年,那就以下诏书的形式,规定了祭孔案桌上要摆什么东西,按什么顺序摆了。牛、羊、猪的太牢之仪放在正位,其他肉,青菜啊,农作,小点心之类用专门的祭器,按规定的位置摆好,平时每月朔,望还要降香,祭酒,叫行释菜礼。
当然,各地气候不同,出产的作物也不同,但摆上祭桌,那都是一个意思,总之各地都是执行差不多一致的一整套完整的祭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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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也说到,祭孔大典慢慢形成的一台专门的文艺表演,有歌有舞有乐,但每个时代都有不同,汉时舞用“八佾之舞”、“轩悬之乐”,宋太祖时用永安之乐(宋代嘉礼仪式上的雅乐),宋仁宗时用登歌(古代举行祭典、大朝会时,乐师登堂而歌)。
这不行,于是明太祖在洪武二十六年就出规定了,颁布了大成乐器,下令全国所有州县全部统一制造,相当于凡是祭孔大典上,乐器必须统一,用什么乐器,奏什么曲,唱什么歌,跳什么舞都一一规范。
到永乐年,在文治方面有所成就的朱棣,对祭孔也上心了,他规定,天下供奉的孔子,造型必须一致,雕的像,画的像必须都差不多,画像中孔子衣服的制式,那个立像左右手怎么放,坐像该如何坐,拿的什么圭板,甚至是面目表情都有所规定,所以,今天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古籍,古石刻上的孔子像,大体是差不远的,只是面部特征由于刻者,画者水平不一,造成有一点点差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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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嘉靖年,张璁当上首辅之位,他就大推改革,政治上对对王公贵族,皇亲国戚,下对官家各部,严革贪赃枉法,军事上整顿军队团营;文化上对改革科举之弊,改正孔子称号和典祀,反正首辅能管的范围,他全部整改。
流传上千年的祭孔尊孔活动他也提出要求了,不能封孔子太高,首先,要去掉“大成”的封号,因为这个封号太大了,要上天了;还有,以前孔子不是以王制,拿镇圭吗?孔子不够格,怎么能天子之仪呢,又不是官方人士,应该改拿木圭,按无阶无品的贤良来对待。
所以,天下孔子拿圭的像,不再是白色的“玉圭”,而是木圭,可以上别的颜色了。像上面图中的孔子坐像,那个圭就是蓝色的。因为规定它不是“白玉”的材质了。庙堂中的牌位也就是“至圣先师孔子神位”了。
同时,原来孔庙的主殿叫“大成殿”,废“大成”之号后,这主殿就改称为先师殿,同时,孔庙的建筑规格也要下降,不能有那么大的排场了,殿门即是庙门,不像现在看到很多孔庙,文庙一样,几重几进门,又有什么礼门,又有什么桥,什么泮池,偏殿,后殿之类。
等于说以后建孔庙,文庙只能留一进庙堂,进门就是,之前建好的,也就只能保持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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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清代,孔子的地位就再次反转,得到提高了。
都知道,清朝皇帝是关外来的,为了快速的溶入关内的生活,快速的得到天下人的认可,那尊孔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了。
顺治二年(1639年),福临下旨定文庙,(注意,是文庙),恢复孔子“大成”谥号,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位。并于二月八月上丁祭,安排专门的官员去行大祭,“大成殿”三个字,再次挂上正殿之上。
这就是孔庙最大的变化了,清代以前,孔庙就是文庙,虽说之前孔庙中也祀着其他先贤先儒,但这庙还是叫孔庙,堂内突出的是祭祀孔子,以孔子为首。
到顺治帝定文庙后,这孔庙就不单是祀孔子了,要加上前代的先儒先贤,叫配从祀。每到丁祭,除了孔子要摆案祭祀,其一百余位先贤先儒也要专门的案桌,专门的祭礼,活动内容多了,成为真正的文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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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进文庙,孔庙,一般都可以见到这四个大字,“万世师表”,可以说这是对老师这个职业的最高尊称,几千年来,仅此一人而已。
相信各代帝王都认可孔子的这个地位,但真正下定义的,还是清代的康熙。他开启了清代最为辉煌,被后人所乐道的康乾盛世,这也成为了孔子在封建时代最后的光辉岁月。
康熙御书“万世师表”,挂遍天下文庙;规定了,所有官兵人民,经过文庙时必须下马步行;规定了同城大小武官一律要按对应的文官职进文庙行香;还规定了专门的文庙乐章。
同时,恢复了文庙的建筑标准。只要有地,有钱,一进殿堂可以,二进殿堂也行,三进殿堂是标准,四进殿堂也可以有,总之,文庙不怕你建设大,就怕你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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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康乾盛世中的两皇帝也清闲着,对文庙的规制也动起手脚来,题词画匾是正常了,加封才是主要。
雍正追封孔子五代,同时把大成殿后面的启圣祠改为崇圣祠,也就是为祭祀孔子长辈的专祠,由于各地不一,有的说是祀孔子父母的,叔伯的,反正雍正规定是祀孔子前五代长辈的,等于是孔子的家祠,这就是各地理解和执行问题了。
都知道,雍正喜欢搞文字狱,正是他的这个爱好,为避孔圣人讳,下令把“丘”改“邱”,这就改变了“丘”这个姓氏的人的家族脉络了。
尊孔的活动自然少不了乾隆皇帝了,享受着太平盛世的他,研究起祭孔的活动来了,除了写匾题词,他还颁布了丁祭乐章,祭孔的专门乐典,还钦定了祭文的格式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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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丁祭,乐一致,文一致,祭一致,各地都有专人去搞这些事情,各地的经济水平不一,不过查看了恭城,桂平,贵县(贵港),平南,藤县,等等各地方志,文庙春秋祭祀专用银刚好都是二十八两三银一分六厘多,香烛用银是一两五钱零一厘多。
很多府州县每年的文庙祭祀用银都这么一致,应该是当时实行的统一标准了,不像是巧合了。尊孔不分地域,典孔不分富贫,穷县富县统一金额,不存在失礼,也不存在奢礼。
那话又说回来,古代的祭孔活动经费是各地统一,那么像现在各地的这种孔子旅游文化节,不知道活动花销固定一致没有呢?这就是题外话了。
盛世过后,清朝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平静了没几年,西方列强揣着枪炮过来了,对于祭孔大典,后来的清朝皇帝也就不如前代那么重视了,嘉,道,咸,同,光五帝除了按惯例给孔庙加几块匾,也想不出新花样了。
再后来社会变革,动荡百余年,祭孔大典也就成为小典了,关注的层面不一样了。随着时代的各种大小事,原来遍布全国县级城市的文庙,孔庙,大多数都无影无踪了,能保存下来的,没多少个,保持得有规模的,那更是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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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恭城文庙,武宣文庙也就成为广西数一数二的历史文庙建筑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祭孔这活动也没落了,这些残存下来的各地文庙,成为了周边人们上香许愿的地方。随着现代人的观念改变,旅游文化,传统文化才重新被审视,重新被发展,也才有了今天这种孔子文化节,祭孔典礼再现。
当然,这些活动和古代的祭孔活动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只保留了个名,保留了个义,内涵就有所不同了。
恭城文庙文化节就要开幕了,不知道你会不会趁着假期去体验一下呢?如果有,请上图,让浔州府O鑫森淼焱垚也开开眼,借借图,准备下一篇文章《文庙与孔庙的区别》,《地方志里的恭城文庙故事》,《恭城县的千年恭怀》。
这个问题
没有答案
。
因为古籍中的字,大小是没有统一的,大的有几厘米,小的有几毫米,无法套用现在的
印刷字体
。
你应该拿具体的某本书上的某个字来问。
就跟其他国家的普通人一样,韩国的普通人也是在学校通过老师的教导和翻阅历史教科书来学习的韩国的历史。
从三国时代一直到朝鲜时代为止,韩国古人都是用汉文写的书,因此在韩国有一只受过严格训练、精通汉文和韩文的队伍在进行将汉文翻译为韩文的工作,这个工作在韩国被称为「汉文古典飜译」。
在韩国有很多水平很高的研究所在进行这项崇高的工作,这其中又有许多受训于有着600年儒学传统的成均馆大学的「儒学科」或者该校的跨学科培训项目「汉文古典飜译协同课程」。
纪晓岚儿时,居景城东三里之崔尔庄。四岁开始启蒙读书,十一岁随父入京,读书生云精舍。二十一岁中秀才,二十四岁应顺天府乡试,为解元。接着母亲去世,在家服丧,闭门读书。三十一岁考中进士,为二甲第四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授任编修,办理院事。外放福建学政一年,丁父忧。服阕,即迁侍读、侍讲,晋升 吴湖帆题识纪晓岚烟管拓片
为右庶子,掌太子府事。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授贵州都匀知府,未及赴任,即以四品服留任,擢为侍读学士。同年,因坐卢见曾盐务案,谪乌鲁木齐佐助军务。召还,授编修,旋复侍读学士官职,受命为《四库全书》总纂官,惨淡经营十三年, 《四库全书》大功告成,篇帙浩繁,凡三千四百六十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九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纪并亲自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二百卷,每书悉撮举大凡,条举得失,评骘精审。同时,还奉诏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纪晓岚
基础上,精益求精,编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为涉猎《四库全书》之门径,是一部研究文史的重要工具书。 《四库全书》的修成,对于搜集整理古籍,保存和发扬历史文化遗产,无疑是一重大贡献。在主编《四库全书》期间,纪晓岚由侍读学士升为内阁学士,并一度受任兵部侍郎,改任不改缺,仍兼阁事,甚得皇上宠遇。接着升为左都御史。 《四库全书》修成当年,迁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乾隆帝格外开恩,特赐其紫禁城内骑马。嘉庆八年(1803),纪晓岚八十大寿,皇帝派员祝贺,并赐上方珍物。不久,拜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兼国子监事。他六十岁以后,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礼部尚书。纪晓岚卒后,筑墓崔尔庄南五里之北村。朝廷特派官员,到北村临穴致祭,嘉庆皇帝还亲自为他作了碑文,极尽一时之荣哀。
神仙的等级依照不同的标准可以作不同的划分。一般说来,其划分成的等级有以下几种:
《神仙传》区分仙有九品:第一上仙,第二次仙,第三太上真人,第四飞天真人,第五灵仙,第六真人,第七灵人,第八飞仙,第九仙人。
《抱朴子内篇·论仙》分天仙、地仙和尸解仙(先死,再蜕变成仙人,一般认为是仙之下者,远不及白日飞升直接成仙)。
王重阳等内丹家将仙分成天仙、地仙、人仙、神仙和鬼仙。
鬼仙:鬼仙者,五仙之下一也。阴中超脱,神象不明,鬼关无姓,三山无名。虽不轮回,又难返蓬瀛。终无所归,止于投胎就舍而已。
人仙:人仙者,五仙之下二也。修真之士,不悟大道,道中得一法,法中得一术,信心苦志,终世不移。五行之气,误交误会,形质且固,八邪之疫不能为害,多安少病,乃曰人仙。
地仙:地仙者,天地之半,神仙之才。不悟大道,止于小成之法。不可见功,唯以长生住世,而不死于人间者也。
神仙:神仙者,以地仙厌居尘世,用功不已,关节相连,抽铅添汞而金精炼顶。玉液还丹,炼形成气而五气朝元,三阳聚顶。功满忘形,胎仙自化。阴尽阳纯,身外有身。脱质升仙,超凡入圣。谢绝尘俗以返三山,乃曰神仙。
天仙:地仙厌居尘世,用功不已,而得超脱,乃曰神仙。地仙厌居三岛而传道人间,道上有功,而人间有行,功行满足,受天书以返洞天,是曰天仙。既为天仙,若以厌居洞天,效职以为仙官:下曰水官,中曰地官,上曰天官。于天地有大功,于今古有大行。官官升迁,历任三十六洞天,而返八十一阳天,而返三清虚无自然之界。
扩展资料:
中国神话传说中指一些具有无所不能、并且跳出三界、永不轮回、长生不死的圣人是神仙;
中国神话中指修炼得道而无所不能,超脱尘世、跳出三界六道的圣人。
2比喻能够预测和预言的人。
3比喻无牵无挂,逍遥自在的人。
4灵性极高且行善事,或者对人类有特殊贡献的人形动物。
5比喻比较某方面强大或者能力突出(多用于习语或俚语)。
如: 明 施耐庵《水浒》第二十四回《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这位娘子怎地传得这手好生活,神仙一般的手段。
6山东济南部分地区(特别是济阳地区)对金蝉的另一种叫法,叫金蝉为神仙。
参考资料:-中国神仙
宋代学校制度
首先介绍学校制度的起源(中国最早官学的雏型、政教合一的官学体系、私人自由讲学…)。之后,随着时代的更替,到了宋代,它的学校制度是如何呢?以及书院的发展、盛行…等,我们将有详细的介绍与探讨。
夏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它有四百多年的历史,约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十八世纪。夏代贵族为培养自己的子弟,建立了学校。据古籍所载,夏代可能已有了「庠」、「序」、「校」三种尚未完全发展成学校形式的非专门的教育机关。
殷商时已有学校教育制度,有「庠」、「序」、「校」和「瞽宗」四种学校。「庠」「序」是从夏代继承发展而成,其教学内容更为扩充。「庠」本是养老的地方,到了商代仍有养老的作用,同时对年轻一代进行道德伦理的教育,如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等等,但同时「庠」也是习射的地方,「庠」的教育作用到了商代扩大了。「序」不仅是习射,还要学习武舞,不仅要学习射箭的技术,还要学习「射礼」,商代贵族男子重武习射,常举行射礼。
商代的「瞽宗」和「右学」是学习礼与乐的学校,层次比较高,是古代的高等学校。据考证,殷商崇尚右,以西为右,所以把大学设在西郊,这样,设在西郊的大学也叫做「右学」。「瞽宗」原是宗庙,在那里选择有道德的精通礼乐的文官教授贵族子弟。后人以「瞽宗」代表殷商的学校,设在西,故称为「西学」。可见「右学」、「西学」、「瞽宗」是同一种学校,即商代的大学。后人也叫商代大学为「辟雍」,也称为「西雍」,是学礼乐的地方,这是商代大学的又一名称。
由此可见,商代贵族很重视学校教育,设立了贵族学校-序、庠、学、瞽宗。教师是由国家职官担任。教育的内容包括宗教、伦理、军事和一般文化知识。是中国最早官学的雏型。
西周约有三百年的
三、 宋代的地方官学
(一)宋代地方官学学制:
宋代的地方官学分为州、县学,在结构上类似我们现在九年国教之后升高中一般,县学生选考后升州学,而州学生可升太学为贡士(应说太学另设的辟雍)。其后更依照太学三舍法建立了州县三舍法,建立了由县学升州学、州学升辟雍,辟雍登太学,殿试后命官的制度,至此北宋方建立了一套由地方到中央的学校制度,但是到宣宗年间,州县三舍法被罢、辟雍被废,此制度宣告瓦解,地方官学与中央官学失去了直接的关连。
县 州 辟雍 太学
(宣宗由此之后地方官学与中央关连中断)
(二)宋代官学的行政体制:
在了解宋代地方官学的学制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宋代的地方行政制度中我们会提到的部分。宋代中央以礼部掌管全国学校、贡举的政令,而地方行政区划分为路、府(州、军、监)及县为一个三级政府的制度。因而管理地方官学的行政机构也是分为三个层级。
首先,以路而言宋代并没有设置路学,甚至在徽宗之前也尚未设置专司一路或专人管理的学政,直到徽宗之后方有专人、专门单位(提举学政司)管理一路学政,直到宣和年间撤销,后直到南宋才复置。而提举学事司即为地方官学的最高行政主管机构。
其次就府、州、军、监(简称州)而言设有州学,在未设专门的教授时,应该是本州的最高一般行政长官如知州、通判主持学事。直到仁宗兴学后,州学才开始设置教授(应该算是一校的校长吧),掌管学生的课业问题,但是行政上仍然接受知州、通判的管辖。教授之下,另设有学正、学录、直学、司记、斋长、斋谕等职,对于为设置教授的地方,则仍由知州、通判主持。
再来就县学方面,宋朝的县学除了南宋的理宗之后才设置专人管理县学(县学的最高行政长官),免除了一般行政长官兼任的情况,之前因为县令的工作即为繁杂,兼任主管学政许多都未能尽心尽力,所以地方县学其县令的态度对县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当然在徽宗时有设置专管县学学政的学长及学谕专门管理,但是县学的最高行政主管仍然是由县令、县佐兼任(与州学的最高行政长官为教授不同)。其下依照县学的规模大小设有教谕、直学、讲书、司计、斋长、斋谕、学正、学录、掌谕等人员。
于以上可知,宋代地方官学行政体制的形成,是由地方的一般行政长官兼任,慢慢转型为专人主持学政,虽然学制上有县学生岁升州学的体制,但是行政上县学与州学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两者是分别由提举学事司管理,但是州级的一般行政长官如知州、通判可以用一般的行政体系,指挥县级的行政达到间接参与县学的学事。这是非常有趣的地方,县学与州学在学制上有相承接的关系,但是行政上却没有,有点像现今国中、小与高中、大学的关系,各自属于国立与县立,行政上没有直接的关系。
附图:
1、宋代地方官学行政体制图:
礼部 提举学事司 知州、通判 教授 州学
县令、佐 县学
2、宋代地方官学行政组织表:
路 府州军监 县
学别 无 州学(府、军、监学) 县学
教育行政主管 运转司、题举学事司 知州、通判 县令、佐
主学者 无 教授(或他官兼任) 学长
其它执事人员 学正、学录、直学、司记、斋长、斋谕 教谕、直学、讲书、司计、斋长、斋谕、学正、学录、掌谕
(三)州、县学设立的原因及教育目的:
由州、县学设立者个身份与动机来推究,州、县学的设立可分为两大类,1、帝王下昭兴学2、地方官吏主动兴学。以下就由此分类讨论。
1、帝王兴学:
宋朝的州县学设立于仁宗朝最多,其次是徽宗、神宗及南宋的高宗,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帝王主动兴学事构成学校的主要原因。而帝王兴学的目的,是培养救国淑世的人才,希望可以振衰起弊,所以时效上是急迫的方会一时之间大量的设立学校,而其设立学校的理想在求『治国、平天下』换言之就是追求『内圣外王』中『外王』的境界,此与地方学者兴学追求『内圣』的终极理想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以下就各个皇帝讨论宋朝的帝王兴学。
(1)仁宗:
宋朝立国之初,太祖、太宗虽崇尚儒术,但是对地方官学却未有重视。而且宋朝太祖建国在政治上采取『强干弱枝』、『重文轻武』政策,虽成功解决唐代蕃镇割据的问题,但是也造成了日后头重脚轻、积弱不振的祸根,而这些弊端到仁宗朝的时候已经开始慢慢浮现,宋朝政治上纲纪不彰盗匪横行是为内忧,外患又起。可说是内忧外患令人接应不暇,当时朝廷想要克服种种困难,治本之道还是需要人才,可是当时的科举制度有所缺失,使得宋朝开科取士历经八十年,却未选拔出适当的人才。因为宋朝的科举制度沿袭了隋、唐,以进士取人考的是文笔,用辞赋取进士,取的多是指会卖弄文章之人,鲜少经国济世之才,难以应付仁宗面对困境的需要。所以仁宗于庆历年间采范仲淹之建议改变养士取士法,从人才的培育开始。但是仁宗的改革行动因为范仲淹的去职而中挫,宋室的困境仍然没有解决,因此导致了后来神宗朝的王安石变法改革。
(2)神宗:
神宗亲政之后采王安石的理念进行改革,基本上王安石在教育上改革的理念与范仲淹的理念相似,王安石改革的目的在于培育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亦即治国平天下的人才,认为世人所学应该为经世致用的学问,但是当时的教育却反其道而行,文章重其章句而轻忽了文章的含意,全天下的人才都耗费精力在博学强记上,反而不能对国家有所贡献。而且王安石认为当时取士的方式不论是无论是贤良方正、进士、九经、五经学究等都不是一个好的、可以长久的方法,应该要将取士的重点放在人才的培养上,才会有稳定的人才来源,也才会有符合所需的人才。但是王安石的主张并未得到仁宗的采纳,直到神宗朝才被采纳。所以我们可以说神宗朝兴学的基本概念在养士、取士合一,用学校教育取代科举,但是这要到徽宗朝才得以实施。
(3)徽宗:
到徽宗朝,其改革的构想雨前两次相同,但是教育的目的却扩大了,除了培养人才之外,亦有善良风俗的用意,其培养人才的理念雨前两次一样,是希望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但是同时也希望透过教化的作用使民风淳厚、进而使政治清明,也许是因为王安石变法时唯才是用却忽略了人才的品行问题造成变法的缺失,而意图改善吧,很可惜且讽刺的是徽宗的教育改革非但没有得到教化人心的目的,反而助长了虚伪矫饰的风气。但是也是从徽宗朝立辟雍专收外舍生(州、县生),使得地方官学与中央官学得以衔接,北宋至此才建立了一套由地方到中央的学校制度。至此我们可以说,北宋的这三位大量设立州、县学的皇帝,设立州、县学的原因都是因为教育改革的需要,沿袭着一个相同的理念试图弥补科举制度不足的地方而做的。
(4)高宗:
高宗是唯一一个南宋时期大力兴学的皇帝,在靖康之难过后,郡县之学因为兵祸可以说是名存实亡,到了宋室南渡,朝廷也是无力顾及,直到高宗绍兴十二年与十四年,才正式开始重建地方官学,可能是因为此时宋金已经议和,宋室稍微得到喘息朝廷才有余力振兴文教,而高宗兴学的目的,也与其它三位有所不同,高宗兴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化名成俗』,因为宋室的南迁相对的有许多原本南方住民与北方迁徙者文化差异的地方,为了解决这种问题,所以高宗成为南宋时期大量设立县学的皇帝。
2、地方官吏兴学:
宋代的州、县学教育发展中除了帝王兴学之外,也室友地方官吏兴学的。但是不论是哪种状况,地方官吏对地方官学的影像是重大的,毕竟就算是帝王兴学,真正的实行者还是地方官吏,地方官吏实行的用心度直接影响学校教育的成败。更何况对于地方官员主动兴学的状况。所以我们也讨论一下地方官吏对州、县学的影响。而所谓的地方官吏包括了州、县的首长及其幕僚人员,在州学方面,修学的主要关键是郡守(知州、知府、知军、知监),其次才是幕僚人员如通判、教授。而县学方面修学的主要关键在县令或知县。而有些地方官员会忽视教育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地方的财用不足,无力负担学政,因为宋代州、县学的经费采取『学田制』,主要来源来自于学田(学产),并非来自朝廷,所以各个地方的经济好坏自然会影响到地方政府拨给学产的能力,当然在地方财用不足的状况下,学校经费有限时发展自然就会受到限制。第二、地方官员的工作繁杂如县令要掌管狱讼又要管理学政,常常会无力顾及。以上是州、县学教育未能受到地方官吏重视的客观因素,另有一种地方官吏的主观因素也不能不考虑,就是部分官员没有以兴学为己任的观念,大体而言只要是进士出身的地方官员多半会主动的兴学,但是无出身或靠蔽阴为官者虽然也又重视文教的人,但是数量上就少了很多了,至于为何进士出身的人主政会比较重视文教?其原因大概跟深受儒家思想熏陶有关,认为施政当以教化为先而大力兴学。换言之,地方官吏兴学的动机在目的上与帝王兴学是有所不同的。帝王兴学的目的是受迫于局势,以培育人才为主要目的,而地方官吏兴学则以明人伦、善风俗为主要目的,也就是说帝王兴学是以『治人』以求『外王』,而地方官吏兴学则以『修己』也就是『内圣』为目标。
(四)宋代州、县学的突破:
在宋代至少有两百七十一个州曾经设有州学,又至少有过五百七十一个县曾设立县学,当时要经营这样多的地方学校,必定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其中又以经费、师资最为重要。这也是宋代在学校教育体制中的突破。要建立、发展州、县学教育,则必须解决经费问题,否则就算有兴学的美意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而唐代的学制就是因为没有稳定可靠的财源支持,所以不能稳定的发展,而宋代的学田制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既然没有稳定的财源会使得学校教育的发展困难,那么替学校寻找稳定的财源,使其有固定的经费就是一个可以治本的方法。在唐代,学校教育的经费来源,依其性质可分三种:1、国库拨款 2、债税收入 3、群臣捐输,直到宋朝仁宗开始赐学田,而官赐的学田来源多来自于籍没之田、绝户废闲之田以及官田,这样给学校自己的田(学田属于官田的一种),招取佃农耕种收租所得便用来维持学校。而仁宗以学田为维持学校的经费其原因可能是北宋开国以来,由于战乱导致大量无主荒田,直至仁宗其间废田仍多,因此若将部分废田拨为学田,不但可以增加土地的利用比例,又可以解决州、县学的财源问题,对当时的宋室而言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但是南宋其间,由于人口快速增加与农村耕地不足,学校难以由官拨得到学产,但是南宋的州学取的学产的方式已经不限于官拨了。而以州学而言大体上非官拨的学产有两种来源,1、郡守或教授斥资为学置田,2、乡民捐钱买田赠学。相较之下县学学产取得的方式就比较多样了,大体上分为:官拨、官买、官民合买、民买、民捐五种。当然除了学产之外也是会有其它的经费来源,但是这种经费就会因为地方不同而有不同的现象。换言之,在经费的角度看来,宋代的中央政府在州、县学是处于协助的立场,而赋予地方比较大的责任。
现在再来讨论有关师资的问题,以州学而言,神宗熙丰年间的教育改革是一个分界点,在此之前譬如唐代及宋初,州学任用师资的方式,主要是任由州郡自行遴选,朝廷并不负责差派。但是至神宗时,王安石变法推动教育改革,朝廷主动选派学官,从此以后,朝廷才主动负责解决州学的师资问题。而朝廷差派学官的遴选方式分为朝臣荐举及朝廷举办学官考试两种。而学官的资格也因慢慢有了会读书者未必能教书的观念,开始有学官考试用来确保学官的素质,也比官员荐举来的公平。所以说自神宗以后直至南宋,多采取学官考试后朝廷派差,唯有神宗驾崩后,哲宗元佑年间太皇太后掌权时,及南宋高宗绍兴五到十二年间采取朝臣荐举,其余皆采取学官考试制。
相对于帝王对州学的重视与规划,县学就没有这种待遇了,县学的师资仍然是自行解决,而其师资来源多为下列三种:1、担任县令或幕僚官职者讲授 2、知县自聘县学教席,而非全由州郡安排 3、学长亦担任教学 4、县学学职可由学生担任,但是需要考试。而且南宋、北宋皆然,并没有心的方式与进展。
附图三:宋代州学师资任用情形:
时间 宋初至仁宗庆历 仁宗庆历到英宗 神宗 哲宗元佑 哲宗绍兴至高宗绍兴 高宗绍兴五至十二年 高宗绍兴十二年以后
主要任用方式 地方长吏自行延聘 地方长吏遴选后朝廷任命 一、 一、 学官考试后朝廷派差二、 二、 地方荐举后经国子监审核后朝廷派差 朝臣荐举后朝廷派差 学官考试后朝廷派差 朝臣荐举后朝廷派差 学官考试后朝廷派差
(五)结论:
宋代的州、县学为中国后来的地方官学奠定了基础,不论学校的设备、庙学制、学田制甚至是地点上,都深受宋代的影响。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学校与科举的关系,北宋时虽然曾经规定过应科举必须先接受过学校教育的限制,甚至希望废科举而以学校教育取代之,非但没有成功,学校沦为科举的附庸这种现象,很不幸的一直延续到明朝,明朝的时候虽然有建立的宋朝的构想『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明﹍选举志)但是重科举而轻学校的现象仍然因为科举的仕途较广没有得到改善。仍然没有得到宋代那种培养经世致用人才的目标。
宋代书院的起源与兴起
(一)书院的起源
书院这一名词肇始于唐朝,最早出现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距今已有1200多年了。根据史籍记载当时最早出现「书院」名称的是「丽正书院」及「集贤殿书院」,都是官方创立的,在当时只是作为朝廷藏书、校书之所,并非教育士子的教育机构。然而说到集贤殿书院,就不能不提到唐玄宗(公元685-762年)在位时整理内府图书运动,原来,唐朝建立后,一方面继承了隋朝政府的藏书,另一方面又曾从民间收购图书,并命人写录、收藏。但是由于这些图书一直缺乏系统整理,到了开元初年,书籍纷乱断简残篇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为此,唐玄宗亲自发起了一场整理内库图书的活动,而集贤书院就是在这一整理内库图书的活动中出现。王应麟《玉海》:「开元十一年春,于大明宫光顺门外造丽正书院。夏,诏学士侯果行等侍讲周易老庄,频赐酒馔」「开元十三年,改集贤殿修书所为集贤殿书院。有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知书官等。集贤院学士,掌刊集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术而伸展之。凡承旨撰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唐六典卷九)。所以书院最初的任务只是帮助皇帝了解经史典籍,举荐贤才和提出某些建议,供皇帝参考、选用,和后来意义上的书院根本不同。由此可知,唐代所创立的「丽正书院」及「集贤殿书院」,是中国古代最早以「书院」命名的机构,而此后所说的「书院」就是起源于此,不过丽正书院及集贤殿书院却只是「书院」名称之始,而并不是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之始。虽然如此,在文化灿烂的盛唐,这一个官方学术机构的出现,却对当时的官僚、文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到了唐德宗贞元(公元785-805年)后,出现了一些私人创建的书院,但是规模很小,从学者也少,且以读书为主,讲学为辅。见于文献记载的唐代书院有34所。而真正具有后世意义上的书院是五代南唐所建的庐山国学,又称白鹿国庠,也是宋代白鹿洞书院的前身。
都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文物更是文化的实证,那么我们这么多的珍贵文物,到底有多少?又如何决定它们到底有多珍贵呢?
文物通常分为一级、二级、三级这三个等级,其中最高级别的一级文物又分为甲、乙两个等次,而只有一级甲等文物,才可以称为“国宝"。一件文物究竟是不是一级甲等,换言之是不是“国宝”,要经过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而且鉴定专家必须共同在场,至于鉴定时所持的标准,首先不是文物价值几何,最重要的是它必须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见证,有了这一层意义,才能被认定为“国宝”。
毛公鼎通高近54厘米,重345公斤,大口圆腹,整个造型浑厚而凝重,饰纹也十分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标志着西周晚期,青铜器已经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出来,谈化了宗教意识而增强了生活气息。毛公鼎的高度和重量与其他殷商时期所挖掘到的巨大青铜器区别很大,但毛公鼎上刻的铭文却是当今出土的七千多件铭文青铜器中最多的,有32行,499字, 是西周青铜器之最,相当具有研究价值。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历史绵绵不绝,光耀于世,浩瀚的文化古籍和巧夺天工的文物珍品构成了中国历史长河中一段段华采乐章。但自近代以来,承载中华厚重历史文化的文物却以惊人的速度流失海外。据国家文物局教授、高级工程师罗哲文先生介绍,从国宝流失的数量上讲,据不完全统计,在全球47个国家的218个博物馆中,中国文物就有163万件,而该数目充其量也仅相当于在世界所有私人手中收藏的中国文物的1/10。
中华古籍难以数计,对古籍的分类整理自古已有。第一次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始于公元前26年西汉成帝时,由刘向、刘歆父子先后主持,内容包括搜辑、校勘、分类、编目等,最终编成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目录《七略》。《七略》将当时搜集整理的典籍分为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诗赋六大类,加上概论性质的辑略,总题《七略》。
汉代以后,各种官修,私撰的古籍分类目录不断涌现,分类方法也不断有所改进。西晋荀勖的《晋中经簿》将六略改为四部,即甲部录经书(相当于六艺),乙部录子书(包括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丙部录史书,丁部为诗赋等,这就奠定了四部分类的基础。东晋李充所编《晋元帝书目》根据当时古籍的实际情况,将史书改入乙部,子书改入丙部,这样,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已略具雏形。
四部体制的最终确立体现在《隋书·经籍志》中,这部实际上由唐初名臣魏征所编的目录,正式标注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并进一步细分为40个类目。从此,四部分类法为大多数史志、书目所沿用。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分为四部44类,有较大的权威性。
五四以来,我国借鉴西方的图书分类法,按现代学科体系进行图书分类。目前,我国各类图书馆普遍采用的是90年代修订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但是,由于不少古籍很难纳入中图法的分类体系,因此一般古籍图书馆(库)的庋藏和检索,仍袭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
本文2023-08-04 21:22:05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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