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简介谁知道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10-18浏览：3收藏

欧阳修简介谁知道,第1张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汉族，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人（例：《醉翁亭记》最后一句），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与韩愈、柳宗元、宋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兄弟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创作实绩亦灿然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诗歌《踏莎行》。并著作著名的《醉翁亭记》。欧阳修死后葬于开封新郑（今河南新郑），新郑市辛店镇欧阳寺村现有欧阳修陵园，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另今绵阳南郊亦有其祠堂，名曰六一堂。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词集名。北宋欧阳修作。三卷。南宋罗泌编次。收入《欧阳文忠公文集》，又有影宋刻单行本。明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改题《六一词》，仅一卷，据前本而有所删节。另有影宋本《醉翁琴趣外编》六卷，多有《近体乐府》未收之词。公集三代以来金石刻为一千卷。在滁州时，自号醉翁。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於其间，是为六一。欧公一带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

欧阳修（自称嗣孙修与状元黄仁颖家谱相吻合）总世系：

一世开闽欧阳氏总始祖欧阳韶员子直孙配王氏无子

二世欧阳幼咸（立宰相欧阳通季子询季孙欧阳幼咸为嗣）

三世吉州剌史欧阳琮

四世温州长史欧阳衍

五世博罗县丞欧阳昌盛

六世唐进士国子监四门助教欧阳詹

七世唐开成二年进士幕府参军欧阳秬

八世唐末会昌六年进士官韦中令学士欧阳澥

九世潘湖欧厝吉州推官欧阳郴（欧阳澥季子）

迁闽县宝历进士欧阳衮（欧阳澥四子）

子进士宰相诗人欧阳炯

孙咸通进士欧阳琳、欧阳毗（王比）兄弟

十世嗣子泉州乡贡进士历官文理院工书南京通判欧阳偃（后唐状元黄仁颖字仁达号潘湖翁嫡子）

十一世梁国公道州判官欧阳观

十二世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欧阳修。

与2001年1月13日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兴桥镇钓源村发现的欧阳修自述世系文“先祖为夏禹、勾践，姓氏源浙江湖州”的落款嗣孙修的史实记载相符合，尤其这位北宋大文学家、政治家自述世系源流，道出了欧阳修自身家世详情（即嗣孙修），为中国文史界专家学者研究大文学家欧阳修的祖父欧阳偃，年幼姓黄，因家贫无力攻书，遂赘居潘湖欧厝舅父欧阳郴家为养子的真实身世，大白于天下，提供了有力可靠的史实依据。这篇欧阳修自述世系文，由后人冠题“文忠公谱图序”，收录在吉安市吉州区兴桥镇钓源村民保存的清乾隆十五年（公元一七五O年）编撰的《续修安福令欧阳公通谱》中。全文共七六一字，落款为“嘉佑四年（公元一O五九年）己亥四月庚午嗣孙修谨序”。

“文忠公谱图序”以叙述为主，激发议论，笔触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着笔伊始，欧阳修就道出了先祖世系及姓氏源流：“欧阳氏出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庶子于会稽，使守禹祀，传二十余世至允常子曰勾践，是为越王。勾践卒，子王�与立。传五世至王无疆，为楚威王所灭。其诸族子孙分立于江南海上，受封于楚为欧阳亭侯。亭在今湖州乌程欧余山之阳，子孙遂以为氏……”在陈述欧阳氏族繁衍生息的岁月沧桑之后，欧阳修还在文中介绍了其时家族成员登科仕宦的情况：“自宋三十年，而吾先君、伯父、叔父始以进士登科者四人。后又三十年，修与丽兄之子乾、曜又登于科。今又将三十年矣，以进士仕者，又才二人”。

由此可见，福建《古田欧阳氏世谱》、《东田欧阳氏世谱》世谱与福建《状元黄仁颖家谱》三谱与在江西吉安发现《欧阳修自述世系文》全面解开欧阳修（自称“嗣孙修”谨序的真实身世）即曾祖身世之谜。据福建古田欧阳氏世谱与福建《状元黄仁颖家谱》载：后唐状元端明殿内阁掌院学士黄仁颖配唐进士四门助教欧阳詹曾孙女、唐开成二年进士幕府参军欧阳秬孙女、欧阳澥长女、欧阳郴妹；生子偃，系福建泉州南唐恭帝庚申年乡贡进士官文理院工书南京通判；曾与泉州开元寺高僧沙门文中共书经幢序文。由此，揭开了欧阳修曾祖身世之谜：大名鼎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是状元黄仁颖嫡系曾孙！福建《古田欧阳氏世谱》与福建《状元黄仁颖家谱》两谱所提供的谱牒史料，从而为人们解开了欧阳修曾祖身世之谜即：欧阳修父亲祖父偃嫡系曾祖状元黄仁颖嫡子、欧阳郴嗣子之谜。需说明的是，江西吉州推官欧阳郴，原籍福建晋江潘湖欧厝，后因官于吉州推官，遂居焉；为唐进士国子监四门肋教欧阳詹之曾孙、唐开成二年进士幕府参军欧阳秬之孙、唐末会昌六年进士官韦中令学士欧阳澥之季子；配工部尚书李稠长女因多年生女不得子，后唐状元黄仁颖，字福佑，一字仁达，号潘湖翁，配欧阳澥长女欧阳郴之妹，其子欧阳偃本姓黄，泉州乡贡进士。历官文理院工书，南京通判，因年幼年家贫无力攻书，遂外甥承母舅欧阳郴家，实赘于舅父欧阳郴家，随母姓。至于二弟恩贡靖江军团练欧阳俊，与恩贡屯中郎中欧阳仪则为唐工部尚书李稠之女——潘湖欧厝吉州推官欧阳郴妻所生。

生平概述

欧阳修四岁丧父，随叔父在现湖北随州长大，幼年家贫无资，母亲郑氏以荻画地，教以识字。欧阳修自幼酷爱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无以家贫子幼为念，此奇儿也！不唯起家以大吾门，他日必名重当世。”十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种子。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佑元年(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年)，任右正言、知制诰。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因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后又改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皇佑元年（1049）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嘉佑二年(1057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文风，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对北宋文风转变有很大影响。嘉佑三年六月庚戊，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五年，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有所批评，且未执行。三年，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此年改号“六一居士”。四年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今属安徽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卒于家，谥文忠。欧阳修陵园位于河南省新郑市区西辛店镇欧阳寺村。该园环境优美，北依岗阜，丘陵起伏，南临沟壑，溪流淙淙。陵园肃穆，碑石林立，古柏参天，一片郁郁葱葱，雨后初晴，阳光普照，雾气升腾，如烟似雨，景色壮观，故有“欧坟烟雨”美称，为新郑古代八景之一。

[编辑本段]思想追求

欧阳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有较清醒的认识。主张除积弊、行宽简、务农节用，与范仲淹等共谋革新。晚年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思想渐趋保守，对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讥评；但比较实事求是，和司马光等人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

欧阳修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文论和创作实绩，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响。

宋初，在暂时承平的社会环境里，贵族文人集团提倡的西昆体诗赋充斥文坛，浮华纂组，并无社会意义，却曾风靡一时。为了矫正西昆体的流弊，欧阳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爱读韩愈文集，出仕后亲自校订韩文，刊行天下。

他在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特别重视道统的修养，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学者当师经”，师经才能用“道”来充实自己。但他又假正了韩愈的某些偏颇。在对“道”的解释上，他把现实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体内容。他认为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 （《与张秀才第二书》）。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主张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认为“文”固然要服从于“道”，但非“有德者必有言”，并且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所谓“事信言文”，就是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采，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是欧阳修对创作的基本论点。

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

他的主张得到了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的热烈赞同。后来，知贡举（主管考试进士）时，又鼓励考生写作质朴晓畅的古文，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概在摒黜之列。与此同时，他又提拔、培养了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一代新进作家。这样，他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编辑本段]应用文体

欧阳修是杰出的应用文章家。他一生著述颇丰，《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本文所引欧文皆出此集)有文章2651篇，应用文2619篇，可见他的文章写作主要是应用文写作；还撰有《新五代史》74卷，《新唐书》75卷。他不仅应用文写作颇有建树，而且对应用文理论贡献也很大。

创立应用文概念。目前论者都认为应用文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张侃的《跋陈后山再任校官谢启》：“骈四俪六，特应用文耳。”(拙轩集·卷五)张只涉及应用文取“四六”的语言形式，严格说来还不能说明确了应用文概念。北宋的欧阳修在《辞副枢密与两府书》中云，嘉佑五年十一月奉制命授枢密副使，“学为应用之文”。这里的应用文是指公文文体。他在同一年的《免进五代史状》中自述为得功各事无用之时文，得功名后，“不忍忘其素习，时有妄作，皆应用文字”。“文字”即文章。这里的应用文指实用文章。可见，欧阳修是从文体形式、实用性质两方面来明确应用文概念的，他已把应用文当作独立的文章体裁。

构筑了应用文理论的大体框架。如上所述，他认为应用文的性质是实用的。他赞扬苏洵的应用文章“实有用之言”(《荐布衣苏洵状》)，黄校书策论“中於时病而不为空言”(《与黄校书论文章书》)。欧阳修关于应用文的实用性质是很明确的。他认为应用文的特点有三。一是真实。欧阳修认为写史要“立传纪实”(《进新修唐书表》)。所谓“纪实”，就是应像《春秋》一样褒贬善恶，“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魏梁解》)，“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春秋论中》)，“书事能不没其实”(《唐于鲁神道碑》)。他还认为诏令“必须合於物议，下悦民情”(《论慎出诏令札子》)，用当今的语言来表述，就是要与实际相符。欧阳修主张应用文真实，一是为了应用，二是为了传於后世。二是简洁质朴。“典诰誓命之文，纯深简质”(《正史类》)，赞扬孔宙碑文简质(《后汉泰山都尉孔君碑》)，朝廷诏书应“复古朴之美，不必雕刻之华”(《论李淑奸邪札子》)，铭应“言简而著”(《内殿崇班薛君基表》)，“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论<尹师鲁墓志>》)，“文书甚简”(《乞洪州第七状》)，简洁质朴是欧阳修文章批评的标准之一。三是得体。他赞扬刘敞追封皇子公主九人的公文典雅，“各得其体”(《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体”指内容而言，欧阳修谓之“大体”。“公於制诰，尤得其体”(《谢公绛墓志铭》)，他赞扬谢希深的制诰尤得西汉制诰之体，“体”指文体。“考其典诰誓命之文，纯深简质，丁宁委曲，为体不同”(《崇文总目叙释·正史类》)，“体”指语体。欧阳修主张应用文应合大体、文体、语体，其理论已相当精深。

欧阳修对公文的贡献很大。他写有公文一千一百零二篇，公文理论也很系统。公文内容“必须合於物议，下悦民情”；形式“取便於宣读”，采用“四六”的语言形式(《内制集序》)，开苏轼改革骈文之先河。他自责其公文有“无以发明”，“意思零落”，“非工之作”，“拘牵常格”的毛病，主张内容要完整出新，有条有理；形式既要规范，又要创新。他按公文的行文方向，把公文分为三类：“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则曰符曰檄，问讯列对；下而上者，则曰状；位等相以往来，曰移曰牒。”(《与陈员外书》)他认为符、檄是下行文，状为上行文，移、牒为平行文；并明确公文不能“施於非公之事”。欧阳修虽未明确上行文、平行文、下行文的概念，但为刘熙载按行文方向分类打下了基础。（摘自《应用写作》月刊1997年第2期《欧阳修应用文论》）

[编辑本段]文学成就

欧阳修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以散文为最高。苏轼评其文时说：“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但欧阳修虽素慕韩文的深厚雄博，汪洋恣肆，但并不亦步亦趋。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深入浅出，精炼流畅，叙事说理，娓娓动听，抒情写景，引人入胜，寓奇于平，一新文坛面目。他的许多政论作品，如《本论》、《原弊》、《上高司谏书》、《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等，恪守自己“明道”、“致用”的主张，紧密联系当时政治斗争，指摘时弊，思想尖锐，语言明快，表现了一种匡时救世的怀抱。他还写了不少抒情、叙事散文，也大都情景交融，摇曳多姿。他的《释秘演诗集序》、《祭石曼卿文》、《苏氏文集序》等文，悼念亡友，追怀往事，情深意挚，极为动人；他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诸作，徐徐写来，委婉曲折，言辞优美，风格清新。总之，不论是讽世刺政，还是悼亡忆旧，乃至登临游览之作，无不充分体现出他那种从容宽厚、真率自然的艺术个性。

欧阳修还开了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声。他的笔记文，有《归田录》、《笔说》、《试笔》等。文章不拘一格，写得生动活泼，富有情趣，并常能描摹细节，刻画人物。其中，《归田录》记述了朝廷遗事、职官制度、社会风习和士大夫的趣事轶闻，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都很有价值。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卓有成就。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凌溪大石》、《石篆》、《紫石屏歌》等作品，模仿韩愈想象奇特的诗风；其它一部分诗作沉郁顿挫，笔墨淋漓，将叙事、议论、抒情结为一体，风格接近杜甫，如《重读〈徂徕集〉》、《送杜岐公致仕》；另一部分作品雄奇变幻，气势豪放，却近于李白，如《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但多数作品，主要学习韩愈“以文为诗”，即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虽然他以自然流畅的诗歌语言，避免了韩愈的险怪艰涩之弊，但仍有一些诗说理过多，缺乏生动的形象。有的古体诗因此显得诗味不浓，但部分近体诗却比兴兼用，情景相生，意味隽永。在内容上，他的诗有一部分反映人民的疾苦，揭露社会的黑暗，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例如，在《答杨子静祈雨长句》中，描写了“军国赋敛急星火”，“然而民室常虚空”的社会现实；在《食糟民》中，揭露了官吏“日饮官酒诚可乐”，而百姓“釜无糜粥度冬春”的不合理现象。不过，他写这些诗的目的是很明白的：“因吟君赠广其说，为我持之告采诗”，为的是规劝统治阶级修明政治，维护封建秩序。他还在诗中议论时事，抨击腐败政治，如《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其他如《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表现了诗人对妇女命运的同情，对昏庸误国的统治者的谴责。更多的是写景抒情作品，或清新秀丽，或平淡有味，多抒发诗人的生活感受。如《黄溪夜泊》中的“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中的“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画眉鸟》“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等。总的来看，他的诗歌风格还是多样的。欧阳修不仅善于作诗，且时有新见，其最后一部作品《诗话》（由于诗话从专名演变为一种文体，后人为区别称《六一诗话》），是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话。后人郭绍虞说：“诗话之称，固始于欧阳修，即诗话之体，亦可谓创自欧阳氏矣”（《宋诗话考》）。欧阳修的诗话，改变了以前的论诗或重在吕评、或重要格例、或重在作法、或重在本事的做法，而是兼收并蓄，细加抽绎，以随便亲切的闲谈逸事的方式评叙诗歌，成为一种论诗的新形式。他在评论诗的时候，虽然不废雕琢，但主张归于自然。在《梅圣俞诗集序》中，他提出诗“穷者而后工”的论点，发展了杜甫、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为宋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欧阳修还在宋初的词坛上占了一席重要的位置。他创作了很多词，内容大都与“花间”相近，主要内容仍是恋情相思、离情别绪、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并善于以清新疏淡的笔触写景。《采桑子》十三首，描绘颍州西湖的自然之美，写得恬静、澄澈，富有情韵，宛如一幅幅淡雅的山水画。另一些词的“杏花红处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玉楼春》），“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浣溪沙》)，“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朝中措》）等，也都是写景的佳句。由于作者对事物体察入微，看似随意写出，却是无限传神，没有炉火纯青的工夫，是不能达到这种艺术境界的。而他偏重抒情的词，写得婉曲缠绵，情深语近，例如《踏莎行》中上下阕的最后两句“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通过春水春山，从思妇眼中写征人，情意深远，含蓄蕴藉，给人以新颖别致的感觉，感情亦非常深挚。他还有一些词，虽然颓唐叹老、牢骚不平，却直抒胸臆，表现出襟怀豪逸和乐观的一面。还有一些艳词，虽写男女约会，也朴实生动；当然，其中也不免有浅薄庸俗的作品。此外，欧阳修还打破了赋体的严格的格律形式，写了一些文赋，他的著名的《秋声赋》运用各种比喻，把无形的秋声描摹得非常生动形象，使人仿佛可闻。这篇赋变唐代以来的“律体”为“散体”，对于赋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与苏轼的《赤壁赋》先后媲美，千载传诵。

[编辑本段]其他成就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除文学外，经学研究《诗》、《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简称《集古录》，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史学成就尤伟，除了参加修定《新唐书》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欧阳修书法亦著称于世，其书法受颜真卿影响较深。朱熹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

[编辑本段]历史地位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天下翕然师尊之”（苏轼《居士集叙》）。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中，苏轼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一代文风。北宋以及南宋后很多文人学者都很称赞他的散文的平易风格。他的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决于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阳东北)，河水改道北流，经大名府、恩州、冀州、深州、瀛州、永静军等地，至乾宁军合御河入海。当时因年荒民困，没有立即堵口。皇佑三年(1051年)，北流于馆陶郭固口决口，四年堵塞后流势仍不畅，引起了北流和恢复故道东流的争论。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极力反对回河东流，连上两疏陈述不能回河的理由。在第一疏中，他分析了当时“天下苦旱，京东尤甚，河北次之”，“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继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的严重形势，认为在“国用方乏，民力方疲”之际，以“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不但人力、物力不允许，而且会引起“流亡盗贼之患”，危及宋王朝的根本利益。在第二疏中，他根据自己的观察体会，首先从分析黄河淤积决溢规律出发，阐述了不宜回河的原因。他说：“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接着他又分析了京东、横陇河道的具体情况，指出：“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陇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横陇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陇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陇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也。”同时，欧阳修还认为，河渠司李仲昌等议开的六塔河，宽仅五十步，“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并断言六塔河“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胜其患，而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耳，是皆智者之不为也”。欧阳修的奏疏未予采纳，朝廷命加紧堵口，开六塔河。嘉佑元年(1056年)四月，商胡决口塞而复决，回河失败。

[编辑本段]后世评文

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曾慥（zao四声)《乐府雅词》序）

六一婉丽，实妙于苏。（尤展成）欧阳公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花间集》。（罗大经）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修得其深。（清刘熙载《艺概》卷四）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苏轼《西江月》）

《新唐书》是北宋时期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二十四史”之一。以下为《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九列传第五十四的内容，一起来看看吧。

◎裴崔卢李王严

裴守真，绛州稷山人，后魏冀州刺史叔业六世孙。父諲，隋大业中为淮安司户参军。郡人杨琳、田瓒等乱，劫吏多死，唯諲以仁爱故，贼约其属无敢害，护送还乡。

守真早孤，母丧，哀毁癯尽。举进士，六科连中，累调乾封尉。养寡姊谨甚，士推其礼法。永淳初，关中旱，悉禀禄奉姊及诸甥，与妻息恶食不赡也。

授太常博士。守真善容典，时谓才称其官。高宗将封嵩山，诏诸儒议射牲事。守真奏："古者郊祀天地，天子自射牲。汉武帝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之，帝不亲也。今按礼，前明十五刻，宰人鸾刀割牲，质明行事，毛血已具，天子至，奠玉酌献而已。今若前祀一日射牲，则早于事;及日，则冕不逮事。汉又天子不亲，古今异宜，恐不可行。"是时，《破阵》、《庆善》二乐舞入，帝常立以视，须乐阕乃坐。守真并言："二舞诚祖宗盛德，然古无天子立观者。化育诒庇，孰非阙功，不应鼓舞别申严奉。"诏可，未及行。会帝崩，大行旧礼无在者，守真与博士韦叔夏、辅抱素等讨按故事，称情为文，咸适所宜，时人服其得礼。

天授中，为司府丞，推核诏狱，多裁恕，全免数十姓。不合武后旨，出为汴州司马。累迁成州刺史，政不务威严，吏民两怀之。徙宁州，送者千数，出境尚不止。长安中卒，赠户部尚书。

子子余、耀卿、巨卿。曾孙行立。耀卿、巨卿别有传。

子余事继母以孝闻，中明经，补鄠尉。时同舍李朝隐、程行谌以文法称，而子余以儒显，或问优劣于长史陈崇业，答曰："兰菊异芬，胡有废者"

景龙中，为左台监察御史。泾、岐有隋世番户子孙数千家，司农卿赵履温奏籍为奴婢，充赐口。子余曰："官户以恩原为番户，且今又子孙，可抑为贱乎"履温倚宗楚客势，辩于廷，子余执对不挠，遂诎其议。

开元初，累迁冀州刺史，为政惠裕，人称有恩。入为岐王府长史。卒，谥曰孝。时程行谌谥贞。中书令张说叹曰："二谥可无愧矣!"子余居官清，家闱友爱，兄弟六人，皆有志行云。

行立，重然诺，学兵有法。母亡，泣血几毁。以军劳累授沁州刺史，迁卫尉少卿。口陈愿治民，试一县自效，除河东令，宽猛时当。由蕲州刺史迁安南经略使。环王国叛人李乐山谋废其君，来乞兵，行立不受，命部将杜英策讨斩之，归其孥，蛮人悦服。英策及范廷芝者，皆奚洞豪也，隶于军，它经略使多假借，暴恣干治，行立阴把其罪，贷之，许自效，故能得英策死力。廷芝尝休沐，久不还，行立召之，约曰："军法，逾日者斩，异时复然，尔且死!"后廷芝逾期，行立笞杀之，以尸还范氏，更为择良子弟以代，于是威声风行。徙桂管观察使。黄家洞贼叛，行立讨平之。俄代桂仲武为安南都护。锐于立功，为时所訾。召还，道卒，年四十七，赠右散骑常侍。

崔沔，字善冲，京兆长安人，后周陇州刺史士约四世孙，自博陵徙焉。纯谨无二言，事亲笃孝，有才章。擢进士。举贤良方正高第，不中者诵訾之，武后敕有司覆试，对益工，遂为第一。再补陆浑主簿，入调吏部，侍郎岑义叹曰："君今郤诜也!"荐为左补阙。性舒迟，进止雍如也，当官则正言，不可得而诎。睿宗召授中书舍人，以母病东都不忍去，固辞求侍，更表陆浑尉郭邻、太乐丞封希颜、处士李喜以代己处。诏改虞部郎中，俄检校御史中丞。请发太仓粟及减苑囿鸟兽所给以赈贫乏，人赖其利。监察御史宋宣远与卢怀慎姻家，恃以弄法;姚崇子彝留司东都，通宾客，招贿赂。沔将按劾，崇、怀慎方执政，共荐沔有史才，转著作郎，去其权，盖惮之也。久之，为太子左庶子。母亡，受吊庐前，宾客未尝至柩室。语人曰："平生非至亲不升堂入谒，岂以存亡变礼邪"中书令张说数称之。服除，迁中书侍郎。

玄宗以仙州数丧刺史，欲废之，沔请治舞阳，舞阳，故樊哙国也，更为樊州，帝不纳，州卒废。沔既喜论得失，或曰："今中书宰相承制，虽侍郎贰之，取充位而已。"沔曰："百官分职，上下相维，以成至治，岂可俯首怀禄邪"凡诏敕曹事，多所异同，说不悦，出为魏州刺史。雨潦败稼，沔弛禁便人。召还。分掌吏部十铨，以左散骑常侍为集贤修撰，历秘书监、太子宾客。

是时，太常议加宗庙笾豆，又欲增丧服，于是卿韦縚请坐增笾豆至十二;外祖服大功，舅小功，堂姨若舅、舅母袒免。沔曰："祭祀上矣，古者饮食必先严献。未有火化，故有毛血之荐，未有曲糵，故有玄酒之奠。后王作为酒醴、牺牲以致馨香，故有三牲、八簋、五齐、九献。神道主敬，可备而不敢废也，虽曰备物，而节制存焉。钘俎、笾豆、簠簋尊罍之实，皆周时馔，其用通宴飨宾客，而周公与毛血、玄酒同荐于先祖。晋卢谌家祭礼，所荐皆晋时常食，不纯用古。此圣贤变文而通其情也。然当时饮食不可阙于祭，明矣。国家清庙时享，礼馔具设，周制也，古物存焉。园寝上食，时膳备列，汉法也，它珍极焉。职贡来祭，致远物也。有新必荐，顺时令也。苑囿躬稼所收，搜狩亲中，莫不荐而后食，尽诚敬民。若此至矣，无以加矣。诸珍羞鲜物，第敕有司悉使著于令，因宜而荐，不必加笾豆以为嗛也。大羹，古食也，盛于古器。和羹，常馔也，盛于时器。毛血盛于盘，玄酒盛于尊。未有荐时馔而用古器者，繇古质而今文，便事也。故加笾豆未足尽天下美物，而措诸朝，徒近侈耳。鲁丹桓宫之楹，刻其桷，《春秋》非之。班固称：’墨家出于清庙，是以贵俭。’然清庙不奢，旧矣。太常所请，臣所未安。"

又太常言："爵小不及合，执持至难。"沔曰："礼有以小为贵者，献以爵是也。然今不及制，则非礼，自有司之陋也。随失制宜，不待议而革云。"又言："礼本于家正，家正而天下定。家不可以贰，故父以尊崇，母以厌降。是以内服齐斩，外服缌，尊名所加，不过一等，今古不易之道也。昔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知其将戎，礼先亡也。比制《唐礼》，推广舅恩，故弘道以来，国命再移于外姓，本礼验亡，可不戒哉!"时职方郎中韦述、户部郎中杨伯成、礼部员外郎杨仲昌、监门兵曹参军刘秩等议与沔合，又诏中书门下参裁，于是宗庙笾豆坐各六，姨若舅小功，舅母缌麻，堂姨袒免，余仍旧制。

每朝廷有疑议，皆咨逮取衷。卒，年六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孝。沔俭约自持，禄禀随散宗族，不治居宅，尝作《陋室铭》以见志。子祐甫至宰相，别传。

卢从愿，字子龚。六世祖昶，仕后魏为度支尚书，自范阳徙临漳，故从愿为临漳人。擢明经，为夏尉。又举制科高第，拜右拾遗，迁监察御史，为山南黜陟巡抚使，还奏称旨，累进中书舍人。

睿宗立，拜吏部侍郎。吏选自中宗后纲纪耗荡，从愿精力于官，伪牒诡功，擿检无所遗，铨总六年，以平允闻。帝异之，特官其一子。从愿请赠其父敬一为郑州长史，制可。初，高宗时，吏部号称职者裴行俭、马载，及是，从愿与李朝隐为有名，故号"前有裴、马，后有卢、李"。

开元四年，玄宗悉召县令策于廷，考下第者罢之。从愿坐拟选失实，下迁豫州刺史。政严简，奏课为天下第一，宝书劳问，赐绢百匹。召为工部侍郎，迁尚书左丞、中书侍郎，以工部尚书留守东都，代韦抗为刑部尚书。数充校考使，升退详确。

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用事，将以括田户功为上下考，从愿不许，融恨之，乃密白"从愿盛殖产，占良田数百顷"，帝自此薄之，目为多田翁。后欲用为相屡矣，卒以是止。十八年，复为东都留守，坐子起居郎论输籴于官取利多，贬绛州刺史，迁太子宾客。二十年，河北饥，诏为宣抚处置使，发仓廥赈饥民。使还，乞骸骨，授吏部尚书致仕，给全禄终身。卒，赠益州大都督，谥曰文。

李朝隐，字光国，京兆三原人。明法中第，调临汾尉，擢至大理丞。武三思构五王，而侍御史郑愔请诛之，朝隐独以"不经鞫实，不宜轻用法"，忤旨，贬岭南丑地。宰相韦巨源、李峤言于中宗曰："朝隐素清正，一日远逐，恐骇天下。"帝更以为闻喜令。

迁侍御史、吏部员外郎。时政出权幸，不关两省而内授官，但斜封其状付中书，即宣所司。朝隐执罢千四百员，怨诽哗腾，朝隐胖然无避屈。迁长安令，宦官闾兴贵有所干请，曳去之。睿宗嘉叹，后御承天门，对百官及朝集使褒谕其能，使遍闻之。进太中大夫一阶，赐中上考、绢百匹，以旌刚烈。成安公主夺民园，不酬直，朝隐取主奴杖之，由是权豪敛伏。为执政所挤，出通州都督，徙绛州刺史。开元初，迁吏部侍郎，铨叙明审，与卢从愿并授一子官。久之，以策县令有下第，降滑州刺史，徙同州。玄宗东幸，召见慰劳，赐以衣、帛。擢河南尹，政严清，奸人不容息。太子舅赵常奴怙势横闾里，朝隐曰："此不绳，不可为政。"执而悟辱之，帝赐书慰勉。

入为大理卿。武强令裴景仙丐赃五千匹，亡命，帝怒，诏杀之。朝隐曰："景仙，其先寂有国功，载初时，家为酷吏所破，诛夷略尽，而景仙独存，且承嫡，于法当请。又丐乞赃无死比，藉当死坐，犹将宥之，使私庙之祀无馁魂可也。"帝不许，固请曰："生杀之柄，人主专之;条别轻重，有司当守。且赃惟枉法抵死，今丐赃即斩，后有枉法，亦又何加且近发德音，杖者听减，流者给程，岂一景仙独过常法"有诏决杖百，流岭南。

《新唐书》记载中国唐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北宋宋祁、欧阳修等撰，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全书完成，由曾公亮进呈。《新唐书》所增列传多取材于本人的章奏或后人的追述，碑志石刻和各种杂史、笔记、小说都被采辑编入。版本源流　　由于《新唐书》历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统地位，一般人只读《新唐书》而不读《旧唐书》，所以《新唐书》宋以来的版本远多于《旧唐书》，流传的主要版本有：　（1）南宋刻本4种，分别是十四行残本，旧藏皕宋楼，现藏日本静嘉文库；同十四行元补版残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十六行残本124卷，亦藏北京图书馆；建阳书坊魏仲立刻残本，旧藏嘉业堂。　（2）元刻本，明国子监根据元版修补印行。　（3）明刻本3种，分别是成化年间（1465~1487）国子监刻本，万历年间（1573—1620）北京国子监二十一史本，明末毛晋汲古阁十七史本。　（4）清刻本多种，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附宋董冲《唐书释音》25卷。殿本又有各种翻刻本、影刻本、排印本、缩印本以及五局合刻本、开明二十五史本等。　（5）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以静嘉堂本为主，配合“北图”、“双鉴楼”及“嘉业堂”藏本，保存了《新唐书》旧刻的真面目，胜于殿本。　（6）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底本用百衲本。2000年，中华书局又推出了简体横排本。　后世对《新唐书》进行纠谬、辨证的著作颇多，举其要者有：　（1）吴缜《新唐书纠谬》，20卷，分20门，凡400余事，宋元祐四年（1089）成书，绍圣四年（1097）上于朝廷。　（2）汪应辰《唐书列传辨证》，20卷，专攻《新唐书》列传缺点。　（3）王若虚《新唐书辨》，3卷，见《滹南遗老集》。　（4）陈黄中《新唐书刊误》3卷。　（5）佚名《新唐书证误》（《稽瑞楼书目》注录抄本一册）。　（6）罗振常《南监本新唐书斠义》1卷，1936年上海石印本。

区别：

1、作者不同

《新唐书》是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之一。

《旧唐书》署名后晋刘_等撰，实为后晋赵莹主持编修。刘_（公元887—946年），字耀远，涿州归义（今属河北雄县）人，五代时期历史学家，后晋政治家。

后唐庄宗时任太常博士、翰林学士。后晋时，官至司空、平章事。后晋出帝开运二年（945年）受命监修国史、负责编纂《旧唐书》。其是二十四史之一。

2、卷数不同

《新唐书》全书共有225卷，其中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新唐书》前后修史历经17年，于宋仁宗嘉_五年（公元1060年）完成。

《旧唐书》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原名《唐书》，宋祁、欧阳修等所编著《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

3、内容不同

《新唐书》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保存了我国军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许多宝贵史料。

《新唐书》的宰相、方镇诸表，也给读者认识唐朝宰相族系（世家大族）的升降和藩镇势力的消长，提供了一条线索。

《旧唐书》从高祖至代宗，基本脱胎于吴兢、韦述等《唐书》帝纪；德宗至文宗，大体围绕相关实录多寡加减、编纂而成，与前半部已有现成帝纪可以直接引用的情况不尽相同；武宗以下，基本上采用的是贾纬《唐年补遗录》65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