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新唐书》，《隋唐演义》，《隋唐英雄传》等都是描写那个时候故事的书

唐语林、唐律疏议、太平广记、唐六典、唐会要、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唐研究、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等等

　唐朝的特点

　唐朝最明显的特点是帝国扩张。 通过一系列大的战役，它的疆域甚至超过汉朝。 唐朝在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并在朝鲜的平壤，越南的河内等设有长住官叫(都护府)。当时世界上，只有中东的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帝国能与之匹敌。其中唐太宗李世民大帝是中国人公认的好皇帝，他励精图治，广纳善言，任用贤能。太宗李世民被北方部落尊称为「天可汗」。被中国人真心称颂，不单是由于他创立的伟大的唐朝，更主要的是他的美德，他的言行被纪录在《贞观政要》里，为后世帝王的模范。

　唐朝在政治制度上经过不断的改革形成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而严密的职官制度。中央的最高权力机构仍为三省六部制。为「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吏，户，兵，刑，礼，工」六部。最重要的是唐玄宗在周边地区设置十个节度经略使，统领重兵，为后来安史之乱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唐朝的科举和教育制度影响中国达1300年之久。 除各地有州学和县学等学府外，首都长安有三间最高学府为尚书省礼部的"国子监"，门下省的「弘文馆」皇太子的「崇文馆」，唐初时国子监的学生已达三千余人，太宗李世民大帝也常常去国子监视察，学生更来自「东方的高句丽王国，新罗王国，百济王国，渤海王国，日本帝国;西方高昌王国，后来还有吐蕃王国，南方的南诏王国」成为世界上最可观的高等学府。

　学校教育的发达，促使科举制度的发达，唐王朝通过考试制度，向平民阶层选拔人才，凡考试及格的知识分子，不分等第一律委派官职，并使之成为一种制度为「科举」，科举在中国成为儒家学派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考得第一的「状元」第二的「榜眼」第三的「探花」成为人生的最高峰，李世民大帝看到考生们鱼贯而入试时，兴奋地说：「天下英雄都被我装到口袋里了」。702年武则天又首创武举，为选举武官。在此之前统治者的门是关闭的，通过科举这道窄门，有才华的人可以进入政府。在统治者的方面，可以广纳贤能，并限制百姓的思想，有利社会的稳定。「科举制度」为中华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敬佩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是这一种制度，扼制了创造力，培育了顺从性。只要中国孤立再东亚，他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随生气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转而起了阻止中国人作出有效的调整和反应的作用，直到1905年最终被彻底废除为止。

　唐初，佛教在中国的影响达到顶峰。由于帝国疆土的扩张，陆上海上贸易线的开放，至使外国的宗教能大批涌入中国，尤其是佛教，但在此佛教却完全中国化了，各种宗派逐渐形成。其中著名的「禅宗」，是唐后唯一继续朝气蓬勃，富有理智的教派。

　文学方面，唐朝有惊人的发展，唐诗的黄金时代就在这时达到巅峰。著名的有李白，杜甫等。

　唐朝的文化

　唐朝时期，书法家辈出。欧阳询、虞世南都是初唐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楷书笔力严整，其名作有《九成宫醴泉铭》。虞世南楷书字体柔圆。颜真卿和柳公权是唐朝中后期的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楷书用笔肥厚，内含筋骨，劲健洒脱，其代表作有《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柳公权的字体劲健，代表作有《玄秘塔碑》，世人称颜柳二人书法为“颜筋柳骨”。张旭和怀素则是草书大家。

　拓展内容

　唐朝文化重要影响

　唐代经济的发达文化的繁荣和便利的交通及管理制度为国际交往提供了方便。陆路四通八达。海路开辟更多，有三条路去日本。并开辟了从广州、越南海到东南亚，西亚及埃及和东非的海上交通。因此，唐在当时国际上有很高的声望，是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往的中心。

　而此时中华文化和外来文化快速融合，外国人及外族人影响于唐朝社会的，还有衣食化装，流行时尚。唐朝初期，社会风气还比较保守，妇女出行时头戴幂篱，长可过膝，遮蔽全身。其后学胡人，戴胡帽，穿翻领开襟胡服，至盛唐或衣半袖裙襦，袒胸露面，无复遮蔽。仕女化装追求时兴，如发型仿效少数民族，有乌蛮髻、椎髻；面饰则有吐蕃妆、回鹘妆等。至于餐桌上的饭菜，也在变换花样，开元年间，宫廷御馔“尽供胡食”。

　开元、天宝时期，大量外国人及周边少数民族充斥长安，长期与汉人杂居，相互习染，社会风气一度甚至出现了“胡化”苗头，引起世人的担忧。但唐朝不但没有禁止，反而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自身营养，将胡风夷俗，融聚为中华文明，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盛唐文化。

　朝鲜半岛

　新罗受唐文化影响最深，学生留学中国最多达百人，有些更在唐朝做官，因此新罗亦仿效唐的政治制度，据此建立起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组织。科举考试，以中国古籍《左传》、《礼记》等为主科，可见其受唐文化的影响；而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更在新罗广为流行。朝鲜本无文字，唐时利用汉字字形作音符，创朝鲜词汇，新罗文字实亦由中国字音转化而成；此外新罗历法及律令都是模仿唐代律历而成的。唐代盛行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法相宗、禅宗等也在朝鲜流行，新罗亦以《本草经》、《素问》等中国医书为教材，并把中国医学传入朝鲜。

　日本

　通过中日两国的不断交往，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产技术以至生活风尚等方面都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646 年日本的“大化改新”。这次改革仿照隋唐制度，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还仿隋唐科举制，采取通过考试的办法选官；参照隋唐律令，制定了《大宝律令》。

　8 世纪初，日本迁都平城京（今奈良），都城的建设规模完全模仿长安，甚至街道的宽度与排列方法也几乎一样，也有“朱雀街”“东市”“西市”等名称。8世纪后期，日本又迁都平安京（今京都），仍仿长安建都城。

　8 世纪以前，日本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在日本人民利用中国汉字的标音表意基础上，创造了日文假名字母──片假名和平假名，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同时，日文的词汇和文法也受到汉语的影响。

　日本人的生活习惯、节日风俗，也都受到唐朝的影响。

　越南

　隋唐在安南所推行的文教制度和选拔人才的政策与内地相同。世界五大法系之一“中华法系”的代表《唐律疏议》对越南法制史有重大影响。作为汉文化代表的儒家学说的影响是中越文化交流的一条主线，但中国佛教对越南的影响也相当巨大。九世纪初，中国高僧无言禅师南下交州，创“无言通禅宗派”，对越南佛教禅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十世纪，越南独立后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学习唐朝，所立科举制度以诗赋经义为考试内容。越南人姜公辅应试仕唐，官至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唐代名相之一。姜公辅汉文化修养极深，他作的赋《白云照春海赋》和策《对直言极谏策》被收入《全唐文》。唐之后，中国文化继续不断对越南产生影响。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依据汉字，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方式创制了越南的民族文字“字喃”。但汉字一直在越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直到现代，仍有许多越南人熟悉汉文。十七世纪时，拉丁文取代字喃成为越南的通行文字，但中国文化对越南的影响并没有停止。

　西域

　波斯与阿拉伯商人也在这一时期或从陆路，或从海上进入唐朝，他们以经营珠宝著称，动辄获利巨万。通过他们，菠菜、蜜枣、胡饼、三勒浆等食品及吞刀吐火之类的杂技进入唐朝社会；而造纸、织锦等手工业技术也辗转传至西方世界，使那里的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随着西域胡人的到来，其信仰的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也在唐朝内地传播。这些外来宗教，特别是早已在中国流传的印度佛教，渗透到唐朝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哲学、文学、语言学、建筑、艺术等均产生了巨大影响。

　丝织品之西传： 唐代以丝绸为主要输出品，中西丝绸贸易繁盛。中国的丝织技术，如脚踏纺车、印染技术等通过安息、条支等西域国家传入西方及印度唐代工匠也到中亚、西亚各地传授纺织技术，欧洲的丝绸业由是发展起来。

　造纸术之西传：唐玄宗天宝十年，唐与大食爆发怛罗斯之役，唐军为大食所败，大批士兵被掳，其中不少为造纸工匠，造纸技术遂传入大食，再辗转传至欧洲，对欧洲以及世界文化的传播起极大作用。

　学术知识西传： 唐代曾将中国文字、经书输入高昌，高昌的刑法、婚姻风俗等多摹仿唐风，西域各国如疏勒、焉耆等亦学习中国文字及风俗，穿中国衣冠。在丝路一带，考古学家亦发现《史记》、《论语》的竹简断片，可见中国书籍文化已在唐朝传至，而西域各国及吐蕃、南诏等均遣皇子棶长安留学，使唐代长安成为当时西域人留学的中心。

　工艺技术西传： 中国的绘画及纺织法西传，盛行于阿拉伯。印度人亦效法中国的铸铁及凿井术。唐代的丝绸、茶叶、纸张、药材等也输往西域及天竺、波斯、大食等国家，并通过波斯转销到西方各地。

　设立外贸机构： 中外贸易发展迅速，唐政府于是在重要港口广州设立”市舶司“，并於武威、张掖等陆路要冲置”互市监“，分别管理对外贸易，长安亦吸引很多西域弟子来华学习，使长安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心。

　宗教

　唐朝前期的宗教政策比较宽容，中国传统两大宗教——道教和佛教都有较大发展。唐朝以道教为国教，王公贵族皆以道士为荣，并以《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道教经典开科取士。唐朝初年玄奘在翻译佛教经典时期为了符合当时唐朝国情，大量吸收道教术语，佛教经典的大量翻译以及中国僧人自身思想体系的逐渐成熟使得中国佛教在此时期得到了稳固的发展，中国佛教的各主要宗派大多在此时期形成或成熟。其他宗教景教和祆教也随着国际交流传入中国。唐武宗时对佛教采取高压政策，史称会昌灭佛，使得除禅宗等少数宗派外，其他佛教派别从此一蹶不振。

　文学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状元、三元及第，都诞生于唐朝，即公元622年状元孙伏伽(一说651年的颜康成)，和781年三元状元。

　唐朝最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可算唐诗，自陈子昂和“初唐四杰”起，唐 朝著名诗人层出不穷，盛唐时期的李白、杜甫、岑参、王维，中唐时期的李贺、韩愈、白居易，晚唐时期的李商隐、杜牧是其中的几个代表。他们的诗作风格各异，既有对神话世界的丰富想象，又有对现实生活的细致描写，既有激昂雄浑的边塞诗，亦有沉郁厚重的“诗史”，还有清新脱俗的田园诗。这些诗作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成就的杰出代表。后世宋、明、清虽仍有杰出诗人出现，但律诗和古诗的总体水平都不如唐朝诗人，使得唐诗成为了中国古诗不可逾越的巅峰。《全唐诗》收录数量最多的大城市为长安、洛阳、金陵。

　唐朝的文化、制度、社会特点几乎全部承袭隋朝，唐朝的李家皇亲和隋朝的杨家皇亲更有亲戚关系，唐朝在一定程度上是隋朝的伸展，故历代史学家常把它和隋朝合并成“隋唐”。

　美术

　张萱绘《虢国夫人游春图》由于吸收了西域特征与宗教色彩，唐朝艺术与前后朝代都迥然不同。初唐的阎立本、阎立德兄弟擅画人物。吴道子则有“画圣”之称呼，他兼擅人物、山水，并吸收了西域画派的技法，画面富于立体感，有“吴带当风”之说。 张萱和周昉以画侍女图为主，他们的著名作品有《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和《簪花仕女图》等。诗人王维擅长水墨山水画，苏轼称他“画中有诗”。

　唐朝的壁画事业特别发达。莫高窟与墓室壁画都是传世精品。唐朝的雕刻艺术同样出众。敦煌、龙门、麦积山和炳灵寺石窟都是在唐朝时期步入全盛。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和四川乐山大佛都令人赞叹。昭陵六骏、墓葬三彩陶俑都非常精美。其中雕刻家杨惠之被称为塑圣。

　书法

　科技

　天文学家僧一行在世界上首次测量了子午线的长度;药王孙思邈的《千金方》是不可多得的医书;公元868年，中国《金刚经》的印制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雕版印刷。中国的造纸、纺织等技术通过阿拉伯地区远传到西亚、欧洲。

　唐朝的经济

　货币

　唐王朝建立后，迅速出台了自己的铸币政策。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 确立了国家铸币的法币地位。同时，又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绢帛为货币的传统，实行了“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钱即铜钱，帛则是丝织物的总称，包括锦、绣、绫、罗、绢、絁、绮、缣、紬等，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货币制度。

　唐政府不断出台严厉打击私铸和滥铸等的法令，并禁断使用恶钱，但是由于铜钱供应量严重短缺，币值不断上升坚挺，私铸和滥铸有暴利可图，所以成效并不理想。 两税法实行以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大矛盾，突出表现为钱重物轻即所谓“钱荒”问题的不断恶化。

　唐代大城市中出现了柜枋和飞钱。柜枋经营钱物寄付，在柜枋存钱的客户可以凭书贴(类似于支票)寄付钱财。这些都说明了商业在唐朝中期的繁荣。唐末，因为黄巢之乱和藩镇战争，户数锐减，社会经济规模再也未能达到开元盛世的水平。

　农业

　唐朝农业生产工具又有新的进步。曲辕犁就出现在唐朝。还出现了新的灌溉工具水车和筒车。唐朝前期，仅见于记载的重要水利工程就高达一百六十多项。其中著名的如玉梁渠、绛岩湖、镜湖等。 天宝年间，唐朝耕地面积达到八百五十万顷。粮食产量也有提高。天宝八年，官仓存粮达九千六百万石。长安洛阳米价最低时每斗仅十三文，青州、齐州每斗仅五文。唐朝后期，由于人口南移加上土地开垦及大修水利，南方的粮食产量大幅增加。

　手工业

　唐朝手工业分官营和私营两种。工部是主管官营手工业的最重要部门，直接管理的机构有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少府监主管精致手工艺品;将作监主管土木工程的兴建;军器监负责兵器的建造。监下设署、署下设作坊。此外还有铸钱监和冶监等。 官营手工业的产品一般不对外销售，只供皇室和衙门消费。工人则分为工匠、刑徒、官奴婢、官户、杂户等。私营手工业较官营手工业比不发达。唐朝前期主要手工业有纺织业、陶瓷业和矿冶业。唐后期，南方手工业大幅进步，特别是丝织业、造船业、造纸业和制茶业。

　唐朝手工业比前朝有很大的进步，商业也比前朝发达。手工业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有益的作用，商业的发达刺激着手工业进步，也加强着各地区的经济联系。

　赋税收入

　唐朝中期，公元780年实行两税法，当年税钱1089万八千余缗，谷215万七千余石。821-824年年均税收35151228万贯、石，唐后期853年税收下降到925万余缗，其中盐利达278万余。随着唐朝对盐商压迫加剧，直接引发了黄巢起义。

导语：看《长安十二时辰》，深度剖析唐朝外蕃奴隶，为何这么多？昆仑奴来自于哪里？开放政策，兼收并蓄的态度，交通发达，商业贸易发达

由马伯庸原著小说改编的《长安十二时辰》近日火爆荧屏，《长安十二时辰》真实再现了大唐盛世生活场景，当时的长安城已经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充满着各种行业、各种肤色的外蕃人，其中有一个人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那就是“地下长安”的“涉黑大佬”葛老，身穿大唐贵族服饰的黑人葛老，本来是一个昆仑奴，由于会办事，后来赎身成为自由人。

其实，在长安城内外蕃很人多，除了众多的西域胡人外，还有波斯人、大食人、新罗人、倭人。这些人中有使臣、贡人、僧人、留学生、商人之外，还有许多被长安贵族人家雇佣的奴隶。在长安，贵族及大户人家除了有大量本土奴婢和佣人外，还追求使用外蕃人为时尚，当时流行一句话“昆仑奴、新罗婢”，昆仑奴身体强壮、性情温顺、吃苦耐劳，深得贵族人家喜欢，新罗的女婢，相当于今天的菲佣，她们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乖巧能干。

借助《长安十二时辰》这个话题，本篇文章浅析大唐长安城有哪些外蕃奴隶、昆仑奴到底是哪里人？是怎么来到大唐的？

开放的唐朝，国际化的长安引来无数外蕃人来自此学习、工作、交流和生活，这些外蕃人广泛活跃于长安各阶层，他们或经商贸易、或求学深造、或讲经布法、或吹拉弹唱、甚至出将入相，他们的活动是唐人生活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长安城内的外蕃人种类很多，有使节、有商人、有俘虏、有质子、有僧侣、有奴隶、有贡人等等，可研究的体系非常庞大，由于篇幅有限，我们从外蕃奴隶、外蕃贡人、外蕃僧人三方面入手，来论述长安城内外蕃乐人、奴隶、侏儒、舞伎和僧人等生活状况。

唐朝对外来人都有不同的称呼，蕃客指的是外国使节，蕃商指的是外国商人，外国的神称为“蕃神”，同时唐人还有一个习惯上的称呼，南方的少数民族称为南蛮，北方突厥等游牧民族称为夷狄，西域及中亚各国的外来人习惯上统称为胡人，对东亚地区的朝贡国如新罗、高丽、日本等国不以蕃人相称。唐朝外蕃人通过各种途径来到大唐国土。

《唐六典》记载“凡天下十道，关内道控北蕃突厥之贡献；河南道控海东新罗、日本之贡献；河北道控西河群蛮之贡献；岭南控林邑、扶南之贡献。”“曾有蕃胡足迹之州郡近百，几达全国三分之一，分布不为不广。”

由以上资料可知，外蕃人来唐途径不同，从东南西北方向涌入，并且分布范围极广，南方广州、扬州城市聚集一些从海路而来的大食、波斯商人，山东沿海地区聚集新罗、日本人，北方凉州则聚集从丝绸之路而来的康国、石国、吐火罗等中亚胡人。

长安城外蕃奴隶

唐朝虽然是最开明的时代，也是封建社会发展鼎盛时期，但奴隶制度残余力量依然很大，依然有大量的奴隶存在于社会中。唐代的奴隶有官奴和私奴之分，官奴主要来源于俘虏、犯罪坐没，私奴则是通过赏赐、买卖、投靠、掠夺等手段获得。在唐代众多的奴隶中，夹杂这各色的外蕃奴隶。那么这些外蕃奴隶从何而来呢？

战争俘虏而来的外蕃奴隶，唐初期，通过高丽战争、突厥战争等一系列战争中，唐军队俘虏了大批战俘，这些战俘有相当一部分被带回了唐长安城后，被迫陷入遭受奴役的境地，他们或被送给天子、重臣、宠臣为奴作苦工。

《旧唐书》记载唐军队俘获大批战俘“贞观四年，李靖斩万余级，俘男女十余万。”《新唐书》记载“薛仁贵进击突厥，大破之，斩首万级，获生口三万，牛马称是。”《资治通鉴》记载王玄策俘虏过大批印度人“玄策与副将进至于中天竺，大破之，获其妃及王子，掳男女万二千人。”

由此可见，唐朝通过战争获得了大批俘虏。但在战俘中，也分为不同级别，唐朝对他们区别对待，例如部落酋长、首领、王孙贵族等，唐朝廷给他们很高的待遇，有得甚至被授予官职，让他们入朝为官，继续统治原本部落的居民，如车鼻可汗，高昌国王、突厥可汗、龟兹国王等等，这些都属于高级俘虏，当然不是唐朝奴隶。

但是，大量普通战俘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一部分转化为官方和私人奴隶，或作为奖品赏赐给有功之臣，或留在皇宫内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一部分直接转化为居民，以充实地方人口，发展生产和经济，在唐朝前期战俘转化为居民是比较常见的。还有一部分战俘，被发配到偏远南方地区，也是充实地方人口，同时也为了断绝他们与故土联系，以防对大唐造成威胁。

留在长安城内的外来战俘，大部分被充实到宫廷内成为官奴，还有一小部分被赏赐给功臣成为私奴隶。这些官奴在宦官的统一管理下，在宫廷内部进行灯火、洒扫、染织、舂米、做饭等杂活，他们一旦进入宫廷内，这辈子几乎就出不了宫了。私奴主要从事家庭内一些役使，当然在战争中也有一些美丽的女俘虏，被将领据为己有，成为自己私人奴隶的。

《朝野佥载》记载“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丽婢，名玉素，极殊艳，令专知财物库。”

这些私奴，也有一些聪明能干的，得到主人的赏识后，逐渐脱离繁重体力劳动，帮助主人管理一些家庭事务，大部分奴隶其身份几乎没有改变的可能，也有极其个别出类拔萃的凭着自己的能力换取自由身，《长安十二时辰》中的葛老，就是奴隶逆袭的典范。

贩卖、掠夺而来的外蕃奴隶，尽管唐代对掠卖良人为奴的惩罚特别严重，但在唐中后期，贩卖奴隶的情况特别严重，但对于外蕃奴隶却是例外，经营异族奴隶的买卖还是很保险的，因为异族奴隶并不是完全的人，所以，买卖奴隶的人并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当时唐朝并没有赦免异族奴隶的法令，所以不管是那哪个种族，昆仑奴、波斯奴、回纥奴、突厥奴都是很畅销的。

《唐会要》记载，薛苹向唐肃宗奏报“海贼掠新罗良口，将到当管登莱州界，及缘海诸道，卖为奴婢者，先有制禁断。起今已后，缘海诸道，应有上件贼卖新罗国良人等，一切禁断。”

从薛苹向唐肃宗奏折中，我们可以看到，登莱沿海地区贩卖新罗人口的情况以前就存在，这个问题已经到了影响两国关系的严重地步，薛苹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薛苹上任后掠卖新罗人口现象在唐朝境内得到有效遏制，被贩卖的人口，愿意回国的，唐朝廷给放回，但是还有一些老弱流浪者流落在大唐境内。

《新唐书》记载“自大和后，海上无新罗人者。”

到了新罗大和年，新罗境内已经没有连续的饥荒年，百姓生活逐渐安稳下来，国内局势安定，海盗不像以前那样有机可乘，贩卖新罗奴现象才逐渐消失。其实，新罗国和高丽国的少女奴隶比较受唐朝贵族阶层欢迎，很多唐人希望得到高丽、新罗国少女为贴身女婢，演艺者或姬妾。

唐朝除了沿海地区盗贩外来人口外，西北地区也存在盗贩西域奴隶现象，唐人蓄养外蕃奴隶是比较流行的，出于种种原因，唐朝廷是严令禁止的，仍有不少人为了追逐利益铤而走险，从事贩卖人口活动。

《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若芳每年常劫取波斯舶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

上文的波斯舶就是唐人对外国船只的统称，船上可能有各个不同国家的人，可能有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非洲人等。若芳蓄养了大批奴隶，应该不是为自己家用，而是待价而沽，卖到不同地方的。这些外蕃奴隶通过各种不同途径流传到大唐各地，也不排除一部分被卖到长安城。《长安十二时辰》中的葛老或许是从这船来到大唐的。

进贡的外蕃奴隶，奴隶社会地位十分低下，他们既然可以像牲口一样进行自由买卖，当然也可以作为礼物赏赐给别人。向唐朝廷进贡的藩属国很多，进贡物品种类不一，有奇花异草，金银财宝，也有珍禽异兽，还有向唐朝廷进贡奴隶的。

《册府元龟》记载“开元十二年，尸利佛誓国王遣俱摩罗献，僧耆女一人。”“诃陵国遣使献僧袛童。”《唐会要》记载“诃陵献僧袛女二人。”

僧袛童，历史研究学者普遍认为他们是非洲人，由阿拉伯国家掳掠后又贩卖到其他国家，然后由不同途径流入唐朝社会的；马来西亚群岛上人，称他们为僧袛或僧耆，我国古籍称这些黑人奴隶为“昆仑奴”或“僧袛奴”。

《旧唐书》记载“自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为昆仑。”

由此可知，昆仑奴不仅包括东南亚各国的黑人奴隶，还包括非洲黑奴，其中来自东南亚国家黑人奴隶，水性特别好，来自非洲的黑奴体质特别健壮。

海外国家除了朝贡黑人奴隶外，西北周边藩属国也常常朝贡一些奴隶，如天宝九年，骨咄（今塔吉克斯坦）国王向唐朝献口四十三，胡马三十匹；唐穆宗时，回纥使者献女口六人，葛禄口四人；这里“女口”“献口”“葛禄口”指的是西北胡人献给唐朝廷的奴隶。在唐朝，奴隶地位低下，长安城有专门的集市能够进行牲口和奴隶买卖。这些胡人进贡给朝廷奴隶数量非常多，这些奴隶被直接送到宫中，成为庞大官奴隶中一份子，所从事的具体劳动由宫中统一调配。

外蕃奴隶在长安城的生活状况

唐朝时期的奴隶，来源途径不一，有的俘虏而来，有的是贩卖而来，还有的是朝贡而来的，他们在大唐从事不同的体力活动，为大唐繁荣做出了贡献。这些奴隶由于地位低下，很少能在史料中有记载，他们的生活痕迹，我们只能根据本地奴隶生活状况来推断他们在长安生活的点点滴滴。

唐朝是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最繁华、最强盛、最开明的封建王朝之一，唐朝的农业生产力比奴隶社会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会使用大批奴隶来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外蕃奴隶数量有限更不能从事具体的农业生产劳动，唐朝会依据奴隶的种族出身来分配一定的工作。

来自蒙古草原游牧民族和中亚奴隶，通常从事牧马人、骑马侍从、马夫等职业；东南亚来到昆仑奴一般都用来充当水手；新罗、高丽国来到漂亮女奴一般作为贴身侍女或歌姬。不同种族分工不同，“汉人专知仓库，胡奴检校牛羊”，唐人充分利用他们的长处，更好地为自己服务。在唐朝长安，外蕃奴隶与一般奴隶在体力劳动上没有明显差别，就私人奴隶而言，主人吩咐过的事都要奴隶去干，当然一些漂亮的女奴有可能成为主人的贴身侍从，不用干过多的家务劳动。

官奴隶，具体分工和生活都由宫廷统一进行分配和管理。

《唐六典》记载了官奴分配原则“初配没有伎艺者，从其能而配诸司；妇人工巧者，入于掖庭；其余无能，咸隶司农。”

由以上资料可知，俘虏或进贡而来的女奴隶，如果没有伎艺一般都送入掖庭局内，主要从事一些蚕桑、缝纫、织染等劳务工作，分配到司农司的男女奴隶分工也不同，司农司下面又有很多部门，例如上林署、宫苑署、盐池监、诸屯监、太仓署等等，即使在农司他们的分工也不同，大多遵循“男入蔬圃，女入厨膳”等原则。

上林署中的奴隶主要从事种植蔬菜、瓜果等劳动；太仓署奴隶负责搬运粮食、凿窑造屋等劳动，这些奴隶的劳动都是无偿的，但统治者为了能够榨取他们最大利益，让他们能够从事正常劳动，给予这些奴隶最基本的生活关照。

《唐六典》记载“诸官奴婢皆给公粮，其官户上番充役者亦如之”。“凡奴婢及蕃户、杂户，皆给其资粮及春、冬衣服等”。“有疾，太常给其医药。”

由此可见，统治者为了让他们能够正常劳动，由朝廷给予拨付一定量的口粮，还配发春冬换季衣服，官奴婢有病了，由太常给治病，唐朝的奴隶生活状况是奴隶社会的奴隶不可同日而语的。

除此之外，唐朝廷还给本地奴隶一定的假期，例如元日、冬至、寒食放三天假，产后假、父母丧假、婚嫁都有；但是对外蕃奴隶而言，这些假期都是没有意义的。例如，亲人丧给七天假期，但是这些外蕃奴隶都是被掳掠而来，在长安城内根本就没有亲属，何谈亲人丧假。

外蕃奴隶来到唐朝后，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不允许他们与其他社会各阶层有联系，他们的奴隶身份几乎没有改变的可能。进入掖庭局的宫女，没有婚姻的权利，只能孤独度过余生；即使偶尔有婚姻权的奴隶，她们也只能在同为奴隶的人群中选择自己的配偶，这就注定了他们（她们）后代人的奴隶命运。私人奴隶也有转化为官奴的可能，如果他们（她们）当中有才艺出色的，就有脱离奴籍的可能。

《唐六典》记载“男年十三已上，在外州者十屋已上，容貌端正，送太乐；十六已上，送鼓吹及少府教习，有工能官奴婢亦准此。”《因话录》记载“天宝末，蕃将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为优，因使隶乐工，肃宗亦悯恻，遂罢戏，而免阿不思之妻。”

阿不思的妻子被唐肃宗赦免奴隶身份，像她这样的幸运者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的奴隶都过着艰辛而悲惨的奴隶生活。这些奴隶死后，墓志只记载去世年月，不留姓氏、不留种族出身，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外族特性逐渐被唐人所忽略，种族身份被历史所遗忘，留下的只是整个奴隶阶层的身影。

综述，长安城的外蕃奴隶很多，他们通过不同途径来到这个繁华的大都市，有被通过战争被俘虏来到的，有被贩卖人口过来的，还有被外蕃朝贡而来的，无论他们的来源如何，最终都不能逃出悲惨的命运。唐朝的奴隶生活比起奴隶社会，比起其他藩国要好的多，但是毕竟是奴隶，他们生活在整个社会的最底层，过着默默无闻的艰辛生活，没有人生自由，从事着体力劳动，生活仅能够解决温饱，他们却为统治者的安逸生活提供了保障，大唐的盛世繁华有他们的一份功劳。

对外开放政策，兼收并蓄的态度，李唐王朝在对外交往中，主动采取对外开放的政策，长安又是唐朝开放的中心，此时唐朝最大特点是开放性和世界性，它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接受一切外来事物，对异质事物并不是漠然绝缘，而是积极拿来吸收，使得长安城在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弥漫着异域风情，受胡人文化影响，唐人在穿着，饮食，以及社会风俗方面都受到了很大影响，流行穿胡衣，吃胡食，热衷于室外活动。

唐代对于外蕃奴隶这种新生事物，也同样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对于奴隶的买卖也没有绝对禁止，事实上也禁止不了，因为很多奴隶没有完全人格，被视为与牲口一样的商品被正常交易，处于保护贸易的合法权益，唐朝廷也不能禁止；有的外蕃奴隶是藩属国的朝贡品，出于对方的颜面和尊严，出于礼节考虑，唐朝廷也不可能回拒朝贡的奴隶；还有的奴隶是战争的战利品，出于人道主义，大唐不可能都当战俘屠杀，也不可能一放了之，这样对国防安全不利，对战争中牺牲的唐军也不公平。但毫无疑问，无论以任何途径来到大唐，来到长安的外蕃奴隶，其命运要比在本国好多了，这里生活水平相对高，唐朝廷对奴隶生活状况也给予了一定的改善。

唐朝发达的交通，完善的交通状况，是贸易往来、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的最基本前提，唐朝是我国封建史上交通最发达的时代，唐代都城长安，交通更是四通八达，条条大路辐射向四方，形成极为发达的交通网；陆路上的丝绸之路，是商品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外蕃人进入在主要途径。

唐代不仅拥有发达的陆路交通，各主要河流也可以通航，尤其是京杭大运河开通后，长安成了南北水路交通枢纽，在长安由水路可以经渭河入黄河，通过永济渠向北抵达幽州，沿着运河可以抵达江淮和岭南地区。唐朝还有发达的海上交通，海路从广州出发，经南海过马六甲海峡、西通印度洋，经过阿拉伯海岸，直到非洲东海岸和地中海南岸诸国；经东海可以到日本、三韩半岛交流。

由此可见，四通八达的交通，完备的驿站，将长安城与全国各地联系起来，也与世界各国联系起来，发达的交通不仅将世界各地大量农产品、手工产品、外蕃奇珍异宝汇集到长安城，也吸引了更多的胡人、外蕃人来到长安，这个时期也带来了大量的外蕃奴隶。

而外蕃奴隶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唐朝廷不仅出台了一系列鼓励贸易政策，也注重保护商业贸易双方合法人的权益，外蕃奴隶没有完全的人格，可以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在唐朝廷尽管禁令有禁止奴隶买卖，但在利益的驱动下和唐朝上层社会的需求下，外蕃奴隶买卖被朝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了，而唐代长安上层社会以蓄养外蕃奴隶为荣，唐朝统治者还把奴隶赏赐给大臣，这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是财富的象征，外蕃奴隶反而在唐朝成为一种高大上的商品。

答案：

1、《道德经》

《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为其时诸子所共仰，是春秋时期老子（即李耳）所作的哲学著作，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在先秦时《吕氏春秋·注》称为《上至经》，在汉初则直呼《老子》。自汉景帝起此书被尊为《道德经》，至唐代唐太宗曾令人将《道德经》翻译为梵文。唐高宗尊称《道德经》为《上经》，唐玄宗时更尊称此经为《道德真经》。古代马王堆版是上篇《德篇》和下篇《道篇》不分章，现代通行版本共81章，前37章是《道篇》，后44章为《德篇》。[2]《道德经》对中国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2、《黄帝阴符经》

又称《阴符经》，关于成书有人说黄帝，有人说是战国时的苏秦，近代学者多认为其成书于南北朝。 阴符经以《易》通《老》，李筌分为“神仙抱一之道”、“富国安人之法”、“强兵战胜之术”，全书以隐喻论述养生，愚者不查谓兵法权谋等说或谓苏秦之“太公阴符之谋”皆离旨甚远。如《纯阳演正孚佑帝君既济真经》,通篇全部以军事术语写成,不知者初见会认定是一篇兵书。

3、《周易参同契》

东汉魏伯阳著。简称《参同契》，黄老道家养生经典。全书以「黄老」参同「大易」来指导炼外丹，以乾坤为鼎器，以阴阳为堤防，以水火为化机，以五行为辅助，以玄精为丹基等等，从而阐明炼丹的原理和方法，为道家最早的系统论述养生的经籍。《周易参同契》全书共约6000余字，基本是用四字一句、五字一句的韵文及少数长短不齐的散文体和离骚体写成的。

4、《周易》

即《易经》，《三易》之一（另有观点：认为易经即三易，而非周易），是传统经典之一，相传系周文王姬昌所作，内容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 。《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和爻各有说明（卦辞、爻辞），作为占卜之用。《周易》没有提出阴阳与太极等概念，讲阴阳与太极的是被道家与阴阳家所影响的《易传》。《传》包含解释卦辞和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统称《十翼》》，相传为孔子所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