兖州市图书馆古籍室中，藏有一部著名的古碑帖著作《金石图》的清样稿本，为世所独存，弥足珍贵。该书为兖州人牛运震编撰，内容图样（拓片）为山西合阝阳人褚峻仿照原碑帖摹写缩刻，成稿时间为乾隆八年（1743）。稿本分四册，为近于正方形的大型开本，35cm×30cm，册页式装裱，每册封面为褐色绢托裱的樟木板，贴有白色绢书签，上写“金石图”三字，下有两行小字：“亮济张廷瑜嘱门人念桥许桌题”。序文之后，逐页内容为古碑帖摹刻拓片及解说配文，所收自周秦石鼓文下及历朝各代碑帖，几近百种。在略大于手掌的拓片上，有的缩刻着百余文或数百文并饰以原物样轮廓及图案，或一些剥落损残之状，再加上那笔笔不苟、端庄秀丽的小楷说明文字，可谓尽善尽美，洋洋大观。

古籍的版本类型 自从图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从版印图籍产生以来，从内容、性质、形式等方面派生出许多版本类型和版本称谓。主要有：稿本、写本、抄本、刻本、活字印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宅刻本、家刻本、自刻本、监刻本、经厂本、内府刻本、藩府刻本、殿本、局本、聚珍本、套印本、百衲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重修本、递修本、朱蓝印本、四库底本、毛抄本。 稿本 古书版本著录中运用稿本概念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指手稿本，二是指清稿本，三是指修改稿本。手稿本指的是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判断这个极不容易，没有绝对把握，不敢运用手稿本的概念。清稿本指的是誊清的书本。誊清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作者自己誊清，这在实际上应该归入手稿本；另一种是由别人誊清，实际上这已不具备稿本性质。故对清稿本概念的运用要特别慎重，不能以今度古，把现代人关于稿子的概念硬加在古稿本的头上去。修改稿本指的是在誊清的本子上又由作者亲笔加以修改。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自己誊清后自己又作修订，这在实际上又应归于手稿本；一种是别人誊清后作者亲笔加以修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用修改稿本的概念。这三种概念在通常的古书著录中都见有人运用，但在实践上并不十分确切，且容易造成混乱。国家图书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只用“稿本”一个概念，将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情况，通通包容在“稿本”概念里边。而对由别人誊清的书本，则以“写本”或“抄本”称之；别人誊清作者自己亲笔修改的书本，则仍以“写本”或“抄本”称之，紧接着于其后注明某某校改。 写本 写本是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人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了。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其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于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其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著作，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其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 抄本 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之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 刻本 刻本，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及《经典释文》。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兴，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在发展过程中，因时代不同，又有宋、辽、西夏、金、蒙古、元、明、清刻本的不同称谓；因地域不同，又有浙刻本、蜀刻本、闽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细分，又有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崇化本、平水本、眉山本等不同称谓；因出资和主刻性质不同，又有官刻本、私刻本、家刻本、自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区分，又有内府本、监本、府州军本、仓台本、计台本、殿司郎局本、公使库本、郡斋郡庠本、兴文署本、广成局本、行中书省本、各路儒学本、书院本、司礼监本、经厂本、藩府本、布政司本、廉访司本、殿本、局本等不同称谓；因刻版形态不同，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技术不同，又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早晚不同，又有初刻本、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总之，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刻的书本，就可题为某某时代、某某地区、某某单位、某某部门刻本。 活字印本 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均称活字印本。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南宋的周必大，蒙古太宗十三年至海迷失后三年(1241-1250)时期的姚枢，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李瑶、二十四年(1844)的翟金生，都曾依据毕昇泥活字印书的原理，自制泥活字，实践并光大了泥活字印书的创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农学家王祯又制成了木活字，并印刷《旌德县志》。此后，木活字发展较快，非但有汉文木活字，还有西夏文、回鹘文木活字。进入明、清，木活字书普遍流行，江南各省的祠堂常用木活字排印宗谱。还出现了串乡走镇专为人排印家谱的谱匠。明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北京朝廷发行的“邸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清代无论官署、私宅、坊肆，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规模最大的是乾隆时期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凡134种。金属活字包括铜、锡、铅活字，其中以铜活字印书较多。明朝弘治、正德时期无锡华、安两家的铜活字印书最有名，清雍正年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著录活字印本，就要根据不同材料的活字，采取不同的著录称谓，如泥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等。 官刻本 官刻本是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版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县、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但在著录实践中，历来不采用“官刻本”这种称谓，而是将其分解，具体著录。国子监刻的书就称为国子监本，公使库刻的书就称为公使库刻本，经厂刻的书就称为经厂刻本，武英殿刻的书就称为武英殿刻本等。 坊刻本 坊刻本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唐代已经出现，至两宋而兴盛。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开有很多书坊、书斋、书轩、书林、书堂、书肆、书棚、经籍铺、纸马铺等。四川、两湖、江、浙、皖、赣、闽，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等，也都有很多书坊。元代四川书坊衰落，山西平阳(今临汾)书坊兴起，福建书坊继续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印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但在版本著录的实践上，一般不使用坊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唐刻《陀罗尼经咒》，便著录为“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本”，《十七史》便著录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等。 私宅刻本 私宅刻本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私宅、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崇尚，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但在版本著录实践上，一般并不使用私宅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宋黄善夫家塾之敬室所刻的《史记》，便著录为“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宋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便著录为“宋蔡梦弼东塾刻本”；宋蔡琪家塾之敬室刻印的《汉书集注》，便著录为“宋蔡琪家塾刻本”；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印的《韩柳集》，便著录为“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元代天历间褒贤世家家塾刻印的《范文正公集》，便著录为“元天历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 家刻本 家刻本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家刻本与私刻本性质不同。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一种是自备木板，召雇刻印良工上门，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版都归自家所有，自家收藏。故古书雕版处与藏版处不全都一致。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 自刻本 自刻本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从出资的角度看，与家刻本性质近似；从所刻书的作者看，则与家刻本绝然不同。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在本家族中，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五代以后，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自刻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者自己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施刀镌印；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还要自己写样上板，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刻印精良，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版，就更为珍贵。清代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他自己写样上版雕印的自著《板桥集》，堪称艺术珍品。 监刻本 监刻本亦简称监本，指历代国子监刻印的书本。国子监，亦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朝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九经》全部刻完，前后历时21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国子监祭酒尹拙奏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经典释文》，刻板印行。宋代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和刻印范围，都比五代时要大得多。景德二年(1005)，距建国仅40余年，经、传、正义皆经过校勘，刻板印行。所集书籍版片10万余块。到北宋末年，正史亦由国子监全部校刻行世。南宋国子监所刻的书并非都是本监所雕，很多是本监校勘后下各地镂版。如《七经正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诸书，都是由杭州镂版进呈。宋代国子监除主刻正经、正史外，还以医方一字差误，其害匪轻，故重要医籍也由国子监分官详校，镂版颁行。如《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宋代国子监都曾校刻行世。元代的中央刻书机构是兴文署和广成局，属秘书监，不属国子监，故无监本之称。明代南京、北京都设有国子监，刻书数量甚多。清代纂修校刻书籍多数在武英殿。清代国子监仅刻过极少的书。对于历代国子监所刻的书，均可著录为各时代的国子监刻本。 经厂本 经厂本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经厂是司礼监所属的机构，专管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经、道藏、蕃经等。经厂设掌司4员或六七员。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每二年一班；裱褙匠312名，印刷匠58名，一年一班。嘉靖十年(1531)，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实留12255名，著为定额。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笺纸匠62名，裱褙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笔匠48名，黑墨匠77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为1274名。据极不完全统计，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史、子书、祖训、圣训，以及《四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等内书堂课本，达168种。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印纸精，行格疏，字体大，粗黑口，铺陈考究。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校勘不精，故不为学人所珍重。 内府刻本 内府刻本这个称谓很不科学，很不确切。但历代相沿，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唐代有内府之役，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下设若干监，分管内廷庶务。所谓内府刻本，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实际上，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廷各部门所刻的书本。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均应具体著录，不能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 藩府刻本 藩府刻本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明代270余年中，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受封并且建藩者，共50人。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有的无子封除，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它们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等诸布政行省。 殿本 殿本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据《宸垣识略》记载，武英殿崇阶九级，环绕御河，跨石桥三，前为门三。内殿宇二重，前贮书版。北为浴德堂，即修书处。 局本 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书局为起端，先后有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思贤书局、江西书局、存古书局、皇华书局、福州书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山西书局等相继建立。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还联合协作刻印过一些书，如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等。有些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二十二子》，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史记》，就都很有名。在清末的文化事业上，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在版本著录上则分别具体称为某书局刻本。 聚珍本 聚珍本亦称聚珍版。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 套印本 套印本指数种颜色套印的书本。中国传统的套印技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在一块雕好的版片上刷上不同颜色敷印，所以称为敷彩印法。此法起于何时，很难详考。元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江陵(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其经文及卷尾无闻和尚注经图中的灵芝等，均用朱色刷印，注文用墨色刷印。表明14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有了敷彩印刷的作品，而且迄今仍流存于世。 在套色印刷的启发、推动下，将这种技术继续深化，施于版画，恒版印刷技术出现了。“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块木板，犹如饾饤，故称饾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图画。这样印出的作品颜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与原作无异。在饾版技术兴起的同时，拱花技法也出现了。“拱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压印，令纸面拱起花纹，使翎毛、山水凸现在纸面上，看去更富立体感，更具真实性。像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所有上述这些套印出来的书，都可称为套印本。且几色套印，就称几色套印本。惟朱墨两色套印，国家图书馆习惯上著录为“套印本”，其他各方面的人习惯上多称为“朱墨套印本”。 百衲本 百衲本，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义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王隐《晋书》说“董威辇于市，得残缯辄为衣，号曰百衲衣”。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唐济公者号善琴，乃自聚灵材为之，曰百衲琴”。蔡君谟《画锦堂记》说“每字作一纸，裁截布列，连成碑形，谓之百衲碑”。足见“百衲”具有杂拼之义。故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而成的书本，也就名为“百衲本”了。 书帕本 明代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官员朋友之间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当时将这种书就称为“书帕本”。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证《金台纪闻》评论元、明刻书优劣说：“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入谓之学租，以供师生饩廪，余则刻书。工程浩大者，则数处合力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明洪武初年，将此项学租皆收归国子学，故县学、书院缺乏余资，刻书已不精审。隆庆、万历间，承嘉靖余风，皆喜刻书。但大率刻而不校，甚或妄加删削，以之馈遗当道官员，附之一帕，故有一书一帕之称，是为书帕本。”可见书帕本是明代例行官样礼品，只注意表面装潢，不注重文字内容。 巾箱本 巾箱本，指古时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箧。《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五“王母巾箱”条引《汉武内传》，说帝见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书，盛以紫锦之囊。晋葛洪《西京杂记》后序说：“洪家遭火，书籍殆尽，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齐·衡阳王均》说他“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南宋戴埴《鼠璞》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萧均)手写《五经》置巾箱中。”可见无论是手写本书，还是刻印本书，只要是开本较小，于随身携带的巾箱小箧中能够装下，就都可以称为巾箱本。在实践上，与袖珍本概念极难区分。 袖珍本 袖珍本亦指开本较小，便于随身携带的书本。其取义，盖因其开本极小，可藏于怀袖中携带。清代内府刻书集中在武英殿进行。历年雕印经、史所用版片极多，这当中有不少裁截下来的小块木料或版片。“高宗以校镌经、史，卷帙浩繁，梨枣解材，不令遗弃，仿古人巾箱之式，刻袖珍版书。”后世将当时遵照高宗旨意，于乾隆三十年(1765)用零材短板刻成的小版框小开本的《古香斋十种》，就称为袖珍本。直到今天，对小开本书仍常以袖珍名之。 初刻本 凡第一次镌刻的书均可称为初刻本。 重刻本 重刻本是相对于原刻本而言的。凡确知一书是重刻于某本，方可称为重刻本。然其情况复杂，与初刻本相关，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能随便运用重刻本的概念。且重刻与翻刻(覆刻)意义相近，容易混淆。重刻本就是将经过校勘的底本重新雕刻，其行款版式可与原底本同，也可以不同。翻刻虽也是重刻，但翻刻则是依底本原式照翻，非但行款字数一仍其旧，甚至讳字、刻工姓氏也照样翻雕。所以在运用重刻本称谓时，一方面要注意它是重刻某本，一方面还要注意它是否为翻刻。 翻刻本 翻刻本也称覆刻本。 影刻本 影刻本是以某一版本为底本，逐叶覆纸，将原底本的边栏界行、版口鱼尾、行款字数等，毫不改变地照样描摹或双勾下来，然后将描摹好的书叶逐一上版镌雕。这样雕印出来的书，因为版样是影摹下来的，对于那个原底本来说，就称为影刻本。影刻本书多发生在影刻宋元本书上。因为宋元本书传至明末清初，已属罕见。为了保存传本，流布久远，便常常采用这种影刻的办法。由于它能保持原底本的风貌，故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 重修本 重修本也称为修补本或修补版。古书版片由于多用梨、枣等硬木，故可流传使用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其间由于屡经刷印或遭受其他灾害，又很容易造成版片的缺损，所以再要进行刷印时，对其中缺损的版片就得重新加以修补。用这种修补过的旧版片刷印的书，在版本著录中就称为“×朝××年××人刻×朝××年重修本”。经过修补的版片，因为时代、刻工、技术的不同，呈现出来的版框、版心及字体风格等，与未经修补的就不尽相同，甚至墨色也显得不同。所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重修本运用在家乘、地志等书时，要特别注意其另外的含义。中国地志之书浩如烟海。每换一任或几任地方官，就常常重修一次该地的方志，载入风土民情、山川地理、物产资源、名胜古迹、建置沿革、地亩四至、先贤仕宦、历朝贡举等新内容，以便掌握该地情况，实施封建管理。但有时因初修不久，有时因财力不敷，没有必要或没有能力另纂新志时，也常常修补旧志版片，或在旧版片的相应内容下增刻新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别著录：只是修补旧版重新刷印的，应著录“×朝××年刻××年重修本”；若是在旧版本相应内容下增刻了新的内容，就得著录为“×朝××年刻××年增修本”。在著录志书重修本和增修本时，还要特别注意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这是极易发生混乱的地方。就是在版本著录为“重修”或“增修”的两种情况下，其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都只能是原来纂修的时代。若是志书书名前已明确冠有“重修”字样，则这里的重修决非重新修补版片之义，而是此志已经重新纂修之义。 递修本 凡一书版片经过两次及两次以上修补而重新刷印出来的书本，均可称为×朝××年刻×朝××年递修本。这种递修重印的古书在现存的中国古籍中为数还不少。有名的如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的《六经正义》，多数到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就曾两次递修重印过。又如南宋绍兴年间蜀中眉山地区所刻的《眉山七史》，其版片元代以后递有修补。明洪武年间版片移入南京国子监，一直到正德、嘉靖、万历时，还曾修补重印。到清代顺、康、雍、乾时，这套版片还存贮于江南布政使司衙门库中，嘉庆时才毁于火。明南京国子监刻的《玉海》，其版片自正德、嘉靖以后即屡经递修。万历十六年(1588)赵用贤、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振玉、乾隆三年(1738)熊木，都曾修补重印。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递修本。 朱蓝印本 朱蓝印本，是指古代书版雕完，在正式刷印之前常要试印，以检查是否有错字和着墨是否均匀，以便进行修整。这时使用的颜色常用红或蓝色，目的在于醒目，便于发现版面上的问题。此种试印的书，红颜色者，就称××刻朱印本；蓝颜色者就称××刻蓝印本。这种印本因为是新版初试，字画清晰，刀法剔透，初印精美，加上印数少，传世罕，历为版本家和藏书家所看重。 四库底本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卷帙浩繁的大丛书，共收3507种，79337卷。在开馆纂修前及整个纂修过程中，广征天下遗书，故从全国各地进献的图籍数以万计。书到北京，全都送到翰林院点收，加盖翰林院关防，以备选用。有人将这些都称为四库底本，这是不对的。确切的概念，四库底本指的是被《四库全书》收入而作为誊抄底本的那些书，而不是指进过翰林院，钤有翰林院关防，实际却未被《四库全书》录入的书。

　　世界各大博物馆里珍藏着许多举世无双的中国文物。她在外国博物馆以无比高贵的姿态，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言人，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偶象。下面简略介绍如下：

　　一、亚洲

　　日本：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最大的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内设有“东洋馆”，整个二楼五个展室都陈列中国古代美术品，其中不少是陶瓷，从原始彩陶到唐宋以后的陶瓷等，应有尽有。比如，该馆珍藏古建盏，产自闽建阳市水吉，是镇馆之宝。就甲骨片而言，日本是收藏最多的国家，在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13000片。馆内的9万多件藏品中，包括有上万件中国文物，上自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玉器、唐宋元瓷器，下迄清代的瓷器字画，可谓无所不包。马远的《洞山渡水图》《寒江独钓图》，梁楷的《雪景山水图》;《李白行吟图》《六祖截竹图》李迪的《红白芙蓉图》等等都是旷世名作。此外，日本各地上千座博物馆收藏有中国文物，珍品也是数不胜数，数量估计在数十万件。

　　据《日本侵华对文物的破坏》一书介绍，战后日本归还了一部分战时掠夺的文物，有158000多车，其中有2000多件是比较珍贵的，但这只是很少的部分。此后由于多种因素我国没有再继续追讨。

　　值得一提的是，东京国立博物馆曾举办了“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展览。是把全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不仅是完整的器物，也包括陶片，从全国搜集后，汇集展览，引起了人们极大兴趋。其中有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建窑的瓷器等。

　　京都国立博物馆的本馆，主要用于举办各种专题展览。馆内所藏1万余件珍贵文物，定期轮换站出、展出。京都国立博物馆本身，也是日本的国家重要文物保护单位。其中陈列着大量的龙泉青瓷。铭记有“顾氏”二字的明代著名龙泉匠师顾仕成一件直径约4寸5分的瓷碗，就珍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内。

　　日本奈良市的法隆寺珍藏了唐代越州窑的四耳青瓷药壶，高8寸7分，直径4寸5分，曾为天皇所使用。当这一稀罕的宝物在1939年于奈良市博物馆公开陈列时，前往参观的人群如山如海。

　　伊朗：伊朗阿特别尔寺在伊朗古都大不里士以东的阿德比尔镇。1611年曾将珍贵的1600多件中国陶瓷献给神庙，现归德黑兰考古博物馆收藏的，仍有8O5件。藏品中除有元青花重器达20余家件外，尚有北宋、南宋、元龙泉瓷、景德镇印花白釉小足器、蓝、黄、酱釉及各时期青花瓷、斗彩瓷、粉彩瓷等。是世界上知名的博物馆。

　　土耳其：托普卡比宫收藏的陶瓷约1万件。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产的，仅浙江元龙泉青瓷就有1500余件。其中大盘、碟子、碗等器皿质量异常精妙绝伦，也有大罐。清代的瓷器约4000件。完整的至正型的元青花重器在世界上为数不多，据说总共不过300件左右，但仅在这里就集中了8O余件。这些藏品中元青花琢器就40件，其器型硕大、通体满绘、色泽艳丽浓翠，堪称世界之最，为国内出土器罕见。如80厘米的葫芦瓶就有二个。这里藏的元青花器有一种震撼力，当你第一次看到它时会都被迫得往后退。这些元青花从缠枝牡丹、龙凤麒麟，到“萧何月下追韩信”、“昭君出塞”……元青花可谓无所不绘。该博物馆已成为世界上收藏中国元代完整的青花瓷最多的一个博物馆。

　　菲律宾：

　　桑托斯、洛克辛和罗伯特·维拉诺克等三个博物馆藏有中国瓷器约7万余件。菲律宾人历来珍视中国瓷器，据说只在节日时，才将埋于地下的瓷器取出来用，用后又再深埋地下，所以出土的瓷器大多是完整的；品种有越窑系刻花青瓷；龙泉窑刻花盘、晚、花瓶、酒壶等；福建泉州、德化的刻花青白瓷、青白褐斑瓷以及福建的建盏。元代瓷器出土数量最多，主要是景德镇产品，有青白瓷、青花、釉里红瓷等品种。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博物馆收藏500O多件陶瓷藏品中，绝大部分都是中国汉代到明代的产品，这些藏品都是从印尼各地收集来的。在东南亚各国博物馆所藏的明代陶瓷中，雅加达博物馆是首屈一指的。其中有明代的斗彩、三彩、五彩、白地青花瓷器，器型有书“金玉满堂”四字的盈尺大碗，也有图绘仕女栩栩如生的万历五彩大尊。有书阿拉伯文字的白地青花大盘，盘中绘双龙朝日，次为五火云奔马，边缘画阿拉伯故事。有书阿拉伯文字的三彩大盘，这是元末明初德化窑产品。还有书阿拉伯文字的白地青花中碗，碗底有“成化年制”的款识，也是德化窑烧造的产品。

　　马来西亚：

　　吉隆坡国家博物馆珍藏一批中国明代瓷器，大部分是景德镇的产品。比如，一件12寸大盘，内画葵花、如意，边画八宝、长春花，外画梅鹊，底款书篆字“富贵佳器”。一件8寸康熙中盘，内画山水，边画水草花鸟，外画梅鹊；环以金钱带，外画缠枝花。一件5寸中碗，内画山水，边画水鸟，底款书“大明嘉靖年制”。一件4寸康熙小碗，内画鸳鸯水草，边画荷花，水草，水鸟，外甜白，底款篆书“福”字。是目前所知出土中国瓷器最多的地区。

　　沙捞越博物馆收集出土的陶瓷标本100多万片。 其中福建德化、安溪磁灶等窑的青瓷、青白瓷、白瓷等。

　　韩国：

　　汉城博物馆把在南朝鲜出土的中国瓷器收集到一起，为研究中国对南朝鲜瓷器文化带来的影响提供了条件。藏有从汉代到清代的青瓷、白瓷、唐三彩等中国瓷器5000余件，其中的最早的中国白瓷灯盏、晋代青瓷羊为馆藏之宝。此外，汉城博物馆还藏有一定数量的敦煌遗书。

　　巴基斯坦：

　　拉合尔博物馆该馆辟有中国文物陈列室，展出约7O00余件中国文物，其中不少是陶瓷。卡拉奇国家博物馆也收藏了不少中国陶瓷。其中有晚唐时代越州窑青瓷水注和长沙烧制的施黄褐釉的陶器。拉合尔博物馆该馆是巴基斯坦目前最大的艺术性博物馆。

　　新加坡：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收藏各地出土的瓷器碎3000余千件。青瓷以越窑青瓷为主，并有宋、元、明三代的龙泉窑青瓷。青花是景德镇产品，有明代永乐、宣德年号的高足瓷片约30件。

　　南洋大学李光前文物馆搜集和保存有丰富的中国陶瓷，其中有高80毫米的宋德化桶形白瓷罐，直径141毫米的明德化粉绘白瓷盒，直径46毫米的明德化印花白瓷盒，高119毫米的明德化狮头双耳白磁瓶。均为馆藏珍品。

　　泰国：

　　曼谷博物馆收藏中国明代瓷器200余件，比如，大明年制款青花大碗，红色描花小罐带金装饰盖、贴金小罐等。特别是出土的绿釉帆船形明器，更是研究中国造船史的宝贵资料。

　　越南：

　　河内博物馆收藏的中国陶瓷，以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花瓷为多。尤其是在青瓷方面，有北宋的多嘴罐形青瓷瓶。元代的花瓶、大盘等物，该馆还收藏有中国汉代陶器。

　　阿曼苏丹：

　　马斯喀特博物馆藏有中国古瓷3千余件。其中一件元青花飞凤牡丹纹瓷是马斯喀特老城博物馆的镇江馆之物。。

　　伊拉克：

　　巴格达阿尼亚西多博物馆，收藏有中国陶瓷2500余件，其中有珍贵的元青花、宋代龙泉窑青瓷和元代、明代龙泉窑青瓷。

　　二、欧洲

　　法国

　　卢浮宫 ,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塞纳河北岸，是巴黎的心脏。它的整体建筑呈“U”形，占地面积为24公顷，建筑物占地面积为48公顷，全长680米。在瓷器方面，以收藏亚洲艺术品著称的法国集美博物馆收藏最佳，馆里的瓷器从中国最早的原始瓷器一直到明清的青花、五彩瓷，各个朝代各大名窑的名品应有尽有，且多为精品。敦煌遗书在我国国内仅存2万件，仅占三成，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有6000件；卢浮宫是世界上最著名、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是举世瞩目，艺术殿堂和万宝之宫。1793年8月10日，卢浮宫艺术馆正式对外开放，成为一个博物馆。其门口的金字塔形建筑就是华人设计师所设计。从那时起，这里的收藏不断增加，包括拿破仑掠来的艺术品。总之，如今博物馆收藏目录上记载的艺术品数量已达四十万件之多。，从古代埃及、希腊、埃特鲁里亚、罗马的艺术品，到东方各国的艺术品，应有尽有。馆藏中国历代陶瓷器约4万件。几乎涵盖了中国各时期的陶瓷。有些甚至为国内罕见，尚还有一些为孤品。卢浮宫已成为世界著名的陶瓷馆。

　　巴黎国立图书馆馆内目前收藏的圆明园艺术珍品主要有：由清代宫廷画师沈源和唐岱共同绘制的绢本《圆明园四十景图》；宫廷画师沈源和孙佑刻版的木刻本;《圆明园四十景图》宫廷画师伊兰泰制作的海晏堂等西洋楼铜版画四十幅；郎世宁绘制的宣扬乾隆皇帝武功的《格登鄂拉斫营》以及《圆明园菊花迷宫图》;等。《圆明园四十景图》局部巴黎东方博物院清末外交官薛福成在其《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中记述：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他在巴黎东方博物院中国展室中发现“有圆明园玉印二方。一曰：‘保合太和’，青玉方印，稍大；一曰‘圆明园印’，白玉方印，稍小”。巴黎集美博物馆馆里的瓷器从中国最早的原始瓷器一直到明清的青花、五彩瓷，各个朝代各大名窑的名品应有尽有，且多为精品。馆内还收藏有圆明园艺术品珍品：郎世宁绘制的《乾隆肖像》，是乾隆皇帝41岁时的坐像，乾隆身旁站立两位大臣，人物极具神韵，为中国与欧洲绘画技艺相结合的佳作；乾隆百花瓷瓶，陀螺状，造型精美，画法上乘，瓶上的花卉图案种类各异，绚丽多彩、万紫千红，非常美观，是乾隆时代的艺术珍品。

　　枫丹白露，原意为“蓝色之泉”，在巴黎东南90公里处，周围有2500公顷的森林，自古这里就是狩猎、避暑的胜地。法王路易六世时期(约公元1137年前后)，这里最早开始兴建宫殿。经过几代帝王的不断扩建，枫丹白露宫日益完善并富丽豪华起来。枫丹白露宫中的中国馆是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欧也妮王后建立的。兴建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存放抢自圆明园的文物—1860年英法联军劫毁圆明园后，侵华法军司令孟托邦把从圆明园抢劫来的所谓战利品敬献给拿破仑三世和欧也妮王后。目前，这里收藏的中国历代名画、金银首饰、瓷器、香炉、编钟、宝石和金银器也有3万多件。

　　另外巴黎的吉美博物馆，收藏有中国历代陶瓷器1万余件。陶器有自甘肃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壶、两汉的陶桶、北魏的骑马俑至唐三彩器等。瓷器有晋朝的盘口瓶、南北朝的渣斗、唐朝的白釉碟、宋哥窑洗。钧窑玫瑰紫洗、花盆等，元代的青花扁壶是其精品。明代的瓷器、清三代的青花瓷器就数不胜数。

　　英国：

　　不列颠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在伦敦的鲁塞尔大街上，面积较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小，但展出面积也较故宫博物院为大。原来是私人捐赠的图书馆，1754年购买现址的蒙塔古大厦为馆址，1759年首次向公众开放。1823年英王乔治四世在蒙塔古大厦基址上修建了现在的古罗马式大厦，并捐赠了许多皇家藏品，成为今天的大英博物馆。

　　不列颠博物馆的文物收藏可谓广博，不列颠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最精。堪称一座世界历史博物馆。人类文明发源地巴比伦、印度、中国和希腊的珍贵文物比比皆是。中国的瓷器琳琅满目。由香港巨富徐展堂先生捐赠125万英镑辟设中国艺术馆，这里收藏了很多中国瓷器。就敦煌宝藏而言，而今敦煌遗书在我国国内仅存2万件，仅占三成；藏于不列颠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有13700件。藏于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近2000件几乎中国有什么它就有什么。太厉害了。有的展品甚至在我国故宫都没有。这些东西大部份是八国联军掠去的。圆明圆的珍宝有一半都藏在该馆。该馆大概是中国以外最大的中国陶瓷馆了。1860年，英军从圆明园中所劫走的文物一部分献给了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另一部分被拍卖。献给女王的圆明园文物存放在大英博物馆。其藏品目前已接近700万件。

　　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包括，青铜器、陶瓷器、书画、玉器、雕刻品等，共计23000余件，有许多是珍品、孤品。比如，清代乾隆帝的心爱藏品、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唐代摹本最为引人注目，而精美的商周青铜器和上世纪由斯坦因(被指“敦煌盗宝第一人”)带往英国的大批敦煌文物，也是极其重要的珍品。顾恺之《女史箴图》局部书画：顾恺之《女史箴图》唐代摹本、李思训《青绿山水图》、巨然《茂林叠嶂图》、李公麟《华岩变相图》、范宽《携琴访友图》、燕文贵《群峰雪霁图》、苏轼《墨竹图》、马远《山水再游图》等。青铜器：商双羊尊、西周康侯簋、邢侯簋等。

　　不列颠图书馆中国珍贵文献和古籍6万多种，其中有中国波罗蜜佛经最早版本《永乐大典》;45卷及甲骨片、竹简、刻本古书、敦煌藏经(包括刻版印刷的《金刚经》和地图。法国枫丹白露宫在西方博物馆中，收藏和展览圆明园珍宝最多最好的要数法国的枫丹白露宫，宫中的中国馆可以说是圆明园在西方的再现。英国的维多利亚博物馆和剑桥、牛津、普雷斯顿、爱丁堡等博物馆仅收藏福建德化瓷器就有近300件，其中维多利亚博物馆就有60件。

　　伦敦维多利亚——艾伯特博物馆 在英国博物馆珍藏着皮尔先生于1731年12月10日在广州签署的订购中国瓷器的发货单。发货单上有100种不同样式的青花瓷碟约25O件；按订货方要求装饰玫瑰釉家族纹章的瓷器约450件。另外，还有花瓶、咖啡壶、大碗等。

　　德国：

　　卡赛尔朗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中国青瓷碗，上有卡泽伦博格伯爵（1435--1455年）的纹章图案，是现存欧洲最早的有年代的中国明代瓷器，几百年来一直是该家族的传家宝。

　　德累斯顿博物馆收藏的12个中国青花大花瓶还有一段奇闻：1757年4月，萨克森的选侯奥古斯特二世，十分喜爱收藏中国瓷器，对他的邻国普鲁士威廉国王的妃子收藏的中国瓷器羡慕不已。威廉国王又喜欢身体强壮的大个子士兵。于是，奥古斯特派人游说，用自己的四队近卫军换取了威廉妃子的12个青花大花瓶。因而这些花瓶也被称为近卫花瓶。

　　俄罗斯：

　　冬宫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博物馆之一。该宫由著名的建筑师拉斯特雷利设计。正如人类历史上其它著名的宫殿一样，该宫殿自从建成以来一直备受劫难。冬宫初建于1754至1762年间，1837年被大火焚毁，1838至1839年间重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再次遭到破坏，战后被精心修复。宫殿共有三层，长约230米，宽140米，高22米，成封闭式长方形，占地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超过46万平方米。冬宫的四面各具特色，但内部设计和装饰风格则严格统一。四角形的建筑宫殿里面有内院，三个方向分别朝向皇宫广场、海军指挥部、涅瓦河，第四面连接小埃尔米塔日宫殿。共有中国各个时期的陶瓷珍品近5000件，基本上反映了中国陶瓷工艺发展的概貌。其中不少珍品是沙俄从我国掠走的因而该馆藏品异常丰富。如敦煌遗书在我国国内仅存2万件，仅占三成，而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就有12000件，多为珍本孤本。次外，国宝明天启针灸铜人也是被沙俄从我国故宫掠走的。

　　瑞典：

　　东方博物馆收藏有在西方算最全最好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这是因为瑞典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安特曾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当时的中国政府请他将新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和周口店古人牙齿等古物标本带到瑞典鉴定、研究、确定牙齿属5万年前的中国猿人。带去鉴定的出土陶器则由中国政府作为赠品留给了瑞典。加上后来陆续收集的，藏品包括了庙底沟、马家窑、齐家坪、马丁、辛店、半山等地出土的代表着新石器时代几个重要文化时期典型面貌的各类彩陶、灰陶、黑陶作品今年是故宫博物院80周年华诞，也是中国和瑞典建交55周年，瑞典派出以王储维多利亚公主为首的访华团，并精心策划，挑选了165件从沉船“哥德堡“号上打捞上来的中国瓷器访华，并在故宫展出。

　　这批瓷器05年9月9日到京，在伦敦一家国际保险公司投保，保额约达2500万人民币，这在艺术品保险当中首屈一指。于2005年9月26日起举办“瑞典藏中国陶瓷展”。展出的181件（套）文物中，有165件是打捞上来的。其余的瓷器是瑞典各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外销的瓷器。12月26日展览结束后，“粉彩孔雀牡丹纹汤盆”、“黑彩描金花卉大碗”、“粉彩描金帆船纹大盘”等18件精美的瓷器，将由此次展览的赞助商之一—沃尔沃公司无偿捐赠给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总价值达50万元人民币，体现了中瑞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东方博物馆还收藏有从战国到明代的数百件俑，最大的高1米多。该馆收藏唐三彩作品也很多，有官吏、商人、马夫、宫女、舞伎以及胡人形象，以女俑为最多，还有动态异常生动的马与骆驼形象。其收藏的陶瓷精品，展厅也是按年代系列陈列的，从汉代铅釉陶壶、鼎、俑、唐三彩等各式冥器，到中国古代四大名窑的精品，瑞典清代在中国烧制成套瓷器20万件以上。其中3万套有瑞典贵族家微。这些瓷器，很多都收藏在该馆里。

　　瑞典哥德堡历史博物馆收藏中国明末、清初的景德镇外销瓷。分纹章瓷、人物画瓷、船舶图花卉图几类。外销瓷中的花卉多是摹仿欧洲花卉画家的作品。2006年瑞典仿古帆船哥德宝号访问了广州、上海等城市。

　　葡萄牙：

　　里斯本博物馆收藏印有曼纽埃尔一世纹章的中国生产的青花不多，但精品不少。

　　比利时：

　　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历史博物馆里，收藏着一些精美的瓷盘。

　　丹麦：

　　哥本哈根博物馆里仅收藏中国福建德化瓷器就有26件，其中有的是康熙青花瓷。

　　挪威：

　　奥斯陆博物馆收藏中国福建德化瓷器约十件。

　　波兰：

　　华沙国家博物馆远东部收藏中国陶瓷共约5OO件。

　　三、非洲

　　肯尼亚：

　　杰萨斯堡博物馆收藏了很多肯尼亚各地出土的中国古瓷，达200件。其中，明代瓷器较多。比如，缠枝莲花卉纹碗、秋雁花草纹碗、塔楼亭石纹碗、鸳央莲池碗等都是中国明代的产品，还有清代康熙时期瓷器近百件。

　　埃及：

　　开罗博物馆藏有中国陶瓷残片12万片。这些残片有唐到宋初越窑系青瓷，唐到明白瓷，宋元龙泉青瓷，元青花，以及明清两代青花彩瓷，还有唐三彩。

　　摩洛哥：

　　非斯博物馆藏有6件方形彩绘中国明代五彩瓷，这些瓷器是在摩洛哥出土的。

　　四、北美

　　美国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是美国最大的博物馆，建于1880年，整个博物馆是一幢大厦，占地8公顷，为北京故宫博物院的1/9，但展出面积很大，不下24公顷，反而是故宫博物院的两倍。仅画廊就有200多个，藏有365万件各类文物和艺术品。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背依纽约中央公园，闹中取静，环境幽雅。然而，在建筑上没有体现出美国人的创造性，高台阶、大廊柱，与任何一座标准博物馆一样刻板、单调。但展出内容却丰富多彩，体现了资金足、气派大的美国风格。整座的2460年前的埃及古墓移置在馆内专建的大厅中巨型玻璃罩里，令人叹为观止，可谓镇馆之宝。被认为科学技术最发达的美国，对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浓厚兴趣，实在发人深思。可能由于美国历史很短，博物馆的主办者不满足于单件展品的陈列，而是充分利用雄厚的财力，制造一些风格迥异的环境来让人怀古。

　　大都会博物馆展出面积极大，在艺术上却难称登峰造极。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德化古代陶瓷就有8O多件，其中还有德化著名陶塑家何朝宗的早期瓷雕达摩象作品。

　　馆内收藏的康熙玉如意，为圆明园散失的艺术珍品之一。它由一块名贵的白玉雕刻而成，长近半米，白中透绿，被雕刻成多孔真菌形状。手柄顶部有“御制”两个大字，下部刻铭文：“敬愿屡丰年，天下咸如意。臣吴敬恭进”。当年它被英法联军抢走后，又在巴黎拍卖会上被拍卖，最后入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波士顿美术馆该馆以东方艺术品著称于世，现藏有中国和日本绘画5000余幅。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宋、元时期名画，如保存完好的唐张萱。《捣练图》，宋代摹本、宋徽宗;《五色鹦鹉》;张萱;《捣练图》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圆明园艺术品主要有：郎世宁绘制的《乾隆帝后和十一位妃子肖像》，画中的青年时代的乾隆皇帝英姿飒爽，栩栩如生。这幅画乾隆只见过3次，即绘制完成之时，70岁时和他退位之际。

　　芝加哥美术馆该馆的东方部以收藏中国青铜器而为世人瞩目。最让人震惊的是一件战国提梁孟。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这是一座以收藏亚洲文物尤其是中国文物为主的博物馆。其中陶瓷部有2000多件，始于新石器时代，迄于清。玉器部有1200多件，为世界上收藏中国玉器最丰富的博物馆。青铜器部约有800件。明尼阿波利斯澳克艺术中心收藏有一座原藏圆明园的乾隆大玉山子。这是一块含有绿色和白色的玉石，能放射清冷的灰绿色光泽，在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被雕刻成一座高峰深谷的玉山。山崖下露出亭台殿阁，小路和下面的山脊上有几组浮雕人物，房前有一个百合花环绕的池塘，极为壮观而精致。在峭壁之上，还刻有乾隆皇帝御笔临摹王羲之的。《兰亭序》挪威伯尔根实用艺术博物馆其中一处展厅摆放着几千件中国文物，这些文物仅出自挪威人蒙茨的捐献。1887年蒙茨来到中国，在中国海关任职，后又担任了袁世凯的骑兵团长、参谋长等多个职务。蒙茨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收集了两千五百多件中国文物。该馆藏品中最不寻常的是圆明园的石雕，在一层的整个陈列室中，几乎全部是雕刻精美的圆明园建筑石构件，有残断的柱础、栏杆、望柱、石像，在大厅的墙壁上还挂着一幅印在白布上的圆明园海晏堂铜版画。从上面还能认出部分石雕原来所在的位置。这座展厅被命名为“圆明园展厅”。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近500幅。

　　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馆是致力于古代东方艺术的一个博物馆。该馆收藏了很多中国古代陶瓷器。其中一件举世闻名的商代白陶，陶质细腻，纹饰精致。商代的白陶器在国内仅存残片。这件是流散在海外的唯一完整的器皿。

　　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代绘画就有1200余幅。美国共收藏有中国古籍善本3000多种，家谱2000多种。

　　在塞勒姆的航海博物馆收藏有一件中国瓷盘。关于这件珍贵的中国瓷盘的由来是这样的：19世纪初，塞勒姆的“塞勒姆的友谊”号在所有美国的船舶中占居首位。这艘建造于1815年的船，尽管吨位不大，但以快速航行而闻名世界。它曾航行到过广州。美国的画家为这艘船画了一幅水彩画。大约在1820年，广州的瓷器画家根据这幅水彩画在一个直径十英吋的瓷盘上也描绘了这艘船，上写船的英文名字，远处还隐约地出现三艘小船，显然是运用了西洋绘画的透视技法。现在，这块瓷盘已成为研究美国18、19世纪航海、远东贸易、造船、绘画等方面的宝贵资料。

煌煌荆楚吟·庐山之旅·庐山·儒家文化的辉光

庐山是中国古代文化重地之一，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这里有中国最早的书院——白鹿洞书院，其前身为南唐升元年间所建“庐山国学”在宋初所改名者，居于宋代四大书院之首。后儒朱熹在此讲学，振兴了儒家的这一教育中心，其规模与学术水平被誉为“海内第一”，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老峰山腰白石寺，原为“李氏山房”，宋代著名学者李常曾在此苦读，抄书九千余卷，被称作庐山上的“宋代图书馆”，在历史上享有盛名。

朱熹重振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在五老峰东南麓海会寺下方，距星子县城十余里。据洞志记载：“白鹿洞者，唐李渤读书处也。唐贞元元年(785)渤与其兄涉，俱隐庐山，渤养一白鹿甚驯，行常以之自随。人因称为白鹿先生。”传说李渤在此日夜苦读，五老峰的一只仙鹿受到感动，离群来此，陪他读书，为他衔来山参，替他遮挡风雨，还为他到小镇上购买笔墨纸张。待李渤当了刺史，再来访仙鹿时，却已无影无踪。此地四面山峦回合，如在洞中，故人称之为白鹿洞。李渤任江州刺史后，在他隐居之处大兴土林，构筑台榭，遂声名广传。唐代末年，不少学者避乱而来此读书论学，颜真卿之孙颜翠曾率弟子三十余人授经洞中。南唐升元年间(937—942)在此建“庐山国学”，以国子监九经为洞主，聚徒讲学。宋初，白鹿洞改名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

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

书院在宋代大兴，一般在山林名胜之地，有著名学者讲学，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解等多种学习方法，以研习儒家经典为主，间亦议论时政，对学术发展影响很大。因国衰兵乱，南宋时白鹿洞书院已破败不堪，淳熙年间朱熹任南康军守(在今星子县)，多次上书朝廷，积极主张重修，终于得到孝宗的支持。白鹿洞书院修复后，朱熹亲自在此讲学，并重新制订学规。自此鼎盛一时，被誉为“海内第一”，成为书院的典范。

白鹿洞书院规模甚大，俨若山城。原有古典建筑三百六十多间，殿宇书堂、楼台亭榭、莲池小桥、牌坊碑廊，一应俱全。

礼圣殿为书院主要建筑，是当年学生尊孔之殿堂，有吴道子绘孔子像刻在墙上。其旁为慎思园，内有一棵老态龙钟的桂花树，传为朱熹手植，树旁碑上有“ 手植丹桂”字样。丹桂院有小路通碑廊，壁间石刻一百三十余块，内有朱熹手订书院学规，历次修建文及名人书法。其中名贵者以紫霞真人所书《游白鹿洞歌》为最，县志载，万历九年，有一穷道人来游，向书院诸生借笔墨题诗。童子见此人贫困潦倒之状，未予理会。道人遂拾蒲草于屏壁之上写下了《白鹿洞歌》，因其诗意清新，笔法雄劲，乃刻石传世。歌曰：“何年白鹿洞，正傍五老峰。五老去天不盈尺，俯窥人世烟云重。我欲揽秀色，一一青芙蓉。举手石扇开半掩，绿鬟玉女如相逢。风雷隐隐万壑深，凭崖倚树闻清钟。洞门之外百丈松，千年尽化为苍龙。驾苍龙，骑白鹿，泉堪饮，芝可服。何人肯入空山宿空山空山即我屋，一卷《黄庭》石上读。”自署“紫霞真人编蒲为书”。

白鹿洞书院园林清幽，有御书阁、彝化堂、启圣祠等许多建筑，泉清石秀，古木参天，真乃读书佳处。清代诗人袁枚有《白鹿洞》诗：“少室山人旧草庐，隔朝换作 居。一松门外张华盖，五老云中看读书。白鹿仙踪流水远，青衿灯火讲堂虚。人间何处寻精舍，稷下淹中恐不如。”近代魏源亦写其景并赞朱子之伟绩：“水复山重得洞名，白云深处读书声。参天峰下参天树，谁称松涛万壑清。”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仲晦，号晦庵，别称 ，徽州婺源人(今属江西)。他是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他集理学之大成，为“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死后被追谥为徽国公。人们尊称之为朱子。其书院规范长久施行，对后代影响深远，明清两代被尊为理学正宗大师，是书院祀奉的主要神明。

朱熹博学有为，他在《白鹿洞规》中把治学要点定为：“博学之，审问之，明辨之，笃行之。”这里有个“朱熹吃书”的传说，说他曾讲“白鹿洞书院的第一条学规就讲吃书”。“通常的吃法有两种，一是人吃法，要细细咀嚼，吃出滋味来;一是牛吃法，大嚼大咽，然后反刍”。“只有人吃法，则孤陋寡闻，只有牛吃法又博而不专”。故以二法兼用为好。他主张多思笃行，指出：“古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其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之为学者则反是矣。”他给许多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四书”和《诗经》、《周易》及《楚辞》作了注解，并有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提出不少精辟的见解。一些注解成为后世学子的必读课本，影响极大。他编辑二程遗书，发扬了程颐的理学思想。他讲学的笔记后来被学生们编为《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朱熹强调“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以封建伦理束缚了人性发展，对维护封建专制甚为有利，但其广博的学问还是令人景仰的。“朱子学”成为后来国学的内容之一。在日本，“朱子学”也颇为盛行。明嘉靖年间南康太守王溱，在朱子洞后开凿了山洞，知府何濬又放入一雕刻的石鹿，由此知人们对朱熹和白鹿洞书院的崇敬之情。

后人还在朱熹讲学读书和游览之处建了三十多个亭子，最著名的有“源泉亭”、“自洁亭”、“独对亭”、“风云亭”、“六合亭”、“百花亭”等等，在清泉山石之间，绿树修竹之下，三角、四角、六角、八角、扇形、圆形、梅花形等各种形状的亭子与山水景色互相映衬，可使人联想起这位经学大师与诸学子在园中游乐讲学的风采。如“朋来亭”建在贯通溪边的崖石上，朱熹常与其徒环石而坐，临溪吟咏。“风泉云壑亭”建在读书台西，朱熹与学生常来此观赏风起云涌和泉响沟壑之美景。观亭临风，令人想起朱熹所作诗《次韵四十叔父白鹿之作》：

《儒家文化的辉光》古诗句出处：诛茅结屋想先贤，千载遗迹尚宛然。故作轩亭揖苍翠，要将歌诵答潺湲。诸郎有志须精学，老子无能但欲眠。多少个中名教乐，莫谈空谛莫求仙。

欧阳修与《庐山高》石刻诗

在庐山的九十九盘古道上，有巨大的碑刻《庐山高》，欧阳修作诗，气势磅礴，王守仁书丹，苍劲古朴，可称双璧。黄庭坚对此诗作过很高评价，其跋云：“庐山之美，既备于欧阳文忠公之诗中，朝士大夫读之慨然。”极为钦佩。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江西庐陵(今吉安永丰)人，是北宋诗文革新的文坛领袖，著名古文家，其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畅达而自然。这首《庐山高》是他赠好友刘中允归隐庐山的古诗。刘中允，名涣，字凝之，江西高安人，与欧阳修同时中进士，官为颖上令，刚直不阿，年五十而弃官，归隐于庐山之南星子县(古为南康)的落星湾。欧阳修钦佩他的为人，特为之作《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其诗曰：“庐山高哉，几千仞兮。根盘几百里，嶻然屹立乎长江。长江西来兮走其下，是为扬澜左蠡兮。洪涛巨浪日夕相舂撞，云消风止水镜净。泊舟登岸而远望兮，上摩青苍以暗霭，下压后土之鸿庞。试往造乎其间兮，攀缘石磴窥空谾。千岩万壑响松桧，悬崖巨石飞流淙。水声聒聒乱人耳，六月飞雪洒石矼。仙翁释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尝恶其学幻而言哤。但见丹崖翠壁远近映楼阁，晨钟暮鼓杳蔼罗幡幢。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风吹露湿香涧谷，时有白鹤飞来双。幽寻远去不可极，便欲绝世遗纷庞。羡君买田筑室老其下，插秧成畴兮酿酒盈缸。欲令浮岚暖翠千万状，坐卧常对乎轩窗。君怀磊砢有至宝，世俗不辨珉与玒。策名为吏二十载，青衫白首困一邦。宠荣声利不可以苟屈兮，自非青云白石有深趣，其气兀硉何由降丈夫壮节似君少，嗟我欲说，安得巨笔如长杠。”这真是一首情文并茂的好诗，无怪乎王阳明要书碑刻石了。

欧阳修的故乡在江西省吉安永丰县沙溪，当地有西阳宫，相传欧阳修曾在此读书、讲学。此宫是一座三层大楼，飞檐楼阁，雕梁画栋，甚为壮观，至今保存完好。欧阳修手写的碑文《泷冈阡表》仍保存在宫内。这是在他父亲死后六十年所写的墓表，于皇祐五年(1053)欧阳修护母丧归葬时，从河南颖州带回的青州石镌刻，高23米，一千一百三十三字，文笔清新质朴，书法遒劲，是一件很珍贵的文物。宫内尚有欧阳修半身像一幅。传说在运送此碑途经鄱阳湖时，龙王要见“阡表”，欧阳修便命人将石碑投入湖中，当龙王读到“祭而丰不如养之薄”时，竟拍案叫绝，抓掉了几个字。

欧阳修早年家贫，幼年丧父，在寡母抚养下读书。1030年中进士后，与梅尧臣等友善，曾参与范仲淹等人的革新运动，主张改革吏制，后被贬为滁州太守，又任扬州等地知府。1054年与宋祁同修《新唐书》。1057年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废除空洞华丽的骈文取士制，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英才。欧阳修力倡诗文革命，为唐宋八大家之中心人物，在文坛上有巨大影响。他说他的文章多在“三上”(“马上”、“枕上”、“厕上”)构思吟成。他一生写了五百多篇散文，各体皆备，是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驱。其名篇《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秋声赋》均很有特色，为人们传诵至今。传说他在写《醉翁亭记》时曾将稿本抄了六份贴在各个城门口征求大家的意见，以便改得更好。平时欧阳修每写一文，都要贴在墙上反复吟诵修改，如今此文已修改多次，所以人们都说很好，提不出修改意见。等到傍晚，才来了一个姓李的老人，手拿扁担挑绳，原来是一个樵夫，欧阳修赶忙下堂请教，老人说：“此文句句是实情，就是开头太啰嗦了。”于是欧阳修又把文章开头背诵了一下：“滁州四面皆山也，东有乌龙山，西有大丰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老人说：“停，毛病就在这里。”欧阳修恍然大悟地问：“是不是不必点出这些山的名字”老人点头称是，欧阳修照此修改，只一句“环滁皆山也”即可。后来，他还亲自去老人家茅屋回访，并带去他所要的“欧文苏字”——苏东坡书写的《醉翁亭记》。后来，欧阳修到扬州做太守时，还曾请李老到平山堂去喝过两回酒哩。为纪念欧阳修，江西永丰县恩江镇在南宋年间建了一座“状元楼”，今仍在。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六一”即“吾家藏书一万卷，集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件，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是酒一壶”再加“以吾一翁”，可见其学而不厌之高雅风韵。

西阳宫附近，有其父母的合葬墓，还有泷江书院、获楼、宝锡院等古迹。宝锡院内有欧阳修《寄题沙溪宝锡院》：“为爱江西物物佳，作诗常向北人夸。青林霜日换枫叶，白水秋风吹稻花。酿洒烹鸡留醉客，鸣机织苎遍山家。野僧独得无生乐，终日焚香坐结跏。”

王阳明与村妇湖边谈诗

明代都宪王阳明曾屯兵鄱阳湖边，准备捉拿起兵叛乱的宁王朱宸濠。

一天傍晚，大风雨过后，王阳明在湖岸散步，看到庐山五老峰下，海会镇东侧有大山如牛吃草，就随口吟出两句诗来：“安仁铺内倚栏杆，遥望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