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B

《礼记·明堂位》：“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作乐于瞽宗。”《礼记·王制》：“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郑玄注：“上庠，右学，大学也，在西郊。下庠，左学，小学也，在国中王宫之东。”这些材料说明我国商朝时期已经在学校教育中设立“小学”。

我国最早的专科学校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的什么学校

我国最早的专科学校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的鸿都门学。

鸿都门学是汉代学习、研究文学艺术的高等专科学校。创立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 (178)二月。因校址设在洛阳鸿都门而得名，是中国最早的专科大学。鸿都门学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产物，即宦官派为了培养拥护自己的知识分子而与士族势力占据地盘的太学相抗衡的产物。又借汉灵帝酷爱辞、赋、书、画的缘由，办了这所新型学校。

东汉末年，出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

神农本草经

秦朝末年到东汉末年的经过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陈胜吴广死后起义军由刘邦项羽领导，推翻秦朝之后刘邦击败项羽建立了汉朝，史称西汉。经过汉高祖刘邦及其子孙的治理，中国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西汉末年王莽夺取政权建立新朝，汉朝皇室后裔刘秀起兵推翻新朝，重新建立汉朝，史称东汉。东汉建立以后政治上逐渐出现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的局面，朝政越来越腐败。到桓帝、汉灵帝的时候已经是民不聊生，因此爆发了黄巾起义，东汉统治瓦解，出现群雄割据的局面。其中诸侯之一、作为东汉丞相的曹操基本掌握了帝王实权，挟天子而令诸侯。曹 后，其子曹丕废汉朝，建立魏朝，东汉结束。

最早的涂料可以追溯到什么年代

油漆的起源尚无定论。公元前6000 年，我国已用无机化合物和有机颜料混合焙烧对油漆加以改进。公元前1500 年，在法国和西班牙的山洞里，油漆已用于绘画和装饰。公元前1500 年，埃及人用染料如靛蓝和茜草制造蓝色和红色颜料，但这种油漆还很不完善。中国最早的比较成熟的油漆是采用桐油和大漆，加入颜料经过简单加工而成，在唐、宋时期已经应用的很广。

我国最早的历史长篇小学描写了东汉末年孙刘吴是哪部小说

很明显是《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是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

《三国演义》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105年的历史风云，以描写战争为主，反映了魏、蜀、吴三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钜变，塑造了一批叱吒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

全书分为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在广阔的背景上，上演了一幕幕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编者罗贯中将兵法三十六计融于字里行间，既有情节，也有兵法韬略。

东汉末年的士燮

兄弟

士壹，官至偏将军，封都乡侯，因士徽反叛被免为庶人，后因犯法被杀。 士（黄+有），官至九真太守，同样因士徽反叛被免为庶人，也因犯法被杀。 士武，官至南海太守，早卒。

子辈子

士廞，入质与孙权，拜武昌太守，因士徽反叛被免为庶人，病卒。 士祗，与士徽一同被杀。 士徽，士燮死后自称交阯太守，为吕岱诱杀。 士干，与士徽一同被杀。 士颂，与士徽一同被杀。

侄

士匡，士壹子，拜中郎将，因士徽反叛免为庶人。

刘熙、薛琮、程秉、许慈、刘巴、许靖、桓晔、袁徽、牟子、康僧会等人曾投靠过士燮 张旻，士燮派遣使者张旻奉送贡品到许都，

我国最早的海事专科学校和海军军官学校

福建船政学堂创办于1866年，是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也是中国近代航海教育和海军教育的发源地。学堂由左宗棠奏请创办，在船政大臣沈葆祯的主持下于1866年在福州设立。初建时称为“求是堂艺局”。1867年马尾造船厂建成后搬迁至马尾遂改名为船政学堂。船政学堂一支为前学堂习造船、后学堂习航海；另一支为绘事院、艺圃，后改称图算所、学徒学堂、匠首学堂。辛亥革命后，前者改称海军制造学校、海军学校、海军飞潜学校；后者改称海军艺术学校，以后又改名勤工、商船、高航。“高航”全称为“福建省立高阶航空机械商船职业学校”，延续至新中国成立之后。1952年8月，因院系调整高航停办，原有航机、轮机专业学生与高工学校合并成立福州工业学校；航海专业学生转至集美水产商船专科学校（福建航海专科学校）；造船专业学生转至上海船舶工业学校。

东汉末年的事情

黄巾起义，孔雀东南飞

我国古代最早的公文可以追溯到甲骨文

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字，是汉字的早期形式，有时候也被认为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王朝时期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

东汉末年吃什么

假如有一天，你来到了汉朝，你吃些什么呢？

首先，从概率上说，你是个平民，所以么，一天两顿饭，早晚各一顿，如果你是个贵族，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一曰三餐，如果极端小的概率，爬上了大汉皇帝，你就可以吃四顿了。

在汉朝的时候，主要烹饪的方法基本都有了。

煎，和今天不同，这个指是干煎或者加水，烧到干，如果最后还残余水，那么这就叫熬。烤，烤肉，大概是人类从有了火之后，最早的烹饪手法了。蒸，和今天一样。炸，用开水或者油炸，不过按照《中国民俗史》秦汉卷的说法，这个时候有固体的动物油，但是还没有用到油炸上来。脍，用刀细切，生鱼片，生肉，就是这样制作。当时没有介末，所以配生鱼是姜。辛延年有诗云，“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

脯，腊肉。

而主要调味品有盐、醋、酱、糖（饴糖，甘蔗制糖是唐代从印度传入）、葱、姜，花椒，肉酱，鱼子酱，蒜。呵呵，无辣不欢的人可是受罪了，没有办法，胡椒是来自南洋，辣椒是新大陆发现以后才有的。

主食上，一般人喝粥，有麦粥，米粥，米粥中又分糯米粥，黄米粥，小米粥，大米粥，当然了，你还可以喝豆粥，是淘米水和豆子熬成的。而你还可以吃饼，在宋朝之前，饼是面食的总称，一般是用开水和面，也可以直接和面，然后蒸或煎成。另外你还可以吃汤饼，类似今天的片儿川，不过是死面（纯和成的面团），不过不是用刀切，晋代束皙在《饼赋》讲是用手撕。。当然了，也有干饭，都是粒状的，和今天的大米饭啊，黄米饭啊，差不多。在汉代，爱吃带粘性的米，所以在南方，常常吃的是糯米饭，北方是黄米饭，一般做好以后，和今天一样，总要加个枣。在通西域以后，还有了胡饼、胡饭，也是作为主食的，胡饼类似今天的芝麻饼，呵呵，当年，汉灵帝很爱吃这个，《后汉书五行志》所记：汉代的时候，“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饭，是用酱瓜，烤肥肉，生菜卷在面中，卷两层，并切成两寸大小的六段。

吃饭当然要就菜吃啊，先说说蔬菜。

“冬葵”,汉代主要的蔬菜。《说文》:“葵,葵菜也。”白菜，菠菜，芋头，萝卜，韭菜，黄瓜，葫芦，藕，豆等等，今天有的，除了土豆，红薯，番茄，洋葱，基本都有了。

通西域，传来了大豆和葡萄，大豆随后导致豆腐，豆芽等类似今天的豆制品的出现。

肉类，基本和今天相同，一般来说，主要是中国传统的“六畜”，马、牛、羊、猪、狗、鸡。汉朝人没有什么忌讳，鸡蛋，这个时代也有了，不过，乳制品，汉朝人就很少吃了。鱼类，贝类也是汉朝人当然也爱吃了。在商代的时候，鱼是普通人也可以经常吃的，而在战国以后，鱼和肉是身份的象征（参考孟尝君的故事）。

和今天的人很类似的是，汉朝的贵族们，后来把肉认为是腐朽身体的东西，提倡健康饮食，吃菜，而穷人们，则把非常渴望吃肉，但是肉又比较贵，所以也流行下水（动物内脏）。

在汉武帝盐铁专营以后，在汉朝吃盐就比较贵了，口味淡的人，如果在汉代的话，和今天的感觉也差不多的。

汉代殷实人家好像做“脯”比较盛行，什么都晒，什么都腌。各种野禽脯（那时野味真多啊，环保世界），肉脯，走兽类，鱼类等，想想哈喇子就止不住

也难怪，没冰箱哦。

汉时（忘了皇帝是谁）曾兴过“周八珍”，诸位尝过没？

－－最早宫廷宴－－周代八珍

淳熬：肉酱油烧稻米饭；淳母：肉酱油烧黄米饭；炮豚：煨烤炸炖乳猪；炮：煨烤炸炖母羔；捣珍：烧牛、羊、鹿里脊；渍：酒糟牛羊肉；熬：类似五香牛肉干；肝网油：网油包烤猪肝。

《楚辞招魂》中有一品可代表当时的名菜，郭沫若曾将其译成现代文：

家族相追随，饮食真讲究。大米、小米、新麦、黄粱般般有。酸、甜、苦、辣，样样都可口。肥牛筋的清炖喷喷香是吴国的司厨做的酸辣汤。红烧甲鱼，叉烧羊羔拌甜酱。煮逃陟，烩水鸭，加点酸浆。卤鸡、焖龟，味大可清爽。油炙的面饼、米饼渍蜂糖。冰冻甜酒，满杯进口真清凉。为了解酒还有酸梅汤。

中古时期的烹饪方法

中国古代的烹饪方法，由《诗经》及其他古籍所见，大约不外以明火烤炙，以鼎鬲煮，以甗蒸，烤炙置于火上，固不待言，鼎鬲之属，均由器足支撑，置于火上，战国以来，煮食用釜，蒸食用甑，没有器足，即须放置在灶眼上。《孟子·滕文公上》，“许子以釜炊乎”，即可知釜甑是当时最常见的炊具。汉代明器及墓砖画像，最常见的炊具，也是灶上至少有两个灶眼，分别有釜甑坐置在灶眼上。釜甑下底深入灶内，受火面积大，效率应当不恶。大致安排，蒸东西的甑靠近火门，釜或罐放在后面，靠近烟突，只能用到余火的热度了。谷黍之食，以蒸食为主要方式，所需时间长，火力大；菜馔煮食或油炸为主，则用釜罐处理。

以汉代炊具烹调，主食是蒸熟的黍饭、豆饭、麦饭，若用釜罐煮食，则是似粥的羹，若熟后干燥，储为干粮，则是糒。至于菜馔，可以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为例，根据出土的四十八件竹篚，五十一件陶罐中储存的食物遗存，可检定者，肉类有牛羊猪犬兔，禽类有鸡鸭鹅雉及一些雀类，鱼类有鲤鲈之属。另有三百十二片竹简的遗册，记载随葬物的品名，记载馔食，已是烹调的名称。其中虽有炙烤一类，最大多数是羹类，不少是两种原料配合烹制。

《礼记·内则》所记膳食种类，饭包括黍稷稻粱，尤以白黍黄粱为多。膳包括牛羊豕各别烹制的“臛”，牛炙，牛胾醢，牛脍，羊炙，羊胾醢，豕炙芥酱，鱼脍，雉兔，鹑鸡。此外还有种种用配料的方法，例如蝎醢配苽（即雕胡），雉羹配麦食，……又如“濡豚包苦实蓼”（加汗的猪肉，配苦荼，加香料）……各种肉脯（干肉）皆须配菜叶……各有种种细节，而羹食自诸侯至庶人，都一概有之。

这些食品除了了剁碎的肉末外，切大块的谓之轩，谓之胾，切小块的谓之脍，谓之脔，没有切成细丝细片的刀功。这种切法，用来煮羹，基本上要求火候。烤炙用明火，极费燃料；明火只是架起柴炭，无其他措施可以改进。灶上作羹汤，终究仍可以改进灶的结构，以资省火。洛阳烧沟汉墓，是近数十年来较早发现的大型墓葬群，共出土了陶灶一百五十五件。陶灶都是长方形，有灶身、灶面、灶门、火眼、釜、甑等构成。其他细节则差异甚大。这些墓葬的时代，由西汉中期以至东汉晚期。西汉中期的陶灶形式简童，灶上只有一个火眼，并未知道利用剩余热量。在西汉晚期，大火眼后，烟突之前，加一小眼，则己知道利用余热，通常有一个水釜置于小火眼上。王莽及其前后，小火眼数目增多为二个至三个，有的在大火眼前面两侧，有的在大火眼后面。东汉中期，两个小火眼都相当大，并列在大火眼前面，灶面上刻画鱼肉食物及叉子钩子。东汉晚期灶，小火眼更大了，往往一个火眼、位于大火眼的前面，灶面上也刻画鱼肉及炊具图形。从这一系列的演变，可知釜的位置，从甑的后面逐渐移到前面，所用热量，也由余热逐渐转变为直接利用火门的主要热量。这一变化，说明了汉人对釜的用途日益重视；鱼肉及炊具有散置于釜的四周，也说明了做菜活动不再是单纯的切碎下釜煮熟。

不过汉釜的形制，大率仍是{佥欠}口深腹，利于烹煮，不利于煎炒，炊具中的勺，也是曲柄曲舌，利于搅动及盛送羹汤，根本不能用来煎炒，中国烹饪方法中最有特色的快炒，似乎尚未见于汉代，快炒在利用热量的角度来说，殆是最经济有效的方法。中国古代，燃料以樵采柴薪为主，孩子长大，以能负薪为象征，可见其重要性。为了古人不断伐木为薪，中国的自然生态自古即遭受严重的破坏。《孟子·告子上》，尝有草木之美的牛山，由于邻近都邑之人斧斤所至，终于成为童山濯濯。汉代为了增加耕地，曾经不断开放公地，假民为田，地方长官也以增辟田亩为事。四百年的垦拓，中国的林木面积必定大减。三国两晋南北朝，北方的土地不断有外族一波又一波地入侵。这些外族，在终于受中国文化同化以前，往往将大片农田转变为牧地。牧地鞠长藏划，林木也不会丰盛。汉人与汉化外族，在北方的农业活动，因为战乱地广人稀，利于发展粗放农业，游耕的经营也须经常大规模焚烧榛莽。因此，北方的原野上，并未因人口减少而增加林木面积（相对而言）。自从东汉末叶，以至东晋，北方人口即大量南移，先落脚江汉，继而开拓长江流域及其支流与湖泊地区，终于发展了闽粤沿海。南方人口，增长数倍；耕地面积及都邑道路随之增加，林木面积则急剧减少。

林木也可以烧炭，汉代即有大规模的烧炭业，大批工人，深入山林，攻木烧炭，供给烧铁业及一般家用燃料之用。《史记·外戚世家》，汉文帝窦皇后的弟弟少君，即曾经是烧炭的工人，一同工作的有百人之多。但在中古时代，炭已是相当贵重的物品，竟是王公贵人馈赠的礼品。刘孝戚有《谢东宫赍炭启》，廋吾也有《谢湘东王赍炭启》，则一般平民未必能轻易以炭为日常燃料。平常人家的燃料大致仍有以木为薪，因此《齐民要术》中，种植榆树，除了树材可作器物，“岁岁科简剥治之工，指柴雇人，十束雇一人，无业之人争来就作卖柴之利，己自无赀，据原注估计，一束三文，万束三千贯，荚叶在外，也可卖钱。此外，种植白杨，其恶枝也作柴卖。载种柳树，除了椽材外，百树得柴一载，每载值钱一百文。与榆树柴价相比，一载可以有三十三束，大约是一辆小车的载重。又据同书引陶朱《公术》，种柳千树则足柴，岁髠二百树，一年的用柴即够了。根据这些资料，一年烧柴的费用是二万文，当时物价，柞橡的屋椽，十年中椽，一根价十文，二十年中椽，一根值百文。以此类推，柴价相当昂贵。一般人家大约用动物干粪及稻草麦秸为薪，例如《齐民要术》作酱法，所用燃料是“取干牛屎，圆累，令中央空，燃之不烟，势类好煤炭者，能多收常用作食，既无灰尘，又不失火，胜于草远矣”。征之现在的中国生活，北方用粪干麦皮，南方用稻草糠谷，仍在不少人的记忆的。

谷物是汉代中国人的主要食物,更是汉代人赖以为生的主食

有史料为证！

－－－－－－1972年,中国湖南长沙东郊发掘著名的“马王堆一号汉墓”时,取得了对于汉代饮食重要的考古发现在墓葬主人尸体的食道、胃和肠内发现了138粒香瓜的瓜子另外从墓葬耳室里还发现了几麻袋农产品除了遗留下来的食物,还有312枚竹简提供了食物和烹饪方面的其他资讯考古的发现也为人们推断汉代上层贵族的饮食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马王堆出土的考古结果,清晰的向现代人描绘了当时汉代上层贵族的饮食结构,羹是从古代到汉代贵族家庭中最普通的主菜,羹一般是用混合配料制成的,常用的配料是大块的熟菜或肉或两者兼有座做成的流食根据十一号竹简记载的牛白羹,已被鉴定为牛肉和米合炖,可见肉和谷物炖食汉代贵族一种非常主要普通的羹竹简也提到了汉代人用不同动物制作食物的情景,除了常见的猪,羊,牛,狗肉之外,九十八号竹简还列出了马肉,虽然从文字资料上看,马肉是汉代受欢迎的一道菜,但并没有发现遗留至今的马肉,这一事实说明,做为汉代中国交通与军事上宝贵的战略物资－－－马,至少在当时并不是常见的食品更不可能做为平常百姓的食物

对于研究汉代的饮食来说,考古的发现还增加了另外的重要维度汉代壁画相对于竹简来说,还有着其另外一项特殊的意义,因为通常在汉代的壁画中,宴会场景时常出现如汉代的一幅著名壁画打虎亭,除去壁画勾勒出的一般宴会场景,壁画还要表达出事件的意义这也证明壁画要记录的内容除去美味佳肴外,还通常要表现出当时曾受广泛关注的政治事件

由于马王堆竹简与汉代壁画的性质,我们可以了解到汉代当时上层社会的饮食,但历史上的记录通常反映的并不是汉代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食物毕竟政治人物与汉代墓葬中的人物只是汉代六千万中国人中的小部分所以我们由必须试着找出汉代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中的饮食,从历史的角度阐述汉代的饮食文化这项任务对于笔者来说无疑是个相当大的挑战,毕竟要直接找出相关考古证据需要大量的时间与艰苦的学术钻研虽然资料十分有限,但我们也可以从古代中国文化特点并结合一些史料来进行一番粗浅的想象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文明的特点是农耕,汉代的农耕经济是维持汉帝国秩序的重要基础因此我们也不难想象,谷物是汉代中国人的主要食物,更是汉代人赖以为生的主食虽然从理论上来讲,肉是专门给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和贵族的(吕思勉>,页571－572),但肉对于普通汉代人来说,并不像有钱人那样容易获得从汉武帝北击匈奴的军事后勤补给上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汉军的主要补给食物就是粮食,一名士兵在300天行军中需要的18斛晾干的米饭(>卷九十四下,页10)一日的消耗达到了06升公元前99年,李陵的军队被匈奴包围时,他给每位士兵2斛干饭和一块冰,让他们一一突出重围显然,汉朝 为了军事的需要经常囤积大量的干粮,除战争之外,还有大量的干粮做为对匈奴臣服于汉朝的政治礼物的确,我们可以有把握说,汉代普通人几乎每一天都在吃干粮虽然在历史上很难直接发现有关汉代穷人的饭食细节,但根据>记载葱,蒜和韭菜极有可能列在穷人的食谱上公元前33年,召信臣得到汉元帝的支援,关闭了皇家反季节的“温室大棚”,栽种的熟菜中就有葱和韭菜结果每年为汉朝 节约了数千万钱(>卷八十九,页10)从上面可以看到,汉代普通人的食物主要来自农耕经济中的种植业

汉代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开放,而开放的社会使中国不可避免的要接触外来的东西,自然包括食物根据史料记载这些食品包括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芝麻,洋葱,香菜,豌豆,以及来自西域的黄瓜如葡萄和苜蓿的种子就是在公元前100年左右从大宛传入中国到了公元2世纪,西域进口的葡萄酒受到极大的欢迎在食物的不断多样化后,烹饪的技巧自然得到了改进比如周代人只知道小麦饭而不知饼,而饼出现的时代则要往后推延至西晋时期东汉时期中国出现了多种面食,包括煮面,馒头和芝麻饼在一些古代出土的汉代及魏晋墓葬中都发现了揉面的场景从整个历史的视角来看,正是汉代人在最普通的食物原料上吸收了外来品,加上愿意学习别人的文化,才最终掀开了中国饮食史上的全新篇章

商朝称学校为序，周朝称学校为庠。

古往今来，学校有“校、序、庠、学、国子监”等名称；夏称“校”，商称“序”，周称“庠”，都是民间办学的性质；庠序指古代的地方学校，后也泛称学校或教育事业。

在中国古代，学校被称为庠、序、学、校、塾等。“庠”作为古代学校的名称，古籍中不仅有很多记载，而且各有解读。如《礼记》：“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郑玄注：“上庠，右学，大学也，在西郊。下庠，左学，小学也，在国中王宫之东。”

庠和序的联系

“庠”“序”两字本意都是古代的学校，商代的学校叫做庠，周代的学校叫做序，两个字从造字六法来说都属于会意字，字体结构比较类似，区别在于广字头下的羊与予字的区别，结合两代的社会实际就不难理解，商代崇拜鬼神，巫祭盛行，主祭的多为贵族；

所以贵族从小就要学习祭祀礼仪，羊是非常重要的祭祀动物（基本上无论哪种祭祀，羊都作为祭品出现）“广”字屋顶下摆放着“羊”不就是在教授祭祀礼仪吗。

至于周代有了系统的教育典籍（周礼，礼记）贵族学习不仅限于祭祀了，予字通假子字，上古时期也可能混用（古称“予”和“小子”都是我的意思）子在古汉语中有孩子，未成年男性的意思，小男孩在屋顶下学习，学习的地方就是学校了，这也是“序”的意思。

据历史文献记载，中国古代教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时代。最初的教育与生产劳动密切相关，传说中的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等都亲自教育人民如何劳动和生存。黄帝的妻子还教人们养蚕织衣下面按照时代先后介绍古代教育机构和选士制度:

夏商周:夏、商、周三代，开始有了专门的教育机构。据古籍记载，早在夏朝，就有了学校。西周时，学校分国学（国家官学）乡学（地方官学）。天子所设大学叫“辟雍”（商周时是中央高等学府又是祭祀场所），各诸侯国所设大学叫“泮宫”（学校前半环雨水而得名，西周时代由于各种学校前建筑水池而得名，这种学校建筑形势曾为后代王朝所采用明清两代还在泮宫供奉孔子遗像供书生参拜）。一般说来，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入国学，平民子弟只能入乡学。奴隶子女没有入学资格。当时的教学内容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

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贵族社会制度的崩溃，赖以生存的官学一度衰落。社会对新型文化的教育需要为私学的产生创造了契机。当时产生了一批学识渊博、充满智慧的私学大师。如孔子、孟子、墨子、荀子等，不仅在《论语》、《孟子》、《墨子》《荀子》等典籍中记载了大量的教育资料，还出现了象《礼记·学记》《礼记·大学》《荀子·劝学》等教育专著。当时，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广收门徒，只要能交纳“束 ”（干肉）履行入学礼节，不问来者出身贵贱，一律施教。因此，他创设的私学规模愈来愈大。有“弟子三千，贤士七十有二”之美称。春秋战国时私学的发达使学校教育开始走上官学、私学并存的二元化轨道。

汉代:汉代管学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类。中央官学主要是太学（太学时最早的官办大学，汉代太学取代了商周似的辟雍。西汉的辟雍仅保留祭祀功能）。地方官学识军郭学校，西汉时期的太学规模宏大，档次较高。汉武帝元朔五年开创太学，设在京师长安的西北城郊，规模相当可观。太学作为中国当时最高学府，与西方的雅典大学、亚历山大尼亚大学等同为世界上最古老的高等学校。太学的教师是五经博士，博士中的领袖叫仆射，学生叫“博士弟子”。西汉平帝元始四年为太学扩建校舍，能容纳万人。东汉太学学生最盛时曾达三万多人。在洛阳有汉太学遗址，另外汉代的私学也很发达，又压倒官学之势，学生人数远远超过太学。汉代凡未从政或罢官还乡或得不到博士机会的经学大师都从事私人讲学，收徒教授，人数之多曾达数百，乃至上千人。如东汉有名经师马融教养诸生，常有千数。就连西汉著名经师大儒董仲舒晚年谢官以后，都在家专门收徒著书讲学。汉代不管上官学还是上私学，都以儒家经典为教材，而且不管官学还是私学毕业，都可以求官。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息，使官学处于时兴时废、若有若无的状态。但总的来说还是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并存的。一般说来，这个时期的官学是衰颓的，只有个别朝代或个别地区的地方学校短期内比较发达。晋代中央学制分为国子学和太学两种，前者限五品以上贵族子弟入学，后者为平民子弟所设。南北朝时期，学校教育以北朝为盛，北魏太学也设五经博士，学生为州郡所派。南朝宋文帝时，在京师设立四学:儒学、史学、玄学、文学，史称“四学制”打破了儒学一统教育的状况，这对后世专科学校的设立及分科教学制度的发展具有开创意义。

汉代的选士制度实行察举制，察举至就是选拔的意思。汉高祖以来既有选举士人举措。汉文帝二年，下诏选士，对各地选上来的士人，经过测试加以任用。汉武帝时，初选考外，又有察举孝廉等举措。孝廉每年察举一次，中选以后，不必考试就可以委任以官。所谓举孝廉，本是选拔官吏的两种科目名。孝，指孝子；廉，指廉洁之士。汉武帝元光元年初，下令各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后来合称为孝廉。汉代的察举结果主要有孝廉、贤良方正、茂才（秀才）。如董仲舒以贤良方正的身份任官职，汉末曹操在二十岁石被地方举为孝廉，后来当了洛阳北部尉。察举制本是选拔推举孝子廉洁之士的制度。但到了东汉末年也出现了假冒作伪，走后门等现象。这种制度与文革期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有相似之处。另外，孝廉中也有假冒的，如有人为了赢得“孝”之名声竟然割下自己腿上的肉给父母吃；有人爬在冰河上，等冰融化了从冰下捕鱼给父母吃。可是一旦被举为孝廉很快就原型毕露了。民间有“举孝廉，父别居”的说法，当了孝廉就不跟父母住一起了。

魏晋南北朝的选士制度，除了察举孝廉、贤良方士、秀才仍沿两汉旧制外，又增添了“九品中正制”。曹魏时期，曹操曾下达“求贤令人”提倡“唯才是举”。他的儿子曹丕（魏文帝）开始实行“九品选人法”。就是推选各州士人按才能分别评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即九等），每十万人举一人，政府按等选用，授以官职。魏文帝后，中正官任用世族豪门担任，所以为世族豪门的子弟开放，一般平民不得进入士流。从此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这一制度实行了近400年。隋文帝时废除此制，改行科举制。总之，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为保证世族特权而定的官吏选拔制度，九品实际上是门第高低的标志，成了世族地主操纵政权的工具。

隋唐 唐代的教育十分繁荣，学校教育达到了新的高峰。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完备的学制体系。中央设国子监，国子监具有双重性质，即是大学，又是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教育部兼大学），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等，此外还有弘文馆崇文官等等。通称“六学二馆”。地方官学、府州县学和专门学校也很发达。唐代出现了律学、书学、算学、医药学、兽医学、天文学、音乐学等专业学校。比如医学又分为医、针、按摩三个专业，医学专业包括体疗（内科）、疮肿（外科）、少小（儿科）、耳目口齿（五官）、角法（拔火罐）五科。针学专业学针灸，按摩专业学按摩治病和正骨术。由于大唐教育先进，吸引了大量周边各国的留学生，比如日本来过十三批留学生，学习经史、法律、礼制、文学、医学等中国文化。当时的大唐长安成为东西方各国文化教育交流的中心。

一、因材施教，启发诱导

“因材施教”是公认的优秀传统教学思想之一。所谓“因材施教”即根据教学要求，针对教育对象的不同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进行教育，使学生各尽其才。孔子是最早注意到这一方法并加以实施的教育家。孔子注意到了学生的不同特点“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接受能力、品德、才识等方面确定不同的教学内容和进度。孟子也强调因材施教，注意到了教学方式的变化，“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之者。”后来的教育家如朱熹、王守仁都承继了这一优秀的教学方法。

启发诱导—这是调动学生积极性的有效形式。孔子在教学中对能够“闻一知二”、“闻一知十”、“告诸往而知来”的学生大加赞扬，认为他们有独立钻研，自求自得的精神，孟子也很重视启发式教育，并形象地喻之为“引而不发，跃如也”其意是说，教师如同射手，引满了弓却不发箭，作出跃跃欲试的姿态，以启发和诱导学生。他特别强调培养学生“自得”的兴趣和能力，“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

二、温故知新，学思并重

学习与思考是学习过程中两个决定性环节。孔子提出了学思并重的思想，主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成为历代教育家一致赞同和普遍遵循的原则。思孟学派在《中庸》一书中提出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的思想，充分肯定了学、问、思、辩、行的相辅相成关系，发展了孔子的“学思并重”的思想。孟子尤其强调“思”的重要性，甚至说“尽信书不如无书”。王充更重思考，说“唯精思之，虽大无难”。朱熹重视读书和思考相结合，“学便是读，读了又思，，思了又读，自然有意”。王夫之说得更透彻“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这些主张都是对学、思辩证关系的精辟总结。

在温故与知新的关系上，古代教育家既重视时习温故，又不忽视探索新知识。《论语》第一句话便是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他还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宋代朱熹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这种思想，认为“故”是“新”的基础，“新”是的“故”的发展。“时习”能使其所学融会贯通，转化为技能并应用无穷。他说“温故又要知新。唯温故而不知新，故不是以为人师。“

三、循序渐进，由博返约

中国古代教育家普遍重视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孔子的学生颜渊赞扬孔子“循循然善诱人”，表明孔子善于引导学生由浅入深，有步骤地学习。孟子认为教学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把教学过程比作流水一样不分昼夜地前进，但在遇到坎坷时必须一个个的等水盈满才能继续前进，“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孟子还以禾苗的自然生长来比喻人受教育的时候，一方面要尽心耕耘，绝不可放任自流，另一方面又切忌拔苗助长，急于求成。后代的教育家普遍认识到，知识的累积，智力的增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由博返约是强调教学中正确处理广博与专精的关系。孔子非常重视博学，又强调用一贯之道去驾驭广博的知识。孟子提出学习深造的途径，不仅要博学而且还要善于由博返约。荀子认为缺乏广博的知识，就失去了专精的基础，而没有专精的功夫就会散乱无章，一无所得。王夫之认为，广与专、博与约不可偏废，由博返约，以约驭博，教学效果才可以提高。

四、长善救失，教学相长

长善救失，就是长于发扬学生的优点，又要善于补救学生的缺点。长善救失的教学思想是《礼记·学记》提出来。《学记》说，在学习过程中，有的固步自封，畏难而退，“多、寡、易、止”是学生对待学习的不同心态，教师只有了解这些心理状态，才能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克服这些毛病。清代王夫之进一步就“多、寡、易、止”作了辨证的研究。他说“多、寡、易、止”虽各有失，而多者便于博，寡者易于专，易者勇于行，止者安其序，亦各有善焉；救其失则善长矣。“多、寡、易、止”各有弱点，但其中又有一定的积极因素，教师要掌握具体情况，因势利导，发扬优点，克服弱点。

中国古代教育家还强调教学相长。《礼记·学记》中首先提出了教学相长的思想，教因学而得益，学因教而日进。教能助长学，学也能助长教，这就叫“教学相长”韩愈继承与发展了《学记》的“教学相长”的思想，进而提出了“相互为师”的观点。他一方面肯定教师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思想。他教人要向有专长的人学习，树立“能着为师”的观念。

五、言传身教，尊师爱生

中国古代教育家大都直接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对教师的甘苦深有体会。对教师的修养有明确的认识，对如何处理师生关系也有很深的感受。对于教师的条件和修养，古代教育家尤其重视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孔子要求教师事事处处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以自己的模范行为作为学生的表率，这就是他说的“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相信这种“无言之教”对学生影响和教育的威力是巨大的。荀子认为教师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是教师要有尊严，能使人敬服;二是教师要有崇高的威信和丰富的教学经验;三是教师需要具备有条有理有系统地传授知识的能力而且不违反师说;四是了解精微的理论而且能解说清楚，可见古代对老师的标准是很严的。

关于师生关系，中国古代教育家提倡学生尊敬教师，教师热爱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孔子热爱学生，对学生非常好，他关心学生的志愿，多次让学生言志，并加以引导，关心学生的出路，根据学生的专长推荐给上层统治者；荀子主张尊师重道，特别强调教师的威严和学生的服从。荀子强调教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正是对自己高度负责的表现，如果说孔子是和善可亲的先生，荀子则是威严可敬的老师。他们分别代表了中国古代教师的两种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