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京的古称——大都、蓟、幽州、涿郡、幽都、永安、宛平、燕山府、圣都、中都、大兴、汗八里、北平、顺天府、京师。

2、南京的古称——金陵、建业、建康、江宁、石头城。

3、杭州的古称——临安、钱塘、武林。

4、苏州的古称——姑苏、吴郡、平江。

5、扬州的古称——淮上、江都、广陵、淮扬。

6、绍兴的古称——会稽、蠡城、越州。

7、西安的古称——长安、大兴城、京兆、奉元、西京。

8、开封的古称——大梁、汴梁、汴州、东京、汴京。

9、洛阳的古称——雒阳、斟鄩、洛邑、洛州、京洛、东洛、司隶、三川。

10、沈阳的古称——盛京、奉天。

11、成都的古称——锦官、益州、芙蓉城。

12、福州的古称——三山。

13、荆州的古称——江陵、郢都。

14、赣州的古称——虔州、虔城、宋城。

15、长沙的古称——星城、潭州。

16、天津的古称——津沽、津门。

17、邯郸的古称——邺城、磁州、洺州、大名府、广平府。

扩展资料

中国主要古代城市名称由来

1、天津意为“天子的津渡”，明代永乐帝朱棣在这里率领大军渡过海河南下推翻建文帝。

2、邯郸城市名押an韵，邯郸意为“邯山至此而尽”，郸同“单”意思是山脉的尽头，邯郸是中国沿用最古老的地名之一。

3、秦皇岛秦始皇求仙入海之岛，秦皇岛是中国唯一用古代帝王称号来命名的城市。

4、太原取“广大的平原”之意。

5、大同取自“天下大同之地”，“大同”是古代政治上的最高理想。

6、长治古称“上党”，明代在此地设置长治县，取“长治久安”之意。

古代城市名称：

1、北京的古称——大都、蓟、幽州、涿郡、幽都、永安、宛平、燕山府、圣都、中都、大兴、汗八里、北平、顺天府、京师。

2、南京的古称：金陵、建业、建康、江宁、石头城。

3、杭州的古称：临安、钱塘、武林。

4、苏州的古称：姑苏、吴郡、平江。

5、扬州的古称：淮上、江都、广陵、淮扬。

6、绍兴的古称：会稽、蠡城、越州。

7、西安的古称：长安、大兴城、京兆、奉元、西京。

8、开封的古称：大梁、汴梁、汴州、东京、汴京。

9、洛阳的古称：雒阳、斟鄩、洛邑、洛州、京洛、东洛、司隶、三川。

10、沈阳的古称：盛京、奉天。

良渚古城（公元前3300年——前2300年）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内，是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一个区域性早期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所在。良渚古城是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址，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发现之前，是中国最大的史前城址，一直被誉为“中华第一城”。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距今已经有4700至5100年。

2018年1月26日，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致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正式推荐“良渚古城遗址”作为2019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

基本介绍 中文名 ：良渚古城 所处年代 ：公元前3300年——2300年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内  古城结构,考古进展,历史价值,古城争议,古国猜测, 古城结构 古城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长1800——1900米，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城墙底部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宽度40——60米，基础以上用较纯净的黄土堆筑，部分地段地表以上还残留4米多高城墙。共发现六座水门。城市的普通居民住在城的外围，贵族住在城中央的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土台上。 良渚古城 良渚古城的南面和北面都是天目山脉的支脉，东苕溪和良渚港分别由城的南北两侧向东流过，凤山和雉山两个自然的小山，分别被利用到城墙的西南角和东北角。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良渚古城中部位置发现了世界同期最大的土台——莫角山巨型台址和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最高等级墓葬——反山墓地，在城外北偏东五公里处发现了著名的瑶山墓地，曾出土大批最高等级的良渚文化玉琮、玉壁等礼器。有人从田野考古学角度判断，良渚古国的“首都”应该就在这里。 考古进展 1936年，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的职员施昕更在家乡杭县（今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发现了良渚遗址。 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将良渚遗址为代表的史前遗存命名为“良渚文化”，这属于当时中国最早命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之一。 1980年代中期以后，这里又先后发现了反山王陵、瑶山和汇观山祭坛、莫角山大型宫殿基址。后来证明，这些大型建筑设施和珍贵玉器等的使用者和拥有者，很可能是良渚古国的国王或贵族。 1986年，良渚反山遗址先被发现；这是个人工堆筑的土丘，发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 瑶山遗址在反山东北约5公里，1987年发掘出12座墓葬，还有一座祭坛。汇观山东距反山约3公里，发现一座完整的祭坛和四座大墓。大墓中发现大量玉器。 1990年代中期，良渚遗址群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约近35平方公里的保护范围，还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申报《世界遗产名录》预备清单。 2000年后，浙江省和杭州市先后批准成立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和管理委员会，出台了管理条例和保护规划，以加强良渚遗址的保护力度。 2007年起，在良渚遗址发现了占地约3平方公里的良渚古城，之后还在古城之外，发现了占地约8平方公里的外城郭迹象。2007年9月，在莫角山北侧的河池头村发现了东西分布的底部铺垫石头的类似遗迹，东段与雉山相接。10月下旬，在莫角山东侧找到了南北向分布的相关遗迹；11月找到了莫角山南侧的相关遗迹。考古人员初步判断，这种底部铺垫石头的遗迹应是良渚文化时期围绕莫角山四周的古城墙。12月，为保护良渚遗址，当地的农民需外迁安置，当地 打算在瓶窑葡萄畈遗址高地西侧建农民房。在建房前，因为良渚遗址的特殊重要性，考古队先进场试掘。谁料一挖下去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考古队员先发现了良渚时期的古河道，又发现了几块人工堆筑的石块。由于这一遗迹位于良渚的最重要地带———莫角山遗址西侧平行约200米，考古人员推测这可能是莫角山遗址的西城墙。于是，省考古所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了在莫角山周边的考古调查，并得到了批准。 在古城墙边的护城河里，还发现了很多碎陶片，都是良渚文化晚期的。正是这些出土的陶片让专家在2007年作出判断：良渚古城的年代下限是公元前2300年。 2009年9——10月在首都博物馆举行的新中国考古事业60周年献礼展上，良渚古城的存在年代被介绍为“公元前2400年”，反山12号大墓出土的“琮王”的年代被介绍为“公元前2600年”。但因为反山墓地的形成年代应该与良渚古城的建造年代是大体一致的，所以反山墓地出土的“琮王”的年代实际上就是良渚古城的建造年代。 2011年3月，浙江省考古研究所还与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合作，对从良渚古城叠压城墙中发掘出的一系列样本进行碳14测年。十几组数据显示，良渚古城城墙的年代大致在距今4300年至4500年之间。 2016年3月15日，经专家实地考察确证：杭州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系统（并不是最早的水坝），距今已经有4700至5100年。5月16日，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调查与发掘被评为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历史价值 良渚古城以规模宏大的古城、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等一系列相关遗址，以及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揭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国家。 良渚古城遗址真实、完整地保存至今，可实证距今5000年前中国长江流域史前社会稻作农业发展的高度成就，可填补《世界遗产名录》中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空缺，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独特的见证。 良渚文化是分布于环太湖地区一支著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遗址和文化命名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瓶窑两镇。国家文物局曾明确提出，在发现的代表中国早期文明的大遗址中，良渚遗址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良渚古城的发现，改变了良渚文化文明曙光初露的原有认识，标志良渚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这是继20世纪殷墟发现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将极大地推动中国文明史研究进程和考古学发展。同时，良渚古城的发现将莫角山大型土台遗址、反山贵族墓地和莫角山周边众多遗址点组合为一个整体，为研究良渚遗址的整体布局和空间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 良渚文化的分布主要在太湖流域，包括余杭良渚这里，还有嘉兴南、上海东、苏州、常州、南京一带；再往外，还有扩张区，西到安徽、江西，往北一直到江苏北部，接近山东，良渚人为了占领这里，还曾经打了一仗；再往外，还有影响区，一直到山西南部地带。 可以看出，当时“良渚”势力占据了半个中国，如果没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是不可能做到的。 古城争议 考古专家和田野考古专家 从2007年底宣布发现良渚古城墙以来，就存在着争议。异议学者绝大部分是非田野考古工作者。他们可以被称为“良渚古城怀疑论者”。良渚古城怀疑论者主要的攻击点，放在城墙的构造上。他们认为部分“古城墙”夹河而建，无此先例或后例；“古城墙”系垒土而起，有夯筑技术而不用，令人生疑；“古城墙”两边系缓坡，无阻敌作用；“古城墙”过于宽大（个别地段宽至百米），显然不像正常的城墙；“古城墙”不是整体一次性建成，而可能是由各个时期的不同堤坝碰巧凑合成圈，等等。他们的意图是：只要否定了“良渚古城墙”的最基本功能——“御敌”，“良渚古城”自然就因为站不住脚而倒下去了。 “良渚古城墙”的发现者和捍卫者们则强调。从他们的田野考古专业眼光来看，古城墙系整体一次建筑而成，合围成一个闭合墙圈，这是不容讨论的。至于为何其墙基如此宽大（最少有四、五十米，个别地段有宽到上百米的），其坡度之小十分便于自己或敌人自由上下，那是另外的问题。也许，当年城墙顶部建筑有栅栏，可以御敌。其实，从现存的江南城市遗迹来看，多有“髙墩台”这样的垒土堆，这样的“髙墩台”是适合在水网地段人群居住和起防御作用的。 天文考古角度 从天文考古与文献结合的角度观察良渚古城墙，那么，这个田野考古专家们所谓的“古城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所谓的“古城墙”，其实是古代天文学所谓的“四陆”。古人把二十八宿分为“四陆”，即东陆、南陆、西陆、北陆。“陆”就是“陆地”、“陆道”，即高于河流湖泊水面的平地，是与“水”相对的事物。《说文》：“陆，高平地”，“广平曰原，高平曰陆。”《尔雅·释地》：“大野曰平，广平曰原，高平曰陆。”古人把日月五星行走的道路想像为陆路。《易纬通统图》：“日行东方青道曰东陆，日行南方赤道曰南陆，日行西方白道曰西陆，日行北方黑道曰北陆。”《河图录运法》：“日有四陆，月有九行。”《隋书·天文志》：“日循黄道东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行东陆谓之春，行南陆谓之夏，行西陆谓之秋，行北陆谓之冬。行以成阴阳寒暑之节。”对比古人的说法，我们看到“良渚古城墙”确实与它两边的水面形成了鲜明对比。现已证明，“良渚古城”是一座水城，共发现了六座水门（两座在“北城墙”，两座在“东城墙”，两座在“南城墙”）。从2007年11月到2011年六月，尚未发现陆门。由此可见，良渚古城内外皆为水面。那么，“良渚古城墙”其实是用水衬托出来的“陆”。古人可能认为，“陆”就是由上层的土壤和下层的基岩叠加而成的事物。所以我们看到“良渚古城墙”在生土层上平铺了一层石头（这可能代表基岩），而后堆土（这可能代表土壤）。它的堆土完全是自然形状的堆土，没有在两边竖立木杆和木板，没有在两排木板之间填土并夯实。而御敌性质的城墙，显然是“版筑”的，内外立面（或至少是外立面）都和地面形成接近90度的夹角，以增加敌人攀爬翻越的困难程度。因此，“良渚古城墙”很可能不是御敌性质的“城墙”，而是“四陆”。 那么，为什么“良渚古城墙”要建成“四陆”的形状呢？那因为它是一个礼仪设施，其用途是模仿日月五星的巡天之旅。因为，从天文考古学结合文献学的角度看，良渚古城的主人是天皇。天皇与中国版图内的众多强力部族首领是结盟兄弟的关系。天皇、皇后与众多结盟兄弟的关系就如同日月五星之间的关系，即天皇对应太阳，皇后对应月亮，各地诸侯对应五大行星。《春秋命历序》：“天地开辟，万物浑浑，无知无识。阴阳所凭，天体始于北极之野，地形起于昆仑之虚，日月五纬俱起牵牛。四万五千年，日月五纬一轮转。天皇出焉，号曰‘防五’，兄弟十三人继相治。乘风雨，夹日月以行。”引文中天皇兄弟“夹日月以行”，实际上是指天皇与其结盟兄弟和日月五星一起从牵牛星出发，开始了中国文明历史（牵牛星是良渚古城的分野星）。因此，“良渚古城墙”应该是远古的“中国”成立的盛大仪式上专用的特殊礼仪设施，是特意提供给天皇、皇后和各地结盟兄弟一起模仿日月五星巡天之旅所走的“四陆”。天皇和各地结盟兄弟通过一起行走四陆而表示出部族的和谐一致对于“中国”以农立国的重大意义。 也许有人可以怀疑在天皇时代，即在2600 BC时代，中国是否真的有了二十八宿（其中包括牵牛星）。二十八宿的汉字版颁行于少昊时代（见《路史》）。少昊时代也就是黄帝时代。黄帝时代在2300 BC，距离天皇时代只有300年，相当于我们和清朝初年的差距。既然少昊时代已经有了以汉语汉字表达的二十八宿，那么，距离少昊只有300年时间的天皇时代有一个古越语版的二十八宿应该也是正常的。 古国猜测 良渚古城的发现，是否意味着5000年前良渚文化时期有可能出现了一个良渚古国？ 从良渚文化墓地看当时贫富分化已非常明显，等级差别已经出现，大墓中的琮、璧、钺等成组玉器的出现，则是礼仪制度出现的重要标志，表明当时统治者内部已有了严格的礼仪等级制度。在良渚文化的一些玉器和陶器上，还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在形体上已接近了早期的文字，是良渚文化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 北大教授严文明说，到底什么时候出现了国家，这个度不是很好把握。但良渚古城的城址那么大，应该与国家组织联系得很紧了。良渚古城应该是即将进入文明或初步进入文明的阶段，应该有初步的国家组织、政权组织，因为古代国家组织应该都有都城，古城中间有个莫角山，很像是宫殿性质的建筑。 有一种意见认为，良渚古城对应的良渚古国，很可能就是先秦古籍《鹖冠子》讲的“成鸠氏之国”。按照宋代著名学者陆佃的注释，“成鸠氏”就是天皇氏。《鹖冠子》讲的“成鸠氏之国”，位于楚国的领土上，而吴越之地，在战国晚期已经是楚国领土的一部分。《鹖冠子》讲到“成鸠氏”手握“王鈇”。“王鈇”就是斧钺。而良渚古城内的反山墓地12号大墓主人左手边确实有一件举世无双的玉钺。《鹖冠子》还提到成鸠氏之族“兵强，世不可夺”。而田野考古学结果显示，从公元前3000年到2500年这500年里，良渚文化集团进行了“北征”，即大规模对黄河下游地区用兵。另据《说文解字》介绍，吴越之地的古代民族以蛇为族属标志。《路史》记载天皇氏“鳞身”。“鳞身”就是蛇身。可见，古文献里的天皇氏从族属标志来看，应该是吴越之地的人氏。从天文考古学角度看，吴越之地是木星十二次之首“星纪”对应的土地，而星纪之次乃木星12年一周天巡天之旅的起程之地。文献记述说“天皇氏以木德王天下”。《春秋命历序》：“天地开辟，……日月五纬俱起牵牛。天皇出焉，号曰‘防五’，兄弟十三人……乘风雨，夹日月以行。”从引文我们看到，前面讲到日月五星，包括木星，都启程于牵牛星宿，后面讲到木德之人天皇和他的诸多兄弟“夹日月以行”，那么这段引文实际上告诉我们天皇氏是从牵牛星（也就是“星纪之次”）对应的吴越之地启程，开始治理国家的。所以说，良渚古城很可能就是成鸠氏之国，天皇氏之都。

(一)城市数量增多，人口密集度空前提高

据《帝王世纪》估计，战国中期中原地区人口总数约1000余万。最大的都城有7个，略小的都城有10个左右，各国都城人口总数当在200万左右，其中最繁华的是齐国国都临淄，人口高达三四十万，各国共有郡城三四十个，每郡城平均人口亦当有数万，此外，还有近800个县城，每县城人口也不下数千。这表明，战国时期整个中原地区总人口的1/3以上，都集中居住于城市之内。另外，从考古发掘的遗址来看，除燕下都西城外，各城城内基本上已连成一片，不再有人稀地旷的现象。这在我国历史上是仅见的。

(二)城市规模和城墙范围有所扩大

战国时期的大小城市，四周均有城墙及护城河，但面积较前有所扩大。除早在春秋末期就已高度发展的齐都临淄外，其他都城一般在15平方公里以上。如燕昭王营建于公元前311年的燕下都(河北易县)，由两个方形城池联结而成。城墙东西长8公里，南北宽约4公里，面积达30余平方公里。赵敬侯于公元前386年徙都邯郸后新建的都城，由宫城和郭城共同组成，宫城由3个呈“品”字形的坚固小方城组成，面积约3平方公里；郭城为长方形，东西宽3公里，南北长约5公里，面积约15平方公里，总计面积约18平方公里。魏国前期都城安邑(山西夏县)，由内、外两方形城组成，宫城周长约3公里，在郭城中间，郭城周长约155公里，面积也达15平方公里以上。这些遗址完全反映出战国大城市的整个面貌。至于一般郡、县等小城，也大都超过或等于所谓“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范围。

(三)城内布局有一定规划

战国时期的城市，如赵奢所说：“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这些文明繁华的城市，在建设布局和居民的活动区域方面，已有一定的规划区分。都城均由宫城和郭城两大部分组成。宫城不止一个，有的在郭城内，有的与郭城联结，但郭城只有一个。郭城内包括有官署、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区及由官府管理的商业区——市。《左传》、《管子》、《周礼》等书，均有关于商业市场的记载。城内居民基本上按规划分区居住生活。

(四)城墙厚度、高度增加，宫城位于制高点

西周时期的城墙，其夯土主墙，一般均厚10米左右，夯层大体厚10厘米；至春秋后期、特别是至战国时期所筑城墙，一般均已增厚至20米左右，有的达40米，夯层也增为20厘米。这说明夯筑技术有所提高。从发掘的鲁国都城曲阜城，城墙剖面夯土可以明显看出，该城经过五期夯筑加修。第一期即始建时的夯土，并不怎么厚，以后又增筑4次，至第四期、即战国时，已增厚至20米以上，有的地方厚达40米左右。城墙增厚，有利于防御敌军破坏城墙。例如敌军若以“穴攻”手段，挖空城基使城墙倒塌时，因城墙厚度大，敌军进行地道作业就需要很长时间，守军可以充裕地对付敌人；即使敌军能够挖空一段城基，由于墙厚，也只会平均下沉，且易于修补，而不致像单薄的城墙那样，因墙基被毁失去重心而倒塌。敌军若以水淹城时，厚墙就成为坚固的堤坝，不致在短时间内因水浸而崩塌。

春秋以前城墙的高度，一般在10～12米左右，至战国时，多数城墙已增高至15米以上。以新郑韩都故城(原为郑都，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后迁都于此，故一般称之为“郑韩故城”)为例，现存城墙为春秋、战国两个时期夯筑而成，至今残高尚有15～18米高。再如赵都邯郸，现存部分城墙，仍有残高12米以上。宫城，特别是宫殿位置，一般都设于制高点上，以便于瞰制全城。而宫殿又都是筑建于夯土高台之上，如赵都邯郸宫城西城的宫殿土台遗址，长宽各260米，高出地表面达19米，这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表示尊严。

总之，战国时期的城市，包括都城和一些郡城，已经和后来整个封建社会的城市一样，具有三性：即政治性、军事性和经济性。政治上，它是一定区域内的统治中心或政权所在。经济上，它集中一定的财力、物力和手工业及商业。在军事上，它往往是扼居于战略要地，并拥有相当的防御手段。三性之间，相互有机地联系着，达成辩证的统一。当然，它们也并非总是三者并列，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城，各有侧重。由于城市的规模扩大和数量增多，由于城市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处于重要地位，由于当时的战争性质已发展为封建兼并为主，在战争内容上，表现为七大国激烈角逐，争城夺地，所以城市便自然地变为战争争夺的重要目标，从而使城市攻防作战大为增多。据不完全统计，战国时期较大的作战行动共230次，其中三分之二以上与攻守城池有关。公元前286年，秦将白起攻魏，仅此一次作战，就攻占魏国大小城池61座。

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形成问题，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至今尚无定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对“城市”概念的理解与认定有较大的出入。本文拟从对“城市”的界定入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对此问题再作一探讨。一、城市的内涵一般说来，城市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本质上讲，城市主要是就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作用而言，尤其是指一种不同于乡村生活方式的经济生活。因此，可以认为：城市是一个人口集中、非农业各类产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交通与文化的中心。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城市还以四周环绕有城墙为其基本的标志。�①如果说，这个“城市”概念从其内涵与外延来讲，是基本上反映了城市的本质和特点而较客观、科学的话，那么这样的城市在中国历史上源于何时？，又是怎样形成的呢？二、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城市”一词最早见于战国史籍中。《韩非子·爱臣》云：“大臣之禄虽大，不得籍威城市”。“今有城市之邑七十愿拜内之于王，唯王才之”。�②只有当城市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感觉到的客观实体，防御功能的“城”与商品交换的“市”已经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才会在语言中出现“城市”一词。而“城”与“市”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在语言中形成人们约定俗成的语词，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可见，战国时的城市显然不是我国最初的城市，我国最初的城市必须从战国向前去寻找。在中国，最早的“城”与“市”是两个不同的的概念，属于不同的范畴，二者并无直接的关系。“城市”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有机结合的范畴，不能仅仅理解为“城”和“市”的简单结合，但“城”和“市”无疑是城市中较为重要的方面，因而研究城市的起源，首先必须要弄清“城”与“市”的起源及发展。1、“城”的起源。“城”属于政治范畴。1980年出版的《辞海》（缩印本）释“城”云：“旧时在都邑四周用作防御的墙垣。一般有两重：里面的称城，外面的称郭。《管子·度地》：‘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所谓的“城”，究其原意，本是指盛民、自守而言。《说文》云：“城，以盛民也，从土成，成亦声。”段玉裁注云：“言盛者，如黍稷之在器中也。”《礼记·礼运》云：“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城郭沟池以为固。”《墨子·七患》云：“城者，所以自守也。”由此可见，“城”的原始含义是为防卫自守所设的军事设施，即城堡。它最初的作用是驻扎人马，防止敌人侵害，具有单纯军事政治中心的意义。我们在探索原始城市起源问题时应当从“城”的本义来阐述。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的不断发展和私人财富的出现、积累，部落和部落联盟之间经常发生掠夺财富、宗教偏见及血亲复仇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防止敌对部落的侵袭和保护私有财富，筑城自守就显得非常有必要，因而“城”便应运而生。古代文献中关于这个时期“城”的记载颇多，古史传说中就有：“黄帝始立城邑以居”。“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黄帝为五城十二楼”。“黄帝筑城造五邑”。“神农之教曰，有城十仞，汤池百步”。“夏鲧作城”。“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这些传说，近来已被考古发掘的城子崖城址、后岗城址、王城岗城址、平粮台城址、边线王城址等所证实。这些城址大都为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的晚期，个别可达中期，这与文献记载的古史传说是完全相符的。中国古代的“城”出现于龙山文化的中晚期似无疑议，“城市”的起源上溯至此亦无可厚非。但是，从古文字上来看，甲骨文中还没有发现“城”字，不过甲骨文中有的字象城垣形状，象两亭或四亭相对，中含一城。金文“城”字右旁作武器形状，意为用武器守卫着城池。从甲骨文和金文中都可以看出，城的最初职能主要是起防御作用。从这一点来讲，早在新石器时代　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就有了防御性的设施，例如半坡村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的四周都曾发现有人工挖掘的壕沟，并在壕沟内侧设有栅栏。这种壕沟和栅栏所起的防御作用，可以说与早期“城”的功能是一样的，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因此，就“城”的最初职能——防御而言，把仰韶文化时期居住地四周的壕沟和栅栏，作为中国城池的萌芽或征兆，也是未尝不可的。由上述可知，我国“城”的起源最早可以上溯到仰韶文化时期。2、“市”的起源。“市”属于经济范畴。其起源根据现有的材料相对于“城”要晚一些。所谓最早的“市”是聚集货物进行以物换物的买卖交易和集中做买卖交易的场所。《说文》云：“市者，买卖所之也。”《易·系辞下》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孟子·公孙丑下》亦云：“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说明“市”的本义指买卖交易和买卖交换的场所。所以只有在发生相当规模的商品交换的前提下才可能出现“市”，没有交换就根本谈不上市的起源。古史传说中有：“祝融作市”；“包牺氏没，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可见最早的“市”是随着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大规模交换而产生的。综上所述，“城”与“市”在我国原始社会晚期都已出现，其中“城”比“市”出现得早，甚至可以上溯到距今6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因而我国古代城市的起源起码也应该追溯至此。三、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究竟何时形成，怎样形成的呢？最早的“城”和“市”虽然在概念、范畴上都截然不同，且无直接联系。但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城里的人口有了较大的发展，城里的设施逐渐完善后，交换物品的“市”从市井、野市、郊市逐渐向“城”里靠拢，并在城内得到了发展，于是“城”和“市”就逐渐结合起来。“城”和“市”结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单纯的军事政治中心的城堡进到兼为政治和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的发展过程。依据前面对“城市”所作的定义，我们可以以“城”和“市”是否紧密结合在一起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形成的主要标志。从城市的起源看，“城”是适应统治集团的需要，统治者利用它行使国家职能，由于政治力量的作用自上而下形成的；而“市”则是由于经济的发展需要，通过商品交换以及伴随出现的手工业的逐渐发展，剩余产品的不断增多，由“下”而“上”形成的。在城、市分离阶段，由于城的功能偏重于政治中心与军事堡垒的作用，因而抑制了具有经济性质的市与城邑的有机结合；同时，由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还不能完全冲破人为的某些束缚向城邑内部“进军”；此外，当时城邑农产品的主要供应途径，是通过军事性的野蛮掠夺和强制性的征收，而有市无市对于早期国都或城邑则并不那么重要，况且，设市人多又杂，更容易增加城邑防卫上的困难，削弱了城邑的政治、军事功能。因此，至商代中后期，城郭之内虽然开始设有为王公贵族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和极个别临时性的集市，但仍然改变不了当时的都城突出的单纯军事防卫性质。那么，在中国古代究竟何时于城邑中设有市场，文献史料中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但从《周礼》等早期经史中与市场相关的记载可知，在西周时城邑中已开始设有市场，从而拉开了中国古代早期城与市结合的序幕。在周代，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聚居点增加，手工业与商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因此，随之而来的是城、市观念上的变化。人们一方面逐步认识到工商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富强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由于诸侯割据，各国认识到仅有城墙的防御功能而无经济实力的城难以长期固守。同时，随着统治集团地域的扩大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统治者为使其生活更为便利和舒适，并为增强都城的防卫能力，在开始仅建有宫殿或衙署等政治、军事性建筑的“城”里，允许在“城”的城厢设“市”贸易，进而手工业作坊等也不断随之出现并增多，“城”的规模由此相继扩大，人口增加，逐渐形成了“前朝后市”的格局。与此同时，由于经济的逐渐发展，市场的增多，促进了一些交通发达的商品集散地或繁华的市场，因军事、政治等原因，围“城郭沟池以为固”，从而出现了“市”、“城”合一的情况。所以，“市”有大市、小市、早市、晚市，定期与不定期市等之分。《周礼·地官》曰：“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凡市入，则胥执鞭度守门。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贾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师莅焉。”所谓“市师”，即“司市”。“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经市”。即是说，当时“市”中所设的管理官员，其职责不仅在于监督商贩货物等出入城门，整顿摊肆货店排列场所，甚至确定物价、限制违禁品买卖等，而且自身有专设的吏所治舍及其管理制度等。可见，当时城中有市是毋庸置疑的。通过上述城内部市的建立以及市外部城的修筑这样两条主要途径，最初各自独立的城与市便渐趋融合，缓慢地发展为统一的、有机的复合体——城市。这样的有机整体性的城市，不再仅仅是“王宫的营垒”。尽管最初只是城与市的简单结合，但愈到后来，其职能、成分和基本特征等都已大大复杂化、多样化。这种具有复合性的一体化城市的产生，它不仅事实上已成为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对中心，而且还是行政、生产、文化、居住和交通等系统在空间的统一体，同时还是人们在生产和生活方面利用和改造自然的一个有机联系的环境。它构成了一种区别于乡村的独特的生活方式，表明中国古代史上具有真正意义的城市在西周时就已经形成了。

古代城市名称如下所示：

1、钱塘

钱塘是号称“人间天堂”杭州城的古称谓。上自秦一统全国后便在灵隐山麓设县治称钱唐，属会稽郡。至隋王朝建立于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废郡为州，“杭州”之名才有了第一次的出现。

2、大梁

大梁是中国河南古地名，位于河南省开封市西北。原为中古战国时代战国七雄之一魏国的都邑所在地。公元前364年夏，当时魏国的国君魏惠王将国都从安邑东迁至大梁，因此魏惠王也被称为‘梁惠王’，至魏襄王到魏王假的六代君主。

3、金陵

金陵是南京的古称。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熊商于石头城筑金陵邑，金陵之名源于此。公元229年，吴大帝孙权在此建都，金陵从此崛起，使中国的政治中心走出黄河文化板块的格局，引领了长江流域及整个中国南方地区的发展。

4、京师

京师是中国古代对首都的称呼，在明朝和清朝一般指北京。永乐十九年正月，朱棣正式由应天府（今南京）移鼎燕京，以之为京师，称为“北京”。

5、长安

长安是西安的古称，是历史上第一座被称为“京”的都城，也是中国城市建置市（商业区）与坊（住宅区）分设典型。周文王时就定都于此，筑设丰京，武王即位后再建镐京，合称丰镐。

在我国的古书《史记》《梦溪笔谈》中都有关于海市蜃楼的记载，宋代大诗人苏轼在《登州海市》的诗中也描述过海市蜃楼的奇观，还有哪些古籍记载了海市蜃楼？

史书记载《史记·封禅书》：“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白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

《海市蜃楼》——选自《梦溪笔谈》（沈括）

登州海中，时有云气，如宫室、台观、城堞、人物、车马、冠盖，历历可见，谓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气所为”，疑不然也。欧阳文忠曾出使河朔，过高唐县，驿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过，车马人畜之声一一可辨，其说甚详，此不具纪。问本处父老，云：二十年前尝昼过县，亦历历见人物。土人亦谓之海市，与登州所见大略相类也。

南宋遗民林景熙的《蜃说》，全文一百多字，是描写海市蜃楼最好的一篇散文之一。

明朝陆容《菽园杂记》：“蜃气楼台之说，出天官书，其来远矣。或以蜃为大蛤，月令所谓雉入大海为蜃是也。或以为蛇所化。海中此物固多有之。然海滨之地，未尝见有楼台之状。惟登州海市，世传道之，疑以为蜃气所致。苏长公海市诗序谓其尝出于春夏，岁晚不复见，公祷于海神之庙，明日见焉。是又以为可祷，则非蜃气矣。”

明朝方以智《物理小识》：“睢阳袁可立为抚军，时饮楼上。忽艨艟数十扬帆来，各立介士，甲光耀目，朱旗蔽天，相顾错愕。急罢酒料理城守，而船将抵岸，忽然不见，乃知是海市。”遂诗兴大发，在蓬莱阁上留下千古名篇《观海市诗》。

袁可立《观海市》诗并序（《蓬莱阁诗》中记述海市最真实得体的文章）

刘献廷《广阳杂记》

莱阳董樵云：登州海市，不止幻楼台殿阁之形，一日见战舰百余，旌仗森然，且有金鼓声。顷之，脱入水。又云，崇祯三年，樵赴登州，知府肖鱼小试，适门吏报海市。盖其俗，遇海市必击鼓报官也。肖率诸童子往观，见北门外长山忽穴其中，如城门然。水自内出，顷之上沸，断山为二。自辰至午始复故。又云，涉海者云，尝从海中望岸上，亦有楼观人物，如岸上所见者。

《山市》 （蒲松龄）

奂山山市，邑八景之一也，然数年恒不一见。孙公子禹年与同人饮楼上，忽见山头有孤塔耸起，高插青冥，相顾惊疑，念近中无此禅院。无何，见宫殿数十所，碧瓦飞甍，始悟为山市。未几，高垣睥睨，连亘六七里，居然城郭矣。中有楼若者，堂若者，坊若者，历历在目，以亿万计。忽大风起，尘气莽莽然，城市依稀而已。既而风定天清，一切乌有，惟危楼一座，直接霄汉。楼五架，窗扉皆洞开；一行有五点明处，楼外天也。

层层指数，楼愈高，则明渐少。数至八层，裁如星点。又其上，则黯然缥缈，不可计其层次矣。而楼上人往来屑屑，或凭或立，不一状。逾时，楼渐低，可见其顶；又渐如常楼；又渐如高舍；倏忽如拳如豆，遂不可见。

又闻有早行者，见山上人烟市肆，与世无别，故又名“鬼市”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