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鉴别涉及的内容比较复杂，技术性强，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很多喜欢研究文学的人们都会想要去购买一本真品。那么你知道应该如何去鉴别清楚它的真伪吗以下是懂视小编为你整理的古书鉴别真伪的方法，希望能帮到你。

古书鉴别真伪的方法一、封面。古书封面为四周单线边栏，分为三行，右行为编著撰选者姓名，中行为书名，左行为刊印人或斋、堂名。

二、装订。古书装订在宋以前均为卷轴形式和折叠页装。册装书的出现是在宋代以后，册装最初是蝴蝶装，后来进到了包背装。线装书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才有的。

三、版式。古书的版式，北宋和南宋前期刻本基本上是白口，南宋后期出现黑口，元末至弘治年间通行粗黑口。明正德，嘉靖年间又出现白口书，之后一直到清代，黑白两种书口同时流行。

四、字体。古书字体主要有两种，一种宋体字，另一种是元体字。尽管时有非欧非颜，非柳非赵的所谓“馆阁体”出现，但那并非主流。

五、纸张。宋代印书多用麻纸和以竹为原料的玉扣纸。元刻本常用竹纸或皮纸，比宋版用纸稍黑。明代印书，前期多用江西棉纸，后期多用竹纸，晚期盛行毛边纸。清代大多采用开花(又称桃花纸)，但在实际应用中，几乎以前所用的各种纸张，清刻本中都在运用。

六、讳字。避讳讲究自周代始，官名、人名、地名均随帝王名字的改变而改变，这对判断古籍年代极有参考价值。历代避讳常见的有改字、空字、缺笔。秦汉时大多采用改字和空字避讳，讳名不讳姓。用缺笔字代讳字发端于唐，又在宋版书上特多。金元刻本无讳字，多俗体、简体。明前、中期亦不避讳，明刻讳字始于明光宗朱常洛。清刻本避讳尤其苛严。

古书的纸质麻纸：分黄、白两种。黄麻纸色略黄，稍粗糙，有的较白麻纸略厚;白麻纸洁白光滑，背面较正面粗糙且有草棍等粘附，质地细薄，坚韧。纸纹均宽，约一指半。宋刻本多用白麻纸，元后期多用黄麻纸，时纸纹渐窄，约一指。明初仍用之。

罗纹纸：色白，质地柔软，具明显横纹，似丝织罗绸，故名。自宋以来代有制造，但宋刻本有此纸者鲜见。

棉纸：又称皮纸，分黑、白两种。白棉纸色白，质地细柔，纤维多，韧性强;黑棉纸色黄黑，韧性稍差。明前期多用。嘉靖前较细薄，隆、万后稍粗厚。清初仅见少数印本。

竹纸：色微黄，稍脆，宋元至明初问有使用，嘉靖后较为普遍。

开化纸：细腻、洁白，薄而韧性强，柔软。清内府刻本及扬州诗局刻书多用之。嘉、道后质次量少，家刻本中偶有采用。

连史纸：洁白纯净，正面光滑，背面稍粗糙，但无草棍纸屑粘附，纸料较细。乾隆后所用甚多。

宣纸;因产于安徽宣城而得名。分为多种。料半纸，薄而质地细，色洁白，绵软有弹性，可以作绘画印书，晚清、民国有些书用之。玉版纸，能吸水，晚清、民国印金石、书画册等多用此纸。棉连纸，摹拓铜器、碑刻及印书画用。

毛边纸：米**，正面光滑，背面稍粗，质脆，乾隆后用得较多。

太史连纸：稍黄，质地细洁而有韧性，乾隆后与上述毛边纸为两种最常使用的印书纸。

如何通过字体鉴定古籍年代唐刻本

现存最早的唐代刻本，除了敦煌所出乾符四年(877)与中和二年(822)两种唐历和刻于咸通九年(868)卷本《金刚经》已流散异国以外，未见其他传本留存。所以说，唐代古书都是传说级别的东西。

宋刻本

前面说到，宋时刻书印书事业繁盛，两浙、四川与福建等经济发达地区成了刻书的中心，刻书单位有监司、州学、书院、家塾、书坊等。但为何到今天宋版书寥若晨星呢因为即使排除战火、天灾的因素，一般纸的寿命也只不过千年而已。像唐代遗留下来仅存的那几本书，若不是纸张在湿度为零、几乎真空的敦煌戈壁滩的洞窟中存放，绝无保全的可能。

每一册宋版书都是艺术品，弥足珍贵，因此现代按页卖，且每页都在万元以上。其实早在明末崇祯年间，著名的刻书和藏书家毛晋，为搜求宋版书，就按页购宋版书了。他在藏书楼汲古阁门前悬挂征求启事谓：“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

宋代官刻书多在卷末镌校勘人衔名，私刻和坊刻本多在卷末镌刻书题记或牌记。由工于刻书前要请书法大家缮写上版，字体既美，校刻亦精，字体大都采颜、柳、欧阳笔法，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所谓“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明高濂《遵生八笺》)则是宋刻本的共同特色。

元刻本

元代初期刻书承南宋遗风，字体也接近，常把元刻本误为宋刻本，后流行赵体字。元浙本多由士大夫经手，流风所及，自然流行赵体，渐有颜体字，字瘦一些、圆劲一些，不像南宋建本字那样横细竖粗。元代俗文化发达，故刻本中多简体字和俗字，许多简体字跟现代一致。

官刻、家刻中较少，经史文集中较少，坊刻和话本类书中较多。元本墨色稍淡，刀法也显软弱无力。早期用纸，白麻纸、黄麻纸兼而有之，中期以后，则多用黄麻纸。元朝皇帝为蒙古族。人名汉字都是音译、无法避讳也不用避讳。元人礼制观念淡薄，查禁的也不严，元刻本中几乎没有讳字。

明刻本

明代刻书情况，大致可分三个时期：明初至正德一百余年间，刻书风格继承元代余韵，无论官刻私雕，概括起来讲，那就是“黑口、赵字、继元”。

嘉靖(1522—1566)至万历(1573—1620)时期，近百年间，由于前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反映在刻书风格上，一洗前期旧式版式、行款、字体，全面仿宋。这一时期所刻的书，除了司礼监刻一遵旧式少有变化外，其余无论官雕私刻，完全变为另外一种风格，即“白口、方字、仿宋”。颇有宋版遗风。

嘉靖六家文选字体

万历后期至崇祯(1628-1644)时期，刻书风气又一变，字形由方变长，字画横轻竖重，更显死板，讳字也较以前为严。

清刻本

清代刻本繁多，综而观之，大致有如下特点：清代刻本以康熙为界，其字体变化分作两个时期，康熙以前是明万历后的风格，字体长方，横细竖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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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书的字没有可以进行修复

书籍的修复基於其特性，在修复过程中，处理准则和一般印刷文件有若干共同点，因为它们的主体都是纸张。不过如果书籍本身是一件艺术品，例如是一部经典文学作品、是一件稀奇罕见之珍品、印刷品质精美特殊、具历史意义价值之文件，美妙的插画艺术、或是装订之特殊技巧等等因素，因而使得书籍变得分外珍贵。书籍修复和一般纸张修复最大的不同点，在於书籍的功能是要被使用，使用如有损坏，让它再恢复成为一本书的样子。书籍不是一件素描作品或是一幅画，可以远远的欣赏。书籍是要在手中触摸，让读者享受翻阅展读的乐趣。修复师面对书籍修复的工作时，虽然也是属於纸张修复，但仍需区分清楚其伤害之异质处。

漏的出现当早于刻，在先秦典籍中，早已见到有关漏的记述，而只有在汉代以后文献中才见到有关刻和漏刻的描写。最原始的漏壶不可能有什么节制水流的措施，只是让其自漏，从满壶漏至空，再加满水接着漏。显然满壶和浅壶漏水的速度不同，但一壶水从满漏至空都是大体等时的，如内蒙古杭锦旗1976年出土的西汉漏壶每次漏空大约10分钟，因而计量时间可用漏了多少壶来表示。为了不间断地添水行漏，计数漏了多少壶，需要有人日夜守候，这也许就是《周礼•夏官司马》中提到“挈壶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的原因。如此众多的人员守候一个漏壶显然是很大的负担，人们必然会产生节制漏水速度的要求，或在壶内壁出水口处垫以云母片，或在漏水孔中塞以丝织物等，使漏水缓慢而又不断，这样每一壶水漏出的时间长了，减轻了不断添水的负担。但是却不能以漏多少壶来计时，而要随时注意漏壶里的水漏掉多少，这就是刻产生的基础。最初可能是在壶内壁上刻画。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漏时说：“漏，以铜受水，刻节，昼夜百刻。”可能就指这一情况。后来为了便于读数，就放一枝箭在壶里，在箭杆上划刻度，看水退到什么刻度就知道时间了。

你说的那个《离骚》版本我不清楚，不知道具体是指哪些错字，不过古代人的错字其实是与文字和印刷的历史有关的。

古籍的错字有有很多原因：

第一，是前面朋友说的，古代与现代文字意义的变迁和增加，这其实不属于“错”的范围，而是语言发展变化的产物。

第二，古籍在文字统一前是根据不同地域而有不同书写习惯的，直到秦始皇统一文字才有了后来文化的普及，当时楚地、秦地、乃至齐鲁燕赵，都有各自的书体，因此在不同国家传播时，认读中出现的错误认识和书写也会延续到后代。

第三，古籍在印刷术发明前，多是以传抄的方式。因此在抄写时就会出现“讹”“夺”“衍”“漏”的情况。

“讹”就是上面说的，错误认字，而后因错就错。

“夺”就是误认某字为其他的字，或者是串行、串篇、串简等情况，抄写时抄错。这也与古书的装订方式有关，一大捧竹简木牍，如果装订绳断脱，重新整理编排次序可是个大问题。

“衍”就是抄写时自己添加了字，而后整篇文章就这样因错就错传给后人。

“漏”是说抄写时脱漏了原文，丢字拉字。

第四，这些问题在传抄和整理成底稿时就已经出了不少问题，当刻于金石、木版上，如果刻工不注意，或者偷懒或者手艺差，或者时间紧，也会出现字的变化和脱漏，比如出现很多异体字、简化字、缺笔字等，如果不及时校对发现，一旦重新拓印成书，就将错误形成固定的模式变成正常的了。

第五，古代君主们经常颁布各种时代的避讳字，一旦遇到就需要以同意字代替原文，后代有时不知道，就误将已代替的当作最早的版本，这样又形成了新的错误。不过明清以后是以缺笔划来处理避讳字，这在认识和考订时就方便不少。

第六，古代名人们也经常会出现自造字，如果后人不察，就会误为错字。

梁、粱相忘于“鱼米之乡”

桥梁之梁和稻粱之粱这两个汉字极其相似，其中是否存在什么内在联系呢，至今尚无令人信服的答案。梁、粱这两个字也是很容易混淆的字，常有人把“桥梁”、“栋梁”错写成“桥粱”、“栋粱”，把“高粱”、“膏粱”错写成“高梁”、“膏粱”，把“黄粱美梦”误写成“黄梁美梦”。说到这两个字的区别似乎很好讲，只要着眼于下面的木字和米字底就行。但是说到这两个字的联系就很困难，而且这两个字长期以来其实还可以互为借用，由此引发了对于梁、粱等字源的辨识，以及它们所代表的事物之间关系的探索。

1古籍中关于梁字的解释

古籍中关于梁字解释，除作跨水桥梁外，要特别关注如下几条。

如《说文》：“梁，水桥也，从木，从水。刅（chuāng）声”。

《毛传》：“石绝水曰梁。谓所以偃塞取鱼者。”

《诗·大雅·大明》：“造舟为梁，不显其光”。这里还牵扯到舟与梁的关系。

《尔雅·释地》：“梁，莫大于湨梁”。郭璞注：“湨（音jú），水名。梁，堤（堤）也。”

《诗经·邶风·谷风》：“无逝我梁，毋发我笱（音gǒu）”。笱

，捕鱼器具。毛传：“梁，鱼梁。”《水经注·济水注》：“梁，水堤也。”《周礼·渔人》：“掌以时渔为梁。”司农注:“水偃也。偃水为关空，以笱承其空。”

《尔雅·释宫》：“堤谓之梁，石杠谓之徛。”“徛，步桥也。”《广韵·寘韵》：“徛，立也。”“徛，石杠，聚石以为步渡。”《说文》：“徛，举胫有渡也。从彳（小步走），奇声。

《尔雅·释宫》：“彴（音zhuó），独梁也。”《玉篇·彳部》：“彴，徛渡也。”《广韵·乐韵》：“彴，横木渡水也。”故彴字，一说独木桥，一说石桥，又可释为山间溪流中用以渡人的踏脚石。

可以看到。梁的字源不仅与水有关，而且与捕鱼和鱼梁即水中的堤梁、石磴有关。

梁字演变图（《字源》）

2古籍中关于粱字的解释

关于粱字的解释，除大多作黍粟禾米之名外，还有《字源》：“粱，形声字。从米，刅声。初为刅，后改为刱。（古梁字之一）”。这是从字符的形成说起的。

《古文字诂林》马叙伦：引文，“太宰三农生九谷，郑注有粱。此言种植。”这是从字义的形成说起的，意义很重要。

古籍除避讳字外，某些时代规定的特殊用字，因其“独能行于一世而止”（《宣和书谱》卷一），故亦有很强的时代性，这对我们鉴定古籍的年代具有重要价值。据《新唐书》记载，武则天时造了十二个字，《宣和书谱》则说是十九字，《通志》又说是十八字，明人郎瑛的《七修类稿》，根据《后山丛谈》等记载，认为“总计则又二十字矣”。不唯字数不同，即便是同一个字，由于辗转传抄，写法亦各异。为了方便，今将《宣和书谱》等四家所记，列表于下，以作参考：

《新唐书》所载十二个新字没有释义，《七修类稿》将此字写作“”，释义为“幼”。

在这二十个新造字中，据宋人郑樵分析：“天作，日作，并篆文也；年作，正作，并古文行于世者；授，古文亦作、者，国亦有作圀者；地，籀文或有作坔者。”这就是说，武则天时所造新字，并非全出杜撰，实际是用了不少古字，或者将古字作了若干变通或改造。遇到这些字就需要特别小心，因为前乎此或后乎此，都可能出现这些字，需要综合它种因素才能下结论。但由此而否定这些字在鉴定古籍年代时的重要性，则是站不住脚的。

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囯政权，也规定了部分特殊用字，这主要是纪年月的干支，不用丑、卯、亥三字，而分别代之以好、荣、开。同时，太平天囯的“囯”字，既不作“国”，又不作“国”，而中间是个“王”字，大有尊重天王之意。这些字都有很强的时代性，其在鉴定古籍年代中的作用和价值是不言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