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博物院陈列大楼建筑面积11580平方米，文物库房4156平方米。馆藏文物有历代铜、陶、瓷、金、 银、玉器、货币、书画、民俗、砖雕石刻、文房四宝、革命文物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物等，总计104684件。其中古籍109126册 （其中善本书8000余册），一级藏品135件。 潜山安徽龟化石

1971年发现于安徽省潜山县，地质时代为古新世晚期。该标本为古生物学家叶祥奎教授1979年确立安徽龟属（新属）、潜山安徽龟（新种）的正型标本，对于研究龟类的系统发生和地史分布，以及潜山盆地的古地理、古气候，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蚕形玉饰

年代：春秋

尺寸：长63厘米　宽22厘米米

1955年5月在寿县城西门蔡侯墓出土蔡国玉质装饰品。形状弯曲似玉

璜，两面花纹一样，通身刻带形纹7道，带纹上有6道是斜线纹，1道是人字形纹，表现出蚕的动态。头部以穿孔做为蚕的眼睛。中国人民很早就知道养蚕，并把蚕的形状雕刻在各种器物上，但用蚕做佩饰的却不多。 “宜子孙”钟形金饰

年代：东汉

尺寸：长23厘米，宽171厘米，厚055厘米，重18克

1955年在合肥市西郊乌龟墩砖石墓出土梯形钮的中心穿一小孔，中部竖列“宜子孙”3篆书字，为汉代习用的吉语。边饰连珠纹，“子孙”两字外侧饰对称的瓣叶纹。和汉草叶纹镜的瓣叶纹相似，系用极细的金丝和金珠。作成花朵，与花茎瓣叶联为一体，联缀盘筑而成。金饰光彩夺目，显示了汉代的高度工艺水平。 张成造剔犀云纹漆盒

年代：元

尺寸：高6厘米　直径145厘米

此盒底部边缘有针刻“张成造”三字款。据记载，张成和杨茂都是元代著名的雕漆艺人。“剔犀”是指在漆胎上髹两种或三种颜色相间的漆层，每色均髹一定的厚度。由于各色漆层相间，雕刻处便露出不同的色层。经过磨光，即为成品。此盒漆层厚约百道，深刻近底，斜面显露红黑线条。刀法圆润，刚劲有力。此盒漆质坚密，光泽可鉴。 凤纹铜方鼎

尺寸：高228厘米　　1965年安徽省屯溪市弈棋出土。立耳，直腹，平底，矮足。腹部四面纹饰相同，均为长冠垂尾的两只凤鸟，作隔棱脊相对。主纹突出，上下以粗细凸弦纹为栏，无地纹，简洁明快。短足作二箍节相叠，外圆内空，截面呈半环形。这种作法，亦属少见。这件器物融合了中原和江南地区的青铜文化特色。 唐三彩双系凤柄壶

年代：唐

尺寸：通高225厘米　腹径108厘米

1958年安徽省芜湖市出土，直口，伞状盖，盖上附乳钉小纽龙形柄。球腹，圈足。肩上堆贴对称双系。颈饰凸弦纹，形同竹节。肩饰凹弦纹三道。口外壁堆贴模印的葡萄叶，腹部贴模印葡萄和小鸟。造型庄重，装饰生动别致。胎色微黄，釉色美观雅致，是唐三彩中不可多得的佳品。 兽面纹铜鬲

年代：商　　尺寸：高232厘米　口径153厘米　　1944年安徽省阜南县月牙河出土。兽面纹铜鬲（lì，音历），圆口外卷，直颈窄肩，分裆，锥形空足。口沿置对称的弓形耳，一耳与一足对应，应是沿袭商代早期的作法。颈饰变形夔纹。腹饰扉棱三道，与足对应。并以扉棱为中轴，构成三组兽面纹。 云纹铜五柱器

年代：西周　　尺寸：通高31厘米　柱高165厘米　　1959年安徽省屯溪市弈棋出土。器上竖五柱，等高，间距亦相同。方座中空，四壁微鼓，委角。长方形扁脊的两侧和方座四壁，均饰双钩云纹。此种器形，不见于诸家著录，用途待考。 白陶鬶

年代：新石器时代　　尺寸：通高19厘米　口径8厘米　腹径42厘米　　1960年安徽萧县花家寺遗址出土。泥质白陶。敞口，细长颈。扁带形鋬，三袋状足。腹中部有锯齿形堆纹一周，陶胎薄而细腻。花家寺遗址系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曾出土有陶鬲，石斧、石石奔、石箭镞、蚌镰、骨针、鹿角等遗物。属大汶口文化类型，该遗址被列为安徽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鬶是花家寺遗址中发现的较为精致的陶器。 原始青瓷尊

年代：周　　尺寸：高173厘米　腹径134厘米　　1959年安徽省屯溪市西周墓葬出土。高岭土胎，胎色灰白，与著名的祁门瓷土近似。表里均施灰白色釉，有脱釉现象。器身刻划弦纹、斜方格纹和波纹等。口沿和肩部堆附卷云纹。器形端庄，纹饰简朴。

国家典籍博物馆的集中展陈空间，建筑面积达11549平方米，拥有9个展厅。据工作人员介绍，这里很多的馆藏典籍是国家一级文物，这些国宝的介质从三千多年前的殷墟甲骨，到100年前的桑皮纸，可谓包罗万象，其对展览、保存的环境格外挑剔，每一次取放都要异常小心。为了保护这些古籍，展厅内所有的展柜都是可内控温度和湿度的智能展柜，展柜内的温度被控制在20摄氏度上下，相对湿度则控制在50%左右，即使外部环境变化再大，一般也不会对珍藏其中的国宝造成影响。

为了满足观众阅读古籍的需求，国家典籍博物馆还利用高科技手段，提供了一些互动服务。比如展厅内的《柳公权神策军纪圣德碑》善本，其旁边既有一个放大的高仿版本，还放置了一个透明的可触摸屏。观众用手指在触摸屏上滑动，就可以逐页翻看这件典籍中的内容。

2014年09月10日，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式开放，首展“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展”，全面展示国家图书馆所藏古籍特藏珍品。国家典籍博物馆内，观众从《永乐大典》前走过。

藏品上至旧石器时代，下迄当代，包括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瓷器、书画、织绣、竹木牙雕、民俗和当代艺术品等，国家一级以上文物1062件。藏品中，考古发掘品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其中新石器时代的“玉串饰”，战国时期的“错金银铜壶”、“郢爰”，西汉的“金兽”，东汉的“广陵王玺”、“错银饰青铜牛灯”，东汉的“鎏金镶嵌神兽铜砚盒”，西晋的“青瓷神兽尊”，南朝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模印砖画，明代的“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等10件藏品为国宝级文物。

南京博物院简介

南京博物院位于南京市玄武区中山东路321号，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 ，简称南院或南博，其前身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蔡元培等倡建的国立中央博物院，是中国创建最早的博物馆、中国第一座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综合类博物馆。现为大型综合性的国家级博物馆、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首批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

国宝级文物简介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历史绵绵不绝，光耀于世，浩瀚的文化古籍和巧夺天工的文物珍品构成了中国历史长河中一段段华采乐章。尤其以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出土的马踏飞燕最具代表，它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脚踏实地、勇敢创新、积极进取的伟大民族精神。

馆藏文物通常分为一级、二级、三级这三个等级，其中最高级别的一级文物又分为甲、乙两个等次，而只有一级甲等文物，才可以称为“国宝”。一件文物究竟是不是一级甲等，换言之是不是“国宝”，要经过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

文物级别

馆藏文物通常分为一级、二级、三级这三个等级，其中最高级别的一级文物又分为甲、乙两个等次，而只有一级甲等文物，才可以称为“国宝”。一件文物究竟是不是一级甲等，换言之是不是“国宝”，要经过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而且鉴定专家必须共同在场，至于鉴定时所持的标准，首先不是文物价值几何，最重要的是它必须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见证，有了这一层意义，才能被认定为“国宝”。

严格说来，“国宝’’不是一个标准化的科学名词，将珍贵文物称为“国宝”，大概是受了日本的影响。因为他们早就由国家制订了《国宝保存令》，无论公私收藏的珍贵文物，凡是被国家专门机构定为“国宝”的，收藏者自己绝对无权处置。

时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为了纪念郑和与马六甲密切的历史关系，马来西亚马六甲历史博物馆在荷兰红屋二楼辟出"郑和文物馆"，已于前些时开放供公众参观。这是全马第一家纪念郑和的展览馆，也是马六甲惟一一家以人物为主题的文物馆。

在郑和文物馆外，竖立了一尊郑和石像，馆内展示的文物大部分来自马来西亚华裔文化团体和民间的捐献，还有一些是由博物馆自己搜集而来，其中有古物20多件，另有一些史书古籍和80多张文物。文物馆还特别仿制了郑和当年航海的船只，在馆内展示。郑和文物纪念馆内的壁画原本存在于荷兰红屋内，现已被加上了边框，成为一件展品。

馆长卡密斯介绍说，郑和与马六甲的关系虽然密切，但有关他在南洋的史迹材料却不多，馆内展示的史料，多数是郑和在中国的活动记录以及他航海所经之地的一些资料。其中一件比较珍贵的文物是明朝永乐皇帝赠给马六甲拜里米苏拉苏丹的印章，这个印章当时是由郑和带到马六甲的。卡密斯说，马六甲历史博物馆曾经帮助英国伦敦一家公司收集郑和的文物和史料，因此获得了对方回赠的这个具有纪念价值的印章。馆内收藏的一批外形与一般的方孔铜钱相仿的"郑和钱"古币，是由一名古币收藏家捐赠的，但这批古币的出处已无法考证，连身为馆长的卡密斯也不清楚这些古币为何被称为"郑和钱"。

曾与馆长卡密斯一起前往中国搜集郑和史料的马六甲中华大会堂主席郑永传说，郑和纪念馆的设立只是一个开始，还需要进一步充实"内涵"。他希望，民间如有收藏郑和文物的爱好者，应慷慨捐赠，以丰富馆藏。他还希望有精通中国历史的专家来协助处理馆内的事务。

马来西亚人认为，郑和是马六甲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曾给马六甲王朝带来了希望，间接使拜里米苏拉统治的马六甲王朝走入辉煌年代；如今，又为当地旅游业带来了许多发展的商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进入到了十四年抗战时期。北平在东北沦陷之后也成为了中国抵御日本南下的最重要的城市。在日军的威胁一步步加深的国难时期，故宫博物院内的文物搬迁也逐渐开始。 一、抗日狼烟下的故宫博物院 1931年9月18日，日军在制造「 ”柳条湖”事件后迅速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几个月之后东北全境沦陷，东北军全数撤退至华北地区，至此华北成为抗日的第一线，而北平也成为华北地区抵御日军的最为重要的城市。 在九一八事件发生之后，1931年12月3日，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请示南京行政院，请求在故宫内设立临时警卫处，加强对故宫博物院的警备力量，以防止文物遭受损失。15日行政院批准了易培基的请求，至此故宫博物院在日军的威胁下开始了其保护文物的漫长历史。 组织故宫文物南迁的时任院长易培基 1932年日军在上海发动「 ”一·二八事变”，对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发动袭击，在战争中，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以及各大高校都遭到了日军的猛烈轰炸，一时间中国同时遭受到日本南北双重夹击之势，情势十分危急，而藏在故宫博物院的大量的古籍文物更是有了商务印书馆的前车之鉴。在这种情况下，2月易培基便开始着手令工作人员将展列在紫禁城各宫殿的文物撤下并开始对古籍文物进行编号、整理以及将其装箱保存。 在战争中被日军炸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 日军在攻陷东北后对华北地区虎视眈眈，并时常对华北地区进行袭扰，1932年8月日军进攻热河，平津地区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安全形势。此时的故宫博物院已经开始考虑故宫文物的搬迁问题，易培基向行政院致函，请求将故宫文物中的一部分搬迁至东交民巷以及上海等地的租界进行保护，同时还请求故宫博物院在南京设立分院，将文物搬迁至南京进行保护。 二、故宫搬迁之争 故宫博物院内包含着大量的中国古籍文物，其中的四库全书等更是无价之宝，可称为中国的「 ”国宝”。对其的保护关乎到中华文明的千年文脉是否能够保存，而关于其是否迁移也引起了各界的讨论。 有人给故宫博物院致函，认为日军已经攻占东北和热河，平津地区一定是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平津一失，华北必然沦陷，所以故宫的文物必须南迁，只有迁移才能保护「 ”数千年遗下之国粹”。但是也有人认为大战在即，应该集全国之力以抵御日本，应当将故宫的文物进行拍卖以购买军火武装军队，但这种观点遭到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 故宫文物南迁 而在北平当地，有许多本地人士发出了反对文物迁移的声音，他们认为故宫博物院是北平的重要文物，而博物院内的文物更是北平作为文化古都的根本所在，他们坚决反对将文物搬出北平并组建了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坚决 文物南迁。 1933年3月10日热河战役结束，热河省沦陷于日本之手，长城抗战开始，平津地区面临最为严重的威胁。早在1月份，故宫博物院便召开会议决定从博物院中挑选重要文物先行南下，根据行政院的指示，这一批重点文物将会到达上海，2月6日，第一批故宫文物共2118箱自故宫内运出前往火车站，不久之后到达南京浦口。 准备南迁的文物 而就在文物到达浦口之时，关于这第一批文物到底迁移至何处，行政院与中政会发生了矛盾，前者坚持要将文物运往上海进行保护，但是后者却主张将文物搬迁至洛阳与开封进行保护。关于文物存放在哪的争论使得文物只能暂时停留在浦口火车站等待下一步安排，直到3月宋子文回到南京召开会议才最终决定将文物运往上海。此后一直到五月份，故宫博物院又分五批将13427箱文物南迁至上海进行妥善保管。 坚持故宫文物迁至上海的宋子文 迁往上海的文物由于气候较为潮湿容易被损坏，而此时故宫博物院也打算在南京建立博物院南京分院以保管文物。1936年9月26日，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保存库落成，蔡元培等参加了落成仪式。分院采用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建造，能够使文物保存在温度气候适宜的环境中，是当时首都南京的现代化建筑之一，对于保护文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36年12月，存放在上海的诸多文物开始迁往南京，1937年元旦，南京分院正式落成，文物也搬迁完毕。 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中央博物院） 三、七七事变之后的文物迁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平津沦陷，留存在北平的大量文物古籍遭到破坏，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上海以及首都南京也面临巨大的威胁，此时留存在南京的文物也不再安全，文物搬迁再一次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 七七事变照片 在战争的威胁下，中央 下令将存放在南京的文物装箱沿长江西进，8月14日，第一批文物在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护送下离开南京前往长沙，12月安全抵达长沙并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内。11月份第二批文物搬离南京开始西迁，此次文物搬迁为火车搬运，最终北上至宝鸡停留下来，在经过清点后南下入四川最终至峨眉山地区，此后第三批文物也历经千难万险最终到达四川乐山。 故宫文物南迁、西迁简图 至此故宫文物历经五次南迁，三次西迁，终于在日寇来临前安全的迁往大后方地区，使得中华文明的文脉得以保留下来。而参与这场搬迁的各行各界的人虽未在战场上杀敌报国，但其行为一样可以彰显于天地间，其英雄事迹亦可以传之后世，流芳千古。 文史君说： 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纪念碑上有言：「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庚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西南联大的成立为我国高等教育保留了大批火种，而文物的西迁亦将我国文明的火种保存下来，功在千秋，利于万世。 参考文献： 1、唐正芒：《抗战时期故宫文物的南迁西移》，《湖南文史》2004年第4期。 2、向宁：《故宫文物南迁记略》，《贵阳文史》2007年第5期。 （作者：浩然文史·投稿作者刘越） 本文为文史科普自媒体浩然文史原创作品，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本文所用，除特别说明外都来自互联网，如有侵权烦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 我们会每天为大家奉上精彩的历史文章，恳请各位读者朋友关注我们的账号！您的点赞、转发、评论，这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

陈列馆位于摸底河北岸，是一座斜坡式的方形建筑。屋顶的设计被建筑师融入了金沙和考古的元素，大大的圆形标志是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太阳神鸟金饰”的图案，围绕着太阳神鸟图案的正方形则象征着考古中使用的探方。陈列馆也采用全钢架结构，分为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建筑面积16000平方米，展厅面积5000平方米。陈列馆中的主题陈列名为《走进金沙》。由“远古家园”、“王都剪影”、“天地不绝”、“千载遗珍”、“解读金沙”五个展厅组成。五个展厅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从不同的角度展示和诠释了古蜀文化。每个展厅又根据其不同的展示内容，采取不同的展示手段，让游客每走进一个展厅，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同时，陈列馆利用多种现代科技手段来丰富陈列，当人们在展厅中聆听浑厚的罄声，玩一玩富有趣味的小游戏，完全不会感到枯燥与乏味。陈列馆建有四维特效影院，定时播放4D**《梦回金沙》，借助最新视听技术，让观众穿越3000年时空，领略杜宇王朝至开明王朝的古蜀国风采。陈列馆还设有新闻发布厅、学术报告厅、金沙特色纪念品商店、品味金沙餐吧、服务咨询台、寄存处等服务设施。 遗迹馆内是金沙遗址最为重要的考古发掘现场，是古蜀金沙王国的大型祭祀活动场所，也是目前中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商周时期的大型祭祀活动场所。遗迹馆建筑采用全钢架结构，面积7588平方米，高19米，跨度63米，是国内仅次于秦始皇兵马俑的大型遗址现场保护大棚。原生态的展示方式不仅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历史遗迹和未出土文物，也给走进金沙遗址的观众带来了视觉上的震撼。在这里，观众一方面可以实地感受3000年前古蜀王国祭祀活动的宏大气派，另一方面又能身临其境，近距离观看考古发掘现场，了解考古发掘的工作原理。

原状展示：古老的河道、河道中埋藏的乌木都以原状展示，用直观的形式让观众了解当初古蜀先民在河岸祭祀的场景。

图文标示展示：重要遗迹遗物用图版标识出土地点，并用文字说明文物出土时的埋藏情况。

考古地层展示：用阿拉伯数字标示探方四壁的地层划分，让观众直观地了解金沙遗址所对应的地层。

图版展示：利用步道旁的墙壁展示“图说考古”，用漫画的形式普及考古基本知识，生动、活泼，使博物馆的小观众们更好的了解考古。

多媒体演示：用电视屏幕播放重要遗迹的考古发掘过程，真实地再现考古学家发掘文物的情景。 该馆设置于陈列馆二层西厅，面积约900平方米。陈列主旨是再现3000年前成都平原的生态环境。

采用高87米、长57米，面积达500平方米的大型想象复原半景画。画中，碧野蓝天下的摸底河水淙淙流动，绿草丛中莺歌燕舞、万兽嬉戏，林荫掩映着古朴的民居，远处传来狩猎归来的欢声笑语。在这里，画布与实景相结合，声、光、电相结合，虚与实和谐自然地交融在一起，拉近了现实与过去的时空距离，也激起了现代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大诗人李白所描述的“九天开出一成都，千门万户入画图”的场景被真实再现。

金沙晨曦复原景观：大型半景画中的仿真人物雕塑和场景式复原。

大型遗迹套箱展示：这是以原状套箱的形式从金沙遗址取出的一处大型祭祀遗迹，博物馆将其整体平移至一展厅，与半景画紧密连接，并对应展示发掘现场的照片。

定向查询系统：国内首创定向查询系统。观众只要将查询系统与半景画中相关的位置对应，就会出现背景资料的介绍。

击拍式查询系统：展示世界各地早期文明的，并将金沙遗址与各地文明作地理位置的比较。 基本信息：

设置于二层东厅，面积约900平方米。陈列主旨为展示3000多年前古蜀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巧妙地使用不规则的“碎片拼接”形式，把考古发掘成果、场景复原和高科技手段有机结合，沿着展线缓缓呈现出一幅幅金沙先民生产生活的剪影：居所、工具、烧陶、冶铸、制玉、墓葬……　　

展示岛：在这里，告别了传统的方形展柜的陈列方式，用不规则的展示岛的形式将不同内容进行串联，还原了古蜀金沙王国生产生活、手工业技术和丧葬习俗等各个方面。

展示手段：展览中穿插运用场景、实物、模型、沙盘、声光电等辅助手段，即使陈列空间丰富多彩，又让观众能在参观中不断获得新鲜感。

大型建筑基址：采用多种手段对金沙遗址发现的大型建筑进行展示，包括遗址内发现的木建筑构件、三合花园建筑群复原模型、照片、三合花园地点大型建筑群修建过程虚拟影像及电子虚拟书等手段。全方位立体展示金沙遗址大型建筑的宏大。

水井：水井的发明，是随着人们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定居生活出现的，是人类生产力进步的标志。将水井的原件和其使用方法配合展示，让观众了解到3000多年前的古蜀先民已经开始了凿井而饮的生活。

灰坑：灰坑是古代人类生产生活留下的遗迹之一，可能是垃圾坑、储物坑或祭祀坑，包含了很多当时在此生活的人们有意或无意留下的物品。在此将灰坑整体套箱，形成了发掘场景与出土文物的对应展示。

木耜：耜是古代翻土的农具。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木耜长142厘米，是目前我国唯一一件保存较为完整的商周时期的木制农具，也是成都平原稻作农业发达兴盛的重要物证。模拟的人形手拿木耜作翻土状，让观众直观的了解耜的使用方法。

陶器：陶器是现代考古中发现最多，最富于时空变化的一类器物，因此成为考古学划分不同文化区域、文化阶段、文化性质的重要依据。从金沙遗址出土的众多陶器，可看出其发展演变的三大时期。

金器铜器残件：金沙出土的金器种类丰富，工艺精湛。大多采用自然砂金加工而成，含金量达833%-942%。在制作上采用锤揲、剪切、打磨、刻划、堑刻、模冲等多种技法。出土的铜器系范铸而成，多为小型器物及大型礼器上的附件。以素面居多，部分铜器采用了墨绘、穿孔、铸纹、立体附饰等装饰手法。对小型金、铜器残件以斜平柜展示，并辅以文字介绍。

制玉工艺：留有加工痕迹的玉器残件展示。这里每一件玉器上都留下了明显的加工痕迹，从这些痕迹上观众能够了解古蜀先民制玉工艺的成熟和先进。金沙玉料大多来自成都平原西北部山区，另有部分可能取自附近河滩、玉料呈色丰富多彩，玉工多依此特点因料施工。

“幻影成像”：利用光学原理和“实景造型”相结合的方式展示金沙制玉工艺流程。这种绘声绘色，虚幻莫测的演绎方式非常直观，能给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制作玉器要经过采料、选料、开料、切割、钻孔、刻纹、镂空、掏雕、打磨、抛光等多项工序，往往需要经年累月才能完工。 设置于一层东厅，面积约1000平方米。陈列主旨是突出古蜀人“沟通天地”的内容主题，再现古蜀国宗教祭祀的恢宏，让现代人体会古人的精神世界。

幽暗的灯光、垂降的纱网营造出庄严、神圣的氛围，集中展示的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卜甲等精美文物彰显出这个古老王国曾有的璀璨与神奇，也是古蜀宏大宗教祭祀活动的真实写照。在展线设计上自由灵活，让观众在参观时可以随意选择。

入口：用铁纱网分割出一条长长的通道，运用灯光营造出时空隧道的感觉，引领游客穿越到3000多年前的古蜀金沙。通道的尽头是金沙遗址出土文物“青铜立人像”的巨大投影，通道中响起的是金沙古老的乐器石罄的声音，让观众切身体会古蜀国祭祀活动的庄严和神圣。

玉器：玉器被远古先民视为自然造化之精髓，天地灵气之结聚，是奉献给诸神的圣洁之物。在祭祀活动中，玉器成为通天地、礼四方，祀鬼神的社稷重器。金沙遗址出土玉器2000多件，色彩艳丽，种类繁多，用矩形展柜分类展示玉器，并在展柜上方配以纱网，让观众感受到金沙遗址出土玉器的丰富，也体会到古人以玉沟通天地的神秘思想。

象牙：金沙出土了数量众多的象牙，它们是古蜀人奉献给天地神灵的重要祭品。从埋葬情况看，每次祭祀活动使用象牙的数量和方式都有不同。展厅中所陈列的象牙是采用有机硅胶灌封技术，整体封存起来。这种方式不仅能让观众直观感受到3000多年前象牙体量的巨大，同时使象牙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最大限度的降低了展陈对象牙的损害。

石璧：是古蜀祭祀活动中特殊的礼仪用器。

石跪坐人像：展出跪坐石人7件，其造型优美、栩栩如生，是中国发现时代较早、制作精美的石雕艺术品。

该馆设置于一层西厅，面积约900平方米。陈列主旨是展示以“太阳神鸟”金饰为主的30余件金沙遗址出土的精华之最的文物。

整个展厅的展陈设计都是紧紧围绕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太阳神鸟”金饰展开的。以陈列“太阳神鸟”金饰的圆形展台为中心，周围围绕四组扇形展柜，将金沙遗址出土的众多精品文物富有层次地展示在观众眼前。高贵灿烂的金器、神秘诡异的青铜器、色泽艳丽的玉器和生动写实的石器，无不展现出金沙先民关于族群的历史记忆，凝聚着一个时代文化艺术的精气神髓。

辅助展厅：展厅右侧环形空间内的展板将世界各地的出土文物与金沙文物进行了比较说明，成为第四展厅《千载遗珍》的合理外延。

“太阳神鸟”金饰： “太阳神鸟”金饰陈列在四展厅的中心位置，可旋转的圆形展台可以让观众从不同的角度欣赏这件精美的文物。展台上方是象征着天际的红色藻井，一道天光从天而降直射在这件灵秀的金饰上，黄金的熠熠光辉在这里更被无限释放，红色和**的结合让我们联想到3000多前古蜀先民对太阳的崇拜，而这种独特的展出方式也彰显出这件镇馆之宝的崇高地位。

金面具：黄金面具是金沙遗址2007年2月12日新发掘出土的文物。这件面具是目前国内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体量最大的黄金面具，也是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四大国宝之一。四展厅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金沙遗址的考古工作并未结束，随时都可能有考古惊喜带给大家，因此预留了新文物的陈列空间，而这件面具就是开馆后半年才入馆展出的。它所陈列的位置和“太阳神鸟”金饰在一条直线上，和“太阳神鸟”金饰交相辉映，散发着璀璨的光彩。

该馆设置于底层西厅，面积约830平方米。陈列主旨是梳理四川地区古蜀文化秦以前的发展脉络，让游客了解金沙遗址的来源和去向。

中央沙盘展示了古蜀文明的分布区域及其与周边文化的紧密联系。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金沙·十二桥文化——晚期蜀文化的文明历程通过展板和出土文物表现得淋漓尽致，金沙文化辉煌灿烂的历史背景豁然开朗，文化发展的真实脉络日渐清晰。

古蜀形势沙盘：空间布局以中央沙盘为核心，围合出半封闭的主题空间。明朗的基调，简练的线条，传递出古蜀历史的悠久与厚重。此模型示意性地表示出以蜀地为中心的蜀文化圈与周边地区文化圈的相互关系。

器物展示：精心制作、量身打造的大量辅助展具与灯光照明系统有机结合，兼顾了文物的艺术美感和展品安全。近几十年来，在成都平原及四川盆地周边地区，已发现了几十处与金沙相类似的商周时代遗存。它们如漫天星斗，形成众星拱月之势，烘托出此时金沙作为古蜀国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的显著地位，它们与金沙遗址一起，共同构架出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古蜀王国雄浑壮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迷雾：金沙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古蜀史研究的空白，开启了古蜀历史研究的新篇章。人们在庆幸于此找到三星堆余脉和战国蜀文化源头之时，却被更多的谜团所困扰。近几年的发掘与研究、虽然揭开了金沙神秘面纱的一角，但仍有许多谜团一时无法解答，尚待人们去上下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