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大发明”之前，我国古籍中已经有用磁石制作工具来判定方向的记载，这种工具名叫“司南”。专家一般认为，司南是诞生于我国战国时代的指南器，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指南针。

据《古矿录》记载，这种用磁石来指示方向的用法，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的河北磁山（今河北省邯郸市磁山一带）。《鬼谷子》中又有“故郑人之取玉也，载司南之车”的记载，鬼谷子本人、文中所说的取玉的“郑人”、以及其他古籍中记载出产磁石的磁山，恰好都位于当时的邯郸文化圈内。

也就是说，鬼谷子极有可能见闻了当时这种用磁石指示方向的技术，然后写进了自己的书里。

现在我们经常见到的司南形状，来自我国科技史学家王振铎考证并复原的指南工具。王先生的复原依据，则来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以及东汉思想家王充《论衡》“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的记载。

将磁石的南极磨成勺子的柄，放在金属制成的光滑底盘上，盘上标出表示方向的纹路。这个磁勺子在底盘上停止转动时，勺子柄就会指向正南方。

除了司南之外，指南车是另一种存在于古籍记载中、拥有指示方向功能的工具。传说黄帝和周公都曾经制造和使用指南车。

但根据后世对汉代指南车的研究，证实这种车上的人像之所以能够永远指向南方，依赖的是机械结构，而并不是磁石的物理性质。王先生同样也依据记载复原出了指南车的模型，至今仍在博物馆中展出。

到了北宋年间，水浮磁针和指南鱼已经能够较为便捷地运用在生活之中，元代更是诞生了专门搭配这两者使用的指南针瓷碗——瓷碗中烧制了类似坐标系的线条，将磁针或者指南鱼放在水面上，观察其方向，再借助瓷碗中的辅助线，即可算出当前所朝的方向。

古籍修复的原则包括最少干预原则、整旧如旧原则、可逆性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的原则。

1、最少干预原则

在古籍的修复中，摈弃传统的整卷整叶托裱的方法，对文献各部分的残破现状做具体分析，对不同情况予以不同处理。尽量少地在藏品上添加修复材料，避免因过度修复而造成的保护性破坏，尽量保留古籍文献的各种研究信息。

2、整旧如旧原则

在修复中尽可能保持古籍文献的原貌，保留文献的装帧风格。这里所谓的“整旧如旧”，并不是企图回复该文献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是尽可能保持该文献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使该文献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决不使其它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

3、可逆性原则

即修复措施是可逆的，可重复的。如果将来 发现有更科学更适宜的保护修复技术，随时可以更换修复材料，回到修复前的原来状态。同时可逆性原则对于我们改正工作中的失误而尽量不损害古籍非常必要。

4、最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的原则

即修复中所用的修复材料（纸张、线、颜料、墨等）必须与原始文件的材料有一定的色差，避免与藏品本身固有的历史信息混淆。

扩展资料

古籍修复选取纸张的注意事项：

选取修补古籍的纸张，首先要注意纸张的酸碱度，不能用酸性纸张去修补古籍，以免引起或加速古籍纸张的酸化；其次，如果选用旧纸修复古籍，要注意旧纸的纸张强度不能太低。

同时，还要注意所选纸张的纤维组成应该与古籍的纸张相近，厚薄相近，颜色相似但不能相同。补纸的吸水性要强，才易于粘合，纸张帘纹的宽窄也要相近。

具体修复工作中还要注意补纸与古籍纸张的帘纹方向要一致。总之这些都适宜了，才能使修复处纸张粘结的牢固服帖，与原来的书叶协调自然。

-古籍修复

LZ你想知道什么工具

最原始的劳动工具

制造与使用工具，是人和动物的本质性区别。工具，意味着对自然的改造，意味着生产的开始。因此，人类的文明史，首先就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历史。

人类最早创造的工具是石器。

就世界范围看，人类开始制造工具大约是在300万年前。最早的工具大概没有什么标准的形式，一物可以多用。坦桑尼亚奥杜韦峡谷发现的最早石制工具，大约距今200万年左右，其典型的石器是用砾右打制的砍砸器。

在旧石器时代制作石器最原始的办法，是把一块石头加以敲击或碰击使之形成刃口，即成石器。打制切割用的带有薄刃的石器，则有一定的方法和步骤：先从石块上打下所需要的石片，再把打下的石片加以修整而成石器。初期，石器是用石锤敲击修整的，边缘不太平齐。到了中期，使用木棒或骨棒修整，边缘比较平整了。及至后期，修整技术进一步提高，创造了压制法。压制的工具主要是骨、角或硬木。用压制法修整出来的石器已经比较精细。

到新石器时代，石器制造技术有了很大进步。首先，对石料的选择、切割、磨制、钻孔、雕刻等工序已有一定要求。石料选定后，先打制成石器的雏形，然后把刃部或整个表面放在砺石上加水和沙子磨光。这就成了磨制石器。

磨制石器与打制的石器相比，已具备了上下左右部分更加准确合理的形制，使用途趋向专一；增强了石器刃部的锋度，减少了使用时的阻力，使工具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穿孔技术的发明是石器制作技术上的又一重要成就，它基本上可分为钻穿、管穿和琢穿三种。钻穿是用一端削尖的坚硬木棒，或在木棒一端装上石制的钻头，在要穿孔的地方先加些潮湿的沙子，再用手掌或弓弦来转动木棒进行钻孔。管穿是用削尖了边缘的细竹管来穿孔，具体方法与钻穿相同。琢孔，即用敲琢器在大件石器上直接琢成大孔。穿孔的目的在于制成复合工具，使石制的工具能比较牢固地捆缚在木柄上，便于使用和携带，以提高劳动效率。

新石器时代的石器种类大大增多。早期遗址中大量出土的农业、手工业和渔猎工具有斧、锛、铲、凿、镞、矛头、磨盘、网坠等，稍后又增加了犁、刀、锄、镰等。

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工具的改进，增强了人们向自然界作斗争的能力，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天地变得日益广阔起来。但由于当时人们所能支配的物质只不过是石、木、骨、角和利用天然纤维简单加工而成的绳索等，这就限制了工具的创造和发展。

最早的针

在旧石器时代（约170万年～1万年前）晚期，人们已会用兽皮缝制衣服，不再赤身露体了。缝制衣服，针是不可缺少的工具。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针，是在距今约18000年前山顶洞人的遗址中发现的骨针。

本世纪3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人遗址中，发现了一枚骨针。这枚骨针长82毫米，针身最粗处直径33毫米，针身圆滑而略弯，针尖圆而锐利，针的尾端直径31毫米处有微小的针眼。制作这样的骨针，必须经过切割兽骨、精细地刮削、磨制以及挖穿针眼等多道工序，需要较高的制作工艺才能完成。这枚骨针，也是世界上目前所知最早的缝纫工具。

骨针在我国使用的时间非常久远。直到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末期，我国才开始用铁针缝制衣服，至于制造钢针，则是铁针出现1000多年后北宋时期的事情了。

最早的炉灶

炉灶是古代人们生火做饭的重要工具，至今，炉灶在我国农村的许多地区仍被广泛使用着。传说我国在黄帝时期就有了炉灶，但从我国用火有着久远的历史来推断，炉灶的发明当在此之前。

我国目前最早的炉灶实物，系一种双连式地灶，发现于距今约六七千年前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其基本形式是：在地上挖两个火坑，地面处两坑相隔，地面下两坑相通。其中一坑是进柴禾的地方，另一坑为出火之处。两坑相通处的洞口，作用与后世的灶门相似，出火坑的作用则与后世的灶膛差不多。

这一炉灶的构造虽然简陋，却体现出相当科学的道理，比起在平地上点燃篝火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例如：两坑相通，进柴处与发火处之间构设通道，可吸风拔火，柴火能较为充分地燃烧，从而提高了火的温度；炉灶四周为土壁，火在坑中，火势容易上扬，使得火力集中，人们可以较快地烤熟食物而又不致被火烧灼；火在坑中，聚气蓄热，燃后余烬亦可温烤食物，提高了火的利用率；火烬留在灶膛内，能够保存火种；等等。

炉灶的发明，使我们祖先在与大自然作斗争以及走向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最早的石磨

把谷、麦等的壳皮去掉并磨成粉，本是一项很繁琐的劳动。据《世本》记载，春秋战国之际的公输般（即鲁班）发明了石磨，使粮食加工变得容易多了。

1968年，在河北满城汉墓中出土了一架距今约2100年的石磨，这是我国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石磨。这架石磨系用两块厚重的圆形石盘组成，称为“磨扇”。两块磨扇上下对合，其中央部位凿有磨腔；上扇还凿有填加粮食的孔道，孔道与磨腔相连。在两片磨扇的对合面上，分别凿成凸凹不平的锯齿状，称为“磨齿”。下片磨扇的中心，安置一根向上突出的铁制立轴；上片磨扇的中心，则凿有能套在下扇立轴上的套孔。使用时，推动上扇的手柄使其旋转即可。

石磨的上扇在作旋转运动时，由于其磨齿与下扇的磨齿相互间咬合以及相错，而形成很微小的升降运动，于是上下扇之间便出现了瞬息的齿隙，使加工的粮食通过上扇的孔道不断进入磨齿。石磨在使用时，将杵臼的上下冲击力改变为齿面摩擦力，将杵臼的间歇工作改变为连续工作。这样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石磨的发明，是古代粮食加工工具的一大进步。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石磨不断加以改进。晋代，发明了水磨，以水力代替人力；同时又发明了连磨，这些发明，在当时的世界上均处于领先地位。

最早的弓箭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弓箭的国家。

在距今约28万年前的峙峪（今山西朔县峙峪村）人活动的旧石器晚期遗址中，发现过一些加工比较精细的小石镞。它们是用坚硬而容易劈裂出刃口的薄燧石石片制成的，镞的一端具有锋利的尖头，与尖端相对的底端两侧经过加工，形成镞座，呈凹形，用以安装箭杆。由于原始社会的弓和箭杆是易于腐烂的竹、木制作的，难以保存下来，所以这些小石镞便是中国和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弓箭实物。

弓箭是人类在原始社会的一项伟大发明，它已具有马克思所分析的机器的三个要素：（1）动力。人做的功（拉弦）转化为势能（拉开的弦），起了动力和发动机的作用。（2）传动。拉开的弦收回，势能转化为动能，将箭射出，起了传动的作用。（3）工具。箭镞起了工具的作用，射到动物身上，等于人用石制工具打击动物。

弓箭发明之后，人类既可以从较远的距离猎获陆地野兽，又能上射空中飞鸟，下取水中游鱼，从而大大增强了同自然界做斗争的能力。在火器发明之前，弓箭一直是人类得力的狩猎工具和作战武器，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器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

弩是在弓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由于受到体力的限制，人拉开弓不能持久，为了延长张弓的时间，更好地瞄准，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弩。

弩主要由弩弓和弩臂两部分组成，弓上装弦，臂上装弩机，两者配合而放箭。弩臂为木制，前部有一个横贯的容弓孔，弓固定于其中。弩臂正面有一条沟形矢道，是放箭的。能保证箭在发射后直线前进。《韩非子•说林》有“羿执鞅持杆操弓关机”的记载，其中的“杆”和“关机”都是弩上构件的名称，杆是弩臂，关机是发矢的弩机。羿是传说中黄帝时代的人，看来，弩可能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发明了。现在所见到的最早的弩，是战国时期的，当时已经有了比较进步的铜弩机了。

弩的使用，是先把弦拉开扣在弩机上，待捕捉到最有利的发射时机时，搬动“悬刀”（扳机），把箭射出去。最早的弩机只是起了“延时装置”的作用，以后经过不断改进，弩的性能越来越好，种类越来越多。例如，汉代弩机的“望山”上开始出现刻度，这相当于步枪的标尺，从而提高了射击的准确性。这样，弩既具备了“延时装置”的作用。又具备了“瞄准装置”的作用。此外，汉代还出现了能够连续放箭的连弩。最初，弩也和弓一样，只用一个人手臂的力。以后，出现了用脚蹬方式拉弦的弩；用绞车开弦的弩；至迟在北宋初年，又制作出把几张弓合成一个弩的“床子弩”。

弩和弓相比，更利用瞄准，命中率高，射程远，杀伤力大，是古代具有相当威力的远射武器。如汉代最常用的六石弩，张力186千克，射程260米；北宋的宋子弩，射程可超过500米，这在当时世界上是很惊人的武器了。

我国发明和使用弩的时间，比西方要早得多。公元10世纪，古俄罗斯才出现弩，西欧则在11世纪末才出现弩。

艰难历程

鲁班的发明

鲁班是我国春秋末年一位优秀的土木建筑工匠，一位杰出的发明家。

鲁班，姓公输，名般。因为他是鲁国人，“般”与“班”同音，古时通用，所以人们常称他为鲁班。鲁班出生于世代工匠的家庭，从小就跟随家人修桥筑路盖房舍，学得一手好技艺，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鲁班的发明创造很多，据古籍记载，木工使用的许多工具器械不少是由他发明的。发明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锯以后，鲁班又琢磨起另一件事来：木材剖开后，怎样才能使它平整光滑？于是他创造出了一种在木块中间嵌上锋利的刀的工具，推动它刨去不平整的木面。果然，不费大力气，就把木材刨得非常光滑。这种工具就称为刨子。

铁锯、刨子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使当时的工匠们从原始、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大大地促进了木工手工业技术的发展，这是鲁班的一大贡献。

据传说，木工用的墨斗、凿子、铲子、曲尺等工具，也是鲁班发明的。至今，有人仍称曲尺为“鲁班尺”。

鲁班生活的春秋末年，战争不断爆发。处于长江中游的楚国和居于长江下游的越国，经常发生争斗。鲁班南游到楚国后，用自己的一双巧手，为楚国的水军设计制造了一种名叫“钩拒”的水战武器。这是一种前端装有铁制钩子的长竿武器，它可以“拒”顶或钩住对方进攻的船只，从而在水战中取得主动。鲁班还创造了一种攻城器械——云梯，既有铁钩又有梯阶，还能自由升降，用来攻城非常方便。

鲁班又是一位很高明的机械发明家。他制造的锁，机关设在里面，外面不露痕迹，必须借助配合得很合适的钥匙才能打开。鲁班还改进过车辆的构造，制成了机动的木马车。

在建筑方面，鲁班的贡献也很杰出。传说他曾用两条鱼和一碗饭，帮助工匠们解决了营造亭子中的难题。

一次，鲁班路过一处建筑工地，看到有个未完工的亭子和搁在一旁的梁和盖。他打量了好一会，来到一位正在发愣的施工负责人张师傅面前问道：“是为这梁和盖上不去而犯愁吧？”

张师傅叹了口气道：“可不是嘛，上面规定，要用这黄荆树干做正梁，偏巧这黄荆树干短了一截；要用这整块紫砂石做盖，这紫砂石太重，无法抬到正梁上去当顶，真不知怎么办呢。”

鲁班听了微微点头，嘴里喃喃地自言自语：“应该想个巧妙的方法才行……”

张师傅听了大喜，说：“老人家，你有何高见？”鲁班答道：“麻烦你了，我想先用顿饭。”

张师傅领鲁班到家中，让妻子给鲁班端去了鱼和蔬菜以及一大碗米饭，自己又去蹲在亭子边冥思苦想。

约摸过了一顿饭光景，张师傅回到家中，一看人不见了，桌子上却弄得乱七八糟：两条鱼被平放在两只饭碗的口上，鱼嘴被穿在一根筷子的两端；桌子面上倒了一大堆饭，在饭堆上的四只筷子，撑着那只碗。

“这是怎么回事？”张师傅一时呆住了……突然恍然大悟，兴奋地喊起来：“我明白啦！这是教我用鱼抬梁，土堆亭呵！”

张师傅根据鲁班的“暗示”，在正梁两端各接一木鱼，以增加长度，又让匠人挑土堆到亭柱旁去，直堆到只露出亭柱头。然后让大伙儿抬着亭盖走上土堆，把亭盖移上去，亭子终于上了梁、合了盖。

你到过北京的故宫吗？紫禁城四隅的角楼的结构，都是9根梁或18根梁、782条脊，据说这种结构形式的建筑，最早也是由鲁班设计的。

鲁班一生有许多发明和创造，2000多年以来，一直被土木工匠尊奉为“祖师”，受到尊敬和纪念。

饿汉的新想法

做饭的锅，古已有之。然而，高压锅与普通锅有何不同？它是谁发明的？这要从一个饿汉的遭遇说起。

300多年以前，法国青年医生帕平被迫逃往国外。他沿着阿尔卑斯山艰难跋涉，打算去瑞士避难。帕平一路上风餐露宿，渴了找点山泉喝，饿了煮点土豆吃。

有一天，帕平走到一座山峰附近，他觉得饿了，于是找了一些干树枝，架起篝火，又煮起土豆来。水滚开了几次，土豆依然煮不熟真是奇怪。为了肚子，他无可奈何地把没熟的土豆硬吃了下去。这件事给他的印象深极了。

几年后，帕平的生活有了转机，他来到英国一家科研单位工作。阿尔卑斯山上的往事，记忆犹新。他找来了许多参考书，查算了山的高度。一连串的问题在帕平脑子里翻腾：物理学上的什么定律能够解释这个现象？水的沸点与大气压有什么关系？随后，他又设想：如果用人工的办法让气压加大，水的沸点就不会像在平地上只是摄氏100度，而是更高些，煮东西所花的时间或许会更少。

可是，怎样才能提高气压？

帕平自己动手做了一个密闭容器，他要利用加热的方法，让容器内的水蒸汽不断增加，又不散失，使容器内的气压越来越大，水的沸点也越来越高。可是，当他睁大眼睛盯着加热容器的时候，容器内发出咚咚的声响。帕平吓坏了，只好暂时停止试验，呆呆地坐在椅子上。

又过了两年，帕平按自己的新想法绘制了一张密闭的锅图纸，请技师帮着做。另外在锅体和锅盖之间加了一个橡皮垫，锅盖上方还钻了一个孔洞，这样一来，就解决了锅边漏气和锅内发声的问题。帕平把土豆放入锅内，点火，冒气，10多分钟之后，土豆就煮烂了。然而，他仍不满足，煮鸡行不行？煮排骨行不行？

1681年，帕平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只压力锅——当时叫做“帕平锅”。他邀请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们来参加午餐会。实际上是对压力锅进行“鉴定”。带着高高白帽子的厨师，当着众多神气十足的绅士、爵士们，把一只只活蹦乱叫的鸡宰了，塞进压力锅里，然后架到火炉上。那些满腹经纶的专家一杯茶还没有喝完，一盘盘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清蒸鸡，已经摆在他们的桌上了。哈哈！鸡肉全烂熟了，鸡骨头也软了。“这是在变魔术吗？”这些老资格的、又爱挑眼的科学家们被折服了。从此，帕平和高压锅一起，名扬四方。

“高压锅只能用来煮吃的吗？”帕平又自己向自己提出了新的课题。他去医院、工厂、学校里调查，看看什么地方还能应用高压锅。一个年轻的护士告诉帕平：为了把消毒布、针管、手术器械进行了灭菌处理，医院里每天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和人力去煮，而且有时效果不理想。帕平听了，眼睛一亮。一位老年的工程师告诉帕平：有许多化学反应，在常温常压下是难以发生的。如果有人造的高温、高压条件，那么就可以合成很多新的东西……帕平听了，心里一动。这些，他都一一记在本上。后来，利用制造帕平锅的原理，生产出了医用消毒锅、化工反应釜。帕平也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高压锅还可能有哪些用途呢？它还有可能值得再改造的地方么？读者朋友，你们不妨也想一想！

汉代的几案

我国家具的历史，真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从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里出土有榫卯结构的干栏式木屋算起，至少有7000年了。后来的甲骨文里也出现了“床”、“车”等家具的名称。

家具的制作技艺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汉代，已经显得比较成熟：有孟光“举案齐眉”的那种食案；有“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的那种坐床；有诗人李商隐写贾谊“可怜夜半虚前席”的那种坐席，还有书案、屏风、床前几……。

1980年4月，在连云港市花果山下的唐庄汉墓里出土了一件完整的漆案，长95公分，宽32公分，案的通身以藤黄、群青等颜色绘成整齐而精美的图案。长方形桌面的两端各有雕镂成四条龙形的柱足，并用十分纤巧的榫眼投合以支撑桌面。八条游龙，那挺拔矫健的身姿，像是在吞云吐雾的龙首，其生动和逼真，实在使人有呼之欲出的感觉。龙的嘴里喷四道瀑布似的水柱，互相连接成飘逸的浓云、翻腾的巨浪……其间还卧有一只昂首的蟾蜍。俯身的龙、仰望的蟾，具有鲜明的汉代风格，使人想到汉代科学家张衡的“地动仪”上那龙、蟾雕塑的精湛制作！作为龙身的案面上还饰有鳞片的花纹，整个造形，俨如八条并驾遨游的长龙！

这种漆案的使用，多放在坐床的前面，很像今天我国北方的炕桌，只是并不放在床的正中。所以，人们又称它为床前几，既可以用来读书、酌饮，也可以宴请嘉宾。描绘这种情景的画面，我们可以在汉代绘画中看到。

据《周礼》所记：当时的贵族可以使用很多的几。依据身份等级的不同，有玉几、雕几、髹几、素几的区别。老人都离不开几，所以古书中有所谓“居则凭几，行则携杖”的叙述。古人常以几敬老，《礼记•曲礼上》说：“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当时的几、杖，被称之为养尊之物。礼仪制度还规定：仲秋之夜，要向衰老的长者奉上几、杖。

辽阳三道壕汉墓壁画中的男子拱坐画像上，有两个形制相同的几，一只几上放着毛笔和幅帛，一只几上放着有三只小短足的食用小托盘。这说明，床前几还可以当书桌，相当于书案、奏案、茶几；也可以当饭桌。小托盘则被作为一种专供食用的小圆案。小案，有时也可作成方形、长方形。这种小案，正是《后汉书•梁鸿传》中所说的那种可以“齐眉”的“举案”。为人正直的梁鸿，回家以后，夫人孟光为他准备饭，放在案上并高高举起，与眉毛一样齐，献食于梁鸿，成为历史上夫妻相敬如宾的著名佳话——举案齐眉。

食案，一般只供一人使用，如两人以上合用，则属于特殊的情况了。例如，燕国太子丹为了结交并激励勇士荆轲去刺杀秦王，就“常与荆轲同案而食”。除了类似这种情况，即便是夫妻，也分案而食。如《东观汉记》所述，刘玄皇帝的更始韩夫人嗜酒，与刘玄对饮时，即利用各自坐席前的书案。这种书案，就是那种可以放笔、墨、帛的凭几，饮酒时则可以作食案。由于这种案的桌面一般很薄，当常侍官进来奏事时，被惹怒的韩夫人，竟然可以“起身抵破书案”。

十分考究的食案，往往“缪金错玉”或“髹文绘彩”，显得雍容而华贵。我们看到出土的圆食案内，放置着许多杯、勺、鱼、肉，显示出浓厚的生活气息。山西大同江汉墓中发现的长方形案上，还有东汉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的铭款，为家具技艺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确凿的标本资料。

经过长期实际使用的过程，几、案的名称和用途逐渐有了明确的区分。长方形、高足的案，则专作书桌，因为桌面的宽度正好与简牍的长度相当。用绳子穿订成册的简牍就是当时的书，放在这样的书桌上，写读均很方便。小而短足的，则专作食盘，因为它移动容易，献食方便。而“案”这个字，也多指书桌而言。由此而引伸出的词汇如：“案牍文书、案卷材料、科试案首。书生激忿作“拍案而起”，辞赋家陆机安排文章的布局作“案部就班”；只供书斋内欣赏的剧本作“案头剧”……

“几”的形制，曾发生过很大的变化，由两个曲足演变为四条直足，并逐渐向方桌过渡。1972年，河南灵宝东汉墓出土的一件绿釉陶几，四条高腿，截面呈矩尺形，两腿间作弯曲的弧线，已经接近于现代的方桌。这种陶几，可坐，可凭，可放，可供。

汉代的几案，有丰富的形制、精美的工艺、多彩的纹饰，它显示了我国家具技艺的优良传统和灿烂的文明。

锁和钥匙的历程

像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许多东西是西方文明的一样，我们也理所当地然认为，锁是中国人发明的，至少在4000年前就发明了。它基本上是一个可以插上和打开的插锁，挂在门外，用以锁门，用一个镰状的钩子——钥匙来开，埃及人改进了这种装置，他们使钥匙的插入部分有一些突起，跟锁孔中的凹陷部分相匹配。罗马人使用从埃及锁演变出来的各种锁，并把它们带到了征服的欧洲各地。但是罗马锁的插销较小，而且是用一个弹簧来压镜子。

中世纪拥有金钱和珠宝的贵族和商人等，不仅需要锁和钥匙来锁门，而且还需要锁保险箱、抽屉和衣柜，这就刺激了工匠们的创造性。在中世纪，一般都是使用挂锁，下插的锁子为在枢轴上转动的制栓所取代。另一项使撬锁变得更困难的改进工作，是在钥匙和锁孔之间插入若干所谓的榫槽，钥匙齿做得刚好能通过榫槽。

现代的锁和钥匙可以说以1778年的布拉默锁为开端：这种锁有六个滑子——带凹槽的金属薄片，在用钥匙开锁之前，得使滑子进入适当的位置。这种锁的发明者是布拉默，他是当时颇有技术头脑的英国人之一，发明的东西甚多，其中包括水压机、抽水马桶、印钞机、造纸机和汽水机等。

此后出现了查布锁：它是朴次茅斯的一个叫查布的小五金商于1818年发明的。查布后来建立了一个防火保险箱工厂。他对锁的主要改进是加了个“探头”，如果有人企图撬锁，探头就把插销固定起来。

美国人耶尔发明的耶尔锁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使用。它是一种制栓锁，钥匙小而平，与锁槽形成联锁。它的安全性在于钥匙的形态变化无穷，实际上没有两把耶尔锁是相同的，但是有一种万用钥匙能打开许多锁，例如旅馆的钥匙就是这样。此后又出现了锁保险箱的暗码锁，如果不知道一系列数字组成的暗码就打不开这种锁。还有一种用来锁保险库的定时锁，锁里安有一两只钟，不到预定的时间打不开。

斧子的由来

最初的斧是手斧。开始的手斧是卵石，然后是略经修琢的石片（约公元前50万年），再后就是旧石器时期晚期（约公元前25万年）制工较精的燧石斧，制作方法是用石头敲打燧石，以造成锋利的刃口。人类这方面的进步，可以通过利基夫妇在坦桑尼亚的奥尔杜韦峡谷的发现进行探索——他们在那里发现了175万年以前的石器。

在近东我们发现了公元前3000年前的铜铸的斧子。为了使斧子更快，铸出后再进行反复锻打。浇铸上的一大改进是引进辅助型芯，使铸出的斧头有插斧柄的插口，这样就不至像以前那样用皮带把斧头捆在斧柄上了。

尽管近东到处都发现了斧，但看来人们并不喜欢拿它们当武器使用：苏美尔人、波斯人和亚述人都用矛和弓作武器，而希腊人和罗马人则选择了剑和矛但双斧这种华贵武器却常常用于宗教仪式；它是米诺斯人的宗教象征。据说迷宫一词，就是从双斧演化来的。人们还发现了用薄金属板制作的双斧。在特兰西瓦尼亚东部的图塔兰已发现了有插孔的黄金斧（约公元前1800～1450年）。虽然米塞纳肯斯曾执斧参战，米诺斯人也曾用斧作武器，但黄金是不适于制作武器的，何况上面又饰有花纹，因此这种斧不是用来打仗的斧。在克里特岛的马利亚宫中已发现了一柄豹头权杖和一柄灰片岩的战斧。

荷马笔下的英雄，除了《奥德赛》中的俄底修斯在游猎中使过斧以外，其他的都没有使用过斧。荷马描写道：“俄底修斯表演游猎武艺，一箭射穿了几乎是在平地上排成一条直线的双头斧的斧柄上的孔眼。确实曾有一个叫佩桑德的小亚细亚的特洛伊人使用过精制的、有长而光滑的橄榄木柄的青铜斧，但梅尼劳斯很快就制服了他。把斧子当作武器，是它不宝贵吗？喜欢使用斧这种武器的是北方的一些部落，其中包括巴克特里亚人、法兰克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英国人等最近有一位作家提出，在11世纪时，“只有撒克逊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认为斧适合于任何一个节俭的乡下人”，尽管以后斧变得高贵起来了

采用专业的古籍扫描仪，一般是不会对古籍造成破坏的。以汉龙公司的赛数专业古籍扫描仪为例，采用投射式无眩目冷光源技术，非接触式扫描，可为珍贵的古籍和文献数字化提供极其充分的保护，老旧的古籍不能完全打开也可以高精度扫描。

Arcscan工具条总是灰色,有几种原因：

一：启用ArcScan扩展模块；

二：栅格图像二值化；

三：已将创了线或面要素，并启用编辑；

四：最关键的一点，栅格图像的格式要是TIF文件。

操作方法参照：https://edu51ctocom/course/22915html

）《四库全简明目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20卷，清朝永瑢等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本目录不收存目书，只收四库全书所收录的

3461种书籍，据文渊阁所藏四库全书著录书名、卷数，以及撰著者的时代、姓名等，并删减提要原

文，略述作书大意，文字简明（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四库全书简明目

录）。作为一般读者来说，查检《简目》即可。

（3）《书目答问》（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清]张之洞撰，初刊于清光绪二年(1878）。此书是一部指导治学门径的举要书目，共列举古

籍2200种左右。其中《四库》书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

八。全书按经、史、子、集、丛(丛书目)五部、三十余类编排。每部书先列书名，次注著者，再注

各种版本、卷数异同，并且对一些书籍加简单的按语，指导人们读哪些书，选择什么版本。它所标

明的版本都是经过斟酌的，以不缺少误、习见常用的为主。

（4）《贩书偶记》（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近人孙殿起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贩书偶记）。《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

编》是孙氏在经营古籍贩卖事业几十年中所见古籍的详细记录，绝大部分是清代的著作、同时兼收

少许明代人的著作，以及辛亥革命至抗战前(止于1935年)的有关古代文化的著作。是一部清代以来

的著述总目，其作用相当于《四库全书总目》的补编。其著录项目，一般包括书名、卷数、作者姓

名、籍贯、刻版的年代等。《贩书偶记》初刻于1936年，著者在初版刊印以后，又积得资料六千余

条，并由他的助手雷梦水先生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整理，于1980年以《贩书偶记续编》名义出版。这

次重印，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一版《贩书偶记》、1980年第一版《贩书偶记续编》全二为

一，以《〈贩书偶记〉附续编》的形式分为上下册出版。书后附有《〈账书偶记〉书名著者名四角

号码综合索引》。

（5）《续修四库全书提要》

王云五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出版。本书共13册，收录《四库全书总目》未收的古籍提

要10070篇．尤重道藏、佛经的史传与有关中国佛教史之著作、明人著作、一部分禁毁书，以及现

存海内外的我国著名古典小说、戏曲和《四库全书》编纂以后的书籍等等。它收了经部书2384部，

史部书4443部，子部书2115部，集部书1128部。

（6）《古籍整理图书目录（1949—1991）》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编，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本书采用按年编排的方式收录

了建国以来(1949年10月至1991年12月)我国(港、台除外)历年来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内容除文、

史、哲等之外．还收藏书画艺术，以及医书、农书、科技等方面的古籍，还酌收—部分已译成汉文

的少数民族古籍。所收古籍大致包括辛亥革命以前的著作，辛亥革命以后对古籍整理加工的著作，

以及有关古籍的工具书。本书之末附有按四角号码编排的书目索引，这样，既可以了解古籍整理各

个阶段的概况，又可通过索引查阅到每种古籍出版的年月。

1）《中国丛书综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上海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59-1962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983年再版。全书收录全国

41所主要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增至47所）所藏古籍丛书2797种，包括子目汇集古籍38891

种。全书共3册。

第一册“总目”，按汇编与类编进行编排。汇编分为杂纂、辑佚、郡邑、氏族、独撰5类；类

编分为经、史、子、集4类。每一丛书，著录丛书名、编辑者、版本、并详细列出该丛书所含子

目。书后附有“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与“丛书书名索引”。

第二册是“子目”，是子目分类索引，将该书中所收的全部古籍按经、史、子、集四部（下

再分若干类）分类编排，注明每一书的卷数、著者时代、著者姓名、所属丛书等。可按类查出某部

古籍及收在哪些丛书中。

第三册是“索引”，是子目书名索引和子目著者索引。按四角号码顺序编排，与第二册配合使

用（中国丛书综录书影）。

（2）《中国丛书练录补正》

阳海清编撰，蒋孝达校订，江苏广陵古箱刻印社1984年出版。本书对《综录》中各丛书的版

本、异名、子目作了很多补充和订正工作，增录了1958年以后重印、复印、影印，以及校点排印的

新版丛书。书后所附的“丛书异名索引”也很有参考价值（中国丛书综录补正）。

（3）《中国丛书目录及子目索引汇编》

施廷镛主编，南京大学1982年印行。本书重在增补《中国丛书综录》所收或未收丛书，共977

种，其中包括一些西学丛书与台湾编印的丛书。全书分丛书目录与子目索引两部分。书前附“丛书

概述”，书后附“丛书书名索引”与“子目书名索引”。

（4）《中国丛书广录》

全书16开236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该书是新出版的查古籍丛书的工具书。凡《中

国丛书综录》已收录者，不再收录，只收录书名、版本或子目多寡不同者。该书不仅收目前实存的

丛书，也收历史曾经存在、今为“存目”的丛书；既收原刻本、影印本，也收铅印等整理本；既收

大陆地区出版的丛书，也收台港澳地区出版的丛书。该书上册是总目，包括丛书分类简目、丛书分

类详目、丛书书名索引、丛书编纂者、校注者刊刻者索引；下册是索引，包括子目分类索引、子目

书名索引、子目著者索引。该书与《中国丛书综录》相补充，反映了我国历代的丛书出版情况（图

片中国丛书广录书影）。

（5）《中国丛书综录续编》

本书是在我国著名图书馆学专家、目录学家施廷镛的遗著的基础上，重新整理而成的。书中删

除了与他书重复者，并又补充了许多丛书，包括不少港、台、日本等地的资料，现共计收录1100余

种。书后附《丛书备考》、《丛书书名索引》、《丛书著者索引》、《丛书子目书名索引》、《丛

书子目著者索引》、《丛书子目分类索引》。它的出版弥补了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和阳

海清编《中国丛书广录》所收丛书的不足，并订正了上述两书著录中的一些错误，是一本研究中国

历史、文化和古籍的工具书。

（6）《丛书总目续编》

庄荣芳编，台北德浩书局1974年印行。是《中国丛书综录》第一册“总目”的续编，收录台湾

出版的丛书683种。可用来查考台湾1974年前丛书的出版情况和收藏情况。

此外，我国近代出版的三套大型古籍丛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和《丛书集成初编》

虽巳收录在《中国丛书综录》里了，但它们都各自编有目录，可供查检。

（7）《丛书集成初编目录》

商务印书馆编，1935年出版，中华书局1983年重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自1935年

起编辑出版，汇集宋、元、明、清100部有价值的丛书，收书约4100种，原拟分订4000册，每册一

号，计划分四批出齐，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断出书，巳出版的3467册，未出版的533册。1982年3

月在北京召开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之后，中华书局决定将巳出版的重印。本目录便是根据1935

年版重编的，共收书4l07钟，按总类、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语文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艺

术、文学、史地等10类编排。每种书均注明书名、编著考，所届丛书、卷数、册数。凡已出版各

书，书名前均冠以书号，并按书号顺序排列；未出版各书，书名后均注明“未出”字样。

3、古籍善本书目

（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广西民族大学馆藏经部、丛部）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96年版。中国大型古籍目录。该书

目编辑委员会编。该书目共著录除台湾地区以外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物

保管委员会、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图书馆、科学院系统图书馆、名人纪念馆和寺庙等781个单位的

藏书57500种，13万部。凡是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并流传较少的古籍，年代下

限大致断到清代乾隆以及在此之后辛亥革命前有特殊价值的刻本、抄本、稿本、校本，都作为善本

在收录之列。编排方法基本按四部分类法排列，并增设丛书部，故分为经、史、子、集、丛书五

部。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经部，丛书部和史部分别于1990年和1992年出版。著录项目有书

名（含卷数）、著者和著作方式、版本等。每部书均有编号，书末附藏书单位代号及检索表，并另

编书名、作者、版本、批校题跋者索引。收录中国782家收藏单位所藏善本书57500种约13万部。中

国现代最大的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2）。

（2）《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上、中、下册）

天津图书馆编，齐鲁书社2003年04月第1版，2041页（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

（3）《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全7册）

线装书局2005年出版。《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共收录了善本书目6024种，对所选书目的著者、

版本、刻书年代、行款及刻书者，均依据相关馆藏资料，做了详细的介绍。编制了四角号索引。同

时考虑到多途径检索方便，还编制了书名四角号码的笔画字头检索和汉语拼音字头检索。凡收入该

书的书目，均标明了藏书单位，这些古籍善本书，分藏于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博物馆、

文物保护委员会、高等院校、科学院系统图书馆；中等学校、文化馆、寺庙等800余家。一书在

手，中国古籍善本分布情况尽收眼底（中国古籍善本总目）。

（4）《中国善本书提要》（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王重民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本书所录善本书达4200余种，包括北京图书馆、北京

大学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善本古籍。本书最突出的特点是著录版本特征内容齐备。以往

书录，多只录书名、卷数、册数、撰著校辑者人名、刻本堂名、年代等，本书则尽量录齐各项特

征，除上述各项外，更详记其版框尺寸、行款字数、残存卷数、版藏处所、原书款识序跋、刻字铺

号、刻工姓名等，凡有助于鉴定古籍刊刻年代之特征者，都尽量录入，以帮助读者对版刻情况进行

判断和对源流加以考订。此外，本书对《四库提要》、《明史艺文志》等书录，颇多纠谬补阙之

功，因此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善本书录。本书基本上采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而略加变

更。书后附有索引4种：“书名索引”、“撰校刊刻人名索引”、“刻工人名索引”、“到书铺号

索引”（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善本书提要2）。

（5）《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

本书是著名目录版本学专家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的续编。计有史部提要770余篇 ，

涉及纪传、编年 纪事本末、杂史、传记、政书、地理、金石、目录等九类；子部提要近 10篇。编

辑体例与“正编”基本一致。类目、书名、版本、册数、撰者、序跋等清晰明白，具有很高的资料

价值，其中所收地方志提要最多。全书目录为：《补编》前言、编例、补编提要目录、中国善本书

提要补编、后记、书名索引、撰校刊刻人名索引、刻工人名索引、刻书铺号索引、正补编联合索引

字头笔书检字表（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

（6）《古籍版本题记索引》

罗伟国、胡平编，上海书店1991年出版。本书著录有关古籍版本的书目、题跋、读书志、书影

等102种。全书包括《书名索引》《著者索引》两部分，均用四角号码法排列。《书名索引》著录

书名、编著者、版本和出处等4项。这里所谓的“出处”就是版本题记的出处。这部分索引提供给

读者的就是什么古籍有什么人的题记，有多少题记。为了节省篇幅，引用书目都编制了代号，查阅

时可查检《采用书目及其代号表》。书名代号是阿拉伯数字加方括号，卷数是中文数字，页码是阿

拉伯数字，特殊者另外注明。《著者索引》著录编著者姓名及其著作两项。从中我们可以查检到某

人著有哪些版本题记。本书对古籍的版本题记，收罗宏富，编排科学，为我们查检善本右籍提供了

重要的资料线索。

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

商务印书馆1957年出版。《清代禁毁书目(补遗)》为清人姚觐元撰，邓实补遗。姚氏收禁毁书

目4种，即《全毁书目》、《抽毁书目》、《禁书总目》、《违碍书目》，其中《抽毁书目》部分

在每书之下均说明抽毁原因．其余三种都仅记书名和人名。邓氏补遗三种，每书之下均说明禁毁之

故。姚氏四种，加上邓氏的补遗，收录清代禁毁书3100种151000余部。《清代禁书知见录》，孙殿

起辑。孙氏在北京开设通学斋书店，专售古旧书籍：他嫌姚氏所撰的几种禁书目录著录简赂，于是

在收书过程中遇见禁书，便洋记卷数、著者、刊刻年代，然后按书名笔画顺序排列编成此书。孙氏

还将一部分不见于禁书目录而似在禁毁范围的古书，作为外编附于书后。商务印书馆将姚氏和孙氏

的禁书目录(包括邓实的补遗)合印在一起，并另编书名索引附后，检索方便。

（2）《中国禁书大观》

安平秋、章培恒主编，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出版发行。本书由《中国禁书简史》、《中国禁

书解题》、《中国历代禁书目录》三部分组成。它们分别叙述了中国禁书的历史，对220种禁书作

了举例性的介绍，开列了一个从秦代到清末的全部禁书目录。本书能使读者对我国古代禁书总貌获

得一个大致的了解，并对一些具体的禁书具有若干理解，特别是前两部分具有较好的知识性和可读

性。第三部分《中国历代禁书目录》把历代禁书分为秦及汉初、晋至隋唐、宋元明、清代四个阶段

排列，各书目均以书名笔画顺序排列。查检时可与第一部分《中国禁书简史》参照。

（3）《伪书通考》(上、下)

近人张心澄撰，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三版修订本。本书1939年初版时，辨书1059部，修订本

增至1105部。张氏把明宋濂《诸子辨》、胡应鳞《四部正讹》及清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三部书

拼合起来，分经、史、子、集、道藏、佛藏六部，以书名为纲，再征引其他各书中有关的辨伪材料

汇编而成。张氏本人的意见，加括号注以“澄按”字。每书题下所注的“伪”、“疑伪”、“非

伪”“误认撰人”等，是编者对某部书真伪的结论。书末附有按四角号码编排的“伪书通考书名及

著者索引”供查检。书前有“总论”一篇，论述了辨伪的意义、伪书的产生、作伪的原因、伪书的

发现、辨伪的规律、辨伪的方法和条件等，值得一读。

（4）《续伪书通考》

郑良树编撰，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出版。本书分上、中、下三册。据著者在“凡例”中说：散

见学报、学术期刊之辨伪沦文，新刊古籍书前书后涉及辫伪之序跋等，已入古史辨而为新、旧版伪

书通考所未搜集者．皆尽可能悉为编入；各专书内涉及辨伪之章节，或著录其书名、作者及主要之

结论，或略为裁剪编入。本书内容比较丰富，从中我们可以获得很多重要的辨伪资料

（5）《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梁启超著，中华书局1955年出版。本书是根据梁启超讲课笔记整理而成的。全书分“总论”与

“分类”两卷。“总论”共5章，论述辨伪及考证年代的必要、伪书的种类及作伪的来历、辨伪学

的发达、辨别伪书及考证年代的方法、伪书的分别评价等；“分论”共6章，依次讨论十三经的真

伪。书后附录“子书五种”，讨论《本草》、《素间》、《灵枢》、《甲乙经》、《阴符经》五部

书的真伪。

5、古籍地方志目录

（1）《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本目录著录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190

个公共、科研、大专院校图书馆、博物馆、文史馆、档案馆等所藏的地方志8200余种，收录范围包

括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卫志、所志、关志、岛屿志等。本书所收方

志的年代截止于1949年。本书的著录项目包括书名、卷数、纂修者、版本、藏书单位和备注。书后

附有“书名索引”供查俭。本书是中国目前最完备的地方志目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2）《中国地方志综录》

朱士嘉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增订本。本书初版于1935年，解放后重行修订，共著录我国

41个主要图书馆所藏的地方志7413种．用表格的方式依行政区划排列。后附书名和人名索引供查

检。

（3）《中国地方志综览(1949—1987)》

来新夏主编，黄山书社1988年出版发行。本书是一部全国性地方志资料的综合汇编与著述。其

中“新志简介”部分著录了新编纂的地方志119种。

（4）《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

朱士嘉编，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本书是编者40年代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期间编的，共著录

中国方志2939种。

（5）《日本见藏稀见中国地方志书录》

崔建英编，书目文献出版社l 986年出版。本书著录日本所藏方志140种，其中除两部是明代方

志的抄本外，其余全部是清乾隆以前刻本，大多是第一代方志和不同内容体系的始修忘，具有重要

的文献价值。

（6）《中国古方志考》

张国淦撰，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本书所录方志，起自秦汉，止于元代，存佚皆录，是一部古

代地方志综录。每书的考证，除辑录旧著的分析论断外，编者的论述则附于按语之中。全书共考各

代方志2271种，元以前的方志可以说是收录殆尽了。

（7）《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增订本)》

台湾“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辑，台湾“中央”图书馆1981年发行。本书著录台湾各学术文化

机关及党政机构图书馆(室〕或档案室所藏地方志568部。

（8）《（嘉庆）广西通志·艺文略》

（清）谢启昆修。艺文略在该志第205～214卷，它收录了后汉至清嘉庆间广西地方文献259

种，分上下两编，上编录广西人著述，下编录外省人有关广西著述，可供查找广西古代地方文献之用。

（9）《广西近代经籍志》

近人蒙启鹏编纂。民国十六年（1928）出版，收嘉庆以来广西地方文献478部，分经史子集四

部编排，可续《广西通志·艺文略》供检索广西近代人著述（清·嘉庆至民国十七年）之用。

（10）《广西省著述目录》

广西统计局民国二十三年（1934）编印，收录广西籍或纯广西人团体论著、译述、纂辑、笺

注，按杜威十进分类法分十大类编排，书末附作品分类、作品时代、作品分县比较表，可作检索民

国二十三年以前广西地方著述之用。

（11）《广西地方史志文献联合目录》

广西通志馆、区图书馆、桂林图书馆合编。全套目录分三部分。一是图书资料部分：收录了广

西十个收藏地方文献最多的大型图书馆（室）的地方文献；二是地方志部分：收录现存解放前广西

地方志245种；三是报纸杂志部分：收录区内外41个主要图书馆所藏1911—1949年广西各地出版的

报纸296种，区内外38个大型图书馆所藏1898—1949年出版的广西地方期刊和广西籍人士在外地编

辑出版的期刊832种。该目录是一部综合性的解放前广西地方文献联合目录，是著录广西地方文献

较完全的书目工具，可作了解广西地方文献收藏全貌和馆际互借的主要工具。

（12）《广西通志馆史志图书目录》

该馆编辑，1986年出版。本目录分三部分：一是“广西地方志总目录”；二是“馆藏地方志目

录”（略）：三是“馆藏广西地方文献目录”，部分介绍广西通志馆所藏解放前地方文献541种，

期刊51种，族谱复印本12种，按广西行政区划编排，可了解广西大部分地方文史文献。

（13）《广西通志馆史志图书目录、广西地方志总目录部分》

广西通志馆编，收录区内外146个大、中、小型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县（市）修志办所

藏解放前广西地方志230种，按地方行政区域编排。

（14）《广西地方志提要》

广西通志馆编，1988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录1949以前广西历代纂修的通志、府、

州、厅、县志、乡土志、寺庙志250种，书末附《广西方志佚书目录》．与别的广西方志书目相

比，本书有篇目和内容，作者简介, 可供读者了解每部志书概貌；有附录佚志274种，据此研究者

可窥见历史上广西各地志书编纂全貌：所收录方志虽多，但未录馆藏情况，检索时需与《广西地方

史志文献联合目录》地方志部分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