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是指古代盟约、公文、契约、书札、案牍以及诏诰、奏议、文告、诉状等，如侯马盟书、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

档案经过立卷归档集中保管起来的，具有查考、使用价值的各种文件材料，称为档案。

中国档案起源很早，清末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就“属于王室的文书记录，是殷代的王家档案”（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46页）。存世和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所记有册命、赏赐、志功、征伐、诉讼等各个方面的大事活动，自然也是具有档案性质的。中国现存的档案实物以明、清档案所存为最多，大约还有一千多万件（册），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档案是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自然产生的，是原始的文字记录，从未经过修改和加工，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可以直接反映出历史原貌。档案与图书不同。由于档案具有这样的原始性和客观性，所以它比其他史料、典籍更加真实可靠。

总集汇集多个作者的单篇诗文为一书，称为总集，它是与别集相对而言的。

总集这种体裁的产生，则首推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晋书·挚虞传》：挚虞“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日《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可惜《文章流别集》今已亡佚。所以，今天所能见到的现存最早的总集，应是南朝梁萧统所编的《文选》。

别集指汇集某个作者所著多种文体作品为一书的文献著作，与“总集”相对而言。

“别集”这个词出现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早在东汉就出现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别集开始盛行，并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唐宋以后就更加繁荣，出版的别集相当之多。

类书是我国古代采辑或杂抄各种古籍的有关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排列于从属类目之下，以供人们查阅的工具书。

类书，“以杂见称”为其特点。所收内容往往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旁及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举凡人间的学问，世上的知识，以类相从，无所不收，是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古典文献。

政书是辑录文献中的典章制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和叙述，以便查考的工具书。简言之,政书就是专门记载历代或一代典章制度的专书。涉及的内容范围很广，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天文、地理、文学、艺术都包罗在内。 最早创制政书这种体裁的是唐代的刘秩,他收录了大量典章制度资料,编成《政典》，该书于唐玄宗开元(713～741年)末编成。

政书按其收录典章制度的时代范围,可分为两大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古今”的,即所谓“九通”十通”。

一类是断代性质的,即所谓“会要”和“会典”。

丛书又称丛刻，丛刊，丛编，汇刻，合刻，是编辑根据一定的目的,汇刻有关的著作并冠以总名的一种著作集。丛书所收的著作，多的有几千种，少的只有寥寥数种。对丛书来说,这些被收入的著作，称为丛书的子目。

以“丛书”命名的图书,最早的是唐朝陆龟蒙的《笠泽从书》，但该书不是汇刻群书的丛书只是作者的诗赋杂文集。真正的汇刻丛书始于五代冯道倡议校刻的《九经》（又称《监本九经》），这是类编丛书汇编丛书,一般变为以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俞鼎孙、俞经辑抄的《儒学警语》为最早。该书汇辑了有关“举子之事业,人事之劝惩”的七种著作,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丛书。

丛书种类很多,大体上可以分为综合性和专科性两大类《中国丛书综录》分为“汇编”和“类编”。“汇编”下分杂纂、辑佚、郡邑、独撰五目,“类编”下分经、史、子、集四目。

笔记指中国古代著作者随记录的短篇文献，并将这些短篇文献汇集成册出版的图书，也叫笔谈，或随笔。笔记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笔记起始于先秦，魏晋南北朝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的志怪体笔记较多，例如晋代张华的《博物志》和干宝的《搜神记》。南朝的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轶事笔记的代表作。到了唐朝，笔记便“演志怪为传奇，变轶事为杂录”，例如《酉阳杂俎》。宋元以后，笔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数量猛增，题材扩大。

表谱指按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制的反映时间和历史概念的表册性参考工具书、是历表、年表等历史表谱的总称。 表谱能帮助人们考查和换算不同历法，年，月，日，能使读者系统地了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发展和演变的情况，有助于对中外历史进行横向比较研究。

表谱分为年表和表谱两种。

地方志是指记述某一个行政区域的自然和社会各方面情况的图书，也称方志。这种书的内容非常广泛，一般包括行政建制、沿革、疆域、山川、津梁、名胜、资源、物产、天文、气候、灾害、人物、文化、教育、科技、体育、民族、民俗等各个方面，反映了不同阶段的社会历史生活状况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的发展状况，对于中国的经济、文化、科技建设和学术研究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中国的地方志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根据《周礼·春官》一书记载，周代曾经设有“外史”这一职务，负责“掌四方之志”。方志导源于我国古代记载地理知识的《山海经》和《尚书·禹贡》等。 1、书名与作者

①古书多无书名

古人著书，或叙事抒情，或论辩说理，都是动情于中，而形于言，往往是先写作而后命题，并不是先命题而后写作。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曾指示陆贾为他写一部历史故事书，陆贾写了二十篇，刘邦看了很高兴，认为书中故事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话，所以起名为《新语》。由此可知，陆贾在写作前并未拟定书名。

古书不题书名，是常有的。现在所知的古书之名，大多数是后人追加的。②关于古书的命名：

以著作开头二字为书名者。如汉代史游所著识字课本《急就篇》，开篇云：“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就是用“急就”二字作为书名。

公羊传校本

以作者姓氏或称号为书名者。如春秋三传：《左氏传》，左丘明撰；《公羊传》，公羊高撰；《谷梁传》，谷梁喜撰。 以概括内容命名者。如春秋时鲁国史书称《春秋》，就是以一年四季的春秋二字来概括一年，用以表示为一种按年纪事的编年史。

以寓意命名者。如韩非子的《五蠹》、《孤愤》、《说难》等篇,屈原的《离骚》。

先秦典籍，往往不提作者姓名，一部《诗经》，三百余篇中除极少数可以考见作者姓名外，绝大部分是无名氏的作品。先秦诸子著作，题为某子，但并非他们自己的手笔，不少是出于门生、弟子、宾客及其子孙后代之手。

汉代以后，典籍作者署名逐渐增多，而标法不一，或标姓名，或标字号，或名号同时标出，或用自号而不用名，或带作者籍贯、官衔职务等等，如南宋词人张炎，号玉田，原籍天水，他的词集《山中白云》题为“西秦（指天水）玉田生张炎叔夏”。又如《资治通鉴》标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朝散谏议大夫充集贤殿修撰、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候、食邑一千八百户、赐紫金鱼袋臣司马光奉敕编集。”

2、古书篇名与序传

古书篇题列于正文之后

古人编书的体例，常与后人不同。小篇及章的目录，一般都放在一篇或一章之末。例如《荀子》书中有一《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赋，每一赋的末了都把所赋的物名说出，并把这物名重叠一遍，这种重叠，决不是多余的重复。这礼、知、云、蚕、箴五个字，就是这五篇赋的题目，而且都题写在每篇之末。长沙马王堆汉墓土的帛书《老子》卷前4种佚书，题目都是在一篇或一章之后的。

把古书目录放在卷首，大概都是雕版印刷术盛行以后的事，书籍应用日广，篇题置于全书之末，翻检不便，于是很自然地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古书序传常置全书之末

了解一部书的内容主旨、篇目体例以及成书经过等,最好先读它的序文。古书往往有序文(统称为序传)。《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就是典型的序传，它总结作者自己的世系,叙述著书的经过,考证学术源流，还给每篇的述作大意逐篇作了提要。

现代编印的书籍,序文均列于卷首，而古书的序传，则均列于一书之末。例如上列《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又《淮南子》的《要略》，《汉书》的《叙传》，许慎的《说文解字叙》，梁刘勰《文心雕龙》的《序志》等。

3、古代“篇”与“卷”的含义

古代文献的著录，都以篇、卷为计，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开始就已如此。

木简

中国古代用竹、木简写书，编简成策（册），通常一策就是一编（篇）。故称之为“篇”。在竹、木简盛行的同时，也用缣帛写书，并以“卷”计。因此，对于“篇”“卷”两个词语的解释，一般认为：“篇”批量竹简、简册，后来用以指有首有尾完整的文章，也用来指称成著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作《孟子》七篇”。“卷”指写在缣帛上的卷子，后用以指全书的一部分，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一》：“凡书，唐以前皆为卷轴，盖今所谓一卷，即古之一轴。” 校雠是简册时代校书的一个环节，刘向所下的定义是：“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曰雠”。所谓“校雠”就是今天校勘中的对校，也即版本校。由于那时简册笨重，这一工作通常由两个人来完成。而今天的校勘含义较“校雠”宽泛了很多，除对校外，还包括本校、它校和理校等方法。

校勘与校对的区别：校对是出版的一个环节，它的唯一任务就是：保障出版物和原稿绝对一致。因此，校对基本上是一项机械性工作。有时为保障正确率，校对者甚至从文章末尾倒着校，使校对者读不成句子，以保证一个字一个标点的与原稿进行核对。校对虽然也是“对”，也是“核查”，很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的校勘，但校对是单向的，必须忠实于原稿，因此，与作为学术工作的校勘有明显的不同。 1、校勘有助于古籍整理：

古籍整理主要包括校勘、标点、注释、翻译、汇编等九个方面的工作。校勘除了本身就是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以外，还是其他八项古籍整理工作的先导。因为，这八项工作都需要有一个文字正确无误的底本。如果不先做好校勘工作而以误本为底本，从而误解误释，不仅劳而无功，甚至得不偿失。

2、校勘有助于古籍研究：

对于某种古籍进行研究，首先应该有一个正确无误的底本。

3、校勘有助于疏通文字词义：（1）祛疑。看到文字错误难以疏通之处，谬妄者往往穿凿附会，望文生义，哄了自己也误了别人。（2）显真。有些文字虽是错的，但意义没有太大的变化。碰到这种情况，校勘同样必要。（3）明微。有些语词的含义，看上去简单易懂，而真要弄懂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4）欣赏。文字作品中，往往一字之差，就会影响到作品的韵味，埋没作者经营的苦心。

一、重庆图书馆普通开馆时间：9:00~19:00，法定节假日开馆时间：9:00~17:00。

二、在沙坪坝(地铁站)坐轨道交通环线，12分钟即可到达重启图书馆。

三、办理图书卡应注意：

1、每位读者只能申办一张读者卡。

2、读者卡各功能有效期为两年，到期请及时延期，以免影响借阅。延期时，读者需携带读者卡，在办证服务台办理。

3、读者首次办理读者卡免工本费，请妥善保管读者卡，因保存不当，造成不能使用时，需重新制卡，收工本费10元。

4、如读者卡不慎遗失，读者应及时到办证处凭有效身份证件办理挂失手续。挂失后，即可至开户馆办理补卡手续，读者须支付IC卡工本费10元。补卡后，新卡将恢复原读者卡的各项功能和有效期。在挂失前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遗失者自负。

5、因各种原因需要退证的读者，请先将所借的书刊全部归还后，再持本人身份证件和读者卡至开户馆办理退押金手续。代退押金者需携带被代理人的读者卡和身份证并出示本人身份证。

6、14岁以下读者申请办证需要监护人陪同和签字。

扩展资料：

重庆图书馆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是中国大型综合性的公共图书馆，是重庆市主要的文献信息收集交流和服务中心，是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国家一级图书馆、重庆市文明单位。 

重庆图书馆的前身是1947年民国政府为纪念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设立的“国立罗斯福图书馆”；1955年5月原国立西南人民图书馆、原重庆市人民图书馆、原重庆市北碚区图书馆三馆合并，组成“重庆市图书馆”；1987年定名为“重庆图书馆”；2007年6月重庆图书馆新馆正式对外开放。

截至2018年7月，重庆图书馆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设有阅览座位1869个，信息点1500个，在编员工240余人，设有16个机构部门；图书馆藏有文献460多万册（件），其中古籍线装书532万册，联合国资料20余万册（件）。

参考资料：

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地方文献的重要作用日趋显著，不少图书馆都把地方文献作为本馆的特色馆藏，不断加强其建设、开发和利用的力度，取得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我馆的地方文献工作，经过近几年的调整、规范，为更好地开发、利用打下了基础。在开发利用的同时，如何加强其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我馆地方文献工作现状

我馆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利用工作，早在80年代初，就由原历史资料部下设的地方文献组承担。并设有地方文献专藏库。搬入新馆后，于1997年正式成立了地方文献部，部门内设地方文献阅览室、地方文献专藏库、地方文献报刊库、少数民族阅览室、资料库、古籍阅览室、古籍库。地方文献部现有工作人员10人。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之人，中级职称6人、另外2人是新分配来的大学本科生。几年来，地方文献部在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开发利用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地方文献的搜集工作

我馆地方文献的搜集工作采用呈缴、征集、采购、走访等多种形式，其中以呈缴本方式为主，其它方式为辅。对于一些非正规出版物，由于其不正规的发行渠道，造成征集困难。征集人员一旦获取信息，能够及时上门征求。对于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会议资料，如今年6月在我省召开的“民营企业参与西北经济结构调整项目洽谈会”，我馆征集人员走访了这次会议，及时获取了会议上散发的资料。经过近二十年的搜集积累，我馆地方文献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性特色的独立的、多种载体构成的藏书体系。

2地方文献的整理工作

我馆对地方文献工作的管理在迁入新馆前存在着不少问题：如各种类型的文献存在着交叉现象，有的应属于报纸类的小报被归入期刊中，而有些属于期刊类的文献则被归入图书资料中。又如期刊按规定应接字顺排架，但实际上却只是把解放前期刊与解放后期刊分开排列，从而形成两个头。地方报纸则无统一排架，分散陈列等等，这些混乱现象显然不利于管理和利用。针对这些问题，迁入新馆后，特设了地方文献专藏库、地方文献报刊库，工作人员根据地方文献形式上的特征对原有的文献重新进行规范整理。使各类文献径渭分明，排列有序。对新征集到的文献亦严格按收藏规定进行分类管理，从而为藏书组织、读者服务、开发利用乃至数据库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工作

目前，我馆已收藏青海地方文献资料1万册（件），在我省经济、文化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我馆为省内新地方志的编撰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博得学者的广泛好评。如经考证大量古籍和史料，为省新闻出版局编纂《青海出版志》提供了一篇3000多字的《清代民国间青海早期图书雕印出版情况》的考证资料。为西宁市经委编辑《西宁国土资源》提供查阅资料百余份，摘录资料50余篇。其它如《海南藏族自治州志》、《海晏县志》、《共和县志》等地方史志以及《金融志》、《邮电志》等行业史志也都是利用我馆地方文献资源后所创造出来的学术成果。还有一些读者长期利用我馆地方文献资源后，著书立说，如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秉理编辑出版的《格萨尔集成》第1—5卷，青海师范大学年轻副教授赵宗福同志编辑出版的《历史咏青诗选》、《历代咏藏诗选》、《花儿通论》等书；我馆地方文献开发以二次文献为基础，在1988年编辑出版了《馆藏青海文献目录》，为读者更好地利用我馆地方文献资源创造了条件。我馆与地方志编委会联合建设以地方志为主要内容的“地情资料库”的工作正在进行，建成后将使地方文献资源得到更广泛的利用。

我馆地方文献工作，尽管在过去几年里取得一定的成绩。工作有了新的起色。但与地方文献工作本身的要求和兄弟省工作水平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献资源基础薄弱

由于种种原因，我馆地方文献资源基础较为薄弱，各种文献资料只有1万种（册），并且

存在藏书结构比例失调，文献载体类型单一等问题，如我馆地方文献中社会科学方而的资料比较丰富，几乎占了70，而自然科学、应用技术学科等方面。有关本地区的调查统计、情况介绍、科研成果或具有本地区特点的研究论著则相对收集较少：近几年，随着高科技和出版业的迅速发展，各种新载体形式的文献不断涌现，如音像型、机读型的地方文献，而我馆这类文献的藏量很少。从1987年全省文献资源调查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出。我馆地方文献的收集基本没有达到完整级、研究级，收藏水平低，近几年，尽管总量有所增加，但文献的系统性、完整性仍未得到根本改善。

（2）地方文献上作的形式单一

这几年，我馆虽对地方文献的意义和作用有所认识，但是地方文献工作还是停滞在传统的工作套路中。文献征集的主要渠道是依靠政策的扶持，靠其它方式征集到的文献不仅数最少。而且质量不高。读者服务工作也只限于传统的“二传手”式的书刊借阅形式。地方文献工作状况不能适应信息时代对图书馆工作的要

（3）开发利用不足

首先是对馆藏地方文献资源的底数还没有完全摸清。有些珍贵文献很有可能还沉睡在书架上或书库的某个角落。如《青海民族志》（手稿）是前省内许多民族史志专家潜心研究的成果，其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极高，但到2000年7月才偶然发现。还有如“资料”等也是刚刚整理就绪。其次是系统开发和专题研究不足，索引、目录载体单一，索取、查阅不便；没能把文献资源的优势转化为研究成果优势，研究课题不明，研究成效甚微。而馆外的一些研究人员在充分利用我馆地方文献后，却屡有著述。

二、加强地方文献工作的对策

1、多渠道、多方式、多载体的征集，是增加地方文献资源总量的途径。

地方文献征集工作不仅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同时更需要图书馆本身制订出一整套科学管理的办法和措施。我馆只有征集工作人员1人，面对新形势下艰巨而繁重的征集任务，显得势单力薄，所以应依据本馆地方文献征集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相应的细则，明确征集范围、任务及征集的主要途径和基本工作程序。制订出征集工作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明确重点征集对象和一般征集对象、具体实施步骤以及要达到的工作目标，才能确保地方文献征集工作的科学性。由于地方出版物出版发行的复杂情况，以及不贯彻呈缴本制度等多种原因，给征集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地方文献的搜集不能仅仅依靠呈缴本方式。还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上门征求、交换、复制等多种方式补充藏书。在载体形式上要不拘一格，使非纸质载体的文献比例增加，不断丰富内容。

2、转变观念，走建设特色馆藏的路子

决定着一个图书馆馆藏能否有别于他馆，不仅仅是藏书布局和藏书总量，地方文献建设的好坏也是关键因素之一。近几年的社会实践证明，建设特色馆藏是地方公共图书馆求生存、图发展的最佳对策，要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使文献资源的总量和质量得到迅速提高。布局和结构日趋合理。

3、专题式的研究和开发是提高地方文献使用效益的根本

三、对我馆地方文献工作的设想

当今信息时代，图书馆地方文就建设面临新的挑战，必须通过不断改进和更新，使地方文献建设得到新的提高和完善。为此，笔者对本馆地方文献工作提出几点设想：

1、尽快建立省级地方文献收藏中心

2、加快省级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

尽快进行地方文献书目数据库的建设，使地方文献工作实现自动化管理。数据库建设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于馆藏地方文献。应积极争取院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地方文献入库，使建成的数据库成为涵盖全省地方文献的自动化检索系统，这不仅丰富了

数据库的内容，还可以通过向协助单位出售软件的方式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张武耕，李玲地方文献工作五十年之探讨图书馆论坛，1999，（1）：49一54

[2]黄俊贵，地方文献上作刍议，中国图书馆学报，1999，（1）：54一59

〔出处〕《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0增刊

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

吉林大学古籍所

东北师大古籍所

黑龙江大学古籍所

大连大学文学院古籍所

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

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

天津师大古文献研究所

河北大学古籍所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

中央民族大学古籍所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

山东师大古籍所

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古籍文献研究所

陕西师大古籍所

西北大学古籍所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研究所

兰州大学古籍所

西北师大古籍所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古籍所

新疆大学中亚文化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室

四川大学古籍所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云南大学西南古籍研究所

云南省历史文献研究所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盐城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

复旦大学古籍所

华东师大古籍所

上海师大古籍所

华东政法古籍所

厦门大学古籍所

福建师大古籍所

浙江大学古籍所

安徽大学古籍所

安徽师大古籍所

南昌大学赣文化与古籍研究所

郑州大学古籍所

武汉大学古籍所

湖北大学古籍所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广西大学古籍所

嗯，都是百度来的，有些可能已经合并在某些专门研究中心里面了。还有很多大学设有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挂靠在文史科系。

古委会直接联系的教学科研单位共26家。由古委会每年提供固定的研究（教学）经费、图书资料费和设备更新费，并可向古委会直接申请科研项目立项和项目经费。（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其中有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二个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浙江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兰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等十九个研究所，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等一个研究室，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上海师范大学文化典籍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文献学系、浙江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等四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

4、此外，各省市自治区高校及有关大学还有古委会间接联系的研究机构62家。

1、综合办公室　　 主要负责人力资源管理（含退管）；档案管理；图书馆文秘；图书馆对外信息发布；公共接待（包含会务）；用车管理（车辆调度、使用和维护）；杭州市图书馆事业基金会的指导和协调；工会日常管理；党务。

2、业务办公室　　杭州图书馆及杭州地区各公共图书馆业务发展总体情况的调研、分析与规划；业务数据的统计、分析、考核与评估；全馆性业务工作的协调与管理；全馆性业务培训的实施；杭州市图书馆协会日常工作；读者投诉管理工作；总服务台工作。　　3、财务部　　主要负责图书馆财（税）务管理；资金管理、运作、使用、监督；资产运作监督；对外服务窗口服务收银工作。　4、后勤与安全保卫部　　主要负责资产采购（包括文献采访）、资产管理（包括消耗资产与固定资产）；综合治理（环境卫生及安全保卫等）；建筑维护与管理；综合服务。　5、技术支持部　　主要负责计算机网络系统研究开发、建设、更新、维护等；强弱电管理；　6、编目中心　　主要负责文献加工；书目数据建设与维护；书目数据服务；承担杭州市文献编目中心管理工作。　7、社会文化活动部　　主要负责各类培训；社会活动（包括讲座、展览、演艺活动、大型读者活动、图书馆读者之友社等）。　8、专题文献中心　　主要负责各种专题文献阅览服务与管理（包括外文文献）；古籍与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开发与保护；相关读者活动。

　　9、文献借阅中心　　主要负责各类文献资源的借阅与管理；各类阅读活动（包括儿童阅读活动）；用户远程服务；文献物流管理；阅读推广；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协作协调；自修室管理；各类儿童文献资源借阅与管理；儿童阅读活动、幼儿游艺及亲子活动。

　　10、城市生活主题馆　　主要负责各类文献资源的借阅与管理；读者活动；自修室管理；音乐俱乐部；配合后勤与与安全保卫部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11、音乐分馆　　主要负责音乐资源视听服务与管理；音乐普及教育和欣赏活动；音乐俱乐部；音乐录制创作。　12、佛学分馆　　主要负责佛学文献资源的借阅和管理；自修室管理；配合后勤与与安全保卫部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13、研究与交流部

主要负责杭州图书馆学术研究工作；国际国内交流；《城市图书馆研究》刊物编辑出版工作；中图学会专业委员会相关事务。　　14、文献服务与出版　　主要负责信息增值服务；剪报、咨询、课题服务；《杭州文化年鉴》编辑部；《文澜》杂志编辑部；文献出版。　15、信息制作与传播中心　　各类资源制作；数图环境的维护与开发；城市学门户制作管理；少儿馆网站制作管理；文化信息共享工程杭州市支中心工作；编辑与出版。

　　16、盲文分馆　　主要负责盲文文献资源的借阅与管理；典藏管理；阅读推广；配合后勤与安全保卫部做好安全保卫。

主任委员：

周林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教育部顾问；

副主任委员：

彭佩云 教育部副部长；

白寿彝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邓广铭 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

委员：

季啸风 教育部高教一司副司长；

周祖谟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

章培恒 教授，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黄永年 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阎毅千 上海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

宁 可 教授，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副主任；

李国钧 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吴 枫 副教授，华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董治安 副教授，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宗福邦 副教授，武汉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刘烈茂 讲师，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周勋初 副教授，南京大学古籍研究所；

来新夏 副教授，南开大学古籍研究所；

李国祥 副教授，华中师院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陈 华 副教授，暨南大学历史系副主任；

姚孝遂 副教授，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胡昭曦 讲师，四川大学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

平慧善 讲师，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张公谨 副教授，中央民族学院；

马樟根 北京师范大学科研处副处长；

裘锡圭 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教研室教员；

安平秋 讲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教研室教员；

章学新 教育部高教一司社会科学研究处处长。

委员会秘书长：

章学新；

委员会副秘书长：

马樟根，安平秋。 主任委员：

周林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

副主任委员：

彭佩云 国家教委副主任；

白寿彝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邓广铭 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

夏自强 国家教委高教一司司长

章培恒 教授，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裘锡圭 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古文字研究主任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樟根 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

王达津 教授，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

王春茂 讲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教研室副主任①

宁 可 教授，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室主任；

平慧善 副教授，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安平秋 副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孙钦善 副教授，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

刘烈茂 讲师，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许嘉路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陈 华 副教授，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吴 枫 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张公谨 副教授，中央民族学院

李运益 教授，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所长

李国祥 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李国钧 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李修生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②

杨 忠 副教授，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处③

杨金鼎 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

来新夏 教授，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

周祖谟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

周勋初 教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

宗福邦 副教授，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

姚孝遂 教授，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黄永年 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

曾枣庄 副教授，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

董治安 教授，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潘富恩 教授，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

委员会秘书长：

安平秋

委员会副秘书长：

马樟根 王春茂④ 杨忠

注：①④王春茂同志于1988年9月经古委会正副主任会议讨论，决定免去其副秘书长职务，1989年10月按国家教委办公厅文件通知，免去其委员会委员职务。

②③1989年10月，按国家教委办公厅文件通知，增补李修生、杨忠二同志为古委会委员，杨忠同志兼任副秘书长。 主任委员：

周林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