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一般简称《水浒》，作于元末明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

　　作者为施耐庵

　　6 天雄星 豹子头 林冲 13 天孤星 花和尚 鲁智深14 天伤星 行者 武松3 天机星 智多星 22 天杀星 黑旋风 李逵 吴用 1 天魁星 呼保义 宋江

　　《西游记》，又名《西游释厄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由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编撰而成。此书描写的是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传奇历险故事。

　　唐僧是虚构的人物，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玄奘法师是有区别的。　唐僧，俗家姓陈，名祎（yī ），小名江流，法号玄奘，号三藏，原为佛祖第二弟子金蝉子投胎。

　　孙悟空又名孙行者、悟空、外号美猴王、号称齐天大圣。东胜神州傲来国花

　　六小龄童饰演的孙悟空

　　果山灵石孕育，因迸裂，见风而化作灵明石猴。

　　又名猪刚鬣(liè) 猪悟能，老版西游记电视剧中孙悟空常称他“呆子”，但在原著中没有固定称呼，有时多称呼“夯货（笨货）”。原为天宫中的天蓬元帅，掌管天河水府。因调戏嫦娥（与奔月的嫦娥不同，原著里的嫦娥指月宫中太阴星君的侍女之一），幸亏太白金星求情，

　　漫画猪八戒

　　被罚下人间。但错投了猪胎，成了一只野猪，修炼成精，长成了猪脸人身的模样。在高老庄抢占高家三**高翠兰，被孙悟空降伏。修得正果，封号为净坛使者。猪八戒的兵器是九齿钉钯，有天罡数三十六般变化。

　　又名沙悟净。原为天宫中的卷帘大将，因在蟠桃会上打碎了玻璃盏（电视剧中作琉璃盏），惹怒王母娘娘，幸亏赤脚大仙求情，被贬入人间，在流沙河畔当妖怪，受万箭穿心之苦。后被唐僧师徒收服，负责牵马（电视剧改成挑担）。得成正果后，被封为“金身罗汉”。使用的兵器是降妖宝杖（电视剧延续戏曲设定改为禅杖）。书中又将沙和尚称为“沙僧”。

　　游戏中的沙僧

　　性忠厚。 其主要事迹有第五十七回寻孙悟空。

　　小说简介

　　《西游记》

　　《西游记》插画(19张)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前七回是全书的引子部分，一边安排孙悟空出场，交代清楚其出身、师承、能耐、性情；一边通过孙悟空在天、地、冥、水四境界穿越，描绘四境界风貌，建立一个三维四境界立体思维活动空间。八至十二回写唐僧出世、唐太宗入冥故事，交待去西天取经缘由。十三至一百回写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天取经，沿途降妖伏魔，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到达西天，取得真经，修成正果的故事。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释佛法渊博。　《西游记》文字以白话文为主，间有赞赋诗词，多用夸张、比喻手法，铺陈、排比句式，音调韵律铿锵，朗朗上口，适合高声说出或者唱出，平话、弹词、戏曲脚本痕迹很重，仿佛说书人或者戏台就在你面前，这样的语言极大发挥了音调韵律对人心理的作用，增强了感染力，其缺点则是说书人口吻太重，在生活中不容易用得上。白话文诙谐有趣，间或有狡黠、奸猾之处，颇有西域语趣；大量赞赋诗词，大量华丽绮靡辞藻铺陈堆砌，描绘出华丽富足、祥和自由的仙界风光、妖魔洞府；刻画出形象毕肖的神仙形象、妖魔形象等等。让读者满眼珠光宝气、玉宇琼枝、如梦如幻、恍入仙境。这些“仙境”在佛教来说并非仅仅是幻象，确实是佛教统治理念下应有的风景，印度确实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王公、贵族阶层，千百年来都能过上比较安康、富足的生活。佛教适合城邦制，往往能“饶益”一方土地！西游记更加市侩化。《西游记》大量降妖伏魔历险情节设计，与佛教重视“力”、“无畏”有关。　《西游记》的文体实际上是一种佛经体，其构思、体裁、情节、表现方法均来自佛经故事，佛经故事大量使用幻想、夸张的构思方式；使用神变、分身、幻化（化人、化物、化境）、魔法、异变（地动、地裂、大火等）、离魂、梦游、入冥（地狱）、升天、游历它界（龙宫、大海等）等等情节，更多用比喻修辞方法。《大涅槃经》里提出八种：“喻有八种：一者顺喻，二者逆喻，三者现喻，四者非喻，五者先喻，六者后喻，七者先后喻，八者遍喻。”接着对它们举例作了解释。《大智度论》又指出“譬喻有二种：一者假以为喻，二者实事为喻”。这即是所谓“假喻”和“实喻”。特别常用的还有所谓“博喻”， 即并列多种比喻。这些在具体作品里触目皆是，就不胜列举了。　佛教的本生故事与《西游记》非常类似，在佛典翻译文学中，《本生经》或称"本生谭"是艺术价值最高、也最为普及的部分之一，被称为是古印度"民间寓言故事大集" ，是可与希腊伊索寓言并称的古代世界寓言文学的宝典。　昙无谶所出《大般涅槃经》说：”何等名为闍陀伽经（《本生经》另一音译）如佛世尊本为菩萨 ，修诸苦行，所谓比丘当知，我于过去作鹿、作罴、作麞、作兔、作粟散王、转轮圣王、龙、金翅鸟，诸如是等行菩萨道时所可受身，是名闍陀伽。 “《本生经》的形成大体与集结佛传同时。部派佛教时期形成了"三世诸佛"、"过去七佛"观念，从而神圣、永生的佛陀就有其过去世；赞美佛的过去世，就出现了《本生经》。在今印度中央邦马尔瓦地区阿育王（前268？-前232？）所建桑奇大塔牌坊浮雕里已多有本生和佛传故事。东晋法显西行求法，在天竺曾到本生故事讲的菩萨割肉贸鸽、施眼、舍身饲虎处；在师子国（斯里兰卡）他遇到王城供养佛齿，在仪式上"王便夹道两边，作菩萨五百身以来种种变现：或作须大拏，或作睒变，或作象王，或作鹿、马，如是形象，皆采画装校，状若生人" 。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同样记载了五印流行本生故事的情形 。　胡适曾说：“《华严经》末篇《入法界品》占全书四分之一以上，写善才童子求法事，过了一城又一城，见了一大师又一大师，遂敷衍成一部长篇小说……这种无边无尽的幻想，这种‘瞎嚼蛆’的滥调，便是《封神榜》‘三十六路伐西岐 ’，《西游记》‘八十一难’的教师了。”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孙昌武说：“《贤愚经》的《须达起精舍品》则对其中舍利弗与六师外道斗法情节进行了多姿多彩的艺术发挥。陈寅恪论及这段故事，联系《增壹阿含经》卷二九和《大智度论》卷四五所记佛弟子舍利弗与目连角力事，指出‘今世通行之西游记小说，在唐三藏车迟国斗法事，固与舍利弗降服六师事同。又所述三藏第子孙行者猪八戒等，各矜智能诸事，与舍利弗目犍连较力事，或亦不无类似之处’ 。”编辑本段作者介绍

　　吴承恩画像

　　吴承恩(1501年—1582年) 字汝忠 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人（今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汉族，明代小说家。吴承恩大约40岁才补得一个岁贡生，到北京等待分配官职，没有被选上，由于老母家贫，去做了长兴县丞，终因受人诬告，两年后“拂袖而归”，晚年以卖文为生，在81岁左右时去世。吴

　　吴承恩，及他的老家(8张)承恩自幼喜欢读野言稗史，熟悉古代神话和民间传说。官场的失意，生活的困顿，使他加深了对封建科举制度、黑暗社会的认识，促使他运用志怪小说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愤懑。他自言：“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实记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

　　吴承恩是胡适考证出来的：

　　以下资料节选自《胡适的西游记研究》四、关于吴承恩的卒年：　我前年做《西游记序》，还不知道《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只能说：“《西游记》小说之作必在明朝中叶以后”，“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后来见《小说考证》卷二，页七六，引山阳丁晏的话，说据淮安府康熙初旧志艺文书目，《西游记》是淮安嘉靖中岁贡生吴承恩作的。《小说考证》收的材料最烂，但丁晏是经学家，他的话又是根据《淮安府志》的，所以我们依着他的指引，去访寻关于吴承恩的材料。现承周豫才先生把他搜得的许多材料抄给我，转录于下：　[天启《淮安府志》十六，《人物志》二，《近代文苑》]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数奇，竟以明经授县贰，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放浪诗酒，卒。有文集存于家。丘少司徒汇而刻之。　[又同书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口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　[康熙《淮安府志》十一，及十二]与天启《志》悉同。　[同治《山阳县志》十二，《人物》]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工书。嘉靖中岁贡生（查选举志亦不载何年），官长兴县丞。英敏博洽，为世所推。一时金石之文多出其手。家贫无子，遗稿多散失。邑人邱正纲收拾残缺，分为四卷，刊布於世。太守陈文烛为之序，名曰《射阳存稿》，又《续稿》一卷，盖存其什一云。　[又十八，《艺文》]吴承恩：《射阳存稿》四卷，《续稿》一卷。　光绪《淮安府志》廿八，《人物》一，又卅八，《艺文》，所载与上文悉同。又《山阳志》五，《职官》一，“明太守”条下云：“黄国华，隆庆二年任。陈文烛字玉叔，沔阳人，进士，隆庆初任。邵元哲，万历初任。”焦循《剧说》卷五引阮葵生《茶余客话》云：　旧志称吴射阳性敏多慧，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今不知“杂记”为何书。惟《淮贤文目》载先生撰《西游通俗演义》。是书明季始大行，里巷细人皆乐道之。……按射阳去修志时不远，未必以世俗通行之小说移易姓氏。其说当有所据。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童孺所习闻，而他方有不尽然者，其出淮人之手尤无疑。然此特射阳游戏之笔，聊资村翁童子之笑谑。必求得修炼秘诀，亦凿矣。　周先生考出《茶余客话》此条系根据吴玉搢的《山阳志遗》卷四的，原文是：　天启旧志列先生为近代文苑之首，云“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考《西游记》旧称为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其国初邱长春真人所撰。而《郡志》谓出先生手。天启时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意长春初有此记，至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如《三国志》本陈寿，而《演义》则称罗贯中也。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吴玉搢也误认邱长春的《西游记》了。邱长春的《西游记》，虞集作序的，乃是一部纪行程的地理书，和此书绝无关系。阮葵生虽根据吴说，伹已不信长春真人的话；大概乾隆以后，学者已知长春真人原书的性质，故此说已不攻自破了。　吴玉搢的《山阳志遗》卷四还有许多关于吴承恩的材料，今录于下：　嘉靖中，吴贡生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吾淮才士也。吴敏博洽，凡一时金石碑版嘏祝赠送之词，多出其手。荐绅台阁诺公皆倩为捉刀人。顾数奇，不偶，仅以岁贡官长兴县丞。贫老乏嗣，遗稿多散佚失传。邱司徒正纲收拾残缺，得其友人马清溪、马竹泉所手录，又益之以乡人所藏，分为四卷，刻之，名闩《射阳存稿》。五岳山人陈文烛为之序。其略云：“陈子守淮安时，长兴徐子与过淮。往汝忠丞长兴，与子舆善。三人者呼酒韩侯祠内，酒酣论文论诗，不倦也。汝忠谓文自“六经”后，惟汉、魏为近古。诗自《三百篇》后，惟唐人为近古。近时学者徒谢朝华而不知畜多识，去陈言而不知漱芳润，即欲敷文陈诗，难矣。徐失生与子深韪其言。　今观汝忠之作，缘情而绮丽，体物而浏亮，其词微而显，其旨博而深。收百代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沈辞渊深，浮藻云骏，张文潜以后一人而已。”其推许之者，可谓至极。读其遗集，实吾郡有明一代之冠。惜其书刊板不存，予初得一抄本，纸墨已渝敝。后陆续收得刻本四卷，并续集一卷，亦全。尽登其诗入《山阳耆旧集》，择其杰出者各体载一二首于此，以志瓣香之意云。　据此，是隆庆初（约157O）陈文烛守淮安时，吴承恩还不曾死。以此推之，可得他的年代：　嘉靖中（约155O），岁贡生。　嘉靖末（约156O），任长典县丞。　隆庆初（约157O），在淮安与陈文烛、徐子舆往来酬应，酒酣论文。　万历初（约158O），吴承恩死。　他大概生于正德之末（约152O），死于万历之初，（大约活了60岁）。天启《淮安志》修于天启六年，当西历1626，去吴承恩死时止有四五十年。编辑本段创作背景

　　玄奘取经

　　玄奘游学取经经历记录在《大唐西域记》，该游记主要记录了各国

　　玄奘西游路线

　　。　国名、地理形势、幅员广狭、都邑大小、国王、族姓、宫室、农业、物产、货币、食物、衣饰、语言、文字、礼仪、兵刑、风俗以及佛教圣迹、寺数、僧数、大小乘教流行情况等内容，没有故事，神话故事是后人模仿佛教寓言故事创作的。玄奘游学取经经历简单如下：　612年，玄奘13岁，破格以沙弥身分录入僧籍，居净土寺。隋末大乱，从兄西去长安，然后逾剑阁而抵蜀都。622年，23岁，与商人结侣，经三峡至荆州，北转相州和赵州，足迹及于半个中国。沿途既讲且学，质难问疑，探索不止，最后入于长安。在这里，玄奘继续多方参学。　629年，（李世民登基第三年）30岁，玄奘陈表出国，在高昌王和突厥叶护可汗的大力赞助下，玄奘艰难地通过了中亚地区，进入北印度境，渡印度河，经呾叉始罗，至迦湿弥罗，在这里参学两年。随后至磔迦国（旁遮普西部）、那仆底国、阇烂达国（贾朗达尔）、曲女城……。633年，34岁，到达王舍城，入那烂陀寺。玄奘在那烂陀寺被推为十大德之一，地位尊崇，待遇优厚。他着重听戒贤三藏讲《瑜伽师地论》，旁及瑜伽行派的其它论著和有部、中观诸派的代表，前后历时5年。　638年，39岁，玄奘离开那烂陀寺，继续游学东印、南印和西印诸国。642年，43岁，再回那烂陀寺。戒贤请他为寺众主讲《摄大乘》、《唯识决择》。 ……戒日王和拘摩罗王隆重接见玄奘，决定在曲女城为玄奘召开五印论师大会。到会者有18国王，僧众3000余，婆罗门及尼乾外道2000余，那烂陀寺僧千余。作为论主的玄奘将论意写出，由明贤法师读示大众，并别悬一本于会场门外，请人问难，竟18日无人发论。玄奘取得全胜，被美为“大乘天”和“解脱天”。 643年，44岁，玄奘谢别戒日诸王，踏上回国路程，645年，46岁，被荣耀迎进长安。首尾历时17年，亲践110国，传闻28国，带回经书657部。646年，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12卷。

　　成书过程

　　646年，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但这部书主要讲述了路上所见各国的历史、地理及交通，没有什么故事。直到他的弟子慧立、彦琮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为玄奘的经历增添了许多神话色彩。从此，唐僧取经的故事便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南宋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代院本有《唐三藏》、《蟠桃会》等，元杂剧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大圣》等，这些都为《西游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吴承恩也正是在民间传说和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创造，完成了这部令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伟大文学巨著。

　　朱元璋的宗教政策

　　明太祖朱元璋首开明代三教合一风气之先，提出了三教并用之说："若绝弃之而杳然，则世无神鬼，人无畏矣。王纲力用焉。于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朱元璋曾自制僧律二十六条，颁于皇觉寺。内一款云："凡有明经儒士，及云水高僧，及能文道士若欲留寺，听从其便，诸僧得以询问道理，晓解文辞。"对佛教的作用也称颂有加。他说："大雄氏之道，不即世间，不离世间，乌可岐而二之我心空邪则凡世间诸相，高下、洪纤、动静、浮沉，无非自妙性光中发现。苟为不然，虽法王所说经教，与夫诸祖印心密旨，皆为障碍矣。"

　　与吴承恩差不多同时期的两位皇帝

　　朱厚照（公元1491年10月27日—1521年4月20日），公元1505年—公元1521年在位，号称明朝276年来最能闹的一位皇帝（《明朝那些事儿》是这么说的）。在清朝时期，如果皇子们读书不认真，就会被师傅训斥一声：　“你想学朱厚照吗？！”　明武宗一生，贪杯、好色、尚兵、无赖，所行之事多荒谬不经，为世人所诟病；可他又聪明勇敢，弹指之间应州大败小王子。有人认为他荒*暴戾、怪诞无耻，是少见的无道昏君，也有人认为他追求个性解放，是明朝历史上极具个性色彩的皇帝。　朱厚熜（公元1507年8月10日—1566年12月14日），公元1521年—公元1566年在位，嘉靖帝，兴献王朱祐杬长子。1519年（明正德十四年），兴王去世，朱厚熜袭封为兴王，时年12岁。1521年（明正德十六年），武宗朱厚照驾崩，无子继位。按照“兄终弟及”的祖训，朱厚熜承统，为世宗皇帝，年号嘉靖，时年14岁。

　　明朝时期商业情况

　　明朝以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宋朝手工业从官营到私营的演变，而且变化得更为彻底。迄至明朝后期，除了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还在实行以商人为主体的盐引制外，一些手工业都摆脱了官府的控制，成为民间手工业。……明代中后期，农产品呈现粮食生产的专业化、商业化趋势。不少土地主缙绅也逐步将资金投向工商业，“富者缩资而趋末”，以徽商、晋商、闽商、粤商等为名号的商帮亦逐渐形成，并在一定地区和行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西游记》的天界、地界、冥界、水界大概分别代指朝廷，地方，地下世界，商帮。而商品是龙王们库存的武器和宝贝，这些东西在吴承恩心里认为大有用处，书中也有相关情节与之对应，但明代海运商品无非是香料、药品等等，只有宝贝没有武器，现把一些宝贝列出来：胡椒、小豆蔻、肉桂、丁香、罗望子，姜黄的好处：“这东西可强身健体，功效显著。它既能用于烹调，又能做化妆品，还有药用功能。”编辑本段人物简介

　　唐僧　唐僧是虚构的人物，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玄奘法师是有区别的。　唐僧，俗家姓陈，名祎（yī ），小名江流，法号玄奘，号三藏，原为佛祖第二弟子金蝉子投胎。他是遗腹子，父亲是金科状元陈萼（字光蕊），母亲是大唐开国元勋兼宰相的殷开山之女殷温娇（又名满堂娇）。父亲奉命赴任江州州主，在洪江船上被船夫刘洪打死，推入水中，母亲被其霸占；接着刘洪冒名顶替，做了江州之主。　

　　饰演1986年央视版《西游记》中唐僧的各演员(3张)一日，殷温娇被南极星君托梦，得知观音菩萨送她一个儿子（送子观音，孩子即金蝉子转世之躯），产下幼子后，害怕刘洪回来淹杀陈光蕊唯一的骨血，所以趁刘洪公差之际，将幼子放在木板上（老版西游记电视剧改作大盆），并咬去幼子左脚上一个小指，作为日后相聚的验记，并附上血书一封。幼子顺江水漂到金山寺，被金山寺长老法明和尚养育成人，十八岁时为他剃度受戒。　陈光蕊沉入洪江水底，被洪江龙王所救，后来与玄奘、殷温娇团聚。刘洪也被绳之以法。一家人回到京城相府，欢举团圆会。唐王李世民升陈萼为学士之职，随朝理政。玄奘立意安禅，送在洪福寺内修行。殷温娇竟然从容自尽，此后，玄奘自到金山寺中，报答法明长老。　又由于泾河龙王私改雨数，犯了天条，于是向唐太宗求情，让人曹官魏徵留情，可是始料未及的是魏徵在与唐太宗对弈的时候睡着，在梦里斩杀了龙王。龙王阴魂不散，夜夜找太宗理论，虽有秦琼、尉迟恭（即武门神）宫门镇鬼，但是太宗还是死去，到了阴曹地府，好在得到判官崔珏的帮助，逃出轮回，最终还魂。所以太宗开设水陆大会，超度亡灵。就在化生寺中，与玄奘相遇；又得到观音菩萨与惠岸行者木叉的点化，立志西行，取回大乘（shèng ）佛法三藏，以普度众生，永葆江山。　太宗与玄奘结为兄弟，以素酒（果酒）送他启程，并命两名侍从作伴。但是走到双叉岭时，侍从被三个妖魔所吃，自己被太白金星解救（老版西游记电视剧删除）。后来遇到猛虎，被猎户刘伯钦杀虎解救，并由刘伯钦送至两界山（即五行山），遇见孙悟空，收为徒弟。　在取经的路上，唐僧先后收服了三个徒弟：孙悟空、猪八戒、沙僧。金蝉子投胎——旃檀功德佛 诚实善良，一心向佛，胆小怕事，迂腐，鉴别能力差。

　　孙悟空

　　孙悟空又名孙行者、悟空、外号美猴王、号称齐天大圣。东胜神州傲来国花

　　六小龄童饰演的孙悟空

　　果山灵石孕育，因迸裂，见风而化作灵明石猴。在花果山中，有一群猴子指着花果山的瀑布说了一声，有谁敢进去，为我们寻个安家之地，不伤身体者，我等拜它为王，石猴发现水帘洞，并借此机会将“石”字隐去了,称作"美猴王"。后为寻求长生之道，独自漂洋过海，历经八九载，学会了讲人言、行人礼，跋山涉水，看透了人世间的追名逐利，最终在西牛贺洲灵台方寸山拜菩提老祖为师，习得金丹术（老版西游记电视剧删除）、地煞术，七十二般变化和觔斗云（又作筋斗云）之本领。一旦得道，丹心清凉，身体轻盈。周身有八万四千根变化毫毛。兵器为东海龙王送与孙悟空的的“天河定底的神针铁”，是大禹上神治水时测量水深的尺子，又叫如意金箍棒，重一万三千五百斤。此后，孙悟空自封为齐天大圣，大闹天宫，被如来佛祖压在五行山（不是五指山，原著没有五指山这一词）下，无法行动。五百年后唐僧西天取经，路过五行山，揭去符咒，才救下孙悟空。孙悟空感激涕零，经观世音菩萨点化，拜唐僧为师，同往西天取经。取经路上，孙悟空降妖除怪，屡建奇功，然而三番两次被师傅唐僧误解、驱逐。终于师徒四人到达西天雷音寺，取得真经。孙悟空修得正果，封为斗战胜佛。　原著中的孙悟空悟性极高，在菩提老祖数十弟子中，是唯一一个能打破祖师盘中迷的弟子，所以当孙悟空打破最后一个迷（三打戒尺）后，祖师才决定秘传衣钵于他。　孙悟空得道之后，名利熏心，入地府销死籍，上天宫盗蟠桃，目中无人，故此受到五百年五行山压身，吃铜丸喝铁水之劫难 ，原著称之为“恶贯满盈”，作者笔下的孙悟空，在这个时期是个反面教材式的人物（影视作品改成英雄壮举，完全颠覆原著）；后来经历五百年了悟，终于通透，才等来出山的机缘。原著的孙悟空是一个非常饱满的艺术形象，由善到恶，再由恶到善，是人心的变化过程。

　　猪八戒

　　又名猪刚鬣(liè) 猪悟能，老版西游记电视剧中孙悟空常称他“呆子”，但在原著中没有固定称呼，有时多称呼“夯货（笨货）”。原为天宫中的天蓬元帅，掌管天河水府。因调戏嫦娥（与奔月的嫦娥不同，原著里的嫦娥指月宫中太阴星君的侍女之一），幸亏太白金星求情，

　　漫画猪八戒

　　被罚下人间。但错投了猪胎，成了一只野猪，修炼成精，长成了猪脸人身的模样。在高老庄抢占高家三**高翠兰，被孙悟空降伏。修得正果，封号为净坛使者。猪八戒的兵器是九齿钉钯，有天罡数三十六般变化。　猪八戒，原著称谓颇多，如“木母”　等，均属丹道词汇。原著里是一头野猪，黑皮肤，脖子上系一条花布手巾。属肾水，主贪，所以猪八戒贪吃贪色，但是挑担子的主要是猪八戒。（电视剧改成沙僧挑担）

　　沙和尚

　　又名沙悟净。原为天宫中的卷帘大将，因在蟠桃会上打碎了玻璃盏（电视剧中作琉璃盏），惹怒王母娘娘，幸亏赤脚大仙求情，被贬入人间，在流沙河畔当妖怪，受万箭穿心之苦。后被唐僧师徒收服，负责牵马（电视剧改成挑担）。得成正果后，被封为“金身罗汉”。使用的兵器是降妖宝杖（电视剧延续戏曲设定改为禅杖）。书中又将沙和尚称为“沙僧”。

　　游戏中的沙僧

　　性忠厚。 其主要事迹有第五十七回寻孙悟空。

　　白龙马

　　西海龙王三太子，因为纵火烧了殿上玉帝的明珠，被龙王告他忤逆，被贬蛇盘山鹰愁涧，经观音菩萨点化等候唐僧。因吃了唐僧的白马，后便化白马修成正果后被佛祖封为八部天龙马，跳入化龙池中，长出鳞角，飞起盘在擎天华表柱上。其主要事迹为三十回斗魔，劝八戒寻悟空

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其长期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产生了众多的本土学派，也不断有外来文化的传入，这些不同的学派和文化，在矛盾冲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其中有的丰富了、发展了、壮大了，有的则被吸收了、改造了、消失了。大约从东晋开始至隋唐时期，中国文化逐渐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儒释道三家既各自独标旗帜，同时又合力互补以应用于社会的基本格局。中国文化的这一基本格局，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初，历时1600年左右。所以，可以这样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文化。但是由于儒家长期被封建统治者尊奉为正统这一事实，一部分学者常常只强调以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而忽视或轻视佛道二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巨大作用。这种观点，过分偏重于中国文化中的政治制度和宗法伦理层面，并把其他层面的文化现象也都纳入到政治和伦理的框架中去考察和理解。这就把丰富多彩、生气勃勃的中国文化描绘得单调枯燥、死气沉沉的模样了，显然是不够全面的。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考察中国文化，撇开佛道二家是无法理解中国文化的多彩样式和丰富内容的，更是无法全面深刻把握中国文化的真正精神的。

一、在我国历史上，西周以前学在官府，东周以后，学术逐步走向民间，春秋后期已出现颇有社会影响的儒家、墨家等不同学派，而至战国中期，则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学派纷呈，学说丰富多彩，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宽广的基础。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引述了其父司马谈对学术流派的见解，他是把先秦以来的学派总归纳为六家，即：阴阳、儒、墨、法、名、道德。司马谈引用《系辞》“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说法，认为这六家的学说都是为安邦治国，他们各有所见，也各有所偏。而由于当时社会上崇尚黄老之学，司马谈也标榜以道家学说统摄各家。他认为，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所以能“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总之，道家是“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然而，班固在《汉书》中则把先秦以来的学派归纳为十家，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但接着他又说，十家中“可观者九家而已”（即除去小说家），而各家则都是“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他同样也引用了上述《系辞》的话，不仅认为各家学说都有其所长和所短，而且还强调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由于当时社会已以儒学为上，所以班固也竭力推崇儒家，认为儒学“于道最为高”。（《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汉初统治者为医治秦末苛政和战乱造成的社会民生极度凋敝的状况，采用了简政约法、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的政策以恢复社会的生机。与此相应，在文化思想上则大力提倡道家黄老之学。此时的道家黄老之学，处于社会文化思想的代表和指导地位，所以他必须处理好与其他各个不同文化思想学派的关系问题。社会对思想文化的需要是多样的、丰富的，而不是单一的，然而诚如许多中国思想家所说的，这种多样性又需要“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王弼《周易略例》，《明彖》），即需要有一个为主的指导者。不过，这种“统”和“会”绝不是以一种样式去排斥或替代其他的样式。因为，如果把其他样式都排斥掉了，只剩下了自己一种样式，那也就不存在什么“统”和“会”的问题了。汉初道家黄老之学，正如司马谈所描述的，它广采了阴阳、儒、墨、名、法各家之长，正是这种容纳、吸收和融合的精神，使得道家学说不仅成为当时社会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精神的集中代表者之一。

二、道家思想的核心是无为，主张顺自然、因物性；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有为，强调制名（礼）教、规范人性。这两种类型思想的不同和对立是显而易见的，而两者在历史上相互补充、相互吸收以构成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中国民族的主要精神，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诚如班固所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同时必须说明的是，儒、道两家的核心思想也不是绝对不可调和或相互融摄的。

人们经常把道家的无为理解为一种消极逃避、什么都不去做的主张。其实，这是很不全面，也不十分准确的。应当指出，在道家内部存在着消极无为和积极无为两种不同的学说，他们对于无为思想精神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道家的庄子学派总的说来比较偏向于消极的无为，他们追求一种“堕肢体，黜聪明”的“坐忘”（《庄子·大宗师》）和“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吾丧我”（同前《齐物论》）的自我陶醉的精神境界。而道家的老子学派所说的无为就不完全是消极的了。老子所谓的无为，主要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他强调的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同前五十一章），和“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同前二十二章），即不自作聪明、不自以为是、不自居功劳、不自我夸耀。所以，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为，而是主张为而不恃，是要以退为进、以曲求全、以柔胜刚。荀子在批评庄、老二家学说时，一则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一则说“老子有见于拙（曲），无见于信（伸）”（同前《天论》），对于两者思想精神的不同之处，抓得相当准确，点得十分明白。

韩非在吸收老子无为思想时，强调的只是君道的无为，而臣道是应当有为的。韩非认为，君主的任务主要是把握原则、任用百官，如果事必躬亲，不仅忙不过来，也做不好，而更严重的是，它将极大地妨碍和打击臣下百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所以，君道的无为可以更好地发挥臣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汉初黄老之学所强调的无为而治，又进一步表彰臣道的无为。汉初的主要政治经济政策是与民休养生息，强调尽可能少地去扰民，充分调动和发挥百姓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利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汉初黄老之学同时表彰臣道无为，正是出于这样的背景。今存《淮南子》一书中，保存了不少汉初黄老的学说，其中论及无为思想处，有许多积极的方面。如其说：“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言其莫从己出也。”（《主术训》）“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修务训》）总而言之，“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原道训》）这里所讲的无为，都具有相当积极的含义，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道家，尤其是庄子学派，认为个体的人高于社会的人。他们主张顺自然而因物性，也就是说应当由着个人的自然本性自由发展，而不应当以社会礼法等种种规范去干预和束缚个人的行为。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又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同前三十八章）这是说，老子把社会礼法制度和规范的出现，归结为人类自然本性的不断自我丧失。这里包含了一种原始素朴的“异化”思想。老子的理想是，希望人们通过“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少私寡欲”（同前十九章）等去克服和阻止“异化”，以期达到反朴归真，复其自然。庄子认为，任何社会礼法制度和规范都是束缚人的自然本性自由发挥的桎梏，因此必须予以彻底破除。他以“天”喻人的自然本性，以“人”喻社会的制度规范，用寓言的形式，借牛马作比喻，通过北海若之口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庄子·秋水》）这里，他明确地提出了不要用社会礼法制度规范来磨灭人的自然本性的思想。庄子向往的是一种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无所待”）的绝对自由——“逍遥游”。而当他的向往在现实社会中行不通时，他就教人们以“齐物论”——相对主义的方法，从认识上去摆脱一切由于分别善恶、是非、利害等等而带来的种种纠葛和苦恼，然后借以获得主观精神上的自我满足。道家的自然理论，在重视个人性格和意志方面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他过分夸大个人意志与社会规范之间的矛盾对立，想把个人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则又显然走向了另一个片面。

四、佛教是在两汉之际由印度传入的外来文化。当其传来之初，人们对它了解甚浅，把它看成与当时人们所熟悉的黄老之学、神仙方术相类似的学说。如袁宏在《后汉纪》中介绍说：“佛者，汉言觉，将以觉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净。其精者号为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无为而得为佛也。”（卷十）汉末、三国时期，佛经已渐有翻译，迨至东晋时期，则开始了大规模佛经传译的工作。其间，姚秦时著名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及其弟子所翻译的佛经，以译文传意达旨，译笔优美通畅，而广为传颂，影响至今尤存。它对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时，东来传教的高僧日多，本土的出家僧众也激增，其间有不少的饱学大德，因此，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迅速扩大。东晋南北朝以来，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随着本土人士对佛教教义的深入了解，佛教这一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就暴露出来了。接着，两者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由于当时中国本土文化以儒、道为代表的格局已经形成，所以佛教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就表现为佛、道与佛、儒之间的矛盾冲突。

这里所说的佛、道冲突中的道，已不单是指先秦的老庄、汉代的黄老等道家，它同时也包括了东汉末产生的道教，而且从形式上来看，更多地是与道教的矛盾冲突。佛教与道教的矛盾冲突，虽然也有因教义上的不同而引起的斗争，但道教主张长生久视、肉体成仙，而佛教则宣扬诸行无常、涅盘寂灭，这样两种根本相反的解脱观，自然是会发生冲突的。但佛道两教之间的冲突，更多的却是发生在争夺社会地位上。从南北朝至五代，先后发生过四次较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佛教中人称之为“三武一宗法难”。这四次灭佛运动都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的，但其中前两次的灭佛运动，即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和北周武帝建德二年那两次，则又是与道教的争夺统治者的崇信，确立其社会的正统地位直接有关。唐武宗会昌五年的那次灭佛运动，其中也有道教人士参与劝谏。只有五代后周世宗的废佛运动，未见有道教的掺入。在两教争正统的斗争中，双方都编造了不少荒诞的谎言来互相攻击，抬高自己。如，道教编造《老子化胡经》等，谎称老子西行转生为释迦佛；佛教也如法炮制伪造各种文献，或声称老子转世为佛弟子迦叶，或分派迦叶转生为老子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没有什么价值。

佛教与儒家的冲突，最直接的是佛教的出世主义、出家制度明显有违于儒家提倡的伦理纲常等礼教。所以两家斗争的焦点，也就主要集中在佛教的出世出家是否违背了中国传统的孝道和忠道。在这一斗争中，坚持儒家立场者，激烈抨击佛教的出家制度教人剃须发、不娶妻、不敬养父母等，完全违背了孝道；而出世主义则不理民生、不事王事、不敬王者等，又完全违背了忠道。因而极贬佛教为夷教胡俗，不合国情，必欲消灭之而后快。站在佛教立场者，为求得在中国的生存，则竭力采取调和态度，辩明其不违中国礼俗之根本。如东晋著名高僧慧远就申辩说：“悦释迦之风者，辄先奉亲而敬君；变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顺动。若君亲有疑，则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资生，助王化于治道者也。”（《沙门不敬王者论》“在家一”）这是说，信佛教者是把奉亲敬君放在第一位的，如果得不到君亲的同意或信任，则要退而反省自己的诚意，直到双方都觉悟。这也就是佛教对于民生、治道的禆益。他还说，出家人虽然在服饰上、行为上与在家人有所不同，但他们有益民生、孝敬君亲，与在家人没有两样。所以说：“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同前“出家二”）

从理论方面讲，当时佛教与儒道的斗争主要集中在神的存灭、因果报应等问题上。成佛是佛教徒的最高理想，对此问题，当时的中国佛教徒提出了一种“神明成佛”的理论。梁武帝肖衍甚至专门写了一篇题为《立神明成佛义记》的论文来发明此义。他在文中说：“源神明以不断为精，精神必归妙果。妙果体极常住，精神不免无常。”这里所谓“神明”，指人的灵魂；“不断”，是不灭的意思；“妙果”，则即指成佛。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的灵魂要修炼到不灭，才可称作“精”；这种“精”的“神”，最终必定成就佛果。佛果为彻悟之体，所以永恒不变；精神则尚处于过程之中，不能免于流动变迁。沈绩对这句话注解道：“神而有尽，宁为神乎？故经云：吾见死者形坏，体化而神不灭。”他引经据典地说明了“形坏神不灭”的论点。当时的儒、道学者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形神相即”、“形质神用”、“形死神灭”等观点。又，佛教讲因果报应，特别是讲三世报应，这也是与中国传统观念不一致的。佛教的业报，强调自已种下的因，自己承受其果报。有的现世受报，有的来世受报，有的则经过二生三生，乃至百生千生，然后才受报。而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则盛行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坤卦文言”）的教训。即祖先积善或积不善，由子孙去承受福或祸，而主要不是本人去承受。所以，晋宋齐梁期间围绕神灭、神不灭和因果报应等问题曾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在佛教与儒、道发生矛盾冲突的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与儒、道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这里，我们首先从佛教方面来看一下这种渗透和融合。佛教传入之初，为使中国人理解这一外来宗教的思想，借用了大量的儒、道所用的传统名词、概念来比附译释佛教的一些名词、概念。此即所谓“格义”的方法。如，以无释空，以三畏（《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拟三归（归依佛、法、僧），以五常（仁义礼智信）喻五戒（去杀、盗、*、妄言、饮酒）等。这种借用现象，在对外来文化的传译初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由于佛教传入初期，人们对其了解不深，这种名词、概念的借用，也就给一般人带来了不少的误解。而这种误解，也就使儒、道的思想渗入了佛教之中。陈寅恪先生在其所著《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举出《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所引当时般若学中的心无义曰：“种智之体，豁如太虚。虚而能知，无而能应。居宗至极，其唯无乎？”然后评论说：“此正与上引《老子》（“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易系辞》（“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之旨相符合，而非般若空宗之义也。”陈先生的评论是很深刻和正确的。

如果说，这种初期的融入尚是不自觉的话，那末后来佛教为了在中国扎下根来，则进行了自觉的、主动的融合。首先在译事方面，佛教学者总结了“格义”法的缺陷，以及在翻译中过分讲求文辞，而忽略其思想意义等问题，主动积极地吸收和提倡玄学“得意忘象（言）”的方法，以领会佛典所传达的根本宗旨和思想精神。正如东晋名僧道生所说的：“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高僧传》卷七）又如，东晋名僧僧肇，深通老庄和玄学，他的著作《肇论》，借老庄玄学的词语、风格来论说般若性空中观思想。在使用中国传统名词和文辞来表达佛教理论方面，达到了相当高妙的境地，深契忘言得意之旨。所以说，玄学对于佛教的影响是很深的，它在连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当然，反过来佛教对于玄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两晋之际，玄学家以佛教义理为清谈之言助，已在在皆是，所以玄佛融合成为东晋玄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在中国儒、道、玄思想的影响下，原印度佛教的许多特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诸如，印度佛教杂多而烦琐的名相分析，逐渐为简约和忘言得意的传统思维方式所取代；印度佛教强调苦行累修的解脱方法，则转变为以智解顿悟为主的解脱方法；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更多地为世出世不二，乃至积极的入世精神所取代，等等。而在理论上则更是广泛地吸收了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无为，甚至阴阳五行等各种思想学说。正是经过这些众多的变化，至隋唐时期，佛教完成了形式和理论上的自我调整，取得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协调，形成了一批富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佛教终于在中国扎下了根，开出了花，结出了果。与此同时，佛教的影响也不断地深入到了人们的日常衣食、语言、思想、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医学、天文等各个方面。至此，佛教文化已成为整个中国文化中可以与儒、道鼎足而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唐宋以来的知识分子，不论是崇信佛老的，还是反对佛老的，无一不出入佛老。也就是说，这时的佛教文化已成为一般知识分子知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想真正了解和把握东晋南北朝以后，尤其是隋唐以后的中国历史、文化，离开了佛教是根本不可能的。

五、佛教文化在中国的生根和发展，对于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它们在形式和理论上自我调整和发展更新。

由于汉末道教的创立和发展，此后道家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了。道教是在杂糅原始宗教、神仙方术、民间信仰等基础上，附会以道家老子思想为理论依托而建立起来的。后来又受到佛教的影响，仿效佛教的戒律仪轨、经典组织等，使自己不断地完善起来。道教尊奉老子为其教主，以老、庄、文、列诸子的著作作为最根本的经典，如尊《老子》为《道德真经》，尊《庄子》为《南华真经》，尊《文子》为《通玄真经》，尊《列子》为《冲虚至德真经》等。所以，就这方面来讲，道教与道家是密不可分的，因而在人们平时所称的儒、释、道中的道，一般都是含混的，并不严格限定它是专指道家还是道教。

其实，道家与道教是有根本区别的。简而言之，道家是一个学术流派，而道教则是一种宗教。先秦道家，尤其是老子倡导的自然无为主义，在描述道的情况时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老子》四章）；而在称颂道的崇高品德时则说：“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同前六十四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同前五十一章）等等。这些论述，在当时来讲更是具有一定的反宗教意义。即使在道教问世之后，道家与道教无论从形式上或理论上也还是有区别的。如魏晋玄学家王弼、嵇康、阮籍、郭象、张湛等人所发挥的老、庄、列思想，人们绝不会说他们讲的是道教，而必定是把他们归入道家范畴。反之，对葛洪、陶弘景、寇谦之等人所阐发的老庄思想，则一定说他们是道教，而不会说他们是道家。这倒并不是因为葛洪等人具有道士的身份，而主要是由于他们把老庄思想宗教化了。具体说，就是把老庄思想与天尊信仰、诸神崇拜、修炼内外丹、尸解成仙等道教的种种宗教寄托和目标融合在一起了。而这些在玄学家所发挥的道家思想中是找不到的。以此为基准去判别汉末以后的数以千计的老、庄、文、列的注解释义著作，那么哪些应归入道家，哪些应归入道教，应当是十分清楚明白的。当然，这种分辨并不涉及这些著作的理论价值的高低评价问题。事实上，在佛教理论的刺激和影响下，道教理论从广度上和深度上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不少道教著作在一些方面对道家思想有很多的丰富和发展，有的甚至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也是有贡献的。

总之，所谓儒、释、道中的道，包括了道家和道教。即使当人们把儒、释、道称为“三教”时，其中的道也不是单指道教。（这里需要附带说明的是，中国传统上所谓“三教”的“教”，其含义是教化的教，而不是宗教的教。）所以，当我们总论“三教”中的“道”时，既要注意道家，也要注意道教，不可偏执；而当我们研究和把握某一具体的著作或思想家时，则应当分清它究竟是道教还是道家，不可笼统。

儒家思想理论在佛教的冲击和影响下，也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如上面所提到的，东晋以后佛教思想就深入到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尤其是宋元以后的知识分子无一不出入于佛老，这些都还只是现象上的描绘。其实，佛教对儒家最主要的影响是在于它促使儒家对发展和建立形上理论的深入探讨。与佛教相比，原始儒家在理论上更注意于实践原则的探讨与确立，其中虽也有一些形上学的命题，但并没有着意去加以发挥。所以在形上理论方面，原始儒家甚至还不如道家。佛教传入后，它那丰富深奥的形上理论，给儒家以极大的冲击和刺激，一度还吸引了大批的优秀知识分子深入佛门，去探其奥秘。而且，确实也由此而涌现出一批积极探讨形上理论的儒家学者。唐代著名学者柳宗元，在评论韩愈的排佛论时说，韩愈给佛教所列的罪状，都是佛教中的一些表面东西，至于佛教内所蕴含的精华，他根本不了解。所以说：韩愈完全是“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实际上，“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柳宗元集》卷二十五《送僧浩初序》）这段话表明，柳宗元透过儒、佛表面的矛盾，看到了佛教理论有与儒家思想相合之处，其见地显然高出韩愈一筹。其实，韩愈虽强烈排佛，但也不能完全摆脱佛教的影响。他所标举的儒家道统说，与佛教的判教和传灯思想不能说全无关系。

人们常把宋明理学的萌发，推求于韩愈及其弟子李翱。韩愈对宋明理学的影响，主要在他所标举的儒家道统说。而李翱对宋明理学的贡献，则在于他指出了一条探讨儒家心性形上理论的途径。在韩愈那里，还是遵循比较传统的儒家思路的，即更注重于具体道德原则的探讨。如他在《原道》一文中说：“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对佛、老的去仁义而言道德大加批评，流露出了他对探讨形上问题的不感兴趣。然而，他的弟子李翱则对探讨形上理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受佛教的影响，作《复性书》三篇，以探求儒家的形上理论。他在说明他作此文的意图时说：“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不知者，谓夫子之徒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问于我，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遂书于书，以开诚明之源，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那末，他所发掘出来的发挥儒家性命之道的书，是些什么书呢？从他在《复性书》中所征引和列举的看，主要是《易》和《中庸》。以后，宋明理学发挥儒家性理之学以与佛教抗衡，其所依据的基本经典主要也就是《易》和《中庸》等。开创理学的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无一例外地都是借阐发《易》理来建立自己的理论的。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则进一步通过系统的阐发，又把“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也提到了儒家阐发“性命之道”的基本典籍之列。所以把宋明理学的萌发追溯到唐代的韩、李是很有道理的。

六、综上所述，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或称“三教”），在相互的冲突中相互吸收和融合；在保持各自的基本立场和特质的同时，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家的发展历史，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融合精神。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到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文化一直延续着儒、释、道三家共存并进的格局。历代统治者推行的文化政策，绝大多数时期也都强调三教并用。南宋孝宗皇帝赵昚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转引自刘谧著《三教平心论》卷上）这是很具代表性的一种观点。所以，当人们随口而说：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时候，请千万不要忘了还有佛、道二家的文化，在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们说，中华人文精神是在儒、释、道三教的共同培育下形成的，这话绝无夸张之意。

道教是在中国形成并传播的一种多神宗教，在中国古代影响仅次于佛教。道教被认为是和儒教和佛教一起组成了 中国传统文化 的三大支柱。道教以道作为其追求目标，道教因此而得名。道教是在中国古代道家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吸收神仙方术、民间鬼神崇拜观念和巫术活动而形成。它主张清静无为，长生不老，得道成仙。 说到各个门派，从修行方式上简单来说道教主要分为二个派别--符箓派和丹鼎派。前者主张以符咒等方术治病驱鬼，后者主张炼金丹求仙，分外丹与内丹二脉。 另外还有二者兼备的妙真道，妙真道源于方仙道，黄老道，是最久远的宗派，是所有流派基本思想的创建者，是道教的活化石。 但事实远比这些要多和更详细， 道教的分派，一般认为是开始于宋、元。道教历史上比较有影响的有6个大派。如下： 1）妙真道：源于战国的方仙道和秦汉的黄老道，后来的玄学和重玄派都和妙真派息息相关，以隐宗存在。 2）正一道：下面又分有灵宝派，正一派、净明派。 3）真大道：金朝时创立，元朝以后逐渐衰微。 4）太一道：金朝时创立，元末以后逐渐衰微。 5）净明道：南宋时创建，明朝以后衰微。 6）全真道：又有南宗和北宗之分。支派也有很多，如龙门派，遇仙派，南无派，随山派，嵛山派，华山派，清静派等。 明朝以后，道教分为正一道和全真道两大派别，其他宗派全部归纳到这两个宗派之下。现在北京的白云观藏有《诸真宗派总簿》，所列道派共有86家，实际上只有80家。 正一道：正一道即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后更名为天师道，正一道。其道士可以在家修行，不戒荤腥，可婚娶生子。其道观，一般被称作为“子孙庙”。 全真道：全真道兴盛于金元时代，是宋元新道派中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派。代表人物王重阳，丘处机。全真道讲求清修，其道士必须出家、吃素。其道观，一般被称作为“十方丛林”。 全真，可谓是浓墨重彩的一支道教分支，在现在的道教范围里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说到全真，就不能不说一个人，那就是开山创教的祖师---王重阳。 王重阳是中国道教 分支全真道的始创人，后被尊为道教的北五祖之一。他有七位出名的弟子，在道教历史上称为北七真，也称全真七子 。王重阳揉合儒家和道、释的思想，主张三教合一 。声称“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认为“人心常许依清静，便是修行真捷径”。著作有传道诗词约千余首，另有《 重阳立教十五论 》、《重阳教化集》、《分梨十化集》等，均收入《 正统道藏 》。 全真七子，即马钰（号丹阳）孙不二（号清静）夫妇、谭处端（号长真）、刘处玄（号长生）、邱处机（号长春）、郝大通（号广宁）、王处一（号玉阳）。其中，以邱处机得王重阳真传甚多。 说到，邱处机，更是道教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了。全真七子既王重阳之后，在师傅倡导的全真学说上开花结果，分开全真七派。而邱处机在这同时开创的全真龙门派更是这七派中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教派。邱处机(1148—1227) 字通密，号长春子，栖霞县滨都里人。邱祖自幼失去双亲，尝遍人间辛苦。童年时即向往修炼成“仙”。栖身村北之公山，过着“顶戴松花吃松子，松溪和月饮松风”的生活。大定六年公元1166,时年十九岁，他悟世空华，弃家学道，潜居昆嵛山，次年，得知王重阳在山东宁海创全真庵，便前往拜师求道，待重阳祖师仙化，又守墓三年后，先到陕西蟠溪苦修六年，后至陕西陇县龙门洞修道七载，道功日增。并创龙门新派，被尊为龙门派开山祖师。 而今，龙门派发展颇广，北京白云观也是龙门派道观，还有唐山玉清观也是龙门一派。作为龙门一派在唐山也发展广泛，诸多道众皆是龙门派弟子。 全真现在最知名的，发展最广的是龙门派，是修真往仙的，全真龙门派是王重阳的弟子邱处机所创，所谓全真者，全其本真也，全精，全气，全神，方谓全真。该派道众皆以修真为行。龙门派主张性命双修，练命的同时更要修性，性不真则无大道。当年成吉思汗向邱处机寻长生之术，邱处机回答：“山野有延生保命之道，无长生不老之药。”后来，邱处机为其弟子演说该派教义时，提出八字秘诀，即延生保命长生诀：“去奢屏欲固精守神”。此八字也是全真的教义精神，所有理论的总结。 望采纳，谢谢！！！

那个是镇尸符，茅山符咒的一种。通过画符的材料以及画出来的图案形成一种磁场作用，来隔绝僵尸对生人的感知。

这个符是有讲究的，英叔的**基本看完了，里面的符也是有根据的，上清符録比较少，天师符用的多，灵宝派也比较少，当然里面符咒是没有盖印的，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正统道法很少用鸡血的。英叔在拍**前都是会去学习道教知识为了拍好必须有根据才能更贴切！就想好多历史剧怎样改变都不能把历史改变了，那样就没看头了。

如图中我上传了两册画僵尸符咒的古籍资料，算是茅山派的僵尸符咒书籍吧，

注意图中右下角上的字名为 玄奇阁  内中多为各种道家法术符咒古籍，也有僵尸符咒画法详解，更深的详细，有兴趣可以看看

画僵尸符咒的材料不一定是黄纸配朱砂，白纸黑墨、红纸、木头、石头、丝绸乃至于手、眼神在水、空中都可以画符。

尸行符上面写着：敕令之白乙交游上帝君

驱魔符上面写着：勒令之无数诸天

镇尸符上面写着：勒令之大将军到此。

保安符上面写着：敕令之永保长存

控尸符上面写着：敕令之日月贯灵羽

画僵尸符咒之前念请神咒，请白乙大将军降临，zhi画的时候要写全称，花几个圈圈一个人就可以了。这样才可以把这个镇尸符给成功画出来。

一般画符所用的笔墨纸砚都是专用的，在所用之前都要进行专门的“开光”，念《敕笔咒》《敕砚咒》《敕墨咒》等。

符咒书写完毕之后往往要盖上印章，因为符咒的作用好比是公文:差遣xx去xx干啥，盖上印章才有“法律”效力。常见的有“道经师宝”印、天师道的“阳平治都功印”、雷法里的“雷霆都司”印。

喜欢看僵尸题材**的朋友，肯定不会对急急如律令这句话陌生，那你知道急急如律令到底有着怎样的含义吗，为什么道士在施完法后，都要说这句话呢？急急如律令出自白居易的《祭龙文》，后来成为道教念咒驱鬼的末语。其实它的含义很简单，就是让法令快速执行的意思。古代有着各种各样的咒语，敕令也是其中之一。对其感兴趣的朋友就不要错过下文啦，可以来了解看看。

符咒中的敕令

敕令，在字典里的解释是指帝王所发布的命令、法令或立法。后来敕令被写进道教文书时，则借鉴了这一说法，不同于字典里解释的主体，在道教里，敕令不再由帝王发布，而是道教尊奉的三清天尊。

敕令符咒一般由符头、符胆和符脚组成。

自古以来符咒的派别不少，信徒们各拜的祖师也不一样，因此符头的暗号也有所不同。一般请神调兵遣将多书以敕令为符头。

符胆就是一张符的灵魂，入符胆就是请神灵镇座这张符令。道教里的说法是，一张符能否充分发挥校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符胆镇守其中，关乎灵力的，当然都比较保密，因此符胆一般都是由秘字组成。符脚则是一张符的结束。

敕令被写在经文里，印在符咒、令牌上，甚者还会被写进法师的内密中。敕令通常和法师行仪之功时一起出现。敕令不仅仅是一个名词，更